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她的读者对象，我看不要改变，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

7月11日，83岁的范用给潘振平、吴彬写了一封信。搁笔已久的他写道：“今天从《中华读书报》上获悉《读书》杂志‘换帅’，汪晖、黄平交担潘振平、吴彬，实现了我这一愿望。我相信关心《读书》的读者一定都很高兴。”

7月13日，这位《读书》杂志的创始人兼首位总经理，高兴地坐在位于北京二环路边上的公寓里，头发全白，一身精瘦，戴着那个招牌式的巨大眼镜，声若洪钟：“现在的杂志编得不好，我不大喜欢看。前两天换人了，把主编都换掉了。新换的这几个人(潘振平、吴彬)都编了10来年了，就由他们主编，不要请那些学者了。”

2005年，范用就曾在随笔集《泥土、脚印》中纪念《读书》300期一文中提到“希望《读书》办成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书的人。”在范用看来，从1979年到2007年，在《读书》经历了范用/陈原，沈昌文，汪晖/黄平三个阶段的过程中，“内容越来越拔高了，文章又长又深，我看不懂，也都不大想看了。听说发行量也掉下来了，以前一直是稳定在10万份的。现在(新上任的主编)不是请的外面人，就是三联自己的人，特别是吴彬，她已经编了几十年了。希望《读书》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一定要注意标题

1938年，16岁的范用逃难到汉口，被读书生活出版社(三联书店前身)经理黄洛峰收留，那时，他还是一名仅读过4年小学的无知少年。进三联书店当练习生，开启了他这一生和出版业的割不断的联系。此后，范用在这里入党、成长，直至解放后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解放前，范用和他的朋友们——陈原、陈翰伯、倪子明等——陆陆续续一直在出版和读书相关的杂志。最早是1930年代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被查禁后又先后在沪渝两地出版过《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等杂志。

在范用看来，他操办过的这些读书杂志，都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内容上讲，“它们不是简单的书评杂志，而是比较广泛地谈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不限于读书的问题。” 从读者定位上讲，它们针对的是“喜欢看书的普通人”。

“文革”中，范用家里的书全部给抄走了，他不仅失去了看书的机会，还被扣上“走资派”这顶帽子。同时，他还和原商务印书馆馆长陈原、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一起，被打为“陈范集团”。

“陈范集团”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曾经合计，如果有机会出去，还是应该继续办读书类杂志。出去后，他们真的在第一时间开始筹办《读书》杂志。1979年，宗旨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月刊正式出版发行。

尽管在范用任上，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亲自过目所有清样，但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便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范用被“上面”找去谈话。

“新闻出版局找我去谈话，说你什么读书无禁区啊。我说你看文章没有，这个文章当时有个背景——‘四人帮’的时候不准我们看书，都是封资修，书店买不到书，现在就要打破这个禁区，所以就要写这个文章。而且文章后面也提到了，不好的书、对青少年有害的书是要批评要取缔不要出版，这些问题都讲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文章也不看，就看一个标题。后来我们就说，以后注意一些，他们不看文章的，光看标题，光听汇报，所以以后我们标题注意一下。”

《读书无禁区》的标题本来是《打破读书禁区》，是范用在发稿前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从此以后，范用要求编辑部一定要养成“注意标题”的习惯，“直到今天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包括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侄女吴彬在内，《读书》在创办初期，范用一共招来了5位编辑，分别是吴彬、杨丽华、贾宝兰、赵丽雅和董秀玉。“5人中，除杨丽华念过几天大学，其余都是高中生。”这5朵金花是范用的骄傲，因为“她们5位高中生办了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流产的《生活》

在成功创办“给普通人看的”《读书》杂志后，范用也曾经打算再办一份读者定位稍有区别的杂志——半月刊《生活》。

1981年初，范用做了一份《生活》的样刊，在封面的出版说明中，他写道，“要办一个有个性的刊物；我们需要思想性散文；锐气不能低于当年的邹韬奋。”

而在封底的阐述中，范用表示这份杂志内容更广泛：“论述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文艺、历史、自然、社会风尚等等，强调思想性。”

这份试刊拥有相当豪华的撰稿阵容，内容包括李洪林的《发展变化和安定团结》、严秀的《为完全实现“第三样时代”而奋斗！》、钟惦—’的《赵丹绝笔》、姚洛的《岳飞和于谦》以及傅雷的《知识分子与节约时间》等。

这份试刊没有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的赞赏，因此最终未能面世。“他说他不赞成，我说你不赞成我就不出了，我尊重你的意见。”

为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办《读书》

范用家的客厅，东西两面墙全是字画、书籍和老照片，南北两墙则堆满了各式酒瓶，威士忌瓶已经全空了，白酒几乎都还未打开，至于红酒，范用几乎是得到一瓶，消灭一瓶。干红、干白现在是他的最爱，用一个带盖子的小玻璃杯装着，他随时都要抿那么一两口。好友丁聪是自己的酒友，“现在他身体不好了，我也不准他喝了。”

退休后，和好友丁聪等对饮两杯，读读“闲书”，几乎构成这位当年人称“范老板”的中国出版业行尊的全部生活内容。

1986年，范用和陈原逐渐离开《读书》杂志，由范用从人民出版社调来的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后来，《读书》的内容开始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当沈昌文退位，三联做出让汪晖、黄平接任的决定的时候，范用并未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么多年下来，范用时代的《读书》杂志留下的痕迹逐渐消隐，保留得最好的“传统”也许就是他一手创立的“读书服务日”活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书》杂志每月都会搞一个读书服务日活动。《读书》的骨干作者——在范用时代包括夏衍、陈原、郁风、陈翰伯、王蒙等众多大家——聚集在一起，“不开会，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

现在，范用已经不再参加读书服务日，但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他依然会把在三联工作了几十年的10个老同志召集到一起，喝茶聊天。“大家都是十几二十岁就参加三联的老同志了。”

作为资深出版人，范用曾出版过几部重量级图书，其中包括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傅雷家书》。

当年范用出版《随想录》一字未删，被巴金称为“是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陈白尘去世后，范用前往其女儿陈虹处取《牛棚日记》书稿时出了车祸，最终拄着拐杖出版了该书；而1983年出版《傅雷家书》的时候，傅聪在国内尚未平反，为了让该书得以面世，范用排除了各种难以想象的阻力。

范用同意《读书》的内容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但是，“她的读者对象，我看不要改变，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内容上可以有所改变。”

在7月11日致潘振平、吴彬的书信的最后，范用说：“我期待《读书》换帅后做到这一点。建议在《读书》编后记中重申我们办《读书》的宗旨。”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 常务理事。兼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就近来对于《读书》杂志的诸多批评，《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日前在北京采访了《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黄平先生。以下是采访情况。

《外滩》：春节后，很多人都在谈论《读书》杂志的问题，特别是网络上有很多针对《读书》杂志的批评。比较典型的批评主要是立场偏左、文风晦涩。作为《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之一，你怎么看待这类批评？先谈谈文风问题吧。

黄平：不是谁想把它办得晦涩，而是整个时代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问题。其实这个过程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如要不要变文言文为白话文，汉字要不要简化，甚至要不要废除汉字。一直走下来，到我们参加到《读书》的编辑工作的时候，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这些老先生不多了，有的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写得比较勤了。 当然过去的前辈主编们，陈原、范用等，都是出版界的泰斗，办杂志的经验可不是我们能够比的。汪晖和我俩办刊物都没有经验，要靠广大作者读者和其他编辑的支持。表述上晦涩、枯燥、文笔不通或者干巴巴，甚至洋径浜，可以说，整个学术文化领域，都存在这类问题。

除了语言文字功夫，现在片面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也是个问题。现在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一些教师，比较盲目地模仿，什么导言、引言、综述、文献、图表等，其实没有多少学术和思想的内核。更有甚者，专业化分工，也可能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面对大众和现实，学问成为圈内人自己的东西，连同行可能都无法对话。

《读书》恰好不提倡那样的“专业化”，《读书》的文风应该是散文似的，作者当然多是知识界专业人士，但落笔应该想到读文章的人，不是你这个行当的，至少要面向知识界的大众，使“内行看门道，外行读味道”。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翻译。这在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时候不只是拿来主义，简直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许多东西翻译者自己还没有读懂，拿起来就翻译。读那种汉语翻译简直不知道在说什么，结果给年轻人造成一种感觉，以为文章就应该写成那样。

而《读书》在这样一个从文风到文化氛围转变的时代，还是在试图坚守中国文化的原有的气质和风格、艺术性和思想性，所谓“文人气质”。在现有的杂志进行比较的话，《读书》和1979年前辈创刊的宗旨和脉络，并没有违背。好文章要叫读者拍案叫绝，首先要让编者激动。这样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作者们能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低廉的稿费下，而且《读书》又不是什么学术核心刊物、不能够拿去评职称，还能继续给我们写稿费，我们已经很庆幸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书》骄傲。 另外一个问题与时代有关。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10年和80年代那10年，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些文章在1980年代让万人抢读，现在可能就未必了，不管你在哪里发表，也不管你怎么写。我们也有意识发表了一些无名小辈的文章，新人有新气象。但是新人可能落笔就嫩一点，不可能一上来就写出象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等写的文章，甚至也不可能一家伙就写出象李零、陈平原等写的文章。

《外滩》：现在的《读书》一些文学和史实类的文章是不是淡了一些？

黄平：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不仅还在，而且文史类的文字好的文章，我们总是优先发表。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

《外滩》：那你怎么看大家说《读书》立场偏左的问题？似乎左的文章多了 ？

黄平：1990年代以后文化界再也不象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那样，那时大家都在讨论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要思想解放还是要“两个凡是”。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中国是越来越处在一个开放的、信息多样化的时代。当下中国的问题概括成左还是右，那是过于简单了。

中国很多当下的问题不是非左即右、不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而是错综复杂，各种因素和问题并存，不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了，而越是这样就越应该让各种思想、观点、学派、风格表现出来，老实说这才是真正的多元的、开放的，如果不能让各种观点出来，连学术自由都谈不上，还谈什么“自由主义”？ 我觉得有一些文人朋友对当下中国问题意识有点简单化，简单为还原为1979年的问题，甚至是1976年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改革的力度、开放的程度和中国社会多元化，各种思想、思潮、风格和学派，和年轻人的需求的多层次化，已经与那时很不同了。

《外滩》：你怎么看外界称《读书》是“新左阵营”？ 黄平：中国还没有形成什么“派”。有些人比较左翼一些、另外一些比较右翼一些，还有一些中间一些，但是要说“新左派”，我认为并不存在。 我觉得中国当下问题不是派别问题。说别人是“新左派”的人，不是戴了有色眼镜去看，就是不认真看别人的文章。我们不能够贴标签，《读书》还要坚持多元、开放、包容性和批评性。问题是应该争论的，不同的学术、观点、见解，都要讨论、争论，这本来是有益的。百家争鸣比众口一词好，但不能戴帽子，这没有什么建设性。我们的学术界还是缺少百家争鸣的风范。

