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96年以后《读书》没有兼容并蓄

 

最好保有探讨的空间,而不要办成一个阵营刊物,以至于观点不交流、人事交恶。新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有价值,也值得思索,但如果基本上只有一种声音,那不如改名叫“新左论坛”

查建英(姜晓明供图)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中的那份开阔,大约不会想到近30年后会碰上各色“主义”以及由这些“主义”之间的摩擦对抗所形成的微澜与吊诡。

这是一次略显狼狈的采访。大部分学者都是规避的姿态,不肯开口——

秦晖先生不谈;

朱学勤先生不便谈;

刘小枫淡淡说:“没什么好谈。”虽然1998年第6 期《读书》上,他那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今天读起来依旧动人;

徐友渔谦和地说:“能谈我一定谈。好多年不跟《读书》来往了,我很少在上面发文章。”

陈丹青的理由最好:“我从来不读《读书》。”

就连午觉刚睡醒的黄裳老先生,尽管听力不大灵了,也迅速听明来意并清晰地说:“呵呵,不谈,不谈。”若干年前有统计:当时黄裳先生已在《读书》上发表过98篇文章。

……

对于刚刚发生的《读书》换届——“大心眼的大女人吴彬”(查建英语)将接替在清华及社科院有职的汪晖、黄平,出任执行主编,知识界很多精英人物选择了缄默。

一片沉默中,《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查建英接下了这个话题。

早期作者不是单纯学问家,是学问家里会写文章的

人物周刊:有人给《读书》划分了3个时期:陈翰伯、陈原、范用时期;沈昌文时期;汪晖、黄平时期。你是哪个时期跟《读书》走近的?

查建英:我出去比较早,听说《读书》大概是80年代中的事,到87年回国,才看到这本杂志。那会儿我跟学术圈走得并不近,我在写小说。但因为我的同班同学黄子平、陈平原当时都是《读书》的作者,而我后来参与的《东方纪事》的作者差不多也是这批人——当时整个氛围是思想解放、互通声气、读书人相互串来串去——所以我算跟《读书》有间接交往。我记得当时《读书》刊登了一篇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三人谈,很火。

人物周刊:当时喜欢《读书》么?

查建英:喜欢,我喜欢她的气质。你知道,我在美国那么些年,可不就是随便读书嘛,所以她介绍的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对我冲击力不那么大。但在当时条件下办那样一份杂志是很不容易的,她营造的那种气场——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气场我太喜欢了。她网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尊重表达的自由;虽然各人观点可能不同,但这批人在一个大的场域里有一个基本共识,做的事情不同,但精神上有一种默契。

人物周刊:你还记得第一次给《读书》撰稿是什么文章吗?

查建英:那是90年代初期了,好像是谈张艺谋的电影,要不就是谈贾平凹的《废都》,记不太清了,也不知怎么投到《读书》去的。记得当时沈公看了,通过编辑回复我说:“这是麻辣豆腐式的文章,好。”还给发了头条。

人物周刊:跟编辑部交往慢慢多起来?

查建英:我那时参加过“读书服务日”,当时沈公手下3个女编辑:吴彬、赵丽雅、贾宝兰,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学识相当高,为人又谦和。《读书》的口碑跟这批编辑有关系。他们是职业出版人、职业编辑中少见的一群:非常专业,但又没有框架;倾向于思想自由,有胸怀,兼容并蓄,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刊物;尊重文人气,重视文风——几样综合起来,就是《读书》的气质。

还有一点是他们老式出版人的交往方式,有亲和力、人情味的以文会友的方式,不是要发稿了找你,没稿没事那种。总之,让人舒服。

人物周刊:当时给你留下较深印象的作者和文章有哪些?

查建英:文章我记不清了,作者像王蒙、资中筠(当时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舒芜、陈平原,等等,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禀赋。不是单纯的学问家,是学问家里会写文章的;也不是单纯的作家,是作家里关注思想问题和有一定学者气质的,这些人都是比较深思熟虑,雍容大气,而又有文采的。

别回肠百绕、疙里疙瘩让人一看就头大

人物周刊:90年代初,自由主义和新左、激进与保守之争已经出现了吗?

查建英:没有啊,一直到89年,阵营、学派、互相攻讦,这些都不明显,至少我没感觉到。自由主义与新左的论争应该算是90年代思想界一个重要现象,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是必然现象。这时候,《读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如果有一种开放式的呈现——论争中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哪些属于误会哪些是错位误读,每一种声音都说了些什么——呈现这样一张分化的图景,是很有价值的事。但我认为96年以后的《读书》没有做到这一点,偏重一类声音、一家之言,没能兼容并蓄,没能让读者在全面了解后自己去选择,可惜了。

人物周刊:这不是新鲜事了。1921年前后,问题与主义之争曾经造成《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后来胡适先生那句话成了名言: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可惜不太管用。

查建英:不管用,20年代那场“科玄之争”也是一场混战不了了之,后来胡先生自己成了大批判对象,造就了我们这里一大批谈主义成瘾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学者办刊与出版人办刊有所不同,前者如果胸襟不开阔,很容易把自己的学术倾向甚至意识形态偏好带进来,办个学派刊物没问题,办公共论坛,难。

人物周刊:你这几年也是《纽约客》的作者,有没有比较过一东一西这两本刊物?

查建英:《纽约客》是我最喜欢的英文杂志,她跟《读书》还不太一样,是一本作家杂志。她的招牌一是纽约客式的漫画,一是夹叙夹议的长文,所谓“非虚构文体”(Nonfiction),既保有50年代强调客观冷静的叙述传统,又有60年代开创的所谓新新闻主义写作强调的作家个性风格。如果比较文风的话,她自成一种“纽约客文体”,文笔非常讲究,雅,基本上属于文章家的手笔。

老《读书》里不少文章也有一种中国式的雅。坦率地说,这10年的《读书》我很少看,主要是因为它的文风越来越干巴巴,我干吗要看那种食洋不化的西方论文式的翻译文体啊?那我不如看《万象》杂志,海派文章有点风花雪月的,至少风姿绰约吧。版式设计、插图也比《读书》养眼。

人物周刊:这一点,黄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一些无奈:“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因为年龄原因而搁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不是那么好,外文更够呛”;问题的重要让编者不忍丢下那些晦涩的文本,等等。

查建英:中青年学者里就没有文笔好的吗?文字清通,别回肠百绕、疙里疙瘩让人一看就头大、就烦、就几乎要便秘,这要求不算太高吧。我在西方生活年头多一点,虽然不研究学术,但《读书》上那些新思想看起来时常似曾相识。介绍新思想是好事,但非用拧巴中文才能介绍吗?《纽约客》也有思想,有些相当尖锐和犀利,但都是把理论化在文章里,没有论文式的说教。

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读书》是一个公共论坛,有将近30年的历史,有过很好的传统,如果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不可避免,最好保有探讨的空间,而不要办成一个阵营刊物,以至于观点不交流、人事交恶。新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有价值,也值得思索,但如果基本上只有一种声音,那不如改名叫“新左论坛”。

人物周刊:吴彬是第二代中一员干将,你怎么看她的上任?

查建英:值得期待。希望未来《读书》能办成一本既有活泼犀利的思想、又有风度雅量的好看的杂志!

林 达:宪法的自信来自哪里?

 

读到一条消息,西北政法大学有一个宪法和地球仪造型的雕塑,于一个月前被拆除。据说这是受国外法学院校园雕塑启发而设计,从照片上看也不错。有报道说,雕塑被拆除的原因是雕塑照片上网被戏称为“宪法顶个球”。不知拆除决定是来自政法学院的法律教授们,还是宣传部门的领导们。如果真是因民众对宪法失去信心而生出嘲笑,就拆了雕塑,十足是鸵鸟策略。法学院的教授学生,以法律为职业的社会栋梁,岂能以眼不见为净而忽略对他们来说乃安身立命之基础的最重要事实。

宪法,乃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最高法。这个说法,大概是政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第一课就会学到的。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当我们重复这句话,似乎都有一点心虚,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愿意大加深究。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说过就算,千万不要跟我顶真的大话一类。大话千句,不如一声酷评,“宪法顶个球”,这真是让雕塑的主事者尴尬。可是,拆了就不尴尬了吗?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白发苍苍遭到体罚,他拿出一本宪法,指望宪法能保护他。可是,在他手里握着国家主席权力的时候,宪法并没有保护小民百姓,所以,这时候也就保护不了国家主席,这时宪法是真的一点都不顶用。这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这个事情应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宪法照理应该是保护人民的,可是宪法顶用不顶用,全在于人自己。宪法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立契约的人认为宪法顶用,无论如何要让宪法说了算数,那么,小民百姓也罢,国家主席也罢,到时候就有宪法来保护你。如果立契约的自己都不认宪法为不可违背的最高法,只是摆个样子,撑个场面,你让区区几十页的薄薄一本书如何来保护你?

