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再三磨合，大体上有这么些共识：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但无论新见旧识，着眼点首先都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其次，《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
自嘲为“不良老年”的沈昌文先生，江湖人称“沈公”。老先生在出版界“厮混”了50年，用他的话说，“不是小数了，满够吹吹的。”自1980年调入三联，至1996年退休，这50年里倒有16年在编《读书》。
老先生风趣机敏，活得潇洒，76岁高龄打扮得像个二十啷当的小年轻，红T恤、八分裤，背只大大的双肩包。他笑嘻嘻说自己很忙的，天天要上网潜水，“新浪博客我都要看，方舟子跟人吵架我也很关心。”
可是最近有点烦。对于网络上有人称他为此次《读书》编辑部改组的幕后黑手，老人家很是郁闷。他说自己早已退休，只是一介老头儿，对于三联的事情，“他们(指现任领导)来问我，我就说说。他们问我好不好，无论什么事情，我都说好。假如他们想去哪里投颗原子弹，要问问我们这些退休老头的意见，我也会毫不犹豫说声‘好’。”
“我说过我看不懂现在的《读书》，早就不看了。但是换不换人是他们的事情，我这个老头退就退了，绝对不管身后之事。”
不管事不等于不发言不表明立场，大多数人吞吞吐吐，或者避而不谈的时候，老先生旗帜鲜明，“我挚诚竭力地拥护吴彬同志当选执行主编”，因为“她是创刊时就在的元老，是成熟又有能力的编辑”。至于汪晖，他也表示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三联从外面延请的主编，一用11年，如果说因为《读书》不好看了，所以不用人家了，那么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才说这个事儿？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他身上。”
他很是为吴彬担心，因为“时代不同了，过去我们办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现在很难了……慢慢来吧”。忽然又警醒起来，“哎呀，人家提醒我了，叫我不要评价吴彬，更不能表扬她，越是这样她越为难。”
总之，老先生觉得评说当下甚是为难且不是时候，“就说点过去的事儿吧，不然我们就不要谈了。”
这一谈，不得了，老先生连称痛快。
“你们凭什么办思想评论刊物啊，不是已经有《红旗》了吗？”
我是1980年调到三联编辑部的，当时《读书》已经创办一年了，但是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编辑部。三联编辑部隶属人民出版社，《读书》的编辑工作就归在这个编辑部。
我并不想去，我会洋泾浜的英文，此外还会世界语、波兰语等四五种外文，都是自学的，我想去商务印书馆，搞外文出版。但是领导坚持让我去《读书》，因为我的党员身份，特别派我去，把关吧有点这个意思。
我那时是很听党的话的，绝对忠诚的。后来嘛，因为办刊常常被上峰批评，学滑了，学了些“跪着造反”的技巧。
《读书》两个字看着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的。我虽然没有赶上创刊，但是因为就在一个楼里办公，并且就在一层楼里，前后我都清楚的。
它创刊于1979年4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1978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11月召开。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空前活跃，那不是一阵春风吹来，简直是“刮”来。
回头看看创刊当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就自然集合在一起了。
陈翰伯为主牵头，他是时任出版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署长。陈原任主编，但他的职务又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这二位主要是遥领，对的，遥控领导。在当时，他们心情激动，思想热忱，关心时局，非常坚定地要做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在他俩之下，史枚任执行副主编，冯亦代、倪子明是副主编，范用是个中灵魂人物，他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这个部门。
1980年我去的时候，职务是编辑室主任，其后历任执行副主编、主编，名义上正式当家是在1986年后。
“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这是《读书》的办刊宗旨。我起初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
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后来常有人批评我们，我主持工作之后，悄悄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二字，这是小聪明，不敢跟那些耿直的硬脑壳比，只是这两个字加上之后，哈哈，批评果然就少些了。
