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怀着没有希望的期待，我们迎来了第十八个“六四”惨案纪念日。

十八年前，广大学生和民众所提出的诉求，主要集中为两点：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全国人民当时最关切的两大问题，也是使执政党面临困境的两大难题。有了如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支持，政府与人民齐心合力，清除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这两大难题就都不难解决。当局既可摆脱困境，也可得到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中华民族更有可能在清除腐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础上，顺利发展。可惜，短视的执政者却见不及此。他们目光短浅，只担心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已有的特权地位会受到损害，竟然动用坦克机枪，血洗长街，把热爱祖国的青年学生和劳动者淹没在血泊之中，并且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全世界。

十八年来，善良的人们一直期待着执政当局能公布“六四”真相，恢复民主运动的本来面目，为死难者昭雪；同时，总结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为什么一场反腐败和要求深化改革的群众运动会遭到血腥屠杀？为什么十八年来腐败日益严重？为什么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至今岿然不动？执政党应该怎样面对民主革命和群众运动？等等。可是，年年要求，年年被拒；年年期待，年年失望。人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与执政当局的冷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民间的反思和总结却连年不断。十八年来，虽然有关当局严令禁止纪念和讨论“六四”问题，不许报刊发表文章，不许召开纪念会、研讨会，但民间却突破禁令，通过纪念性的文章和活动，作出强烈的批判和抗议。

本文试从邓小平对这个民主运动的态度——从支持赞赏到反对、镇压，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当年4月20日，即在中共中央举行胡耀邦追悼会的前两天，我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干事长盛斌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的女儿，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的邓榕，向她表达我对邓小平的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对胡耀邦的贡献和功绩，作出充分的评价；二是希望他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学生运动，慎重对待。在谈到第二个问题时，邓榕说：“杜老师，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每天都派人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了解情况，及时向老爷子反映。老爷子对学生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对学生是支持的。他很赞赏学生，说他们有秩序有纪律，也很理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杜老师你放心吧。”我和盛斌高兴地离开人民大会堂，不再担心学生运动会有什么意外。

不料，老爷子在五天以后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竟然把学生运动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怎么会这样？

4月24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前往北朝鲜访问。第二天，李鹏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李锡铭、陈希同到邓小平家，向邓小平汇报。由于有关档案没有公开，我们对汇报内容不得其详。但我从第二天的传达中了解到，汇报时邓小平作了一些插话，其中谈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政治动乱”。十分明显，这是一些被汇报内容所左右的即兴的插话，断断续续，互不连贯。但汇报者却立即把它写成《人民日报》社论，第二天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发生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就挑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继续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改变对学生运动的错误评价。当局拒不接受，终于导致悲惨的流血事件。

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态度的转变，充分反映出他作为民主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两面性。

作为民主主义者，邓小平为推翻蒋家专制王朝的民主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他支持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西单墙的“民主论坛”表示赞赏，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大力推动体制改革，等等，都表现出他的民主主义倾向。所以，当1989年学生运动初起时，他表示支持，加以赞扬，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作为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者，当任何民主主义措施影响到专制制度的巩固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起而捍卫。这就是他在1957年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反右助手的基本原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遏制思想解放运动，取消西单墙，镇压体制外的民主运动，都是他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明证。

1989年民主运动初起时，邓小平加以支持，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倾向。因为学生所提的两大诉求，符合于他的希望和要求，也同他的民主主义特征相一致。促成他转变的，既有偶然的外因，也有必然的内因。

客观的外在因素，首先是赵紫阳的离京出访。国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国家领导人即使身在国外也要赶回来处理。根据当时赵紫阳所面临的情况，他完全有理由取消访问。如果他留在北京，以他的民主主义倾向来影响邓小平，事情的发展就不会这么糟糕。但他却选择离开，结果给李鹏等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第二个外因是李鹏、陈希同等人的汇报。这些人一方面是害怕肃清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会使他们丧失藉以安身立命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面临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前景，所以要趁赵紫阳不在的机会，扼杀学生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长期受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始终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总是想从健康的、理性的学生运动中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在一场规模如此庞大、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的民主运动里，要发现一些超出理性的口号标语，显然是丝毫也不会有困难的。从邓小平的那些插话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汇报中的那些片面的内容，才挑起邓小平的恼怒，诱使他作出过于强烈的反应。