《外滩》：你觉得《读书》现在最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黄平：老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中国知识界总体上有点远离现实，故作清高，自说自话，这是个问题。 应该允许有“汪晖特色”

《外滩》：外界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以前几届主编陈原、范用和沈昌文是出版家办杂志，而你和汪晖是学者办报。出版家办杂志无定见，什么派别思想都可以容纳；而学者办杂志，因为有自己的观点和定见，可能就影响不同意见的稿件发出来。你怎么看？

黄平：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解释。古往今来，直到今天，全世界许多有影响的杂志也是学问家办的。《读书》是不是办得好，与主编是不是学者，似乎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陈原先生范用先生等也都是思想者和学问家。《读书》在我们以前经过了几代主编，每一个主编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在我们之前就完全相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杂志和一个编辑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汪晖今天做主编就得允许他有自己的特色。 至于说开放性程度，老实说，《读书》在现有的刊物中仍然是最开放的。它允许各种声音出来。1976-1979年以前的刊物是一边倒，1980年代的其实也是一边倒，当然那个时代就是一边倒的，都主张思想解放嘛。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解放或开放程度比以前高多了。《读书》上各种思想和观点都有所表达，不止是左右，其他不知道如何定位的东西也都有所表达，怎么说它不开放了？

《外滩》：1997年长江《读书》奖和“《读书》公务员版”事件对《读书》是否有一些影响？

黄平：公务员事件与整个《读书》编辑部的人没有任何关系。长江《读书》奖导致了一些人对《读书》的误解，批评和漫骂也都有，其实该说的我们都说了，但是我们说在后头，别人也不去看了而已。

《外滩》：是否也导致一些学者不再给《读书》写文章了？

黄平：如果《读书》往前走的话，有一些作者不写了，有一些读者不订阅了，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市场经济了吗？如果一个作者不愿意写文章，投文章，或到其他地方写，这也很平常。

 

 

鸡年春节刚过，2月12日，在文化思想类网络论坛中颇有影响的世纪沙龙上，一个帖子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帖子标题是《关于更换《读书》主编的呼吁书》（以下简称《呼吁书》）。署名“另我”。 　 《呼吁书》对近年来的《读书》杂志提出尖锐批评： 从98年起，《读书》离“思想解放”越来越远。也没成为它自己标榜的“公共论坛”，基本上成了“新左”阵营……现在的《读书》几乎看不到什么争鸣文章…… 帖子呼吁：《读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读书》，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至少曾经是这样），不换主编（汪晖——编者注），《读书》没希望。 帖子甚至给出了接任汪晖的具体人选：陈平原和徐友渔。该贴发表后，一场围绕一本杂志的大论争就此展开，截至记者发稿，该帖观战人次已达5542，其间甚至发生删贴之争乃至激于意气的的攻击谩骂。一本普通的32开的并不厚的杂志，何以牵动了这么多读书人的情感和神经？就此，《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记者寻访了与之相关的诸多人士，试图追寻中国第一思想文化杂志在时代沉浮中自身命运的变化。

关于一本杂志的情感与记忆

很多老读者还记得1979年4月《读书》首期的辉煌，当期篇首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喊出了历经浩劫的读书人的心声。自此，《读书》即以“思想解放的旗帜”得到广大知识界人士的认同和期许。然而，经历26年的风雨，这面旗帜似乎有些黯淡。越来越多的人对她感到不满、失望。这些不满和失望主要有两类：文字风格上的晦涩难懂，成为曲高和寡的学术讲堂；思想立场上的“同人化”，用许多批评者的话来说，《读书》已经渐渐成为以主编汪晖为首的“新左阵营”。而今年年初，一篇名为《不再飘扬的思想旗帜》（作者杨文凯），更加勾起诸多读书人对《读书》的复杂的情感和记忆。

至今陈明还记得《读书》从3.7 毛、4.2毛、 5毛、 5.5毛一路涨价到今天6元的历程。1979年，陈明还在湖南长沙读高二。一天，上海来的老师向同学推荐了《读书》。于是，他冒着毛毛细雨去邮局买了一本。“那时读《读书》，似懂非懂，更多不是知识上，而是思想、心灵、精神上的沟通。有种外省人对国家思想中枢动态的好奇心。” 26年后，陈明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道》主编。《读书》在时间中见证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前任《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在接受《外滩》采访时，称每隔五年《读书》就有一些变化：“1979年——1984年，什么都破除的五年。1985年——1989年，文学寻根的年代。1990年——1995年，反思80年代问题，重新建立学术规范的年代，也产生了文化低谷，那几年发行量只有5、6万册。1996年——1999年，知识界开始分化，出现众声喧哗，意见和意气之争。”

对《读书》成长有记忆的人，也见证了这种分化。“80年代的《读书》与我本人是比较契合的。我那时处身在思想成长的阶段，而且整个思想界也倾向于思想解放，大家都要去否定一些东西，所以是有共识的。当时的《读书》把西方思想引进来，为中国思想提供能量。80年代末出现思想上的萧条，南巡以后又有了起色。到了90年代，全球化问题、西方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冲击等，这使很多人有了各自的方向。我自己也在寻找一个思想方向。也就是说，80年代，大家一起划船时，是共同否定一些观念，要离开一个地方，但是上了岸以后，大家各奔前程的时候，差异表现出来了。我非常清楚地经历了这个变化过程。” 陈明说道。 2000年，长江《读书》事件将郁积的“差异”爆发出来。当年度，汪晖以《汪晖自选集》一书获得首届长江《读书》奖之著作奖。他因身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的双重身份，受到众人质疑，后出现百位中国学者“长江读书奖风波”大讨论。在授奖辞中，汪晖表示将自己的奖金拿出来给其他同人办杂志。

“不怕晦涩，怕的是言之无物”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达三将《读书》的问题归结为“四宗罪”，即“立场偏左、文风矫作、表述西化、问题脱节”四个方面：“立场偏左，使它包容性降低，甚至参入了门派之争或意气之争；文风矫作，不仅是语言晦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诸作者底气虚弱；表述西化，使它成为西方思想知识话语的跑马场，给人一种挟洋人自重的感觉；问题脱节，使它的一些作者拿西方的理论来强奸中国当下的场景和语境。”他在接受《外滩》采访时表示，不希望自己心目中的《读书》成为西方思想知识话语的传声筒，“二道贩子的命运既可悲又可怜！”除去立场偏左的问题，后三宗罪更多与时代、当下学者通病有所联系。《读书》早期文学译介的清新风格是让很多读者至今难忘的原因。8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人陆续对《读书》文风提出批评。1991年第8期，当时主编沈昌文还在读者来信指出矫情、老气横秋等问题。到汪晖接任执行主编以后，文风问题越发突出，至今争吵不休。

《外滩》记者查阅了25 年来的《读书》杂志，前两任主编陈原与沈昌文更为注重专栏、老作者和文学。金克木、吕叔湘、张中行、董鼎山、黄裳 、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如董鼎山开设了“纽约航讯”、“纽约通讯”、“西窗漫笔”等专栏介绍美国文学。1983年，一位读者统计，文学类文章比例在《读书》占到60%.沈昌文任职的十年，延续此特点，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冯亦代在“西书拾锦”专栏发表了81篇文章；吴岳添的“远眺巴黎”写了58篇关于法国文学的；李长声的“日知漫录”、“东瀛孤灯”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俄罗斯文学则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此外，诗歌有王佐良的“读诗随笔”；音乐有辛丰年的“门外读乐”，李皖的“听者有心”；美术有尹吉男的“独自扣门”；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经济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思想有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等。这一时期，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沈昌文引介了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阁楼人语》，作家出版社，沈昌文，第22页）。总的来说，“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文章很少直接针对现实，风格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8月）。”

到汪晖、黄平时期，作者专栏淡化，到现在已经没有踪迹。很多老作者因年事已高、去世等缘故少写或不能再写了。《外滩》记者统计，金克木在《读书》上共发表过113篇，冯亦代发表了199篇，黄裳108篇，董鼎山101篇，王蒙有90篇。至今还能在《读书》上看到文章的只有王蒙、黄裳以及坚持每期画漫画的丁聪。金克木、陈原、冯亦代等创办《读书》的老先生都已经先后逝世。《外滩》记者在三联书店遇见89岁的丁聪。问及漫画事宜，好开玩笑的丁聪说：“我真的已经画不动了，有人批评我是懒惰。”老作者群逐渐消失，逐步影响到文风以及思想的改变。

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一类文章增多。如1996年左右几次关于考古的座谈会、2001年先后组办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座谈会等。这一转型也招致了不少批评，认为过于专业化，学术化，导致看不懂《读书》。网络上一个自称在读研究生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编辑肖自强不赞同很多对《读书》的批评逻辑。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现代前沿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更多地牵涉到价值的选择和立论，更多一些人文科学，90年代所讨论的问题更富有技术性和操作性，更多一些社会科学。在80年代，人们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市场化“、”要不要全球化“和”要不要宪政化“等，而在90年代，这些问题就转变成”怎样市场化“、”怎样全球化“、”怎样宪政化“等。求解之道也因此更显得具体、复杂、琐碎和枯燥。”

对于文风晦涩，他的看法是：“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的《读书》如果有缺点，就是言之有物的文章少了。现代的学术条件和学术训练，使文章容易写了，但也容易使作者少了对一问题、一材料所作的久久的思索。知识有了，材料有了，思索没有了，这是这个快节奏时代的通病。言之有物的文章，如果有点晦涩，读者也要叫骂，我只能说这个读者太不向学了。因此不怕晦涩，怕的是言之无物。” 　“现在不看了，我看不懂”

对《读书》的部分批评还来自于思想倾向，不仅仅是文风问题，批评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例如网络上批评主编没有兼容并包，未将杂志继续办成知识界的“公共论坛”。这成为批评的要害。主编汪晖的学术背景和立场倾向，成为争论最大的话题。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甘阳、崔之元、旷新年、王绍光、韩毓海等人的文章在《读书》数量上有所上升并且放在了显要位置。经记者调查：1979年以来，崔之元共计发表23篇文章，甘阳13篇，朱学勤8篇、刘军宁6篇、何清涟5篇、徐友渔3篇。1998年以后，朱学勤、刘军宁的文章基本上没有了；这些学者的文章少发或没有发表，是因为《读书》不予以发表还是作者拒绝供稿？背后原因无从知晓。而甘阳、崔之元平均1年发1-3篇文章，基本放在封面予以突出，这可能也是造成非议的一大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汪晖、黄平时期的作者数量明显增加，更加多样化了。一般作者在每年《读书》出现频率都平均只有1-2次。特例有几次，2002年张鸣出现过9篇、李庆西8篇，2000年摩罗8篇，以及冯象的“政法笔记”。1997年以后，更为频繁出现了这样一批作者：温铁军、冯象（20篇）、夏勇、强世功、李昌平、季卫东、卢周来、李小江、戴锦华、吕新雨、吴文光等。