宪法顶用不顶用,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看宪法。如果你真的要宪法顶用,那么在国家体制结构中,不应该存在高居于宪法之上的机构和部门,没有什么人可以任意解释宪法,可以按照需要来摆布宪法。

如今说到宪法,世人常推崇美国立宪。其实,美国被自己人和别国人恶搞嘲笑的事情太多了。美国最出名的雕塑自由女神像,经常被人在漫画上涂改成搞笑的样子,用来批评嘲笑美国的制度、政府或者社会。但是美国人从不会为此而恼羞。让这块土地成为保护苦难者的地方,是美国的立国理想。他们愿意为此而努力,使这里成为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他们相当自信,也就不在乎恶搞,也听得进批评。要是有人说美国宪法顶个球,自由女神顶个球,个人权利顶个球,他们才不会在乎。

当年杜鲁门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舆论不看好他,他又偏偏提出了要保护黑人权利的民权法案。那还是后来大规模黑人民权运动的20年前。他来自南方,南方选票对他至关重要。周围的竞选专家说,大选前夕提出这样的执政理念,无异于自杀。他在竞选演讲旅途中,一位南方来的白人女服务员听说这一点,把递到他面前的咖啡又收了回去。杜鲁门的反应是,他叫住这位女服务员,给她背了一遍权利法案,即美国宪法的第一到第十修正案,对她说:“这是我们的宪法。”他回答周围的人说,如果竞选总统职位,竟需要牺牲宪法,需要漠视我们在宪法里写下的原则,那么这个总统不值得做。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这样对待宪法了,政法学院的一个雕塑,还会如此脆弱吗?

笑 蜀:追问真相高于一切

 

山西奴工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大白于天下。近百名当地官员相继去职或降职,窑主和包工头也各各领刑在身,黑窑打手赵延兵更是被判死刑。这样的结果无论怎样不尽如人意,但显然已经是艰苦博弈的结果,已属来之不易。

但无论结果怎样,现在看来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了。罚不当罪固然不足以威慑来者,但即便用重典,难道就可以永绝后患吗?一个偶然的判例无论多么严厉,都不能替代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的适时调整。而如果我们的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不能适时调整,如果仍然有很多漏洞可钻,就不能排除还会有不法之徒铤而走险,就不能排除地下奴隶经济还要死灰复燃。

前景之未可乐观,原因正在于此。社会机制尤其是法律机制的适时调整,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对悲剧真相的无畏追问。判决不过是一时一地的治标,而对真相的无畏追问,才是治本的切入点。对真相的追问愈是无畏,反思就愈是彻底,制度调整就愈是到位。

那么关于山西奴工事件,真相是不是已然充分揭示?答案不免暗淡。山西奴工拐卖产业链是怎样组织的?对奴工的经济盘剥和人身侵犯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童奴到底有多少?童奴的分布情况到底如何?对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情况,迄今仍无明确答案。以致到今天,无论怎样群情激愤,却没有一个人能拿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拿出实证数据,来说明地下奴隶经济的生成机制及其具体危害。

真相缺席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而真相之所以缺席,显然是因为无畏追问真相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真相必须对所有的追问敞开,对真相的追索必须是完全自由的和风险最小化的,真相的充分揭示才会成为可能。而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起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其全部真相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公众敞开,无论何人皆有权追问和追索。来自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包括媒体的深度调查,包括学者的深度调查,包括法律人的深度调查,皆必不可少。代表工人的工会和代表全国民众的全国人大,尤应履行其法定职能,出面组织特别调查小组,实地排查,将真相报告全国人民。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介入愈深,对真相的揭示才会愈客观,真相才愈有可能水落石出。而真相之所以缺席,根子正在于第三方的缺席。

真相中有着社会病态的全部DNA,真相攸关每个人的生命权利,攸关社会的集体福祉。对真相的追问和追索理所当然地高于一切,高于所有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高于所有的官场潜规则。最可怕的则是对真相的恐惧。但不能不承认,对真相的这种恐惧仍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真相的全部敞开,对真相的无畏追问和追索,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这就集中体现于山西奴工事件。山西奴工事件之惨烈、之丑恶无以复加,而愈是惨烈、愈是丑恶,对真相的追问和追索也就愈是必要而紧迫。真相缺席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提示我们,尽管无论媒体,还是学术界,都不乏追问和追索的勇气,但追问和追索真相之艰辛、之坎坷,仍有如重重天堑。

山西奴工事件以其空前的惨烈和丑恶,深深刺痛了人心。但这还不是人心最大的痛。本来,山西奴工事件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对山西奴工事件的全部反应都必将载入史册。要么它成为进步的标杆,要么它成为耻辱柱。如果能秉持这样的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正视山西奴工事件,来决定全部的应对,那么,真相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而真相竟成问题,这才是痛中之痛,这才是人心最大的痛。

没有真相,公正就是一种奢侈品。而没有公正,则一切失去意义。求重求快的审判,本来是要给天下一个交待,给事件划上一个句号。但没有真相,何来交待?何来句号?所有的疑问都需要真相来回答,所有的伤痛都需要真相来抚平。诸多疑问,诸多伤痛决不应该郁结于胸,而必须通过对真相的追问和追索,转化为澎湃不竭的现实力量,指向全部问题的核心。真相一日不出,关注一日不休,追问一日不止。惟有如此,才算恪尽公民的职守,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千秋万代。

王 怡:声援葛红兵,重贴《东京审判》一文(修订版)

 

在此重贴《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一文,原文的表达曾受专栏限制,后作了较大修订。为支持葛兄,先贴出来。不但支持葛兄的言论自由,也支持他的具体观点。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电影《东京审判》和《日本沉没》

影片《东京审判》,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甚至使我产生一个痛苦的念头,假如没有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或许也像纽伦堡审判一样,更加符合人类的自然正义。梅先生是法学界前辈,这部电影根据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书稿和回忆录改编。彼时境况,就连回忆录也写不下去,只留下了半部。梅先生的笔下,带着一种不能不爱国、不得不爱国的时代笔调。无论在征服者的东京,还是文革前夜的北京,这几乎都是他唯一可抓住的稻草。电影一开始,梅汝璈不服合议庭庭长的决议,三番五次以拆台的方式要挟其他10位法官,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人或以梅先生为民族英雄,我却为他丧尽一个法官的尊严而悲哀。在我看来,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

可怜梅汝璈骨子里不是法律人,仍是一个士大夫。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对英美法有较深了解。但他以一介书生去”审判”日本人,肩负的民族大义实在是难以承载的。中国自古就没有这样的事,放着那么多将相高官和各级法官,却不得不派遣一个教书的草民,去参与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敌国领袖的全球性审判。”审判”两个字,忽然显得那么陌生。到底什么叫审判?梅汝璈以教授的身份出任唯一的中国法官,举国上下少有人能意识到,一场两千年未有之政法传统的大变局,正在发生。也许梅先生是少数有能力理解这一伟大扭转的人,但在两千年的重负和四亿人的逼人眼光下,他令人遗憾地选择了失明。

国人的民族情绪,迄今也难以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在朝在野,当时都以为审判不过是过场。自古以来,战败国就是战胜国的手上鱼肉。自古以来,败军之将都要折节受辱,以至斩首断头的。人们以为,”审判”不过是以一种摩登的方式,去为这种族群复仇凭添一层光环罢了。所以审判的头几个月,中方的检控工作一塌糊涂,只控诉不举证。一位副部长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宣称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结果被轰下了证人席。到最后,梅汝璈甚至对合议庭以死相逼,萌生出若不判首要战犯死刑,就自杀以谢国人的念头。这或许在个人的担当上令人敬仰。但梅汝璈的形象显然已蜕变为中国古典式的使节,而不是一个现代法官。他把”审判”当作了持节出使。他甚至不是来审判日本人,而是来与其他10位法官为敌的。

他是合格的使节,却是耻辱的法官。在我看来,正是这位梅汝璈先生,否定了东京审判的意义。梅先生给了他的同胞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轻车熟路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场难以理解的”东京审判”。