第三个因素是汇报者当晚就把邓小平的插话编写为《人民日报》社论，使它第二天就传遍全世界。速度如此之快，效率如此之高，是十分罕见的。这个异常的现象说明了这些人对学生运动的敌视，他们心怀鬼胎，因为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触到了他们的软肋。所以他们才以如此超乎寻常的高效率，把邓小平的即兴发挥，用社论的形式，迅速公开出来，一方面可以用作镇压学生运动的尚方宝剑，同时也是造成既成事实，使邓小平即使想改也难以启齿。他们清楚地知道，像邓小平那样身居高位，既自信又固执的老人，一向把自己说的话等同于“圣口御言”，轻易不会改口，更何况已经在全世界公开宣布。

使邓小平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内因，是他作为专制制度的最高代表所肩负的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的责任。正是这个制度，使他得以高踞于特权的顶峰，名利双收，妻荣子贵。而学生民主运动的发展，则有可能危及这个制度和他的特权地位。最后，他的专制主义战胜了他的民主主义。

邓小平的一生曲折而复杂。他的民主主义使他建立起名垂史册的辉煌业绩，他的专制主义却使他留下了遗恨千古的过失。他是一面镜子。在民主革命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居于执政地位的当权者，都可以从邓小平的两面性里照出自己的选择：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

2007年5月6日

 

2007年6月2日凌晨2时3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先生去世，享年69岁。在网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内心涌起一种淡淡的遗憾和悲哀。

黄菊先生患病已久，已经一年多不能正常理政，去世在意料之中，所以我不会吃惊。黄先生与我非亲非故，又不是对我有深刻影响的大贤大哲，所以他的去世我难以悲痛。但是，黄菊先生身居高位，以69岁的年华撒手人寰，死于职中，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无常，造化弄人。况且他的死，还留下那么多遗憾呢。

首先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党和政府对黄菊先生的三个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是不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不去说了。黄菊先生是党的人，国家的雇员，党和国家是他的老板，如何评价与我们似乎无关。但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两个评价可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党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主义战士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如果说高官厚禄，腰缠亿贯的黄菊先生是“共产主义战士，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恐怕扪心自问，黄菊先生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所以，这三个评价，实在是言不由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已死去，评价更当客观。这不仅是对死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恭请政府在追悼会上能够改正这个说法。

其次感到遗憾的是，黄菊先生死后，将魂归何处？黄菊先生是无神论者，恐怕上帝的天堂他老人家也是不屑去的。而且，主耶稣说过，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么，去地狱？让一个“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去那么个阴森悲惨的地方好像也说不过去。可不去天堂，也不下地狱，黄菊先生到什么地方去呢？

毛泽东先生曾说过，共产党人死后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在哪里先不去管（肯定也不在天堂，因为这位德国大胡子博士跟上帝也不对付），但是作为无产者的精神导师的马克思，会接纳一个声称自己事业继承人的亿万富豪么？黄菊先生和他的上海十里洋场弟兄们如陈良宇等早就形成了权倾一时、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族，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难道无产阶级的祖宗马克思会不知道？

说来说去，黄菊先生死后灵魂还是无处可去，这岂不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么？

我为此感到遗憾，并向黄菊先生的家属和生前友好致哀！

2007年6月2日于青岛虎山居

 

今年年初，封从德先生来信告诉我，他们准备出版一本“六四播客”采访录，而且已有很多位89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接受了采访。我很赞成这个设想，而且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我常常想，有关89天安门运动和“六四”事件，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而首先要做的，就是还原真相。我这里说“还原”，是因为在以往的十八年岁月里，中共当局实行了一种强制性遗忘的政策，致使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幕令世人惊心动魄、撕肝裂肺的悲壮画面任由无情的岁月所冲刷、所腐蚀，渐渐地变得黯淡、模糊，乃至几近于消失。近年来，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还原“六四”真相已成为今天的当务之急。回想在上一个世纪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他们谈论到涉及中国的走向及未来的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时，心里都还悬着一个“六四”。那时，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绕不开“六四”。现在说这种话的人少了，真正这样想的就更少了。如今在很多人心目里，89天安门运动和“六四”惨案已变得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而在一些年轻人那里，一讲起89，一讲起“六四”，都似乎成了一种无可稽考的坊间传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否认的一点是：在我们中国，很少能见到有关于89“六四”的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

日前，我从《博讯》网站读到了“89年的一个孩子”写给“天安门母亲”的一封信（2007年4月7日）。他在信中说：“所有材料（这大概是指《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引者）未看完，我已泪洒满面，痛心疾首，回想18年前那痛苦的一夜，虽然我还小当时不知道关心，并且被愚弄至认为学生及破坏分子在破坏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稳定，然而近两年经过多方了解，方真正了解无辜百姓，莘莘学子，为国家一腔热血却换来如此悲惨下场。”

