Author: wulb

《内战与危机(1927－1937)》，杨奎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44.00元。

　　历史
　　
　　7月18日，《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限于个人兴趣和判断，我没有精力通读全书，而是挑选了第七卷和第八卷阅读。

　　第七卷是王奇生先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八卷是杨奎松先生的《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是我每次见到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推荐的书。这本书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党，如果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还可以维持统治，一旦面对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只能甘拜下风。这次购买《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最为担心的是两书重复太多，翻开一看，第一句就是相同的，整段整段的重复也有一些。还好，由于前一本是用377页的篇幅研究二十六年，后一本是用550页的篇幅研究四年，所以还是值得购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后一本比前一本详细，从框架和行文来看却不够精细，略有粗糙之感。杨奎松也用不着多作介绍，6月份阅读报告曾经推荐他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大概限于通史体例，《内战与危机(1927—1937)》读起来不像《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那样跌宕起伏。此次媒体以《中国近代通史》(学术版)相称，不知是否还有非学术版问世，学者常常轻视公共化的表述，可是有时公共化比学术化还要难上十分。

　　斯诺和史迪威，这两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影响了抗战前后的历史叙述。延安特区的主流叙述是“斯诺模式”，按照方德万的说法，国民政府的主流叙述是“史迪威模式”(全称“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史迪威，曾被周恩来称作“最优秀的战士”，他对国民政府的批判众所周知，诸如腐败、无能、独裁。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胡允桓译，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里，方德万从“重看史迪威”出发，指出这种模式“模糊了国民党反对日本侵略和动员自己的社会面对入侵者这一事实”。朱鸿召先生对延安生活的研究，我曾在数年之前的《上海文学》上陆续拜读，他的《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分为饮食篇、人文篇、男女篇、风物篇，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当年的彩色场景，大小灶、“二流子”、秧歌、交际舞、狼与虱子，不同于那种常见的黑白木刻式的描述。尽管作者也参考了“三S”(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的著作，他的研究已经与“斯诺模式”有着不小的区别。当然，朱鸿召无意于用一个模式取代另一个模式，正如彩色电视无法代替黑白木刻。

　　科塞的《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曾翻译成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译者都是署名石人。很多读者会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一点也不奇怪，石人者，十人也，这本书由十个译者合译。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署名何一，这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是“合译”的谐音。这些化名都还可以理解，最不可思议的是多达二十六部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居然译者署名都是李斯等，李斯是谁，“等”又是谁，让我很是好奇，但不管是谁，我对这种书都没有什么兴趣。十个人翻译一本书能接受，一个人带着“等”翻译26部书，让人畏而远之。《社会思想名家》和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形成互补，阿隆主要涉及到前马克斯·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家，科塞则对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和后马克斯·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家多有着墨，如曼海姆等。

　　“假包子”变成“假新闻”，使得言论问题再度成为漩涡。邱小平先生的《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于言论问题有着精细的研究，但是过于精细，以至于非专业读者很难有耐心仔细阅读。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的《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把个人经验和重大案例编织在一起，很有些亲历历史的感觉。只是阅读这种书接近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我更期待中国能够早日出台新闻法。顺便说一句，《第一修正案辩护记》虽然只有300多页，但厚度像是600页，用纸不是一般的讲究。

　　正值盛夏，文章写到一大半，保险丝突然罢工，万籁俱寂，我不得不争分夺秒，与手提电脑的电池赛跑。西川曾经说过：“突然停电，使我确信／我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停电》)蒋蓝，这位“发展中国家的抒情诗人”写过《有关死刑的身体史》、《有关警报的发生史》、《异端的宿命史》等随笔，每一篇都值得反复阅读。此次他的《思想存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6月版)将随笔结集出版，可惜这个存档是残缺的，其中一些最有价值的篇章未能收入其中——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抒情诗人”在抒情之外，必须考虑的发展中问题。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接触朋霍费尔（港台译作潘霍华）。朋霍费尔进入我的视野，得益于在建设汉语神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刘小枫的翻译和推荐。在刘小枫的著作《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朋霍费尔。此后，朋霍费尔的神学著作《狱中书简》、《作门徒的代价》以及传记《力挽狂轮》等相继出版，使得中国知识界对朋霍费尔有了越来越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在天安门屠杀之后漫长的沉默、绝望、玩世不恭、随波逐流之中，有两颗星辰让少数不愿屈服和失去理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翘首仰望，这两颗星辰便是顾准与朋霍费尔。顾准和朋霍费尔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和国族中的孤独者。在万马齐喑的毛泽东时代，在食不果腹的劳改集中营，顾准从希腊的民主价值那里找到了穿透黑暗帝国的火种；在同样全民狂热的希特勒时代，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盖世太保的监狱，朋霍费尔得到圣灵的启示发展出了影响此后西方神学走向的“苦难神学”。奇妙的是，这两位生前不曾谋面的人物，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却不期而遇，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复兴事业。

如果说顾准让我们回到“雅典”，那么朋霍费尔则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精神一直在现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中缺席。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服膺于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激进化思路，“巴黎”和“莫斯科”是他们内心无比向往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在龙种变成跳蚤、天堂变成地狱、革命变成屠杀之后，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在一无所有中开始了彻底的反省。以发现顾准和朋霍费尔为契机，“雅典”和“耶路撒冷”终于逐步取代“巴黎”和“莫斯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格模式和信仰立场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中，朋霍费尔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尤其值得疏理。知难，行亦难；好怜悯难，行公义亦难。朋霍费尔知行合一，好怜悯与行公义也合一，他博学深思、以身殉道，带给中国知识分子震撼性的精神刺激，亦让这群特殊人士体验到自由的基督信仰之维。朋霍费尔的著作及生命，更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不仅是权利，而且是恩典。没有爱，便没有自由；没有真理，便没有自由。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人权和自由不是孤立的、自洽的价值，人权是上帝赋予的，自由也是上帝赋予的。信仰之维的进入，使得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谁是朋霍费尔，朋霍费尔何以进入中国？

朋霍费尔进入中国迟到了将近半个世纪。

是否我们有意回避这一“标杆”——朋霍费尔所理解和捍卫自由，对于我们来说太过沉重了？

对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来说，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堪称一部明光照耀的启示录。当我阅读《狱中书简》时，想起了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在狱中与妻子刘霞之间的通信及诗歌唱和。朋霍费尔从美国返回纳粹德国参与抵抗运动，刘晓波从美国返回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民主运动，他们的选择何其相似。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自由，为个人的自由，更为同胞的自由；为外在的自由，更为内在的自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享受的自由，仅仅是“生活在别处”的自由；只有与同胞一起争取到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赋予生命以尊严的自由。他们毅然回到罪孽深重、灾难深重的祖国，不是为了名誉，也不是为了权力，仅仅是为了自由。

我读过刘晓波的狱中笔记，深感破除外在的束缚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难，如王阳明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内省式的人格，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过是变色龙的把戏罢了。痛感于此，刘晓波在狱中读圣经、读薇依、读朋霍费尔、读图图大主教，知识结构的调整亦带来精神气质的变化。九十年代中后期，刘晓波出狱之后，思想境界日趋精进，成为中年一代异议知识分子中对自由主义的精义领悟与阐发最深者之一。从尼采走向朋霍费尔，从骄傲走向谦卑，从怀疑一切走向信望爱，也许是刘晓波这一代人和更年轻的我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一段相似的精神历程。以身殉道的朋霍费尔，理应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巴伐利亚森林中，一个名为弗洛森布格的小村子，一位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的囚徒，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向盖世太保设置的简易绞架。这一天，离希特勒可耻的自杀仅仅还有二十一天。这名囚徒就是朋霍费尔，他没有享受到自由那甘甜的果实，却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在美国讲学的朋霍费尔听说了纳粹的暴行，决定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以基督徒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在美国享有完全的自由，但他不愿独享这份“廉价”的自由。当同胞全都生活在奴役和蒙昧之中时，“一个人的自由”过于奢侈。他坚信，作为基督徒，敬拜耶稣的最好方式，便是像耶稣那样生活；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热爱自由的最好方式，便是将自由的原则贯穿到个体生命之中。他不仅要用真理和真相来揭穿纳粹的谎言，还要用行动来反抗乃至结束希特勒的暴政。信仰以及自由，是否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朋霍费尔遇到过的问题，也是我们已经遇到或即将遇到的问题。

