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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0日狱委讯】2007年5月9日上午11点，昝爱宗将上诉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上诉状，直接提交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庭方亚新法官手里。该上诉状将由上城区人民法院直接移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昝爱宗要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诉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侵犯名誉权、姓名权案。2005年以来，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一直采取不地道、不光明、不正确的手段侵犯打击报复昝爱宗，还公然侵犯昝爱宗的名誉权、姓名权，其事实与情节清楚无误。 2007年4月，昝爱宗将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推上被告席。2007年4月，却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昝爱宗称，他作为上诉人坚决上诉，以法律为武器，理性维权，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开、公正地审理，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07）上民一初字第46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或指定管辖。
上诉人： 被上诉人： 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侵犯名誉权、姓名权一案，不服2007年4月29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07）上民一初字第463号民事裁定，现提出上诉。 2005年8月，上诉人采访报道新昌京新药厂因污染问题引起相邻的嵊州三江街道黄泥桥村村民抗议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后的2006年8月，上诉人又因舆论监督萧山基督教堂”7.29″被政府强拆事件，连续两次受到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特别关注并被记上”黑名单”，导致2005年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年检迟迟不予通过，当年也未在《浙江日报》例行公告。我当时还给被上诉人单位的局长俞剑明直接提出，作为中央新闻单位驻浙江记者站的负责人，希望地方新闻管理工作部门的领导对新闻工作者的舆论监督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上诉人还提到光明日报社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等同仁对加强舆论监督的认识并转话请他支持，可俞剑明局长却用公权力公然打击报复，并警告叶辉”不要与昝爱宗走得太近”，手段太不光明正大了。自2006年8月以来，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就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打”小报告”的形式，诋毁本人的正常工作，声称本人”不适合当记者”，最后导致本人不但丢了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的职位，失去赖以生存的饭碗，此间还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非法注销新闻记者证（已另案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无端剥夺了在中国海洋报社内从事其他工作的资格，这是对本人名誉的侮辱和诋毁，而且还对我此后找工作造成很多不良影响，损害后果极其严重。其打击报复本人从事神圣而合法的舆论监督行为是反公义、反社会公道的行为，一审法院未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原告的诉讼权利，未能依法公正、公平地审理并判决，于法无据，非法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救济权利。 上诉人被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打击和侵权，上诉人曾多次向俞剑明局长亲自写信委婉地请求他支持舆论监督工作，可他置之不理，然后变本加厉地以不光明的手段报复上诉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上诉人当时作为中国海洋报社直接委派驻浙江记者站的负责人，直接由报社主管，并直接对报社负责，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只是对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负有年度检验的责任，在人事任命、资金调配、外出采访报道工作安排和发稿业务管理等重要方面对记者站没有任何管理权，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人员也不属于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管理和使用。