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五一”这个官方钦定的“黄金周”，全国人民集体大休假，搞得旅游景点处处人满为患，吃喝拉撒，污染加剧，臭味飘浮，环境受损不少。

不该凑这个热闹，但又无奈。这个假期我去了一个国家贫困县——千岛湖所在的浙江淳安县，与一个山村的中共最基层组织的党支部书记聊开了，他提到这个地方江泽民来过，朱熔基这个响大炮也来过，还有张德江、曾庆红也来过。我提到说现在的总理温家宝自称，全国2300多个县，他跑了1800个县，村支部书记却说“也是他吹牛吧”，他温家宝到过千岛湖吗？他发现农村农民遇到的真正问题吗？能解决吗？

我提到现在中央、省、市（地区）、县（市、区）和乡镇五级政府，那么多吃财政的人员需要人民养活，太劳民伤财，我就问书记：现在制度上设置的乡、镇政府的存在，还有没有必要？他回答说是没有多大用，但一旦撤消后“编制怎么办”，吃财政的人祇增多，不见减少，除了退休的，谁也不愿意下来。有的乡镇撤了，但这些吃皇粮的却又被并入其他乡镇继续工作，机构可以撤消，吃皇粮的一个也不能少。所谓机构裁减，总是做表面文章，治标不治本。

对于中国典型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状况，这名村里的方书记说，中国法律是一个特定的摆设，祇对下不对上，比如要求村里的计划生育、土地管理、村务公开、村干部收入公示、村财务帐目透明、零招待等等，似乎都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参照执行，但什么时候见过省里、市里的领导干部收入公示过？省里、市里什么时候实行过零招待？据专家测算，中国一年的行政机关吃喝招待费高达3000亿，公费出国、旅游达3000亿，公车消费达3000亿。以前人们经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换成了“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必须依照政策实行村务公开、零招待，而上面的乡镇、县市区、省政府和国务院，却是坚持将公款腐败进行到底，与专制皇帝时代的“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还提到土地私有化问题，记得我曾经与“向总理说实话”的三农专家李昌平聚过，他似乎反对土地私有化，现在村里的支部书记也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引发严重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农民，受教育水平差，文盲多，不懂法律，祇要家里有卖的，他们会因为孩子上大学、家人生病需要医疗等情况而不顾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可以卖掉，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卖掉，农民一旦失地，就什么也不顾了，就会真正影响社会稳定，怎么办，这都是头疼问题——既让农民保持土地私有权，又不能让他随便卖掉这个“命根子”，不知道总理温家宝对此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从现实看，中国的土地有两种，一种是城市土地，都是国有；另一种是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没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城市居民使用土地最长是70年，农村居民承包土地是30年，都不是温家宝所公开宣称的土地使用权“永远不变”。如果农民不能对土地有真正的私有产权，政府的权力随时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祇有给予或高或低的提地征用补偿款而已。举一个网上采集的个案材料，指杭州“圈地”36000亩，政府卖地成了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所以很多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被成为“土地财政”。材料显示，杭州市从1999年1月开始实施“土地公开拍卖制度”，从1999年到2001年，杭州老市区共推出商品房用地7859亩，而从1999年到2002年底，余杭区竟签订出让合同转用、征用商品房用地达31405亩，加上已经草签的合同，“圈地”总计达到36000多亩。这个数字超过了杭州老市区最近10年的商品房供地量。而这36000亩土地，基本上包括了余杭区所有紧邻杭州老市区的土地。这批土地绝大部分是非公开协议出让，价格大都在每亩7万—12万元之间，这个价格甚至低于杭州市旅游、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与些同时杭州市对外公开拍卖的土地成交价格约为300-800万元/亩，最贵的达到1800万元/亩。与此相比较，这36000亩非公开协议出让土地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白送。如果按最低评估价50-100万元/亩计算，一些城区的圈地者们至少侵吞了150-300亿元国有资产，其屯积的土地量大约是目前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储备量”的5倍。实质是官商勾结疯狂窃取公众财富，并透支了杭州的未来，吃祖宗饭，官商不倒，民无宁日（以上数据来源于官方网站：浙江在线-热土频道，这是首家揭露此事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也有报道）。早些时候，温家宝曾批示：“一些地方土地市场秩序混乱，非法占地、非法入市的问题相当严重，利用土地牟取暴利已经成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寻租’的手段。不少国土部门管理松弛，有的甚至执法犯法，给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可温家宝祇是看到问题的症结，却不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又是谁造成的，岂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遇到问题绕着走，回避问题吗？

政府遇到违法现象多了，尤其是制度原因造成的一些自身问题，从这点看，一个村党支部书记都看得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高层没有人公开提出呢？看来那些高层要员一个个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即使亡党亡国，他们也是祇顾自己发财，不管百姓疾苦。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对未来毫无希望可言。

首发北京之春

 

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文章的观点有多独到和精辟，而是由于武和平的身份特殊，这就像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广泛讨论，是因俞可平所谓第四代领导核心的文胆角色所致，而不是俞可平作为专家的观点鹤立鸡群。公安工作对于中共政权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对此，周恩来曾经说过一句话：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武和平作为公安部发言人，虽官位不过司局级，但作为全国公安的首席喉舌，公开谈论事涉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说明中共高层被迫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当然值得密切关注。

不过，武和平有关媒体监督的观点不是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讲，也就是说他并非正式代表公安部表达对于媒体监督的肯定与鼓励；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这篇文章的观点祇是武和平的纯粹私人看法，作为中共党员和公安部的现职高干，武和平不可能被允许随便表达个人独立观点，中共的家法历来是个人服从集体、人性服从党性、下级服从上级。私下聊天是一回事，公开发表文章是另一回事，根据一般惯例，武和平的文章即使没有得到高层（至少是公安部高层）的鼓励，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的，至少作为私下谈论的话题，这样的观点在武和平所处的那个圈子里已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言。

对于武和平的文章，民间有两种态度：一是叫好；二是认定为中共再次忽悠民众，仍不过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倾向于认为武和平的文章是有诚意的，其具体论述也比较到位。民间对官方的不信任是中共长期的所作所为所致，责任不在民间，但在积极的意义上，信任是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民间对官方的彻底怀疑，与官方对异议者杯弓蛇影的防范与打击一样，基于长期积累的情绪对立，一方面，这种不信任使我们可以识破中共顽固派的种种谎言和骗局，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我们忽视一些积极的信号。