朋霍费尔是德国少数挺身抗议纳粹神学——即所谓“日尔曼基督徒”的谬论——的神学家之一。纳粹官方神学高举日尔曼民族的历史、民俗和神话，将上帝打扮成日尔曼人的上帝。许多神学家向希特勒献媚，他们论证说，纳粹主义是基督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许多神父和牧师默许了纳粹党徒在教堂中宣扬纳粹思想。朋霍费尔拒绝认可这种歪曲基督信仰的御用神学。他认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要求作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应当“只身抗击压倒一切的不平”。他的大学论文《存在与行动》以及给他带来崇高声誉的《作门徒的代价》和《共同的生活》两部著作，均围绕这些当代最严峻的议题而展开。

在这个全民族堕落——连哲人海德格尔也投向纳粹的怀抱——的时代里，朋霍费尔像堂吉诃德一样，以灯蛾扑火的方式申明了人类必须坚守高贵的品质：“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因此而高贵。人性的高贵不存在于财富和地位之中，而存在于上帝赐予人类的自由和尊严之中。

第三帝国的铁蹄踏遍欧洲之时，也正是德国民众完全丧失其公民责任感和自由意志之时。当时，德国的老百姓普遍都相信，自由是一种奢侈之物，为了德意志帝国辉煌的未来，人人都应当放弃个人自由，臣服于国家的远景之下。按照此种逻辑，杀人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只要杀人的结果能够达成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人们将个人自由拱手献给希特勒，同时也将对耶稣的信仰改换成对希特勒的信仰。他们不再阅读《圣经》，转而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好基督徒，必然是好公民。放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玷污基督徒的名号。面对国内种种令人绝望的状况，朋霍费尔没有放弃希望，他高声疾呼：“公民的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到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依靠的是这么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为作为信仰的自由响应，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他指出，公民的勇气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仰。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便拥有了自由。自由是不可被让度的，自由是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的礼物，自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先在条件。人类对自由的捍卫，也就是对上帝之爱的回应。

在这个世界上，不喜欢自由的、排斥自由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独裁者，一种人是奴隶。自由的力量如涌动的火山的岩浆，它同时让独裁者和奴隶们感到不安与恐惧。取消民众的自由，是独裁者成为独裁者的前提。昔日自己动手给自己戴上皇冠的拿破仑是如此，今日宣称要将德国人民带进黄金世界的希特勒也是如此。放弃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人向奴隶沦落的转折点。昔日那些不愿出埃及的犹太人是如此，今日那些协助希特勒杀人的德国的“志愿的行刑者”也是如此。

朋霍费尔的思想、著作及殉道的生命历程，让奥斯威辛之后的人类重新走向上帝，也提升了人类对自由的认知。当年他的追问仍然构成对今天的我们的挑战：“何谓和解及拯救？何谓重生及圣灵？何谓爱仇敌、十字架及复活？何谓在基督里的生命及追随者？这些都是如此沉重及遥远，使我们几乎不敢提及……这是我们自己的罪。”基督徒本应是对罪最为敏感的一群人，但在今生今世，若干基督徒和教会妄自高大，用教条将自身与世界隔绝开来。因为对真理的排斥、隔绝和断章取义，才导致了自由的丧失。

忠言从来逆耳，狂轮从来难挽。在纳粹暴力肆虐的德国，整体而言，基督徒和教会并未成为自由的先锋和人权的捍卫者。新教和天主教的主流教会均对希特勒宣誓效忠，许多神职人员甚至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呼吁会众参军上前线。朋霍费尔却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为自由而战，亦是为上帝的公义而战。他认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了将无数被奴役的人们从独裁者的重轭下解放出来，刺杀希特勒是可行的，且符合圣经的教导。他参与其中并为之而献身。

遗憾的是，朋霍费尔对教会和同胞的批评，以及对自由是一种“昂贵的恩典”的认知，在其死难之后亦未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一九五三年，在浮罗森堡集中营举办了朋霍费尔的追思会，当地的主教麦塞却示威性地缺席。麦氏认为，朋霍费尔是政治异议者，而不是教会的殉教者。耶稣受死之后，包括这位主教在内，究竟有多少教会和信徒，背弃了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背弃了耶稣教导的十字架的道路？

朋霍费尔进入中国，首先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身份，然后才是基督徒和神学家；因此，他首先进入的不是中国的教会系统，而是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于是，朋霍费尔的思想和精神，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结构有了一次重大的更新。

——二零零六年八月初稿，二零零七年七月改定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李思怡悲剧之后

我们必须扼住健忘的神经，不让记录了“国人的耻辱和罪恶”的2003年6月21日那一天轻易从我们的记忆中溜走。

这一天上演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无业女李桂芳的家中发现“胃完全排空，胃壁萎缩”，头骨和颈骨外露，头发散落在地上，爬满蛆虫的小思怡尸体。一个曾经是活生生的生命、有过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个羊角辫的三岁小女孩，仰卧在家中卧室门后。她无力的小手曾试图抓开那一扇沉重的求生之门，但由于母亲在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被抓后送戒毒所，由于无视李桂芳跪地哭求安置女儿的察官员的冷漠和渎职，这样一个被遗忘、无助的孤零零小生命就被关锁在停电的家门内，在六月的酷暑中忍受饥饿、干渴、黑暗、孤独、恐惧的折磨、嗜血蚊虫的叮咬，最后在绝望的哭声和永远得不到回应的呼喊中活活饿死。从小思怡的被关到被发现，是整整的十七天！（参阅康晓光 ：《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

就此悲剧，其时刚好也有三岁女儿的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禁不住悲从中来而奋笔疾书：“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我生存的这个种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遭遇这样的方式死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唯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是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一番调查后，康晓光为李思怡也为他的“仁政”理想， 自费出版了一本黑漆漆封面的册子《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给600多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各寄了一本。

4年多了，四年之中，在李思怡的死亡之门外面，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什么？儿童的悲剧减少了吗？

在新拔起的幢幢有保安守卫的高雅小区，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成功”商贾们的小孩在绿草地花间里雀跃玩耍：“贵族学校”门外，“奔驰”“宝马”接送着上学放学的“宝宝”；高档商场内，那些能“点石成金”的“高贵者”也为自己的心肝宝贝买足了“高贵”的食品、衣服和玩具（我无意于挑起“仇富”和族群之间的怨恨，也承认守法商人的钱财来之不易，但某些“高贵者”的转向——主要精力和兴趣已不再用于多圈几个“零头”，开始转向思虑以什么名义来“改革”以使他们那些多到难以处置的金钱能够“合法”浮出水面，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在幸福“小区”之外的贫民“大区”，绑在背上的孩子正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自己引车小卖的父母被城管赶得东歪西倒；交不起电费而被停电的小店里（电力公司也曾拒绝给李思怡家供电），孩子们点燃蜡烛以便父母能拉长营业时间在夜晚也可多做几单养家糊口的小买卖；汹涌怒江上空，每天上学仍旧依靠一条普通的家用尼龙绳滑溜索（没有任何防护）的孩子们正“飞”过峡谷去上学下学（惊险图景见2007-07-25人民网）……而近时，在山西，竟赫然冒出了一群“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现代包身童工”！

四年之中，仅在我有限的视野内，有关儿童的悲剧事件还有——河南及周边山东、山西、安徽等省份，黑血站的“身影”仍然存在，仍有大批不知就里的农民被某些宣传误导，继续从事极其危险的卖血行为。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越来越多。（见2005年5月2日《财经》杂志刊发的记者调查）

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沙兰河上游山区突降暴雨，形成洪峰引发的泥石流吞没了九十二人，其中有正在上课的八十八位处于花季的小学生。学校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低洼地区，校领导和老师没被淹死（这使我联想起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那场火灾，323人为“让领导先走”在大火中烧成炭灰，其中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事发前不见他们采取了任何防范措施。 （2005年6月18日金虎论坛）

婴儿出生不到一天打卡介苗后“手脚发凉、呼吸困难、面部发青、嘴唇发紫”，家人却找不到值班医生。护士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要护士再观察观察。婴儿后来经抢救无效死亡，产妇的母亲“不敢告诉女儿，一家人都瞒着她，怕她承受不住打击”。（ 2005年08月03日《现代快报》）