事实上，本人担任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五年来，除了例行公事的一年一次年度检验之外，一审被告从来没有对记者站实施过任何管理职能，本人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任何业务学习和会议，可见上诉人一直被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某些人的打压，并以实际侵权的非法方式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特别在未按法定程序变更合法证件《记者站登记证》重要内容的情况下，擅自将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负责人昝爱宗名字改为无关人员的名字”赵觅”，混淆是非，欺骗公众，明显违背了《民法通则》有关规定。 根据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72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赔偿责任。第174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由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事实行为，已经明显构成侵害了上诉人名誉权，上诉人名誉被损害、姓名被更换的事实十分清楚，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非法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被上诉人作为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上诉人名誉权被损害的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证据充分，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和姓名权还导致上诉人失去十分良好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得以正式恢复，心理负担沉重，影响睡眠，食欲不振。 二、原审法院出尔反尔不受理此案，不合情理与法律 2007年4月13日，原告到上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起诉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时，立案庭法官认真、仔细地审查后，当场决定符合立案条件依法准予受理、立案，并预交诉讼费500元，可4月29日的裁定却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出尔反尔，不合情理与法律，是很不公正的。 鉴于一审的错误和被上诉人浙江省新闻出版局采取不地道、不光明、不正确的手段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的事实与情节，上诉人坚决上诉，以法律为武器，理性维权，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开、公正地审理，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07）上民一初字第46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或指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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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与胡佳面谈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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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0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本台曾报道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一个多月前打破沉默致外界，引发国内外谴责当局打压他一家的很多声音后，不久，各种途径的消息显示，当局撤除了驻守高家楼下的大量看守。而一直关注这位维权律师及家人遭遇的维权人士胡佳日前就见到了他们，胡佳星期三告诉记者高律师的身体状况不好，仍遗留着监禁期间受虐的伤患：“我是五月六号去的，去看看他，看看他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需要什么帮助呀，不仅他个人，还有嫂子耿和，格格和天宇。高律师的确比以前瘦，我们坐在那里谈，一会儿他就需要拿东西垫在腰上靠一靠。我觉得这一定是他在监狱里受刑讯逼供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而且我看到他腿上的伤，很明显，因为被捆在铁椅子上五百多个小时，他离开监狱已经四个月时间了，但那些伤还没有完全散去。” 高智晟在五一假期回了陕西老家探亲，当和胡佳说到亲人在他被捕审讯期间受到的牵连，令他感触良多，胡佳说：“他说真的想不到中共如此卑鄙，对他本人的迫害就已经残酷了，还把他家庭株连九族似的搭上。回到家包括回到家乡去以后，他知道他所有的亲属，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下一代，包括他的岳母，全都受到波及，或软禁或威胁，或单位施加压力，尤其是他的姐姐，他姐夫弥留之际都没有人在身边，因为那个阶段，他姐姐和子女都被扣留了。这些事情令高律师心如刀绞，他在这方面真的难以承受这样的重压。 ” 人权律师高智晟去年八月被捕，十二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监外执行。几个月来他一直渺无音讯，直到上月六号，他致电胡佳讲述他被捕审讯期间受虐以及一家人被严管的情况。据了解，这次通话之后同一天，高智晟就被有关部门带走近一周时间。其间，高的强硬态度，加上当局顾虑对外形象，同意解除对他妻子儿女的监控，听了高智晟进一步讲事件细节之后，胡佳有这样的分析：“现在高智晟成了中共的烫手山芋，甚至比他入狱之前更害怕他， 因为高律师已经是孤注一掷。他四月六号跟我通电话，离开家以前吻了天宇两下，出去的时候跟那些警察说，老子这次就没打算能回来，我就是选择回到监狱去，我要换得我家人的安宁，换得有尊严的生活。