当时”纽伦堡审判”已经结束,开创了人类史上依据普世的人权价值审判国家罪行的判例。苏联人曾建议无需审判,凡穿过纳粹军装的人直接枪毙就行了。人类一直就是这样干的,因循这个惯例,似乎也说不上更加堕落。但二战最伟大的不是军事胜利,而是以千万人的生命,换来了普世价值的被承认。二战留给人类两大道德遗产,一是沉淀了普世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二是凭着这一高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价值,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施行审判。胜利者和受害者甘愿刀枪入库,放弃了自古以来处置俘虏的一种”国家主义”特权,而给予加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这两场世纪审判中,德国和日本战犯的辩护人都曾以两个理由来质疑法庭的正当性,一个说,那个古老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复仇传统,不可能是公义的。因为普通法的基本精神是”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子里担任法官”。二是以另一个”法无溯及力”的原则来抗辩,即一项事后的法律不能约束这之前的行为。但检察官们却以国际法中一贯包含着的自然法精神,来论证审判的正当性。40年前的美国电影《纽伦堡审判》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美国法官杰克逊在纽伦堡预备用作法庭的正义宫中,发现德国人在法官椅的背后也镌刻着摩西十诫。他心中顿时踏实了,知道这场审判的确不是战胜国的舞台,也不是依据某个国家的制定法,而是依据那个高于一切人间法律的法则来进行的。正是对自然法的敬畏和顺从,使这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破天荒的审判,带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化,即法治与普世人权的全球化。

如果”审判”发生在”国家”之内,人们可能以为”国家”就是审判权的来源。但若发生在国家之间,”审判”就需要一个超国家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若不存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就是不要脸的。”法官们”杀人,与法西斯杀人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这个正当性若存在,它就一定是”反国家主义”的。一旦承认东京审判是正义的,”民族国家”就不再是历史中的偶像。当东条英机和土肥原坐在被告席上,那是一个怎样的法庭啊。当这个法庭对一种国家行为和一个忠诚的军人提出指控时,它所指控和审判的、以及它决心要从被告和听众的心中摧毁的,除了”国家崇拜”,还会是什么呢。

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一个合议庭,其中只有梅汝璈一人被他的同胞赞誉为民族英雄。悲哉啊,当一个法官被称为民族英雄时,他还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尊贵的审判席上?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一座印度籍法官帕尔博士的铜像。这位梅汝璈的同事,在东京审判中撰写了60万字的审判意见,就”何谓侵略”、”何谓战犯”等命题提出异议。帕尔认为,东京审判是一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缺乏足够的正义性。

我极不愿意承认这一点,60年前的梅汝璈法官,和60年后的这部电影,使帕尔的意见看上去非常有说服力。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左派,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诉诸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共同拆毁了东京审判之于远东的正义根基。

回到那个座次问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稿中,梅先生仍情绪激昂地回顾当年的那一幕,他说中国受害最深,法官座次理应排在更前面。可怜”弱国无外交”,才需要他如此抗争。假如我是梅先生,我也可能提出这一商榷理由。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合议庭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决定,即对法官座次的裁决,首先就遭到其中一名法官基于民族主义理由的、近乎耍赖的反对。那么这个合议庭对日本战犯作出的死刑判决,被日本人基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理由反对,岂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梅汝璈屡次不服从合议庭的裁定,他的姿态其实就是日本右翼的源头和典范。因为他比日本人更热衷于颠覆这个法庭的正当性。假如我是帕尔法官,我的同事中有这样一位法律人。我会比帕尔更进一步,退出这个令正义蒙羞的法庭。

东京审判中的”座次”的确是一个问题。但绝不是为战胜国争面子的问题,而是”审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到底被建立在哪里。比较关于座次的两个文本依据。澳大利亚法官、庭长韦伯依据的是《波茨坦公告》的签署顺序,即美、英、中、苏。梅汝璈的依据是《日本受降书》的签署顺序,中国在第一位。1945年7月
26日的《波茨坦公告》,美、英、中三国(苏联后来加入)诉诸人类的普遍正义,公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永久地消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随后日本天皇接受这一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宪章,该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这就是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承认这一依据,法官座次就是美、英、中、苏。但美英为了进一步增添审判的程序正义,主动舍弃了他们的座次,改由四国以外的澳大利亚法官出任庭长。而梅汝璈要求以受降书为座次的依据,乃是从根本上颠覆这一场审判的意义,把审判的合法性建立在成王败寇的战争逻辑之上。也就是古往今来那个自我伸冤的原则——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最高的大法官。

梅汝璈的看法,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看法。如果世上没有另一种对于”审判”的理解,这看法也就不能算错。但这世上的确还有另一种看法,正是这一看法才构成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正当性。

在《圣经》中,上帝对人间的至高权柄就是审判的权柄。”审判”也是一个位格的议题。”审判”成为可能,至少须有三个假设,即位格的主体性、律法的客观性和见证的公开性。审判的意思,是一个有位格的审判者向另一个有位格的被审判者,按着一个清楚的律法,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来赏善罚恶。这一场景,就是位格上帝与中国”天道”思想及希腊的”逻各斯”理念的差别,也是基督教的自然法与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的区分。任何一种形而上的道德观念,即使我们同意它可以成为判断人行为的标准,也不能产生符合正义的”审判”。因为罪与罚,只在一个有情感、有意志的审判者面前才能成立。就如C·S·路易斯说,一个小朋友的算术题做错了,他绝不会向着乘法口诀表忏悔祷告,求它的赦免。没有位格神就没有”审判”的场景,就算有也是”黑箱操作”,也是人文主义式的”替天行道”而已。没有位格神也没有程序正义,律法是不透明的,无论人怎样归纳自然法,无论孟子怎样说”人皆有是非之心”,但你的是非不是我的是非,你的自然法不是我的自然法。”天赋人权”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乘法口诀表。即便它可以提供一个公义的准则,却不能提供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和一个宇宙性的见证。因此不能构成一个清晰的审判场景。

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是宇宙中一切审判权的源泉。没有位格神就没有超验正义,也就没有了罪(sin)。而没有超验正义,国家之间的审判怎么成为可能呢。以色列人在没有王的时代,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亲自为王,在他们中间兴起三种领袖,一种是先知,这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把圣言带到人的面前去。一种是祭司,把有罪的人带到上帝面前去,透过献祭寻求赦免。第三种,中文合和本圣经则以《周礼》中的一个职官名来翻译,称为”士师”,意思就是审判官。更早的时候,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选立长老,也是为着裁判民事纠纷。但基督教所说的”民事”,是包括刑事在内的,意思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而”道德律”涉及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及其绝对的责任。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颁下”十诫”,作为道德律的一个永恒的表达,也是他施行审判的依据。

《罗马书》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又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就是一种上帝之下的自然法观念,而不是哲学理念之下的自然法。如果这是真实的,日本战犯就应该被送到被告席上。若不是真的,印度法官帕尔就是对的。东京审判只是战胜国对战败国不公义的报复罢了。若没有上帝,东京审判就是一种霸权主义。受害人自己做法官,以一种被告从未承认过的法律为依据。这还能叫做审判吗。11个国家的法官中,只有帕尔和梅汝璈二人,不相信宇宙间有一位”三一上帝”。因此也只有他们二人否定审判的正当性。梅先生表面承认,却使劲的颠覆。帕尔比他有勇气,干脆不承认。

《旧约·利未记》第19章中,曾给出上帝设立人间裁判权的一个准则: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这表明审判是基于公义的审判,而上帝的律法既是实体公义的源泉,同时也蕴含了”程序公义”的一面。如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反复强调的二人以上的证据原则和”直接言辞”原则。《申命记》说,”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这和基督在福音书中反对的”你们不要论断人”的原则也相一致。意味着非经一个正当的程序,个人对个人的裁断乃是不公正的。统治(治理)必然包含了审判(论断),因此一个程序正义的审判,就和个人的论断一样,都是对超验正义的僭越。

“程序正义”是上帝赐给人间的一种裁判权,上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最高主权,使一个信徒能够接受程序正义,并得到实体上的安慰。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中,这也是人间裁判能够被接纳的最终前提。即人们对自己的判决结果”在最后的审判日,向万民的最高审判者承担责任”。换言之,假如绝对公义是不存在的,”程序正义”就是一个必将不断遭到质疑的谎言。一个无神论的政法制度,必然会趋向两种极端,一是挣脱上帝所设定的程序枷锁,以人的良心为最高法庭,自我伸冤。二是以存在主义式的立场,接受一种有可能牺牲掉实体公义的审判方式,由此不断削弱审判的正义根基,沦陷在麻木不仁的法律实证主义之中。

