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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与呼啸(书评)
——《诗与坦克》读后感言

◎ 丹  羽   

 

    

“鸿蒙初开，上帝与词语同在。”
——引自希腊文《圣经》

在我有限的生命记忆里，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就如同聆听。需要整个身心乃至灵魂的投入。然后，我们会因这“聆听”而发生改变。正如《圣经》“创世纪”里所描述的：耶和华神造人。乃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土造人。他造出的第一个人名叫亚当。但造好后他还不是活的人。直到神将一口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才有了气息，才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对我来说，聆听，就是被启动那口气，那个灵。那被天父上帝安放在我体内的灵。那是我们的知识、思想、感情和意义的总合。也就是知、情、义的总合。我想灵魂的生命就包含了这一切。

当我在阅读之后，我的灵魂会被启动，所有的感觉和思想、经验和观念都会扑面而来，我就会感到一切的人之属性：真、善、美；假、恶、丑，一切只有造物主才知晓的有关世界的奥秘和生命奥秘的终极扣问。所以，会体验到一切的情绪：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便会引起诉说、抒发或解释的渴望。这便有了表达。便会产生写作的强烈欲望。

在本文的开始，我引用了希腊文《福音书》开篇的话语，它在中文《圣经》的版本里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在《圣经》里，在整个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和整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里，这都是一句核心的具有“根基”意义的话语。

大部分的理解是：上帝是真理，上帝与真理同在又化为肉身，象征了生命与真理的关系；神与人、即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正如《圣经》——《福音书》上所说：“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因此，在《创世纪》，在《福音书》的开篇都记录了这样确立“上帝是什么”的重要话语。

而最令我认同的却是希腊文里的这句话：“鸿蒙初开，上帝与词语同在。”它说明了，真理和永恒者是与他的话语同在的。这赋予了语言以神圣性和真理性。而《圣经》中不断的验证着这启示性的话语。例如：《创世纪》上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光要与黑暗分开，要有白昼与黑夜……”还有四大福音书上记载：耶稣在教训人时说：你们不可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

这些关于语言神圣性和真理性的例子在《圣经》中不胜枚举，在其它人类经典著作中也是不胜枚举的。因此，诗歌最初是赞美、称颂造物主的荣耀、慈爱与全能，是极为单纯的。正如《圣经》中的赞美诗，那质朴的、灵性的语言是何等的美丽！然而又如众所周知的“巴别尔塔”的预言，当亚当和夏娃因受诱惑生出狂妄而堕落后，犯罪离开了神给予他们的宁静、安详，有永恒福乐的伊甸园，他们在地上繁衍后代，子子孙孙，背负着始祖传承下来的罪恶且愈演愈烈。因此，神变乱人类的语言，人们彼此不能沟通，彼此纷争、杀戮，彼此为敌。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语言还会是真理性的吗？强权者的语言体现奴役他人的意志，反抗者的语言体现了反抗者的仇恨。而不同的语言，充斥着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目的和意志，充满了这个世界的本色：虚假，野蛮，残酷，丑陋和邪恶！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被污染了语言的世界里，我依然相信圣灵穿过邪恶和虚假的外壳仍然会击溃邪恶，从而感动着许多不同的灵魂。所以依然会有传达至善、至美的诗歌及其语言。是在被黑暗包围的世界中仍凭圣灵的感动和内心的信仰所获得的爱的果实，以至使污秽的世界里重现光明的影像。让语言重新回归它所应有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应具备的诗的质量。

这是诗。

在人类的精神史中，“诗”代表善、真、纯美和正义，俗世中人类的“坦克”恰是恶和不义的象征。

而且坦克还是摧毁的象征。坦克让那些被阻隔在层层黑暗中的真实的思想与话语遭野蛮的阻止，无法获得空旷的原野。我天性厌恶摧毁和暴力，但《启示录》上描述到：这世界终有末日，因它会被邪恶吞噬，邪恶也会自我吞噬。而世界被神恨恶的是它的罪恶，被放在永火中的也是一切与罪恶相关的事物。而那些远离罪恶的圣洁的心灵终将到达那永恒福乐的天国。

在一个不是天国，到处有纷争和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呼唤真理，我们只能聆听那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从天而降的讯息，它是通过先知般敏锐灵魂的语言传递的，而面对不公平，甚至邪恶、残忍的世俗世界时，我们也需要正义的力量去扫除黑暗。好让天国的声音能够传扬。但，黑暗是无法全部清楚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引用《圣经》“诗篇”语）

所以，文学是极边缘、极孤独的，文学是单独面对永恒者的独自忏悔，是一个人面对内心世界时的自我反思。是聆听也好，是呼啸也好，这都是属于每一个有灵魂的人内心深处的真实和光亮，是属于每一颗灵魂与上帝与世界对话、交流或倾诉时的自由。