在汪晖、黄平时期，《读书》关注当下问题也有所增加，尤其是三农问题（8篇）、全球化（17篇）、政治法律问题明显增多，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也有所增加。 “讨论当下问题必须承担风险，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为应对正在发生的当下现状写出来的，许多结论性看法，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吴彬说道。 此外，批评者也经常会将《读书》三任主编进行比较，看其办刊风格有何不同。《读书》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1986～1996年，沈昌文； 1997年至今，汪晖、黄平。

《外滩》记者试图找到主持《读书》杂志的前两任元老，范用和沈昌文。范用因为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拒绝采访；对于现在的《读书》，范用在2004年11月的“文汇读书周报”表示还是每期都看，印象是“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总的印象，如今的《读书》拔高了。” 但范用在去年8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则表示“现在不看了，我看不懂”。第二任主编沈昌文表示自己也不愿多谈，目前的老先生更多关心另一本杂志《万象》。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向记者推荐了吴彬——《读书》工作最长的编辑。

吴彬跟过《读书》三代主编，她认为“可能”出版家办杂志和学问家办杂志的确有很大的不通。“过去的主编（陈原、沈昌文）就是出版家，他不会把自己放在尖锐的思想观点冲突之中，不会参与学术之争，没有自己的既定的观点，能接受各种立场的文章。现在的主编都是学问家（黄平和汪晖），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这些不可能不在选择稿件的过程中产生影响，哪怕是想避免可能都做不到。所以不同主编的确存在编辑风格上的一些不同。” 主编之一的黄平否认这一说法，认为优秀的思想刊物主编大都是学问家。最关键一点是，既然允许汪晖当主编，就得允许一个主编办的杂志有自己的特色。“汪晖办的杂志，当然不可能和沈昌文一样！”对于思想兼容性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读书》在思想上更为开放了，否认有派别之分。如，崔之元。“他是中国第一个介绍哈耶克的，包括汪晖本人，他输理不止哈耶克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编辑的《文化与公共性》是最详细介绍自由主义分子的作品。难道能够简单说他们就是左的？崔之元写过警惕俄罗斯私有化《逆取顺守》的文章，当时很多人觉得俄罗斯就只有私有化这一条道路，难道当时批私有化，从今天来看就是左的吗？不能这么谈。包括所有谈警惕私有化、钱权交易，都是左的吗？完全不是这个问题。”而他认为一些作者不为《读书》写也是正常的事情，在一个分化的时代，作者当然有权利自己选择发表文章的对象。 在应该谁来办杂志的问题上，刘小枫在十年前做出这样的论断：“《读书》不像八十年代的种种团伙性的思想文化杂志那样忽而天折，除去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由于它不是知识界的一种团伙性杂志，而是职业出版家主持的杂志。职业出版家在八十年代以来迄今的思想—知识界的变迁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尾声

刘小枫在《读书》15周年里曾作分析，认为《读书》的言述品质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特征，“记录了知识界中部分知识人脱离思想改造法力的过程，亦实际地推促了摆脱社论语态的进程”。而随着大众化、商业化、全球化冲击，中国知识人整体发生了分化，彼此的学问转换为思想立场上的“主张”之争，而这些影响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记录这一历程的《读书》。 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陆续出现了其他类型的思想文化杂志《天涯》、《书屋》、《万象》、《书城》等。这些分化也必然带走了一部分《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但是《读书》发行量至今还是位居第一，其他四份杂志多在月发行量3万册上下。从发行量上看，除了80年代末的低谷外，《读书》依然未被超越。

在虚拟和现实世界受到诸多批评，吴彬承认原因之一在于很多中年知识分子的青春记忆是跟随《读书》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报有很大的期望。“记录时代的面貌还是《读书》的责任。既然《读书》已经承担了20多年的责任，成为了全面反映知识界的平台，就应该继续坚守自己的职责。”

相对于很多激愤的批评者，陈明多了些宽容和理解：“中国知识界可能一直存在问题，早期大家看到的都是浪花，忽略了下面的激流。大家批评《读书》，可能是情绪放大，带了很多记忆的温情和老读者的预期。一些人是不是还在希望《读书》象80年代那样承载了所有读书人的梦想，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的立场呢？这在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平和的理解它。当下传媒和网络渠道变多了，分化是成熟的标识，《读书》的份额自然要缩小。我们抱怨的是，《读书》这个平台有了很多资源，继承了很多精神遗产，应该做更大更多的事情。大家对它的要求也就很高。我们批评它，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它，而是希望它更好。”

读者群、作者群、编辑群如血液般不断循环于其体内，《读书》变了，但似乎还在延续点什么。2005年3月，第312期《读书》上，我们又看到了王蒙的名字。那位1979年4月第1期《琐谈》以及《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作者又写下了新的话题——《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骑兵军》。

 

与8年前北京申奥成功时的风光相比，目前中国政府却正面临难以摆脱的难堪局面，那就是国际社会抵制奥运的活动正如星星之火，连一向远离国际政治风云的挪威也有团体加入了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列。最让中国当局难受的是国内人民也加入的抵制，如黑龙江省富锦市清化村3,000农民签名呼吁“不要奥运要人权”。

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今年不过7年光景，中国经济神话的魅力还未褪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像为何竟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只要分析抵制运动的各种口号，就会发现，是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导致了目前这场抵制运动逐步升温。当年中国政府以承诺改善中国人权减少申奥压力，而当拿到奥运举办权之后，不仅未对中国人权状态稍加改善，反而因逐步加强的政治高压、日益扩大的特务统治使中国人权状态日益恶化。

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动辄把各种批评言论及批判性学术研究坐以严重的政治罪名，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并将论者投入监狱的中国当局，在对待抵制奥运的态度上，却一反常态地去政治化，要求国际社会不要将奥运与政治挂钩，并在报道中借所谓某教授之口称将奥运与政治挂钩是“根本不懂奥运精神”，还将当年美国等61国抵制莫斯科奥运说成是一场“丑剧”。其实，泛政治化的中国当局最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远离政治，这种要求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别人远离政治，自家垄断政治权力包括政治话语权。

且来看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抵制奥运事件。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奉行“不干预政治”的基本原则，历届奥运会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从1896年起，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只在1916年、1940年和1944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中断。二战以后，国际局势诡谲多变，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与世界两极格局的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历史大事件都曾对奥运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国际冲突导致一些国家因本国的政治利益而抵制奥运或是拒绝与对抗国同场竞技。1956年的墨尔本首开抵制奥运之先河，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战事激怒了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而前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扼杀又导致瑞士、西班牙和荷兰拒绝跨入奥运大门。1979年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引发了由美国倡议、61国拒不参加莫斯科奥运的史上最大“抵制事件”，其中主要的抵制理由就是苏联的人权状态恶劣。为报复此举，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也宣布抵制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

由此可见，奥运不可能真正与政治完全脱离。2001年7月在莫斯科申奥时，中国政府为了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不惜一切代价消解当时的反对声音，曾向奥委会与反对者们承诺：只要让北京承办奥运会，中国将改善人权。但此后多年来，中国的人权状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人权，尤其是对于中国政府钳制舆论、以言入罪的恶行时常批评抗议，一直是呼吁抵制奥运会的主力。为了让记者无疆界消音，2007年1月，中国当局邀请记者无疆界秘书长梅纳尔（Robert Menard）及其亚洲部负责人布罗塞尔（Vincent Brosse）访华。其间以花言巧语许诺改善中国人权，骗取了记者无疆界组织停止呼吁抵制北京奥运。梅纳尔等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共提出了改善新闻自由的十点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释放一些被关押的记者、网路异议人士。这些网路异议人士、记者和维护言论自由的人士加起来有一百多位，名单中所列举的都是健康状况最差的、年纪最大的、在狱中时间最长的。中国当局承诺说“没问题”，并定下了释放某某的日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某某，还许诺说在某个时候将允许记者无疆界到中国设点，并对某某网站解除封锁等等。

但这次会面后的七个月当中，中国没有履行任何承诺，迫使记者无疆界重新举起抵制奥运的旗帜，以回应北京的背信弃义。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一方面写信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兑现当年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该组织还为这次重新发起的抵制活动专门设计了一个图案标志，用五个套在一起的手铐来代替奥林匹克的五环，寓意北京政府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象征着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现实。

与历史上历次抵制相比，抵制2008北京奥运有两大特点：
第一、发动抵制运动的主体是国际人权团体，呼应者则来自社会各阶层，从政治家、社会名流直至普通大学生。记者无疆界、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是这场抵制运动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响应者当中有澳大利亚人权团体联盟（成员包括许多加国前政要）、美国众议院资深议员汤姆．兰托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等人。

将这次抵制推向高潮的是美国电影明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女士。她在《华尔街日报》（2007年3月28日）上撰文，指责中国向苏丹提供的经济帮助，“使达佛的屠杀得以进行”，并呼吁抵制她称之为在北京举行的“族群灭绝奥运会”。不仅如此，法罗还撰文指责在3月间赴中协助北京打造奥运会的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匹尔伯格。她质问斯匹尔伯格是否知道达佛大屠杀的背后有着中国的血腥银弹。斯匹尔伯格随后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谴责达佛大屠杀，还要求北京发挥影响力，“结束当地人民的痛苦”。

加拿大目前是呼吁抵制奥运声音比较高的一个国度，连大学生都参加这次抵制，如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学生会是其中一支活跃的队伍。从上述人士构成来看，并不局限于中国政府宣称的那些“反华势力”（如日本政界右翼势力、法轮功、台独势力等），也绝非中国当局诋毁的想藉此捞取名声的“不入流人物”。

第二，发动抵制的原因与抵制者本身利益无关，而是事关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人权状态，以及中国与苏丹等政权进行合作。对中国当局以及“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苏丹、津巴布韦等国的恶劣人权状态，抵制者们无法接受。应该说，这是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抵制奥运活动。这些参加者毫无个人的利益动机，他们只是看到了中国的失地农民因反抗政府强征土地而被地方政府集结的黑社会势力与军警棍棒齐下痛殴的现场录相，也知道今天的中国人们随时会被政府以城市拆迁的名义驱离家园；他们厌恶被称之为“互联网之敌”的中国当局，同情那些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被诬以重罪投入监狱的普通中国人；他们还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提供源，也了解到计划生育实施过程的残酷与惨无人道。他们还知道不仅是人，就是动物在中国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因此，为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从未去过的这块国土上的人民，这些抵制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一个高尚的心愿：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