武和平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李毅中的“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祇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乃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的“反对将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都说明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下，中共内部的理性力量开始反思六四之后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这些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共曾经铁板一块的官权开始产生某些松动（或已具备了松动的现实可能），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尖锐矛盾已经使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都出现前所未有的茫然，在中共内部，除了那些毫无社会责任感、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人之外，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以现代意识思考当代问题，开始懂得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种认识既非西方国家强加的结果，也非异议人士的观点突然被接受，而是中共官员在现实操作中逐渐意识到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没有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他们的工作就会越来越没有效率，就会越来越没有意义。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

如同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武和平的文章也持一种四平八稳的文风，其立论的基础是执政为民的假设性前提，结论则依赖“让媒体说话会帮助我们改进我工作”这样的实用性因果关系。因此，他们所谈论的民主、舆论监督和我们所说的不同，这使他们无法将自由、民主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层面上去认识。但无论如何，这种务实和理性的声音，可以使面对复杂矛盾冲突的中国在变革来临之前，在舆论上形成一种和平过渡的可能。对此我们应加以肯定，不管其本意究竟是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给奥运的召开减少国际压力），祇要他们肯定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理念，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我们也要高声喝彩，对专制势力来说，他们最怕的不是枪炮，而是每个人都出声说话，俞可平和武和平这些官员讲民主和舆论监督虽然不可能达到自由主义者的层次，但作为现职官员，却比异议人士的自由民主呼吁更容易被民间效仿，跟在异议者的身后喊民主、喊言论自由可能被抓起来，但跟在俞可平和武和平之后风险会小得多吧！当足够多的民众开始说民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行动，现代社会中，民主往往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而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中国已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孤立存在，同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之下，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专制统治，民主社会是一定会来的，而我们将以何种模式来完成这种转变？我以为，任何可能都不应被否定，也就是说，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之下，中共内部并非不可能产生健康、理性的力量，与民间一道来完成中国民主事业的伟大变革。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在提高，必然会影响中共党内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必寄希望于胡锦涛或其他某一位高官，但完全可以预言：中共党内（当然也包括中共高层）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即使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与我们不同，但在大方向上，祇要趋向于认同自由、民主思想，就会成为民主变革的组成力量。

当然这种变革的首要前提仍然是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压力，否则，即使中共内部出现开明和理性的力量，仍无助于社会的根本变革，毕竟中共是一个有80多年专制历史的政党，在其结构组成中，顽固抗拒民主潮流的力量不可低估，中共历次政治斗争的结果都说明，谁更具专制的决心和手段，谁就会在斗争中获胜，而中共的权力结构更具有一种特殊的病态，那就是，借助于这种结构做坏事易，做好事难。以武和平先生为例，身为公安部发言人，他就很难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呼吁媒体加强对公安工作的监督，而祇能在《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试探；作为负责公安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泛泛地要求政务公开，却未必有能力揭露他所了解的某个省、某个地区的警察腐败；当一个普通公民遭受警察非法侵害时，他几乎不可能指望武和平帮助伸冤（如果武和平有此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案例），仍然需要通过公民个人的努力来维权。也就是说，当官员以半官方的身份认可或肯定民主、人权、媒体监督的时候，他们并不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面对专制政体的意识形态惯性，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地把握语言尺度，而民众的一次次的维权行动，却从每一个角落对专制政体的运作形成压力，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才是最终吞噬专制力量的海潮。

公安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最高公安机关的发言人，武和平先生本是舆论监督的对象，如今作为一种开明之举，武和平主动而且公开地肯定媒体监督并愿意接受媒体的善意批评，按一般情理来说，负责舆论监督的部门，应该可以放开手脚对公安工作加以监督了，但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除了武和平并非以正式官方身份发言的因素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宣传系统才是掌握言论尺度的部门，而它们却一再加大对媒体的控制力度。对于媒体监督的空间来说，武和平的话是不算数的，在这一官权范围内，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的话可能都比武和平更有权威，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即使公安部长出面苦求，宣传部门也不会放开手脚，对中共来说，公安的形象不仅仅是公安部的，更是这个党的，放开了对公安的监督，其它部门、其它系统怎么办？如果仅仅放开言论却没有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跟进，民众的不满一定会让天塌下来，这一点武和平没有看准。

于是便会出现这样一种荒诞的情形：掌握极大权力的公安部门赞同（至少不反对）媒体监督，媒体却自废武功，不敢进行监督。中宣部仍然会继续压制言论自由，武和平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并不会真给媒体带来说话的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仍然需要一个一个的李大同、章怡和、李方、昝爱宗、焦国标去争取，需要一个又一个独立写作者去争取，需要一次次的网络发帖和跟帖来争取。

言论自由的权利，最终表现为说出当政者不让说的话（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胡平先生就已经指出：说当权者喜欢听的话，那不叫言论自由），其中也包括武和平不让说的话——不在他所理解“善意批评”范围之内的话。在争取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要比俞可平、武和平们走出更远。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此，其它的公民权利也是如此。我们的声音可能没有权威，却有直指人心的真实与勇气，这会确保我们走到最后。

首发北京之春

 

一年多前，大陆媒体发表了一家西方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一次全球性调查。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80％的中国民众对现状感到满意；而美国、日本、德国和俄国的民众对现状满意者却都祇在30％左右。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应当怎样解释呢？记得几年前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一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裔学者宣读了他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按照他的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竟然高达70％。这个支持度也大大地高于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我当时就问他：你这项调查结果，共产党相信吗？如果它相信，它为什么还要对异议活动和维权活动严厉打压呢？这位学者无言以对。

这里首先有个问题，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选举的地方，我们如何判定那里的民众是不是对他们的政府满意，是不是支持他们的政府。我们知道，“支持”是指在选择的基础上对某一事物所公开表示的一种肯定态度。它是意志的一种主动状态。“支持”是相对于“不支持”、相对于“反对”而言的。换句话说，祇有在人们可以不支持和可以反对的情况下，支持才是有意义的。在当今中国，人民对政府没有反对的权利，没有选择的权利，因此问中国民众是否对政府满意，是否支持政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尽人皆知，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个压迫性的专制政府，你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政府，那是不是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专制？支持压迫？假如说，明天中共宣布说它不专制了，不压迫了，难道大多数中国人反而会不满意，反而会起来抗议吗？这怎么可能呢？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确实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如果明天中国开放选举了，共产党还是会赢得多数票。我的答复是，且不说这种估计是否正确，问题是一旦共产党开放选举，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实现了自身的转型，纠正了它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算多数人会支持放下屠刀后的明天的共产党，那绝不等于他们同样会支持手拿屠刀不放、还在杀人行凶的今天的共产党。这两者的区别不是很明显的吗？