在《诗与坦克》里，我看见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有来自天国的启示，有来自恨恶黑暗现实的猛烈抨击，有捍卫公义的关于人类精神财富的思想见证，也有完全属于一颗无关外部世界的自我灵魂的释放。更多的是对文学的尊严、价值、意义，对要求体现其价值、意义的真实语言表达自由的捍卫，所以，我想这是一本厚重但并不沉重的书。这是一本自由但并不轻慢的书。这是一本真正包容思想自由和关注人的灵魂层面价值的书。是一本独立于许多社会架构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书。更是一本真正的关于写作和文学的书。

最后，作为一位独立的基督徒作家，我想借用我最敬重和欣赏的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基督徒作家北村先生在此书里关于信仰的诗句来表达我对此书的敬意和喜悦之情——

黑夜之歌
但黑暗却不在心中
细弱且哀恸的歌声呵
从神的眼中流向
安慰的山谷
为什么他一人独唱
我们应当应和
歌声高过橄榄山
复活漫出山坡……

——节选自北村《上行之歌》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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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左），胡平（右）

今天的演讲，想从我的两句话说起。在独立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朋友来找我入伙，我回答了一句话：独立了还要笔会干什么？这句话后来又被我写进了文章。后来，另有朋友给我寄来一个有关自由主义运动的纲领，也是邀我加入　其中，我又说了一句话：自由需要运动么？我以此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的这句话和这篇文章遭到了一些喜欢运动的人们的批驳。相反，我有关独立笔会的那句话，独立笔会非但没有任何非议，而且还很热情地不断向我约稿，在他们的网刊“自由写作”上发表。独立笔会还邀请我给他们的诗人会员作讲评，在他们的组织的讨论会上作演讲。也就是说，独立笔会并没有我的不加入立场，而对我抱有任何敌意。他们照样把我看作朋友。我想以这个例子表明，有关独立、自由和平等这样一些大词，有时是体现在看上去很细微、实际上却很有意味的日常生活小事当中的。

相关的例子，我还想举出的，就是刚才作了有关自由写作演讲的胡平。我与胡平早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有所神交。十几年前，胡平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历史研究》去文，称赞我在上面发表的一些文章，好像是有关曾国藩、有关鲁迅的周作人的。那些文章后来给这个刊物进入大陆造成了麻烦。尽管那个刊物很小心，将胡平的文章压缩成读者来信发在刊物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至于我后来到纽约开始流亡生涯之后，胡平更是给了我很多关切和帮助。因为是私人友谊，不便在此一一细说。仅举一例，我的那部政治小说《中南海最后的斗争》，就是在胡平的努力推荐之下出版的。出版之后，胡平专门写了书评。我以前有位朋友，曾把我那部政治小说的写作说成是我浮躁和心里不平衡所致。相反，胡平却对这部小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我想借此机会，向胡平表示一下感谢。不仅感谢他为我那部小说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和评论，也感谢他给我在纽约流亡生涯中的种种帮助。感谢之余，又为自己从来没有在胡平主编的《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感到有些歉疚。我想指出的是，胡平并没有因此而跟我有什么生分。彼此依然是好朋友。

我例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具有独立、自由、平等意识的人们，互相之间不会因为立场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而产生什么隔阂，甚至由友谊变成了敌意。我例举上述两个例子，还是有感于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比如，今年有好几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讨论会的组织者，面对一些要求参加的异议人士，一再询问人家，是不是从事民运或者哪个组织的，好像会议规定哪党哪派才能参加似的。不管这个会议请到了多少名人，至少不是一党专制的执政党召开党代会吧，需要审查人家的政治背景。就算是要求与会者名声不够大，在出钱的金主那里显得不起眼，那样的问法以及问话的语气，也有背于会议的民主倾向和民主原则。假如该会议的组织者是倾向于民主而不是倾向于专制的话。说起来大家都是流亡在外的异议者，互相之间还要分出那么森严的等级、那么严格的区分，岂不可笑？那个与会者之所以遭到很不耐烦的盘问，可能是因为在名声上不够级别，也没有在西方在美国的学历背景，更没有在中国官方学府里的地位，没有在中国官方传媒里的影响。专制的政党是势利的，专横的，难道反对专制的组织也一样势利么？一样专横么？我不明白。

以我的上面两句话作了引子之后，我现在转入正题。我的正题，想从胡平三十几年前的一篇著名文章《论言论自由》说起。胡平的那篇文章已经成了中国人谈论言论自由的经典。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言论自由乃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我今天的演讲，可以说是胡平那篇文章的续篇，从胡平那篇文章的结尾处说起。我想要说的是，假如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到底能够说出多少自由的言论，说出多少自由的思想？

这样的假设似乎是不成立的，但也不是不能证明的。比如，如今的互联网，应该成为对上述疑问的一个回答。倘若说，大陆的互联网尚有严厉的管网和林立的网警，那么海外的互联网，应该说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任何管制的。再加上许多网民，上网时都穿着各种马甲，其安全系数可谓百分之一百，其自由度也可谓百分之一百。然而，假如我们上到各个海外的中文网站尤其是中文的论坛上，能够看到多少真正的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至少在我看来，很少。许多网民的言论，是很不自由的。那不是被管制的没有自由，而是许多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自由言论者，还不知道什么才是自由的言论，如何才能抵达自由的思想。他们依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那种流氓话语的阴影底下。他们用毛泽东教会他们的语言，反对他人，互相叫骂，互相攻击。

