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日，位于达姆施达特的德国语言与文学协会宣布，来自乌尔姆市的抒情诗人亚历山大。韦茨希获得2007年度德国最高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及四万欧元的奖金。这则消息令整个德国文学界深感意外，成为头号新闻。

德国语言与文学协会在宣布韦茨希的获奖理由时提到，当代德语界没有一位作家能像他那样，在诗作以及散文里“仔细观察和思索迷失在混凝土荒漠中的大城市居民的生存状况”，并且“用极其独特的音乐般的语言将它们反映在诗作中”。在德国享有“文学教父”之称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莱希。拉尼斯基也对协会的这一决定十分赞同，他很欣赏韦茨希，他说：“阅读亚历山大。韦茨希的诗让我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语言的美；这诗可以让每个善感的人流下泪来。”

面对记者们，韦茨希表现得沉着镇定，他说，他已预计到自己的作品会在文学界获得认可，高品质的东西得到承认只是时间的问题。前不久，韦茨希新诗集《只有真正有归属感的人才能经受住城市那清爽的风》刚刚问世。

英国奥威尔政治写作奖日前公布了本年度获奖名单。知名政治学家彼得。亨尼希（Peter  Hennessy）撰写的《如此美好：五十年代的英国》（HavingIt　So  Good：Britaininthe  Fifties）获得最佳图书类奖，与此同时，《观察者报》的国际事物编辑彼得。博蒙特（Peter  Beaumont）以其出色的战争报道与评论获得新闻类奖。评委一致认为两人都充分实践了已故英国著名政治讽喻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将政治色彩的写作变成艺术创造”的理念，堪称“奥威尔式”的政治写作大家。

亨尼希的《如此美好：五十年代的英国》描写二战后英国如何走出阴影，重新拾回富足和信心。这部生动的社会历史打上了作者细心挖掘陈年档案的烙印，具有作者一贯的严谨性，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但它决非历史说教，而是将当年的上层政治与民众富有情味的日常生活交织起来，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五十年代的英国，因此普通读者读来也觉得饶有趣味。该书前几章节从首相艾德礼、丘吉尔写到艾登爵士，其中自然地穿插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书的描写重心放在艾登爵士的继任者麦克米伦的政策选择上。五十年代的英国面临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在国际事务上也亟待解决诸多问题。麦克米伦倡导的经济政策在保证经济平稳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充分就业和政治稳定。在国际事务上，他着力改善苏伊士危机引起的英美紧张关系，争取英国早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在取消殖民主义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描写麦克米伦首相时，亨尼希引用了麦克米伦的日记内容，涉及到官方档案里一些没有的资料，这进一步还原了麦克米伦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该书同时入围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萨缪尔。约翰逊奖的入围长名单，可见该书确实受到读书界的肯定。

随着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加之目前世界各地不时出现各种派别的武装冲突，战地报道再次受人关注。此次获新闻类奖的记者彼得。博蒙特因“报道真实并从不缺乏真知灼见，写作富有热情且简洁有力”而获得评委认可。

知名作家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都曾担任过战地记者，他们的报道风格和勇敢的精神得到一代又一代战地记者的传承。报道背后永远在揭示人性深层的本质，寻求世界和平也必然成为永久的主题。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是观察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点，民族主义问题也不例外。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它的内外关系都涉及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苦涩的历史回顾

19世纪，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浮出水面。对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说来，民族主义通常都以保卫和拯救祖国的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就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成效不彰，但凛然正气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就救国大计来说，当时朝野上下沉溺于本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民族主义构筑了一个抗拒外来先进文化的顽固堡垒，负面作用非常明显。

进入20世纪上半叶，它仍然是一把双刃剑。在抗击俄罗斯和日本两大侵略势力中，它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维护正义的旗帜；与此同时，它也显示了不容忽视的消极性。

以对日关系来说，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政府推行新政，得到日本政府和民间的很多援助。特别是其中两项最成功和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废除固有的法系和司法系统，移植现代法律与司法制度），日本朝野给予的帮助是真诚和巨大的。

但是，辛亥革命后至1945年间，日本冀图把中国变为附属国和殖民地的野蛮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严重的灾难。民族主义成了激励海内外大部分中国人反对侵略，维护祖国独立，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支柱。在对外伸张正义的同时，一些对内的负面作用也随之显现。

第一。爱国热情澎湃，情绪压倒理性，一些不恰当的措施逐渐成为常规，带来严重后果。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在行使正当的示威权利的过程中，越过司法系统，殴打他们认定的“卖国贼”，火烧其住宅、毁坏其财产，为后来政客操纵学生运动开辟了道路。

第二。在1931~194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国民党政府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中国人为了反侵略而容忍了专制统治。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失去监督，加上民主、法治没有制度化，导致它迅速腐败，为后来的覆没埋下了祸根。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主义的积极面主要表现在海内外华人对祖国富强、统一的渴望和相应的报国行动。但外敌入侵的危险了结后，在民族自大情绪支撑下，毛泽东渲染“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以亚非拉的革命领袖甚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中国再度成了封闭堡垒，举措乖张，岁月蹉跎。

民族主义对开放的阻击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冲破自我桎梏，革命外交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和平外交转变，出现了让海内外耳目一新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由官方主导转变为民间的自发活动，一再试图阻击改革开放进程。最近十年是这个痼疾的高发期，显示了四个特点：