乔木同志给我们投稿
1983年前后，社会思潮有反复，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批自由化了。我们总被批评宣传马列不够云云，出版社内部因为压力，也有停刊或者改刊的说法，大伙儿为这愁得不得了。
当年夏天，上面突然要我去开一个会，说是传达胡乔木1983年7月29日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大会上的讲话。很奇怪，乔公开讲未久，忽而讲到了同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似乎关系不大的《读书》杂志。他说这个刊物“编得不错，我也喜欢看”。
他说《读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够名副其实”，没有“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接着又说：“《读书》月刊已经形成了它的固定的风格了，它有自己的读者范围，可能不宜改变或至少不宜作大的改变。”他希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再另外办一个刊物，来满足另一些需要。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作“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听到这里，我简直要跳起来——喔！这不解放了吗？
1987年某日，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乔公写给我和董秀玉女士的亲笔信(秀玉女士当时大概还在香港工作，但她是一直担负《读书》的领导工作的)。我虽然在出版界混迹多年，到这时为止，却从未同部长以上的高干打过交道，更不会有高干知道我的名字。乔公在信中很客气地说，要给《读书》投一稿，是他为自己的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写的后记，“如何是好，诸希裁夺”，云云。
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乔公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并说：“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常性代表《读书》到上面做检查，某日趁着到上面汇报工作之时，顺便提及此事，并表明乔公对《读书》十分关怀，着实张扬了一下。哈哈，以后日子果然好过多了，没有人再嚷嚷《读书》不听话了。
我不时被叫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吗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
那时候我一被批评，就会去找龚育之先生，他上个月刚刚辞世。他非常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也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是非常开明的党内专家。我有为难就找他，屡次向他请教。
他说，我来给《读书》写文章。他写的是毛主席的读书生活，写得太好了，又符合马列主义又思想解放，这些文章后来又专门集册出版了。
你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如何如何”的口气
《读书》的老前辈，列出名单有一大批，细说太繁。这里只先说两位“帅上之帅”——陈翰伯和陈原。
陈翰伯同我说事，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点头你就做，我摇头你甭干。凡事一弄清情况，他马上就yes or no,绝少拖延不决。这不是说他没有民主作风。《读书》1981年4月号上那篇《两周年告读者》，是他亲自执笔的。此老当时已贵为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但还是40年代办报的那种亲历亲为作风，亲自为报刊写社论。他为写此文，找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后来写出初稿，再让我提意见。我当时为创刊号上那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觉得压力太大，请他关注。他要我仔仔细细地说了情况，于是在文章中加了一大段态度鲜明的支持这篇文章的话。此后10多年，我不时诵习此文，深深觉得自己同前辈相比差距太大。十几年里，我为《读书》执笔的代表编辑部说话的文字可谓多矣，可哪一篇有过如此鲜明的态度！
陈翰伯老人同我讲的另一番话，也是我永远牢记的。
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老看。他看后找我去，慎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到《读书》前，我已有近30年的编辑出版工龄，可算已是老于“编辑”此道了。但是可怜见的，到了这时，我才懂得编辑对读者的正确态度应当如何。《读书》以后的许多做法，都是在陈老这番谈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再说陈原先生，我做他的秘书多年，可以说那是我一生的出版学徒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我称它为我的“研究生阶段”。照这说法，陈先生当然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了。