此外,审判也是邻居之间的审判,这正是英国陪审团制度的一个起源。邻居之间的审判,意味着国家不是审判权的唯一来源。审判权存在于上帝与凯撒两个国度之间,这就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审判成为了可能。当日本被审判的时候,其他国家所组成的与其说是一个合议庭,不如说是一个陪审团。

60年后的导演高群书,以及千万的中国观众,似乎仍然不能接受,为什么不但允许战犯辩护,还怕律师不懂英美法,专门给每个被告配了一至二名美国律师。甚至对院线和观众来说,在银幕上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舆论说,”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去看这部电影”。影院的宣传海报,也以一种公判大会的口气写道,”9月1日,绞杀日本战犯以谢天下”。成都的一家影院,甚至推出了一款”模拟绞杀日本战犯”的有奖游戏。60年前梅先生身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的选择是悲剧性的,假设他是中国的帕尔呢,回国后恐怕就很难活得到文革前夕了。

梅先生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代表遭受侵略的中国置身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法庭,尝试在国家之间”按着公
义审判你的邻居”。他却最终选择了从人类回到中国,从正义回到苦难,顺服在由怨恨、苦毒、惩罚和复仇所组成的国家主义的法律观下。决意在国际法庭上作最后一名士大夫,而不是第一位法官。他对合议庭及庭长的每一次不顺从,都将审判的正当性从自然法立场下降为民族立场。更可悲的,是长达60年后,他的选择仍被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

几乎同时的一部日本电影《日本沉没》,导演站在一个战败者和被审判者的地位,反而显出了更宏大一些的视野。这是部翻拍片,最初曾在1973年轰动全日本,2006年又斥巨资翻拍,加上了阪神大地震、东南亚海啸等背景,在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最卖座影片。”日本沉没”
的预言一直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噩梦。也是当初军国主义兴起、以武力扩展生存空间的一个民族文化心理。这个充满地震和火山的国家就像一座巨船。电影描写整个日本在地壳变动下沉入太平洋。几千万日本难民散落全世界,成为获救的余数,像犹太人一样”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如南斯拉夫断裂的大地,地上没有不摇动的国。日本列岛不是挪亚方舟,活在上面的人心里焦虑,没有安息。所以他们梦想着登陆扩张,就如《诗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枪炮与杀戮靠不住的时候,他们就拍了这部电影来纪念民族的罪孽与悲情。70年代的那个版本中,对战争选择及人类的命运,有着令我很惊讶的反思。片子里的首相说,苦难中的死亡,是为了在爱中的复活。他领着日本政治家们跪在全世界面前,恳求接纳失去祖国的日本人。全世界的海军也在最后一刻全力投入了营救。电影中的中国也抛开仇怨,开始搜救日本难民。

这是一种隐晦的对世界的歉意,和对赦免的渴望。只是战后的一代容易忘却悔恨与伤痛,只对羞辱耿耿于怀。据说当时许多日本右翼青年看过这部电影,嚎啕大哭。《传道书》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中国人与日本人,受害者与侵略者,谁可以审判谁,谁又可以赦免谁呢。如果真有天国,天国里绝不是谁受的苦最多,谁就站在最前面。

上帝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终会来到,但福音书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那场东京审判无论令人愤怒,还是令人击节,人间的惩戒都已过去了60年。无论是他们的靖国神社,还是我们心里的恨意,谁抬头看见了真正的挪亚方舟,谁的悲情就先得医治。

王怡于2007年6月闭门修订。

昝爱宗:中国八大民主党派的民主缺失和监督缺位

 

山西的”黑砖窑”丑闻,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虐待劳工事件,而是典型的官府和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实施共同犯罪的严重刑事犯罪,不但山西临汾地区当政的党政、人大一把手难辞其咎,就连山西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和层出不穷的”矿难瞒报”一样,每个案件背后都有一批人获得巨大利益,真相得不到公布,责任人得不到追究,而只是像于幼军这样简单地道歉了事,是了不了这个责任的。我认为不仅于幼军,还包括张宝顺,都应该主动引咎辞职,然后让他们暂且代理书记和省长职务,戴罪立功。这期间,如果”黑砖窑”事件不能得到很好清查、解决,如果小煤矿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矿难频繁,瞒报如故,只能说明山西的当政者是戴罪又犯罪,或者尸位素餐,应当追究渎职罪和失职罪。

“黑砖窑”事件暴露了中国劳工被奴役、被榨取血汗的冰山一角,不仅使整个山西政府蒙羞,就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也被大大抹黑,换个角度看又是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极大讽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关注的,我看到号称对共产党领导进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及各省市委员会等机构,对如此重大丑闻,却没有像以往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那样强烈谴责”黑砖窑”制造者和政府渎职者,而是默不做声、无所作为。这些民主党派的行为岂不有辱名字里面的”民主”两字?岂不是对中共所要求的参政、议政、监督职能极端不负责任?

这个时候,虽然民主党派不争气,共产党却是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予很好的信任和提拔,比如2007年4月中共提名致公党副主席万钢出任科技部长获得人大通过,7月4日,又一民主人士——无党派的陈竺出任卫生部长。中共党外人士担任一党领导下的政府重要职务,被称为是中共为加强领导权而实施的增光添彩工程,可是这些部长的实权相当有限,因为该部的党组书记同样是正部长级别,按照中共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制度,部长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所以说这些部长的任命多少是象征性的,实质上共产党及其7000多万党员才是控制着中国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外电认为,非党人士角色尴尬,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很难有大的作为。

是的,中国现政府不承认有反对党、在野党,只承认有执政党、参政党。执政党五十八年如一日,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执政党,而八个参政党也是五十八年如一日,还是八个样板党。一个和八个,都是1949年之前创立的。这就是说1949年中共执政后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党、参政党成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也是民主党派对自身职能变换的一种无原则放弃。

中共在1949年邀请民主党派一同建国并设计政体时,并没有刻意制造”一党专政”,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有3人为党外人士,委员56人中有27人为党外人士,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为党外人士,政务委员15人中有9人为党外人士,政务院所管辖34个部、委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这也是当时多党合作制的”黄金时期”。

既然民主党派能够”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那么,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的制造者和当地权势部门,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政策、法律的执行,民主党派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民代言,勇敢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呢?假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是一句空话,那么,正是八大民主党派的不作为、失位,导致这句话成为一句欺世盗名的空话。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殷勤照顾,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各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给予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国家干部”(公务员)待遇,参照公务员制度建立各岗位,还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常设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市、州、县人大中也要保证适当比例),并可聘请有相应专长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专门委员会顾问”(见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成为国家公务人员;推举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参与政府监察、审计、工商等部门组织的重大案件的调查,参与人民政协有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能意见的自由,并”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经费得到保证;1949年中共执政前民主党派成员可以享受医疗、福利等全额报销的离休待遇。在这样的特殊要求下,各民主党派迎合中共,一味听话,只顾替共产党锦上添花,却不会为加强共产党领导雪中送炭,按照”用尽废退”的自然规律,其存在就不是”合理”的,对有益于国家的角度来看,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个现实:对于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或许会感到委屈,认为不是自己不争气,而是处处受共产党限制,比如共产党严格规定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机构”以大中城市为主”、”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像在县级地区原则上不建立委员会等机构,而且吸收人员也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学历限制、年龄限制等(防止片面追求发展成员年轻化),再如农工民主党,不能在农民工、工人中发展成员,而只能在医疗卫生界发展成员,与自身的名称严重不相符。还有九三学社、民建等政党,也是把一部份医疗卫生界的成员作为发展对象。而真正的农民、农民工、外来工、城市下岗职工,却是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是自己的组织。要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应该是广大农民的政党,可是7000多万党员中,却多数是富人、官僚,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占有席位了,那么,为8亿多农民代言的政党组织又在哪里呢?