（1）90年代少数文人的民族主义叫嚣，获得热烈回应。《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并卖出几十万册，标志着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已经在部分人群中蔓延。在这些书中，美国是主要的批判对象。

（2）与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游行示威席卷全国。2001年中美在海南岛附近发生撞机事件，激起又一波抗议高潮。2004年，因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郁积已久的反日情绪，在日本争取变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活动刺激下，几个大城市爆发了规模颇大的反日示威。

（3）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狂妄叫嚣。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又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些是个人观点，但他们的偏激，体现了一些人的极端和无知，令人吃惊。

（4）与提倡“国学”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热潮融合。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已经提出：“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果中国人坚持5000年来一直是强调集体思想第一和注重贡献的精神，那么，美国人是不可能把中国置于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强权统治下的。”

对一个转型社会而言，出现民族主义声音是社会趋于多元的正常现象，也是社会容忍多元声音的可喜进展。不过，疯狂、极端的言论居然有那么大的市场，无疑是不祥之兆。于是，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没落的趋势

第一个问题是：它的发展趋势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因民族主义而逆转？

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亨廷顿曾经预言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会发生冲突。十多年过去，他的预言落空。原因无他，这位教授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义和团事件和文革那样恶劣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在中国重演。

经济基础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参加WTO五年的实践，出现了中国和世界双赢的局面，多数中国人分享了经济市场化的利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国拖回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

知识基础变了。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开始迈入大学教育大众化的门槛。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们所受教育，既有往昔意识形态，也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知。研究型大学都鼓励选用国外的原版教材，用英语授课。在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大学的学生所学的内容大部分是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相同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毅然把打算提拔的年轻官员送到发达国家去培训，更新知识，开阔眼界。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组建的政府，要回到愚蠢的闭关锁国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政府变了。中国政府有时也利用民族主义。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后的游行示威，就属于这个类型。一个威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除了矛盾尖锐、社会面临断裂的危机时期，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背后肯定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操控。

但在大多数民族主义情绪发作的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持理性的制止的态度。由于政府坚决制止，反日游行和砸日本商店等暴行都是局部的、短暂的。在这个过程中，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强行制止一切不是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的示威游行，是错误的。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支持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更不支持违法的排外暴行。

社会精英和多数民众也变了。知识阶层的主流趋于理性和冷静。

在《中国可以说不》等几部偏激、浅薄的书风行一时之际，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头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及时、坚决的分析批判。他们的回击说理透彻，对揭穿这些狂热情绪的荒唐、阻遏其蔓延起到良好的作用。

事实也证明从1996至2006十年间，民族主义有明显趋于没落的趋势。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两部书轰动了全国，赞成和反对者势均力敌。他们还利用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介绍《中国可以说不》的新闻稿，弄得全世界沸沸扬扬。2006年，民族主义的主要表征是十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发出排斥圣诞节的声明，尽管在网上得到不少网民的支持，但是，在平面媒体上，这一愚蠢的倡议，受到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学者的批评，为之辩护的声音非常微弱。而在实际生活中，多数民众对这几个年轻人的狂热意见都嗤之以鼻，无论是教徒的宗教活动，还是商家的节日促销，都未受到干扰，事情成了茶杯中的风暴。有些人高举“民族大义”的大旗，捣鼓以中国古代服装——“汉服”取代西服，也成了一场看过即忘的娱乐市民的街头剧。

化解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

第二个应该寻求答案的问题是：如何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十年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对立面是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日本。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逐步消逝，要国内外多种因素配合。就国内而言，经济彻底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教育水平提高和信息自由流通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是，也需要适当的国际条件。

中美日三国在经济领域已经难解难分。长期困扰三国关系的台湾问题，在多种因素汇合下，摆脱了战争阴影。总结近年关系紧张和缓和的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矛盾激化与其说由于利益冲突难以调和，毋宁说是有关国家政府首脑眼光短浅带来恶果。化解矛盾需要大政治家的长远眼光。

回顾最近十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伏，有关国家不恰当的言行，往往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大发作的导火索。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选择改革开放并毅然参加WTO，决心按照WTO的规则改造自己的制度的中国不是苏联，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保护人权不力等错误应当批评，但要看到这个转型中的国家新旧交替和驳杂的特点。

小泉首相在国内改革上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但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却是恶化中日关系、刺激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错误选择，也为日本通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道路设置了障碍。这是小泉先生政治生涯中的大败笔。

战争，即使是正义的，也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东亚不再战的前景已经十分清晰。化解中日韩各自的民族主义和彼此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建立亚洲、太平洋地区共同体。第一步是东亚自由贸易区，让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和东盟，也许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融为一体。生活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拖延还是加速这个进程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们有无远见卓识。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坚持和平协商，学者和各界精英自由交流，各色各样的局部利益冲突和认识差异的化解都会比较顺畅，民族主义由减弱到消亡水到渠成。

“文化主体性”是有待解惑的误区

第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所谓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将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什么是文化主体性？离开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核心价值，无所谓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封闭的盾牌；而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国度，则可能沦为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或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一句话，这样的选择有可能把中国再度引入危险的歧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问题。换句话说，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的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奢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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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4日星期三为The East Asia Foundation主办的《Global Asia》2007年春季号（4月出版）而作。由香港大学Dr. David Bandurski 翻译成英文刊登在该刊21～27页。