陈原先生在《读书》提出种种纲领、主张，最后还要审定重要稿件。他为人温和，不如翰伯先生的峻急。但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妥协。荒芜先生写了几首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在本单位遭到批评，说是这些诗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单位甚至通过党委系统把简报转到了编辑部。这个批评文章发不发？编辑部里反复讨论，最后，陈原先生说了一句，“《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
《读书》的性格，经过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后辈又更加清楚了一些。办刊物时常要受命“回顾”或“检讨”，其时当然紧张万分，乃至惊慌失措，上海人的坏脾气“投五投六”至此毕露无遗。
两位老人总是劝我定下心来好好学习新近的党的文件，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文章。他们的想法很干脆：任何临时举措都是这些文件管着的。你学后觉得自己所做大关节不错，没有违悖以上文件的大精神，便不必慌乱。
那时办刊真痛快
《读书》创办之后，社会上找不到高学历的人才。所以，以我为首，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无门无派的、最普通的编辑人员而已。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什么立场都没有，什么声音都可以听得进去，自然什么人的文章都可以发。当然，这中间也肯定有把握和鉴赏，不能妄自菲薄。实际上，我们编辑部的几位女将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的从业人员从未公开招聘，都是各方面推荐而得，内部掌握的标准，实际上惟有一条：好人家子弟。“好人家”也者，既不指红五类，也不指黑五类，只指家庭中文化素质较高，从而品德学识也略好，如斯而已。
吴彬女士在《读书》真正是开天辟地，进来的时间比我还早，可算是元老。她原来是工人，似乎是油漆工还是什么的，但是自学甚勤，尤稔文学。她是吴祖光的外甥女，她跟妈妈姓的，几乎算是在舅舅家长大的。从小那些作家什么的，她都很熟悉，都是叫着叔叔伯伯那么过来的。
她识大体，明全局，擅长“主外”。多少年《读书》的头条文章，不少由她组写。我常常厚着脸皮向她求教，也不怕在她面前出洋相。某年我赴美，与刘再复先生共席。刘先生谈及自己的研究，忽引诗一首，最后仿佛有“sang fei yi”3个音节。我当场问，“此为何指”，他指了一下桌上的鸡翅膀，说这就是。我从来于诗词之道极为贫乏，整句诗原就没听清，刘兄一指鸡翅膀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暗自把这3个音牢牢记住。归来向女才子吴彬请教这个“鸡翅膀”的故事。吴听后大笑，说这不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吗？
另一位是赵丽雅女士。她原是卡车司机，因喜读《读书》，在报刊著文评论，从而参加了编辑部行列。她办事不事声张，埋头苦干，特别能做“苦力”。张中行老人、金克木先生等等都引她为知音，非常信任她。
还有一位贾宝兰女士，是工农兵学员，专责经济部分，沉默寡言，认真工作，不事声张。
这3位，加上曾经在编辑部工作的董秀玉女士、杨丽华小姐，共称“《读书》五朵金花”，很有意思的。
其实不是我们几个有多大能耐，而是赶上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些老头憋了那么久，一肚子的话说不完。做编辑有两个痛快，一个是约稿痛快，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名家大家都来支持；二个痛快，领导经常埋怨你，说你思想不解放，不像现在的当家人，常常要担心生产安全，哈哈。还有一个痛快是，从来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
“不能拿10亿人的语言开玩笑”
《读书》局面一打开，便面临一个思想性同学术性的矛盾问题。搞思想评论，不得不求助于学问家。因为有了学术底子，思想评论方有深度。有时限于语言环境，更不能不多关涉些学术。但是《读书》究竟不是学术刊物，“学术”这个差使我们没法全都包下来。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难矣！
80年代是个新见迭出、佳作纷呈的时代。不管你谈不谈专门的学术，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新、奇、怪。这3个字当年出诸刘心武先生之口，标明有识之士对这问题的重视。但这一来，矛盾又来了。简单说，就是不少人觉得新、奇、怪的文章看不懂。