父母带着“意外被簸箕的钢管从肛门插入身体约30厘米”的孩子，辗转五家医院，都被医院以没有小孩肠镜等理由拒绝接收，最后又返回儿童医院上了手术台，却已回天乏术。小龙圳在“走啊走，乐啊乐”的吟唱中死去。（2007年7月12日南方网）

郴州福康医院因误诊导致一名l岁多的男婴夭折，死者家长将男孩尸体摆放福康医院一楼大厅，向医院要求赔偿，院方叫来一群身分不明人员摆平此事，用铁棍打伤死者亲属及前来帮讨公道的老乡。众多围观者将郴州市中心城区主要街道的国庆北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该路段数小时无法通车。（2007年7月21日人民图片网）

四川省工商局今年二季度组织了对市场上的果冻食品的质量专项抽查，结果显示，38个批次果冻中，居然只有1个批次检测合格，37个批次均属于不合格商品，本次抽查的不合格率高达97.37％。 抽查表明，四川市场的果冻食品状况堪忧，很多儿童果冻存在超标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厂家为了减少白砂糖的加入量，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盲目加大了甜蜜素、糖精钠等的使用量，还有的防腐剂苯甲酸钠超标。专家表示，过量的添加剂会产生毒性”。（2007年7月10日《华西都市报》）

4年过去，楼房和物价在拔高，道德和世风在下滑，不变的是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基层派出所等监管部门那种致李思怡于死地的冷漠。

问责600多位副部级官员

近600多位副部级以上官员读过康晓光送来的书，他们全都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我宁愿相信他们的多数都动了恻隐之心，一些人甚至会落下伤心的泪水。我相信他们面对按巨大惯性运行的旧体制，即便位居高位也有“高处不胜寒”的无力感。高官也是人，也是父母，也有亲子之情。我知道，他们的冷漠源于现存制度的冷漠，但我不能就此原谅这些高官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因为我也清楚，愈是文明的政治，就愈是对当权者苛求、防范和警惕——要不你不掌权过你平民的轻松自在的小日子，你要掌权就必须接受责问、监督和苛求，就必须勇于去排忧解难鞠躬尽瘁。道理极简单，因为是纳税人的税钱供给你“副部级以上待遇”，委托你以手中的大权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盯紧这些居高位握大权的高官，不时时追问他们是否履行与权力相应的责任，就意味着漠视纳税人的权利，意味着默许民间惨剧的持续上演，就意味着对受害者犯罪。

笑蜀先生在评论“山西奴工事件”时说：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基层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适用举证倒置，如果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能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当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宣布他们有罪，即便法律不这样宣布，我们也有权利在道义上这样宣布，我们就有权利，把当地基层政府、把当地官员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他们的子孙千秋万代地为他们蒙羞！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

其实，何止是 “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 我们还有权利质疑主管部门的部长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没有他们在“高处”的冷漠和不作为，“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 怎敢熟视无睹“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

中国有过几场“审计风暴”，中国在问责能平常成制度之前是否也可以先刮几阵“问责强风”（尽管我知道“暴风聚雨”是极权社会的常态绝非社稷民生之福）？而且就是从高官问起！纳税人应该追问由税钱供养的各级官员如何施政，是否渎职。“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竟能发生如此另人发指的事情！为什么一个村支书的儿子，雇用几个打手，就胆敢剥夺32个人的人生自由？是谁给了他这样的胆子？劳动部门为何长期不给予查处？还有当地公安机关，这些黑砖窑已明显涉嫌犯罪，为何一直不予打击？ 为什么直到现在，地方政府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连发放最基本的补偿，都找不到受害人在哪里？” 谁应该来回答这些“为什么”，谁应该为这一惊天的丑闻引咎辞职？

也是康晓光先生，试图以他设计的所谓“仁政蓝图”来遏制恶和悲剧的发生——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三岁的李思怡会活活饿死吗？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必须拒绝强盗社会，走向人道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才提出‘仁政’。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可悲的是，康晓光先生所能见到的是，部长们的“恻隐之心”（可能有些还真是泪流满面）并未阻止上述桩桩惨案的发生。冷酷的现实证明，李思怡的死和“黑窑童工”的生不如死，不在于部长们没有“不忍人之心”，而在于他们没有置身于对其有足够压力和监督的体制。“仁政”可以是良制的部分构成，但光有“仁政”是不够的。“黑窑童工”彰显“仁政”是靠不住的，“仁政蓝图”只是一张中看不中用的画饼。基于乞求的“仁政蓝图”设计无力掐住野蛮的罪恶从而也无力保守住“仁”与“义”。

放生民间组织方能减免“惊动中央”

“如果没有惊动中央领导，这件丑闻还要有多久才会被揭发披露？”这是“山西奴工事件”引发的另一重要追问。

从地方到中央政府，在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中心之间，需要有大量的非政府民间组织来解决丛生的社会问题。道理如此简单——政府不是“千手佛”，政府之手无法全方位伸到任何隐蔽的地方，哪怕是最极权的政府。这几天我常常想，如果中国也如我居住的澳大利亚有“澳洲公开家庭”、“基督教儿童基金-澳洲”、“国际儿童保护-澳洲”、“游戏和娱乐协会维多利亚”、“救救孩子澳洲”、“喜欢小孩：澳洲儿童Inc”、“公平与创新中心幼儿”这样的大大小小非政府组织（NGO）在协助政府工作，李思怡死亡之门就会被撞破，李思怡门外的童工黑奴就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我刚到澳洲时寄居一华人家，主人骂哭了小孩，邻居一个电话，不到十几分钟，保护小孩组织的人员就敲门要求检查该小孩是否皮肉有伤。正是由于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关联儿童的组织机构，澳大利亚的儿童连皮毛都得到重视，更不用谈他们生命的守护。

而我国目前的情形是，13亿国民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官方色彩浓重的半政府组织）仅是3亿人口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1／5，其中鲜有活跃的保护儿童组织的活动见诸报端。一部落伍过时的《社团管理条例》还在堵塞着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管道，民政、国安等部门对民间组织机构的过度敏感，也捆绑着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党和政府”难以摆脱包揽一切的惯性轨道，背负着本可以在一些公域“不作为”、把部分政府责能交由民间组织来履行从而可能减轻的沉重负担。

以往的极权控制减弱之后，“全能政府”的角色位置随之改变。随着政府之手的略有收缩，一些恶势力会在某些“权力真空”地带膨胀。这个时候，除了必须尽快进行国家治理新的制度安排，就是需要大力扶持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非政府组织的阙如，无数罪恶在政府视野之外（有些甚至是在改革的名义下）悄然行进，直到偶然“惊动了中央”，才有部分恶行得到阻止。

我在大陆一儿童医院的所见所思

六月，我回大陆探亲期间，带患肠道炎细菌感染儿子到汕头市妇女儿童医院看病。（网上搜索，该院是粤东地区首家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先后被评为“爱婴医院”和“省文明医院”，是目前汕头市规模最大的集医疗、妇幼保健和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妇幼保健中心。）在门诊室，二位医生各陷于两群焦急病童家人的重围。室外只有靠墙两排凳子，近百位抱着患病小孩的父母或亲人大都在室内外站着干等和干着急。一个小孩在地上拉了尿，眼见就要被乱脚踩踏，我赶紧去找了一条脏布将之盖上。望着埋在人头堆里的大夫，我对太太说：“如果你是这医生，你能几十年如一日对病人好吗？我自己坦白，要我，每天只想早点回家。”三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见医生。领了验血验便单到化验室，又见到二十多位父母围在化验室窗口，屋里头仅有一位化验员在验血样，另外几位工作人员在一角落里聊着什么。一个多小时后，据拿到的验血单，确定小孩得住院，赶紧办了手续。从小孩到达医院到得到护理，足六个小时。

在澳洲，我们去问诊或办理其他事务，多是先从机器取了票号，然后与其他人一样静静坐在一排排椅子上等候号灯亮。每逢等候的人数增多，几乎各服务部门都会临时调派增加人手，加速服务以免客人久等。

我在此谈及这小事是要指明中国许多能做而未做的事其实是给“国情论”给耽搁了。大面积普及安装候票机（据说上海等一些城市已开始安装）方便看病办事者，类似的这种程序作业吾国现在做不到吗？否，是吾国人观念上“习惯成自然”，制度上“自然成习惯”从而成全了一种“治理惰性”。这种程序作业与国情无关，国力也完全能承担，做不出或不愿做是我们的卫生局长、部长们没有遭遇足够的压力逼出他们能做，必须做！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压力不足，不是“制度失灵”，而是落伍的制度本来就不可行，也不是国情使然，而是我们太迁就“国情”，我们的官员太喜欢、太善于强调国情，总以“国情论”来搪塞推御他们应负而不愿负的责任！