这个基金会是韩国外交与通商部于2005年1月注册成立的。

冉按：这是前几年为一想编六十年代回忆录的朋友所写，后来此书流产，然后此文章有一半在《青年作家》发表过。这六条注释里2、3、4条几乎是我童年的记忆，因此涉及到我至死不会忘却的童年生活，故传上敝博给朋友们看看我小时候的生活。故乡沦陷，童年邈远，不知怎么会想起文文山“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已半非”的诗句来，不觉怆然久之。　

1： 标准

一个很古怪的时代，那是六十年代。整个世界仿佛酒神找到了缺口，大家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又如同打了麻醉药一样，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知觉，整个儿抽风得厉害。尤其是古老的中国，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升斗小民，都说着同样的话，做作同样的事，穿着同样的衣物，一张说不清喜悦还是忧戚，茫然惶恐还是得意忘形的一张脸，全国人民都像一个妈生的——在权利的不平等上就不是一个妈生的了——因为那些清醒者被逐出了家门，留下的即便是不那么听话，连一点小动作也不敢乱来的人。

人们包裹着同样的服装款式和色彩，好比任人拿捏的木头人。服装的颜色，像人一样暧昧，无论是灰色还是草绿色，都是一种过渡色。学过色彩的人都知道，过渡色适合表达一种复杂的心情，但要表达大喜大悲就不那么容易。这种色彩是不干脆的。对这种色彩不成条文的统一规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你可以有想法，但不可以有清醒的想法，只能有暧昧的表情，否则一但被人识破异端味道，除了死有余辜，别无选择。

革命在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词汇，哪怕是许多革命者都革掉了自己的老命，仍然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在中国很吃香，在世界各地也是风起云涌，革命的神圣性仿佛像一纸圣谕一样在世界各地传递，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从苏加诺的印尼革命，到格瓦拉的“帮助”他国打游击战争；从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世界各国无不或多或少地被包围在革命的洪流中。第三世界更是视革命为己任，不特如此，还将自己对革命的喜好，输出到世界各国，不管他国喜不喜欢，总认为自己的革命行为是为了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劳苦大众，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成了一张人人都可以利用的通行证，革命成为护身符被人们怀抱着，成为一种识别标志，尽管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千差万别。

但世界是个古怪的东西，现实更是残酷得吓人，它不会一劳永逸地听令于革命的差遣。革了反对派的命，民众依然饥饿，故尔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六十年代的大事件此起彼伏，不分姓氏笔划，联袂演出，肯尼迪被暗杀，玛丽莲？梦露的神秘死亡，戴高乐率先与中国建交，四清运动，文革大爆发，五月风暴，美越战争，珍宝岛战争，九评苏共，美国反战浪潮，等等，不胜枚举。至于说，小人物的生存就被这些大事件所裹挟，身不由己，成为大事件的牺牲者，没有小人物的牺牲，就不可能成全大人物的辉煌，这道理“正当”得如同“不聚小河，无以成江海；不积细土，无以成高山；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正是这些大得不着边际的人物以及大得不着边际的理想，使得弱小者的牺牲，成为不可置疑的“正常行为”。这种“正常行为”在六十年代频频发生，人们司空见惯，至今余风犹烈。

金斯伯格“嚎叫”后，正在嬉皮，而我们则是在自己不负责任的“嬉皮”后，全民族的“嚎叫”，因为饿得嗷嗷直叫，为了一种虚幻的理想，嘶声力竭，兄弟阋墙，家庭失睦，互相攻讦，人人自危，大家都像中了邪一样，哪像一群叫人的动物呢。如果用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万物的灵长”来形容彼时的中国人，真是抬举了我们，而侮辱了动物。如果我是一个像狼或狮一样的动物，一定要仿左拉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控诉”。

2：影响

我的家乡之闭塞，自然有通公路时，狗咬拖拉机的事情。不过，这种事好像许多人都说过了，我还是拣最近的说。1995春节年我陪母亲回家省亲，隔了一个月回来，听着人们在议论解决台湾的“江八点”，不知所云，重新回到城市，就像笼中的动物被放生，久别大自然，需要一个生存适应期一样。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星期才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因为我家乡那个时候不通电话，没有报纸可看，我们家也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即便有电视也看不成新闻，因为我们家乡那个电很日怪，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晚上用电高峰，电压不足，照明尚且成问题，何况乎看电视？

这就是我童年身处其间的现实。热烘烘的屋子如果吹进来哪怕一丝微不足道的风，你也会感到凉爽可人；暗无天日的时候，如果射进来一道亮光，会使你确认生机重现；铁屋中的一声呐喊，也会使你增添冲破牢笼的勇气。我家由于祖上留下的房子稍宽，加上妈又算是当地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所以每每有工作组进驻我村，就会在我们家吃住，这使我从小就感到与农村生活很不相同的另一些人事。我第一次接触收音机，大概就是四、五岁的时候，住在我家的马指导员（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已忘其名）有一次将他随身带的收音机打开，放了很久，我就很诧异地问马指导员，他们说那么久，难道他们不饿不吃饭吗？我因为很调皮，马指导员就开玩笑说，他们饿了，就要吃不听话的孩子。然后，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损人的话，居然很押韵，人家说你是指导员，我看你是个麻麻（指导员是个麻子，后面这个“麻”说时应该有点儿化韵，才有味道）。我洗脸总是很马虎，性子又急，而马指导员总是洗得很细致，仿佛要把脸当个艺术品来经营一样，反复擦洗每个角落，做到万无一失，我至今没看到过像他这样将脸洗得这么计较的男人。于是我就很不耐烦，洗快点嘛，你要洗来吃吗？！妈说我人小鬼大，居然这样损人，当然就批评我，马指导员并不计较，却说这个孩子聪明，将来有出息。