我比较过两个在政治倾向上完全不同的网站，当然，这是从网民的言论上区分的。一个网站上聚集了许多被称之为党朋的网民，只要一看到批判毛泽东、批判一党专制、批判专制文化的文章，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其情形跟旧上海的地痞流氓围殴十分相像。另一个网站是被称之为民朋的网友占多数。按理说，党朋耍流氓乃是党文化所致，那么号称从事民主运动、或者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民朋，理当有些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作风和风度。不，民朋的言语，也照样毛语气味十足，甚至用词造句的方式，都跟党朋一模一样。假如看了党朋的无赖言语，会激起人们对一党专制的不满，那么看了民朋的毛语言词，又该如何个感慨呢？既然彼此使用的是同一种毛语，同一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和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口气，那么又何必那么势不两立呢？再进一步说，假设共产党倒台后的中国，其情形真的像从民朋的那些网语中透露出来的那样，充满仇恨，充满嫉妒，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那么反对共产党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使用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和毛泽东话语反对共产党，是不是跟陈胜吴广、水泊梁山、朱元璋造反，洪秀全起义，孙中山的江湖革命，以至毛泽东的井冈山落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同小异？不改变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所谓反共，不过是又一次造反有理罢了。在那么暴虐的言语中，除了因为嫉妒而仇恨，因为仇恨而打倒推翻，没有丝毫自由的意味。

可见，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是一回事，获得了那样的权利可以自由说话，能不能说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思想，又是一回事。倘若问一声海外华人，是想要民主政治，还是要专制政治，我想，绝大多数的回答，应该是民主政治。但从一些号称从事民主政治的人们的言行当中，我们又有多大把握可以肯定，他们已经学会了民主政治了呢？同样，假如要问一声国人，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不是可以被剥夺的？回答肯定会是，不可被剥夺。但假如再问一声，我们有了权利，能够说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思想么？我就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了。至少，从现有的网站上，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非常鲜见，可以说，沙里淘金。而且，即便是自由的思想，并且是充满智慧的非常精彩的自由思想，也通常被诉诸尽可能凶狠的毛式语言。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六四坐牢的经历。当年的六四案犯，能够享受到政治犯待遇的，可谓殊遇。我自己的经历是，被关在一群刑事犯当中。其中有不少是杀人犯和死刑犯。当我走到那样的牢房之后，马上意识到，这跟我所身处的大学校园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非但没有自由可言，也没有尊严可言。就像一个人突然走进了丛林。这里的一切，都遵循丛林规则。谁凶猛，谁存活。记得有一次，我刚巧读到王朔的小说，《千万不要把我当人》。我发现，那题目就是我的处境的生动写照。里面的幽默，更是让我读得哈哈大笑。我笑得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结果，这样的笑，使同牢的犯人们大惑不解。他们把那篇小说拿去一看，一点不觉得好笑。于是，他们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敌意。我为此差一点吃大苦头。

非常有意思的是，每当我上到海外的自由网站，一看里面的争论，就感觉自己再度走进了牢房那样的丛林。有人把海外的自由网站比作电子版的大字报，这既有大鸣大放的自由意味在内，但又有大家使用的依然是文革语言的意思在里头。虽然大家言说的都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假如划出一条可资界分的底线的话，区别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条底线在于，不侵犯他人的尊严。

毛式话语和毛泽东的革命、毛泽东的专制一样，具有动不动就侵犯他人尊严的特色。毛泽东的语言是生动的，但也是非常蛮横的，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比如“你们独裁。我们正是这样，可爱的先生们。”跟知识分子吵架，动不动就谩骂对方，一会是讥讽人家是“大美女”，一会儿说人家翘尾巴。什么粗话都能讲。这样的话语，再配上群众运动中的戴高帽子游街，让人家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说污辱自己的下流话等等，形成一种十分粗鄙的习气，从而使全国上下人人习惯于侵犯他人尊严，最后使侵犯他人尊严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下意识。凡是在大陆挤过公共汽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一发生争执，对他人尊严的侵犯，马上就会发生。可以说，在中国人当今的白话文里，侵犯他人尊严，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修辞方式。

说来非常可悲。在某个网站里，人们之所以喜欢某个网民的文章，首先不是在于该网民有思想，有智慧，看人看事一眼透底，而在于该网民使用了大家熟悉的毛时代语体，并且使用得十分生动，十分成功。有的网民干脆表示，喜欢的就是那样的说话方式。叫做，爽。我想，这也可能是毛泽东话语最后征服全党全国民众的一个秘密所在，爽。其实，那位有思想的网友，并非是为了图爽而使用那样的话语，而是经常要面对一群网路流氓，他不得不使用流氓语言，就好比在一群野兽般的重刑犯当中求生，不得不变成一头野兽，以便让其它野兽把你认作同类，不再把你作为异类而置于死地。

