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寻求司法公正以及社会机会的平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有着与民主法治国家完全不同的念义。在一定程度上讲，你必须认识到：没必要追求理想化的结果，如此，这个“社会”才让你接受；认识到黑暗作为制度性成本存在，才有可能得到利益补偿。

从理论上来讨论问题，一般读者不好接受，那就让我们用案例（故事）来说明吧！

一、加油站与香烟屁股

加油站不允许抽烟，这是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公共规则。同理，那里要有了烟屁股即烟蒂（过滤嘴部分），肯定是违规。

某一个没有煤矿的“穷地方”，安全生产监督局（简称“安监局”）被内部传说中“煤老板拎纤维袋给安监局送茶水费”的故事给刺激红了眼。他们要搞一把“补充办公费”的小动作，让各加油站交些钱赞助局里的“办公费”。此费用主要用于招待上级来人以及本局的汽车消费。钱不多，比如2千元，但肯定不会开票，也告诉加油站“要自愿”。

如果不交呢？那好，找你的安全隐患，把你原来交的风险抵押金转成罚款。如此，不但原来的“关系”弄僵了，而且麻烦还会不断发生。加油站虽然是利润较大的行业，但有哪一家经得起反复折腾。

也有真不服气的，以为自己各方面都“达标”。那好，别怪执法者不客气：一行人提前准备好刚抽过不久的烟屁股，在检查中有执法人员就悄悄地扔在地上；而后，就叫经理人员“看现场”。

按执法者事后的得意说法，“是跟美国人治李文和那套学来的”。据说，联邦特工在搜查李文和时，会往李文和口袋中塞毒品的，所以，后来李文和不穿有口袋的衣服了。在美国是否有其事，无法考证，但执法官员们肯定从新闻联播中得到了启示。

二、“中纪委算个蛋呐！”

有一家初级法院，审结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带着原告去异地执行。与被告见面后，三方协商，60万元的执行标的只给40万，就算了结。等到了被告交钱的关键环节，执行人员却把原告打发回了本地。也就是说，执行人员再等原告送些好处费来，才予支取执行款。“戏剧”由此真正开始：等原告去法院催要执行款，法院说一分没要回来；原告则坚持说，法院至少拿到了30万块钱的执行款。

双方僵持不下，原告开始了长达6年的上访，从中纪委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一直经省而市而县，结果呢，拿到一打子处理文件与介绍函。钱，还是一分没有。他赔了本，因为法院人员当初去异地执行是他掏的差旅费，包吃、包住、包玩（可曰“三包”）。他赔得更惨的是，6年间没法做生意了。向他要帐的村民不会让他过好年节的（——因为他从农民手中赊购了鸭梨而贩卖），他只好只身逃到县城，找了一间民房躲起来。在躲债过程中，他还得去法院催钱。

钱，肯定是执行回来了一部分。因为第一次他去支款时，执行人员告诉他：“你得找院长去签字。”言外之意，给院长送上两三万块钱的“小好儿”（而不是十万、八万的“老好儿”！），顺便也给执行人员些“辛苦费”，就可办了。偏偏他心理不平衡，以为“三包”尽兴就算尽了人情。再后来，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执行回来30来万块钱，院长一分没贪，全给用在了法院办公楼带宿舍楼的基建上，也算法院全体人员利益均沾了。

“难道你们真不怕中纪委派人来查吗？”有人问。

“中纪委算个蛋呐！没人把钱拿回家去，用在了基建上。查出来，大不了，用公款退赔呗！”知情者如是说。

三、改版的“彭水诗案”

与以上烟屁股与中纪委“蛋化”的两个故事一样，本故事不是拼凑的，也是发生在同一座县城。在那个县城，因买官卖官泛滥，就逼得那些没经济实力又想升官的公务员想出了互相吹捧的“邪法儿”。宗教局的一位副局长（女）与经济发展局的一位副科长（男）经过密谋，以“互相表扬”的方式，分别给书记、县长、组织部长以及多数要员发短信。男士短信的大意是宗教局的一把手非某女不能胜任；女士短信的大意是经济发展局的某副科长有才、能干，被压在副科长位子上时间太长，该扶正了。

收到短信的人们大多认为“这是穷疯了”，没钱买官，只好出此下策。消息扩散面越来越大，成了“丑闻”。县长下令公安局调查，结果也如彭水诗案一样，一下子抓到“嫌犯”。县长还算仁慈，只下令对男副科长予以行政拘留10天，女副局长就不予追究了。

据说，这两人出此下策是受到了一个顺口溜的影响。那个顺口溜的原版是《毛主席语录》：“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若干年前，它被改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

没有钱，怎么会与领导“密切”呢，就来个“自我表扬”吧！

结语：回看“倭仁定律”

时当中共夺取天下大势已定，黄炎培向毛泽东进谏，希望中共能跳出历史窠臼。是为着名的“黄毛之对”。现在，“黄毛之对”已经变成了威权主义者的新命题，称为：“不反腐，亡国；反腐败，亡党。”且不论腐败是否得以遏止，对照历史上吏治败坏的教训，不难发现：中共不仅没有跳出历史窠臼，反而是在历史泥沼中愈陷愈深。抛开意识形态分歧，仅衡以历史浅层影像，也能够感知“倭仁定律”已经起了作用。

何谓“倭仁定律”？乃大清名臣倭仁在同治元年（1862）针对河南民乱即捻军的武装反政府活动提出的意见，他说：“今日河南积习，只曰民诈，不曰官贪庸；只狃于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弥。”其实，中央权力核心不实行民主竞选而产生“大吏”，到头来还是重复历史。不是吗，在倭仁提出他的“定律”半个世纪后（1912），大清还是完蛋了。

首发议报第303期

 

（作者提示：本文纯属个人观感，议事议人，信马由缰。一不小心，如果磕着碰着了谁，还望多担待）

[一]

我和张戎离开北京到成都，正逢落花时节。走在成都的锦江河畔，仍然满眼清绿。我把北京与成都有一比：北京城大而无当，生活在其中，犹如一滴水落入大海，感觉是无影无踪。成都更像舒适的小窝，一壶茶，一盘麻将，一碟瓜子，消磨终日，连阳光也变得懒洋洋的。

翘首以待的老母亲早已备下浅斟微酌的家宴，分别数年后的相聚之喜，化作无尽的“龙门阵”。随后是亲朋好友的轮番盛情款待。尽管许多人听说过张戎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但酒席上的经常性话题，却总是：吃什么？怎样吃？看来，最让成都人感兴趣的，也就是“吃”了。数不尽的美食佳肴，年年花样翻新。我们去过一家叫“谭鱼头”的餐馆，不过就是吃鱼头，居然装潢胜似五星级宾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它的宏大规模：仅接待吃客的前厅，就能轻易容下数百人！

我还有个发现：餐馆里的吃客们，几乎没有不是坏脾气的，哪怕要一张擦手的纸巾，也会冲着服务员又叫又骂。我很不习惯，问其中一位朋友：你就不能客气一点？他语含挖苦地回答说：你娃“英国”绅士也是少见多怪，这跟前有哪个不是这样子。

当我多呆了些日子，也就逐渐明白了：在表面的粗鲁和蛮横背后，掩饰着人心的浮躁与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冷酷世界，人人都缺乏安全感，你只能随时表现强势，才会叫人瞧得起。这是一个缺乏诚信的病态社会，人们的交往充满了互不信任与明争暗斗。你得时刻保持警觉：在占别人的便宜时，小心别让人占了你的便宜。活得够累够烦是吧，进餐馆花钱买个轻松，焉能不吆三喝四，尽兴发泄？