与那些对抵制奥运活动泼污水的人士相比，抵制者的道德更显高尚。连中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泼污水人士大多出于利益动机，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现在是个经济强国，很多国家和公司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见《环球时报》2007年4月1日，“个别政客拿抵制奥运要挟中国，西方舆论应者寥寥”）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连中国政府自己都明白，除了利益牵引，中共政府毫无道德上的政治感召力。

而中国人的抵制更是难能可贵。目前，在特务横行、警察遍地的政治高压下，黑龙江的农民们能够以签名信的方式喊出“要人权不要奥运”，意味着他们要求结束在中国跪着求生的历史。

其实，早在2004年奥运会以后，中国舆论就已经开始对“金牌政治”严重质疑。  

认为奥运金牌代表中国强大，是中国政府通过多年的宣传与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给民众的一种政治幻觉。中共政府的政治追求从来就是富国强兵，即使是改革以来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其终点也在于强国而不在富民，人权根本不在其政治考量之内。也因此，中国政府对奥运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那就是：参加奥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力量、地位、政治面貌和精神状态。如果金牌名列前茅，或能够成功举办一届奥运，被认为具有提高国际威望、构建国内和谐，以及“团结世界爱好和平之友人、增进彼此了解、推动共同进步”之功用。中共甚至宣传，日本与南韩就是通过举办奥运而跨越现代化的门槛，如果北京能够举办奥运会，必将会为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见解的驱动下，中国才有了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牌政治”。遥想1984年7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上，在隔绝于奥运28年之后，许海峰为中国夺得首枚金牌，这枚金牌使中国舆情沸腾，《中国青年报》记者孙杰记述该次事件的通讯“光荣啊，普拉多的枪声”被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从此奥运会金牌通过“教育”渗透到青年一代心中，成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奥运情结”更是成为中国政府凝聚民心的一个重要法宝。不少中国人（包括不少海外华人）甚至将是否支持北京奥运当作是否爱国的表现。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时，不少中国人确实以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升。

但金牌体育政策的结果，并未提高全民身体素质，除了纳税人重金供养的运动员通过“金牌”而登龙门，以及众多官员依附于奥运金牌梦上获利之外，民众看不到金牌多少与改善民生有何关系。2004年奥运之后，中国成了第二金牌大国，但就在政府举办各种庆典欢庆之时，当时还略有生存空间的中国舆论却对“奥运情结”作了深刻反思，对“金牌体育政策”颇多微辞。这些微辞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质疑金牌体育政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2004年奥运会上，中国夺得金牌32枚，仅次于美国的金牌35枚，对这一结果，深怀奥运情结的中国人本该高兴才是。然而头脑渐渐清醒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多的金牌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与原来的社会主义邻国俄罗斯相比，中国人发现在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政府舍弃人民福利不顾，投入重金堆出来的一堆奖牌并无优势可言，因为俄国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立陶宛等九国所得金牌相加，共得金牌45枚，奖牌162枚，比美国还要多得多。对于国家重金堆奖牌一事，中国人原来心安理得：苏联号称体育强国，不也是靠国家拿钱堆出来众多世界冠军吗？但如今俄罗斯等国早已民主化，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依靠专制机器集中全国物力人力去拼奥运金牌，这次奥运成绩完全是靠运动员自己硬拼出来的。至于与美国运动员的差别，中国人也早就清楚：美国除了少数具有观赏价值因而能够赚钱的运动项目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大部分运动项目的选手都是业余的，而中国的运动员却清一色是纳税人供养的职业运动员。

中国人也清楚奥运奖牌虽多，中国却并非体育大国。在金牌大国的前10名中的国家，基本上是每100万人拥有一块奖牌，美国略高，是285万人一块，只有中国却是2,059万人才拥有一块奖牌。中国人也清楚，中国青年出国留学时，与同学相比，体育方面几乎一无强项，因为中国几乎没有公共体育设施供平民免费使用。

中国人更清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本国教育事业落后，全国还有五千万失学儿童；政府积欠职工养老保险金达1万亿左右，占年GDP总值将近一半，不少退休职工领不到退休金。底层百姓不能生病，因为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是将这项福利减到最少，让大多数人无钱看病。在民生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花纳税人那么多钱，培养一些金牌运动员，为中国政府挣面子，此举真符合人民利益，且真正出自人民的愿望吗？

2、每块金牌到底投入多少成本？

将这次反思推向高潮的是一篇题为“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的事业费从每年30亿元上涨到了每年50亿元。按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7亿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是依据2000年至雅典奥运的四年间，体育总局事业费总额的200亿元，按30枚金牌平均下来推出来的，不应该将体育总局的全部费用都折算到金牌里面。他提出一个数字：中国政府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亿至20亿之间。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鲍明晓本意是想说明金牌成本并未高达7亿元，但五、六千万元在中国，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以其官方研究专业研究人员身份作此语，反而坐实了金牌成本的确非常昂贵。也正因为有了如此明确的费用计算，故此中国选手虽然在奥运会上夺得了32枚金牌，但舆论对他们的欢呼不但无法与20年前的沸腾状态相比，甚至无法与2000年悉尼奥运会鸣“金”收兵后的欢呼声相比。

最刺激中国人感官的是2004年奥运会举办之时，正值中国新学期开学，不少穷人孩子为筹措学费陷入困境的报道不断见之于媒体。一些穷孩子为了数百元或者数千元学费陷入绝境，不是自杀就是家人自杀。社会天平的极度倾斜让人感受到极为强烈的刺激：一方面是社会精英们陆续赴雅典“见奥运世面”的欢快与轻松，另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穷人家庭因为高额学费而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奥运金牌在这些穷人的痛苦与绝望映照下，不可避免抹上黯然之色。人们因此对重奖运动员以及众多官员借奥运为名花费巨额公帑出国考察等行为表示怀疑。2004年审计风暴中揭露国家体育总局挪用奥运会专项资金建造住房的腐败丑闻，更是对这种怀疑批评推波助澜，甚至有网友发出“奥运，奥运，多少腐败假汝之名以行！”的感叹。

金牌重要还是民生重要？这一沉重的发问积累到今天，就凝聚成部分觉觉醒者沉甸甸的痛苦呼喊：“要人权不要奥运”！

 
目前距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只有一年左右时间，中国政府花的金钱有如哗哗流水，但流淌的却全然不是地方，徒然激起民怨。依此看来，很难保证中国不步当年纳粹德国与前苏联的后尘，当年这两个专制强权国家都曾借举办奥运炫耀国威与自己的“光荣伟大正确”，但距离其举办奥运均不到十年，两个强权国家就灰飞烟灭。覆辙未远，中国政府如此漠视人权，只会促使其危机更早到来。

4月30日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公布了一项长达22页的报告：“中国：奥林匹克倒计时——镇压异己，阻碍死刑制度和媒体改革（The Olympics Countdown Repression of Activists，Overshadows Death Penalty and Media Reforms”），报告严肃指出，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旨在帮助和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为此北京政府也做出严肃许诺，保证大力改善大陆人权状况，然而最近他们的调查评估却发现，为主办奥运，中国政府至少在北京地区将更多的人未经审判就拘留或劳教，情况比以往更糟。

这份报告尖锐批评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但由于篇幅与该组织的专业工作所限，只能列举一些受迫害的政治犯与良心犯的个案，其实，中国民众的恶劣生存状态更能说明中国人权的普遍状态，而最近山西黑窑事件，只不过是中国乡村沦落、农村经济破产的一个事例而已，而同类事情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绝对不是个案。

在此，我谨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良知，再次呼吁：中国的强国梦应该在富国强兵这两项内容之外，将人权作为与之并列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即使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扬威于世界，政府财政充裕且官员富足，但民众却不得不在非常不体面的劳动环境中工作，面对权力只能跪着求生，这样的国家即使再多办点奥运之类的面子工程，也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无法实现其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梦想。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能够争取到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人民是兴高采烈的，国家是光彩照人的，政府是荣光自豪的，这是为什么？

如果仅仅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似乎奥运会就是人类世界的体育大盛会。其实，奥林匹克精神体现了人类一种普世价值观，这样看来，当然就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了。

历史上人类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的战争、宗教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征服与反征服战争。人类社会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文明价值观的不同，通过战争行为解决政治问题，战争总是难免的，但战争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人类在寻求共同价值观。

奥运会虽然是体育盛会，但她却是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聚集在一起，一场体育盛会，把全世界所有角落的人群的目光都吸引在一处。身处这个盛会中，人们忘却了彼此的不同，一切遵循体育比赛规则，在这个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强权，没有区别，这就是一种普世价值观所起的作用。

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奥运会，但我相信一切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多少年来，人类就在制定全世界的贸易规则，贸易的全球化，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集团之间，不同经济体之间要遵守一种共同的贸易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观。

体育的普世价值，贸易的普世价值，前者早已被人类社会认可，后者也基本上被认可。

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普世价值观，那就是人权价值观。人权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文明展现的最崇高的价值观。人权价值观的普遍接受，阻力来自于专制制度，来自于专制保守的意识形态，目前世界上主要表现为共产专制和中东一些伊斯兰王朝专制。苏东的变革，已经大部摧毁了共产专制制度，人权价值观被普遍承认，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残余的共产专制国家负隅顽抗，但其发展趋势也难免沦陷，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体育和贸易的普世价值无不浸透着人权普世价值观。奥运会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要促进体育项目的发展，正如奥林匹克宪章所指出：奥运“是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提倡一个关心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 总部设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言人杰夫·朱里亚(Jef Julliard)指出，奥运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国际间体育运动的发展，促进各国政治上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奥运会从古到今的一个主要宗旨。

奥运会历史上最耻辱的一次就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希特勒在全世界面前做秀，将其美化成一个和平天使，之后不久就发动了世界大战。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抵制；作为报复，苏联和东欧集团抵制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谁说奥运会不涉及政治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共当局，其政治意义在于宣传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来说，北京奥运会是传播奥运精神，传播人权价值观的大好时机。

中共当局曾经向国家社会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当局不得不在2004年将一直避讳的尊重“人权”话题写入宪法。去年11月17日，中共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大型人权展，去年12月1日颁布开放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的国务院令，前不久中共多家喉舌发表了胡锦涛的智囊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权秀”、“新闻自由秀”、“民主秀”接踵而来。尽管做秀毕竟是做秀，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还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管怎样，外国人看中国感觉那是大有“进步”。正如鲍彤先生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的采访，这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如果没有胡温政府做秀，鲍彤哪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鲍彤对记者说，能够直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中国的一项进步。他认为，即使是北京为了奥运会而采取的短暂改善也应该算是好事，并希望将来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进行自由采访。

