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如果不是一个叫“红钻帝国”的女网民，大多数国人可能不会知道济南有个叫“银座”的商场。7月18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济南市，部分地区受灾，造成人员伤亡。其间银座商场也遭水淹，损失巨大。事后，在舜网论坛的暴雨讨论中，“红钻”言辞激烈地肯定银座有人死亡。在商场高管的举报下，警方查到这个23岁的女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她实行了治安拘留。

此事若放在过去，“造谣惑众”、“唯恐天下不乱”的罪名，就足以让公众闭嘴。但如今却引起很大争议。许多网民质疑警方的做法，认为“红钻”在网上只是跟帖，她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话，声称商场死了人，因此很难界定有主观故意，更无法确定造成了严重社会后果。对此我表示同意，即使“红钻”的说法违背事实，拘留她起码也是执法过当。至于“散布谣言”，原本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权力话语，往往只凭公权力机关好恶为标准，根据这一逻辑，如果一个人在网上发帖，称7月18日没有下雨，造成人们疏于救灾，这算不算散布谣言？如果不算，那只能说明，凡是某些人不喜欢的言论就是造谣，喜欢的言论就不是造谣。

传播不准确的信息是否触犯法律，这在西方也曾有过争论。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时报》登载民权人士广告，其中因对地方行政当局的指责有失实之处，被所涉官员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官司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书驳回了那些官员的起诉，维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大法官威廉·布伦南就此表示：“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辞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

这里隐含着一条“民治”社会的原则，相对于公权力，一般民众无权无势，在资讯获得与实现正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其对社会为害也小得多，所以司法机关必须首先注意保护弱势的一方。基于美国人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另一位大法官布莱克甚至认为，即使批评者有“恶意”，其言论自由也应得到保护，因为“恶意”是一个抽象的难以确证的概念。此后，这一法律原则的适用还从政府扩展到公众人物。

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言论自由的边界越来越扩大。尽管我们社会的司法还远不完善，但我认为，当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断标准仍值得借鉴，那就是，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要保证每一条消息都真实无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以不真实为由，就很容易成为公权力压制任何不同看法的借口。而面对公共安全和个人权利的矛盾，今天我们更应警惕的是公权力的滥用。

事实上，在许多公共问题上，造成公共安全事件的都是“没有下雨”的官方说法。如各地没有发生非典，没有卖血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没有矿难和黑砖窑，等等。许多地方政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习惯于掩盖事实，习惯于压制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还能毫无保留地相信官方的说法？在银座是否死人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商场方面都曾极力公开辟谣，但为什么“谣言”仍然不能止住，以至于要动用警力？如果说“红钻”的言论造成不良影响，那也是从反面说明一个事实：社会缺乏公信力。

要改变这种状况，各级政府就应当进一步增加信息透明度，扩大公众的知情权，让不准确的资讯止于真相，止于公信力的提高，而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涝。试想，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公正透明的环境，真相本不会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后者，比如，今年6月上旬，江苏无锡一名市民也是因蓝藻爆发发送百余条短信，被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

社会上下言论不畅，谎言多于真话，怀疑多于信任，造成各种不准确信息的传播，这才是此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真正该反省的正是这一点。“红钻”在网上争论时，曾写道：“我也是济南人，我对济南有着深深的乡情，难道我想让济南死人吗？看到死了人我就快乐吗？我只是恨某些人的遮掩！你懂吗！！！”可惜这番话只是许多网民懂了。

济南地方政府如果能改变执政思维，摒弃“造谣者”就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斗争思维，甚至甘愿忍受某些网民的无理指责，把心思放在城市今后的排水问题上，化戾气为祥和，这样才能提高公信力，社会之和谐进步或有时焉。(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一直以来，公众都对CPI、流动性过剩、加息、人民币升值预期等语汇不甚了了，经济界的讨论也成了术语对术语之争，事实上，这些问题与民生息息相关。在CPI数据即将公布之际，各类预测纷纷出笼，主流意见是，6月份的数据将在3.4%的基础上继续创出新高，达到4%，而加息等货币紧缩政策只是时间问题了。

加息说明政府想提高货币的价格，不管我们对流动性过剩作出怎样的解读，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多发货币导致购买力下降与资产价格高涨，由此引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我国经济固然在高增长、低通胀的循环中让人心喜，但有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我国的所谓低通胀是给CPI注水的结果，直白一点说，国家统计局虽并未做假账，但他们仍然在用农业时代的以食品为主的消费数据来审视当下经济，而对占经济生活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商品房等投资品种的价格高企视而不见。

事实上，目前的货币已经贬值，购买力大不如前。以高等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购买力计算，今年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五年前的几分之一。房地产市场上，据7月1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包括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在内，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总体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6.4%，但恐怕正在经历房地产价格恐慌的人，都会对这一数据抱怀疑态度。今年6月份，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每500克新鲜去骨后腿肉平均价格为9.78元，比上月上涨12.3%.从这些数据看，通货膨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从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看，我国本不应该存在过高的通胀压力，因为这两年工业增长利润在30%实属平常，从上市公司的半年报来看，一年上涨80%都不稀奇，除了新会计准则的功劳之外，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极高。

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摆脱通胀的阴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外汇结算制度上，我国的低价产品出口，挣回了大量外汇，而这些外汇没有成为民众福祉的来源，一来我国的顺差多半左右利润被外资企业获得，许多外汇是过路钱，经手而已，另一方面，由于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存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能转化为民众消费能力的提高。