如果要我在这种环境里长期生活，会不会也一样：冲着餐馆服务员又叫又骂？

[二]

张戎想体验一下成都人的文化生活。为此我费尽心思。中国形同文化沙漠，眼下除了北京还有几片“绿洲”外，其他城市大都只剩下几棵摆摆样子的“仙人掌”了。

我听说夜总会里的表演还有点意思，就怂恿张戎去观看。两场下来，高呼上当。那台上不是一群红男绿女在蹦蹦跳跳，就是一对半老爷娘唱东北二人转，插科打诨，拿各自母亲的生殖器逗乐儿。我们又去游览了新近落成的仿明清建筑群“锦里”。据说“锦里”荟萃了成都的历代文化。结果呢，倒是有人在表演传统曲艺“金钱板”，而商店里热卖的，却是印度来的廉价首饰，我还瞧见有人扮作《水浒传》中的武松，从街面上招摇过市。

朋友们都说：你落伍了，现在人玩的是享受。如今最流行的有：洗脚、搓背、桶蒸。张戎全没兴趣。我去试了几次，大有斩获：所谓“洗脚”，就是把你的脚指头掰成两半儿再接上。所谓“搓背”，等于从你脊梁上先扒下一层皮。至于“桶蒸”，更邪乎，你基本上是品尝了一下馒头怎样被蒸熟的滋味。

由于要到美国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的年会作演讲，张戎未能久住，很快去了香港。从北京到成都，短短的十来天，她看望了许多老朋友，结交了一些新朋友，见识了不少有趣的事。我们还去了青城后山为父亲扫墓。离京前传出的毛泽民后人要上法院告状的消息，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传闻说，成都的某些人，包括当年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所谓“干部子弟”，扬言要对张戎采取“革命行动”。但最终也没见到这些人的踪影。

[三]

我又多住了几天。毕竟曾做过记者，总想多听听，多看看。

我给一位律师朋友打电话。此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语多惊人。他的名言是：律师的关系网有多大，成功率就有多高。他还宣称：当律师跟做商人没两样，都是为了搞钱。他曾问我：你知道我们是如何拉客户的吗？接着他开始表演怎样在客户面前拍胸脯：没问题，法院院长是我哥儿们。这个法官呀，他是我小舅子！

我每次回来几乎都要找他聊天。这次我们约好晚上十点在某商务会所见面。我按时赶去。会所设在一座巨厦内，外观极其花哨，彩灯、霓虹灯、探照灯相映生辉，亮透了半边天。我刚走进门，耳边轰响起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迎声：先生好！只见两边并排站着二、三十个女孩，一色的低胸开领超短裙，个个冲你笑盈盈，宛如天仙。

我被其中一个女孩领到预定房间，才发现这不过是一间装修奢华的“卡拉OK”室，我原以为商务会所像茶楼一样，里面摆着麻将桌、宜兴紫砂壶，人们围坐着抽雪茄烟谈生意。

律师朋友已在恭候。他告诉我，刚跟某法官谈完一件刑事案。我记得上次跟他见面，也是在一间“卡拉OK”室，也是听他说在跟法官谈什么什么案，不同的是，这次的场面要气派得多。看来律师朋友发大了。

你不是不接刑事案吗？我疑惑地问。这位老兄曾说过，犯刑事案的多是穷人，办一次案，挣两三百元，还不够塞牙缝的。要做就做经济案子，做企业的法律顾问，那才能肥起来。

这回的情况不同，律师朋友回答说，某富翁的公子差点把人砍死，富翁愿拿出几十万元消灾，希望只判个缓刑。看着律师朋友志得意满的样子，我想八成他已经跟法官达成默契。

律师成了中介，事成后大家都有钱分，这就是中国特色。最令我惊讶的在于：律师朋友毫不掩饰，还带着几分炫耀。他当然很清楚这是违法勾当，但他照干不误。

类似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我的医生朋友，十元钱能治的病，他可以开出三百元的药方。他当然很晓得这是丧失医德，但他照行不误。

我的生意人朋友，花大量时间陪厅长局长们吃饭打牌，用尽办法贿赂官家。他从中捞的盆满钵满。他当然很知道这是肮脏交易，但他照做不误。

我的官员朋友，掌管着油水充裕的项目。他的生财之道与众不同，他从不收受贿赂。投标者来了，比如，报价一百万。他会这样说：你的报价太低，你报两百万吧。结果多出的一百万就进了他和同伙们的腰包。他当然很明白这是不义之财，但他照贪不误。

在中国，人人都在骂现实的黑暗，人人都知道为什么黑暗，甚至人人都能说出扫除黑暗的办法。但人人又都在与黑暗妥协，欲从黑暗那里分一勺羹。这些人成了中共政权得以保持稳定的基础。

[四]

我开始讥笑律师朋友的做法。我说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敢于主持正义、反抗黑暗、愿为弱势群体维权、不为金钱折腰的律师。我问他听说过维权律师高智晟吗？

他说他听说过。接着他反唇相讥，笑我太天真，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什么是基本常识？律师朋友继续说，在中国做律师，每年都要交律师注册费，还要向司法部门交管理费。这笔钱在成都就是好几万元。做律师的能不能生存下去，靠的是有没有人找你帮忙打官司。

高智晟在北京能混下去吗？不可能！北京城冠盖如云，虎踞龙盘。像他连大学都没读过的自学出来的律师，毫无背景，毫无关系，毫无资历，从未听说过他打赢过任何官司。既然没有任何优势，也就不会有任何客户上门找他。

这时我忍不住插话：你说了半天，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别着急呀，律师朋友皱了皱眉头说，在北京生活，费用昂贵，高智晟连北京户口也没有，他靠什么养他的两个孩子，没有工作的妻子，还有房子、车子、孩子的学费？他的金钱危机一定很重。

我吃惊地问：你的意思是，高智晟是为了钱才去做维权的事？

律师朋友冷笑了一声：刚开始他可能是出于某种正义感。但我敢断言，有人给了他钱，或者许诺给钱，他才会、也才能够继续扮演要他承担的角色。如果没钱挣，我看他不会去冒坐牢的风险。这也算是一种风险投资吧。

我不以为然，冲着律师朋友挖苦说：给你钱，你敢做么？

[五]

律师朋友显然不想跟我顶牛，把话题一转说：我要让你开开眼，看中国人是怎样喝葡萄酒的。

不一会儿，刚才引我进门的女孩端来一瓶红葡萄酒和两听可口可乐。她把葡萄酒连同可口可乐一起倒入一个装满冰块的大玻璃瓶。就在她弯下腰时，撅起的后部赫然露出了她的一部分丁字形内裤，很像夹在日本相扑手的屁股上的布条。

在伦敦街头，像这样的穿着，正风行一时。律师朋友朝我眨巴着眼说：咱们“与国际接轨”的速度，还不慢吧。他略作停顿，又说：英国男人还是太保守。我问：何以见得？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男人中嫖娼的只占百分之十。

你知道中国的开放程度吗？律师朋友两眼放光，显得兴奋不已。他告诉我，他的所有男性朋友，无论是记者、官员，还是生意人、艺术家，几乎无人不嫖，而且有点钱的都有情人。

为我们倒酒的女孩，这时转身离开。望着她的背影，律师朋友压低嗓音说：你要是想把这家高级会所的女孩带出去过夜，至少得花上千块。

我再也听不下去，起身告辞。律师朋友仍在喋喋不休：当然，穷人也有出路。成都东边是有名的穷人区，你要有兴趣，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那里的路边茶馆，一杯茶才五角钱，你可以坐一天。找小姐只需二十元，叫作：“一炮走人”。