胡温政府的做秀来源于奥运会——这个世界大盛会的压力。事实上，既然在体育运动世界中，人类有共同的体育准则和价值观，那么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和谐，也同样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上。经济交往中，中国已经加入WTO，承认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一体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是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面前，胡温政权也不得作做秀了。

2001年7月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全国一片欢呼。当时我们也幻想借助奥运会促进当局改善人权状况，促进民主政治改革。但许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当局除了做秀之外，侵犯人权的事件屡屡发生，更多的记者、作家和维权者被投入监狱。1984年，我与张裕合写的《中国关押作家世界之冠》一文刊登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并获得第十届人权新闻奖，文中曾列出的因言治罪者名单有60多位，并且还在陆续增加中。如师涛、郑贻春、杨天水、张林、严正学等，而因上访维权、土地维权、反污染维权、反强迫拆迁维权、宗教维权等等被捕入狱者数不胜数。

许多异议作家、学者和维权者人权状况很糟糕，他们遭到当局的不断骚扰和拘押。窃听、跟踪、传讯、恐吓、限制人身自由，其手段极其恶劣。如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长期被软禁在家里；如居住在上海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小乔（李剑虹）经常被公安人员传讯和拘押，反强迫拆迁的马亚莲女士更是被劳教；居住在山东青岛的李建强（刘路）律师因为异议人士做辩护律师，现在已经中止了律师资格；从海外回国开会、探亲、访友的陈迈平、康正果、孟浪、巫一毛等作家、学者，分别被中共的国安、公安人员约谈、盯梢、骚扰甚至恐吓。

2007年1月，上海访民段惠民被警察殴打致死；2007年7月1日，上海上访维权人士陈小明由于被长期关押，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最近披露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更暴露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奴工、童工普遍现象。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仅很糟，而且是血淋淋的。

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清楚，中国当局清楚，国际人权组织也清楚。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保护记者协会、国际人权联盟和世界反酷刑等组织都在积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六月二十八日启动了“北京2008”手铐奥运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在全世界展示由五个手铐形成的象征奥运会徽的图像。该组织同时致函奥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吁请世界奥会要求北京尊重奥运会的基本精神，并履行在争取主办2008年奥运时改进人权的承诺。记者无国界强调，他们的行动不是为了干扰奥林匹克比赛，相反地他们是要提醒人们特别是世界奥会，奥林匹克宪章中说的：“（运动）是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提倡一个关心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任何一个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都有权力及义务维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会精神。

中国的人权状况需要全世界注目，促使中国改善人权。对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共当局是否有所反应，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最近，上海访民和黑龙江维权农民发起“要人权不要奥运”。我的理解是，维权者是要人们关注他们的人权状况，谴责当局的侵权行为，促使当局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人权与奥运是对立的，让我选择，当然选择人权。人权高于一切，当然高于奥运。

中国闭关锁国数千年，中华民族被专制者圈在一个圈内，与世隔绝，历代皇帝甚至限制渔民出海，更不用说远航了，即便历史上少有的郑和下西洋，那也不过是宣扬中华皇帝威权。毛泽东时代依然与世隔绝，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想都不敢想。如今，奥运会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也是中外交流的大好机会。让隔绝一去不返，让中国融于世界，最终成为文明、民主、自由的国度。

我的观点是，奥运与人权不是对立的，要奥运更要人权。如果奥运没有在中国举行，难道我们就不要争取人权了吗？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是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民始终追求的目标，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盛会，更是人权普世价值观传播的大好机会。中共当局镇压异议人士和维权者的行径，已经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而且还将在明年的奥运会期间继续暴露。各国的运动员、记者和观众必将大批涌入奥运会赛场，但同时也会涌入北京等城市，这必然给中共当局带来压力。尤其是，群体事件在奥运会期间不会停止，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也不会在奥运会期间停止。

有许多人担心北京奥运会之后，当局会“秋后算账”，对异议人士和维权者进行更严厉镇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也说明，奥运会迫使当局必须做秀，在人权迫害上多少也会有所收敛。我所期待的是，奥运会能否教育中共，能否通过奥运会契机启动政治改革。1987年，韩国600万民众利用汉城奥运会的契机，走上街头，要求政治改革，他们成功了。韩国政府不得不与反对派合作，进行修宪等政治改革，加快和实现了民主化。中国的奥运会也是一个契机，虽然不能幻想发生与韩国同样的政治变革，但至少对中共当局实行的专制制度是一个打击，也许会真的促使当局发生政治变化。

 

我的律师证被停止注册了，这是我自找的。我不怨别人，不怨青岛市司法局，不怨山东省司法厅，也不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虽然是它们做出并执行了令我停业的决定，虽然我唯一安身立命的饭碗再次被砸碎，从今以后成了无业人员，我的正在读大学的儿子的学费成了问题，每个月2000元的房贷也不知如何偿还。

我也不怨我自己。这个结果，其实很早就应料想到了。当我在2005年9月份接到新的律师证，当即开始为师涛、张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时候；当我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会法律顾问的职务，开始专职为异议人士做辩护律师的时候；当我在法庭上提出法轮功没有被认定为邪教的时候；当我因为力虹被重判提出有非法律因素左右案件判决的时候；当我看到高智晟的家人被株连、高被施加酷刑而忍不住呼吁的时候；当我因为浙江中院罗织罪名迫害基督徒而给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上书呼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律师证已经岌岌可危，我的饭碗已经被我自己摔得粉碎了。

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我从事律师执业13年，从来没有受到司法局哪怕是口头警告的处分，但是我的律师证在自己手里的时间还没有在司法局抽屉里的时间多。几乎每年律师注册的时候都是我的难关，短则扣留几十天，长则8个月、一年都有。2003年11月，我因为承办罗永忠、杜导斌案件和发起律师上书呼吁废除《刑法》105条“煽动颠覆罪”，律师证被扣了2年。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欠了多少人情，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艰难地要回证来。按说我应该汲取教训，听朋友和领导的话，多做些赚钱的案子；按说我在政法大学专修民商法，民事案子做得很不错，著名的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都把请别的律师打不赢的官司委托我来做，而且我也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打赢了官司，这一个案子的律师费比我做人权案件全年挣得都多。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非要辛辛苦苦去做这些没有钱挣还危及自己饭碗的案子？如果说以前没有教训，在经历了2003年11月律师证被扣之后，为什么还要“死不改悔”呢？有的时候，我自己也疑惑，也不理解，我这是怎么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非要飞蛾扑火不可？

可是，当我见到张林、师涛、杨天水、严正学的时候，当我跟力虹、李元龙、郭起真、陈树庆倾心交谈的时候，当我采访黄琦、陈西、李海、陈晏彬、朱虞夫、刘京生等铁窗英雄的时候，我时常会为自己冒出的这个念头而感到羞愧。这些坐过铁牢且矢志不渝的人们，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如果只考虑到个人利益，他们完全可以选择物质上生活得更好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却为大多数人的自由而贡献出自己的自由，甘愿以被边缘化作为代价来追求自己的理想，跟他们相比，我失去的一点利益算得了什么？就政治理想自由理念而言，我跟他们原本是“一伙”的呀。

有朋友说我不是个职业律师，因为我常常在辩护的时候，把当事人和自己混同起来，确切的说，是把当事人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混同起来。我常常让人觉得是在为自己辩护，辩护的成功失败，与自己休戚相关。

有人说，我是飞蛾扑火式的辩护，因为我在共产党的法庭上，拒绝使用共产党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不认同共产党可以理所当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不认同“党国一家”、“党即国家”，对共产党的批评等同于对国家政权的“颠覆”这个在这个国家里不言而喻的逻辑。

还有人说，我是激情辩护。因为我把追求自由的理念作为第一价值，在我承办的异议人士案件中，我从来没有给当事人做过有罪辩护。这种辩护，与其说是为了让当事人获得较轻的处罚，不如说是为了给历史留下纪录。我的这种辩护风格，使我的辩护意见在很多案件中难以被法庭采纳，只有严正学案撤销4项指控和陈树庆案件撤销2项指控是个例外。

因为这个缘故，政府对我彻底绝望。今年4月份开始的律师年检中，律师管理机关针对我承办的人权案件进行抽查，决定暂缓注册。我在给律师管理机关的《整改报告》中这样写道：我说了“敌对势力”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做了“敌对势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发现，我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人权法治的理念，跟执政党和政府认定的“敌对势力”的理念是完全相同的。政府一定发现：鉴于我无法祛除深植于脑海里的“敌对势力”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念，这个律师不能再继续执业。最近，因我而被株连2个多月的所里其他同事的律师证终于被注册了，而我的注册却遥遥无期。

7月17日是我最后一次为异议人士辩护，这次是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的案子，他被指控“利用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指控的事实是：陈树庆诽谤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的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侈(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

我认为陈树庆所述都是事实，并非捏造，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向法庭出具了40多页证据材料，论证说：

1 ）关于“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恐怕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是虚构事实。

第一，中共至今仍然是一党专政，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都在其掌控之中，都把党的领导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相比，这不能不说是垄断全部政治资源。

第二，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公有制国家，即使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到如今，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也还掌握在党和国家的手中，说垄断经济资源恐怕也没有问题。

第三，关于垄断社会资源，我想陈树庆的意思主要是指垄断新闻媒体、文化传播以及控制社团组织等等，这也不能说没有根据。

2）关于“六四”事件，这是刚刚发生的历史。不同的是，政府说是“平暴”，陈树庆说是“行暴”，是“屠杀”。这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问题，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有两个建议给法庭：第一，参考一下北洋军阀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枪杀了47个学生，被历史称为“大屠杀”、被鲁迅称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六四”伤亡多少？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都远远超过了“三一八”惨案的死亡人数，陈树庆说是“屠杀”，是“行暴”，有没有客观依据？第二，我这里有若干张18年前香港文汇报（共产党的报纸）的报道照片，有图片、有内容，我把它做为辩护词的附件交给法庭，以此佐证陈树庆是不是捏造事实？供法官参考。总之，我认为，把陈树庆对“六四”的评价说成是诽谤，是难以服人的。

3）关于“因言治罪，政治迫害（虐）”，近年来光是独立中文笔会掌握的因为言论问题而被判刑入狱的作家、记者就超过60多位，仅仅去年九月到现在，光是浙江省就有四起，陈树庆先生今天也因为言论问题和不同的政治理念而站在被告席上，这难道也是捏造么？！

4）关于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侈），政府自己的工作报告、官方新闻媒体都在批判，这怎么能说成是陈树庆的捏造？！