共产党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可共产党认可的群众并非一般大众,而是特殊群众,民主党派成员都成了这样的群众。而真正的劳动大众,甚至8亿多农民身份者,都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但政治上却毫无地位,比如中国目前8亿多农民身份者却在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委员会中没有一席之地,甚至一个农民身份的国务院副总理都没有(毛泽东时代陈永贵成为副总理除外),和谐社会下的国家鼓励广大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岂不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党中央将于2007年下半年召开十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中主要是领导干部和党员企业家的代表,大约有两三千名的样子,代表着7000万党员。可8亿多农民,以及上亿多的工人,在其中占的分额十分有限;即使是在2008年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是微乎其微。全国有3000来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民也是占有最少的比例,农民要四倍于城市户口的人数才能选上一名代表,而且每年不能递增。而相对于中国的农民群体,民主党派却是得到一定空间的发展,即每年的净增率以不超过5%为宜,因为民主党派各中央遵循”参政党作用的大小不在成员数量,而在于成员的素质”(见1996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显然,共产党虽然不像对农民组织发展的限制那么严厉,但也是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格外关照、恩威并重的:主要发展中高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有限定,比如不在西藏发展;格外规定不去发展部门,比如不去发展的部门主要指军队、公安、安全、外交系统、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包括党报)。以在上述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应保留他们的民主党派党籍,但不在单位开展组织活动;不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在校学生中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性人士,应事先同当地统战部及有关单位中共党组织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央统战部1996年会议纪要,详见《浙大统战五十年》附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八大民主党派,很明显不是民主党,而是民主党派,他们只是各自的党派,她们有幸生在结社自由的历史时期,却不幸苟且生存在结社不自由的时代,比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发展对象只是同原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与民革有历史联系和台湾各界及社会联系的人士;民主同盟(民盟)的发展对象是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发展对象是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民主促进会(民进,不是台湾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的发展对象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农工)的发展对象是从事医药卫生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致公党(致公)的发展对象是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九三)的发展对象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在此分工的基础上,各党派可适当发展一些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在掌握在发展成员总数的30%以内。对于台湾同盟(台盟),中央统战部认为其”情况特殊,仍应坚持发展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这个党也是八大民主党派中最单薄的一个党派了,恐怕每年完成不超过5%的净增率都很不容易,比如在与台湾国民党关系深厚的浙江省,1995年台盟成立时仅有盟员42人。从全国看台盟也是最小的,其是1947年11月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活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成立,至今已生存了六十年,”吃共党的嘴软,拿共党的手软”,所以这个党派的存在顶多只剩下一个名分而已,毫无政党的实际意义了。

八大“民主党派”的地位尴尬,原因就是强大的中共把自身放在领导位置,所谓”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是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认可的文字游戏,既然平等的各党关系可以”领导”,那么为什么各民主党派却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这样的领导正是说明各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假如制度建设能够明确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称友党、兄弟党,那么,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才能得以保证,从而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不民主”之嫌。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即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号,尤其是1946-1949年之际更为强烈。可到如今,中共提起民主党派,只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台盟,共产党却被排除在”民主党派”之外,这岂不令人费解?只有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确立平等、真诚合作和互相监督的关系,民主党派才有参政、议政的可能,才有可能突破一党专政的阻力,使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成为国家立法权、执政权、司法权的监督力量,而不是专门让共产党一党成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领导核心。

一党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多党监督,有限的权力才能发挥责权相当的作用,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和谐发展。

首发民主中国

温克坚:面纱背后--话说中共统战(上)

 

我以前的几篇短文(《分解共产党》,《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试图通过对中共本身的剖析来摸索社会演变的动能和结构性的推动力。我认为,中共自身也处在历史性的转型中,这种转型与社会转型比较,被不同的价值体系所引导,有着不同的演绎路径和形态,但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再什么描述也不过分。对这种关系要想进行清晰的梳理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并不是关心公共事务的朋友放弃的理由。在我印象中,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利弊的争吵愈来愈激烈,各类解释也日趋多元化,但还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赢得多数认同。这恰好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和复杂远远超出任何理论分析——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迄今为止这种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不揣简陋,继续把一些思考写出来,希望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统战是一张网

最近的思考领域是被一个朋友刚刚获得的政治待遇所触发的。这个朋友,平时做个中等规模企业,赚些辛苦钱,不喜欢抛头露面,跟政府官员没有多少交道,但是当地的统战部门主动找来,要给与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待遇,让他觉得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党居然如此看重他!虽然他获得的只是一个县级政协委员,但是那种不要白不要的投机心理,还是让他自得了一阵,以致居然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在他眼里,我似乎是关心政治的那种朋友。

这个“意外事件”促使我思考中共的统战功能,于是按图索骥去了解中共的统战政策和组织架构。一番搜索阅读之后,倒是颇有感慨:在推动政治变革层面,中共左支右拙,全然没有章法。但是在社会控制层面,中共可是精细化运作,一点也不含糊,统战系统被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成为预防和监控社会变迁的庞大防火墙。

中共执政58年,一直秉承地下党传统,机构往往神神秘秘,连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都不对外公布。统战部算是个例外,它有专门的网站(根据信息产业部的规定,任何网站都需要一个ICP备案证书,而统战部网站没有显示,看上去是个黑网站。)各地方统战机构也大都有对应的网站,有些名称取得莫名其妙,比如说成“情系中华”、“根在中原”、“同心网”、“炎黄情”……中共正式组织机构网站如此“矫情”,也的确需要点“恶搞”精神。这个系统,从中央到省、到县级、到大型企事业单位、学校,机构建制完整。它权力地位虽然不如中共的其他机构如组织部,宣传部,但是统战一直受到中共领导层高度重视,统一战线被认为是“中共克敌制胜的法宝”,“执政兴国的法宝”。当然,统战部并不是中共统战功能的唯一载体,党国体制下的政协,团委,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等等机构,执行的也是统战功能。本文叙述上主要以统战部门为主,功能上可以涵盖上述其他载体。

这些年,中共内部机构比如宣传部门组织部给人感觉总是僵化,黑幕,落伍,逆潮流而动,也最为公众诟病。而统战部门工作的方式比较隐蔽,不承担直接掌控国家机器的责任,因此容易被观察者所忽视,同时统战部门工作重心就是监控社会领域的变化,因此自身得以展示出一定的灵活性,所以多少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这也是中共统战的一贯传统,周恩来是这方面高手。当年,一些社会名流想申请加入中共,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党需要你们留在党外。因为,对于党的事业,你们留在党外比入党更有利。不过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改革开放,经济自由化,市民社会成长等都意味着中共整个体制从社会生活中退缩,但是统战部门却不断赋予自己更多的任务,试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维系中共统治的宏大使命……站在民主化的立场,这无疑是另一种“逆潮流而动”。

统战部工作对象庞杂,正式说法是:“新时期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广泛性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显著特点。1982年党中央提出统战工作的对象大致有十个方面: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干部;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

“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几年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如,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的群体中产生一批新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队伍出现分流,一些离开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知识分子,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成为独立自由职业者等。这些新的社会群体及其代表人物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工作对象。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一国两制“的实施,与我们交往联系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日益增多,特别是他们中的第二、三代新的代表人物以及新华侨中的代表人物等,也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

中共统战部门也不掩饰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的底色,防止“和平演变”自然成为重要的政治部署。它说:“统一战线的作用将更加重要。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我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将会发生激烈的碰撞,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事端将会增加,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不仅使我国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也必将对统一战线的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以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既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统一战线具有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特殊功能,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注:以上各段带有引号的引文均来自统战系统网站)

从这些雄心勃勃的使命声明来看,我们可以归纳的是,中共统战说到底是为了中共统治而战,只是这一场战争比较特殊,主要是通过怀柔和欺骗的方式来收买和笼络社会精英力量。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稍微有些了解的观察者都知道,中共的统战体系事实上控制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届人士、华侨、侨胞代表、海归、知名人士等等。再通过这些机构或者人士,牵动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当年那些和中共同台竞争的民主党派,如今都被迫成为中共“参政议政”的政治花瓶;一些历史悠久的独立机构,比如欧美同学会,黄埔军校校友会,也都成了统战部门控制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种控制,手段隐蔽,花样繁多,局外人只有想像的份。不过,任何黑箱都会有输出,我们看到的是,从台湾过气政治领导人连战,到显赫的民族资本家席荣毅仁,到香港富商霍英东,再普通到一个小企业主,比如我前文提到的那个朋友,都被纳入到统战体系中来。统战成为了一张巨大的网,把社会的精英力量囊括其中。统战部门触角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对社会布防之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二、统战是一出戏

如前所述,中共统战试图把社会各式精英囊括进来,建立一个所谓的统一战线。但是这种思路对应的社会结构必须是单一中心的,金字塔似的等级制社会,社会按照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归属于不同的阶层。上面提到的广东省统战部门的网站名称“同心网”,潜台词大概就是把中共当成圆心,而社会其他阶层环绕其中。在计划经济,极权体制下,社会大抵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以中共为核心,体制控制着大多数的资源,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数量很少,生存空间狭窄,很多被中共整的不成人样(经历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可以作证)。当权力严重压制着社会的时候,统战体系反而任务简单,可以有效运作。