[未完待续]

 

新闻出版总署，近年来丑闻不断，是一个尽给中央添麻烦的“麻烦部门”。禁书是它，随意注销记者的记者证也是它。当它需要对自己行为进行负责的时候，却又不是它了。难道它是一个法外机构？

一个小小记者站，就已经足够让这个总署大小头目手忙脚乱的了。记者站出事最多，年年有点风波，几乎套路都很相似，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总署刚开始时总是睁只眼、闭只眼，实在熬不过了就去张罗管理。敲诈和有偿新闻总禁不住，记者挨打总禁不住，虚假新闻也禁不住，小道消息更禁不住。若去管理吧，却没有国家的法律作为依据。不管理吧，新闻出版总署就会成为聋子的耳朵，是一个摆设。怎么办？

就这样一个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正如丑闻不断的城管一样，屡被非议。这里，我却要说，不要新闻出版总署这个机构行不行？

本在中南海机构的排行榜中不占什么份额的新闻总署，其实是一个“弱势机构”。中宣部面前，它是孙子；国务院各部委中，它只是小弟弟，腰也直不起来。可是，这个总署既然愿意当孙子，就有当爷爷的时候。比如最近，总署又开始整顿报社记者站，拿出自己的“霸王条款”，若记者站不老实，“格杀勿论”。说白了，总署是记者的爷爷，总是干着欺负记者的活。

对于记者站及其记者的“霸王条款”是这样的：报社记者站记者必须持有《新闻记者证》才能开展工作，未领取记者证的人员不得在记者站从事新闻业务活动。报社及记者站因工作需要，安排聘用时间未满一年的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应在持有《新闻记者证》的记者带领和指导下进行。记者站人员变更，报社应注销记者证。

首先我对此表示质疑和不满，因为这样的规定是混帐逻辑。报社是一个以尽到社会责任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具有双重责任的企业，隶属于自己的主管部门，在具体业务上只要不违法，或者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开展工作。新闻出版总署不具有对记者工作进行行政许可这样的行政许可权，若它行使这样的许可权就是非法的。记者证，由各自的报社所发，并对其负责。记者证不是律师证，律师有《律师法》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而记者却没有《新闻法》和由法律规定的国家统一记者资格考试，记者证也仅仅是报社的雇员证明。看中央电视台，几乎超过一半的新闻从业人员，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而记者证注销，明明是新闻出版总署动用权力从网上直接注销，现在却又变成了报社注销。对此，你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必须”，又有多少权威？还有新聘用人员，一年之后才可以领记者证。这个“一年之后”有哪些法律依据？是不是新闻出版总署乱许可呢？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就自己闭着眼睛乱许可，难道一个国家的部门就可以如此任意地张口就是法律吗？公道何在？公理何在？

团派出身的柳斌杰，领军新闻出版总署快一个月了。新官上任，难道就烧这么一把闷火吗？按照总署的规定，新任记者需要一年以后才能领记者工作证。那么，依此类推，你柳斌杰才当上署长不到一个月，我也“张口就是法”——按照宪法41条规定公民有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我来给你下个规定：请你一年之内必须在老署长龙新民的带领和指导下工作。你愿意吗？所以说，柳斌杰应该好好清理一下自己部门出台的规定，不要张口就是法，你蒙谁呢？2008年5月1日《信息公开条例》将要实施了，部门规定若要违法，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法院告你了。虽然我们此前告你，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不敢受理，但明年我们的法律依据就更充分了，你们再经常蒙骗大众，小心把你们告倒，让你丢人，让你付出代价。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把总署告倒、倒掉——就像现在臭名昭著的郑晓萸治理下整体腐败的国家食品和医药监督管理局一样，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所以，柳斌杰们（包括龙新民、石宗源、蔡武、田聪明、王太华、王晨、俞剑明、苟天行、刘云山等官场上的名流）要好好学习《宪法》和《行政许可法》这几部法律，没有法律规定的行政许可权，你们也不要乱用。若你们轻视法律这个民主武器，必然为法律所治。

最后奉劝一句：柳斌杰，你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若是人才，就积极改进，励精图治，勤政为民，促进新闻立法，依法管理新闻行业。若是庸才，趁早下台，免得日后官司多了，把你告下台，坏了自己一辈子名声。

 

上期（ 4月15 日出版的总260 期）《动向》杂志报道了 4 月 6 日在北京举行的反右斗争50 周年座谈会的报道，出刊当天，北京市有关方面就挨家挨户找出席座谈会的人谈话，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体现了中共集权专制确实雷厉风行。但是，同样是这个政府，对广大右派老人多年来的贫困状况和维权呼唤却麻木不仁，并且极尽推诿、敷衍塞责之能事，甚至还继续采取专政手段拼命封杀、打压。这期杂志刊发了俞梅荪先生的后续报道，《抗衰老座谈会被取消而成反右维权聚会》；而右派维权运动发起人之一（山东）李昌玉最近也受到了新的压力……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喉舌正在炒作的胡锦涛的 “民主新模式 ”，就是邓小平实行的经济自由化，政治一党专制。实际上是一种拒绝民主的模式！“今年三月，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唱的民主高调，代表胡锦涛的创新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是一个无耻的高度，谎言的高度，从邓小平单纯发展经济，拒绝民主的改革道路，又转回毛泽东夺取政权之前，夺取民主的制高点。胡锦涛的目的是加强舆论攻势，为十七大仍旧巩固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施放烟雾弹。”（本刊特约记者柳同）

可悲的是，代表 “社会良知 ” 的知识分子竟然还有人恬不知耻的指鹿为马，硬要将一党专政打扮成自冷战结束之后合理的国家制度。如果反右是朱厚泽先生所称的“中共的自阉”，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已然是“ 现代太监”，六四以后他们在整体上被中共整趴下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被中共蹂躏得没有了人样！诚如专栏作家胡少江指出的那样，只要将中国和英、法等国最近进行的领导人的更替比较一下，就完全清楚什么是货真价实的民主，什么是冒牌货了。

除了这种让人沮丧的丑闻，当然也有光亮在你眼前闪现，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曾经在中南海任职的吴稼祥，为本刊撰文评析 “ 政体演变与中美关系 ”。 他认为，中共每次权力交替，都导致了极权统治的衰变，而这种衰变过程，也正是中国向美国靠近的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依赖，使良好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现政权合法性来源之一。 因此，中美关系将进入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好时期。或许，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读了北京最近更换外长的人选——用与布什家族关系良好的杨洁篪替换有“红卫兵外长”之称的李肇星。

中国国家统计局 4月 19 日公布：第一季度经济的增长率百分之十一点一，这让 3月份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将今年经济增长控制在百分之八的目标，变得自欺欺人，中国的宏观经济变得愈加难以调控，更令人担忧的还在于中国“轻消费、重投资、重出口”的落后格局依旧岿然不动，事实表明，因为牵涉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胡温根本踩不动经济发展过热的刹车。