我觉得这位小读者是幸运的，他（她）能有机会读到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寻访六四受难者》，有机会从我的书里知道了当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真相，尽管他（她）所了解的还极其有限。在中国大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到我的那本书的，因为这是一本被中共当局查禁的书。但是，我相信，这样一种状况迟早是会改变的。我所担心的是，当人们等到有可能了解“六四”真相的那一天，他们却不知道从哪里去了解。

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年那场运动的参加者、目击者、知情者，一起来做保存历史记忆的工作。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哪怕是一个一晃而过的场景，一个很不起眼的细节，都应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惟有这样，当后人说起89天安门运动和“六四”惨案的时候，才不至于被误认为那是一个从遥远历史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

在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一份告海内外同胞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口号，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

在今年的两代会期间，“天安门母亲”群体又向全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敦促政府当局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发出这样的呼吁，也是为了保存历史的真相。因为在我们看来：“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引自《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

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能勇敢地突破、抛弃中共当局制造的谎言，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使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在《“六四播客”采访录》一书即将出版的时候，这是我想要向海内外同胞说的话，我尤其要感谢这本书中的所有被采访者，感谢他们为世人保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编者案：　
中国人权制作了一个『六四见证』口述历史的播客节目，这个系列节目是通过对八九民运亲历者的採访，以口述的方式，将他们当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这段历史留下纪录。主持人是封从德。这里，我们将他对常劲先生的採访整理为文字，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这个节目。网址：http://www.64memo.org

常劲简介：
常劲，八九学运其间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班学生，历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副主席。“六四”屠杀后，在北大组织了各地同学的疏散，和对各医院的死亡人数的调查。目前在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工作。

【封从德】：常劲，我们九一年的时候，在巴黎开了一个十七个同学的『回顾与反思』的历史见证会，你提到北大筹委会在“六四”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屠城事件的调查。

【常劲】：嗯。

【封】：当时北大联络了四十多个医院，派了二百多个人，到各个学校医院去调查死亡人数。当时你说，你知道的确切的北大的死亡人数，校方私下跟你讲的是十四个人。那当时，比如说复兴门医院――一个医里面就有二百四十多具屍体，总共调查了四十多个医院。这个情况，你可再详细的回忆一下吗？

【常】：具体的情况呢，就是当时发生六四事件以后呢，同学们都非常的愤慨。我们北大筹委会在开会的时候呢，有同学就提出来，就是我们要把历史事件给记录下来，尤其是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人们当时对死亡人数的猜测、推测，有各种各样的数据，都不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蒐集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在六月五号、六号的――记不太清楚是五号还是六号――那我们就派出了同学，主要是跟红十字会有关的，因为当时校园里头有很多红十字会的联络员吧，那他们跟各大医院都有一些联络的关系――因为当时北大是学运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很多的医院里头一些报告和电话也是打到北大来的，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部份的纠察队的同学，和一部份红十字会的联络员，到各个大学里头去调查这个数据。因为本身活动的组织呢，我没有直接参与，因为我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呢。那据我所知呢，人是都全部派出去了。那么我同系的几个同学，他们也参加了这个去调查的团队了。

我当时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呢，是我们地球物理系专业的一个同学，他回来以后呢，看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整个人就breakdown[崩溃]了。这是一个男同学，见我以后哭得像小孩一样的，就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惨的景象。

他们去的是复兴门医院，那么光这个复兴门医院呢，死了二百多六四死难者。他们说呢，太平间已经没有办法装这么多人了，所以很多的屍体，都是扔在走道上的。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当时我看了一下大致的统计，有些呢，是大概在…复兴门医院是最多的，有两百多具屍体；有些医院有五十多具屍体，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千多具屍体。这是我的一个很粗糙的记忆吧，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可以说精神非常震撼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但是我这个同学呢，回来报告的这个情况，我可能是终身难忘的，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的一个记忆了。

【封】：我问过王有才，他的记忆，和你之前的一个记忆是比较吻合，就是当时在各个医院的一个统计的，不光是屍体，是总共死亡的人数是两千多，他的记忆，或者是将近三千，当时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常】：三千的这个说法是有的。三千，我的记忆上来说是这样子来的：那是在六月五号当天的时候，在我们派出这个调查队之前，我们曾经也接到过红十字会的电话，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是红十字会打过来的，我自己亲自接听这几个电话，他们当时报告的人数是一千多人。那后来呢，大约在六月六号的时候，又有人打电话过来，说是也是红十字会的人，他们这次给的数据呢，就不太一样，他们认为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数据，当时他们说的是：死亡的人数是有三千多人，受伤的人数是好像有几万人，具体是几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封】：我们从广场撤回到北大的路途当中，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半路上，差不多是在早晨九点、十点左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听到广播，大概是中国广播网，他们当时就引用了红十字会的数据，我一直记忆着，后来我查了资料应该是，他们当时就是说，红十字会的数字是两千六或者是两千七。我现在想问，你们联络的这个红十字会，是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是中国红十字会？