但随着社会变革,观念变迁,统战对象的大规模变化,统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精英吸纳现象。统战,精英,吸纳,三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统战系统已经变成情节丰富的博弈故事,戏名依旧,但是剧本,角色和舞台都发生了大变化。

我们可以从中共统战系统掌握的各类资源作为切入口,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在我看来,中共控制的方式主要是三种:一是权力直接控制,二是利益交换,三是官方话语或者名誉发布体系。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统战部门控制着那些体制内的边缘部们,比如宗教事务局,侨办等等。拿宗教事务来看,统战部门在“三自”的口号下,事实上决定着各个宗教官方管理层的人事安排,决定安排多少财政经费,决定给与什么政治待遇。但是一个世俗政权对于人们精神领域的控制注定是难以持续的。从这些年中共与梵蒂冈的交锋,各类家庭教会的勃兴,以及民间自发形式的佛教崇拜方式的回归,都可以看出中共虽然控制着这些宗教的“干”,但是要想控制这些宗教的“枝叶”,则已经无能为力。各个宗教领导人对中共的依附正付出越来越多的道德成本,“三自”越来越被教众们唾弃。中共统战系统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因此他们的一个选择是试图把中共新的理论和传统宗教对接。比如从佛教思想来阐述和谐社会理论,2006年还大张旗鼓的搞了一次佛教世界峰会。这种理论上的“东施效颦”反过来凸显了中共统战系统的尴尬,那就是中共统战系统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打动力了,这是它的一个致命伤口,它被迫用不断翻新的政治口号来掩饰。

统战系统也对统战对象进行利益收买。比如对特定的对象,以开会,考察等名义游山玩水,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点礼品慰问慰问,或者直接给与金钱补助。不过这种直接的利益输出方式毕竟范围有限,对大部分统战对象也没有吸引力。更加普遍的做法是间接的利益输送。比如在统战部门控制的工商联,政协等领域,进行政治荣誉分配,安抚社会精英。这些政治荣誉,短期内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士,让他们有种参政议政的虚荣感,也有社会地位得到承认的成就感。但是社会精英很快会感受到空间的狭窄,吸引力下降,边际效用递减。“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被统战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没有机会进入体制的核心层面的,最多是作为政协委员,作为鼓掌机器,为中共的决定付出廉价的掌声。对于那些富有精力的社会精英来说,这种“政治装饰功能”毕竟没有那么持久的吸引力。

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变化也让这种利益交换面临规模上的瓶颈。邓小平主义拓展了社会空间,使得普通民众有了一些自由和机会,可以创业,可以成名,可以自我投资,可以向上流动,可以成为精英,因而社会精英总量暴增,中共以统战方式放开的狭窄的政治通道,根本不可能容纳这些庞大的社会精英群体。

以中共统战重点领域“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统战部专门成立了两个职能局)为例子,如果说20年前,“党外知识分子”数量有限,那么现在以“党内知识分子”自居的估计也是珍惜动物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员”这个说法随着市场经济演进的深化,也日益成为一个笑话。公有制事实上已经破产,统战部门却依然自我中心,试图联合非公有制度经济人员,这是无知加狂妄。

统战部门掌握的荣誉发布体系曾经具有巨大的社会示范功能。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意味着官方话语体系等同于巨大的话语权,也符合普通公众眼里的正当性,正统性—毕竟反体制的群体从来都是少数。这套话语体系在历史上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曾经俘获了一大群涉世未深的进步青年;也俘获过类似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社会名流。但是事过境迁,这套教义已经失灵。统战部门煞费苦心,在这套教义面前包上种种前缀——比如“中国特色”“邓小平理论”,或者适时的切换成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容。不过,在思想急剧分化的当下,官方话语体系不可避免的衰弱,美誉度岌岌可危。类似“爱国不等于爱党”隽语的流行,就已经凸显出统战话语体系的巨大裂缝。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社会独立话语权崛起,洗脑,愚民,蒙蔽公众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统战的一整套官方台词已经远离常识,远离日常生活,对社会精英阶层已经没有多少打动力。

我们可以从娱乐圈名人的政治待遇演变来说明统战的这种尴尬。想当年,刘晓庆,张艺谋,巩俐都是政协委员,因为在他们当红的年代,这一类娱乐届精英总体数量有限,形象也还算比较正面,是可以拉拢的对象,因此可以给他们表演艺术家,甚至人民艺术家的称谓。

类似张艺谋这样拿到政府大订单的名导,民间常常将其戏称为“国家导演”或“皇家名优”。也说明,他们作为官方的重点统战对象,已经无法赢得足够的社会尊重。对于他们个人的社会信誉来说,政协委员的名头,与其说是社会荣誉的象征,不如说是荣誉流失的别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官方的不断升格的加冕可以生生把一个社会名流“捧杀”,官方的“正搞”的民间效果是“恶搞”。

但是这些年,娱乐越来越大众化,跟官方话语体系越来越不沾边。新冒出来的娱乐名人,数量暴多,形象千差万别,原来的统战模式根本无法应对。

典型的例子是网络名人芙蓉姐姐。在网络时代,她有极高的知名度,有一批粉丝,在一个开放社会,她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一个小党派!而在一个转型社会,她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根据传统的统战哲学,她自然应该是统战对象,够资格获得某个层级的政协委员或者青联委员的待遇。但是芙蓉姐姐那种恶搞到底的精神,迟早是要冲击中共的道德塑像的,显然又跟中共庄严的模样不兼容,因此,中共不但没有统战她,反而通过宣传部门封杀她。这个做法据说倒是激发了芙蓉姐姐一个宏愿,说什么时候要踏平中宣部,报一箭之仇。这是个芙蓉姐姐当红的时代,这自然是中共统战黯淡的时代。芙蓉姐姐们的出现,便是对统战系统一个尖锐的挑战。(有意思的是,我的朋友安替认为,中共早已是个超级芙蓉姐姐)。

有现实感的观察者应该会认同的是,当下统战系统所批发的名誉符号越来越廉价,中共对于名誉,道德的习惯性塑造方式在信息时代溃不成军。与此同时,民间力量对道德和社会形象评价功能在显著增加,名誉权已经不再被官方所垄断。一个侧证是中共最早塑造的道德形象雷锋,曾经风靡社会各个阶层,影响力空前;80年代推出的张海迪,也赚钱了不少分数,可是从那以后的道德塑像,数目不少,效用则每况愈下,“生命周期”都非常短暂,到如今,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之类的名誉符号,必然成为嘲讽对象。民间社会用笑话、流言、段子等方式彻底解构了这些名誉符号。从“你才是共产党员!”成为一句骂人语言可见一斑。

统战系统通过权力控制,利益交换和名誉批发的方式来合唱并吸引公众认同的这出戏,已经从法宝变成活宝,面临观众喝倒彩,嘘声一片,甚至离场的结局了。

三、统战是一个局

如前文所述,最近十几年,中共所掌握的各种政治机构和政治符号日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退缩,在政治缩水和统战越来越困难的大背景下,中共统战部门如何化解逆潮流而动的被动,开拓“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必须依靠落实中共统战的隐秘议程。

让我们先了解中共统战的核心。中共统战理论是这样回答的:“领导权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我国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的核心问题,也是各民族、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历史已经证明,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有正确的方向、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统一战线必然涣散无力,不会有协调一致的步伐。共产党的领导越坚强,统一战线就会团结得越紧密,发挥的作用也越大。”

从表面来看,中共一直牢牢掌握政治机器,几十年如一日的操控着公共权力。这个事实大概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为什么还要通过统战方式,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精英年年讲,月月讲?甚至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利益输送和拉拢去传播这个核心思想?要知道,这些所谓的精英,大部分对政治兴趣有限,更没有任何企图挑战中共的统治。统战的这个核心目的不显得多此一举吗?!