有关爽的共鸣，最早可能是来自《水浒传》。《水浒传》里不仅有许多爽言爽语，诸如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类，还有李逵之类的草莽们排头砍去的爽，把儿童有脑袋一劈两半的爽，把女人一刀挥作两段的爽。仅一个爽字，便透露了几千年的野蛮和变态。也正是因为爽，所以侵犯他人尊严就成为一种图爽的乐趣，不再成为没有自尊的耻辱。因为给人家戴着高帽子游街，让人家一面敲着脸盆一面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等等，全都是非常爽的。事过境迁，心态依旧。至今还没听到过，当年给人家戴高帽子游街什么的红卫兵，对此有任何忏悔和因此而为自己感到羞耻。

中国的专制文化，有两种传统，除了图爽的流氓传统，还有图嗲的奴才传统。五四以降，中国会写字的文人或者半文人，因为有了白话文的关系，一旦有了自由，往往图爽而流氓。而在没有自由的境地里，他们又通常以嗲作秀作媚。当今知识界各式人等的形形色色作秀，把个图嗲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或者向当局捏一个“和谐社会”的兰花指，或者向民众秀一下“最后贵族”的媚俗。

前一种作秀，是所谓的于丹讲说孔子热。让孔子认定为难养的女人来大谈孔子如何的有教养，孔子的论语具有如何和谐的功能，大家如何学习《论语》如何做稳奴才，已经是违背了孔子的伦理纲常，或者说是对孔子相当不尊重的发扬光大。更不用说，还以孔子的名义来帮助营造和谐社会。那样的文化兰花指捏得再漂亮，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那样的作秀，说穿了，无非是别一种的奴化宣讲。给朝廷效忠，当然符合孔子的心思。只是让一个女子出场，也未免太不孔子了一些。就算朝廷高兴了，孔子未必会高兴。就算尊孔，也得尊得规范一点。早期共产党人曾经在五四的影响下，提倡过妇女解放。解放到如今，突然让一位妇女站出来大谈《论语》，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倘若是向孔子致敬，那么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如何评说？倘若是标榜妇女解放，那么孔老夫子那里怎么个交代？

另一种作秀，是当年在朝廷那里受了些委屈的名流之后，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将当年的受害者冠以最后的贵族。所谓贵族，在我的理解，有两类。一类是显贵意义上的贵族，以社会地位，权势财富等等作标记。比如魏晋时代开始的士族门阀制度，造就了一个等级社会以及从这种社会中产生的“王谢堂前”的贵族。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江山易手，这类贵族实在是稀有动物了。比如明朝的贵族算不算贵族？因为其祖先，不过是个叫花子。但即便如此，按照这样的贵族定义来说，当年的名流右派们，也算不上什么贵族。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好比一伙人去抢银行，成功之后，进去抢的还没自称是贵族，在门口把门望风的，却把自己封作了贵族。这是十分搞笑的。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上的贵族，不是着眼于显贵，而是在于高贵，在于精神上的高贵。但是，当年许多著名的大右派，无论是跟着造反有理的毛泽东鞍前马后，还是后来被毛泽东打作右派之际，他们有没有向毛泽东表示过他们不可侵犯的尊严，有没有表示过他们的民主理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非但没有，而且还痛哭流涕，而且还一个劲地认为，他们受了委屈；一个劲地向党向毛泽东表明心迹，他们根本不想造反作乱，根本不想跟共产党平反秋色，根本没有跟共产党共掌天下的意思。假如如此可怜的人物，都可以称之为贵族，那么天底下还有什么人不能称为贵族呢？

要说高贵意义上的贵族，当年不是没有。有，就在这批可怜人的眼皮底下。比如陈寅恪，就是这样的贵族。跟当年一些文化人争相到红色朝廷里做官相反，陈寅恪选择了壁立千仞。当初，朝廷不是没有招降过陈寅恪，也不是没有向他封官许愿，但他提出的条件，却是红色朝廷无法接受的：不许党管，也不学马列。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可动摇，思想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名流，有这样的贵族气么？

倘若陈寅恪的高贵，为他们无以企及。那么再看看比名流们不知在地位上低多少，在名声上小多少的林昭们。说实在的，当年的大右派遭难，还有个朝廷感到威胁的说法，不管那样的感觉是虚幻的还是实在的。但无数普通知识分子无数学生被打成右派，却实在是真正的无辜。有的甚至是因为要凑比例而被摊派上的。但恰恰是一些无辜的学生，一旦面对右派的罪名，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非但不认罪，而且还继续坚持自由的立场，创办《星火》那样的自由思想刊物。他们当中最为坚定的几个，无一例外地被杀害。其中，数林昭的反抗最为激动人心，也数林昭的死难最催人泪下。