是的，医院是新落成的，设备是现代的，众多医生和护士的工作也是辛苦和认真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为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必需的器皿物件，但“现代化”建筑和设施必须“配套”有现代国家治理的观念和制度，才能成全出现代文明的“公共管理与服务”。

盲诗人、音乐家周云蓬一曲撕心裂肺的《中国孩子》的民谣正在大陆直捣人心，一句“爸爸妈妈都是怯懦的人”唱出了我们对孩子的亏欠，也撕破了“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的花朵多鲜艳”的虚幻图景。

儿童妇女能否得到有力的保护，既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也是丈量一个政府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尺。看来，只有到了中国人能以手中的选票去抓住控制公权力的缰绳，执掌权柄者才会被逼尽心尽责去“救救孩子”，去遏制和减少时常发生在“李思怡门外”那些伤害儿童妇女的罪恶。

2007/7/29于悉尼

作者系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博士

 

1989年6月3日晚十点左右，刚回到宿舍，同班同学把我悄悄拉到走廊上，神秘兮兮地递过来一张纸条。他说下午有位工人来找自治会负责人，等了很久（我的宿舍在八九民运期间一直是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老校区的办公地点），见我一直没回来便走了，走之前让他把纸条转交给我。

纸条上是两个人名和一个联系地址，记忆中，地址上的街道门牌后面是一家工厂的名字，我很少离开校园，对济南的街道和工厂都缺乏概念，但纸条上的地址离学校似乎不算很远。据同学说，留纸条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青年工人，纸条上的另一个名字是青年工人的父亲。青年工人说他有一群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是拜把子兄弟，其中有人因为违法犯罪进过监狱，因而仇视社会，但是，学运的兴起让他们感到心情舒畅，最近一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学运。不过，青年工人认为，目前中共已经露出杀机，单靠和平抗议恐怕是没用的，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要干就要搞武装暴动。

青年工人让同学转告我，他们手里有枪。“什么枪？”我有些好奇，小时侯看电影《小兵张嘎》，总觉得弄把手枪玩倒是不错。同学说：“步枪吧。带来一个帆布包，不知道枪是不是在包里放着。”

“你打开包看过吗？”

“没有。他让我转告你，除了枪，也有很多子弹。好象还说过有机关枪。他说他的人绝对可靠，只要我们说一声，他们就跟我们一块搞武装起义。”

“他们的枪是怎么搞到手的？”

“他只说他们仇视这个社会，仇视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准备。”同学眼巴巴地望着我，一副愿随我上刀山下火海的劲头，谁料十多年后，竟在官府里混到了一官半职，举手投足间，俨然又是领导干部的派头了。

我拿着这张纸条，不知如何是好。学潮期间，到我宿舍送各种用品的工人和市民很多，有一阵子，用来书写标语的纸张堆积如山，不得不另找地方存放，就连手持话筒上用的五号电池也放得到处都是，六四过后很久，用录音机练听力的同学还经常来找我要电池用，大概半学期才用光。但枪与纸张、电池性质是不同的，这一点我很清楚。

那几天纸条一直装在我的上衣口袋里，使我颇为犹豫。虽然当时涉世未深，虽然军训时打过枪，虽然在六四之后的激愤中，也曾恨不得拿枪上山打游击（受中共党史教育的毒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但我最终没有迈向那家工厂大门。坦白地说，八九民运时期，我对非暴力原则的理解少得可怜，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也仅限于几个简单概念，奋不顾身地参与到八九民运中去，主要是一种激情的驱使和直觉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一种朴素的正义感而已。我相信，六四过后那几天，曾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巨大的震惊面前，被镇压激发出以暴抗暴的本能，否则，就无法理解北京大街上为什么会涌出那么多“暴徒”来，而枪支作为一种力量的体现，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极具诱惑力的。我一直没有走向那个纸条上的地址，主要还是因为看清大势已去的现实，放弃了自杀式的幻想。

慢慢地淡忘了这件事。那张纸条上的地址和人名，虽然一字不差地抄写在笔记本上，但因为很快便开始了草木皆兵的大逃亡，它就连同我的笔记本，忙乱中不知被丢到哪儿去了。那个曾经很扎眼的地址和两个人名，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次走过某条生疏的马路，不经意间看到路边一家工厂的铜字厂牌，久远的记忆竟在瞬间泛起，突然想起了那张与枪支有关的纸条，这个工厂的名字，似乎与记忆中的那个工厂有些近似，但并不能确定，因为隔得时间太长，纸条上的厂名已变得十分模糊。这时候，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对六四事件的历史资料，常有搜集和分析，而且私下里接触的一些朋友，也曾有些因轻信而吃亏的惨痛教训，于是，突然激灵一下，浑身冒了冷汗。

谁能相信，在那个年代，几名“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工人就能搞到包括机关枪在内的各式各样的枪支和大量子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1989年，19岁的我信了，我的同学也信了。

而且，我不会忘记，那是六四前的最后一个和平之夜。不，和平已经不复存在，北京街头，就在我拿到纸条的时候，可能枪声已经响起。

我记得，六四刚刚过后，山东省便从重从快而且大张旗鼓地枪毙了几名刑事犯罪分子，我还记得，1989年5月18日上午，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到山大与以学生会干部为主的学生代表对话，当天晚上，一位神秘人士开车送来二十张卧铺票，并亲自将二十名山大自治会选出的学生代表（不再是学生会的干部）从贵宾入口送进火车站。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据说正是在5月18日晚间，省委主要领导接到了济南军区领导的私人电话，告知最高层对学潮已有明确定性，此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近乎中断，已无可靠信息来源，但军队系统的指挥中枢一直在有效运转，于是，省委主要领导迅速转向，并在戒严令下达后，立即对中共中央决定表示支持和拥护，事后不久该省委领导及军区领导均提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次公开“对话”和这二十张车票，恐怕就成了省委领导的一块心病，那么，大张旗鼓的“从重从快”，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而那位青年工人手中的“枪支”的来历，似乎也可从这种转向的需要中看出些端倪。

如果6月3日下午我没有外出，我很可能会遇见那位“青年工人”，以我大大咧咧和蛮不在乎的个性，是否会顺手把“枪支”（当然，严格说来，那只是一个帆布包，同学并没看见枪）接过来呢？幸运的是，我那时到新校区开会去了，而我拿到纸条的时候，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一遍遍地在高音喇叭里播出，使人嗅到了血腥的味道，在那个不眠之夜，会议连着游行，使我不可能再有心思考虑这件事。

我相信这是一个陷阱。

六四之后的清查中，已经毕业的中文系学生严志鹏和哲学系学生周中华被警方从工作单位抓回济南判刑，严志鹏的罪行是担任六月六日济南全城大罢工的总指挥，而周中华被判刑的原因是：有人送给他一副手铐，他在忙乱中稀里糊涂地接了过来。于是，这副毫无用处的手铐就把他送进了监狱。周中华出狱后，我和他见过一次，他说手铐确实是在空校回家的路上，被他打开火车车窗扔掉了，但警方似乎并不相信他的交代，而且始终没有找到手铐的下落，于是他也就享受了总指挥严志鹏的“待遇”，一同上了刘长山（刘长山是济南看守所所在地）。可不管怎么说，手铐和枪支的性质还是有区别的，六四之后，如果我出于一时激愤，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与那名“青年工人”联络，并从他手中弄把枪过来，等待我的肯定又将是另外一种命运，肯定是比严志鹏和周中华更重的惩罚。每每回忆至此，总觉得这个套下得太狠太毒。

关于“枪支”，还有一个真实故事。

我所就读的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现更名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有位姓张的办事员，以前是学校食堂的厨师，家里在学校有点关系，便活动一下，调到系里“以工代干”，平时与学生有些接触，但喜欢拿架子，不怎么搭理学生。没听说他在八九民运中有什么活动，却也在清查时被抓了起来，而且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既不知他被抓，更不知其被抓的原因。多年后碰巧跟他在酒桌上相遇，他象见到亲人一样，给我讲了其中的原委。