所以不能让高智晟入狱，反而成了中共被迫的选择，因为如果把他投入监狱的话，那么以前他们营造的谎言，所谓他与中共妥协，所谓的他发表声明自己与过去决裂，都不攻自破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 同时，当局批准高智晟找工作维持生计，但必须与司法无关。胡佳说，高律师现已开始了工作，但是每天出入，包括上班仍有警察陪同：“他现在好像是找了份工作，但是和司法是无关的，每天那帮人陪着他去呗。每天三辆车跟着着盯得比较紧。 ” 由于高智晟的对外通讯仍未恢复，亲自上门似乎是亲属以外的人与他联络的唯一方法。据了解，除了胡佳以外，近期也有一些关心高智晟一家的朋友前往看望，虽然没有当场被中断，但高智晟因此受警察警告，胡佳说：“外界有人去找他的话，警察都是了如指掌的，这方面也给他一些压力警告，说越线呀什么的。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去找他的事，我只能说我所有去他那里的情况，警察是完全掌握的，肯定还是有密集的眼线，只是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而已。现在仅仅是高律师自己需要休养生息，需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个阶段他需要调整一下。中共现在也是在维持这个脆弱的平衡，他们非常担心高律师发出声音来。” |
胡 平：读江棋生《看守所杂记》
当今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政治犯思想犯，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监狱文学。
不少人以为监狱生活大同小异，监狱文学也就难免彼此雷同。其实不然。不说外国，不说早先，单单是”六四”后的中国，监狱生活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譬如说，劳教和劳改就不一样，看守所和监狱也不一样；同样是看守所或监狱，这个地方的和那个地方的未必一样，这几年和那几年未必一样。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描写到的看守所生活，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而其他一些地方的监狱生活就不是那般恶劣。另外，监狱生活也因人而异，名气大的和名气小的待遇就不一样。再说，即便是同样的监狱生活，当事人的感受未必相同，写作的角度更不会一样。因此监狱文学的丰富多彩，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监狱文学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因为它展示了一般人不了解的一种境遇，一种生活，揭示出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不大显现的品格与个性。尤其是在今日中国。我们可以说，不读监狱文学，就不可能完整地了解今日中国。
这里，我向读者介绍一本描写监狱生活的书《看守所杂记》，作者江棋生，原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哲学的博士生，八九民运中担任北京高校对话团常委，属于温和派。如果江棋生在”六四”后的清查中肯说两句软话，低头认错，至少不会被关进监狱。然而江棋生就是坚决不写检查，并且当面反驳当时的人大副校长吴树青，校方恼羞成怒把他送进秦城监狱，在关了一年半后又因找不到足够控罪的证据而被免予起诉。出狱后，江棋生不顾当局的监控和生计上的困难，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参与了许多重要的争取自由捍卫人权的活动，勇敢地站到了第一线。1999年4月，因撰写”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在《北京之春》杂志）再次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4年徒刑，2003年5月出狱。我曾经讲过：”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一般人只知道在民运高潮中去寻找偶像，但真正的英雄却是在低潮时百炼成钢的。”这两句话放在江棋生身上十分贴切。
《看守所杂记》这本书，除去其中的文选一部分之外，其余都是在监狱里写成的，内容包括看守所杂记、诉讼文本、遣送处记事和狱中书札。全书共306页，由香港开放杂志社于2005年出版。
读《看守所杂记》，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为了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而进行的英勇抗争。监狱规定在押人员被提出监号时不能抬头平视，必须双手抱头做萎缩状，江棋生决定不守规矩，硬是昂首挺胸平视前方。狱方规定每个犯人都必须背诵监所规则，其中有”彻底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根源”等字句，但是江棋生坚持自己无罪，就是不背。在预审时，江棋生更是据理力争，当时的法律还规定着受审者要如实回答，但是江棋生强调有沉默权。在接受审讯时，江棋生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涉及别人的事一概不说，不知道的不说，知道的也不说。那么，自己的事说不说呢？江棋生认为这得看对谁说。如果你们公正司法我就说，如果你们蓄意迫害，那我不就是帮着你们来迫害我自己么？对方问：你做的事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么？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江棋生回答道：不是不可告人，并不意味着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关键是我认为是否必要，我乐不乐意。为了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江棋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止一次受到看管人员的粗暴对待，但是江棋生坚定地表示，他宁可为这种抗拒的态度多坐几年牢。就是凭着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江棋生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犯的人格尊严。