我家的堂屋很宽敞，添些桌椅就做了村小的课堂，来了个廖老师太良。廖老师很爱逗小孩，人又和善，我看那些学生学得摇头摆尾的，就觉得有趣，于是也在旁边叽哩哇啦，不知所云的跟着学，做了一个没有名份的“旁听生”。母亲农活很忙，无力管我，任我放野，又怕我到河里去洗澡淹着，因为有一个八字先生说我命中主水凶。母亲听说我喜欢跟着学生念书，就请廖老师代为监管一下。廖老师下午上完一阵课，他就趁学生自习的时候，将米淘好，用小鼎灌架在三脚上煮了，等着学生放学时，就可以吃饭。小时饿饭，于我是常有的事，因此我就等廖老师还没下课，偷偷溜到他的屋里将还半生不熟的饭舀了就吃，就此落下了肠胃不好的病，经常刚吃完饭就得上茅房，廖老师就说我是个“造粪机”，我就回骂他是“廖大娘”，以示羞辱，这说明刻薄是我的天性。不久我上了五里路之外的完小，村小在廖老师走后还保留了一阵。有一次村小的老师生病，读三年级的我，还回来代过两天的课，教一年级的学生，由于矮小，只能站到桌子上在黑板上板书，下课了便与学生真的打成一片。有一次我把一个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自己脑袋上也被打起个包，等我上台给学生讲课时，台下哄堂大笑，包括那个和我打架的学生。这样几天的“小先生”生活对我自己来说是难忘的经历，它使我自信大胆而无所畏惧，至此以后，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

生活没有多少变化，然而村里多了些重庆市区的人。这些人都很年轻，说是来向农民学习，接受再教育的，人们说这就是知青。这些重庆来的知青，很快就与村民发生摩擦，因为他们不仅不上工，而且偷鸡摸狗，被村民鄙为好吃懒做。只有我们家的东西没被偷过，因为他们的年龄与我家大哥二哥相仿，二哥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股子江湖气，很讨重庆知青喜欢。一个叫马崽的知青是个天棒，经常打架，而另一个知青张三喜欢收工后拉二胡，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叫音乐的东西，很迷人。有首如泣如诉的曲子，他告诉我那是《二泉映月》，有首比较欢快的，他告诉我是《北京喜讯到边寨》。后来，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位同学杨卫东有点音乐天赋，课余吹笛子，拉二胡都有一手，我跟他学过，终于不成，但一些二胡曲子至今仍很喜欢，闵惠芬、宋飞的演奏，使我陶醉。

我对文革没有特别的印象，除了偶尔看到斗争地富反坏右以外，只是偷偷看过一些油印的关于文革的文件以及一些口号，似懂非懂，那是二哥带回家藏起来的东西，他将东西藏起来，反而激起了我翻箱倒柜的欲望。因为没有童话可读，没有小人书可看，我看了这些打打杀杀的文件，觉得无趣，唯一的好处是我从中认识了许多字。

3：饥饿

属蛇的我，贫困像蛇一样纠缠着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使得人没有对未来的期望，但求温饱而不得。

我还没出生，中国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这的确是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不过它一点也不“自然”。不少气象、水文方面的科学家都指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之所以出现这样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完全是为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为了较量自己主义的优越性，而煽起的虚假的浮夸风所导致的。由于大规模的饥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四川省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其它省份。彼时四川的领导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仅不要中央政府从其它省份调拨粮食，而且要勒紧裤腰带将粮食上调中央，本来已经饿殍遍野，至此就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从186人锐减到67人。那时还不满十岁的三哥、四哥以及祖父祖母相继饿死。这还不算惨的，有的如同被仇家诅咒了一样全家死绝，剩下的人，不少的逃荒要饭，背景离乡。三哥聪颖异常，母亲给我说起三哥临死时说的一句话，至今每每想起，仍令我潸然泪下。他说，妈呀，娘呀，捆得绑绑紧啊，要过贵州去！所谓捆得绑绑紧，就是那时规定，哪怕是饿死，也不能出去逃荒要饭，那些偷偷逃跑的人，被抓回来，用绳子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如果不因此毙命，已属万幸。到贵州去，已成为当时我们那个村庄的风尚，贵州虽然地贫，但彼时贵州的领导没有四川的领导觉悟高，故尔尚能活下去。

本村有个叫冉井开的堂哥就跑到贵州省沿河县附近的一个村庄生存下来，至今还时常回乡省亲。他的儿子国辉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学于成都气象学院，常往来我家。彼时饭饿，把人性都丧失殆尽。我家二哥比堂哥小几岁，羸弱的二哥去山上采了一束糯叶（我不知其学名为什么，但糯叶除了涩味以外，根本没任何营养，真的无法下咽），来准备在火上稍微一烤，随即吃下，但在河边即被堂兄抢去，这对二哥来说是个惨痛的记忆，尽管二哥已早已不计较这些。