当时吴甲丰老人的反应最利害。他举了“机制”一词同我们再三讨论，认为太洋气。他当然精于洋文，也完全知道mechanism这词儿，可就是不习惯“机制”这劳什子。另一方面，《读书》周围年轻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再三提出，过去一辈学人思路旧了，思维方式太老，要通过《读书》去改造他们。所有这些，对《读书》都是个严重挑战。乃至在编辑部，有时分歧也很利害。
我们开了些座谈会，听取意见，就我个人说，会上吕叔湘老人的话最让我心折。
“《读书》有《读书》的风格，这就不容易。很多杂志没有自己的风格。什么是《读书》的风格？正面说不好，可以从反面说，就是‘不庸俗’……可是‘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意求‘不庸俗’，那样就会矜持，就会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会流于晦涩。
“新不一定就不好，但也不一定就好。……比新不新更重要的是货色真不真。但是辨别货色真不真要有点经验，而认识新不新则毫不费力。因此不知不觉就以新为真了。当然，也有人认为凡新都假。
“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守两条原则：(1)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睛当珠子；(2)不拿10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同人刊物也要，一家之言嘛。但是不能代替为‘一般读者’服务的刊物。而况《读书》已经取得这样的地位。”
吕老真是认真，会上说了话，会后又寄来自己亲笔整理的信稿，因此我可以如上原样引用。打这以后，编辑部再三磨合，大体上有这么些共识：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但无论新见旧识，着眼点首先都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其次，《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我甚至还这么说过，在这新潮迭出、佳见纷呈的年代，也许我们要修改一下“内容决定形式”这一老规矩。对当前《读书》来说，来稿如此丰富，因此选稿标准在不少情况下也许是“形式决定内容”。把形式上的可读放在第一位，是此时此地吸引读者的重要办法。这话给学者们听了当然不以为然，但在我辈文化商人说则可能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思想性和可读性，应是《读书》杂志始终不渝的目标。在这想法之下，我们后来发表了不少有新见而又写得好看的文章，例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刘军宁等学人的专论或通讯。无论新老学人，赞同或不赞同他们的观点，都觉得文章是如吕老所说，“不拿10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的。
一说到吕叔湘老人，我就按捺不住，吕老关心《读书》的程度，真是我从未见过的。每期杂志一出，没几天，往往就会收到一信，谈他的意见。我知道他喜欢这杂志，但也有不少意见，特别在排校和语言上，认为杂志的毛病挺大。他对我的责备有时很严厉，特别是觉得我们办事不认真，编校把关不严，但鼓励也多。像1989年12月这样的信，几乎经常收到：
“12期断断续续翻看了大约一半文章，发现一些误植，另纸录呈。我总觉得误植太多总是《读书》的一个缺点，需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改进。顺祝新年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但他不只指出缺失，还不断表扬佳作，特别是积极表扬年轻人的文章，如1991年8月一信中说：“我最佩服的是樊纲写的《股份制度考》，与上期所登合看，使我这样的外行也明白了股份制度是怎么回事以及结合中国目前情况的利弊得失。不像有些文章，看下去似乎句句都懂，看完了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吕老最关心杂志上文章的可读性。有一次，他来信谈到文章中的“新名词”和“新句法”，他说，这些“一望而知不是汉语里固有的东西，而是从国外‘引进’的。既是从外国引进的，那就应该很容易翻成外文，可偏偏总是翻不过去。如果照字面硬翻，外国人看了也不懂。这就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了。”
尽管如此，吕老还是大体肯定了《读书》上的文章。他在另一封信里又说：“这样的文章在《读书》里毕竟是少数，多数文章都还是鲜明生动，能让读者手不释卷的。”
他不大赞成用“代沟”来解释文章不可读的合理性。他说：“不同年龄的读者题材的兴趣可能有不同的倾向(其实也不尽然，在年轻人中爱好古典文史的也大有人在)，至于在质量高低、文字优劣的鉴别上，顶多有些小出入，不会大相径庭。如果有一‘代沟’观念横亘胸中，那就在稿件取舍上难免会出现偏颇。希望您和秀玉同志再同编辑部诸位同志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吕老除了指正错失外，还告诉我不少学问上的门径，乃至改正我的信上的失误。有一次我不知为何用了“如何如何厉害”来形容事情的极致，他说：“‘利害’乃正体(广东语言可证)，‘厉害’是folk etymology，只是因为鲁迅这样写了，很多人跟着写。”