上述那家西方民意调查公司在中国的调查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进行的，鉴于中国城乡差别相当大，故而其调查结果必须打折扣。此不待言。另外，连许多西方学者也知道，在中国做的民意调查常常有水份，因为受访者习惯于给出正面的回答。因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专制压迫之下，平时说话就不得不小心自律，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这样，即便是面对西方人的民意调查，按说一般是不会危及自身安全的，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往往还是那套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不少人甚至到了自由的西方都一时改不了这种习惯。如果在公众场合或是对陌生人讲出几句所谓反动话，明知没有危险，明知讲的是心里话，却依然感觉怪怪的，怕怕的。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一批当年的右派和右派的后人联名上书向当局索赔。既然当局自己也承认反右犯了“扩大化”的错误，99％以上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因此即便站在当局的立场，索赔的要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知道，当年的右派至少有50几万，再加上他们的后人至少有几百万。另外，有不少当年的右派如今身居显位，像朱熔基甚至当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理说，这场索赔运动可以造成极大的声势，在政府内部也会得到广泛而有力的呼应。但事实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签名的祇有1000多人，几位发起者还受到当局的骚扰恐吓。试问，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和他们的后人，尤其是那些身居显位、当上了这样或那样精英的人，为什么不响应不签名呢？是他们认为索赔的要求不正当不合理吗？是他们患了健忘症或失去同情心吗？不是，当然不是。说到底，他们是恐惧，恐惧当局给自己找麻烦──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当局不满、不信任和不认同。至于说其中某些人却要摆出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表示自己对现状很满意，表示自己对当局很支持，那不过是苟且而已。

我曾经指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祇要你不去追求什么自由民主，祇要你不去计较什么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祇要你对强权的恣虐不再愤慨，祇要你对他人的苦难不寄同情，生活原来并不沉重，它甚至还可以很安逸。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事实上，祇要你还感觉痛苦，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沉沦——这很可以当作我们衡量当今社会沉沦程度的指标。我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也很可以当作我们解读当今中国民意的一个指标。

首发北京之春

 

两会刚过， 祇是因为温家宝谈到了民主， 海外定期发作的期待中共开始推行民主之梦又开始占据媒体主流了。然而，3月1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著名异议作家力虹（张建红）先生6年徒刑，这一判决不仅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也超出了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对力虹的指控，显然属于“从重从快”的政治判决，完全蔑视了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对力虹的重判，是继师涛、张林、郑贻春等人案件之后的又一次非法政治判决，在一审判决之后，吸收力虹先生作为会员的独立中文笔会发出了《关于会员张建红被判重刑的抗议声明》，除指出这一判决的非法和颟顸之外，声明还呼吁司法当局迅速纠正祇得一判决结果，无条件释放力虹，并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对异议作家和公民进行政治和司法迫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张林、杨天水、严正学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而遭关押的人士。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这样的呼吁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以言定罪”的现象，中国的言论环境仍然险恶。

那些对所谓的开明专制有所期待的真的应当丢掉幻想了。 要知道， 开明专制的核心还是专制二字， 所谓开明， 祇是对专制的一种修饰。 而这种修饰性的东西， 它的特点， 就是今天想做就做， 明天不想做就不做。 那并不是有制度作为保障的真正的开明。力虹的案件审判是铁的事实， 而温家宝的开明言论毕竟祇是言论， 请问， 我们到底是要相信事实还是要相信嘴上说说的东西呢？

首发北京之春

 

上个月17日至19日，中国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爆发了五万名群众围攻官署的暴力冲突事件，一共有七个镇政府被砸、被烧，事发之后中央及广西省的高层立刻进驻了博白县进行镇压，但23日玉林市容县自良镇又再度发生群众围攻镇政府的事情。事实上，自2003年至2005年，民众示威、抗争活动发生的频率、规模和参与的人数，每年平均增加15%至18%.中国社会骚动不安的情势比其经济成长的势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胡锦涛国家主席就任以来，中国享受史无前例的快速经济成长，但中国对人权的迫害、对各种基本自由包括言论、新闻及信仰等自由的打压也是史无前例。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全世界羁押新闻记者最多的国家，而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网际网路进行管制与审查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公安部有30万的网路警察随时监视中国网路的活动与内容，在标榜知识就是国力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完全是无法想象的。

再过几天就是“6.4”天安门事件18周年，这18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党专政的极权独裁，以及对自由民主无情的打压。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就如同月亮一样，有其光明皎洁的一面，但也有它始终保持黑暗的一面。中国并不是没有恶劣的人权纪录，中国的社会也不是平静无波，很多人只是不愿面对真相，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当成藉口、挡箭牌，极力回避中国不民主、不自由，甚至不人道的事实。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前两年，台湾解除了戒严，正式挥别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为全世界的华人社会走出一条民主的道路。虽然这一条路走来并不平顺，很多地方也还在学习与摸索，各种的杂音或纷争在所难免。因此，有人就质疑台湾是不是花太多的心思在民主之上，而忽略了经济的成长。其实，民主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套价值的理念，民主是涵盖政治、社会、经济与精神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民主与经济是不能够切割或对立起来的。

有太多的历史证明，一个富强而不民主的国家，往往是最危险且最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不论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与德国，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一次又一次的证明，经济快速成长与威权独裁统治的结合最后就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追求霸权。

一个威权独裁的国家，由于缺乏人民与国会的监督，为了转移社会内部的矛盾，始终是倾向好战，所以美国布希总统一再强调我们必须追求一个更民主的世界或是一个更和平、更安全的世界。

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每一年的军费支出都呈现两位数字的成长，不但高过经济成长的速度，也更远超过中国自我防卫的需要。中国已经从区域大国积极朝向全球军事霸权而迈进，这对中国，同时对全世界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一句俗话“祸福相倚”，中国的经济能够不断的繁荣，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能够获得持续的改善，这是人类历史重大的成就，但如何善用不断增强的国力、如何从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中记取教训，透过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使中国从潜在侵略、攻击与破坏的角色，转化成和平、安全与建设的力量，是值得中国政府好好思考的，才能为中国人民、甚至是台湾人民与全人类创造更大的幸福。