中国的经济愈来愈热，中国股市 “升升不息 ” 的疯牛行情却也愈演愈烈。由于中共一直以来的强力干预，严重扭曲的市场经济让股民们相信：中国股市长升不跌的神话﹐即使有调整﹐也是短暂调整立刻恢复升市。所以﹐股市每次暴跌﹐反而引来新股民大批入市﹐投机炒作已经登峰造极！通常，在泡沫破灭之前，理性总会被狂热所取代。在财富效应的诱惑下，投机炒作之风也日盛一日，市场风险这个气球，不断地被吹大，一旦出现了针尖般的刺激，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股市向来就是 “政策市” ，朱镕基时代人们干脆叫 “猪市 ”，如今温家宝的“ 瘟市”，其实就是 “疯市 ” ，政府采取的所有行政或经济（如调息等）手段，如今几乎已全部失灵。本期发表的报道和评论均指出，中国疯牛行情将在“ 贪婪 ”的带领下前行不止。现在是应该研究疯牛拖着的火药桶何时爆炸的问题了。

股市不可能永远升﹐也不会永远跌﹐脱离实际的大升﹐跌起来必然很可怕。而参与的股民越多﹐对社会的震荡也越大。也许﹐中国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就是从股市崩盘引发出来的呢﹖难道，中国的下一场革命就是 “ 股民革命 ”？！眼下的情形就是林保华先生所言的“ 股市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疯狂” ！

附录：

《动向》杂志五月号（NO.261 ）目录

2007 年5月 15日 出版

「长短论」

五一枪声惊显一国两制危机

「京华传真」

曾庆红十七大坚决退下……争鸣记者□罗　冰

中央四文件严防发生动乱……争鸣记者□罗　冰

温家宝预言：社会不公随时爆炸……陈晋江

「五一」 41地区罢工示威……田　穗

「小消息」

乔石曾在杭州昏迷

朱镕基忧虑道德沦落

黄华华拉票出格

邓力群借贷再踫壁

三百多所大学「五四」有活动

80% 大学生志愿当官

52 个地下电台被取缔

驻港澳中资高层返京集训

吸毒人数超七千万

个人所得税缴纳不踊跃

广东省色情业税收 300亿

法院判案摸彩定论

广交会出口转内销

二万水库告急

东莞公安失枪七十四支

西安警匪发生枪战

「神州内望」

胡锦涛模式就是拒绝民主……本刊特约记者□柳　同

「五一」人权灾难和澳门的枪声……本刊特约记者□傅　清

「政坛迷津」

胡锦涛与中国政治三角恋……美国□刘晓竹

「气候变化」还是「天象变化」？

「忧患炸弹」堆积下的缓和……大陆□祁绵逸

「官场瞭望」

试记中共十七大代表闲聊……大陆□吴　勇

对上海经济震动不大　对上海帮具震慑力

龚学平成「硬下台」人选……大陆□乐尚嘉

左派诗人贺敬之的政治能量……□南匈奴

「专题」         民主与专制

安志文批评政治家与思想家角色错位

领导人热衷理论创新酿恶果……大陆□姚监复

胡锦涛包装专制的民主秀……大陆□吴　庸

逢六搞政治，逢九搞军事

——六四镇压的另一种解读……新西兰□草　虾

「十七大代表选举」

扩大「伪民主」基因……大陆□朱健国

「众议院」

东欧国家清除苏联统治痕迹……俄罗斯□师力洋

中国工会的嬗变……□石　巍

胡锦涛：崇祯还是华盛顿？……加拿大□毕文稼

「特辑　六四 18年祭」

为追求民主，他们曾流血牺牲……美国□王超华

—— 纪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

《 1989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美国□吴仁华

「英伦飞鸿」

英、法、中领导人换届　真假民主见分晓……英国□胡少江

「中美关系」

政体演变与中美关系……大陆□吴稼祥

「港澳焦点」

特区政府新领导班子人选……□张　滔

五一敲响港澳民生警钟……□黄伟国

「台湾话题」

拒奥运圣火来台与主权争议……台湾□金　波

长廷胜选　马谢对决

——二○○八年台湾总统选战之展望……美国□杨力宇

新闻自由和自由台湾……□覃州子

「北美轶事」

到美国状告雅虎……美国□程　凯

塞利尔案成加中关系焦点……加拿大□盛　雪

「股市风云」

股市要你死，必先叫你疯……□林保华

「贪婪」疯牛拖着的火药桶

胡温踩不动经济过热的剎车……本刊特约记者□苏　尉

「反右 50年祭」

抗衰老座谈会变成反右维权聚会

——《动向》出刊当日北京当局立即行动……大陆□俞梅荪

黄炎培一家出了七个右派……□武夷山人

保留记忆　保存信史……大陆□朱厚泽

「中国通点评」

政经强人鲍尔森：美国财长＋中国通……□高　路

「国共人物」

越来越不堪的连战

——看三次「胡连会」……大陆□刘晓波

两个总书记的晚年……大陆□子　曰

「艺文长廊」

秋笳悲咽

——流放宁古塔三百年前后之比较……大陆□沙叶新

陈达：华裔英文畅销书作家……□金　白

「来稿照登」

「保钓」就是「保中共专制」

——读朱永德文有感……日本□思　亮

「编辑者言」

「彩页」

封二：杯葛北京奥运揭示现代文明观念

封底：澳门「五一」枪声震惊世界

首发动向杂志

 

插  记

天黑前赶回丽江，饱饱地吃，美美地睡。第二日斗志松懈了些，11点才拢石鼓张家。老人已在门外翘首以盼，一见我们，竟扑上来勾肩搭背，邀约一起去长江第一湾公园——他每天都在里面跑好几圈呢。

对岸山势低缓，顺势大拐弯的水面至近而远地放射，如一把慢慢打开的折扇。作为折扇柄的公园外侧江边，泊了许多机动橡皮船。这是个新开发的旅游项目，还没见外来游客，倒有不少当地人拾阶而上，与老人打招呼。后者矜持地点头，又转而低声对我们介绍：这是谁，他的父亲或爷爷是谁，土改时候是贫雇农或地主，是否枪毙、坐牢或入党、升官，几年前死了或瘫了，等等。然后很得意地埋头自我打量：没任何毛病，搞不明白，都死好多盘了，还是没整出毛病。

街面上传来喇叭声，我们举眼一望，原来抵达了一串豪华大巴。好几百中外混合游客突然涌入，四处乱窜，令这个洋不洋土不土的小镇凭空喧闹起来。假古董贩子大张双臂，满嘴哈罗哈罗，将大屁股洋人朝摊边引；接着，卖土特产和瓜果的男女村民也学假古董贩子的样，满嘴赫罗赫罗，争夺更大屁股的洋人。如此倾城的崇洋媚外，竟激怒了我这爱国情绪浓烈的采访对象，他手舞脚蹈地冲着人群叫：搞啥子鸡巴？没见过老外啰？老子跟老外打交道的时候，你们还在妈肚子里转筋呢。

扫兴之余，又参观了河岔上的铁索桥，桥边立着记述当年红军英勇渡江的石碑，与头顶山壁的渡江纪念碑，以及军民鱼水情的粗壮塑像遥相呼应。老人以一个军人的严肃，指出了石碑间一两处涂改历史的谬误，正要引申下去，铺天盖地的游客在导游的正确率领下，接踵而至。