5）关于“假大空的愚民宣传”（傲），我们至今没有《新闻法》，我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控制在党和政府手里，每天几乎看到的都是歌功颂德，绝少对党和政府的批评，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

我的结论是，陈树庆对中共的批评，均有客观事实做依据，与诽谤“风马牛不相及”，起诉书的指控没有任何道理。

检察官对我的辩护感觉很诧异！他认为这是通过论证陈树庆没有诽谤的形式，在法庭上指控共产党！这是律师执业纪律所不能允许的，不要忘了我们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告诉检察官：你说对了，我和陈树庆就是不认同“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政体。正如陈树庆所说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专政也叫独裁，是少数人把持国家权力，这两个概念互相矛盾，不能混在一起；这两种制度互相对立，不能和平共处。实际上，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列宁的说法，就是阶级专政=党专政=领袖专政，就是少数人独裁的政体。但是，不认同人民民主专政，甚至反对，只停留在言论层面，仍然是合法的，是受保护的宪法权利，因为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这些主张当然包括政治主张。

这有可能是我以律师身份所做的最后的辩护，被天网主编黄琦先生称为“告别辩护”。我认为，这更是我的政治理念辩护，是为自由言论而辩护。

我被停止执业了，但我为自由辩护的声音却不会窒息，因为自由只可能暂时被压抑，而不能永久被窒息，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本能的渴望。从第一代人权律师张思之先生开始，中国人权律师群体虽然屡遭摧折，队伍却越来越壮大。有一句名言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复兴的种子。我想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为自由、为人权事业辩护的律师们，在为自由而辩护的道路上，先驱者倒下去，更多的后来者将接过接力棒继续奋勇前行。
    

 

被贪腐纠缠的中国人有救了！宁波海曙区纪委发明的一款网络游戏，据说能杀人于无形。我们在对行贿的愤恨之余，只要一玩这款游戏，立即神清气爽，政治清明，连升三级。嫉恶如仇如我者，立即热血沸腾，想与贪官大战一场。

可是，我想不起来最近给哪个贪官送过礼。老家有一场官司，现在还没找到送礼的门路，所以也恨不起来，要不，就不做这个清廉战士了吧。

但是，好像也没人给我送礼呀。当然了，无职无权，人家干吗给你送礼！腐败的机会和反腐败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那么，如果让我来玩这个游戏，我想做和珅.生活里面对盘剥我贫寒无比，就不能在游戏里穷奢极欲放肆一把？

和珅多爽呀，只要皇帝老儿不恼，哪个清官能奈我何？想像中只有贪官在红楼里才能享受的声色犬马，我要在游戏里完美释放。何况即使在现实中，享尽人间极乐死了也值的贪官也不在少数。当年厦门红楼开放的时候，官员们前去接受反腐教育，结果不少人的学习心得是：哪怕过一天这样的日子，死了也值！

如果要做清廉战士，既要拒绝各种利诱，更难的是还要拒绝美色引诱——傻不傻啊，我干吗要拒绝呢？生活里都有人不惧抓，带着小蜜游山玩水，我在游戏里还要这样清苦自己？

要做清廉战士，就让那些对贪官苦大仇深的人去做吧，反正他们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在虚拟的游戏中泄愤也好，免得急火攻心，酿成社会事件。同样地，我等没有机会体验腐败的，就在游戏里意淫一番，也是功德一件。

这可绝不是讽刺劳苦大众，也绝不是咱心黑。只是面对如此无能为力的世界，我们的反腐机构也给我们开出了同样的药方，焉得不遵守。心理学认为，如果一个人戾气太重，一定要发泄出来才不会杀人放火，于是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沙袋——让受了委屈的人去打沙袋泄愤，获得心理平衡。

提出这款游戏思路的纪委官员，想必深谙此道。贪官如此之多，反不胜反，总要令民众有地方出气才成。一款游戏，让我等被贪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平民有机会痛快淋漓地杀了贪官出气，又不影响现实中的官员向我们伸手索贿。当官的官照当，贿照收，我等孙子照装，游戏照玩——人间有比这更和谐的事吗？

但据说这款游戏并不专为和谐贪官和行赌者的关系为出发点，而是更有深意——为青少年提供“绿色上网”的环境。

原来如此，纪委同志们动员不了官太太，管不住官员的小情人，更管不住也不敢管官老爷，干脆鼓励青少年与腐败作斗争，此之谓“绿色上网”。可是，正如现实中一般，游戏中的清廉战士，也是要在清官的帮助下战胜贪官。斗胆问一句，如果没有清官帮助，还要不要反腐了？

想来想去，还是做和珅好啊！

 

随着网络的逐渐普及，来自民间的真实声音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寄生于所谓的”体制内”自觉自愿地充当执政党及其权力机关的政治”喉舌”的官方媒体，依然在采用极其美好的汉语词汇自欺欺人。围绕着主要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的洪口水电站工程，一方面是官方”喉舌”号称是”阳光移民”的政治宣传；一边是库区移民”以水逼人”的血泪控诉，以及针对人大代表朱正派的非法诱捕。真假对比，当下中国社会到底是盛世还是衰世、是阳光和谐还是黑恶专权？明眼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一、自欺欺人的”阳光移民”
 
2007年7月20日，”新华网蕉城在线”刊登署名” 颜凑”的新闻报道《蕉城区就洪口水电站移民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其中介绍说，7月20日上午10时，宁德市蕉城区政府就福建省重点项目洪口水电站库区移民工作在宁德山水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洪口移民工作情况，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自新华社、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闽东日报、宁德晚报、宁德电视台、宁德人民广播电台、闽东侨乡报、闽东日报蕉城新闻编辑部、电视蕉城新闻中心、新华网蕉城在线等10多家区内外各级媒体的记者参加本次新闻发布会。中共蕉城区委副书记、蕉城区人民政府区长、洪口水电站移民指挥部总指挥陈宗森，蕉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洪口水电站移民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黄少芳，蕉城区洪口乡党委书记、洪口水电站移民指挥部副总指挥王伟添，蕉城区农办副主任、洪口水电站移民指挥部副总指挥陈新京，蕉城区移民局局长黄家宏出席新闻发布会。

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主办的”福建新闻网”中，另有记者郑长灵的新闻报道《宁德洪口库区移民基本完成”阳光移民”成效显》：”在今天于此间举行的宁德洪口水电站移民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宁德蕉城区长陈宗森称，经过宁德蕉城区委区政府近四年的努力，洪口水电站移民工作已于今年 4月28日基本完成。蕉城区委区政府实行’阳光移民’成效显著，目前，完成了1000多户约4000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签订协议977户3126人，占现有户数的89.8%，人口数的89.1%；已确定在安置点建房641户1838人；库区移民房屋417座已全部拆除。”

据郑长灵报道，洪口水电站是霍童溪干流梯级开发的第六级水电站，是福建省”十五”重点项目，是蕉城历史上最大的能源开发项目。电站设计坝高130m，蓄水位165m高程，总库容4.5亿m3，装机容量20万kw，年发电量4.5亿kwh，概算总投资10.4亿元。目前，坝体已浇筑119米高程，发电厂房正在建设中。宁德蕉城区委区政府以”搬得出，安得下，稳得住，能发展”的12字方针指导”阳光移民”，制定出台的”移民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中的最低保障线政策为福建省首例，深受移民群众欢迎。然而，同样是在2007年7月20日，笔者在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星水主持召开的失地农民讨论会上，亲眼见到了来自 洪口库区的几位库区移民，并且倾听了他们的血泪控诉。
 
二、”以水逼人”的恐怖拆迁

上网搜索，很容易查到落款时间为” 二00五年三月十六日”的闽政文[2005]72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宁德洪口水电站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但是，该水电站剪彩动工的时间竟然是两年零九个月之前的2003年6月28日。 水电站还没有建设完成，原业主亿力集团就把投资额为11.3亿元的该工程项目，以14亿元的高价转手倒卖给福建德禾，仅此一项就非法牟利2.7亿元。当初负责该项目的 蕉城区区委书记黄朝阳、副区长黄瑞全，已经于2005年2月因贪污受贿被捕入狱。据《凤凰周刊》报道，黄朝阳在任蕉城区委书记期间，曾给时任宁德书记的荆福生行贿数十万元。

据来自洪口库区的移民介绍，洪口水电站于 2003年6月28日动工建设时，不仅项目征地没有报批，而且库区移民的实物产权没有被评估确认，移民安置点没有落实，拆迁赔偿方案也没有出台，完全是一个先斩后奏、违法上马的黑项目。更为恶劣的是，2005年9月，当地政府的移民指挥部及项目业主并没有向库区移民履行解释与告知义务，便筑起75.5米高程的大坝围堰人为蓄水，从而造成”以水逼人”的险恶局面。

2006年6月6日，洪口库区上游山洪暴发，最高水位高达89米。由于移民指挥部没有及时通知75.5米高程以上的住户，从而导致100多户房屋被洪水冲走，库区内2000多人无家可归，同时还殃及霍童、九都、八都等下游乡镇。关于这场由人祸造成的天灾，”新华网蕉城在线”于2006年6月13日刊登新闻报道《 决战洪口——洪口库区防抗五十年一遇特大洪水记事》，其中介绍说：”6月5日至7日来，五十年一遇特大洪水袭击洪口。至6日上午12时，洪口库区水位高达83.35米，创1966年来该地区雨量新高。洪水造成库区内交通阻断，水、电等基础设施瘫痪。5日中午，洪口库区水面平静如故，谁也没想到，几个小时后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下午14：00开始，库区水位急速上涨。两个小时后库区水面波涛滚滚，顿时成为一片浑黄色汪洋；部分木质、土质房屋在洪水浸泡下轰然倒塌，水面上漂浮着被洪水冲刷的树木、草丛和房屋废料，洪口村过村大桥被淹没在78．5米水位之下，学校、乡政府被洪水淹没一层，……滔滔洪水使洪口成为一座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孤岛。数百名群众和参加防汛的干部被洪水围困在84米高程水位上。电力中断、自来水断流、房间进水、仓库断粮……”

按照村民的说法，洪灾发生后，蕉城区政府以赈灾之名向上级部门争取到大量资金，并且向业主福建德禾索赔 2000多万元，这些救灾款落实到灾民手中的只有400多万元。2006年底，福建省根据国务院要求出台了新的大型水库移民补偿标准，蕉城区政府一方面根据政策要求业主按照新的标准重新调整概算，补足项目资金；另一方面又与有关部门串通起来，继续执行原先制订的每人最多3万元的补偿方案，明目张胆地剥夺库区移民的合法权利。