读《看守所杂记》，最让人感动的是江棋生的家人给予江棋生的爱、理解和支持。江棋生被关进看守所，他86岁的母亲亲笔写信对他说：不必挂念我，自己保重身体，我知道你不是想自己享受，不想发财，不想做官，祇为真理一条。为人民为民族着想，你没做错。江棋生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高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埋葬文字狱！”坐在旁听席上的妻子章虹激动地鼓掌：坚定，浩然，义无反顾。18岁的儿子江枫给狱中的父亲写信，最后一句是：”爸爸，我永远支持你。”后来江枫来到美国上大学，把课余时间打工挣的钱寄回家，说是给爸爸补补身子。读到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不禁热泪盈眶。
狱中很多人问江棋生，一篇文章换来4年冤狱，值不值得？江棋生说值。江棋生说，为了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严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不错，为了说出真话而不惜坐牢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是不可或缺的。偌大一个中国，13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几条刚烈汉子直言不讳开罪朝廷，那又成何体统？”壮哉斯言！壮哉斯人！
王朔新书《我的千岁寒》销售惨淡
易中天依然如日中天，郭敬明后来居上，股票书高烧不退。“五一”闲逛书市的上海人仍然钟情于这几张“老面孔”。记者昨天从上海书城获悉，假日期间，上海书城的日均销售额突破了百万元大关，然而火爆的书市，却并没有改变王朔的命运，他那曾被寄予厚望的《我的千岁寒》，已跌出了上海书城长假销售排行榜前20名。
郭敬明成易中天“心患”
就在于丹两本“心得”旧书的销售开始回落，刚出了《品三国》(下)的易中天苦于找不到对手之际，他受到了郭敬明的严重威胁。在上海书城昨天公布的长假综合销售排行榜中，易中天的《品三国》(上下)尽管毫无悬念地雄踞前两位，但郭敬明的新长篇《悲伤逆流成河》紧追不舍，位列第三。
此前，人们给易中天安排了好几位PK的“假想敌”，先是王朔，后来又是韩寒，却唯独忘记了郭敬明。在去年经历了风波之后，郭敬明行事越发低调，不仅出书前鲜有宣传，出书后也避开京沪，选了相对偏僻的四川进行签售。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上海的人气。长假中《悲伤逆流成河》在上海书城狂销近800册，虽较之排第二的《品三国》(上)尚有200册的差距，但这足以让易中天感到后生可畏。据悉，易中天方面已经在酝酿新一轮宣传，以保持优势。
股票书狂销近万册
在这份前20名的榜单中，《百家讲坛》落地书毫无悬念地占据了5席，除了易中天，还有于丹的两书和王立群的《读史记》，销量都在数百册。但曾经火爆的阎崇年、纪连海、隋丽娟等人在榜单上已踪影难觅，这表明《百家讲坛》主讲人在上海读者心中已严重分化。
有意思的是，全国书市上火爆一时的股票书，竟从重庆一路“烧”到上海。销售前20名中，股票书竟占了6席，排名第五的《股市分析软件用法详解》一口气卖了三四百册，尽管定价高达40元。上海书城企划部主任江利告诉记者，长假中金融投资类图书狂销了近万册，在各类图书中独领风骚，书城专门开辟了股票书专柜，但依然挤破头。不过一位股票界人士告诉记者，读者买股票书大多抱着“今天买书，明天赚钱”的心态，“天下哪有这么好赚的钞票？”
王朔败北几成定局
热闹的背后是冷落。记者昨天在上海书城看到，曾经风头十足的《我的千岁寒》已经悄然被移至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这本书被读者无情地抛出了前20名。王朔一度被认为是易中天的强劲对手，但他现在却度过了一个冷清的“五一”节，新书在书城的销售只有几十册。
记者在全国书市上得到的消息是，《我的千岁寒》至今发行了20万册，销量可能只有其中一半，由于上架1个月的黄金销售期已过，该书赔本几成定局。是因为王朔老了？他甚至比60岁易中天还年轻10岁。是因为他江郎才尽了？他却把这本新书视作最得意的作品。
韩寒比苏东坡可爱?作家排名引起网民不满
“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的公众决选已接近尾声。记者昨天（8日）注意到，在即时投票前20名中，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三位青春文学写手的票数甚至超过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等人，引起不少网民不满。
争论焦点：青春写手得票超朱自清等名家
“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是贝塔斯曼书友会在“世界读书日”携手新浪读书频道举行的。记者昨天看到，在即时投票前20位获得票数最多的作家中，既有鲁迅、巴金、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巨擘，也有金庸、古龙这样的武侠文学代表，甚至还有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三位青春文学写手，而且他们目前的票数超过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等人。
网友争论
实在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在活动评论中，记者看到很多人对排名表示不满，甚至称文学巨匠和“毛孩子”出现在一起，实在是中国文学的悲哀。一位网民认为，如果韩寒等人上榜，这个评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即使韩寒拿第一也无可厚非