逃回家中，抹脸擦汗，一杯粗茶下肚，空气方静穆下来。我摸出录音机和笔记本，开场之前，老人却吐了句我不太明白的哲理：过去？现在？你说哪阵儿好？

我干笑一声，没话。

正  文

张进谦：由于“暴动罪”定不了案，转眼我又被押回丽江专区看守所，仍然脚镣背铐。虽然已经三出三进，可还仔细搜了身，裤带也上交。所里大小8个监房，我都蹲过了。

老威：待遇是否好些了？

张进谦：老实说，没有饿肚皮，可挨打的次数太多了。有个老家石鼓的看守，三天两头值班，都将我提出去，命令跪倒，皮带棍棒，甩得跟刮风一般，我被整得叮呤咣啷满地滚。你可能觉得奇怪，人又不是铁坨坨，如此敲打咋个不得内伤？嘿，我有绝招，就是每次遭整后，立马喝“回笼汤”……

老威：回笼汤？

张进谦：就是自己，也包括别人的小便。双手背铐着，不方便，只能鼻青脸肿地求人帮忙解裤子、掏鸡鸡，冲着口缸尿。有时鸡鸡被踢肿了，尿不出，或尿的份量不够，就再磕头作揖，讨要他人的小便。一般来说，犯人都同病相怜，一点“举鸡之劳”何足挂齿。唉，如果按上百口缸一桶尿计算，我这辈子起码喝了上百桶尿吧。

老威：太夸张了一点嘛。

张进谦：1961年5月3进看守所，6月前后又出来，调回长水铜厂4队，随后又是7队，泰安9队，我断断续续戴了近8年的脚镣手铐。那是土铐子，白天打开干活，晚上就背铐，睡不好觉。时间一久，铁就陷入肉里，化脓了，才叫狱医擦点消毒药水。几十年过去了，你看我，肩膀全是斜跨跨的，这手腕子，印记还在。由于被教导员段凤先树为“反改造典型”，批斗会场场有我，自然免不了拳打脚踢。本来，1970年就熬满了刑期，可在文革期间，两劳人员不予处理，又拖延到1972年。

老威：这样算来，老人家的确喝了上百桶尿。

张进谦：不对，应该从1959年被段凤先关入地窖开算……还不对，我差点连尿也喝不成了……在汝南化矿区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几个犯人饿急了，就在山上采来些野果，放进口缸，架在火堆上煮来吃。不料让一个叫杨道康的傈僳族民兵发现了，就过来喝问：那个煮的？我回答：我煮的，肚子饿嘛。他说：你还调皮呢，当心把你捆起来。我一下子火了：你还是不是个人？晓不晓得肚皮饿起难受？你倒是吃得饱哦。他说：一个犯人脾气还大，老子要吊你！我说：道理不会讲，只晓得吊人……嘿，话还没落音，他就扑上来，按倒我，先给我戴一幅大脚镣，不解气，又加一幅，这两幅脚镣总共重76斤。然后将我吊在矿洞的门顶上，问我服不服？我当然不服，还不停地骂，他就从火堆里夹炭来烧嘴巴。火炭明晃晃的，人出于本能，都要扭来扭去地躲避，结果嘴没烧着，两边腮帮子却哧哧烙出潦泡，脖子也烤焦了一大片。你个狗杂种啊！我还在骂。他瞄了几回，想把火炭堵进我的嘴，都偏了；于是这个傈僳族的狗杂种，在地上寻来寻去，就跑到坎下面的茅房去挑大便。亏他做得出，要挑大便来堵我的嘴！落到这地步，是个人都不要活了！我乘他还没转头回来，开始晃悠自己的身体，我算个大个子，饿得再一把骨头，也自重百多斤，加两幅大脚镣，一共200多斤。我晃起来，感觉手臂也快叫拉断了，至少是腋下的筋拉扯到极限，痛得跟五马分尸一样。可管不了那么多，我还在晃，幅度越来越大，渐渐都带风声了……

老威：他没察觉你要干什么？

张进谦：傈僳族很蠢的，他要是不蠢，能为屁大一点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老威：他是民兵，你是犯人，再蠢，他也觉得比你高明。

张进谦：高明才去挑屎啊。他终于用木棍挑起一大坨稀屎，皱着眉头，左手还扇着风，自坎脚爬上来。见我晃荡得厉害，就欲从旁边偷袭，将屎整个盖住我的嘴。他咬牙切齿道：你还打秋千给我看！却不提防我突然硬侧过去，连双脚带脚镣，如200多斤的钟摆，实实地撞中了他的胸口！这个狗杂种，被撞飞起两尺高，后脑壳刚好弹在岩石上，出血了。最可笑的是那坨屎，盖住了他自己嘴壳，不晓得味道咋样？

老威：老人家有绝招啊，真像抗战电影里的革命英雄对付汉奸。

张进谦：是啰，所以那汉奸从地下爬起来，哇哇大叫，扭过头就拖了条枪。他起身将子弹上膛，抵着我要打。嘿，老子的命实在太大了！

老威：子弹卡壳？

张进谦：是中队长发现了，赶紧跑来，把他的枪筒子按下。狗日的红了眼，还与中队长夺了半天枪呢。中队长大吼：给我滚开些！你以为政府发枪，人就可以随便杀？懂不懂法律？

老威：不可以随便杀人，可以随便吊人。

张进谦：中队长将我放下地，解开大脚镣，还不放心，当即就送我回场部。他说：你这次与他结下梁子了，我向教导员汇报一下，你还是住进地窖保险，以防他纠集其他民兵来报复。看看刚才多险！你一个犯人被毙掉，人家民兵大不了开除回老家了事。

老威：杀人不偿命？

张进谦：社会上杀人偿命，监狱里嘛，嘿嘿。

老威：监狱里怎么会有少数民族民兵呢？

张进谦：饥荒年间，犯人情绪波动大，为防意外，正规警力不够用，就经常从附近或稍远一点的村寨抽调基干民兵，协助监狱看管犯人，汉族、傈僳族、彝族、白族都有。民兵的法律水平很差，有的连汉话也说不利索。

老威：活出来真不容易啊，眼下看来，你喝过上百桶尿也不算稀奇了。

张进谦：没得法呀，如我这般刚强的人，有时也不得不低头呀。在看守所，我还被强迫抽过血，那是一个叫托巴的藏族犯人，起码是小土司吧，得了急病。我和另一个犯人被提出去验血，结果我是O型。由于要到专区医院，怕走在街上影响不好，我的脚镣手铐才被暂时去掉。不管押解的兵如何催，我都故意磨蹭，东张西望。当然，好久没这么轻松地穿过街道了，特别是手脚，前后左右随便甩，飘飘然如腾云驾雾。

直到躺在病床上，带大口罩的医生和护士进屋，挽起我的衣袖准备要扎针了，医生才问道：你是自愿献血吗？我不吭声，医生又说：如果你不同意，就算了。我鼻子一酸，差点流泪。唉，你不晓得一个阶下囚的感受！叫你干啥就非干不可，谁会征求你的意见？哪怕就是一枪崩了，也没你开口的份儿，更莫提“不愿意就算了”。

老威：这在西方是最起码的人权。

张进谦：啥子人权啰，猪权狗权都没得。所以我对医生说：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已遭了几年冤枉，现在你抽我的血，我也算配合政府完成任务。但愿能借此一线生机，摆脱段凤先的毒手！医生点点头，才将大号针管插进我的手臂，抽了600毫升，满满一瓶。

完了医生问：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答不。医生说：身体底子不错。就要开些补血的药给我。旁边的干部急忙摆手：不需要不需要！跟着，就拽着我打道回府。