让我们从哈维尔那里得到启发。哈维尔曾经描述过一个蔬菜水果商,在他的一堆西红柿和土豆之间挂上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哈维尔问道,这个老板真的是想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么?他是否有过一分钟想想那是个什么样子?他是不是急迫到非要把这话告诉别人不可?显然不是,他的标语只是提供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不是破坏分子。这个标语就是面对体制威胁,而主动放弃抗争的一个宣告。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共陷入了合法性焦虑。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精英阶层,虽然其中很多都依附于中共而生长,其中更多的并没有政治诉求,但是一个对自身权力没有自信的统治集团,对于社会的任何力量都是充满疑虑的。因此,一方面中共允许社会精英有限的或者象征性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对于这些精英群体进行精细的控制,采取进行性防御的姿态,则是必然的行为模式。因为他们明白,精英阶层向来都是反对力量的潜在源头。因此通过统战系统,持续的向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力量强化一个事实,“坚持党的领导”就有了某种社会心理的功效,那就是警告社会精英阶层,不要挑战以中共为核心的统治秩序。这里的隐蔽信息,说白了也就是要让社会明白谁是真正的老大。这种方式和水果铺上悬挂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相比较,表达路径不同:统战系统是未雨绸缪,水果铺老板是主动放弃,但是背后逻辑却是一样的,都是专制体系对社会的心理震慑机制。

在反恐战争中,布什总统有句著名的声明: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中共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不准有旁观的第三方,而必须把这些第三方力量收编到自己这一边,哪怕这种收编只是象征性的。这个也就是反恐战争中的“Preemptive Strike”的逻辑,。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对社会力量实行进攻性的防御。中共通过这种机制,传播恐惧,把社会强行置入一种类似反恐行动状态中,社会中有力量的个体,要么跟随中共,要么就会被中共认为是威胁,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状态。人们经常说,极权主义的基本材料是谎言和恐惧。如果把统战当成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在这个网络上传递的实质内容就是恐惧,恐惧和威胁成了统战中最隐秘的手段。我想这大约就是统战的秘密。统战意味着不允许你真正的独立,中立,自立。统战意味着作为你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政治表态,要么是敌人,要么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虽然他并不关心你是否真正和他站在一条统一战线上。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共统战的核心目标已经从对中共的认同降格为对中共统治的不反对。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取得的“巨大的的统战效果”变得可以理解了。因为仅仅从利益角度来看,那些商贾巨富们,凭什么被中共的那点小恩小惠所吸引?(最近一个例子是,杭州市委市政府出钱给150名企业家体检,仅仅看表面现象无法解释这其中的荒唐,因为这些企业家根本不缺体检费用,但是一个潜台词是,你们的身体我们都可以掌握,你们留神点!)

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凭什么被中共赐予的名誉所吸引?那些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侨界领袖,为什么一回国就甘愿俯就?连中共都已经不信自己那套了,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社会精英趋之若鹜?

复杂的现象背后通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一个庞大的极权体制面前,个体的力量是弱小的,成为统战对象,就是逼着你以近乎优雅的方式向它臣服,接受中共的统治秩序。我们应该理解,大多数社会精英并没有说“不”的知识的和意愿的准备。当然,并不是所有统战对象都愿意承认这点,这个恐惧已经变成某种集体无意识。但是那些表达出反对这种政治秩序的人们可以证明:我们依然没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四、统战是恶之花

在统战营造的那些光鲜和掌声背后,欲望、谎言、恐惧相互滋养,腐蚀社会功能的恶之花在疯长。我们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些:

统战使得社会畸形政治化。一个正常社会,政治精英,企业家和道德领袖本来可以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形成相对独立的多元社会空间。但是在统战机器的作祟下,企业家和道德领袖们或者其他精英力量都成了统战对象,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迫政治化,在政治机器面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当企业家、电影明星、高级僧侣都成为廉价的政治化妆品的时候,意味着这个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和目标,自由和独立的价值被低劣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所践踏。

统战是道德的持续破坏机制。统战鼓励谎言,鼓励勾结,鼓励腐败。在所有的统战方式中,只有一点具有道德的正当性,那就是那些甘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诚信仰共产党这一套说辞的人士。但是诉诸常识,我们实在很难找到这样的珍稀动物。大多数统战的成效都是通过鼓励人性的弱点来实现,这种鼓励,可以是物质激励,可以是精神控制。这种方式就是道德的持续破坏。那些被统战的个体,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尊严就这么的给抛弃了。在一次跟一些朋友谈话中,我曾经提到,社会道德有某种自我修复机制,在一个自由空间下,道德是可以重新生长的。但是在当下,有一种力量持续不断的在破坏道德,那道德自然无法提升,中共统战就是这种破坏道德的力量源头之一。

统战抑制社会资本的积累,市民社会无法成长。统战用中共预先设立的组织体制代替了民间力量的自由组合。社会精英推动形成的各种机构,比如企业、商会、信仰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等都通过统战的手段而被废除了正常的社会功能。中共通过统战,使得社会本身被矮化,社会资本无法积聚,这些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是除了中共,以及依附中共的那些团体,社会本身看上去光秃秃的,什么独立力量也没有。

统战有意在人群中制造等级,鼓励歧视,破坏人们的平等感,以跟权力的远近排序而使社会碎片化,使得人们相互之间疏远和冷漠、甚至仇视,臣民人格盛行。

在党权高于国家,既得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宗旨下,统战的这些恶果正符合中共统战的初衷。

不过,我们看到,通过瓦解社会力量,中共把很多潜在对手都收买或者消解,形成了具有自我心理安慰功能的现象:中共假装实行了有效的统治,民众假装认同中共统治。这是硬币的一面,但是从硬币的另外一面来看,统战并不增加中共的政治基础,统战本身所营造的政治迷雾也让中共找不到方向。

某种意义上讲,统战就是社会精英对共产党的注入,稀释着共产党原有的阶级属性。统战使得中共内部成分复杂化,以致呈现出某种多元化特征,这多多少少阻止了中共的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冲动,使得极权的暴戾程度缓解。

同时,统战使得中共吸附的东西越来越多,权力金字塔上端变得不断肥大。中共财政供养人员的一再增加就是最直接的启示。中共维系统治的成本和中共向社会汲取的力度开始相互加强,这种张力总有一天会导致权力金字塔的坍塌。

另一方面,社会精英越来越多,中共选择性的给与其中一些政治待遇,不给另外一些人士相应的政治待遇,其实制造了更多潜在的对手。越来越多的精英在体制外生存,精英吸纳功能开始失灵。其实,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是精英,都有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统战的这种制度性歧视增加了公民们对这种权力体系的憎恨。

那些被统战的精英阶层也绝非省油的灯。以统战形式开放的政治参与,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这种政治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政治投机和政治冒险,尤其在转型时代,通过合法的政治舞台,直接向社会表达,一方面可以降低政治风险,另外一方面可以收获潜在的政治资本。这可以解释一个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被统战的精英不按照中共预先设定的的模式,而采取越轨的方式表达声音。这可以从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行为轨迹看出端倪,很多代表试图摆脱傀儡面目,而显示自身一定的独立性。统战系统对统战对象的控制正越来越艰难。社会精英跟体制表面上“荣辱与共”,实际却各自盘算。

一方面,我们看到,统战通过虚拟的利益和名誉共同体,试图达成绑架精英阶层的目的,反制社会力量的重新整合,极权体系得以维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统战失去了精神原动力,而成为强弩之末了。另外,不必高估这种出于对权力的危惧而形成的短暂粘合,这种粘合的力度是有限的。统战是中共的政治伪装,统战就是纸老虎,看上去硕大无比,其实大部分都是纸张粘合上去的,在压力之下都很容易脱落。

在政治游戏中,冲突是永恒的主题。当一个集团试图无所不包,试图整合所有力量的时候,那么它必定消化不良。政协委员开炮,民主党派肝火越来越旺,内部压力倒逼,都在说明统战已经穷途末路。

细心的人们还可以看到,由于统治集团本身意识形态和道德的贫乏,体制内的精英对未来的预期开始分裂,内部竞争加剧,很多精英本身开始向社会表达。

因此可以断言,随着社会的演变和新兴阶层的不断诞生,妄图通过把人按照阶级和层级划分,并且把精英阶层统揽局下的思路正走向破产,统战本身成为观察社会演变的活动窗口。统战领域成为民间力量和体制的拉锯地带,中共对社会成长的控制和社会成长本身对中共的消解相互衬托,构成今日中国社会变革的动态图景。对这些图景更详细的描述,将是后续文字的内容。

首发民主中国

綦彦臣:黑窑事件的官场众生相

 

山西黑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新闻改善的状况,因一名地方小报记者勇敢的追踪採访,引起北京权力中枢的关心,使得已有十年历史的山西黑砖窑问题彻底曝光。毫无疑问,胡温亲自批示严肃处理,又是德政一件。但透过处理的细节看本质,不难发现大陆官场上的丑陋,比比皆是。要确立一种防止黑工及政权黑化的机制,还没任何希望。我们不妨以蠡测海,浅析几点。