老张是工人出身，喜欢喝酒，喝酒之后爱吹牛。六四刚过，和社会上的一群狐朋狗友一起吃饭，因为他是大学教工，人家就很好奇地让他讲点学潮见闻。他真真假假地白活一通后，为了在朋友中间抬高自己，竟大言不惭地对在座的酒友吹嘘说：学生领袖送了我一把手枪。

到现在他也不知是谁向当局告了密。俗话说吹牛不上税，可他这通牛皮，一气就把自己吹进了看守所。他是个大胖子，被吊起来拷问的滋味想必很不好受。说起当时的情形，他连连叹气摇头，说共产党真狠，警察折腾人真有办法，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关在看守所几个月，实在追查不出“枪支”的下落，家人又托关系疏通，才把他给放出来，竟然还让他继续上班了。不知道以他的这番经历，算是什么意义上的“六四”受害者。

十八年过去了，六四事件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地被挖掘整理，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客观地分析当时各方的心态和动作，但与枪支有关的资料几乎没有（如果不把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砸枪一算进来的话），这说明八九民运的确是一场和平和非暴力的抗争。我所记载的往事，只不过小小插曲，与暴力当然扯不上关系。这只能说明，在当时，镇压者一方面寻找并试图制造暴乱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对“暴乱”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十分警觉，六四过后，清查民间枪支的行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甚至连打鸟用的气枪都禁止使用了，而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很随便地跑到村里的民兵指挥部玩枪，甚至扛到大街上炫耀。对枪支的严厉查禁，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执政者担心社会矛盾失控的心态吧。

黄琦先生：

       七月二十五日欧洲时间晚上十一点，我给你发去了我作为笔会会员给唐妈妈的道歉信，作为你的天网通讯上发表的文章“六四母亲要求中文笔会道歉”的答复。据我往上查阅你们网站，至今，你还没有把我的道歉信公开发表在你的网站，或者在群发的通讯附加。我最近又收到了你的通讯，依然没有刊登。你也没有给我回邮件，确认你是否收到。我再次致信，就是希望你根据媒体批评回应都完全照登的作业规范，原文发表我给唐德英女士的道歉信。

       因为你不回信确认，我刊登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向你公开呼吁。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你当然是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刊载了错误文章，你在你的文章里也点名批评了我们笔会，要我们道歉。

      所以，我相信你能看到我的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尽快答复？

      顺颂！

 

编安！

 

独立中文笔会万之

 

大师走了。

在随便一个导演都会被影评人或媒体冠以“大师”名头的时候，“大师”就已经配不上伯格曼了。如果整个电影史只允许有10位导演被称为“大师”的话，伯格曼会是其中的一个。其余的，最多是“大导演”。

21世纪，不会有多少普通观众会喜欢伯格曼的电影。他们可能会直觉地列出一个公式：“大师”=“闷片”=“看不懂”=“不如再看一遍《变形金刚》”。伯格曼的确也不出他们所料，专门拍那些严肃得不得了的闷片。把他挂在口边的文艺青年很多，真正看得进他的影片并五迷三道的影迷却不算多。但是普通观众喜欢的那些娱乐片大导演，他们的电影偶像、电影偶像的偶像，很可能就是伯格曼。什么是“大师”？其实就是“大导演的老师”。

上世纪50年代，不知道有多少个青年影迷在观看了《第七封印》、《野草莓》之后，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很多都成为了鼎鼎有名的导演，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小青年伍迪·艾伦。如果要把这个名单列完，我相信他们组成的人墙都可以拍摄《满城尽爱伯格曼》了。

至于中国影坛，伯格曼更多是电影青年和导演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有向塔可夫斯基致敬的电影，有向安东尼奥尼递眼神的片子，但还没有具备伯格曼那种拷问灵魂与人性最深处的作品。

电影从100多年前诞生那天起，就被看作是马戏团式的玩意，难登大雅之堂。正是在伯格曼等一批导演的努力下，人们发现电影原来也可以像其它发展了上千年的艺术形式一样，探讨最深奥的话题，例如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虽然在早些阶段，伯格曼的努力并没有摆脱从前深厚的文学或戏剧功底的影响——比如他电影里的对白总是出奇的冗长与深奥，人物一个个都摆着苦大仇深的面孔，说的句子会把普通观众吓得不敢出声——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纯粹电影语言的生命力。在他中后期的作品里，他成功地改进了这一方式，让电影本身的魅力在叙述中不断起飞。

具体地讲述伯格曼电影的风格与特点，可能会让不少读者感到烦琐。也许他们会在兴头上(比如说最近几天)，去翻看伯格曼的经典电影。但相信我，用这样有些猎奇的心态去看伯格曼，伯格曼并不会显得多么亲近你，你很可能在看到一半的时候轰然睡去。要成为伯格曼的影迷，你得有良好的电影消化能力，和一副好腰子(顶过漫长的观影时间)。

伯格曼在电影界的作用，有时候就像是摆放在大学图书馆里的哲学书籍。在图书馆里，被借得最多的永远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破小说，哲学书往往被摆在最靠里的架上，布满灰尘，少人问津。但正是有了这一排哲学书籍，这个大学的图书馆才不会变得像街口的租书摊。

可能你在以前、现在和将来，都只会是听说，而不会爱上伯格曼的电影。你也许会后悔的。

 

英格玛·伯格曼

　　编者按：1982年，英格玛-伯格曼告别了影坛，虽然不时有这位影坛巨掣复出的消息，但被事实一再证明：小道小道，并不可靠。在这之后的22年生涯中，伯格曼曾声言，他不再怀念他的电影生涯。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格曼可以离开电影，可电影并不能离开伯格曼，至少是他个人的电影史。

　　是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巨人，而作为影迷，敬而远之者占大多数。伯格曼破坏了电影最原初的涵义，他放弃了电影与大众共谋欢乐的职能，而使电影进入一个枯涩而玄奥的世界。伯格曼以牢不可破的孤独经营着他作为一个电影思想者的哀与怒，当他如日中天于世界电影之林之时，在他的祖国瑞典，已有人表示出对他的厌倦。即使有人愿作伯格曼的跟随者，这些人在行动之前，都是慎之又慎的。

　　现在乃至将来，伯格曼都是电影圣殿中的一根神柱，但这根神柱，有多少人会投以眼色，真是难以估量。他现在要离开与表演相关的所有屏障，他要安度他的晚年，靠他足够丰厚的记忆回溯他不得不永远的一生。

　　不久前，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度过了86岁生日。现在，他一个人住在瑞典东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小岛名作“费罗”，他也笑称自己为“费罗老头儿”。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作，最近在为一个新的剧本搜集材料。

　　最近，瑞典著名专栏记者贝蒂采访了伯格曼。采访中，伯格曼谈论了自己与电影和戏剧为伴的一生。

　　最好是和“群魔”在一起

　　—、我在小岛上走来走去，一整天不跟任何人讲话，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我非常迷恋这里，因为我可以享受安静。

　　伯格曼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影响全世界对于瑞典人内心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在各大电影节上，每一部新的瑞典影片都要经过伯格曼的筛选。通过这些影片，一代又一代的外国电影制作者和爱好者都准确地知道瑞典人是什么样子。而瑞典人却认为自己不应该被禁锢于那些忧郁和沉闷的影像之中。尽管如此，他们仍毫无保留地深爱着《芬妮与亚历山大》。对于伯格曼，瑞典人的情感是颇为复杂的。

　　电影带给了伯格曼享誉世界的声望，但惟有戏剧，才是他的钟爱。对于伯格曼来说，电影是“屠宰和加工部门”，而戏剧，“是开始，是结束，是一切的一切”。

　　2002年，在斯德哥尔摩著名剧院Dramaten，易卜生的名剧《群鬼》(Ghosts)变成了伯格曼作为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去年秋天，他打电话给斯塔方(Staffan Valdemar Holm,瑞典著名戏剧导演,2002年七月成为Dramaten院长。——译者注)说：“对于一个听觉过于敏感的人来说，斯德哥尔摩已经变得越来越可怕了，因为这儿整夜都是不间断的噪音。” 也就是说，伯格曼在告别光影之后，又要对他的舞台说再见了。他以前说过多次，但这次他是认真的。

　　—　在《群鬼》演出后，我决定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现在是时候了。他们并不需要把我背出剧院，我可以自己走，而且没有人会说：这个老头现在一定是疯了。