2006年12月5日，洪口水电站二期移民全面启动，蕉城区党政当局如临大敌，动用公安、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以及58个局、16个乡镇的公职人员共计500多人进驻库区，采用威胁、恐吓、诱骗等各种手段，强迫移民签字搬迁。一些家在库区的干部、教师因父母、兄弟没有及时签订搬迁协议而受到牵连，分别受到停职、停岗或停发工资的处分。 莒洲上村、下村的部分村干部，还因为没有按时签订拆房协议被先后撤职。
 
三、人大代表惨遭诱捕
 
2007年1月30日，100多名库区移民自发到福建省信访局集体上访。在信访局门口，他们按照国务院制订的”信访条例”的规定，选派了3名代表进入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整个过程持续了40多分钟，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随后赶来的蕉城区公职人员及公安警察，用大客车把这些上访移民带到区公安局，以”攻击国家机关”的罪名把9名村民强制拘留82天。更加恶劣的是，没有参与上访的 蕉城区人大代表、库区移民朱正派也于当天被诱捕拘留。

朱正派，男， 57岁，汉族，家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洪口乡莒洲下村29号，是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大代表，代表证号:179，联系电话：2602996。2007年2月1日，朱正派在家中接到洪口乡人大主席的通知前往蕉城区人大开会。当他来到蕉城区人大办公室时，被宁德市蕉城公安分局警察带走，并于第二天凌晨1时被正式拘留。”拘留通知书”中给出的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82天后，被迫在”库区移民安置补偿款协议书”上签字的朱正派等人，于2007年4月24日被取保候审。

2007年6月11日，朱正派在”敬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状《人大代表无辜被关押82天，法不容忍!》中写道：”原告的人大代表资格不但在被关押期间未被取消，而且至今还是区人大代表。原告在没有被取消区人大代表资格的情况下，被告强迫原告在移民补偿款上签字后才同意释放，造成原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签字，实属逼供。同时在狱中，原告被用冷水冲洗，造成身上多处长瘤。”这里的原告指的是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

在”骑着蚂蚁看大象”的”新浪 BLOG”中，有一篇颇为专业的博客文章《洪口水电站库区缘何多了许多”山大王”》，其中简要介绍了一部分拒绝搬迁的洪水库区移民最为真实的生存现状：”近日笔者在福建省宁德市洪口水电站淹没区内看到很多搭在半山腰的茅草屋，据了解整个库区现在像他们这样在各个山里分散居住的至少有 50户，他们都是洪口水电站的移民，有一大部分是2006年6月的特大洪水后因房屋等一切都被冲走后，无奈之下盖起茅草屋在这居住的。还有一部分是最近因为政府强行拆迁房屋而没有住处增加的。因为有点像以前土匪的山寨，且政府也是不大管，所以在这里他们自嘲为’山大王’。

洪口水电站是福建省5大工程之一，建国初就开始提出而后经过上世纪90年代将近20年的勘察终于在2002年6月28日开始动工，至2006年初导流洞通水。一方面政府方面也在大力宣传动员库区移民开始签定协议搬迁出淹没区，但是由于许多问题的疏漏并没有多少移民搬离淹没区。2006年6月3[6]日洪口水电站发生特大洪水，由于工程方在没有把淹没区移民完全搬出时把围堰修至168米高程，使水流无法流出库区，导致库区内几个村庄被淹没，更有完全被冲刷干净的村庄。许多村民在跟我们说到这的时候，都已经是满目泪水了。祖祖辈辈一直到这一代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就这么没了，并且生活的房子土地及家当都没有了。从无忧无虑的生活到现在一无所有，有很多人死的心都有了。虽说政府后来发给了3个月的生活补助，一个人150元钱并且每家都有至少一千的淹没物品赔偿款，但是实在是不够在外地的花销，所以很[多]人只能在半山腰盖个茅草屋过日子。”

在谈到当地政府所宣传的”阳光移民”时，库区移民告诉笔者，许多响应政府号召的所谓”移民”，其实是外地到福建打工并且与当地官员有某种关系的“假移民”。这些”假移民”不需要牺牲自己世代居住的故土家园便可以得到移民安置点的房屋，真正的库区移民却只能在当地官员的追逼之下，躲进深山充当”落草为寇”的”山大王”。按照库区移民提供的名单，仅洪口乡莒州下村、花兰村、洪口村，被强制拆毁房屋的就有 82家共计300多名受害人。这就是宁德市蕉城区政府”以水逼人”的”阳光移民”的事实真相！

库区移民联系电话：谢先生， 3285933365。朱先生，13515071179。

 

前言

199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的沿海炒房狂潮后，朱镕基临危受命而踩下的一次急刹车，是年五月朱镕基先整顿银行，为了扼制炒房，他先后杀了十一个银行行长，终于在八九月份，沿海以炒房为主导发展的经济出现了逆转。记得海南从六月份整顿开始时，人们还抱着风头一过就会好的心态，但到八月份有的就耐不住了，九月、十月份，许多公司就纷纷关门，到了年底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司已经离开了海南。这时大批从倒闭公司出来的员工涌向了海口人才市场，于是人才招聘会成了海南最繁荣的景观。

在一个活活饿死过大学生的街头，求职与生存是摆在大批闯海者面前的严峻课题。于是为了一份五百元月薪的工作，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有着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一起竞争，就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情况。毕竟人首先得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可能赢得明天的机会，这是海南当时成千上万人的共同信念。

我当时刚到海南还不足半年，对海南我算是缺少经验的那种，也就是在招聘中通常不被注意的那种，所以找工作自然就特别艰难。我先后用了三个月时间，应聘了几十份工作，都没有等来一个份复试的的通知。眼看1994年元月又将过去，我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份糊口的工作，否则即将到来的春节就不知道怎么渡过了。

终于有一天，我应聘的一家台资旅业公司给我来电话通知复试，这在当时也是个难得的惊喜，因为复试就表示人数庞大的海选已经通过，若没有什么大问题，得到这份工作的把握就过半了。果然我在去复试后第三天就被通知正式录用，并当天就要求前去报到。奇怪的是当天我们这批新招的约二十名员工就被派往大陆——湖南、贵州、河南等地。而更奇怪的是，我们这些人基本不知道到这个公司后将做什么，因为我们此前没有被告知这个公司的业务情况，只知道有助理管理、财务、电子技术等三种职位。我对这个旅业公司也只是想当然地理解为是发展旅游业的。当我与另一位四川负责电子技术的青年被派往张家界工作时，我更相信公司就是开发旅游的，因为张家界是个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

然而，当我跨入公司在张家界的办公场所时，我一下子懵了。那里是一个三星级宾馆附楼的大厅，厅中摆着五十来台电子游戏机。虽然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但是在电视、小说，以及港台的一些电影中是看到过这种东西的，而直觉告诉我，这种电子游戏可能就是一种赌博的变种。看来旅业公司就是这样一个电子娱乐名义下的赌博公司。面对这种情况，在囊中羞涩与工作机会稀缺的双重夹击下，也就暂时不敢采取离开公司重新选择工作的行动。就这样，一呆半年。

在这家旅业公司的半年中，我先后到过湖南的张家界、长沙、常德、岳阳、株州，湖北的武汉，江西的南昌等地，基本了解了中国电子娱乐业名义下的赌博情况，也见证了中国官、商、黑合流下的招商引资与繁荣经济说辞背后的一些真实故事。如果说今天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导致了社会诸多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法制失范、道德沦丧的问题，那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这种趋势已经极为明显，并且由于制度性的设置已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结下社会灾难性的、官商黑合流的、背离正义与法制的罪恶之果。

一、霓虹闪烁下的电子娱乐城

从我走过的这些电子娱乐城来看，它们的选址多半设在省会或地级市最高档的宾馆中：如长沙市在长沙大厦、湘江宾馆，岳阳在岳阳大厦、岳阳国际大厦，株州在株州大厦；或者就在当地城市的商业文化活动中心：如湖南常德、江西南昌、湖北武汉等电子娱乐场子就是这样。选这种场地一则说明目标客户是那些有高消费能力的社会新兴阶层，再则也显示经营者有过硬的地方关系，因为这种地方不是仅仅有钱就可以轻易拿到的，更何况是用来作娱乐名义下的赌场。

这些电子娱乐城的投资管理方式从大的方面分为台资方与中资方。台资方：中间又分为纯粹的台湾老板，与在大陆寻求到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名义上是台资企业聘请的高管（总经理），实际上他们也是享受旅业公司股份的合伙人，他们对外都统一代表台资企业方。台湾老板与大陆高管的内部分工上：台湾老板负责电子娱乐软件开发，供给电子板。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当时在港台可能也是很普通的一种赌博形式，名之为“博彩”，俗称“老虎机”。台商利用自身的优势将这种赌博游戏引进过来；而大陆聘请的合作高管，负责投资娱乐设备–机壳、显像管、其它配件，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公关–选择城市开设场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城市，寻找关系，开设场子，是台湾老板真正需要寻求的合作。

中资方，也就是旅业公司在大陆各城市寻求到的地方合作人。他们负责租场地，办营业证照，维持治安。在这些证照中，公安部门发的一个娱乐场所治安许可证是最关键的，只要有这个证，别的证没有也可以先开着，而相反如果没有这个证，那别的一切证都有也别想开。所以中资方办证与治安的关键就是公安这一方面关系是否到家。台资与中资方在娱乐场中的股份通常是6：4。台资方中台湾老板又占6份中的3-4份，聘请的高管占2-3份。中资方在4份中，一般分给当地公安1份，还有黑社会1份，甚至也有分给公安1.5-2份的。

电子娱乐场的管理也跟台资方与中资方负责的工作相对应。台资方由聘请的高管安排每个场子两名经理助理带领一批服务员负责场子的经营管理，而中资方就负责场子的治安与地方关系。要想维持这种场子的正常运转，事实上最关键的不是投资，也不是经营管理，而恰恰是治安与地方关系，这在后边将详细谈到。

这种电子娱乐城的所谓娱乐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五张牌为板面，每次押上不同的分，来翻动不同的牌，由出来牌大小来定分数。每分定价看不同的城市消费，有五角一分的，也有一元一分的，甚至还有两元一分的。一般省会城市定在一元，或二元一分，而地级市则是五角一分。

这样的电子娱乐场子，通常是五十台机的规模，多的如长沙大厦也就是八十台机。以五十台机规模来算，总投资也就不超过三十万，而八十台机的投资也不会超过五十万，并且没有固定投资，因为场地是租的，机器是可以随时拉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竟然也算是个招商引资的台资合作项目，甚至一些地方还作为政府引资的政绩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当然为了显得重要，在投资上办证及宣传时，通常被放大成百万，或几百万。