我虽然生在大饥饿过后，但我家乡的贫穷，至今也只有少许的改变。小时候，看那些人做忆苦思甜报告，觉得他们虽然吃了苦，但出够了风头，真是羡煞我也。想一想，我也吃了不少苦，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人请我做忆苦思甜报告，心理就很不平衡。我虽然没吃过观音土，但吃过一种野草做的软雀巴。如今许多人喜欢吃的绿色食品、山野之珍如蕨菜等，至今仍是我讨厌的东西，因为在没有肉、没有油，又饿饭的情况下，这种东西我吃得太多，以至于胃口对它们“说不”。1976年农历三月份，有一天晚上母亲用一点油和盐给我炒一点春天刚发芽的刺老苞叶（不知学名）来吃，我问妈今天为什么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妈告诉我，儿啊，今天是你十一岁生日。当时大哥在冷水河工地上修水库，二哥在师范学校读书，我端着那碗饭，看着妈，泪水在眼眶边转呀转，使劲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来。

自从我大学毕业以后，母亲一直跟随我在成都生活，但她回忆起那些日子，依然不寒而栗，听到“大食堂”三个字就有恐怖的条件反射。那时的人，说着说着就倒下去死了，真是司空见惯的事。家乡旱田、乐园、双池三个生产大队加起来600人，吃大食堂的时候，五斤豆子磨豆浆，伙食团的伙夫先舀起两大桶很稠的豆浆备自己食用后，再掺满水，其透明度，和成都人1949年以前到茶馆喝白开水，将其称之为“玻璃”一样，临水一照，真的不亚于镜子对人的影像作用。然后舀给每个人一碗，这样的“共产主义伙食”真是塞牙缝都不够。

母亲以她的经验说，庚子年年份都不好。她说上一个庚子年（1900年）也饿饭，这一个庚子年（1960年）饿得更凶，现在隔下一个庚子年（2020年）还有十九年，那时我倒不一定在世上了，真希望你们都平安无事，不再饿饭。我知道这是母亲的经验，不可以用逻辑来衡度，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倒底饿不饿饭，因为我们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这一切，使得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将来都缺乏理性的预期。

4：无耻

我生在穷僻的山乡，是湘黔川鄂四省交界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名叫旱田坝。我们那里在1949年以前，兵荒马乱的年代，是民皆匪，匪皆民。换言之，白天是民众，晚上是土匪。主业是种田，兼职做土匪。看过《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的人，一定知道我们那里盛产什么。我们那里的人虽然个头矮小，但民风剽悍。不过，有一点就是民风淳朴好客，古风翕然。我的童年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由于饭饿，偷鸡摸狗的人和事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生产队储存的粮食，就被我们生产队几个泼辣的妇女偷去。于是生产队的会计来了一句顺口溜：“旱田是个好地方，没有饭吃人就光（死完）；今年收成并不少，三个妇女就偷光”。在我的道德观念中，这虽然算不上无耻的事情，但也够出格的了，当然人到了命都保不往的时候，总会做出些非常之举。

我们村庄，有一个读书读得多的人，名叫冉茂学，按辈分来讲，我应该叫他四公（四爷）。大饥饿的时候，他正在都江堰搞水利工作。看到饿殍遍野，与家里又难通音问，便舍弃工作，一定要回乡看自己的父母。哪知他回去也没能救得了他们，而自己又身陷贫僻的山乡。更倒霉的是，他家是富农成份。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经常被批斗，不仅得参加劳动，而且罚他打扫生产队的牛圈、猪圈。后来，要批刘少奇，于是就请他照着刘少奇的画像，做了一个模子，立在我家门前临河的跃进门（小时误听为“跃鸡门”）旁边。所谓跃进门，是专门的批判专栏，和张贴伟大领袖语录的地方。我记得刘少奇的那个塑像，塑得并不怎么像。倒是那几颗从嘴里露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牙齿，七拱八翘的，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后来学到“青面獠牙”的成语，就一下子回忆起那个塑像，从心底里佩服语言的准确生猛，仿佛“青面獠牙”这个成语就是专门为这个塑像而度身定做的。

像这样一尊不受人待见的塑像，立在临河的大路边，自然少不了人们常降“甘露”。学生路过，就常常于此撒尿，专门从头顶自上而下，尤其喜欢撒在塑像嘴中。到后来，甚至连狗也喜欢到那里撒尿。那时候，我们在河边洗澡后，专门到此一尿，感觉到一点革命小闯将的威风，一点都不觉得可耻。当然现在我认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干下的第一件无耻的事。但请你注意，我并不认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值得尊重，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羞辱，这是人类对自己的大不敬。

另外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便是我的老师被游街，可耻的是，我是一个看客，尽管那时我才在读小学二年级，许多事情弄不明白。被游街的人名叫陈德亮，那时还不是我老师，等我到丁市小学读初三时，他才是我老师。那时他是被改造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楼底大队接受“再教育”——中国发明整人的字眼有一整套，“再教育”只不过是庞大的整人语汇中的一个罢了，如果有人编一个“整人词典”的话，说不定还很畅销，因为整人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也就是和农民一起干重活。既然像农民一样生活，他当然就要喂猪来改善一下自己苦役式的生活。那时不成条文的规定，必须要先交一头猪给国家，才能自己吃一头；如果只有一头，一定要交一半给国家，否则视为违法，尽管国家的收购价格低廉得吓人，但当时基本上又没有猪肉买卖的市场，所以吃亏也只有认了，何况背后还有一个吓人的名字叫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干的哪怕是违法的事，又有哪个市井细民敢惹？