　　—　对我来说，戏剧永远都是我的脊背，我的支柱。研究现代戏剧和那些大师的经典总是那么地令人兴奋，也让我受益匪浅。与那些演员们的共同生活也是我事业的中心部分。

　　—　当我独自坐在费罗岛上的时候，戏剧和那些优秀的演员们是我最大的怀念。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对那些演员们的想念会是如此强烈。

　　余音仍在

　　如果让伯格曼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便是莎士比亚一出不太有名的戏剧《冬天的故事》。

　　通过一个充满乐趣的圣诞节游戏，伯格曼毫不费力地将莎士比亚和阿尔姆奎斯特(Carl Jonas Love Almqvist,瑞典著名作家。——译者注)联系在一起。

　　这部戏剧讲述了嫉妒的致命力量和爱情的奇迹。在缜密的剧情和叙事结构中，伯格曼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一些闹剧的元素：皮尔-马特森(Per Mattson)穿着北极熊戏服跑过舞台，那是一种很少能在伯格曼的作品中见到的真正的幽默。

　　—　这是一个悲剧，很感人。这部戏里包含了一切，属于莎士比亚的晚期作品。

　　—　为《冬天的故事》而工作的那段日子非常幸福。能够在悲剧和喜剧之间完全没有限制的来往穿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戏剧本身就是为了圣诞节庆典而写的，所以那时就很自然的把这部戏与阿尔姆奎斯特以及他的打猎游戏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如此盛大的圣诞聚会…

　　(注：《冬天的故事》变成了剧院版的《芬尼与亚历山大》，《芬妮与亚历山大》也成了伯格曼的绝笔，那是在1982年。)

　　—　拍摄《芬尼与亚历山大》，我们用了七个月的时间。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导演经历。我身边有一帮优秀的演员和出色的合作人员。但那确实是一段很长很累的过程。当影片获得首映，并获得成功后，我想，现在是时候结束了，不管电影工作是多么地有趣。

　　—　而且，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我没有一天怀念过电影工作，从来没有。

　　但是，英格玛-伯格曼并没有离开影像媒体。在退出影坛后，他先后制作了八部电视片。三岛由纪夫的《萨德侯爵夫人》便是其中一部。该剧先是被搬上了戏剧舞台，随后被制作成了一部情节更为紧密的电视片。

　　记者：三岛的《萨德侯爵夫人》讲述了爱情中的歧路和误解，也是你最有分量的作品之一。

　　—　是的，但它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它完全取决于演员的表演。我被这部戏剧所深深吸引，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演员，导演这部戏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

　　—  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场景越紧张激烈，摄影机就应当有越多的移动。但我却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场景越是激烈，摄影机就应当越少地移动，尽可能少的参与到情节的发展中去。三岛的这部戏充满了永远得不到发泄的激烈的感情，那么演员的表演和舞台的背景必须保持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此，需要演员有很强的能力来控制局面，控制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同时，又要能够完全不受抑制的跨越自己的这些界限和要求。

　　想念黑泽明

　　雷夫-瑟恩在他的《看见伯格曼》(1993)一书中指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研究戏剧的人很少对伯格曼的电影感兴趣，而那些影评人也不会去关心他的戏剧作品。

　　伯格曼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四十多年中，他频繁地变换着自己的工作领域。戏剧，电影，当然还包括电视。尽管世界上还有其他导演既拍摄电影也指导戏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伯格曼那样将两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戏剧舞台上充满电影的创意和灵感，电影中有戏剧式的表达和对白。

　　近五十年前，伯格曼为马尔默的一所学校写了一部名为《木头画》的还是独幕剧。后来，这部戏剧成为拍摄电影[第七封印](1956-57)时的重要资料。在1952年到1958年间，也就是伯格曼在马尔默剧院工作的那段日子，他一共拍摄了十部电影，排演了二十二部剧院戏剧，并指导了二十四部电台戏剧。马尔默，这个瑞典第三大城市，也因此成为伯格曼在戏剧和电影间不断变换的明证。

　　记者：在马尔默，你选用了很多年轻的演员，他们中有很多日后都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演员。他们也因此被称作“伯格曼的演员”：碧比-安德森，古妮尔-林德布鲁姆、哈里特-安德森、格尔鲁德-弗里德、英格丽-杜林、阿兰-埃德瓦尔、古纳-布约斯特兰德、特伊维-帕罗、还有马克斯-冯-西多夫。

　　— 1955年，我完成了《夏夜的微笑》，并且获得了自己在国际上的突破。从那以后，我就可以拍摄任何我想拍的影片。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每年我至少得拍一部电影。我认为这挺有意思的，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两全的选择：在马尔默剧院，我选出一个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夏天我们拍电影，冬天我就坐下来写电影剧本，考虑如何使用我选择的演员。影片的后期制作，我都是在后半年的戏剧演出间隙完成的。除了58年，每年我总是有三场剧院演出。

　　随后，在六十年代初，伯格曼被选为Dramaten剧院的院长。他立刻成为了一名最具有现代观念的院长。剧院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行公开的排练，成立有组织的演出委员会来负责挑选戏目和确定角色。伯格曼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

　　—　那时，剧院没有演出计划，没有书面的合同，也不存在任何组织。它就是一个需要修整的杂货屋，尽管它所拥有的那些时尚的艺术家，优秀的演员和有成就的导演，得以让它从表面上看很时髦。

　　即使是后来结束了自己的院长工作，伯格曼在Dramaten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每一次新院长的就任仪式他总会参加。无论是在戏剧、电影，还是在电视领域，伯格曼都有着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现在没有人会对伯格曼说不。

　　记者：有人反对你吗？

　　— 我不知道，我也从来不想去知道。　

　　—　我不会“即席而吟”。在去工作之前，我必须准备好自己的假牙。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也必须准备好一切，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所有任务的每一个细节。

　　—　我是一个对灾难有着高度准备的人。对于一切都将下地狱的说法，我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所以，我试着去准备一切并预见一切能想到的灾祸。我是绝对墨守陈规的。

　　记者：许多艺术家都生活在混乱之中，但是没有一位像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的混乱要麻烦的多？

　　—　不是。很多艺术家都对混乱有特殊的需求。例如，费里尼，他经常使自己处于混乱的状态来刺激自己。如果他为一部电影安排了一定数目的预算，那么他的制片人就知道影片可能会花费两倍甚至更多的开销。

　　记者：你们曾经不是要有一次合作吗？

　　—　没错。他，我，还有黑泽明，原来是要一起制作一部影片的。

　　—　我为此去了罗马，当时费里尼正在结束电影[爱情神话](Satyricon)的拍摄。我在罗马待了四周。黑泽明原本也要过来，但他却生了病，我们的计划也因此搁浅了。电影是关于爱情的，我们拍摄属于各自的电影部分。三部分应该是相似的，但一部分有欧洲南部的风情，另一部分有北欧的韵味，最后一部分带有东方色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一部分，费里尼的同事也正在写剧本。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　我喜欢费里尼，因为他的工作方式与我的完全不同。当时他正在拍片，我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观看他的拍片过程。然后，我被邀请到费里尼的家中吃复活节羊肉。那是一座海边的非常漂亮的房子。那是一段很美妙的日子，但同时也很苦闷，因为我确实很想见到黑泽明。

 

《芬妮与亚历山大》开片第一个正面镜头就是：小小的帷幕拉起，出现小亚历山大的身影，他在摆弄那些木偶演员，好像向观众宣布“我的戏开始了！”

如果人们能够充分地考虑伯格曼身处北欧伟大的舞台剧传统这一点，那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伯格曼。

正如莎士比亚勇闯伦敦时，正逢伦敦人对戏剧怀有巨大的新鲜感与强烈兴趣的天时与地利，伯格曼也是在瑞典电影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闯入电影界的。

如果要用两个关键术语来概括20世纪伟大的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传奇一生，那它们一定是“魔灯”(Magic Lantern)与“影像”(Images)：它们恰好也是伯格曼的自传与回忆录的标题。

魔灯，一种投影机；影像，光线在银幕上的最终成像。一个是光源(theori鄄gin)，源泉，它发生、发起、跃出；一个是结果、结局、目标与目的地(theend)，它生成、形成、聚集。在这个从源起到目的地的光谱之间，是伯格曼一生的印迹：他的电影、他的影像、他的人生，而这一切，都源于孩提时代的一套玩具：一盏魔灯。