在独立笔会这次出版的一本《诗与坦克》诗文集中，选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林昭以普罗米修士与宙斯的对话，隐喻一个盗火者与独裁专制君王的抗争。其中的每一行诗句，不要说那些文化名流根本写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在有头有脸的大右派个一个个低下头去的年代里，林昭和她的同学们，却向暴君抬起高贵的头。假如中国将来要做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话，林昭应该成为其原型。林昭是中国的自由女神。在最为黑暗的年代，是林昭和她的《星火》诸君，用和生命划亮了一根自由的火柴。当年，也许还有林昭那样的不屈者，也许是因为被扼杀在黑暗中，至今不为人知。不管怎么说，假如那个年代真有过高贵意义上的贵族的话，那么就是林昭及其《星火》诸君。他们是高贵的一族，是可贵的一族，更是宝贵的一族，是可以令人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贵族的一族。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是这个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他们在没有自由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话语；在没有自由思想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思想。曾经有人装模作样的说，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失踪的思想者。那个人完全搞错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者根本没有失踪，他们是倒在血泊里。就像北岛所写的诗句那样，“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从林昭们的牺牲里，站立起了自由的思想。

有关五七年右派的反思，陈寅恪和林昭，应该成为两个精神的历史座标。今年，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先后举行了两次反右的追思大会，一次比一次隆重。遗憾的是，两次大会都没有提及这两个精神座标。那可能是因为，一些知名的右派，并没有被这两个精神座标照亮。右派之间有无良心良知的标准，是能否批判反右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因为能够批判，已经算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了。还有一些，会把自己的成为右派，归结为母亲打了孩子。这可真是深入骨髓的奴性。在这样的奴才面前，能够对毛泽东说不，确实算得上具有自由意识的了。对于一些真正的奴才来说，被打成右派确实冤得不能再冤，但对于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右派来说，不是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当年有不有因此而低头的问题。

《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千家驹回忆，值得一读。千家驹痛恨自己当年为了不当右派而把别人打成右派。同时，他又对私德不太好的章乃器，在被打成右派后的坚决不认罪，表示钦佩，并且自惭形秽。千家驹的这个回忆，写得颇有自由意识。有时，自由思想并不是在对他人的批判中，而恰好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当中，体现出来的。因为从专制的中国文化空间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专制文化的带菌者。能够反省自己的专制心理，包括流氓和奴才两个方面的专制心理，专制意识和专制话语，自由也就在其中了。

相比之下，当年一些名流右派，依然难以面对真实，难以面对自己。他们依然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虚荣。当年的屈辱是不好受的，但当年曾经有过的风光却是难忘的。他们虽然也会声讨一下暴君，但那样的声讨，那样的写作，由于没有自我观照和自我反思，由于缺乏明确的自由意识，其自由的含金量，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虚荣，也许可以和那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的组织者，互相共鸣一下。因为在那个组织者眼里，右派也是分等级的，按照当年名声的大小，按照当年官位的高低。非得要让名流右派到会，才能让会场蓬荜生辉。章乃器的儿子，因此作为贵宾风风光光地出席。而林昭以及《星火》诸君，由于她们当年的名声不够，级别不够，自然就不在会议的关注之内。

不要以为到了自由世界，就是个自由人了。就算是在自由世界的学院里受了自由的教育，也不一定就是个自由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具有自由的思想。我曾说过，苏联的专制，是用镣铐来表示出来的。而中国式的专制，却是像种庄稼一样种在中国人的心里的。内心没能获得自由，走到哪里，都可能依然是专制的奴才。奴才的言行，具有两种似乎相反的特征：或者霸道，或者諂媚。一个图爽，一个图嗲。是不是自由之人，是不是自由之言论，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只消看一看，其言语有没有爽的霸气，有没有嗲的奴腔，就可以明白了。爽是侵犯他人的尊严，而嗲则是出卖自己的尊严。

林昭当年，并非是要为自己争什么名份，更不是要与朝廷争夺江山，她要的只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她要捍卫的只是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样的诉求，最不为独裁者所容忍。林昭以生命所照亮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尊严，而不是虚荣。民主运动，并非是一场权力的角逐，而是一种权利的实现。同样，自由的话语，也不是虚荣的作秀，而是尊严的体现。既体现自己的尊严，也尊重他人的尊严。因此，是自由的话语，还是专制的话语，一个基本的界分，就在于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尊严，有没有出卖自己的尊严。

独立笔会的网刊，叫做《自由写作》。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写作自由的权利一旦实现，那么接下来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写作了。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里，收了许多笔会成员的习作。其中当然高低参次不齐，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走向自由写作。写作一旦自由了，如何抵达自由的写作，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课题，悬挂在每一个自由写作者面前。

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中，收有不少自由写作意义上的好文章。除了林昭的长诗，还有其它一些诗文。其中，旅居北欧的阿海，写了篇好文章。他对于余秋雨有关北欧旅行的文化散文，作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批评。以前，余秋雨不断被人指责，为什么不忏悔，我曾对他有所同情。因为要说忏悔，当年打死人的红卫兵，更应当忏悔的。为什么总揪住文化人余秋雨不放呢？再说，给红卫兵命名的狂热分子，都没有出来忏悔过，为什么对一个文人那么不依不饶呢？读了阿海的文章，我才发现，余秋雨成名之后也为名所累了。也许，现在的余秋雨，应该对自己越写越平庸越写越随便的文章有所反省。我希望他能读到阿海的批评。