具体而言：目前我国筑堤拦截国内外资金流通，凡进入中国的外汇都必须通过发人民币冲销，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外汇不断流入中国，中央银行就必须不断增发人民币，将外汇吸收为外汇储备，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就直接流入国内经济生活中，导致国内消费者只能在增发的人民币中消费，因此，即便生产率再高，也只能面临货币贬值之苦，如果政府多发行了200亿的基础货币，必定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中，国内的消费者仍然得以原来的价格甚至更高的价格来获取国内的产品。

于是，中国的经济就进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走强，人民币得到升值预期，外资大量涌入，国家必须不断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在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的同时，人民币的等量发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国民财产大幅度缩水，而外国投资者以及消费者则用高估的外币购买中国的资源、劳动力以及被低估了的实体经济资产，总之，无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外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时候，也在变相享受中国的廉价要素资源，享受中国企业高生产率。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花旗集团（Citigroup）驻香港的黄益平等人会认为，中国“仍是一支遏制通胀的力量”。中国的廉价产品成为全世界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福音，也是维持美元等货币购买力的重要支柱。

我们在用国内的廉价资源换取可怜的生存权，以国内的通胀压力，为缓和出口国的通胀压力作贡献。国际金融战争已经打响，我们必须决定今后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追求活着，那么可以继续目前的方法，但政府显然已经从要素价格、外汇浮动区间等各方面开始调整。这是追求大国地位与民众体面生活的必经之路，虽然这一调整过程可能非常漫长痛苦。

 

说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出德国成为世界第三，恐怕是十拿九稳的。但“超德赶美”应该仅仅限于GDP方面，否则“超德赶美”就真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笑话。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后，一个新词汇突然间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热得令人中暑。这个词，就是“超德赶美”。

擅长计算的欧美金融机构首发“笑弹”———那种让人开怀大笑而且一下子铭记在心的词汇。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尚未公布前，英国摩根银行预计中国第二季度的发展速度是10.6%。尽管这个数字可能远远低于中国的正式数字，但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德国。

《华尔街日报》发布更令人兴奋的报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预期的速度，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他们的推论来自数据：中国2006年的GDP达到了2.8万亿美元，直逼德国去年的2.9万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速在11%左右，而德国的增长率即使是乐观估计也仅接近3%，与中国相距甚远。

国家统计局宣布第一季度GDP以11.1%的速度增长，而上半年的总速度达到了11.5%，呈现出第二季度的增速远远超出了第一季度。这种好消息让国内一些媒体也精算账目，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按11.5%算，今年GDP总量将达到3.01亿美元的规模，即使只按11%算，也能达到2.997万亿，合3万亿；如果德国的增长率按2.5%算(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德国今年将达到2.97万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在下半年减速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德国要达到2.5%的速度恐怕还比较难。因此，说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出德国成为世界第三，恐怕是十拿九稳的。

这些均是事实，习惯了放大好消息的国人善于创新，将大跃进时的“赶英超美”口号换了一个字，便成了琅琅上口的“超德赶美”，在民众间迅速流传。

笔者就曾被好多人问及，英法德是不是真不如中国了？旅欧留学生回国的规模远超过留学美国的，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比那儿强？显然，人们把“超德赶美”看成一个综合指标。对于这句玩笑，我只能一一分解：环境保护我们远赶不上他们，空气洁净度、河湖清澈度、城乡绿化度均比我们强好多；居住条件我们远赶不上他们，他们的农民都住着我们看来很高档的“别墅”，地上铺的是地毯；社会保障我们不能和人家比，他们不必太为孩子上学、进医院发愁。

如果不把“超德赶美”仅仅限于GDP，那就真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笑话。“鉴于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德国只有8200万人口，这样的超越并不令人惊奇！”这样的话还是由我们多说，“超德赶美”这类的话则让他们去鼓噪吧。

 

摘自《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8月版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个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因。

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愿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曾经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会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深思地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就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里颇感意外。大学时读他的文章，主观上认定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料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他看到我们母女俩，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还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当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丫，我以为他在检查些什么，后来才从他嘴里得知他有恋足癖。他的身边站着他当时的女友，刘会云，娇小细致的她看起来和李敖相当登对，整个晚上我都很自在，这证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见钟情，否则我不可能轻松得起来。后来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中他为我签下的那行字（“正红旗下的梦游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交集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十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可墙上挂的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里剪下来的裸女照片；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有点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片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有方圆。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休。赫夫纳（Hugh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内设计。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令我很不自在，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愿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

很高，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赦也打了台币八万元。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台湾时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只要母亲不阻挠，我的两性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

在感性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的男性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当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件羞耻的事。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欲的满足。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

只爱一点点

李敖在示爱上既保留又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

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种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他们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与李放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外，还有他的沽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放对这件事的反应就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除了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下我没进过厨房，没上过菜市场，也没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辞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锅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语不发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纱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纱窗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的。然后板子会从十二楼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这时如果刚好有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会被砸出脑浆来，那时我们就得赔大钱了。”他无远弗届的危机意识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于是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开始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他，我发现他确实有些反常的身心现象。

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散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总是令我神经紧张。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小时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了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刚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咔嚓咔嚓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着他不注意，光着脚就溜出了大门。他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卑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自身难保啊！

从结婚到离婚

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b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又心疼起这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突然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二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该拿出二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本来对这门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厅里，由《中国时报》主编高信疆和作家盂绝子证婚，我的新娘礼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至于婚后所发生的事，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必须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还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了。婚礼结束后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午饭，饭后回到金兰大厦，没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喝，嘴里还得意扬扬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精神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这“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赔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只能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后来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跟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盂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敖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当时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萧先生回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请了出去。六月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的。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了谱。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给送李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兰去住了。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斌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脱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续。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这时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地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砸过去的时候，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闪了腰。两个人就这样闹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猛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宵夜（已经成了早餐），这时李敖突然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盂能先生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起来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