然而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个投资小的项目，大概没多少益处，也不会有多少危害，那可能就错了。就以一个五十台机的电子娱乐城，在地级市是五角钱一分来算，那么一天下来收入平均就在三万元之上，一个月就是九十多万元，一年就是一千多万元。这可都是现金，而不是什么资产之类的。这个收入数字相对于小的投资如果还不足以让人吃惊，那么长沙大厦电子娱乐城的收入就不能不让人注目了。长沙大厦是八十台机的娱乐城，内中有一元一分的，还有两元一分的。这样一个电子娱乐城一天的营业额，在春节前后的三个月，大概每天是三十万元左右，而平常时间，每天大概在十五万元左右，这样场子一年下来的收入就将近七千万元。

在此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有关电子娱乐城的情况，是想说明：一、如此一个简单的投资项目，竟然在各地作为招商引资项目来做；二、如此一个一看就懂得是赌博的项目，居然堂皇地摆在当地最气派的宾馆或文化活动场所；三、如此一个投资小的项目，每年居然从当地抽走那么大的现金；四、如此一个简单的项目，极为经典地再现着商、警、黑的合作。

二、对台商趋之若骛

正如前面所言，电子娱乐城并不什么高深的技术，只是一种对港台博彩游戏软件的引进。这个明眼人一看就懂得是游戏赌博的电子娱乐城，居然倍受大陆官、商们的竭诚欢迎。许多地方的官、商竞相通过各种途径想与这个娱乐城的台资老板联系上，以恳请他到当地去投资。而这个台资老板也常常在千呼万唤后，才亲临当地去考察洽谈。为迎接这个老板，为让这个老板安心在当地投资，地方各部门官僚更是极尽趋奉，摆足排场，以博老板的欢欣。

记得这个台资老板有一次到贵州都匀去考察，当地政府主管招商的官员与公检法、工商、税务、文化各部门负责人，几乎是倾巢而出，集体欢迎，全程陪同老板几天。那种招待唯恐不周，唯恐老板不来的情形，经常被此台湾老板闲谈时拿出来作为调侃的笑料。最后考察结束时，各部门官僚群集一堂，等待台湾老板表态定调，谁知老板却先要一个个部门的官僚表态支持，于是那工商、税务自然在减免税费上承诺，而公检法竟然表态保证娱乐城安全，并提出派出干警到娱乐场值班。后来当地娱乐场开起来时，居然真的是公安值班，名之为保护外商投资安全。

更为有趣的是，有一次此台湾老板到某个地级市去考察时，当地居然警车开道，美女迎接，最后答应为了保证娱乐场正常运营，居然还动用当地武警值班，公然宣布地方政府各级部门不得前去检查。

如此这般的各地政府招商引资众生相，实在不胜枚举。当然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竭诚引资，原本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应该引什么资，招什么商？在此我无意于否定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确有搞活当地经济的愿望，并且也不排除有真心实意造福一方的理想。然而从电子娱乐城这么个简单的赌博投资项目，大批官僚竟然趋之若骛，竭尽权限，给足优惠，以使老板前去开场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招商引资旗帜下的经济活动是：

首先、缺失社会责任的招商。这些官僚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电子娱乐城是什么东西。因为大批参与这种引资的官僚，甚至都到这种娱乐城玩过，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个人都深知其中奥妙，但就是听人介绍而基本了解其性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一批了解引资就是个赌博娱乐项目的官员，却热情万丈，极尽优惠地要达成引资，那这种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何在？在引资的大旗下有没有官僚真心考虑过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电子娱乐城这么个简单项目上我们可以读出地方官僚们在招商引资上社会责任的缺失。

其次、走上邪路的政绩观。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本来是为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从电子娱乐这么个严格意义上不算个投资项目的招商上，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僚们为招商而招商，为政绩而招商。他们热衷于完成了一项招商任务，在政绩上可以记下一笔，而对招的是什么商，他们也许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这样让我联想到后来1999年，我在一个企业，当时陪一批自称代表外国某投资集团的考察团到桂林这个旅游城市考察，准备利用当地毛竹来投资建一个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从各种资料显示，这种造纸厂污染特别严重，早已为一些发达国家所禁止，并且那考察团也不隐讳这个事实，因为他们相信在网上肯定能查到。然而作为以旅游著称于世的桂林，负责招商的官员居然不谈污染的事，相反一再表示可以设法疏通上面关系，使这个项目得以通过审查。好在后来那个项目因为其它事情没有成功，否则桂林的山水又将面临一场浩劫。由一个算不上投资的电子娱乐城，到一个重污染的造纸厂，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地方官僚的政绩观。他们为了所谓招商引资的政绩，为了GDP的增长，真是到了不择手段。

再次、冠冕堂皇招商下的阴暗自利。电子娱乐城是个完全的赌博业，但许多地方政府官僚却竭力引进，这除了前面所言的缺失责任与错误的政绩观外，应该说其中还有个人利益驱动，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利益驱动甚至是整个招商引资的主导。是因为这个娱乐城低成本的投入，快速、高额的利益回报，使地方一些官员产生了引进的激情。因此地方引进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往往是身兼官商双重身份的人，他们通常一则在政府如外经委、外贸局、企业局等等部门任职，同时自己又在外面开有公司经商。这种打着招商引资旗号下动员权力资源保驾护航的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权力寻租下的渔利。从许多地方政府官僚对台湾老板的恭迎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自身钱袋进帐的期待。

对于商人逐利，我们原本无可非议，对于台湾老板在电子娱乐项目上如何利用廉价的技术来赚取金钱，我们也大可不必去遣责。然而问题是这些拿着国家纳税人钱的官僚们，却努力助推这种对当地经济无益，而对社会民众有害的赌博业，这就显示着这个社会权力已经完全自利化，完全成为危害社会、渔肉百姓的工具。

三、地方商人

中国曾经有套《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书在社会很是流行过一段时间，一批官僚与商人都竞相购读此书。这在某种程度反映出中国官僚与商人的双重心态，一则为官者希望自己享有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财力，一则为商者希望自己能成为呼风唤雨、弄权得势、左右朝野的权士。官与商都想集权钱于一身，因而红顶商人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楷模，膜拜的偶象。中国自八九屠杀后，改革事实上也就是走着一条官商兼营的路子，结成的是权贵阶层，形成的是权贵经济。这在电子娱乐城的项目上就很集中地反映着这种经济特点。

台资旅业公司要想在中国大陆开拓电子娱乐名义下的赌博产业，就必须有地方权力保护，就必须找到能代表地方权力出面的商人来共同合作。于是那些身兼官商两重身份的人就是首选对象，而这些身兼官商双重身份的人，赚钱都是凭权力的优势，而通常不作资本的投入，即完全通过权力寻租来获取暴利，于是电子娱乐业就正好是符合他们的选择。这一则基本不需什么投资，二则能获暴利，并且是典型的“短平快”。从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台资老板所选择的地方合作对象来看，基本都是这种身兼官商二重身份的人。

首先来看湖南长沙，旅业公司在当地合作开了两家电子娱乐城：其一是长沙大厦，八十台机，是最有规模的；其二是湘江宾馆，六十台机，中等规模。两家就有两个地方合作人。其中长沙大厦的地方老板是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的儿子，在外贸部门工作，出来自己与台企合作开办娱乐城。从长沙大厦每年近七千万的收入来看，他在没有什么实际性金钱投入的情况下每年可以收入近三千万元。如此暴利，在当时除了贪污可能更暴利外就可能很难再找到其它暴利了，因为当年房地产已经低落，而国企改革还没有展开，权力瓜分资产的机会还不是那么丰富。这副秘书长的公子在长沙自然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物，据说年少时是长沙街头一霸，后来托父亲之荫而入仕为官，黑白两道人都有，这种人自然是开赌博业的天然良材，所以长沙大厦娱乐业是如鱼得水，日进斗金。同城的湘江宾馆地方老板可以说是个目不识丁的人，此人年少时也是个市面混混，但后来因为有亲戚为官，自己挣了些钱，凭借当年在道上混时跟公安系统一个官僚结拜兄弟，于是就兼起了专营那种背靠警察支持的色情、赌博类娱乐业，电子游戏赌博也就自然成了他的一项业务。这个老板，从各种迹象来看，其实是公安系统官僚在外谋利的一个代表，或替身，他的真正后台老板是公安中的官僚，他不过是出面的一个“马仔”（跑腿的），当然从中也会分到些利益，但他利润的一半以上可能都进入了公安官僚的手上。

同样与长沙电子城地方老板相似的是湖南岳阳老板，他也是经委系统的一个官僚，后来还换成了外经委的一个官僚；而常德地方合作人则是市政府经济办公室的一个官僚。株州、衡阳也都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府经济领域的官僚，在外以私人身份出面合作，开设电子娱乐城。为什么这些地方合作人多是些经济领域的官僚，在政府是干部，在外又是商人呢？这就是当年改革的现实情况，在那时外经委，或外贸等，既是政府又从事经济的部门，可说是最吃香的部门，能进这些部门的一般是地方权臣的子弟，这是典型的赚钱与当官两不误的部门。所以这种部门出来人从事与台资合作办娱乐城是最理所当然的。

至于江西，那是当年省长的小舅子作后台，由一个他自己的同学出面协调，在九江、南昌开起了三家电子娱乐城。湖北情况也差不多，是当时省公安厅长的妹妹出面与台商合作开设电子娱乐城。

这些台资的地方合作伙伴，由于特殊的社会关系背景，他们代表着当时中国商人的一种普遍精神状况。他们通常具有狂妄、自私的性格，在生活上挥霍、糜烂。我记得这些老板多半都有情人，并且经常公然带着招摇。这还不够，他们还经常呼朋唤友一块到当地的歌舞厅找小姐消费，过后还经常在闲聊中谈起一些不堪入耳的情节，实在让人觉得作呕，然而他们却以此来炫耀自己。这些人除了自己开赌场，他们自己也参加赌。每次长沙大厦的老板到下面地级市自己另外开的两家赌场去分红时，总是自己要赌个痛快，要么将手头的几十万赌掉一半，要么就再赢个翻倍才罢休。他老婆也经常跑到别人赌场去，有时一输就是十几万元，或是几十万元。他们如此挥霍，但对员工却绝不会有半点慷慨，有时还经常为员工的快餐而争论，总希望从中一扣再扣。

记得当时在湖南还发生过一件让人伤心的事，公司一个会计得了糖尿病，需要换肾，以当时价格需要十三万元，该会计也算公司元老级员工，然而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根本无法筹到这么多钱，于是他向这些日进斗金的老板借钱，居然没有人愿意援助一下，最后眼看着这会计活活等死。这件事一度也曾使在公司工作的员工倍感心寒，大家纷纷议论，并曾发起募捐，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些一天能赚几十万，一天也毫不在乎挥霍几十万的老板，却不愿为挽救自己身边的员工生命而借出十几万元，这就是中国官商权贵们的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