独立笔会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依然在专制底下抗争和挣扎的人们，却具有很大的保护作用和关切作用。比如，其成员师涛因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被捕之后，独立笔会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古人说，君子群而不党。但古人也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甘被专制统治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在自由被剥夺的年代，自由便成了一种追求。而在自由不再成为问题的空间里，自由又成了一种自觉。有了言论的自由，还得说出自由的言论来。我愿以此与独立笔会，与所有的网民们，共勉。

谢谢大家！

2007年7月9日，根据7月7日的演讲，重新整理。

新闻与文学(演讲稿)

——2007年第七届欧华作协年会专题演讲

◎ 颜敏如   

 

    

大约在我们来到布拉格的两个礼拜前，副会长朱文辉先生嘱我在会中谈谈自己的，也或许是较少人有的写作经验。他所给的题目是“新闻题材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接到消息时，第一个感觉是，惊讶于朱副会长怎么会要我谈这个题目，第二个感觉是，很谢谢朱先生注意到这个在书写上，把新闻和文学结合的较特殊情况。

　

新闻与文学写作的不同

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乍看之下，互为矛盾。新闻书写讲求精、简、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字数，写出最多的讯息：讲求时效、客观、理性、正确反映现况；记者必须保持冷静，与事件本身保持距离，严禁在事件上充当编剧、导演(这在台湾特别兴盛，路透社也有)，而误导群众、影响舆论，甚至左右政策。也因此，在新闻领域里，从文字进入内容时，必须十分小心，读者必须判断所读到消息的可信度。文学则是主观、感性的，是情感先行、营造气氛、如真似幻。文学要求作者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必须先感动自己，写出来的才能感动别人；必须能将读者带入一个事件本身，让读者有如亲身经历。所以，在文学领域，以文字进入内容是伟大的，也是读者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新闻与文学在处理同一事件时，其角度、重点往往大相径庭。以战争为例，记者报导事情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结果（死亡数字似乎也很重要）。文学虽然也免不了对这些有所指涉，更重要的是处理事件期间与之后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心灵创伤以及对后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粗略来看，新闻是理性、客观，文学是感性而主观的。

　

记者的类别

记者有两种，一种是“背包记者”，去到现场，直接接触、观察并做客观反映。依媒体性质的不同，有时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同行（平面媒体），有些也录制声音（收音机）或实况转播影像（电视）。这些人往往生活颠倒，三餐不定，有时在枪林弹雨里穿梭，有时必须与尸体为伍。采访暴动时，有经验的，知道何时避开危险。这种现场或背包记者，容易被绑架或招来杀身之祸。

3月份以来闹得风风雨雨的BBC记者Allan Johnston被巴勒斯坦民兵绑架勒索的事件，算是较受到关注的一例。瑞士德语区一名周刊记者在哥伦比亚和政府军同行，目的是扫荡毒品贩子的制造基地。他们所要去的“加工厂”得到密报，人员逃走，军队只能焚烧炼制古柯碱的器具。有时他们必须走一整天，不吃、不喝、不休息，却毫无所获。另外有一组文字和摄影记者，他们已有了塔里班的“行为手册”，想更进一步从塔里班内部报导，却在在喀布尔南方沙漠地带遭塔里班绑架，证件、手表、现金、摄影器材全被收刮，被命下跪，双手反绑，差点被处死。

背包记者的现场采访，往往可以经验到与一般主流报导不同的真实层面。有个例子：丹麦漫画事件所引发穆斯林激烈抗议时，有个荷兰记者在巴基斯坦参加“打倒西方”的示威，他混在群众里，一个激动的穆斯林不小心踩到他的脚时，却立刻说sorry、sorry。试想，在一个反西方的游行队伍，不但允许西方人参加，更向西方人道歉！我们可以问的是，这些人到底是真反西方，还是被征召去抗争？有时候，群众真正的心态，必须在现场才能清楚知道。

另一种是“书桌记者”。他们搜集资料、分析、研判并加以评论。两者相依共存，缺一不可。“书桌记者”根据“背包记者”的资料，做成档案，充实评论；也可依自己的判断，请“背包记者”在现场加以证实。瑞士的新苏黎世日报就有如此的配套；驻外记者的现场报导刊登在头版时，在同一天的国际版内，就有和头条新闻有关的评论员做分析；如此一来，读者便可以对该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持久性的新闻题材，由于要处理的事件范围庞大复杂，更需要增加历史学家或国际有关单位、机构的信息，才能掌握得了，才能避免见树不见林的尴尬与错误。 

　

我如何面对两种对立的书写形态却又融合为一

由于我本身对时事有极大的兴趣，不得不去留意每天发生在各地的事情，尽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新闻领域里；另一方面又对文学无法忘情、不能割舍。或许就在这两种力量相互撞击拉扯，却又紧紧被捆绑在我内心的结果，就产生了这种难以定位的写作体裁；既不是时评，也不是感怀，更与游记无关。虽然是散文、小说形式的呈现，读者却又可以立刻察觉内容是新闻事件的延伸。