【2007年5月31日狱委讯】博讯30日晚11点最新消息：警方正搜查孑木（孙林）的家，四处乱翻。楼外都是便衣。孑木的上小学的女儿被亲属接走。 博讯稍早报道：博讯刚得到消息，孑木在6点多在食堂吃饭时，来了大批便衣警察，将孑木和太太何方带走。何方后来放回，但公安占据他家，无法与外界联系。同时，他家楼下增加了公安人数。 博讯呼吁执法部门依法办事，更要尊重中国宪法。据我们了解，孑木揭露的城管打人事件，至今城管肇事者仍未处理。南京拆迁逼死人命的负责人仍在位，南京当局保护坏人打击良心人士的做法，是社会不稳的因素。 博讯目前认为，此行动是南京地方当局一意孤行。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央当局下这样的命令，博讯公开采访的记者对报道是负责的、理性的。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约翰·肯尼迪

一架飞机的残骸

史帝夫看着被风霜雨雪逐渐消磨的残骸，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尽管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任务，在这人烟罕至处丧生，人们都应该为死难者在这里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1998年，在美国内华达州长大的史帝夫·瑞锐去爬查尔斯腾高山。在接近四千公尺高的南峰处，他再度经过一堆飞机残骸。这堆飞机残骸，从他有记忆开始，就在这里了。小时候疮痍满目、遍布山坡的焦铁废块，经过几十年登山客的淘取，已经少了一大半。

史帝夫看着被风霜雨雪逐渐消磨的残骸，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尽管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任务，在这人烟罕至处丧生，人们都应该为死难者在这里立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立碑，他就必须一一找出死难者的名字。下得山来，他带领一群少年童军开始四处打听这些残骸的来历；足足打听了一年，没有人知道。1999年，从一本写查尔斯腾山自然史的书中，他发现了一个记载：空难发生在1955年11月17日，机上14人，全部丧生。

他让少年童军马上开始搜寻旧报纸，从出事次日的报道得知那是一架C-54，从加州伯卞克城起飞。封锁现场的是美国空军，但是空军对媒体的询问讳莫如深。

伯卞克是洛克希德制造举世闻名的U2间谍侦察机的地方，难道这架飞机和中情局的秘密任务有关？史帝夫和他的少年童军开始了一连串抽丝剥茧的电话探询。洛克希德接电话的职员记得1955年正是该公司在紧密研发U2的时候，承诺一定协助找出真相。几天之后，职员回电：那一架C-54正是从洛克希德机场起飞而出事的飞机，机上14名全是跟U2机密有关的人员。研发U2是中情局的业务，职员建议史帝夫和他的童军直接去找中情局。

中情局告诉史帝夫，整个五零年代的U2档案，刚好在1998年解密，他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当年列为最高机密的资料。史帝夫终于找到了答案：中情局为了不曝光地运送U2零件和人员到试飞实验场，从1955年10月起开使启用C-54，才一开始，这架飞机就撞山了，机上是U2的研发设计师和中情局的人员。

2000年11月，中情局把飞机的原始失事鉴定报告以及死者名单寄给了史帝夫。

一名童军的祖父刚好是当地的议员，听说了整个过程，遂和其他议员发起一个提案，要求美国政府为所有在冷战期间为国牺牲而沉默的勇士们成立一个冷战纪念馆。

没有声音的人

主持典礼的将军致词时说，“国家在五零年代对于弗朗西斯和他的同袍们所要求的，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国家要求他们在那个危险的年代里飞进莫斯科──孤独一人，没有任何武装，还要求他们表现出无所畏惧！”

呼吁成立冷战纪念馆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叫葛瑞·包尔斯(Gary Powers Jr.)的人。他说，“我们美国人对于为自由而战死的勇士们总是给予极高的荣耀，但是对于冷战，却毫无表示。冷战，长达50年，牺牲了数千勇士的生命，花费掉上兆的金钱，改变了历史的轨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强权。但是今天的世界却对冷战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冷战中牺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在1945到1977年间，美国有40多架秘密侦察机被击落，牺牲者却从来得不到一丝的荣誉或感谢。”

美国人知道包尔斯这个名字，是因为包尔斯有个有名的父亲——弗朗西斯·包尔斯。小包尔斯五岁那年，1960年5月1日，他的父亲驾着美国最新的科技成果U2侦察机潜入苏联领空1300英里，然后被萨姆弹击中，弗朗西斯被俘。30岁的弗朗西斯在公开审判中表示“忏悔、认罪”。被关了两年后，美苏剑拔弩张的冷战期间有名的一个镜头出现了：换俘。弗朗西斯站在柏林格林尼克桥的东端，美国所逮捕的苏联间谍阿贝尔站在桥的西端，然后两人同时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祖国。

美国人民对被释放了的弗朗西斯责难有加：他为何不自杀？他为何不毁掉飞机？他为何承认有罪？他为何如此怯懦？弗朗西斯黯然离开了中情局，在1977年驾驶民用直升机时坠机身亡。

2000年5月1日，纪念弗朗西斯被苏联逮捕40周年，在新的U2基地，美国空军追赠十字勋章给弗朗西斯。主持典礼的将军致词时说，“国家在五零年代对于弗朗西斯和他的同袍们所要求的，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国家要求他们在那个危险的年代里飞进莫斯科——孤独一人，没有任何武装，还要求他们表现出无所畏惧！”

很多人支持小包尔斯的呼吁和奔走。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说，“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大的国际冲突，也是人类近代史上最长、型态最特殊的一种战争。”普利策奖得主、专栏作家克劳汉莫说，“冷战纪念馆不需要宏伟，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小的教学馆，一个长廊献给那些英雄——杜鲁门、丘吉尔等，一个大厅献给阵亡者，也就是那些无名无姓的谍报员。”

纪念典礼结束时，一架最新的U2漂亮地掠过天空，表示致敬。小包尔斯安慰地说，父亲的荣誉，总算是得到公平的对待了。

在我读书玩耍的时候

冷战中，兄弟阋墙，成为全球战略的棋子。同时，在黑猫黑蝙蝠侦察机下面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同样沉默无声应该被感念、被致敬的牺牲者呢？