【常】：我想应该是北京市的红十字会，因为我们这些红十字会的人是在学校的联络员呢，他们应该是属於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就是当时各个大学吧，各大学里头好像都跟这个红十字会有一些联系，有一些同学做为这个红十字会的联络员，在学校里头担当一些教育啊、一些这样公益的角色。

【封】：你可以再大致介绍一下派出去的这二百多个人的情况吗？还有安排了几十辆车是不是? 那是怎么一回事？

【常】：在我的印象里头呢，我们并没有安排车子。在我的印象里头，应该来说呢，有…因为当时具体的组织工作不是我做的。

【封】：那可能是王有才跟我说是北大的校车基本上都出动了,有十几辆，还是二十辆的校车。

【常】：可能北大校车有出动，这个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们跟这个北大校医院啊北大校方还是有比较好的沟通。那么六月四号晚上，北大校医院呢，在我们的要求下派了车出去，而且还营救了一些受伤的伤员，当时的司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还有医生, 就是北大校医院的医生和司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发生情况的地区营救学生。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是我直接参与的，所以我比较瞭解。至於说我们调查的这些同学，有没有使用到北大校方的车呢，这个我具体的不太清楚。但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当时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呢，他们有吉普车的，有一些机动车的话呢，他们给我们有这种offer[提供]的。因为我记得六月四号的早上，就有市民offer、提供我们车辆。那我相信可能有一部份的同学，也是骑自行车出动的。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安排我是不太清楚的，但是我可以猜测，肯定是动用了这些车辆，还有一部份可能用了自行车。

【封】：当时是谁在安排协调这个调查？

【常】：具体我的印象呢，应该是主要是谢健在负责，但是谢健也不是具体负责, 因为我们下面也有纠察队的，那具体是哪一个纠察队长在负责这件事我也是记不太清楚了。

【封】：说起绝食，因为我最近有些採访，有些新的状况知道：马少方跟我说，他最初的时候，他也是不支持绝食的。这就让我觉得有点乱了，因为以前一直以为的是六个人在发起绝食的，他们在小饭馆里面，但是实际上现在看还是主要是王文在那里推动，当时马少方他们几个都没有签字还是怎么样的。那我要问你的是北大这方面的情况。

【常】：北大的这方面我记得的非常清楚，肯定是王丹推动的，因为我记得大概是有一次，我们大概是五月十二号还是哪一天，我们发动过一次自行车游行。

【封】：五月十号。

【常】：五月十号是吧，我记得这个自行车游行完了以后呢，王丹呢，他是拿了一张纸，要求我们北大筹委来签名支持这个绝食，然后我们大概就在北大筹委会有些争吵、争执，不是说吵，当然没有说是搞的红脸，但是就是王丹要求北大筹委会支持这个绝食，北大筹委会的这几个人，那包括我都说，北大筹委会已经做过决定了，我们不会支持这个绝食的。

【封】：王丹在他的一个回忆短文里面提到，这个绝食发起的过程，说得到王有才的支持。但是，王有才的回忆，他的採访是说，其实在那个绝食签名里面，第三个是他，但不是他自己签的名，他在当时也不是支持绝食的；但是后来看见在上面的签字，他也没有多说了。

【常】：对。王有才呢，不是最早支持王丹绝食的。王有才在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北大筹委会做个这个决议，说是绝食是我们的最后一招。

【封】：为什么北大筹委会要做关於绝食的决议？有人提出要绝食吗?

【常】：因为在我们重新改组以后，我们重新改组，成立了主席负责制以后呢（注：五月七日后――详后），那我们下面有一个部门，就是所谓的信息联络部还是信息研究部。

【封】：好像是信息理论部之类的。

【常】：信息理论部。当时这个信息理论部呢，原来是由我在负责的，但是我调任秘书长以后呢，这个部门就交给沈彤的同学，姓周的一个同学。

【封】：周培胜。

【常】：周培胜，对，就是交给了他在负责。那么他当时呢，就是通过这个信息理论部呢，跟很多的年轻老师和学者吧，有这个交流，由他们提出来绝食的想法。所以呢，周培胜就把绝食的想法提到北大筹委会上面。

【封】：大概什么时候？

【常】：大概就是在我们自行车游行之前一两天、两三天的时候。对，大概就是改组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因为当时改组以后我们每天都有例会吗，各个部长的这个例会。