王兆国人气直升,引起央媒嫉妒

第一个在第一时间做出明确批示的北京权力人物,是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王兆国在批示完后,立即派出以全总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带队的工作组,於六月十三日中午到达洪洞黑窑现场。

按以往情况,工会只管比较正规的企业,对乡村企业几无涉及。这次主动扩大工作范围,有违大陆官场上的“潜规则”。但是,王兆国如此负责任的举措为工会这块软牌子带来了好名声,更使他人气?升。六月二十二日,中央联合调查组在山西省首府太原市主办的新闻发佈会,虽是公安、劳动中央两部与全总及山西省政府参加,但会议实质上是由任这个联合工作组的副组长张鸣起主持的。

此前,山西地方报纸《山西晚报》与全国主流网媒《网易》均在十三日报道,称:“洪洞黑砖场大案惊动中央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做出批示。”但是,正统的中央媒体对这个消息大为嫉妒,两天后即六月十五日中新网记者张恩从太原发了一条“纠正消息”,称:“山西一些黑砖窑非法佣工的严重问题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中国高层领导人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也做出重要批示。”

中新网的一个“也”字,把王兆国的首先批示给排在了四位政治局常委尤其是主管新闻、宣传即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之后。

箇中意味耐人琢磨,中新网记者“玩”新闻的手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不管中新网如何刻意“重写历史”,王兆国在中央权力人物中第一个派出工作组(而不是后来的“两部一总”的联合工作组)是不争的事实。更耐人寻味的新闻细节则是担任联合工作组组长的劳动部副部长孙宝树在六月二十二日新闻发佈会上的发言,既不提王兆国也不提“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只说胡温二人的意见:“胡锦涛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温家宝总理指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会同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及有关部门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于幼军道歉检讨玩“花活”

于幼军被外界认为是位学者型官员,有广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学位不太被外界认可,如同已经出事的邱晓华的在职博士学位,是靠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并挂职安徽任省长助理的官位“压”来的一样,于幼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职硕博二学位,均是他在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常委)时期获得的。

大陆学界一般不称官员的此种用权位谋来的学位(历)是假文凭,而称之为“软学历”。

具有软学历和十三年宣传部长资历的于幼军,当然会在此官场风口浪尖上措置“文辞儿”。六月二十二日的联合工作组的新闻发佈会,实际上是“两部一总”的联合工作组“掐着”山西省长作公开检讨。于幼军先说,该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坚决不给予“恶劣”之定性。而后,他又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难辞其咎”,话音未落,就换成了“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其实,在这貌似诚恳的道歉背后,于幼军既不认为此事件实属恶劣,更想让全省主要官员来集体分摊责任。

于幼军作为宣传系统出来的官员,作风比较轻浮,常常为显示个人风格而在细节上刻意刻画自己。在黑砖窑事件全面曝光后,官方媒体《人民网》与商业媒体《搜狐网》在报道六月二十二日新闻发佈会时,别出心裁,没有採用现场图片,而是把于幼军在二○○六年五月“首届全国网络媒体山西行”大会上的照片给帖在了标题下、正文上的位置。该照片表明:于幼军没用大会的官方茶杯,而是将一只价格不菲的不?钢茶杯放在发言席上。该茶杯有红色防烫护圈。而另一张于幼军在二○○七年一月山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会议上的同样体现个人风格的茶杯,则与二○○六年十一月的为同一型号,只不过防烫护圈是黑色的。

“公安队伍基本烂掉”

一些民间自由学者有一个大量个案总结后的社情判断,称“公安队伍基本烂掉”,更有甚者,认为它已经沦落为腐败的特权阶层镇压平民的工具。山西黑窑事件对此判断又是一个印证。在被黑窑主圈禁的民工的家人寻找亲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奇特的环节:进砖场找亲人,需要派出所开信;而派出所对外地寻人者的开信的要求,也是推三阻四。

一位派出所指导员在无奈之际带寻人者去砖场,中途被窑主拦住,并遭该窑主训斥。如果没有内在的利益勾结,一位派出所指导员怎么会接受一个农民身份的窑主的训斥呢?

山西黑窑状况存在已有十年之久。山西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李富林在六月十五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披露说:“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从上个世纪九○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门一直採取措施打击整顿,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滓泛起的「反弹」现象。”

谁留下了死角?谁能让黑窑主“反弹”?山西大地不是非洲丛林,也不是中缅泰边境金三角,民警和武警足以清理各类“黑砖窑”。问题的关键还是警黑勾结。岂不闻百姓有谣曰“昔日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脱下裤子耍流氓,提起裤子就扫黄”??。

几乎与山西黑窑事件同时,河北唐山出现了一个拥有装甲车的杨树宽黑社会团夥。该团夥九名主要成员中有一个就有公安局中层干部的身份,职任唐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观念陈旧、制度失效的写照

山西黑窑事件突出反映出中国底层政治黑社会化的趋势。纵观中国历史,底层社会一旦完全分裂,再强大的居於社会上层的武装统治集团也无法压制。

蒋介石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良绅淡出,劣绅专制”的状况正是共产党由“工人党”转向“农民党”的社会基础。中共如果想避免前人之哀,只有痛下决心,公佈进程明晰的民主化路径,比如在十八大时改共产党为社会民主党,现在就迅速开放底层政权海选(即撤销乡村的党支部),等等。

中共权力核心提出了“制度创新与观念创新”口号,但在具体落实上尚无较大的动作。山西黑窑事件,应当是中共执政集团观念陈旧、制度失效的一个典型写照。

首发动向杂志

王  丹:让“赵紫阳”不再是文字禁忌

 

最新出版的《炎黄春秋》刊登了前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以平实的文字赞扬了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作风,文章虽不涉及任何政治及对赵紫阳的政治评价,但在中国现实政治状况下,在当局刻意令全社会遗忘六四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敢于说出赵紫阳的名字就是一种勇气,而以正面赞扬的口气谈及紫阳则无异于一种政治表态了,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文章竟然可以闯过密不透风的言论控制而变成铅字,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此一勇敢之举打破了十多年来“赵紫阳”三个字从中国境内纸质印刷物中消失的局面,让一个被彻底擦除痕迹的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由于田纪云的身份,有人猜测这是当局为赵紫阳恢复名誉的试探性行为,这种猜测恐只是善意的一相情愿,目前的中共最高层不会有直面六四问题和赵紫阳三个字的胆识与智慧。

实际上,应将“赵紫阳”这三个字重新跃上印刷品视为中国社会民主意识提升的标志,视为民间社会发育的深化。此文使我们看到:潜存于社会中的自由愿望蕴涵着强大的反弹动能,它总以顽强的姿态拒绝遗忘历史,并力争突破封锁,还历史以真相。这也是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明证。

尽管赵紫阳曾经身为中共总书记,但中共体制本身已不可能主动给他应有的历史评价,赋予“赵紫阳”三个字以魔力的,是迫切呼唤民主自由的民间社会,可以预言,赵紫阳的名字对未来中国仍有某种警戒、启示和号召作用,这是紫阳先生的万世荣耀,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十八年前,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紫阳先生因同情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而拒绝开枪,从此离开政治舞台,被囚禁至死,而在中共囚禁紫阳先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牢牢地囚禁在了不义的死地,如今,曾经身受紫阳提携的前中共高官田纪云先生以对紫阳生前的探视以及《炎黄春秋》的文章,开始偿还紫阳的“伯乐之情”,蕴涵在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由民主力量也必将还紫阳先生一个大大的情分-恩怨情仇,总有历史的最后裁判。

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擦除,当它消失于人们眼前,便是已刻在人们心中。十八年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更加迫切的需求,而赵紫阳的名字也更具现实意义,“赵紫阳”三个字再也没有理由成为文字禁忌。紫阳先生的精神,是一种尊重法治、民主、理性的精神,体现了对生命和人性的珍视,象许多党内开明者一样,他的努力与民间社会的发育将共同催生出新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我们要持续而大声地呼唤紫阳的名字,并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回忆紫阳、谈论紫阳、纪念紫阳,并以坚韧的精神争取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使紫阳晚年对未来社会的理性期待成为现实。

因为对良知和理想的坚守,紫阳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永远不会死去。中国人终将彻底克服恐惧、打破禁忌,让“赵紫阳”的名字印在教科书上,刻在民族记忆的石碑上。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