两年前，我到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第一次听到“寡妇村”的名称。说的是，新竹是空军基地，飞行员常常一去不回，因此哪天暗夜里一家传出哭声，整个村子都会哭。我没太在意，只是稍觉奇怪：又没打仗，哪来这么多飞机掉下来？

可我也看过飞机坠落的。那是战斗机，从天空卷起一股浓烟一头栽进茫茫漠漠的玉米田里。乡下的孩子们奔过去捡拾看不出名堂来的碎片。

是在新竹，我第一次听到“黑蝙蝠”和“黑猫”的名字，而且从一个开过战斗机的飞行员口中听到，从新竹基地升空到对岸，只要六分钟。是在“清大”，北院教授宿舍要搬迁，我才听说，原来“北院”曾是美军顾问团的宿舍，而美军顾问团和美国中情局的白手套“西方公司”有关，“西方公司”就在东大路。这时，我还没听过U2这个词。

凤凰卫视制作的“台湾天空的秘密”今年4月播放，我才恍然大悟这些道听途说的蛛丝马迹和“我”的关系：

“民国四十四年”我3岁时，“黑蝙蝠”开始执行任务，到大陆低空飞行，摄取情报。到我15岁时，他们的任务才结束。弗朗西斯的U2在1960年被击落之后，美国不便再进入苏联，没几个月就把两架崭新的U2运到台湾来，让台湾最优秀的飞行员潜入大陆，以高科技探察对岸的军事设施、核子试场、国防能力，任务一直执行到我大学毕业那一年，1974年。

原来在我读书玩耍的时候，黑蝙蝠中队的年轻人出机800多次，10架坠机，148人丧生，那是全体队员的三分之二。原来在我准备层层考试要出人头地的时候，黑猫中队的年轻人一次一次地夜航U2，一半的队员死亡，两个人被俘虏。原来在我读书玩耍成长的时候，和我同龄的人，有些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父亲，而且他们的母亲还不能公开哭泣。

我赶忙补做功课。原来，在全球冷战的年代里，这些军官以生命猎取情报，把情报交给美国，换取了美国对台湾的长期援助。原来，是黑猫和黑蝙蝠所获得的情资，使美国掌握了中国的核武发展进度。原来，是这些人的牺牲，使基辛格证实了中苏边界在六零年代末的紧张而积极地拓展美中建交。原来，是这些飞行员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天空里秘密穿梭，和弗朗西斯一样，“改变了历史的轨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强权”，为的是换取台湾的生存空间。

冷战中，兄弟阋墙，成为全球战略的棋子。同时，在黑猫、黑蝙蝠侦察机下面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同样沉默无声应该被感念、被致敬的牺牲者呢？

对冷战一无所知

我发现我竟然和小包尔斯一样想发出呐喊：“今天的世界对冷战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冷战中牺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

我的功课很快就把我引到了叶常棣、张立义这两个名字。

叶常棣，1960年执行第三次高空侦察任务时于江西上饶被地对空飞弹击中跳伞被俘，在医院抢救中，医生从他身上取出59块导弹碎片，此后备尝艰辛。18年的生死离别之后，于1982年被释放到香港，台湾当局却不接受他回乡，最后由美国中情局安排他赴美居留。18年间，妻子改嫁，人事全非。到1990年才被准许回到台湾。

张立义，1965年于内蒙古遭到飞弹袭击，跳伞被俘。十几年之后与叶常棣同时被释放到香港，同样不被台湾接受，由中情局收留，接往美国。家庭折裂，青春毁损，人生不可回转。

还有那些根本不曾解密的、我们还不知道真相深浅的痛苦和牺牲：随着美国对U2的解密，黑猫中队的殉难者信息打开了，但是黑蝙蝠的历史，牵涉到空投谍报员，仍旧盖在黑纱中。巫毒中队的情况，社会知道得更少。知道得少，我们根本无从去认识那隐藏的悲剧和喑哑的委屈。

还有那些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叹息的人。我们的社会何时对这些沉默的牺牲者道过一声感恩的“谢谢”？

我发现我竟然和小包尔斯一样想发出呐喊：“今天的世界对冷战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在冷战中牺牲了生命的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

亚细亚的孤儿

当年英气逼人、出生入死的勇士，今天即使幸存，也已垂垂老矣。在他们全体带着寂寞的历史离去之前，让我们挽住他们，谦卑地说一声“谢谢”吧。

“清华”思沙龙的学生在我研究室里默默地看完了“台湾天空的秘密”。

我问，“怎么样？”

我不太确定他们会怎么反应，因为，不是整个社会都在说，今天的年轻人是没有思想的“草莓族”，反抗深刻，崇拜感官，对历史茫然。

可是他们很诚挚地说，“超感动。”

如果这个政府不去感念他们最勇敢的子弟们，如果这个社会不懂得疼惜和尊敬自己最沉痛的历史，那么就让年轻人扛起来吧。“清华”的学生决定由他们来对这些沉默的勇士们表达敬意。他们分工合作搜索数据，编辑手册，设计海报，发放传单，同时用各种方法搜集黑蝙蝠和黑猫队员名单，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耙梳线索，去发出邀请。被击落的10架黑蝙蝠飞机中，只有3架被找了回来，死亡33年之后，烈士的骸骨回到故乡。学生们寻找烈士遗族，希望把他们请来“清华”。在打电话之前，学生还彼此研究要如何对遗族措辞来表达自己的诚恳。他们讨论时极认真，极严肃。

史帝夫的少年童军，在寻找那14个死难者的名字时，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纯洁的理想和热情呢？

我打电话给罗大佑，问他，“听过黑蝙蝠这三个字吗？”

他说，“没有。”

于是我把历史和学生希望对历史致敬的心意告诉他，希望他6月5日晚上到新竹来，献一首《亚细亚的孤儿》给那个残酷又悲伤的时代。大佑静静听完，说，“我去。”

我给诗人向阳写信，问他愿不愿意挑选一首他自己的诗来新竹朗诵，用闽南语，纪念那个苍凉的岁月？

数日之后，在一个宁静的凌晨，他回信：“我为黑蝙蝠特别写了一首诗。”