拿新闻题材以文学手法来写，往往会被认为是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里的人、事、物都必须是真实的，是种对事件的特定撷取，作者也有其特定的立场；也就是，如果写作者判定某件事情是对是错，他下笔的方向就会依照判断去寻找支持的理由或论据。比方，对台湾草虾养殖造成地层下陷，以及拆船业者苛刻工作人员做出批判；或表扬某个外籍神职人员数十年默默为地方做出贡献，所写就的，较感性而诉诸人心的文字。报导文学应该就是法文里的reportage（深入报导），或是瑞士德语报纸里的Hintergrund（背景）。

可是文学创作就真假难分了。我不是写报导文学，而是以新闻做为文学的题材。我常常在别人问“你写些什么？”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只要一提出“以文学手法处理新闻事件”，提问者立刻想成是报导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是百口莫辩。

文学必须创造人物、对话，注意到结构、布局、语言，也就是气氛营造。作者所要呈现的“调性”，有如作曲者，究竟要以G小调还是F大调写曲子，究竟是以Andante（缓慢）、Allegro（活泼），还是以Prestissimo（快速）来表现主题与变奏，下笔前心理上都必须事先有底。文学是虚拟造假、是去芜存菁（除非有意描述桌旁地上的垃圾桶，否则通常只写花瓶里的花或看花的心境。是把不需要的枝节去掉，专注在所要呈现的事物上，甚至加以美化。其实“美化”也不一定正确，以文学的另一种形式 – 电影而言，有些编剧、导演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表现手法。比如严肃的送葬队伍，通常导演会要求拉长镜头，取景白云或飞鸟，再配以忧伤的意乐。然而也可以有故意制造的“境外”笑料：在送葬队伍旁就有两个人赶着猪，猪只不听使唤地在队伍里乱窜。送葬人一脸忧戚，观众却让猪只逗笑不已）。写作者一定有他的立场以及要达成的目标。文学写作可以轻易地煽动读者的情绪、操纵读者的观点。以这个角度来看，透过我的书写方法来看新闻事件的本身，是危险的。

　

我的写作方法

前面提过：在文学领域，从文字进入内容是伟大的；在新闻领域，从文字进入内容却必须格外小心。我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文字的伟大，避免文字的陷阱。所以，除了运用上述文学写作的方法之外，我必须尊重讯息本身，不能造假，即使新闻评论的内容和我的意见相左，也必须据实呈现；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呈现，因为我既非为写新闻，亦非写评论，然而只要是选择后的呈现，都不可造假。在一种看似自由，却有所限制的情况下要达成既定的目标，我只能在技术层面下手。

现在就以曾经写过的一篇《我爱宾拉登》为例。我让一位在吉达国际机场咖啡厅等机的阿拉伯女人代替作者说话。读者虽“读到”这女人的话语，却可“听”到和这女人对话的另一方，可是这“另一方”的话语却不呈现在读者眼前。我以这种半对话、半独白的形态交代宾拉登的生平、圣战的意义、美国与阿拉伯的关系、阿拉伯的社会现况等等。另一篇“这个台湾女人要什么？”是对于拉法叶舰弊案关系人汪传浦的书写。我曾和采访汪传浦的记者见面，得知采访的来龙去脉之后，以记者做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说明：冷战结束法国军工体系因产量减少而危及该产业生存与员工工作不保的困境，也就在这一情况下，台湾得以突破“中共不赞同欧洲国家军售台湾”的封锁，和法国有了拉法叶舰的交易，却牵扯出高达5亿美元不法佣金以及人员被谋害事件；并带出汪传浦以哀兵姿态否认涉案的经过。另一个例子是对本世纪初英国狂牛症的探讨。我以伦敦的pub为背景，让不同的动物开口说话，其中有：“第一届欧洲动物联合大会决定，基于人类不将我们视为可与他们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看待，而把我们当成他们经济发展上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我们誓为动物格而战。”动物们在海牙郊区林子里开会后公布宣言，并且以“四月三十一日欧盟各国国会大楼，在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六十三分半同时起火燃烧，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事出夜半，延误救火时机，等到大火被灭，国会大厦均已焦黑倾圮。”做为报复。另外，我还曾以四组人物对话的方式反映瑞士社会情况。这四组对话穿插出现，中间不做任何解释性的衔接，全篇只有引号里的话语。第一组人谈了五句，接着是第四组人的三句话，再来可能是第二组人的六句…我必须做到，不论对话如何被打断或不连贯，读者都不致于混淆四组，并且能快速连接正确的主题内容。

　

下笔前的准备工作

我不是新闻记者，所以看新闻事件的角度可能和一般记者有所不同，总认为，许多难分难解的议题必须以文化做为着手探讨的切入点。举例而言，我想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恩怨，查到的资料都只提到过去半个世纪的各场战争，很令我失望，我需要引起战争的深层原因。不明白内在的纠结，再多的表面猜测，甚至加诸所谓的阴谋论也都无济于事。我要的是失火的原因，而非火上加油。所以，念头一转，改以犹太与伊斯兰为目标后，一个崭新的世界突然出现眼前，我自己甚至被这番新局面震慑住了！一个事件的发生必定有远因、近因，过程以及后续的影响，这么一长线拉下来，可能经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所以我在看待某个事件时，要求自己尽量将其中的演变都包含在内，这是艰巨而庞大的工作，也是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