老威：他妈的，牛马抽血还要多给些草料吃呢。

张进谦：我享受了近一年的死刑犯待遇，虽然手脚锁住，却没饿饭，还胖了。后来那个托巴土司出院，还隔着铁栅栏叫我，一直合掌作揖：感谢，感谢，你的血救了我的命。

老威：谁又来救你的命？

张进谦：一天天熬啰。经常觉得生不如死，可过了那股劲，又继续嘛。还好，我没被段凤先整成残废。1972年，算正式脱了劳改犯的皮，可依旧留在8队当工人，工资19块3毛。

老威：46岁了，才挣一个学徒工的钱。

张进谦：人生的大半截都过了。幸而我性格豁达，周围也有亲戚朋友暗中相帮，要不，哪娶得成老婆？1973年，我结婚了，就跟眼前的这个。大山坳仁和乡人，家庭成分富农，小我5岁，之前就育有两儿两女，都已成家立业。

老威：你们咋个认识的？

张进谦：我们从小就是邻居。成婚是在劳改队。当时啥子都兴票证，粮票、布票，肉票更紧俏，所以只能简简单单请个客。亲戚朋友都商量好了，张进谦岁数大，穷得心慌，我们就不虚张声势送东西，只尽各人的能力，凑钱给他就行。

老威：你没落下亲生骨肉？

张进谦：同房不久，孕就怀了。我还在说：我工资少，肚皮大，养活你都困难，何况添一口？她说：不用你养活，我自己有手。我说：有手也变不出粮食。她说：我娘屋里还存着几百斤，有杂粮，有包谷，这两天我就上山去背下来。我说：来回一趟，爬坡下坎十几里，太累了。我要忙活路，你的身体不方便，不如请我们赶马帮的老表（也是地主），雇他的牲口，一次就驮回来。脚钱我开，估计他也不会多要。

我老伴不吭声，我还以为她同意。不料第二天，我前脚出门，她后脚也出门。她到底舍不得花劳改犯男人的辛苦钱，还是自己上山背粮食，太自不量力了！头一趟她就背了80斤，吭哧吭哧爬一个阳坡，挣得汗如雨下，一会儿就流产了。这个蛮婆娘，还一趟子跑到河里去洗，这下就成习惯性流产——后来又怀上3胎，都流掉了。我抓来很多副草药，亲戚们也送阿胶、人参，还捉鸽子给她吃，都无效。

老威：真是造化弄人。

张进谦：她有良心，还哭兮兮地说：张进谦，我生不得了，我们把离婚手续办掉，你另外再找，找了再生。我说：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不强求。哎呀，我的命硬，脾气大，能得到这么个好心肠女人的照顾，应该满足了。我好赌，全石鼓街上都晓得，打起麻将不要命，我老伴一再劝说，我当耳旁风。可前3天，她突然给我一个6000元钱的存折，把我感动得说不出话——她平时没啥子钱，不晓得攒了好多年，才有这些啊。唉，我张进谦对不起人啰。

老威：你现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算翻身了。

张进谦：我在劳改队蹲了26年，1983年才正式平反，法院的《判决书》、丽江军分区的《复查决定》都有。此前我专程去昆明，在云南省政协拜访了原边纵7支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得到老首长的大力关照。1986年，我恢复了中共党籍，党龄从1950年10月算起。而目前呢，我还在坚持申诉，强烈要求补发26年的“冤狱费”，31年的工资，还有军龄，应该从1943年我参加抗日开算。

老威：没错。

张进谦：我每天坚持长跑，在长江第一湾，我可能是岁数最大的长跑者；我还坚持吃肉、吃核桃；坚持练书法——有了这些身体和精神本钱，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能坚持申诉。整过我的人，丽江有，石鼓街上有，昆明也有，我张进谦要和他们比比气长。看嘛，我年轻时候那股劲，那股老虎威风还在，我这个抗日军人，这个所谓的恶霸地主的儿子，要等着把你们这帮狗腿子送进坟墓。

老威：没错。

张进谦：差点整死我的那个段凤先，直到现在，我还年年告他。嘿，真是冤家路窄，我曾经3次碰见他。第1次在丽江到石鼓的那个丫口，八几年，还是荒郊野地，他见我就躲。我拦住他说：段凤先，心虚啥子？眼前没人，本来可以一锄头挖死你，但是我张进谦堂堂正正，不干这种阴损事。总有一天，我要把你送上法庭。

老威：他咋个回答？

张进谦：全身在打抖，回答个啥？第二次是在丽江新城的红太阳广场。第三次是看电影，他刚巧坐我前排。莫看我老，都随身带着匕首呢。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狗杂种段凤先，你为啥子要害我？他说：都过去了嘛，张进谦，我们都老了。你现在也是离休干部，资历还比我深嘛。我说：你伸手摸一把，这是啥子？匕首！晓不晓得？我再老，还是有这股子劲，将它稳稳当当插进你的腰杆。老天安排的机会啊，可是我不会，我比你懂法律，我死活要把你扯上公堂。

老威：你和这人的过节深如海。

张进谦：段凤先的老表，在旧社会也当过石鼓乡长，曾经欠我的赌债。这个都不提了，他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所以我从远征军干训团回家探亲时，一冲动，就打了他。

老威：这是哪一年？

张进谦：1944年，我十七八岁。

老威：段凤先起头整你是哪一年？

张进谦：1959年，我33岁。

老威：改朝换代这么久了，旧仇还在延续。

张进谦：至死不忘。

老威：如今，了解你，了解你这些旧仇旧事的还有谁？

张进谦：住在丽江的和瑞尧，76岁，研究孔子的专家；住在剑川县城的郭正洪，大我1岁，就是在劳改队和我分吃生腊肉的那个。都是地主哦，你要去找，我就将电话告诉你。

首发民主中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六四”大屠杀将近过去了18周年，在这举世同悲的日子来临前，海内外铭记这一历史的人们已经陆续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对中共当年的野蛮暴行表示强烈谴责。香港作为当前中国最为自由的城市，除了可以公开谈论有关“六四”的话题之外，还可以公开游行哀悼当年的死难者。不管是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还是在回归后的今天，香港一直都保持着中国大陆社会难以企及的自由度。由于中共人为地封锁有关当年学生运动的消息，如今的中国人中，即便是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不一定知道在1989年发生过什么。这种情况在香港当然不可能存在，不知道“六四”真相的香港人应该是凤毛麟角。

然而，就在几天前，向来自由的香港竟然出现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香港民建联的领军人物马力竟然大放厥词，公开声称“六四”事件没有屠城，其观点的论据竟然是“柴玲、侯德健、封从德在‘六四’凌晨可以平安离开天安门广场”。马力甚至还质疑在天安门焚化死难者的说法。他说，“焚化尸体要高达1250度，怎可能在广场上烧尸？”，他又质疑坦克车怎么能把人辗成肉酱，他说，“可以找头猪试试，坦克车能否把它辗成肉饼”。

马力的无耻言论一经媒体披露便招来海内外的猛烈抨击。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愤怒地说：“他说不是屠城，没有焚尸，而且坦克车不能把人压成肉酱。这整个说法是把事件调子放低，而且要冲淡这个事件，但心里面是想杀更多人了吗？”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也指责马力为“六四”屠城开脱，不断以广场有没有死人转移视线，与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样无耻。5月17日，针对马力的发言，包括丁子霖女士在内的127名“六四”死难者家属公开发表抗议信，谴责马力的言论弯曲事实，缺乏人性。香港政论作家武宜三在事后直斥马力是中共的“走狗”，中国大陆的著名作家刘晓波先生作为当年“六四”大屠杀的见证者，也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对马力予以强烈谴责。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17日就马力言论对《大纪元》记者表示，马力在香港选择“六四”前发表这番言论与中共一贯做法相同，就是要继续对“六四”受害者进行心理伤害，这是中共的一贯策略和阴谋。相信马力事件将会在日后继续发酵，引来更多人的批判。