 

今天的《楚天都市报》报道：35岁的武汉汉阳区永丰乡派出所民警舒小武，在参加“制衣坊雇佣童工”专项整治行动中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后，于昨日凌晨3时不幸猝然去世。民众闻讯纷纷赶来，悼念这位人民的好警察。据说，这位经常加班加点的好警察身后留下了一个瘫痪在床的母亲、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九岁的女儿。他们全家住在一个十年前买的四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子里最值钱的是一个二十一英寸的彩电。

民众对他的评价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舒警官太敬业，他是累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穷的警察。”

无言。

舒警官绝对是一名好警察，他符合两个毋庸质疑的标准：他很穷，还有，他已经死了。

我和警察的联系要比普通民众多很多，至今还有很多朋友供职警界。如果说我没有见过好警察，那不对。我不但认识很多好警察，而且，二十多年前对我人生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其中就有好几位是警察，他们的兢兢业业，他们那种公而忘私的精神都已经早早融入我的血液中。

 

可是，当我开始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反对腐败，提倡体制改革后，我发现我要鞭挞的主要对象中就包括警察，而且，也是和我直接发生冲突的对手。

不要说各种破坏人权、打死孙志刚的恶性案件了，就是问任何一个普通民众，请他们列出当今中国最腐败的部门和职业，警察都会榜上有名，而且很可能名列前茅。正因为我和警察的交往，也让我认识到他们的腐败。这使得我在鞭挞他们的时候虽然更深刻，更一针见血，但同样的道理，也就让我更有所顾虑。

顾虑什么？顾虑伤害了一大批好人，一大批好的警察。

而且，我至今都认为，警察部门好的警察要多过坏警察。问题在于，坏警察借用公权力为非作歹，实在祸害无穷，不要说体制供养的一大群老鼠，就是一个老鼠也足以坏掉一锅汤。相反的是，好警察就总是那么默默无闻。甚至只有他们死了，才为我们所认识。

 

有两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一个是现象是，几乎没有警察是在生前被树立为好人民的好警察的。总要等到他们死了，才被领导发现，才被媒体报道，才被老百姓所知。

第二个现象更残酷，这些好警察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大多在警察中并不得志，有些被长期压在下面。等到他们某一天病死、累死或者因公殉职了，领导就来劲了，就开始要树立他们为英雄人物，要让民众对警察界刮目相看。我想问一下，这些小警察的头头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小警察累死、病死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这些年那么多人民的好警察为民众所知道，怎么没有一个警察头头？他们既然是好警察，为什么又长期被在下面，而那些从来不会被树立为好警察的人却平步青云，最终都成为这些好警察的头头？

我不能绝对地说好警察不会被提升，但就我所知道，在目前的体制下，很多好警察被有意和无意地压在下面，而那些有关系、有背景，会请客送礼、整天溜须拍马的家伙则得到快速的提升。

老百姓对舒警官的称赞“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穷的警察”让人唏嘘和不安。不错，我也很少见过穷警察，而且他们的“富”是和他们的收入极其不相称的。前几年，公安部出了个副部长李纪周，那家伙贪污腐败包二奶比当时中国最大的罪犯和黑社会头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只是当时警察界冰山之一角而已。就是现在，随便拉十个地方公安的厅处级干部清查一下，估计就会有九个过不了关，至少有三个可以先打毒针再判刑（我这里使用的死刑标准是判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的——贪污受贿五百万判死刑）。我说的这些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如果你生活在中国，长着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控制的眼睛和耳朵，就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

 

武汉的舒警官走了，他是一名好警察。但好警察绝对不止他一名，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不一定都会活活累死，但他们是我们的好警察，没有他们，我们不会有安全感，没有他们，坏人会更加肆无忌惮……

我们需要这些人民的好警察，但不要忘记，他们也需要我们，需要我们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警察制度改革，推动健全的人事制度等等。否则，再好的警察也会在那个贪污成风的体制里无能为力，就是活活累死，也仍然无法改变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贪污腐败的整体形象。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普通民众无法理解，那就算是我给警察内部的朋友喊话吧：必须改变目前警察队伍内部的升迁制度，那种靠溜须拍马，那种靠跑关系而向上爬，那种靠欺上瞒下而升官发财的腐败体制必须改革，否则，我们还会一次次看到好警察活活累死，而那些养尊处优、贪污腐败的坏警察就跳出来，树立一个死人当榜样，目的是让他们这些活人继续戴着大盖帽、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为非作歹……

 2007-7-28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的讲话

先说一点我和《读书》的关系。在在座的朋友中，我算是和《读书》关系最久远的一个，一般都认为我是《读书》的老作者，当然也是老读者。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并非《读书》的主要作者，可以说我始终是《读书》的团结对象，而非依靠对象。说“始终”，就是说，在《读书》的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只是一个投稿者外，在第二、三两个阶段我都处于这个位置。第一阶段是老师辈办刊，作者也主要是老师辈，记得我最早在《读书》上发的一篇文章是谈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的，能发一篇就很高兴了。到第二阶段发表的文章就多了起来；但那时《读书》很重视文人趣味和笔墨趣味，而我这个人恰恰最没有文人趣味，文笔又特别粗，因此，为《读书》写文章心里总有些虚。到汪晖、黄平时期，开始时，大概是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的文章还比较多，我也因此卷入到所谓“《读书》评奖”事件，成为一些人攻击的对象。不过，我至今仍然非常珍惜我得到的那个《读书》最佳文章奖，因为那是《读书》的读者评给我的，而那时我正处在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大围剿中，我对《读书》和它的读者一直是心怀感激的：那是危难中见真情。但在此以后，我的文章就逐渐少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知识结构不太适应《读书》新的办刊方针。我对自己的边缘化，是坦然的。因为这正是我的自觉追求，早在1994年我就写文章，说自己的选择是“站在边缘位置，说自己想说的话，用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的中心话题发言”。