【封】：改组就是五月七号？

【常】：对，改组应该是五月七号，就是正式的改成这个主席负责制。然后呢，他提出来以后呢，那么当时我们就讨论，当时整个的情况就是非常的slow[慢]，整个运动好像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很多同学已经考虑在複课了。

【封】：对。

【常】：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些策略，看怎么样子来做，那么他就提出来绝食的想法。那么我们经过讨论呢，认为在这个阶段的话呢，虽然说是运动比较低潮，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但是还没有到我们非常迫不得已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呢，大家讨论以后认为呢，除非到了迫不得已的状态下面，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把这个杀手锏使出来。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确确实实是我们最后一招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了――如果要绝食的话呢，也必须要统一的由高联提出来，而不是由我们单个人提出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五月十号的这个傍晚的时候，就是自行车游行结束以后，当王丹过来找北大筹委会的时候，当时我的感觉是北大筹委会全部都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没有人在他那签字。

但是后来呢，谢健就提出来一个折衷方案，就是说呢，你可以去北大广播站，去利用北大的广播站去宣扬这件事情，去让人们来签名，如果你签名可以超过六十个人以上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成事了；你签名没有那么多人的话呢，你就成不了这个事了。所以我们就同意让王丹去使用北大的这个广播站去签名。所以当时是这么的一个情况。那私下里头呢，我记得当时因为杨涛不在，所以谢健、我、还有蔡健，我们三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谢健就告诉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决定的话呢，他不相信他能够签到很多的同学参加这个事情。

【封】：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北大的决议在五月八号、九号的时候反对绝食，主要是觉得，绝食的这种行动应该是有组织性的行为，是高联提出来才是最好，而且是最后一张牌，不应该打得太早，那现在有些同学用个人的名义，来提出我们自己去绝食――那这个时候，北大筹委会有没有想过用组织化的方式，去阻止他们？

【常】：我们当时也考虑过这个就是…我想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都是发生得很快的，所以很多事情上不是一种formal[正式]的这种讨论了，我们casually[随便]的这种讨论呢，认为这么阻止是不太合适，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一个compromise[妥协]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放行让…借给王丹广播站去签名，但是我们并没有採取组织上的行为说是一定要阻止这个绝食，这个倒没有採取，而且当时处在那种思想的环境里头，对吧？

【封】：对。

【常】：那么，北大筹委会是比较倾向於说是通过民意来决定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只是採取观望的态度，并没有採取一个组织性的行为去阻止他。

【封】：其实，我想当时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一直在推动官方要跟学生对话，而觉得绝食可能也是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常】：对对对…是。对，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北大筹委会的也有一些同学是非常反对绝食的。

【封】：非常反对绝食？

【常】：对，就是非常反对绝食的这件事情。

【封】：比如说哪些？

【常】：比如说蔡健。他虽然说是做了compromise[妥协]，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非常反对绝食的，就是还有一些其他同学，具体的人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讨论的时候，是有很强烈反对的这种声音的。

【封】：嗯，就是在筹委会内部的讨论里面，是反对绝食非常强烈的，是吧？

【常】：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呢？你刚才提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呢，绝食应该是一个比较systematic[组织化]的一个方式，一个策略来support[支撑]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对话，对吧？做为我们的一个bargaining power[筹码]。但是呢，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呢（指绝食），实际上呢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发现绝食已经成军了、已经成气候了，我们马上要转过行为来介入，当时王有才啊、蔡健啊、还有赵体国进入到绝食里头去，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介入到里头去，使我们筹委会对这个行动呢有一定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呢，再比较努力去支持这个北大的绝食团起的领导作用，也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头的。

【封】：就是，实际上，我的理解是有两边的一个平衡。更早一些，实际上，当时除了要给政府施压，要希望政府真正对话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背景：校园民主化（常：对）――不希望绝食的可能有一个想法：我们不要把最后这张牌打出去，我们应该争取组织的合法化，校园民主化。因为，五月三号，实际上我是跟校方有个正式的会谈，是作为北大筹委会的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和高联的主席身份去跟北大校长丁石孙他们会晤――这我是跟北大筹委会有正式的彙报，当时是带了一个秘书去的――那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校方给北大做校园民主试点的承诺。所以，在北大筹委会内部考虑不要绝食，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想法的背景在后面？还是说，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心思都被这个要不要对话的事情给吸引过去了？

【常】：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你记得吗？就是北大筹委会做了第一个民意调查（注：调查结果是支持罢课――详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在成立北大筹委会的改组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同时还成立了有几个机构，一个呢就是『北大宪章起草委员会』，这个我记得是有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叫姬军的在负责；那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分筹委的基层选举委员会，是组织下面基层的选举，基层的普选，我记得好像彭嵘啊，有几个同学都是负责的，大概他们这个部门，当时的人员还挺多的。