当年英气逼人、出生入死的军人，今天即使幸存，也已垂垂老矣。在他们全体带着寂寞的历史离去之前，让我们挽住他们，谦卑地说一声“谢谢”吧。

是的，我同意肯尼迪所说的：

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转眼之间，天安门屠杀过去已经十八周年了。两年前，当我三十二岁的时候，为了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六周年，写过一首名为《我的生命被这一天分成两半》的诗歌。在那首诗歌中，我回到了十六岁的青涩岁月，那个刚刚升入高中的炽热的夏天，那个突然之间降临的成年礼。当年，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另一个十六年过去之后，天安门屠杀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那些被杀戮的灵魂依然在旷野里漂泊。

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前夕，似乎没有什么热点能够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狂热的股市和高企的房价吸引了大部分国民的注意力，大学生们为日益艰难的就业忧心忡忡，知识分子满足于小康生活。今年“六•四”前夕，惟一的“亮点”居然是中共在香港的“儿子党”民建联的主席马力，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发表否定天安门屠杀的高论。此高论引发了各界人士愤怒的声讨。如果不是此次马力的非议，我真不知道香港的教科书中对“六•四”事件秉笔直书；如果不是马力关于“人”与“猪”的超然的联想，恐怕不会有那么多媒体继续对“六•四”这个老话题发生兴趣。马力想拍北大人的马屁，没有想到却拍到了马腿上。北京当局其实并不愿意任何对“六•四”事件说三道四，就好像一个大小便失禁、肮脏不堪的土匪，旁人想讨好他，便大声对四周的人说：“看啊，这位先生多么干净！他的身上一点臭味都没有！”结果会怎样呢？这个浑身臭气熏天的土匪，一定会掏出枪来崩了这名不识时务的马屁精：“你这不是在讽刺我吗？”在潮水般的批评面前，北大人继续保持沉默，民建联副主席却已经开始“窝里反”了——为了“党”的利益，“主席先生”可以被抛弃。看来，马力先生的仕途就此终结了。

此次马力的奇谈怪论，引发了我对言论自由与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的思考。二零零六年，联合国大会在大屠杀纪念日专门通过法案谴责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除了伊朗之外的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均投票赞成。与此同时，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正努力在欧盟通过关于否定纳粹大屠杀即是犯罪行为的法案。此前，已经有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因为多次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在奥地利被捕入狱。由此可见，言论自由是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不能挑战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我期盼着有一天该法案的内容继续获得延伸，将否定所有大屠杀（当然包括天安门屠杀在内）的言论均定为犯罪，并且法案的实施范围覆盖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那样的话，包括马力在内的那些企图否定天安门屠杀的人士都将锒铛入狱，为其漠视人类的生命、侮辱死者的亡灵的可耻言论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是，我也深知，那一天的到来还将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政权被西方所唾弃的日子里，在八九十年代之间苏联东欧剧变的日子里，海内外的华人都乐观地估计中共的垮台为期不远。两年前在美国逝世的刘宾雁先生经历过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应当说是“知己知彼”，当时即预计中共政权在三五年之内必寿终正寝，却未预料到中共会比他的寿命更长。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居然在十八年之后，天安门屠杀依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其实，十八年的时间未能涤清历史的血污，并非独有天安门屠杀是如此。台湾的“二•二八”屠杀、匈牙利的反共抗暴起义、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均经历了三四十年的隐忍与记忆、申诉与抗争，方才让真相得以揭示、让正义得以伸张、让死者得以安息、让家属得以慰藉。在那漫漫的长夜、在那黯淡的低潮里，那些对公义和良知没有绝望的人们，依然在坚守着那片精神的高地。他们的血肉之躯固然无法战胜坦克和机枪，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从未沦陷过。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在国家台湾文学馆中，曾经看到在白色恐怖时代里，被捕入狱的作家们为“二•二八”事件写下的诗歌。在那些发黄的纸张上，在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中，我看到了如鹰展翅腾飞的灵魂。一位台湾作家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过希望，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在记忆、在写作，很多死者的名字丢失了，很多死者的名字也被记载下来，我们一直在竭尽所能。”是的，他们有理由享受今天的阳光灿烂，因为在暗夜里他们从来不曾昏昏睡去。

耐心比激情更加可贵。在这场漫长的历史角力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匹夫之勇、不是口舌之强，我们需要的是坚韧、记忆和承担。只有那些脚踏实地地流泪播种的人，才有欢欢喜喜地出去收割的未来。这是一场考验耐心的战斗，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我们必须正视中共政权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强大、更加长寿的事实。在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数量最大的廉价劳工，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产品生产地。源源不断的外资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因而呈现出一副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共政权的腐败比八九年前夕加剧了千百倍，却并没有让中共的统治走向崩溃。扭曲的市场经济、严酷的政治控制与窘迫的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奇观。忙着挣钱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对十八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不感兴趣，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不是靠几声“打倒中共”的吆喝便可以实现的，更不能企图发起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一种崭新的历史逻辑。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民间本来积累了巨大的道义资源。中国不像台湾那样存在着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对立，不像匈牙利和捷克那样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外国军队所占领，也不像南非那样因为肤色而差异制定出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这种道义资源更为纯粹，也更有普遍性，更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群的认同。但是，十八年之后再回头检视，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当年死难者用生命和鲜血所换来的道义资源，已经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全部流失了。那么，这一道义资源为何会如此迅速地丧失掉了呢？

对此，我们理应深切地反省，“天安门前一代”、“天安门一代”和“天安门后一代”都应当反省，没有谁有资格置身事外。完全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和西方世界的“见利忘义”，无助于改变我们当下的处境，而只能让我们越来越像怨妇一样自言自语，越来越像蜗牛一样缩回自己的硬壳之中。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地更好？再换一个角度来追问：究竟有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以耐心和勇气寻求公义方面，有三位女性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我特意写下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在向她们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与她们风雨同行。