其实我和许多刊物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以至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都是一个“团结对象”。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论争中，我对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我也认为这样的命名不准确，这里是姑且借用）双方的观点，都有所赞同，又有所批评，质疑，或者说在同情、理解，承认其价值的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光。因此，两面都团结、争取我，又批评、批判我，团结我时说我“有见解”，批判我时就说我“糊涂”。其实我一点也不糊涂，所谓忽左忽右，坚持的都是自己的观点，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有时我也觉得尴尬，就从鲁迅那里去寻找说法，鲁迅说他是“蝙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无法归类，“毫无立场”就是他的立场。我也愿意做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蝙蝠”，坚持以“我”为主，单枪匹马，独来独往，说自己以为之“是”，批评自己以为之“不是”，“什么都是”，就可以和各派都有合作，“什么都不是”，也就和各派都保持距离，坚守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局限性，希望听到各种批评，在和各种立场、观点的张力中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大概也是我今天发言的基本立场。

这些话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今天的讨论论话题上。我要说的是，我在《读书》边缘化了，为什么还支持，甚至欣赏《读书》新的办刊方针？

这是和我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矛盾、苦恼、痛苦的体认直接相关的。在我看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其尖锐性、复杂性、丰富性，都是空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本来这是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时机；但恰恰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出现了消费主义、实利主义，和体制化、专业化、学院化的两大倾向，导致了思想的淡出，批判性的削弱，问题意识的淡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脱离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甚至失去了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愿望和能力。这正是我深感忧虑的。而且这忧虑同时就转化为我自己的学术危机和生存危机。我在1997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和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的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晚年的鲁迅那样，冲出宁静的学院院墙，面对和回应真实的中国问题（参看《寻求精神支援》，文收《走进当代的鲁迅》）。但对于我，有了这样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我很清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走出校门，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作出行动的回应外，他的主要职责，是要做学理的回应。这就必须进行知识的更新。这正是我的困惑之所在：所遇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而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再做大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而《读书》的可贵之处，就是它直面中国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知识的更新，把大批的社会科学的学者吸引进来，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公共问题结合起来，及时地，有时是超前地提出重大的问题，展开学理的讨论，从而形成某种公共舆论，造成社会影响，这就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民间参与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其作者队伍的变化是必然的。我这样的知识相对陈旧的作者的相对边缘化，一些有着良好的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中青年学者，一些音乐、戏剧、美术、建筑、考古——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成为《读书》的主要作者，这都是杂志自身的知识结构的调整所必须的。对于我，则是一个很好的开拓视野的学习机会，因此，我总是津津有味地阅读《读书》上就我所关心，而又不甚了解的社会问题，作出学理的回应的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并因此而寻找自己的回应方式。我的办法依然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不过这已是题外话，这里就不说了。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新挑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的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八十年代，我们也提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命题，但我们关注的中心依然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记得我的老朋友，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先生曾当面对我们对世界问题的漠然表示惊奇。但到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能这样闭门思考了，而必须面对全世界，我们的问题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中国问题。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两个挑战性的问题：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确立我们的独立立场？应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对此是缺乏思想与知识的准备的，像我这样的五十年代培养的学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几乎无法作出回应不说，由于八十年代盛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许多人对西方以外的世界不仅隔膜，而且是漠视的，同时又膜拜于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缺乏独立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书》又及时地进行了知识更新，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的新发展继续保持高度敏感，及时介绍，同时又自觉地吸引东方世界——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埃及的学者，以及台湾、香港、大陆研究亚洲、东方问题的学者，在杂志上展开了诸如“亚洲的病理”、“全球化与经济正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全球民主的前景”、“民族、国家与殖民主义”等学术问题的讨论，并对国际重大事件，如科索沃战争，“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及时作出学理的回应，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的声音。这都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这就形成了我的《读书》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份能够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与全球的问题及时作出学理的回应，因而有着开阔的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的刊物，尽管它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但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刊物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它和《随笔》、《南风窗》、《天涯》、《书屋》、《书城》等一起，都是我经常翻阅的刊物：尽管它们的倾向与办刊方针并不一致，但我都从中可以听到或一程度的民间舆论的声音。

这就谈到了这次《读书》主编被撤换的事件。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人事调动，但它的一些作法却很不正常，而且它的性质是构成了一个事件的：在我看来，这是将舆论空间体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编。《读书》本来是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矛盾的：一方面，它是一份三联出版集团里的体制内的刊物，但它的主编却是三联出版集团外的，尽管两位主编也是有单位的，但他们是业余编刊，是一种民间参与，他们又是决定《读书》的办刊方针的，这样，《读书》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体制内的民间刊物”，因此形成了某种不利于控制的相对自由的空间。这次撤换主编就是要排除它的民间性，挤压思想的自由空间，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收编。而且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大学教育这些年体制化、官僚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完全置于新老教育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且资本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的支配性力量，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在其诱迫下，许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商业化与官僚化，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内几乎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抵御的事实和趋势。于是，一些人寄希望于民间的舆论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去年的“冰点事件”和今年的“禁书事件”、“《读书》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则发出这样的信号：当局正在“加强管理”的旗号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挤压、收编民间舆论空间和社会空间。这就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十分有限的言说空间、活动空间越来越萎缩，我们已经很难发出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声音了。