马力所在的香港民建联早就带有浓厚的亲共色彩，“六四”大屠杀时马力就在香港，当时香港的舆论环境同样非常自由，因此，马力不可能不知道“六四”真相。马力之所以要在今年6月4日前夕发表这种无耻言论只有一种解释，那便是向他的主子献媚。据称，民建联是香港最大的亲共政治组织。每一年临近6月4日的所谓政治敏感时期，该组织通常保持低调，不会与媒体在“六四”问题上过多交流，更不会参加港人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今年身为民建联主席的马力突然改变回避立场，公开就“六四”表态似乎有些非同寻常。迫于舆论的压力，马力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他关于“六四”的谈话只是表达个人看法，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江华也表示，马力提及“六四”事件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和损害，民建联愿为此道歉。

“六四”大屠杀是20世纪最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无数学生和市民因为追求民主与自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屠杀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该运动的歪曲报道一度铺天盖地，正义的行动被歪曲为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有幸没有惨死在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下的仁人志士事后均被以各种罪名送进监狱。虽然中国媒体很快就将“六四”视为敏感话题拒绝提及和谈论，但很多中国老百姓依然对该事件记忆犹新，并对当年学生的行动表示肯定，在他们看来，“六四”被重新定性是历史的必然。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女士的儿子曾于1989年6月3号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被解放军枪杀，当时才17岁。“六四”大屠杀之后，丁子霖等人开始了搜集死难者名单活动。“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张先玲女士日前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不但对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的“六四”非屠城言论表示愤慨，更透露出经死者家属证实至少有两千多人死于“六四”大屠杀的惊人数字。正在马力发表违背史实言论后几天，《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吴仁华先生已经完成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准备5月24日在洛矶公开发行。据说，该书综合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参与学运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和多年考据所得史料，讲述了戒严部队进京路线与部队番号以及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毫无疑问，该书是继其它有关“六四”书籍之后又一部还原历史的力作，同样，也是推翻马力否定“六四”屠城言论的有力证据。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非但未能让中国的普通民众受益，反而让中共当局更加积累了利用金钱收买海外组织和海外媒体的资本。诸如香港民建联这样的亲共政党不知道还有多少，诸如凤凰卫视、《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早报》这样的亲共媒体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组织和媒体为了在主子的膝下分一杯羹，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用一切方式向中共当局邀功领赏。马力作为香港公民，在香港有自由无民主的情况下，不但不去为了争取普选而努力，反而逆潮流而动、与大众为敌，发表违背史实和良心的言论，其人格之低下可见一斑。从这种意义上讲，说他是中共的“走狗”毫不过分。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一言以丧邦”，马力的言论虽然不具有“丧邦”的威力，但对清楚“六四”大屠杀历史的人们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马力遭到海内外媒体和正义之士的“围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是他自作自受。马力事件在告诫其他欲赴其后尘的人：要想得到世人的尊敬，就应该踏上尊重历史、秉承良知的道路上来，违心地做中共的走狗只会让人唾弃！

2007年5月19日

首发议报第303期

 

（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2007年5月22日，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年度出访人
阿钟结束了为期1个月（4月19日至5月19日）的出访活动，于北京时间2007
年5月20日早晨5点，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顺利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阿钟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感谢美国笔会，感谢笔会会友胡平、梅菁、秋潇
雨兰、一平等会友；特别感谢本笔会国际秘书陈迈平、本笔会自由写作委
员会协调人孟浪、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王一梁、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
主席拉里，以及李劼、黄翔、袁缤、王渝、张真等诸友人，使本次出访顺
利成功。

阿钟表示，此次出访活动是他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之一。访美期间，阿
钟共举行了三次诗歌朗诵，除了一次现场朗诵会外，另外两次均在电台
举行。

诗人阿钟生于1959年，八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是上海地下诗歌代表人
之一，为本笔会第三届年度出访人。

           （左起：阿钟夫人翟敏菁与阿钟在纽约肯尼迪机场）

 

这些日子，不断有王朔骂人的事传开，我也看过一些，没怎么在意，心想，王朔毕竟是王朔，他要不这样，就不是王朔了。从心里说，我对王朔一点也不反感，当代中国作家中，能用自己的作品，改变人们社会观念的，王朔是第一人。另一个该是贾平凹。这是一个作家绝大的成功，其前提是，让自己的作品变成一种大众阅读，而不是文学圈子里的舞蹈。万幸，两个人都做到了。

同样的优秀，两人的行事却各具特色，不是风格的不同，是质地的迥异。贾平凹勤勉，憨朴（不管真假），虽有些神神道道，只让人觉得可爱并不可厌。就是风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只能说是常人多有，不能说是常人所无而平凹仅有。王朔则不然。写作的响声就够大了，写作之外带出的响声更大。没有写作之外的动静，其写作的成绩要打两个折扣。

王朔一出道就有些疯疯癫癫。我最早听到的是，十多年前的青代会上，此公曾放言：“什么作家呀，流氓集体转业！”后来听到的是，“一不小心也许会写部《红楼梦》出来”。再就是那句最有名的王氏格言：“我是流氓我怕谁！”起初听了只当疯话，过后一想，句句有深意在焉。第一句说的是那一时期中国青年作家的素质。第二句说的是一个创作规律，刻意写作，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漫不经心，或许杰作就出来了。第三句呢，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社会公德的堕落。为什么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人们那么喜爱王朔的作品，说白了，就是这小子敢说常人不敢说的话，听了让人舒心，让人解气，谁都是一肚子气，没地方放，就他敢放。还不是没人处骂街，是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印出来，让你看了只有解气解恨，拍案叫绝。

疯疯癫癫的，有时也不免说些糊涂的话，出格的话。比如前些年从美国回来，《看上去很美》刚出版，说他要一连写十部长篇小说。一听就是疯了。长篇小说，一部佳作足以青史留名，谁能一连写十部且部部佳妙？还说什么香港有四大俗（一是四大天王，二是成龙电影，三是琼瑶电视剧，四是金庸小说），内地有四大支柱（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摇滚，三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四个里头三个跟他有染，那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跟他的公司差不了多少。当时香港回归还不几年，这么偏激这么革命的话，王朔竟口吐莲花般地吐出了口。

这次的发疯，真可说是惊世骇俗。骂杨澜的丈夫不是个东西，杨澜不该嫁给这么个人。骂郭敬明是小偷。骂邱华栋。骂张艺谋。看着谁不顺眼骂谁，逮住谁灭谁。再想想他骂的人，虽不能说句句都对，不，有些简直是诬蔑，是伤害，但你能说这样的勇气是当今文坛、文化界所不需要的吗？比如郭敬明剽窃他人作品，粉丝们个个鼓起肚子力挺（说抄的有理），法津都对之无奈；有韩寒痛骂白烨的前车之鉴，成人文学界装聋作哑，噤若寒蝉。著名作家们没有一个出来说句公道话。而只有王朔有这样的膂力，天将倾矣，独臂擎之，这是怎样的英雄气概。不服气行吗？