在这样的老作家耐心扶植之下编一份杂志，你说有多幸福。何况，《读书》周围这样的作家何止一个两个，吕老以外，金克木、张中行、柯灵等等，还可举出许多。金克木先生对我的教诲，不如吕老的具体，但一读他在《读书》3周年时写的短文(刊《读书》1983年第1期140页)，便可知他对我们的关注了。
不过我还要在这里说一句老实话，我们编《读书》的时候绝对不是完美主义者，有的时候，上面打招呼的文章，或者是什么局长的夫人、老爷子这这那那，想在我们这里风雅一下，我们抵挡不住，这样的任务文章也是要发的。怎么说呢，就好像你们做人物周刊，每期只要把封面做好了，就算可以了。不可能苛求每一篇都是佳作。
请一定要把汪晖写上
我们那个时候办刊，有很多优势。言路初开，那些大家名家，所谓“鸿儒”，呵呵，他们那样子也都不像鸿儒啊，生活拮据，也没什么社会地位。一有个刊物去找他们约稿子，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他们也都是有脾气的，也得对路子。
从《读书》站稳脚跟到成长发展，我个人以为，就内容来说，有3个特色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就是：专栏文章、海外学人文章和青年学子新论。
这三者似乎是不能分开的。专栏文章中，固然有黄裳、张中行、辛丰年、金克木、王蒙、吕叔湘、柏元、谷林等国内学者的论述，更有大量海外学者的作品，特别是董鼎山先生和亢泰先生，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而在创刊两三年后，国内派出留学的学者成长起来了。首先是张隆溪、赵一凡先生，然后刘小枫、李长声、丁泽多位，他们和不定期出国的陈平原、黄子平、葛剑雄、王晓明、吴岳添等，组成了一支坚强的作者队伍，成为《读书》的台柱。在这同时，海外的支持也一日多似一日，有标志性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在陈冠中先生帮助下，在台北出了繁体字版；另一件是高希均先生出资每期赠送北京的大学生1000本刊物。
在这里，列举大事和开列名单必然是挂一漏万的。我想说的只是，所有这些特色的形成，追本溯源，不能不提及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冯亦代先生。
在《读书》工作过的无论帅、将、兵，大多是搞政治宣传出身的，所熟的是有关宣传部门的人员，社会科学专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著名的文化人，举例说，钱锺书、金克木，大概都不是旧交。而只有冯老在这些方面知之极稔。主要是在他带领之下，我们才结识了这些老人。又正逢其时，这些大知识分子在“文革”劫难之余，极思有所作为。例如金克木先生，找他组稿之初，有人就曾提醒，他是不肯随便写作的，去了多半碰壁。哪知在冯老等人介绍之下，金老不但应允所请，而且每应允一文，往往寄来两至三篇，后来索性将所作一律寄给奔走联系的赵丽雅，凡《读书》来不及用的稿件，均可由她代转出去。追本思源，这些都出于冯老的最初引荐。
冯老又精于西文，因此很快通过他开辟了海外途径。首先响应的是他的旧识董鼎山先生。以后韩素音女士等，络绎不绝。最早让我们了解海外社会科学新思潮的重要的，是韩女士向我们推荐的《第三次浪潮》，由这才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逐步了解。
冯亦代老人对《读书》的这种贡献，后来更惠及三联书店。1986年1月三联书店独立建制，要不是我们在此前若干年里编《读书》时受过冯老等众帅的耐心熏陶，深受启发，并蒙他们移交给我们一大批作者关系，相信凭我(即使连带上极为能干的董秀玉女士)是无法把它办成一个有如此文化品味的出版单位的。
我心中的重要作者肯定不止10个。刘心武，我印象最深了，他第一个写了关于第五代导演的文章，哇，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真有意思的；辛丰年，他是很古怪的一个人，他是新四军老革命，本名叫严格，可是他喜欢音乐，离休之后，就取了浪漫的笔名，所谓“辛丰年”就是英文交响乐的译音。他是主动给我们投稿的，后来成了我们非常好的作者；张宽，是第一个在《读书》上介绍东方主义和西方汉学研究的，他写的那个文章还受到了中央表扬，呵呵。
还有一个人，你一定要写上，就是汪晖，他是很了不起啊，那个时候的文章真是很好。我们合作得很好，他不仅给我们写稿子，也参加我们编辑部的活动。哈哈，没想到后来写文章那么厉害，一下笔就洋洋几万字。
《读书》的前路，老实说我并不清楚，对于吴彬我也有担心，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的时候了——我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现在只能慢慢来了。说实话，我很佩服她，毕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至于我，我这个人真不是搞思想评论的人。所以我退休了，马上就参与办《万象》，它小众，影响没有那么大，思想性也弱些，那个才是我真正喜欢的刊物。
(口述部分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经沈先生同意，其中部分内容摘引沈昌文“出于无能——忆《读书》”一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