【封】：挺强，好像二三十号人，每个系都有。

【常】：每个系都有一个联络员，专门就是负责在通过基层选举完成。

【封】：那个好像完成得比较早，分筹委，各个系选一个筹委出来，我记得我好像四月底就已经完成了。

【常】：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了，实际上是延续在那个分筹委的基本上是…

【封】：进一步推动直选。

【常】：对，进一步推动直选的。当时我们的考虑呢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筹委会一直都是个temporary[临时]的一个组织，就是因为呢，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头，能够把各系的直选建立起来，通过各系直选出学生代表以后呢，再直选出最后的这个，再通过学生代表选出这个最后我们筹委会的人员。

【封】：对，因为北大筹委会本身它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当时的想法就是很民主的方式，它只能是筹备委员会，所以它只是筹备最后的这个直选。

【常】：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我想在我过去的报告里头也有提到的，而且都进行到几乎进行到最后阶段，我想再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这一步就能完成了。

【封】：所以这样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当时校园民主化正在一步一步推行当中，所以不希望，有一个很激烈的最后这张牌先给打出去，是这么一个思路。

【常】：对，也有这样一个考虑在里头。我想当时我们在争论，为什么把绝食放在最后的情况下使用，是肯定有讨论过这些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感觉到很大的一个落差，就是有一部份比较希望能够快速推动这个学运、一直能够有这种热潮的同学确实是不太耐烦了。那实际上对於筹委会来说呢，我们认为情况是很好的，当时我们认为情况是挺好的――一方面呢，就是对话团在开始跟政府有这种接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各个像北大筹委会自身的这种民主的建设在进一步的推进。

【封】：就是正在往下紮根。

【常】：对对对。但是问题就…而且我们认为呢，这一步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步骤，因为如果说是一旦是我们的组织，都是同学们基层通过，这么一步一步的选出来的话呢，那么最后可能就会确认我们未来的合法地位，所以这个当时都是大家认为比较重要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很多同学觉得不耐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经常在游行啊，经常在好像都是处在一个高潮的状态，那么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平缓的状态，他们就觉得整个运动的动量在丧失啊。

【封】：就是说外面的热闹不见了，只有你们在内部看得见那个静悄悄的宁静的革命。

【常】：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说这个筹委会在官僚化，没有在领导这个运动了，在进行一个官僚化的操作。

【封】：那这种落差，就是很多同学的感受、你们在官僚化，和你们自己的感受说这个合法化、组织化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有没有想更多的办法去给同学做解释？

【常】：其实当时来说，我们为什么没有着急去做这个解释呢，是我们感受到整个校园是比较支持北大筹委会的，整个校园，从整个气氛来说，基本上，北大筹委会所做的事情就是得到大家的支持的。而且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包括你的『民主论坛』哪（註：实际上叫『自由论坛』，在北大三角地），这些在校园里头。实际上北大是一个从思想上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只不过是有一些同学开始准备要回去上课了，大家认为前一段的这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封】：对，我还记得当时彭嵘就组织纠察队去把要複课的同学给拦到教学楼外面去。

【常】：那个是在民意调查之前，但是我们一旦做了民意调查以后呢，实际上大家都比较自觉了。

【封】：你再提一下民意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常】：民意调查的结果是支持罢课。

【封】：就是百分之六十多，我记得是，六十六？（注：实为64.2%）

【常】：具体的数字我不太清楚了，反正是至少是三分之二支持罢课。但是呢，确实是有一部份，就比较少数的，在运动的早期比较活跃的同学是确实有些着急了。

【封】：常劲，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採访。

於二００六年五月二日

 

今年2月16 日，著名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和他的妻子曾金燕被允许赴香港旅游访友。我从一位朋友那里辗转得到了他们夫妇共同摄制的纪录片《自由城里的囚徒》。这部纪录片分上下两集，配有中英文字幕，记录了北京国保警察监视两位中国公民胡佳和曾金燕的详细过程，由胡佳摄象，曾金燕制片。

观看《自由城里的囚徒》，使人立即联想到最近一段时期在国内大受欢迎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窃听风暴》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德国家安全局一名窃听情报工作人员与被窃听的一对艺术家夫妇之间的故事。影片原名《别样人生》。无独有偶，胡佳夫妇摄制的这部《自由城里的囚徒》，讲述的也是共产国家的国保警察和被他们监视的一对夫妇之间的故事。称得上是中国版的《窃听风暴》。但不同的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是从监视者的角度看被监视者，胡佳曾金燕的《自由城里的囚徒》却是从被监视者的角度去看监视者。如果说《窃听风暴》是 “别样人生”，那么，《自由城里囚徒》就是 “别样的别样人生”.