那些日子的王朔，香港说了北京说，网上说了报上说，说了男的说女的，说了别人说自己。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神经了的人，手里拿把尖利的锥子，到处乱扎，这儿放放血，那儿放放气。要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这样的人，早就有文化警察（这是我设想的一个名目），给逮住法办了。但是，要知道，我们这是一个非正常的文化环境，写起作品来还懂点章法，一到言论上，就全无章法，全都不会说话了。会说的只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废话，比王朔的胡言乱语还要不着边际。这样一来，王朔的信口雌黄，说不定还真的是“斯人不言，言必有中”呢。你说奇怪不奇怪。

若在一个正常的文化时代，以王朔的学历，经历，品行，能当个好老百姓，都烧高香了。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文化时代，凭了这点才气，这点灵气，这点邪乎劲儿，就成了一个文坛的大腕，一个时代的英雄。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注意，不管前面我怎样说，这里说王朔是文坛大腕，时代英雄，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我确实是这么看的。五百年后，像我这样的作家早成了粪土，王朔还会熠熠闪光。

我厌恶王朔，因为他是一个正常文化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耻辱。

我喜欢王朔，因为他是一个非正常文化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克星。

他让我们知道是非，也让我们时时警怵。

 

北京奥运越来越近，争议也越来越多。最近，民进党政府以矮化台湾为由，拒绝北京奥运圣火进入台北；大赦国际发布人权报告，批评中共未能践行申奥时关于改善人权的承诺。此前，鉴于胡锦涛政权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法国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女士和不少美国名流呼吁抵制北京奥运。5月1日，美国资深议员兰托斯公开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次奥运会作为屠杀奥运会而载入史册。”

北京主办奥运的利弊得失，也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就我的感受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主办奥运，在政府主导、宣传造势、民众动员、资金投入和煽动民族主义等方面，都无法与独裁政权主导下的北京奥运相比。

想想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

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既是洗刷“东亚病夫”的雪耻情结，也是大国崛起的天下野心。自1840年在中西碰撞以来，不堪一击的中国人一直被西方人视为“东亚病夫”。中共掌权后，为了洗刷这一耻辱，体育就变成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工具，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在六十年代，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骄人战绩，特别是战胜当时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的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曾获世乒赛冠军）。于是，乒乓球变成了“国球”，不但肩负着为中国人争光的强国使命，也在毛泽东手中变成著名的“乒乓外交”。“国球”在恢复中美关系上的扮演角色，也成为中国人的政治记忆。

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而这一口号恰恰来自体育领域。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

六四大悲剧和苏东巨变，使中共陷于内外交困。为了弥补合法性危机和摆脱困境，中共祭出民族主义旗号。继毛时代的“乒乓精神”和邓时代的“女排精神”之后，中共再次打出体育牌。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极力张扬之后，北京申奥决策成为政治体育的重头戏，以至于，为了申奥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北京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的记忆再次复活，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激起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中共意识形态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的支撑，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基于此，中共自然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政治体育再次登场，北京申请2008奥运主办权。官权希望以申奥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民众渴望以申奥成功来洗刷由93年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以，北京再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申奥的成功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中共政权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改革，加快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中国人能够以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中国的人权现状辜负了国际社会的善意期待。虽然，中共出于借奥运营造开明形象的目的，也作了一些“政治秀”，比如，首次举办大型人权展，首次开放外国驻京媒体的采访限制，首次邀请号召抵制奥运的著名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访问中国，首次出现从总理温家宝到党内智囊大谈民主的景观，首次允许敏感人士胡佳、陈子明和任婉町先后去香港；在2007年国际体育大会开幕式上，中共总理温家宝高调承诺：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北京办好奥运会，将民主、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但是，内外有别的歧视性对待乃中共统治的常态。对外的开明姿态与对内的封闭统治恰成鲜明的对照。为保证奥运期间的政治稳定，中共不断加强对内控制，意在把所有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借奥运之名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清场，必然纵容执法者滥用权力；言论禁令的频繁出台，必然使媒体和网络遭到严控；压制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也必然制造“文字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冤狱。

总之，北京奥运必然是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中共借奥运创造所谓的大政绩，有利于巩固一党独裁；中共借奥运大力煽动病态民族主义，使之愈益膨胀；更实惠的是，中共权贵们可以从高达400多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中大发奥运横财，政治奥运也就必然伴随着劳民伤财的腐败奥运。

一句话，北京奥运的荣耀属于中共政权而非中国百姓。

2007年5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BBC2007年5月21日）

 

中央政府近期迭次严令各部门如实申报非税收入，重申改革非税收入体系的决心，这显然是基于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沉痛现实。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其实无须过多举证，相信多数人都有切身体会。小如办身份证、结婚证，大如孩子上学，几乎每享受一次公共服务，我们的腰包都要狠狠地缩一次水。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当然没有道理。我们已经纳过税，而纳税的本质，就是预支公共服务的成本，就是定制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政府向我们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应该属于免费的。

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暗含的一个趋势，是政府盈利化。这很可能改变政府性质，而使政府从非盈利组织，最终蜕变为盈利性组织，经营性组织。

这正是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最大危险。政府有国家暴力做后盾，如果允许政府把基本的公共服务变成盈利性活动，允许政府凭借垄断地位、国家暴力去赚钱，那么必然的结局，就是办什么公司都不如办政府来钱。这无疑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统一法制的颠覆。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政府赚钱都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高压线。

诚然，发达国家也有非税收入，但其非税收入不过是充抵公共服务的成本，偶有盈余，也必须全部转为公益支出，谁敢从中分羹，都会成为大丑闻。发达国家能做到这点，主要是依靠一种制度文明，即对于政府财政严密的公共监督。这种严密的公共监督几乎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使得政府要想从老百姓腰包多掏一分钱，都是天大的难事。

政府不能赚钱。政府的职能只是用钱，用老百姓纳的税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自身当然也有花费，但政府花费的只是维持政府运转必须的成本。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务员可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要通过公共服务来牟取暴利，发家致富，这在发达国家根本就是不可能兑现的梦想。

但是，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则往往造成另一种景观，那就是政府消费的扶摇直上。公车消耗，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我们的这些开销每年每项都高达数千亿。而其主要来源，无疑都是部门的非税收入。个人直接捞钱是有风险的，但如何防止部门集体设租和寻租，防止把部门当作分肥的枢纽，通过部门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现有反腐机制的一个空白地带。

部门利益集团因此逐渐坐大，非税收入则是滋养部门利益集团的主要渠道。这正是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导致的最严重的政治后果。部门利益集团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理解中央政府的政令，常常导致中央政府政令的变形，导致中国政治中的肠梗阻，严重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

受害最大的当然还是民众。面对拥有公权力的的部门利益集团，散漫的民众过于弱势，对跑马圈地、雁过拔毛的现象往往只能听之任之，公共服务的收费化、高价化因此不断蔓延。一个一个的部门利益集团，犹如一个一个的收费站，横亘在民众的生命通道上，加大了民众的生存成本，抬升了民众的生存压力。

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对社会公正的威胁，对和谐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中央政府锐意改革非税收入体系，突显其向部门利益集团开刀的勇气，值得嘉许。但是，要真正规范非税收入，仅靠中央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够。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红利。公民何以长期无法抵制这种侵犯，无法遏制这种权力红利，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只有当严密的公共监督机制拔地而起，当部门利益集团不仅从上遭到中央政府的重重压力，而且自下遭遇民众的重重防范，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不可能不付出天价成本，它们才会真正收敛，我们才会有月明风清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