那时候还不是我老师的陈德亮老师犯了一个错误，即“吃大的交小的”，这是他被游街时挂在脖子上赫然醒目的字牌。换言之，他将大的一头猪杀来自己吃了，只将那头小的交给了国家，这就是他的全部罪行。游街选择在宜居乡的赶场天，彼时毒日当头，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学校的学生急急的往乡场中心挤，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往日学生看热闹的劲头不如今天足。等我到街上一看，人群如潮，只听到每阵敲锣打鼓后，便是一声巨吼：“打倒陈德亮，吃大的交小的”，接着便是一群人并不整齐的帮腔。陈德亮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阴丹兰布，腿脚打抖，嘴中不停地说着：“我叫陈德亮，我有罪，吃大的交小的。”学生娃跟着学他：“我叫陈德亮，我有罪，吃大的交小的”，接着便是人群哄笑。所有的人完全都是看稀奇把戏的感觉，好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与人不同的另一种动物，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一副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知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权利，我为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震惊，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事。

五年后，我当了陈德亮老师的学生，他讲课讲得不错，我对语文很有兴趣。顺便说一句，我做学生的经历中，有四个语文老师维持了我对语文的兴趣或者说种下了热爱文学的根苗。那便是我小学时的陈德厚老师，他的汉语拼音教得棒，人又有耐心，使我受益无穷；初中的陈德亮老师，高中的欧全平老师，他对字词句抠得特别有趣，评讲作文不拘一格，大学的吴朝义老师，他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所有大学老师中讲课最生动的。陈德亮老师教了我一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还比较满意，唯独有一次学鲁迅《友邦惊诧论》后，写作文，我生搬硬套地写了一篇我至今已无印象的作文，令他大光其火，在全班当面点名批评我，令我难堪。就学习本身而受到批评，在我的学生生涯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因此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声色俱厉的表情。

我一直没把自己小时候看他游街的情形，给陈德亮老师说过，怕揭他过去的伤疤，自然也一直没为此事给他道个歉。因为在此前，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事与我无关，我只不过是看了几眼，我道个什么歉？后来，我读了《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基础》、《乌合之众》等书，才知道群众的盲从以及看客心态，成为了专制制度的温床，甚至帮凶。这时才明白做学生时读鲁迅的《药》是没读懂的。看了近一两年余秋雨为其文革时期的言行曲为辩护的做法，我真的替他难过，这是何苦呢？一个人不应该将丧失良知的包袱一背到底，直赴黄泉，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是太不值得了。

陈德亮老师，我为曾经围观过你的屈辱，替恶行造势道个歉。

5：口号

美国是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但有一点它没法超级起来，不能与中国抗衡，虽然我们不能说口号是中国的特产，但在好喊口号上，中国绝对是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口号为“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正是这些简短的句子帮助和造就了一系列的运动，诸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运动像一条长河奔腾汹涌，永无止息，不舍昼夜，无法抗拒，那么口号，就像每一次洪峰来临一样，排山倒海，每每掀起历史新高，甚至超过社会所能承受的警戒水位，最终像激情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小时候没有真正的儿歌可听，跟着母亲学了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如歌唱亚非拉革命的“地拉那啦，地拉那啦，天空开红花呀，……”，结尾当然是美帝主义倒霉。如果我们参照一些当时的口号，更能深刻感受宣传攻势的立体氛围，如滔滔洪水，不可阻遏。“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光明日报》1968年9月27日），接着便是“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人民日报》1970年6月27日）。只要我们看上一、两句口号，就知道口号多了，也互相抵消。既然“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为何又要嘶声力竭地喊“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去”？事实证明，要让“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就只有鼓动作用，而没有实际意义，自然也就不是个事实判断。为了自己的利益买东西之前，要背一句“狠批私字一闪念”，这种前后矛盾，缺乏逻辑的言行，使得行为与口号之间变得滑稽起来，成为黑色幽默。因此，在我看来，口号除了它的鼓动性外，空洞无物也应算是它的一大特征。口号既是一种没有来头的抽象概括，更像一个无所不装的大口袋，仿佛什么都能装下去，其实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装，只是一个瘪瘪的口袋壳子而已。

口号由于要显示其权威性，自然不可辩驳。从句型来看，多的是祈使句，命令成分居多，偶尔忍不住要咬牙切齿，或者干脆就是不讲道理，就连歌词也成了歌唱的口号，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配合祈使句所用的符号，自然多的是感叹号，一个不够，用两个，两个不够用三个，感叹号如同惊堂木，让你知道权威的份量，谁想反抗，便会被压得粉身粹骨，身首异处。再者，如不是祈使句，口号大多用的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思维理念，常用套语为“不是……就是”，“凡是……（就）……”。复次，口号必然有群众性，成为大家争相发出的声音。一人呼口号而众人跟进，是群众性运动的必备产物，一个人喊口号，固然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不足以展示口号的风靡影从，遍及五洲四海。

6：核心

我们将六十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词汇“兄弟”汇聚起来，就可以从统计学上看到“家族”庞大的渊源。整个六十年代几乎是围绕在这些使用频率很高的核心词运转，将这些核词串联起来，进行适当的造句工作，就可以把握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要。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这些核词汇的附庸，不管是人们的心灵满足还是物质需求。兹适当举例如下：　　 人民、欢呼、胜利、革命、分子、红卫兵、串联、专政、立场、阵地、路线、捣乱、伟大、英明、闯将、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纸老虎、形势、逆流、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走资派、当权派、大字报、四清、指引、统帅、领袖、粉粹、阴谋、敌对势力、你死我活、打倒、整顿、死有余辜，等等。