英格玛·伯格曼

于1918年7月14日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父亲是一位路德派牧师，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宫廷牧师。这个传记性事实对伯格曼后来的电影生涯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虽然人们不能直接将他电影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相提并论，或作简单的平行对比。

伯格曼很早就对舞台与银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当他得到他最珍爱的一套玩具，一盏魔灯与一套木偶剧场玩具时，他才只有10岁。他为这些木偶演员们设计布景与道具，还为它们编写剧本。《芬妮与亚历山大》开片第一个正面镜头就是：小小的帷幕拉起，出现小亚历山大的身影，他在摆弄那些木偶演员，好像向观众宣布“我的戏开始了！”

除此之外，伯格曼每周都要在电影院度过几个晚上。他还经常到歌剧院去看演出，不过起初很少去剧院。直到1935年奥尔夫·莫兰德(Ol of Molander)划时代地将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梦幻剧》(A Dream Play)搬上舞台。这一作品对伯格曼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伯格曼有一次说，“在我的生活中，我对伟大的文学的体验来自斯特林堡……某一天我也能创作出《梦幻剧》那样的东西是我自己的梦想，奥尔夫·莫兰德1934年编导的这部戏对我来说则是最根本的戏剧体验。”终于，在他最后一部、同时也是伟大的作品《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伯格曼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出名符其实的梦想剧，影片结束时女主角爱米莉邀请年迈的婆婆海伦娜一起排演斯特林堡的《梦幻剧》则是全片的点晴之笔。

上大学以后，伯格曼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文学与艺术。他写了关于斯特林堡的《通往天堂的钥匙》(Keys to Heaven)的学位论文，它读上去更像是一个经过编导的舞台剧拷贝。因此，他的学位论文根本没有获得通过。大学期间，他更多地投入到大学里的业余戏剧社团，而不是正规的学习。

当人们试图识别伯格曼绝对不会跟其他任何导演搞混的鲜明个人特征时，以下这些要素经常被提起：他对童年的不安全感的溯源，这导致了他关于通过电影来驱魔的念头；他对宗教问题的不竭的追问，这使他的影片富有深刻的哲理与形而上学意味；他对性能力乃创造力和多产的征象，而性无能则等同于不育与创造力衰竭的迷信，等等。然而，如果人们能够充分地考虑伯格曼身处北欧伟大的舞台剧传统这一点，那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伯格曼。

1944年，伯格曼离开大学，在哈尔斯林堡城市剧院(Halsingberg City Theater)成为一名职业导演。剧院正处于艺术与经济双重倒闭的边缘，但是在两年时间里，伯格曼就将它转变成为一所非常成功的剧院。此后，他转移到了歌德堡城市剧院(Gothenburg City Theater)，在那里，他的影响同样深远。1952年，他开始了在马尔莫城市剧院(Malmo City Theoter)长达6年的导演生涯。那是现代欧洲最著名的剧院之一，他在那里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伯格曼时代”。伯格曼的舞台剧导演生涯在1963-1966的三年中达到了顶点，那时，他是瑞典国家剧院、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院院长。如果从1938年他学生时代执导的第一部舞台剧算起，直到他于1966年辞去皇家戏剧院院长之职，伯格曼在28年中，一共执导了大约75部戏。

这种在舞台剧方面的扎实基础与功底，恐怕是世界其他任何一个电影导演都不具备的；他们在对戏剧与文学的理解方面，特别是对演员的训练方面，没有谁能够望其项背。考虑一下伯格曼拍摄的电影，其中绝大多数是他自己编剧，这一点就一清二楚了；再考虑一下伯格曼电影中的表演艺术，随便挑一个什么演员，也要比好莱坞的众多大牌明星优秀得多，这确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66年，伯格曼辞去皇家剧院院长之职。他当然还会作为客座导演在剧院工作，但是，很显然，他辞职的理由之一是想更多地投入到电影创作中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电影领域的成就，比起他对戏剧的贡献来，还要大得多。伯格曼作为一个剧作家与戏剧导演的名声，主要限于瑞典本国，可是，他的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国际声望，并且一下子跻身世界一流电影导演行列，甚至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电影史的面貌和电影媒介本身在众多艺术媒介中的地位。

瑞典电影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达到过辉煌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有声电影的到来，瑞典导演感到语言问题阻碍了他们的电影出口。最终，在40年代初，出现了要挽救瑞典电影的迹象。卡尔·安德斯·达姆林博士(Dr.Carl Anders Dymling)被任命为瑞典最大的电影公司“斯文斯克电影工业公司”(Svensk Filmindustri)的主任导演。正如莎士比亚勇闯伦敦时，正逢伦敦人对戏剧怀有巨大的新鲜感与强烈兴趣的天时与地利，伯格曼也是在瑞典电影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闯入电影界的。

伯格曼第一部参与执导的影片是《折磨》(《Torment》)。一年以后，伯格曼第一次单独执导电影，这一次是《危机》(《Crisis》)(1946年)。打那以后，伯格曼几乎每年都导演一到两部电影。

正如电影评论家布杰塔·斯坦纳(Birgitta Steene)所说的那样，“伯格曼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除了他无可置疑的技巧外———来自他创造人物的能力，来自在一种巨大的视觉清晰度与情感深度的场面上来投射这些人物的天赋。”伯格曼没有试图去再现他周围的现实，而是转向了内在的景观，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作为心灵———他自己的，以及现代人的———发展的一种“寓言”。有一次伯格曼引用奥尔尼(ONeill)的话说，任何一部不去探索人与形而上学问题的关系的戏剧都是不值一提的。这一艺术诺言无疑跟他的个人背景有关。正如他在回答法国电影评论家让·布朗热(Jean Beranger)时所说的：“拍电影就是跃入自己童年的深渊。”

1983年，在不可思议的成功与同样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耗尽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拍完之后，伯格曼宣布息影，不再涉足电影界。许多人认为那时已经65岁的他一定就此退休了。但是，他只是从电影界退居到电视剧的领域，并且重返舞台剧领域罢了。打那以后，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僻静的小岛上，过着更为隐居式的生活。(注：本文有删节)

零档案

1953 《小丑的夜晚》、《爱的一课》

1954 《秋日之旅》

1955 《夏夜的微笑》

1956 35天完成《第七封印》

1957 首次执导电视剧。编导电影《野草莓》、《生命的门槛》

1958 《面孔》(美国上映时改名《魔术师》)

1959 《处女之泉》

1960 《魔鬼的眼睛》、《犹在镜中》直译为《穿过黑暗的玻璃》

1961 《冬之光》

1962 《沉默》

1963 《这些女人们》

1965 《假面》

1966 《狼的时刻》

1967 《羞耻》

1968 《仪式》、《激情》

1969 拍了一部纪录片

1970 《接触》

1971 54岁。《喊叫与耳语》(《呼喊和细语》)