第一位女性便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在大屠杀之后万马齐谙的肃杀气氛中，痛失爱子的丁子霖女士选择了勇敢地说出真相，成为第一名公开面对媒体的难属。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监控、打压与侮辱之中，她仍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死难者名字和事迹的搜集整理，以及对难属群体的救援与安慰这一永无尽头的工作。丁子霖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她谦卑、低调而温和，却在原则的问题上寸步不让。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不仅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谴责当局杀戮民众的暴行，而且敢于戳穿那些所谓的“革命家”看似“政治正确”的狂想。在她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至为宝贵的，没有一个生命应当成为某个宏大理想的牺牲品；在她看来，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是不可忽略的，没有一个普通人可以被当作炮灰来对待。丁子霖女士如同黑夜里的烛光，如同压伤的芦苇，她和难属群体们一起站成了当代中国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第二位女性是钢琴演奏家杨逢时。“六•四”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年轻美丽的杨逢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准备她的博士汇报演出。如果不与天安门事件发生密切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在蜚声国际的芝加哥大学音乐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女性，杨逢时肯定能够经常回国演出，她的音乐也将为她带来在国内的巨大的声誉。但是，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她的生命道路也为之而改变。从此，杨逢时每年在芝加哥举办一场纪念“六•四”的音乐会，一直坚持至今。为此，她被中共当局拒绝入境，甚至不能回国服侍重病垂危的父亲。杨逢时说，她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一个基督徒和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良知，她从来没有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她组织的这个音乐会几乎是她一个人的音乐会，更是她与所有“六•四”受难者共同的音乐会。十八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白驹过隙，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却是不可忽略的一段，杨逢时用她的音乐定格了历史，也彰显出一名信仰者和艺术家良知的高度。

第三位女性是有一小半中国血统的歌唱家迪缅。我曾经在华盛顿见到过这位浪漫的行吟艺术家，也听到她亲自演唱那首特地为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们谱写的歌曲——《留住梦想》，这首歌曲被用来命名她的个人网页。其中，有几句歌词这样写道：“我听到了痛苦的哭泣，望着他们倒下死去。一个梦想变成噩耗，灵魂陷于绝地。部分的我已然死去，但那梦想依然挺立。留住梦想，守护它在我心里。有一天我将看到它的实现，我守护梦想在我心里。”这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歌者告诉我，这是“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她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写的歌曲。中国的梦想如此美丽，纵使历史可以重写、人们必须沉默，但只要梦想不死，它就能一朝奇迹般生效。于是，她给中国歌唱，请中国留住梦想。记者北明如此评论迪缅说：“这个被中国丢失的女孩和她的美丽，值得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类拾起、珍藏，她的歌值得所有心灵倾听。”当中国大多数人都失去梦想的时候，迪缅却用歌声提醒我们留住梦想。

我在这里写下这三位女性的名字和故事，也有志于像她们一样参与到寻求公义的事业之中。“六•四”不是某些特定人群独占的专利，而是所有热爱自由并追求自由的人的共同财富。在这三位普通女性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单纯、清澈、高贵与坚韧。十八年来，在这面已经不再鲜艳的旗帜下，多少人来了又离开，多少人慷慨激昂又销声匿迹，多少人希望从中渔利又被更大的利益所吸引过去。十八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而这三位柔弱的女性，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她们用文字、用音乐、用眼泪、用耐心与勇气、用嘴唇和心灵，继续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看看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究竟在哪些地方缺席了；看看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便可以收拾行囊、重新上路。

十八年，是开始与结束之间的一个驿站；十八年，是一个婴孩成年所需要的时间；十八年，我们的耐心和勇气刚刚通过最初的测试。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旧金山康郡，旅途中

首发民主中国

 

再过几天，就是“六四”十八周年忌日了。十八年了，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步入成熟的中年；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也已长大成人。但是，一方面，历史的伤口依然没有愈合，无辜亡灵和难属们仍然没有得到公正，政权那残破的合法性也无从修补；另一方面，枪声播下的仇恨种子，依然在萌动，挣扎着破土而出，为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增添动荡纷乱的隐忧。

朝野共识

“六四”悲剧发生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定会平反的。甚至中共的高级官员，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去世之前也说，“这是我们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中共老一辈高级将领张爱萍等一大批人，早就提议为“六四”平反；中共前副总理田纪云也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解决六四问题；“六四”镇压的核心决策者邓小平，似乎也不认为这场镇压有多少道义合法性。当年，他下令镇压主要是基于功利目的，即：要“维持20年稳定”。“六四”后不久，“六四”问题的定性就由“动乱”、“暴乱”改为“政治风波”，也反映了中共政权的道义劣势。

十八年来，“六四”成了一种禁忌，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政权的心虚气短。比如，“六四”后的几届领导人都对六四讳莫如深，在外交场合和回应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向前看，要维护稳定。没有一个人理直气壮地强调镇压是合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认定“六四”镇压在道义上的非法性，是一种朝野共识，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出反驳的理由。

那么既然如此，“六四”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执政党的忧虑

“六四”性质太恶劣，后果太严重了。一个国家出动武装部队，开着坦克对上百万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造成至少2千人死亡，这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是76年“四五”运动期间连“四人帮”都没有干出来的事情。执政党决策层担心，一旦公开平反“六四”，不但当年参与决策的领导人要被清算，甚至党的执政地位也会被动摇。一旦政权易手，特权集团的利益将化为乌有，国内政局可能陷于纷乱，国家和平发展的前途就毁于一旦了。因此，对“六四”只能实行鸵鸟政策，采取两个字的办法：一曰拖，二曰瞒。拖到何时算何时，能瞒多久瞒多久。

我们不能不承认，执政党的考虑是有其现实性的，但却是一种短见。作为大国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令人遗憾的。试问，这么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长久拖下去、瞒下去么？拖得越久，瞒得越深，仇恨不能消解，最后的总爆发不是越剧烈么？

解决“六四”问题的一个支点

笔者认为，任何思维都有盲点，执政当局的隐忧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并不正确。以邓小平之睿智，当年也只敢说“保证二十年稳定”，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是暴力压制民心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难道当朝衮衮诸公比邓小平更聪明？更有远见？现在，离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还剩下两年时间，正是启动“六四”问题和平解决的最后时机。“六四”后去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也说，“‘六四’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没出麻烦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麻烦以后解决要好”。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平反六四的权威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另一六四元凶李鹏，掌权时就臭名昭著，目前也已经离休五年。另一方面，经济高增长还能维持，社会稳定还能保持，民间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开启政治改革为海内外所期待，所以，中共现政权已经有了解决历史欠账的好时机。如果不在目前局势尚有利的情况下主动着手解决“六四”问题，丧失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恐怕将万劫不复。

其实，如果执政党主动解决“六四”问题，非但不会导致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反而会带来官民双赢的局面，既对得起死者和历史，也对得起子孙和未来。只要找到一个支点，和平解决“六四”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支点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解决“六四”问题。

首先，做出“六四”镇压的决策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89学生运动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去世引发，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倒，要民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改革开放。并不存在什么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预谋和策划。后来对“六四”学生领袖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审判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可以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和平请愿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那么，对这样一个要求实行民主法制、反对腐败专制的和平请愿有什么法律依据进行镇压呢？