我要说，这是一切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派，现在都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我要把“冰点事件”和“《读书》事件”联系起来考察，就是这个原因。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事件是不一样的：《冰点》是因文章而获罪，对它的压制是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而对《读书》，是用更为合法的“管理”的名义，但其对舆论空间的打压、控制、收编的实质却是一致的，而且我要说，“合法的管理”将越来越成为体制对舆论空间的控制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新政治”，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因控制形式的变化而模糊或否认其控制的实质。还有人可能会认为，《冰点》事件针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读书》事件则是对“新左派”的打压；即使这种说法有点事实依据，在我看来，这正是说明，当权者、官僚体制并不关心你是左还是右，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且在群众中有影响，它就不能容忍，就必要“管理”，打压与收编。因此，无论把《冰点》事件，还是把《读书》事件仅仅看作是对知识分子中的某一派的打击，而不看作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打压，甚至因此而陷入两派之争，那我们就上了大当。如果《冰点》事件中，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新左派”立场而表示了沉默，现在的《读书》事件中，又有的人因为自己的自由派立场而表示了沉默，那么，在明天、后天，还有什么事件发生（在我看来，这是必然不断发生的），会不会因自己的派别立场，而又沉默了呢？这样的一再沉默，我们就真的要被“分而治之”了。这绝不是我的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我并不想在知识分子论争中和稀泥，我也认为这样的论争是必然发生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必须限于学理论争的范围，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权力的力量来打压对方；我更不赞成的是，把对方看作势不两立的主要危险，主要敌人，我们不能只是扭作一团，而把主要的该批判的体制轻轻放过了。分歧既然存在，争论当然会继续下去；但争论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而且是完整的，不加分割的自由：争论对手不自由，自己也是不自由的。因此才有“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样的原则。面对体制有计划地频繁出击和打压，我们必须超越分歧，共同抵制体制的扩张与官僚化，捍卫我们自由思想，独立言说的权利。尽管我们无力阻挡，但至少要发出抗争的声音。——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话。我知道，我的这番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在当下对立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很难实现，有人可能又要批评我“糊涂”和“天真”，但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必须说出来。

最后说一点：每当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我们总会产生某种无力感。希望何在呢？于是，我总要说起我的三点“乐观主义”：一是中国人口多。这意味着：尽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仍然坚持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我相信，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中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会有孤独感，他们所占比例确实非常小，但绝对量却并不少。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形成某种力量。二是中国地方大，即当年毛泽东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尽管步步紧逼，却总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这些人总会找到地方发表文章，独立、自由的声音是压不住的。三是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包括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这样的传统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会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继承者，即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想到这三点，我又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2007年7 月22日讲，25日——26日整理、补充）

 

思想界分化还在继续

南都周刊：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主要分为两派，学界分别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称之。你如何看待这种分化？

刘军宁：这种分化现在还继续存在。90年代初是分化的形成期，对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和由此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现在更加明朗了，并没有弱化、改变或者往其他方向发展的趋势。

南都周刊：与80年代比，90年代世界大环境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军宁：中国90年代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与80年代相比，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主要还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变化。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但根本的、主要的问题，并没有改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制度层面一直在求变，但制度层面的变化没有价值层面的支撑也是不行的。

南都周刊：这一分化主要是知识分子观察问题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造成的吗？

刘军宁：与视角的关系不大，更多是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的，其次，可能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首先是价值（不同），其次是利益（不同）。对中国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有人要抽烟，有人反对抽烟一样，双方可能都有道理，但的确是不一样的。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主要分歧在何处？

刘军宁：主要的不同是对中国现状和性质的看法以及对由此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对此曾有详细的总结。

在我看来，两者的分歧根本在于，“自由主义”眼中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自由”，“新左派”的最高价值是“集体的权力”。

南都周刊：这点能说具体点吗？

刘军宁：比如说“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主张把权力交给个人，“新左派”主张把个人权力交给国家，由国家来干预，由国家来平衡。

我基本上不看《读书》了

南都周刊：自由主义者往往将汪晖主政的《读书》视为“新左派”的主阵地，你如何看待汪晖主导下的《读书》？

刘军宁：从90年代以来，我基本上不看《读书》了，不太知道《读书》近10年来都做了什么。只是从网络上，或者别人提到的文章中略微知道一点，有那么一点点印象，不好评价也无从评价。

南都周刊：在90年代之前，你还是阅读《读书》的？

刘军宁：我读《读书》，大概是读到沈昌文时代结束，我的学生时代也是那时结束的。说实话，《读书》也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但那个时候，《读书》代表了中国思想多元的一个窗口。它的思想性、人文性比较强，各种思想在其中都有表达的空间。

南都周刊：对你个人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小？

刘军宁：很小。那时，《读书》里很少有人写政治学的文章、写政治哲学的文章也甚少。

南都周刊：从今年出版的六册《读书》10年精选集，可以看出，《读书》近10年来关注的全球化问题、亚洲病理问题，以及“三农”等问题，恰好是自由主义者先前忽略或关注较少的领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军宁：这种说法不太成立，自由主义者也很关心全球化的问题。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球化、“新左派”反对全球化。“自由主义”还出过为全球化辩护的书。“三农”问题也是自由主义者关注的领域，包括我自己写的，贴在网站上的“农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我很早也写过有关全球化的文章。只是两者立场不同罢了。

贫富悬殊咎不在自由主义

南都周刊：有评论认为，左右双方对中国当下的解读都有意义，一方是强调“资本之恶”，当下侧重强调民主和平等，一方强调了“权力之恶”，当下侧重强调要自由和宪政。只是在先限制哪个“恶”之间产生了分歧，你如何评价之一观点？

刘军宁：这个归纳是错误的。并不是“新左派”主张民主和平等，自由主义者也主张，我本人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探讨民主和平等。其实“新左派”并不是真的主张民主和平等，他们在民主和平等问题上，并没有写过任何有影响力的文章，你能举出一个例子吗？不能吧。那怎么能说他们强调民主和平等呢？