我们可以用这些词汇写一篇伟大社论，也可以用它来整肃异己分子，更可以用来说明祖国如何欣欣向荣，而豪气干云。这些词汇是伟大的，得宠的，失意的只有活着的小人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双重的饥饿和空白状态。包括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吸吮的乳汁有不可弥补的先天缺陷，这是我们的致命伤。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五部分 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

独裁爱国和铜臭爱国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香港的朋友无法理解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何以如此的非理性？香港的学者问笔者，市场非理性的背后，注定是经济政策的非理性，何以经济政策会如此的非理性？笔者无言以对。当我们的目光，越过政策，检视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不禁一阵阵凄楚。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源于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了三重对民众的剥夺：

第一、绝对低存款利率。绝对的含义，就是无论是比较通货膨胀，无论是比较国际金融机构标准，无论是比较贷款利率，都是绝对的低水平。这意味着，剥夺存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笔者估算，这种剥夺绝对值可能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每年民众失去8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8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就直接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外汇结余过快增长；这也就使得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过，却导致一些特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利息税。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国有资源的转让和使用收费；法人和自然人的收入所得；财产转移、商业经营和商品交易过程的必要税费。但是，我们却竟然长期选择了利息税。从民众羞涩的钱袋中拿走不道德的税收。相对应的是，理应建立起来的，针对富有人群财产和收入的课税却迟迟无法建立和无法有效实施。利息税，作为国家困难时期，民众帮助国家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但是，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仍刻意刻薄取财于贫苦民众，虽取财而失德，意义何在？

第三、高存贷差。中国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富不过金融。中国的腐败和低能，滥不过银行。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高于世界普通标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存贷款差额，形成银行在低能、低效、贪腐之下，仍然保持极高水平的收入。这种存贷差收入，本质上就是对民众存款收入的剥夺和对银行关联利益团体的利益转移输送。随着大型银行的海外上市，由民众提供的所谓利润，也就是被剥夺的存款收入，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分享的奶酪。

除了这三重剥夺，还有更为严重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政策性驱逐。负利率，特别是高额实质负利率，对民众持有资金，主要是存款有强烈的驱逐效应，迫使民众资金追逐增值资产，以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否则，高额实质负利率将迅速吞噬他们可怜的存款。与此同时，由低利率转移出来的8000亿元的利益输送，形成金融机构、垄断企业、大地产商等低利率受惠团体的高额回报，最终表达为这两年某些企业高速利润增长，这就使得A、B、H股股票，变得如此美丽，足以构成对民间资本的强大诱惑。在中国相对狭窄的资产市场中，只有两个可以容纳民众资金的蓄水池：楼市和股市。民众在负利率驱逐下，蜂拥冲入。

于是开始最后的剥夺：富人对穷人的剥夺。或者说新利益集团对民众的剥夺。这是在现行制度与法律范围之内，通过资本控制、信息控制、甚至政策调整进行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有组织、系统的、大规模的剥夺。

笔者对中国经济实质经济效益甚存怀疑。在GDP超过10％的背后，全部净资产回报率仅为1％。笔者怀疑，这百分之一也是由利率转移构成的。实质净资产回报率，若计入应付资金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应该是负数。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实际创造价值的能力十分脆弱，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正成为制度和政策焦点。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经济有清醒认识，200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指出中国经济状况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人的烙印。一个时代的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的道德情操、知识水平、管制能力，决定了一个大时代的兴衰。在审视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站在政策后面的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

中国经济政策的非理性源于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出于中国当代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令人愕然的是，当代精英中，主体正是五十年代出生的特殊一代人。他们出生于建国时期，成长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初期进入社会。这代人吃苦耐劳、勤奋好强、精明干练。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主力，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群。但是，这是残缺的一代人。文革的成长历程，几乎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大多数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残酷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激发了这代人澎湃的欲望和野心；艰苦的生活，锤炼了他们的胆识、耐力和技巧。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辈，更具有从政和经商的能力，他们也更容易上位和发达。问题是，这代人畸形的价值观和残缺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具有某种邪恶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表达为一批堕落的人，如王雪冰、朱晓华、张恩照等已经出事的精英；也可以表达为他们掌控的经济政策，如现行货币政策；还可以表达为学术观点，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理论（国有资源转让和股份制改造）；甚至可以表达为文化艺术，例如《满城尽戴黄金甲》。

这是很狼的一代。他们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他们拥有独特的冷漠、自私、贪婪、凶残，他们本能的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

这是很狼的一代。它们在形式上跟上了时代的变迁，补上了一些装门面的教育，这一代精英手上，有土的和洋的文凭，有国外的护照和存折，有西装和高尔夫球棒，甚至有豪宅、名车和美女。他们由极端困苦转入极端奢华。转身即忘曾经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民众了。

他们是很狼的一代。他们还带着那代人才有的谦恭与朴实，他们的圆滑世故足以欺骗他们厚道的上司和朴实的民众。在习惯于传长不传贤的中国，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在这十年里，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了。