从2006 年2月16 日到 3月28日，胡家被中共秘密警察绑架失踪41 天。从2006年7月 17日到今年2 月16 日，胡佳被软禁在家，长达214天。在软禁期间，胡佳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和妻子却通过无线网络和手机等方式，保持着和外界的密切联系。从胡佳那小小的寓所里，不断地向外界发送出最新的维权活动信息，正像曾金燕说的那样，软禁反而成全了胡佳的工作， “每天不用花时间更衣，不用坐公交车辗转奔波，也不会耗时在任何聚会。除了在家睡觉吃饭，其他时间胡佳全部用作与人沟通和协调维权工作的安排” .

《自由城里的囚徒》是胡佳自己在家里从窗户向外拍摄的，所以片子里没有胡佳本人，另外能进入镜头的景观也相当有限，无非是住所的门前、楼梯、楼下走道、停车处和小区出口的一段路。这种视野的局限提醒着观众这部片子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摄制的。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多次出现在片子里。有两个片段给人很深印象。其一是曾金燕要外出，在公寓楼楼下的走道处，三名警察拦阻，其中一位彪形大汉，右手拿着手机讲话，横挡在曾金燕对面，你想从左边走，他马上到左边挡住你，你想从右边走，他马上到右边拦住你，硬是不让你过去。另一个片段是一部警车紧紧地跟在曾金燕的汽车后面，曾金燕停下车，走到跟踪员警的车前愤然举出 “欺侮妇女可耻”的纸牌抗议，车里的便衣故意开车轻轻顶曾金燕，想把她吓跑，但是曾金燕毫无惧色，依然举着纸牌表达抗议，此后曾金燕每次开车外出，便衣警察的车虽然还在跟踪她，但不得不注意保持一定距离。

《自由城里的囚徒》大部分拍摄的是奉命监视的国保警察，拍摄他们在楼下打牌吃饭，百无聊赖，常常在地上留下烟头和其他垃圾。 面对国保，久而久之，胡佳夫妇在愤怒之余，渐渐生起怜悯。想想也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干什么事情不好，偏偏轮上干这种流氓无赖的勾当。在以往，这类差役都是无名的。搜索枯肠，我也只想得起董超、薛霸这两个名字，估计还是作家自己编的。现在可好，托高科技之福，这几位国保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尊容。有朝一日，影片得以在国内公开播放，他们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真不知心中会作何感想？当他们的儿女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又作何感想？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里，那位秘密警察最后良心发现，这其实只是影片的虚构。事实上，在极权统治的后期，统治者及其打手们都早就失去了早期的理想主义，早就变成了看破红尘的犬儒，绝大部分警察只是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混饭吃的手段，把自己降低为掌权者的工具。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警察干脆说： “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 “我疑心，日後有人问起这些国保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也好这样解嘲了。

和德国的《窃听风暴》不同的是，当年的德国警察还只是秘密地监视别人，这表明当年的德共当局知道那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如今的中共却公然无耻，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如此卑劣的行为，而许多人居然也视若无睹，还在那里讴歌”盛世”，高唱”和谐”.稍有人性者，能不愤慨吗？

图片：鲍彤夫妇(鲍彤授权RFA使用)

中国的军队归政党领导。党的军委主席调动几十万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公民，而公民的要求只是实行民主和惩治腐败。当时身居军委主席之职的，就是1957年那位围歼五十五万名右派的总指挥邓小平。 他命令人民解放军驾着坦克，端起冲锋枪，碾压和扫射国家的主人。伤员人数超过了首都各大医院急救室的容量，尸体堆满了太平间。全世界通过卫星电视，目击了中国首都的血雨腥风。这种事情，即使出在奴隶制时代或军阀时代，也是灭绝人性的罪行。但十八年来，遇到这样那样的日子，总有些愿意出卖灵魂的人，笑嘻嘻地出来歌颂那位屠城者的铁腕，歌颂他粉碎了民意，歌颂他奠定了繁荣的基业。他们希望中国人记住，大镇压导致大繁荣，继续繁荣理应继续镇压！

全面镇压所导致的，是全面腐败的繁荣。镇压把中国劈成两半，打造了无权者的炼狱，构筑了腐败者的乐园。一党专政主宰着中国：由它用人，由它行政，由它立法，由它司法，唯它独尊，任它腐败。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中国？一位严肃的教授C. A. Bolz，在一家严肃的刊物上指出：中国拥有一亿元以上人民币财产的三千二百多人中， 两千九百多人是党国权贵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产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安全，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核心职位同样控制在这种人手里。 这些数目字，比党国公布的一切统计公报，更加符合平民百姓来自生活的质朴而真实的感觉。一旦股市崩盘，几千万股民倾家荡产之日，又将是权贵们再发横财之时。这就是中国-腐败的中国，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中国，“依法治国”的中国，“和谐”“崛起”的中国，受过六四镇压洗劫的中国！