历史的烟尘散去，真相渐渐显露。对学生请愿作出动乱定性的四•二六社论，实际上是李锡铭、陈希同蛊惑、欺骗邓小平做出的错误决策，而戒严、镇压则与李鹏、姚依林等人继续欺骗邓小平有绝对关系。而且，他们对邓到死都隐瞒坦克上街碾压学生、开枪滥杀无辜学生的消息。因此，这几个北京市和中央的领导人无疑应该对“六四”悲剧承担罪责，而不应该让整个党和政府给他们背包袱。根据当时或现有的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没有任何技术性障碍。可惜的是，前任领导人只敢对陈希同的贪腐问题进行审判，而对他“六四”期间谎报军情祸国殃民的更严重犯罪却不敢处理，岂不令人悲叹！

其次，除了审判当年的责任人之外，现政府还要向全国人民赔礼道歉，还要对“六四”受难者进行国家赔偿，对“六四”期间的被捕判刑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市民进行司法甄别。不是说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法必依，有错必纠么？我国的司法制度不是也有重审程序么？在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前提下，对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进行重审甄别，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做到。

献给“六四”的成人礼

“六四”之后，很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流亡海外，构建民运组织，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这些人中，不乏将中共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逢共必反、逢华必反，必欲推翻而代之，清算而后快的激进分子；也有理性、温和、坚持当年政治理念，希望通过和平、法制手段推进民主进程、实现民主政治的现实派。前者有天下之志，却不以苍生为念。后者，虽没有那么宏伟的气势，却甘愿默默耕耘，积累社会演进的资源。后者中，在海外以王丹、胡平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代表；在国内，主要是以“天安门母亲”群体为代表。这是“六四”之后十八年，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历史老人留给未来中国最健康的力量，最明艳的希望。

十八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六四”问题。她们默默寻找“六四”受难者，每年两会期间都向全国人大提出动议，她们更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方案，要求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开真相，审判凶手，给死者以公道，给人民、历史和世界一个交代。“天安门母亲”的这些和平、理性、公义、仁爱的要求，虽然至今没有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但已经成为民间社会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一块坚实的基石，一面理性的旗帜。

中共对国家的现实领导，中共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具有执政地位，绝非一种民意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中国式历史意志的结果。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文明国家，首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主动转行为现代政党。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多发，热点、敏感问题层生，保持社会稳定需要牺牲一些公民权利，因此，执政者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对敏感历史事件不愿触及，虽然可以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毕竟仅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来贯彻。因为，现行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欠账和深层矛盾，绝非维持现行体制所能解决，而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为建立公民社会和实行民主政治提供良好的平台。而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朝野互动，共同努力。历史的伤口需要平复，民间的积怨需要释放。中共诸君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和胸襟。不能为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甚至为了几个具体的责任者而误国误民。

北京作家余世存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长不大的类人孩，5000年来只盛产暴君、暴民，他们的眼里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仇恨。

在“六四”十八周年的时候，但愿中国政府对民间异议人士能够消解“敌情”观念，不再视为“敌人”。当政权眼里没有“敌人”的时候，社会仇恨也会随之消失，这个民族或许就告别“类人孩”，真正“成人”了。

耶稣说，大爱无敌。让我们摒弃仇恨，用爱来拥抱中国吧，这应该是我们献给“六四”的成人礼。

二00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于青岛虎山居

首发民主中国

 

中国正密谋打倒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在过去一周，此事已经不那么秘密了。一条线索来自勇敢的告密；第二条线索是中国开始部署它巨大的资本武库。国会的担忧是正确的。北京那些狡猾的共产党研究过资本主义，并且发现了其致命的弱点：法人治理。

其一，告密。股权代理顾问公司Glass Lewis的调研总监特纳（Lynn Turner）已经辞职。上周特纳表示他即将离任。五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出售给新华财经。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证券交易会的前首席会计师特纳担心和新华的其它业务发生利益冲突，“而另外潜在的麻烦是，新华公司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如果你质疑特纳为什么要五个月后才离任，那你就是在质疑一名美国英雄。

我们只担心中国政府目前会有什么举动来影响美国股东——他们只是一群很容易迷失方向的羊。美国公司英雄老板反对可能让中国敌手获得力量的法人治理规则改革：国会的迅速反应还是可以阻挠公司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股东们投票决定行政支出。甚至现在，北京还在草拟美国公司无用主管的名单。

很明显，这种委托投票战略的展开与一种对资本主义制高点的直接打击并行，这种打击北京内部人士称之为“私募股本投资”。上周，中国方面说将投资黑石公司（Blackstone，世界一流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三十亿美元。无论中国是否购买黑石公司低于10%的股份并出让通常随股份而来的投票权。你都可以看到方向朝哪儿。

私募股本公司是资本主义的新主子。他们买断大公司的控股权，通过改进管理以获利。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对中国来说，还有什么方式比购买私募股权公司的股份更能令资本主义产业受挫呢？

这仅仅只是开始。一旦从黑石开先河，一道中国金钱的围墙将竖立起来。“外汇储备多样化”——在这平淡的表述背后，中国计划将其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的至少40%输往国外。2005年，国会挡开了中国的一次来袭，当时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试图收购加州的一家石油公司尤尼科（Unocal）。让它再次设下路障阻挡黑石交易吧。它不应该被以下建议阻挡：黑石老板施瓦兹曼（Steve Schwarzman）认为向中国出售股份时一次妙举，让华盛顿政治家在准备批评私募股权并加大规管和税收力度的当口，把他的公司当作美国资本主义珍宝一样捍卫。

国会也不应该被以下说法蒙蔽：黑石的首次公开募股（预期股值超过三百三十亿美元）是私募股份泡沫化的一个迹象——事实将证明中国的投资和日本在九十年代对美国房地产和好莱坞电影工场的灾难性收购一样精明。

而且不应该被最近关于中国已经拥抱资本主义（到达允许美国商业标志星巴克在故宫开店的地步）的议论所愚弄。这无疑是拳王阿里（Muhammad Ali）式的倚绳战术（rope-a-dope），先让敌人自满，然后打出决定性一击。本栏目一下就看出这是个阴谋。我们说的是中国，是资本家特别是美国人应该特别害怕的中国。

英文原文：http://www.economist.com/business/displaystory.cfm？story_id=9247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