十分遗憾的是，这是缺乏道德良知的一代人，不忠，不义，无责任，无信用；不孝，不顺，无纪律，无法治。这是知识残缺的一代人，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味，并不了解建基于基督精神的西方法律体系，也绝无西方当代精英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怀。在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这种可怕的无耻加无知，一旦强力介入法律、制度和政策，将会使国家、民族和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们是很狼的一代。但是，很狼却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是，谁来阻止这个历史的悲剧的延续和发展。不可以任由他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宰和灵魂。尤其不能对有害于国家民众的公共政策熟视无睹，任由社会阶层分化，任由西方势力、买办、新利益集团劫掠国家和国民财富，任由社会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我们不能失去先辈们一个世纪的努力，重拾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老路，使中国陷于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民不聊生的困局。我们不能断灭中华文明的香火。中国需要继续前行和进步。

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懂得作历史性选择。掀过这一页，开始新的篇章吧。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他们学贯中西，他们自信而坚强。中华民族需要伟大复兴，真正的希望在下一代人身上。

前些日子，海外交流协会组织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讲师赵世民两先生来美国讲中国文化，洛杉矶讲完之后又到华人比较集中的旧金山等地。如果听众是一般的读者或者中国文化爱好者，那也就罢了，如果要到大学中去讲，我认为应该注意学术上的严谨和科学性。

对于易中天的《三国》，他结合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来讲历史故事，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是赵世民讲的《揭秘中国汉字》的内容，我觉得那只是拾人牙慧，而且有些基本东西都讲错了，不由得还是要说几句。

赵世民先生的基本理论，是接过清朝乾嘉学派大盛的因声求义论，从汉字的声旁来推断声音和意义的关系。也就是说汉字的很多形声字，其声音不仅仅是表音的，而且还有一种表义的功能。然后他将这种理论进行广泛的发挥，认为中国的汉字中表现的是哲学体系、认识论以及中药治病的方法甚至病源，当然还有很多文化现象、历史遗存。因声求义论确实有它的道理，就像章太炎《文始》所说：“知声者可以因声求义。文字之孳乳，皆由声而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必须建立在对于古代汉语字义的精确了解上，而且不能仅限于形声字的声旁，还要顾及语言的声音之转。也就是说必须在训诂学的大范畴中来做解释，所根据的必须是本义。有很多的本义现在还无法搞清，如果只是按照后来的意义去解释，必陷于穿凿附会，强以己意求之的毛病，为学术之大忌。例如，赵先生讲到，“用”字的造字本义是一个桶，桶有穿通的意思，于是用这个声旁造的形声字都有穿通的意思。他说，一种乐器“甬”也是圆形的穿通的，通字、痛字都要这个甬作为声旁，而痛就是局部地方通了，局部地方不通。这里已经有很多穿凿之词，当然也不无参考，但是他接着就犯常识性错误了，他说，拥、勇都是如此。这里赵先生将简体字的“拥”来做例子根本就错了。众所周知，这个简体字是用来代替原先的繁体字“擁”，这跟水桶有什么关系呢？

他还说道，“方”字在古代是“并舟”的意思，就是两个小船。但是他又将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与这个字相并列，说有可能西方的基督教也受了中国汉字的影响。这真是匪夷所思。两个船的意思跟诺亚方舟的意思相去甚远，而且完全曲解了方的并舟之意。他也谈到人字，发展出两个人比肩而立的“比”，到跟从的“从”字两个人相随，又发展到背向而立的“北”，最后一人“正”，一人倒成为“化”字，体现了中国哲学体系。其实这些不过是古人用人的不同位置来表示比较抽象的概念罢了，哪有什么哲学体系？更有意思的是，十字架的来历，他说跟中国古代文字的“亚”字有关，因为在金文中，有的时候，“亚”被涂黑成十字架。如此，把容庚老师的《金文编》仔细查一下，凡是字型与西方有关的字母都说成是受到中国的影响，那实在是太省事了。这样信口胡说，倒是迎合了现今部分中国人一切都是中国的文化最优秀，世界文化也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信念。但是好像不太科学吧？

最有意思的是，当他谈到昆仑山得名时，他说一开始也不理解。后来他坐飞机越过昆仑山，发现山体的皱褶就像一本展开的古代竹简，仑字的繁体上面是山，下面是仑，仑代表简册。于是恍然大悟，原来昆仑山就像竹简。且不说中国古人在给昆仑取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坐飞机到天上去鸟瞰，即便鸟瞰之后，如果像竹简的话，那就干脆取名竹简山得了，何必要用昆仑。实际上这两个字是双生叠韵的象声词，意思是混屯，形容其阔大渺茫的意思，并非像书。

顺便说一句，我发现有的讲坛坛主会用一种神化自己的方法，来炒作自己。于丹在接受凤凰卫视鲁豫的采访时说自己六岁就开始读《红楼梦》，鲁豫马上打断她，问她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字的呢？于丹说一岁半。呵呵，这真是神童啊。我想更多的于丹迷会愈加敬仰于丹了。而赵先生在洛杉矶也说，我在这里解释一个汉字就要读100万字的书。我听了更加惶恐，我们这些人实在太不用功了。那次讲座赵先生解释了大概将近20个字，2000万字的阅读量，而且应该是中国古代典籍吧，我想。怪不得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哲学教师可以纵论中国汉字的起源以及其中蕴含的这么多前人不知道的意义了。

1989年6月份，整整30天的《人民日报》所传递的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信息。这篇文章是《八九春夏之交历史的若干细节──〈人民日报〉旧报重读摘记》。那个月的《人民日报》缩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