六四，使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全世界的人，凡我人类，无不为之寒心。中国要进步，要统一，六四是一只绕不过去的拦路虎。坚持“六四镇压正确论”的人应该知道，你们年年月月无微不至维护邓小平的威信，也就是年年月月在威胁香港同胞，伤害台湾同胞，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破坏国家统一的基础！因六四镇压而受难的中国，只能通过六四的否定而得到新生。六四应该由邓小平负责。邓小平早已死了。但老百姓至少有权听到一句公道话！现在的领导人，就算毫无能力善后，总该讲句诚实的话，负责任的的话！承认镇压人民有罪，才有可能实施宪政，使中国在民主的基础上长治久安。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好心地设想，一年又一年，六四问题说不定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反右派那场斗争不是已经 “自然而然”过了五十个年头吗，解决了吗？有一党专政在挺着，就没有“自然而然解决”的余地。时间对万物一视同仁，它是中立的。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各种压力的总和。各种力量，互相消长，都在起作用。人民的压力是个好东西，是钳制、对付和改造一党专政的最有效的因素。人民有权依法向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施加压力，压出一个民主的中国来。

 

在六四18周年的今天，我还想特别提出三项诉求，希望得到各界朋友的呼应。

第一，当年被当局定性为“暴徒”而判处重刑的一些北京市民，至今仍有一部分还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等地方。这些市民当年是为了保护学生而走上街头的，他们是八九民运中的英雄。18年过去了，他们不应当被遗忘。我们应当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呼籲国际社会关注这些政治犯的待遇，并努力促成他们的尽早释放。在外界为六四难属和政治犯家属提供帮助的时候，也应当重点考虑这些为民主运动做出贡献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勇士。

第二，六四过去18年了，但是今天中共仍旧有一份黑名单，拒绝让部份人士回国看病，探亲以及工作。刚纔提到的刘宾雁先生就是一例。在这些被剥夺回国权利的人士中，有一些年事已过，比如戈扬，比如郭罗基，比如苏绍智等先生。这些先生都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仅仅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在他们步入晚年的阶段，就使得他们不能叶落归根，这不仅是剥夺人权的政治迫害，更是违反中国传统伦理的行径。如果当局真的要搞什么“八荣八耻”，就应当知道，拒绝让这些老人回国，就是最大的耻辱。因此，我们呼籲各界关心流亡人士的回国权问题，特别是其中那些长着的处境，希望能够促使他们尽早可以有返回故土的权利人。

第三，今年是六四18周年，距离20周年只有两年的时间了。如果中共当局继续拒绝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继续关押异议人士，继续拒流亡群体于国门之外，我们应当在20周年的时候发起全球性的大规模的六四纪念活动，以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六四死难者和中共的极权本质，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样的活动，应当是庄严隆重，应当是海内外各地华人与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的联合行动，应当是可以给予中共以强大震撼的活动。，她不仅需要热情，也需要很多的协调.我呼籲，为六四2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现在就应当开始酝酿。所有海内外的民主力量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精诚团结，消除歧见，一起将这项工作做好。这是为了昨天的死难者，也是为了明天的中国。

王丹

2007.6.2.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李  怡：让六四烛火继续点燃

【2007年6月2日狱委讯】维权网报道/5月12日下午5点左右，上海维权人士、国际”住房权利卫士奖”获得者马亚莲女士被上海警方带走关押，直到28日晚上才被释放。 马亚莲女士被关押在某处一招待所房间。马亚莲因反对强迫拆迁维护公民权利而被劳教两次，曾经被公安人员打伤，靠拐杖行走，身体状况很差。这次被关押期间，拐杖被收走，而由于腰痛，彻夜难眠，只能睡两个小时。马亚莲向看守人员提出到医院看医生被拒绝，只好靠贴膏药维持。对当局的随意羁押违法行为，马亚莲多次提出抗议，并在极度绝望中，用手将玻璃窗打坏，致使手部受伤。 马亚莲是上海强迫拆迁受害者，她是大胆活跃的上访维权人士，上海当局一直对他进行监控。这次上海召开党代会，当局恐惧马亚莲女士进行维权活动，在不出具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其羁押，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严重侵犯了公民权利。我们强烈谴责上海当局使用黑社会绑架手段对维权人士的随意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