南都周刊：但是，这些年对“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后者只注意到了市场和效率问题，而漠视或者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公平”问题。你如何看待“新左派”的这一批评？

刘军宁：这个批评有点偷换概念。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只注意市场和效率问题，恰恰是因为公平问题，自由主义者才强调市场的力量。计划经济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比，既有效率又有公平。在这方面，两者对“公平”的理解不同。新左派把公平理解为结果平等。中国对“结果平等”的实践已经证明是“灾难性”的。所以，中国不应该再追求由权力主导的“结果平等”了。

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贫富悬殊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自由主义”的责任，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或者民间认可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参与中国改革的设计，所以不能把这个账算在“自由主义”身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市场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美国和中国同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中国的贫富悬殊比美国大得多？所以，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太多了，而是市场经济太少了。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的责任，而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约束权力对穷人的剥夺和对富人的照顾。比如说“利息税”就是这样的，今年终于改了，但它已经劫贫济富11年了。这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至少一开始我就写了文章反对利息税。

南都周刊：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权力学会了与市场合谋，并利用市场，贪腐泛滥、生态恶化、社会资源浪费等与权力的不受约束密切相关。自由主义者如何看权力与市场合谋的问题？

刘军宁：在最近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新左派”看到了权力与市场的合谋，但是想通过约束市场来寻找公平与正义，而不是去约束权力。举一个例子，假若一个强盗骑着摩托车去抢劫，我们是应该抓这个强盗，还是把摩托车砸掉而把强盗放掉？如果权力利用了市场来欺负穷人或者无权者，是应该把市场砸掉还是应该约束利用市场的权力？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如何对权力进行制衡，并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问题，办法有多种，关键是被不被采纳。比如，说山西的黑砖窑案，应该再深入地讨论下去，像这种事还有多少？应该给媒体监督权力更大的空间。

南都周刊：“新左派”对市场持一种否定态度？

刘军宁：“新左派”是一个很大的谱系，最极端的肯定是对市场持一种否定态度的，这点毫无疑问。你可以从左派的各种公开信上都能看到，从字里行间也能读得出来。实际上，中国正统的声音仍然是持有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最终会走向计划经济。其实，正是市场为公正的声音、思想的多元提供了前提。“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从其中受益了。这也是“自由主义”不能同意“新左派”对市场看法的一个根本原因。

传统的断档终究要续上

南都周刊：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也广泛兴起，尤以新儒家为代表。在2004年，多位学者联名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这两年更是掀起了读经热、国学热。你如何看待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刘军宁：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和主张，有些我也不喜欢，但只要这些不与极端民族主义，不与排外结合起来，就是一件好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没有经过自身的调整，适应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这个调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中国深层文化问题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有过激的，有恰当的，有不合适的，有找错点的。比如是不是要读经、要穿国服、要抵制圣诞节等。对此，我也不想具体地评论，说多了，也会引起人际间的误解和紧张。

南都周刊：中国近代以来，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文化焦虑和自身文化的认同问题。这样的一种思潮的兴起，与中国近30年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国际地位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有关吗？

刘军宁：我倒觉得这种解释太笼统了，也不喜欢从国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现在老百姓有点钱了，也有点闲了，他们看了电视了，上了互联网了，他们感受到中国自身的文化问题了，对文化的需求出来了。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中期有个“断档”，这个“断档”终究是要续上的。中年人喜欢西学，老年人可能喜欢国学，这种事在不同的时期都出现过，比如在王国维、陈寅恪身上也出现过。

南都周刊：经过了上个世纪的“断档”期，中国还有“传统”吗？或者说我们究竟还可以从传统中寻找哪些资源？

刘军宁：中国太有“传统”了，看你怎么定义“传统”了。如果你要与外国人打交道，你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有多么厚实了。要是你与自己人在一起，你可能看不到这种差异。但与周边的日韩、香港和台湾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是少了很多。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开放的传统”。任何人的“传统”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新儒家往往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其次，任何“传统”都是演化的，比如原始儒家和后来理学的儒家是不一样的。第三，“传统”也是开放的，新的、外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传统，比如佛教，中国原来是没有佛教的，但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西方的经验更是这样，西方的传统是由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混合而成的。

南都周刊：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色彩一直在退化、一直处在“丢了”的状态中。

刘军宁：我想丢的是好的一面吧，传统中主张仁和，主张温良恭谦的这一面被丢掉了，主张暴力，主张你死我活，主张仇恨，主张对权力的服从等不好的一面被保留下来了。一个国家是不能摆脱传统的，只能摆脱传统的一部分，关键摆脱的是哪一部分。

南都周刊：近年来，新儒家也一直在从儒学经典中寻找资源，在你看来，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与现代社会普遍追寻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能够相融吗？

刘军宁：从历史、从官方的角度看，儒家文化与自由民主的理念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但这仍然不排除从中演化出新的认同民主宪政的儒家思想来。但这个需要演化，就像许多人把儒教和佛教混合起来演化一样。这个需要时间解决，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方面有分量的研究出来。更多的关心儒家传统的人可能不去研究民主宪政，可能去研究考据什么的。演化是一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中国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经历完，还在继续。

有分歧才有得吵啊

南都周刊：总体而言，你如何评价这十年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持续自今的争论？

刘军宁：我不作大的评价。但我倒希望“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能来一场自由的争论。“自由主义”最占理的地方是说不出口的，而“新左派”倒可以肆无忌惮地说。

南都周刊：在争论中，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尚没有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来探讨问题，相互给对方“戴帽子”、“上纲上线”，情绪化的语言还比较多。