虽然我不是记者，为了求真或印证，有时会争取机会去到事件的现场。媒体的特派员当然可以利用工作单位的资源，包括旅费，及讯息提供，也有摄影师同行。我一个人出访，就必须自行处理所有的细节。比如去阿富汗之前，在没有咨询、商量对象的情况下，我必须知道如何申请签证、找航线、安排食宿、当地的交通、预算、和谁见面、见面时谈什么、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等，更多时候是要“看着办”的，而金钱的花费也不是个小数目。到了当地，看到美国的纪录片拍摄队伍，他们有一箱箱的设备，有四轮传动吉普车队，我却是独自一人，正愁着应该怎么去到喀布尔北部的山谷！碰到必须记录的人、事、物，就要忙着找出纸笔或照相机、录音机等等的，把原本两个人的工作集于一身，常有缓不济急的感慨。所以我一直想买件有几个大口袋的背心，以便能够迅速拿取这些配备。另外一件可怕的事，当然是被挟持当人质的危险。我虽是双重国籍，哪个国家愿意为我这么个小人物付出大代价，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寄望的。不过被挟持的可能性当然相当小，因为我再怎么看，都不会是“万恶不赦”的美国人。另外，女人单独行动当然比男人有更多的限制，这也是自己必须克服的难处。

我的工作比记者还忙。一般记者获得所要的讯息之后，就可以放心、放松了。我的情况不同，除了要获得讯息外，还必须发挥写作者的敏感度，因为透过细微的观察与倾听，往往可以在小枝节上有大发现。有新发现之后加以思索，又会有新问题产生，又必须想尽办法去找答案，这是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我在特拉维夫参加的一个记者会便是个例子。Gaydamayer原是住俄国的犹太人，他在去年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战争中，曾免费提供大批帐篷及饮食，非常受到一般基层民众欢迎，他也不断强调自己的这一个特点。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其它人陆续走出会场时，我特别留下来观察。他跟少数人谈话和在台上面对较多人时的神情并没有明显改变。而双手插入裤袋、不动如山，一种冷眼旁观的傲慢态度，以及身旁有三名随从的派势，令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俄国经济小寡头。后来得知，他是法国追缉的经济犯，却在以色列宣布参选耶路撒冷市长。

　

新闻与文学的共同点

一开始我谈到，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相互矛盾。其实不论新闻事件或我这样的写作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必须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我听过一位瑞士老记者对过去和现在新闻呈现的比较，他说，以前考虑的是，读者“应该”知道什么，现在是考虑读者“喜欢”知道什么。投其所好的结果，不诚实的新闻太多了，我正好有两、三个小例子：在索马里，Reuters的记者是当地人，他的报导夸大不实，自编死亡人数，敌方的战斗直升机被打下来，他也跟着欢呼叫好。去年的以黎战争，通讯社的新闻照片里，常在废墟前放个完整的、有鲜艳色彩的米老鼠填充玩偶，刻意以巨大的反差对比，来突显以色列的残忍。而教宗去年9月演讲引言的风暴，我偶而看到两篇攻击教宗的文章，写了电邮询问作者（一在英国，一在巴勒斯坦）是否读过演讲全文后才下笔，却得不到回音。

我的诚实是在于写作前阅读大量的资料，下笔时，在敏感的议题上避开带情绪的字眼。在写作期间，心理不断有个声音推翻、反驳自己，其实是种想象中的沙盘演练。常问自己的是，如果读者对某一点提出攻击时，必须如何响应。我在某一篇文章里表达的立场与看法，有可能因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变，因为题材是当今的、是时时在变化的。另种情况是，为求文章结构与布局的完整，必须把另一角度的看法放在另一篇文章里来谈。所以看了有关某个议题的某一篇文章而把我定位的人，可能因没有机会读到同一议题的另一面看法，而对我有所误解。这种情形较让人难以想象，有个例子可以解释：

犹太裔英国资深纪录片导演Alan Rosenthal，论及史蒂芬．史匹柏的“慕尼黑”时，批评该片有许多夸张的情节与人物，并且美化在慕尼黑奥运杀害以色列选手的巴勒斯坦人，但肯定史匹柏较早的，纳粹集体屠杀犹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判断很容易看出，Alan Rosenthal完全袒护以色列的立场，而史匹柏则是愿意牺牲一些小节，提出一个更大的道德与正义的命题。我想说的是，太早、太草率地给一个人定位是不公平且危险的。

爱因斯坦所说的“以自己的困惑去困惑别人”，比直接得到答案更加宝贵，因这保障了一种共同脑力激荡的美好。现在我刚好有个困惑，如果各位有兴趣，请帮我想想：在电影领域的历史剧情片叫docu-drama，文学界也不乏以历史事件做为书写题材的。然而像我这样的，不以历史事件，而以时事融合文学的书写体裁，应该如何称呼才适当？给各位提供一个切入点：当我个人对某些时事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情感时，也就是我下笔写的时候了。

　

　

                          

《自由写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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