1972 《婚姻场景》

1974 《魔笛》

1975 《面对面》

1976 4月，离开瑞典，过自我放逐式的生活。在慕尼黑编导《蛇蛋》

1977 在挪威编导《秋光奏鸣曲》

1978　60岁。与8个子女欢聚一堂。

1979 《木偶生命》

1981 《芬妮与亚历山大》

1982 宣布退出影坛。

1983 为电视台编导影片《排练之后》；拍摄纪录片《卡琳的面孔》以纪念母亲。

1984 导演莎剧《李尔王》。

1985 为电视台编导影片《受祝福的人》

1986 写完自传《魔灯》；导演莎剧《哈姆雷特》

【2007年8月2日狱委讯】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报道/在中国的外国媒体组织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三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给外国媒体的新闻自由方面，北京距其在去年年底的承诺还相差很远。 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调查显示，95%在中国受访的外国记者认为，中国的报导环境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星期三发表的这份调查报告是在163名外国记者的问卷基础上得出的，调查的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零几天的时候进行。 中国宣称要在奥运会前给外国媒体完全的报导自由，北京也在今年伊始取消了一些对外国记者的限制。政府规定，从1月1号起，外国记者进行报导不必再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中国方面表示，这种方便自由的规定会在2008北京奥运前全面到位。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调查显示，43%的记者认为中国今年的报导环境有所改善。 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主要问题来自基层 负责进行民意测验的该俱乐部主席梅林达认为北京领导人愿意在这方面努力。她说：“我认为，北京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是他们的一项艰苦工作。但其中一个问题是，尽管中央政府渴望推行这项文明条例，方便外国记者的工作，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他们或者是不充份了解中央的精神，或者是有自己不愿公开的借口不执行这项规定。阻力主要出现在远离首都的省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虽然北京也有一些问题，但主要问题是来自基层。” 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调查显示，有67%的记者感到，北京当局还没有做到它所承诺的为“完全开放的报导”创造条件。有些政府机构仍然对媒体有戒备之心，也有的对媒体的功能认识模糊。就连北京奥组委的对外新闻宣传组似乎也有机密怕泄露出去。 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牛小姐说：“我们这里很少接受电话采访，因为电话采访很不安全，容易泄密，可以给你书面答复。…外国媒体就更不方便了。” 中国民众内心有顾虑 40%受访外国记者在答卷中提到今年经历的受到官方干扰的事例，其中包括对提供消息的人进行恐吓、跟踪、拘禁、甚至有记者或提供消息的人受到人身攻击。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梅林达说，外国记者接触中国民众没有什么障碍，但是民众的内心还有一些顾虑。 她说：“在中国民众当中，目前仍有很多人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有顾虑。有些人因为和外国记者谈话可能受到了威胁，甚至成为人身攻击的受害者。因此这类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 一些外国记者认为，他们在某些领域仍然没有任何自由，比如象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到西藏和新疆西部等少数民族问题频发的地区旅行等。记者还特别报怨很难采访到政府官员。正是这一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采访环境和国际水准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另外，外国记者说，中国开放媒体采访的规定仅仅是对外的，而中国国内一直受到严密管理的媒体仍然不能享受自由采访的新规定。

 

2004年，庆祝了他86岁的生日后，伯格曼宣布从舞台上退休。他说：“《群鬼》之后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我不想让他们把我赶离戏剧，我要自己离开。不需别人这样说‘现在这个老头不得不离开了’。”

我是一个对灾难有准备的人

记者：你对自己拍摄的影片质量要求很高，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自由地拍摄自己想要拍的题材？

伯格曼：1955年，我完成了《夏夜的微笑》，并且获得了自己在国际上的突破。从那以后，我就可以拍摄任何我想拍的影片。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每年我至少得拍一部电影。我认为这挺有意思的，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两全的选择：在马尔默剧院，我选出一个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夏天我们拍电影，冬天我就坐下来写电影剧本，考虑如何使用我选择的演员。影片的后期制作，我都是在后半年的戏剧演出间隙完成的。除了1958年，每年我总是有三场剧院演出。

记者：随后，上世纪60年代初，你担任Dramaten剧院的院长，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伯格曼：那时，剧院没有演出计划，没有书面的合同，也不存在任何组织。它就是一个需要修整的杂货屋，尽管它所拥有的那些时尚的艺术家、优秀的演员和有成就的导演，得以让它从表面上看很时髦。

记者：有人反对你吗？

伯格曼：我不知道，我也从来不想去知道。我不会“即席而吟”。在去工作之前，我必须准备好自己的假牙。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也必须准备好一切，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所有任务的每一个细节。我是一个对灾难有着高度准备的人。对于一切都将下地狱的说法，我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所以，我试着去准备一切并预见一切能想到的灾祸。我是绝对墨守陈规的。

记者：许多艺术家都生活在混乱之中，但是没有一位像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的混乱要麻烦的多？

伯格曼：不是。很多艺术家都对混乱有特殊的需求。例如，费里尼，他经常使自己处于混乱的状态来刺激自己。如果他为一部电影安排了一定数目的预算，那么他的制片人就知道影片可能会花费两倍甚至更多的开销。

记者：你们曾经不是要有一次合作吗？

记者：没错。他，我，还有黑泽明，原来是要一起制作一部影片的。我为此去了罗马，当时费里尼正在结束电影《爱情神话》（Satyricon）的拍摄。我在罗马待了四周。黑泽明原本也要过来，但他却生了病，我们的计划也因此搁浅了。电影是关于爱情的，我们拍摄属于各自的电影部分。三部分应该是相似的，但一部分有欧洲南部的风情，另一部分有北欧的韵味，最后一部分带有东方色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一部分，费里尼的同事也正在写剧本。

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喜欢费里尼，因为他的工作方式与我的完全不同。当时他正在拍片，我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观看他的拍片过程。然后，我被邀请到费里尼的家中吃复活节羊肉。那是一座海边的非常漂亮的房子。那是一段很美妙的日子，但同时也很苦闷，因为我确实很想见到黑泽明。

对当代导演的印象

记者：你对奥森。威尔斯怎么看？

伯格曼：他是个搞恶作剧的家伙。他的电影空洞，无趣，没有生气。《大公民》似乎成为所有影评家们的最爱，总是在各类评选中名列第一，但在我看来，这是总多么沉闷的一部片子啊。表演尤其不值一提，这部电影受到的如此大的青睐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记者：《伟大的安巴逊大族》（MagnificentAmbersons）又如何呢？

伯格曼：不行。同样的沉闷至极。我从来就不喜欢威尔斯的表演，因为他从来就不真是个演员。好莱坞有两种类型的演员，演技派和性格演员。当你让威尔斯去扮演奥赛罗时，整部电影就被毁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制片，他的才能被过分高估了。

记者：你对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怎么看？

伯格曼：他拍摄了两部伟大的电影，其它的你可以忽略不计。一部是《BlowUp》，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次，另一部是《LaNotte》，这同样是部优秀的电影，尽管这大多归功于小演员（JeanneMoreau）。我的电影收藏中有安东尼奥尼的《IIGrido》，该死，这是部多么无聊的片子。我是说他过分渲染了的悲伤的情绪。你知道，安东尼奥尼没能完全入行（拍电影）。他只把精力集中到一个个单一的画面上，从来没有意识到一部电影是一组流动的画面在有规律的运作着。当然，他的电影有些美妙的瞬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安东尼奥尼为何会大受欢迎。并且我觉得他的银幕女郎MonicaVitti的演技糟糕。

记者：你对弗朗西斯。特吕弗有什么评价呢？

伯格曼：我非常喜欢特吕弗，他对观众的驾驭力和编故事的创造性都让我赞叹不已。《Lanuitamericaine》是部叫人喜欢的电影，还有一部叫《L`enfantsauvage》，里面阐述了一些精妙的人文主义思考，我也很喜欢。

记者：你对戈达尔的电影怎么看？

伯格曼：我从来没有从他的电影得到任何启迪。他的电影像是有个特意安排好的格式，存心要在智力上要高人一等，显得死气沉沉的。摄影上缺乏乐趣可言，呆板异常。戈达尔实在是沉闷无比。他的电影是为那些电影评论家拍摄的。他的一部在瑞典本地拍摄的电影叫做《Masulinfeminin》，让人的大脑沉闷到快要窒息。

我不怕死，可是我很积极

记者：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伯格曼：在我五十七岁生日那一天，我的妻子把我所有九个孩子全都叫了回来参加父亲的生日会。那一天，让我永生难忘。当我跟孩子说，“对不起，孩子，我知道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时，孩子却说“你不是一个父亲，你只是个导演”。

记者：似乎你会爱上你每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那么，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伯格曼：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ERLAND他们不费什么力就会有好多姑娘喜欢上，并投入爱情，有可能那种爱走的也快？但对于我，我是要很费劲的追求一个姑娘的，但只要我爱她，我就会爱得很深。我的第一份爱是来自母亲，我觉的母亲是那么漂亮，她是个护士。那会我常有病，她就来照固我，我觉得不只是妈妈对于儿子的那种温暖。后来，当我妻子五年前死后，我慢慢才觉得，她跟我母亲长得出奇的像。我从她死后，就跟整个社会脱离了。我不接触外界了。我觉得，我一个人挺好，我可以受得了。小时候我也喜欢一个人玩，做事情。

记者：你惧怕死亡吗？

伯格曼：不怕，生活对于我来说，负担越来越重，也许哪一天我承受不住，我也就死了。我对死没什么怕的，但我是积极的。我每天六点起床，一直工作到中午，我的生活现在变得一切很平静。

记者：在你的生命里，戏剧和电影，哪一个对你来说更有意义？

伯格曼：当然是戏剧。当电影属于娼妓和肉市的时候，戏剧是开始，是结束，是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