刘军宁：对于这个争论，我卷入的程度不深，实际上只写过一篇文章。这个争论是 “新左派”发起的，不是由“自由主义”挑起的。后者始终没有针对前者发言，而前者一直在针对后者发言。只要大家没有动手，发言过火一点也没有关系，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也都是如此，可能也有道德法庭认为，这样的争论是不是体面，是不是绅士。其实，谩骂也是从“新左派”开始的，首先从对我开始的，当然，也无所谓，骂就骂呗。

南都周刊：这些年围绕改革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也似“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延续。你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未来的争斗与融合？它们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吗？

刘军宁：在个别人身上可能会有融合，现在不是有人要提倡“三教合一”吗？但三派之间的界限还会非常分明地保留下去，并将长期三足鼎立，谁也没有能力取消另一方。自由主义者也尊重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存在，有分歧才有得吵啊（笑）。达成共识也就没有意思了，趋于一统还有啥意思呢？人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只要让人自由地思考。

震动中外的上海帮领袖陈良宇滥权涉贪案，有进一步发展。七月廿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其六宗罪，决定开除党藉、开除公职，移送法办。自从去年九月案发，本刊跟进、深入报导，尤以去年十月号〈陈良宇罢官全内幕〉一文，最为确实。该文报导九月政治局会议，要陈交代的四个问题和现指控罪名基本一致。并指出有可能让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去上海当一把手——现也成为事实。今年一月号，本刊继续追踪陈良宇案的调查处理情况，详列数十名涉案贪官奸商、太子党与情妇。指出陈良宇有个人帐户五十三个、共二亿七千万元，还有多处房产、多名情妇和十数本护照……指上海巿高干几乎全都涉足房地产，人人包二奶。

上海滩官场的腐败是中国权力商品化、权钱色一体的典型与极致，以致中共反腐运动已无从下手。若一锅端，依法处理，将使行政管理陷於瘫痪。据说中纪委已尝试过这种处理方式，效果极为难堪，因此，只得杀一儆百，能拖则拖。这是中共处理陈良宇案的社会背景。

但必须指出，中共一向处理这些人事问题，有政治背景，有权力斗争的强力影响。十年前的北京巿委书记陈希同案，人们记忆犹新。一九九五年北京副巿长王宝森涉贪自杀身亡，陈希同有包庇、同谋之罪，而被撤职判刑十六年，但宣判其罪状，只是涉及收受礼品餽赠二十二件自用未交公，约值五十五万元。因此，许多评论指出，江泽民执意把陈希同打下去，乃是北京帮自恃六四平暴有功，不服江掌大权。天子脚下岂容贰臣？先是将陈撤职，待邓小平死后，便投入狱中。我们还记得公开宣判的一个镜头：陈希同被押下法庭时大叫：“我有话要说！”陈已於二○○三年保外就医。

今天的陈良宇，看来贪腐问题比陈希同严重，但权力背景仍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曾向胡温的宏观调控政策挑战，又搞过温家宝之子的平安保险暴富新闻。陈以上海经济的龙头地位有恃无恐，根本瞧不起胡温权威，朝廷借此十七大前夕，制服陈良宇，为廉政、和谐赢取民心，岂非大好时机？

另外，从西方学来的社保基金，衍生的问题据说在大陆各地都有存在，庞大的资金储存，如何善用？没有立法的妥善管理，包括各国基金保值方式的经验，如何运作？均处於混乱无序状态，给非法活动留下了空间。

而更重要的是，公正公开的司法制度，必须贯彻在肃贪反腐之中。例如处治陈希同案的“秘密审理、公开宣判”模式和高层领导人可以不公开地内定查案的限界，“到中央委员为止”、“到陈良宇为止”之类，那显然不是依法治国的做法，其后患也不容低估。

（2007-7-28香港）

 

一、当代中国四大灾难

8年抗日战争和3年国共内战之后，中国人民渴望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建设时期。可是，在毛泽东独揽大权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内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就参加了朝鲜战争。随后在国内每年都开展一次甚至两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如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至52年“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反运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波及2，000多人。我因1952年介绍胡风朋友方然入党而受到历时一年的批判和停职审查。

1956年是难得的平静的一年。这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揭露，震撼了所有由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但一年后他即疯狂反扑，发动了以打击知识份子为主要目标的反右运动（即反右派斗争），把当时全国500万知识份子中的11%（55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右派份子”属于“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不止55万人，而是100万人左右。由于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份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在一次运动中把全国20%的知识份子定为“敌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不仅如此，由于反右运动前后毛泽东使尽阴谋诡计，“反右”胜利后又冲昏头脑，自诩为暴君秦始皇，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于是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3年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为医治由“大跃进”所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向逢迎毛泽东并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说了一句“三年困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由此认定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4年的精心策划，于1966年发动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以“破四旧”、打杀中学校长开始的十年浩劫，是中华民族最荒唐而血腥的大灾难，最后也葬送了毛泽东的神话。

承袭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对直接伤害他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完全否定，但对他自己负执行总责的反右运动（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却断言“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并于1981年9月作过如此危言：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严重，知识份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运动，可惜力不从心，祇能每隔一年搞一次冷冷清清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1989年4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他罢黜的胡耀邦含冤去世，几十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胡耀邦为“中国魂”，招致邓小平忌恨，扬言要以“流血”来镇压。结果就是6.4大屠杀。这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所创造的第四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纵观四次大灾难，后面三次与第一次反右灾难都有因果关系，因此，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反右运动史应该是关键。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于是建国伊始就发动改造知识份子运动，要把他们改造成驯服工具。对那些他认为不完全驯服的人，就飨以铁拳。反右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其根源在于毛泽东敌视知识份子的心态。对于这个问题，王来棣2003年的论文《一贯敌视知识份子的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此处介绍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史实。

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连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也未发现。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旗手”的鲁迅，在1957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三、毛泽东是怎样发动反右运动的？

这个问题，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请听：“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为了引蚂蚁出洞（以后改称“引蛇出洞”），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一个月后，我还听到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界的报告。他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我都信以为真，并深受鼓舞，以为中国的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可是毛泽东1957年1月的这篇讲话中，向党内高级干部泄露了天机：“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祇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99家，原来都必须臣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这算什么“争鸣”？所谓争鸣，要不是滑稽双簧的闹剧，就是冒出洞来遭诛灭。

为了巧设诱敌深入的圈套，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历时4小时的讲话，给人一个假象：经历肃反运动后，靠工资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鸣放。随后又召开了历时8天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召开了5次各界知识份子的座谈会，并对全体作了一次长篇讲话，反复重申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最后提出共产党准备整风，恳切地希望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即所谓“整风鸣放”。

3月17日，毛泽东启程去杭州。路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时，他都召集当地干部讲话，交代鸣放政策的底细。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显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诚意”，毛泽东于4月30日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抛出不少诱人的钓饵，如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但附和这一意见的人，40天后统统被打成右派。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打招呼，通报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部署的计划，用一个障人耳目的题目《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即将可以“聚而歼之”了。他自欺欺人地斥责“右派猖狂进攻”，并估计：“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

6月8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对于沉浸于由“双百”方针产生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于是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受全院批判的右派，后被定为“极右份子”，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

四、反右运动的恶果

反右运动，策划准备了5个月，正式演出了10个月。正式定为右派的55万人，占当时知识份子总数的11%，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估计的10%的指标。实际上当时被划为右派的大约比此数多一倍，祇因为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的右派改称为“坏份子”或“地主”。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我的妻子就被开除党籍，控制使用；弟弟也被划为右派；一个哥哥被撤销公职；高中毕业的侄儿不准考大学。以此类推，反右运动受害者至少500万。

为了处置右派，毛泽东创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例如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除了对右派及其亲属进行非人的精神摧残和人身摧残以外，反右运动另一个恶果是，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毒害了全国人民。精于权术诡计的毛泽东，用信誓旦旦的许诺和甜言蜜语引诱“鸣放”，即所谓引蛇（或蚂蚁）出洞，然后聚而歼之。他得意地称为“阳谋”，实际上是最卑鄙阴险的阴谋。他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得意忘形，毫无顾忌地兜出自己丑恶的暴君心态。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炫耀自己比秦始皇还凶残一百倍。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挑战人类的良心，说什么对待资产阶级，良心还是少些好。这无异于供认，他策划的反右运动，就是昧着良心干的阴谋。在他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反右运动所导致的不讲诚信，好说假话、空话、大话的风气，造成随后“大跃进”中的神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几十万斤的“卫星田”；三年实现共产主义！这类自欺欺人的谎言，“文革”中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反右运动的恶果。

五、关于20年前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最近读到何家栋2006年6~7月间写的遗稿《刘宾雁与共产党》（《开放》杂志2006年12月号），其中谈到：“反右20年纪念活动的事。这事刘宾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和我四个人发起”。又说，“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的发起信拿来你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读后感到十分意外和诧异，有必要对事实作个澄清。

何家栋文中所谓“反右20年纪念活动”显然是指1986年11月我们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个设想是方励之首先提出来的。他想与我、刘宾雁三人共同发起。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夫妇和刘宾雁来我家聚会，讨论此事。我与方、刘都有将近10年的交往。会上刘宾雁并未提出要请何家栋参加发起，而且那时我和方励之对何家栋并不了解，即使刘宾雁提出来，我们也未必会同意，因为我们并不是想搞一般的纪念活动，而是要开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参加者都要求有一定的学术水平。3年后，我与何家栋在一次会上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1986年刘宾雁曾要他编一本右派回忆录。很可能，他把这两件事记混了。

至于钱伟长，刘宾雁并不熟悉，而我在1953年就认识，方励之对他也很熟悉。刘宾雁不可能找他谈这个讨论会的事。我们3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就有他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的。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

这里不妨顺便说明一下，1987年1月随着胡耀邦被迫下台，方励之、刘宾雁都被开除党籍，我为何得以幸免。

1986年12月，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认为是受了方励之的影响。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训话，严厉批评胡耀邦反对自由化和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反右30周年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赵紫阳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方、刘、王3人受公开批判时，官方都为各人印发了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要刘宾雁对这个会负主要责任，实在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意的，通知也由他执笔；3人名字的排序又以我在先；而刘宾雁已在中途宣布退出。在邓小平宣布开除方、刘、王3人党籍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王震在中央党校宣布了。这10人中，我首当其冲。大概由于赵紫阳发了善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2007年5月11日）

 

【编者按】本文将中国共产党在掌握争取之前的言论与现时的说法、做法作一比较，很有说服力。

关于“开放党禁”和反对一党专政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祇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祇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现在中共官方的提法是：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但是祇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 孙中山 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祇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 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祇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现在中共官方的提法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实是：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争取自由就会获罪。

关于“民主要取法欧美”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现在中共官方的提法是：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反对“全盘西化”。

关于民主和稳定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藉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祇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像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祇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新华日报抗战时的社论 《没有民主，一切祇是粉饰》

现在中共官方的提法是：稳定压倒一切。

关于人权和选举权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新华日报》 1943年9月15日 社论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现在的提法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权。中国公民实际上没有选举权。

关于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祇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衊，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现在中共官方对1989年学生运动的提法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