但也有网民力挺青春文学作家，“韩寒怎么了？郭敬明又怎么了？只要是读者喜欢，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入选？在这个多元文化共鸣期，就应该有另类的声音。即使韩寒拿了第一这也是现阶段读者的抉择，无可厚非。”
名家观点
这只代表部 分人的趣味和见解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我觉得对这个评选结果不必太大惊小怪，因为今天我们对作家对文学的评价都不算数，究竟谁的作品能流传下去，谁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不是这样的评选能决定的。这次的评选只代表了参加评选的这一部分人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见解，如果我们是在清华大学内举行这样的评选，可能结果就是另一种的。所以，我对这样的评选提不起什么劲头。
说明当下时尚文化占据主流
黎波（资深出版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出现这种评选结果非常正常，这说明在当下，时尚文化占据主流，比传统文化受关注度高。至于说谁的作品文学价值更高，我觉得要看评价标准。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分层的，非常细致，比如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而在中国，缺乏这样的细分。评选的取向来自大众，但现在的评价标准则是精英型的，取向和评判标准的不一致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健在作家不应该和古人一起比
蔡骏（悬疑小说作家）： 如果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判一位作家，那么必须要等这位作家去世或者确定不再写作以后。所以，候选名单中所有的依然健在的作家，我建议要全部删除掉，不应该与古人放在一起评选，除非是已确定不再有新作品（比如金庸）。因为这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们，还会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品问世，如果以他们现有的作品去参加评判，对他们是不公正的。（记者 赵明宇）
「首页评论」
他们凭什么超越古人
文/姜贵珍
“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评选让人关注的并不是新浪公布的4万参与人数，而是在前20名榜单中出现了有趣一幕：韩寒、安妮宝贝等的票数力压苏轼、白居易、李清照等名家。
当年司马迁修《史记》把道家天尊老子和韩非子并书，到了唐代还被指摘：“太史公以韩非与老子同传，民到于今非之（《唐会要》）。”
其实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有先例：1996年，英国第四电视台及连锁书店“水石”举办了“最能代表本世纪的一百本书”投票，当时的奇幻畅销书《魔戒》名列榜首。1999年Amazon举办的“最能代表本世纪的书”全球网络投票以及PCA News的“谁是有史以来最佳作品”读者调查，榜首都是《魔戒》。
这种莎士比亚在西方受气、杜甫白居易在中国落败的现象，一方面在于现代出版业对读者的改造，对各种文学类型间等级的颠覆，对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间对立的消解，另一方面也和影视、传媒、游戏等现代传播手段对文学作品的强力冲击有关。
近年来类似的评选层出不穷，多半以貌似贴近公众的立场，举行能在最大程度上吸引目标受众的评比。比如这次票选就写下“殿堂名家或草根写手，远古文豪或当代新锐，谁才是广大读者心中最爱”这样极有煽动性的宣传词。摆明了就是要让大众喜好和精英口味来一场针锋相对的大战。
暂且不论这类评选是否公允，我们其实也希望能看到在当代文化领域里出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欣欣向荣景象，只要除了脸蛋、身材和超现代的装扮之外，那些位列苏轼、白居易之前的作家，真能拿出和前贤比肩的作品。
倘若只是以一时畅销所吸引的粉丝之功，得以和久经时间洗礼的经典文人同榜，跻身“百位华语作家”行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该在这头衔之前加上“2007年”。
即时投票排名名单（前20名）
鲁 迅 票数：１７５４４
金 庸 票数：１４８１９
巴 金 票数：１４７２０
曹雪芹 票数：１２８９３
李 白 票数：１２１６８
余秋雨 票数：１１５５９
冰 心 票数：１１４０６
老 舍 票数：１１１１９
三 毛 票数：１０９３４
张爱玲 票数：１０７８３
韩 寒 票数：１０３３４
郭敬明 票数：９５２１
几 米 票数：９５０５
安妮宝贝 票数：９１２１
苏 轼 票数：９００３
李清照 票数：８８６１
朱自清 票数：８６９５
徐志摩 票数：７９４７
白居易 票数：７８６３
古 龙 票数：７８６２
前冰点主编李大同：没有民主哪来民主社会主义？
李大同
今年二月，北京的月刊《炎黄春秋》发表了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此前该文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题在一些网上刊登，引起赞同与批评的声音。有分析认为，在今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之前，类似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是不受欢迎的。德国之声采访了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
这篇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于今年2月20日在《炎黄春秋》杂志“一家言”栏目中发表。此前，该文已经在网上广为传播。中国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也阅读了此文，他对德国之声说：“这篇文章在发表以前已经在知识界广泛传播，在关心这个问题的人群中。这当然是对现行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批评。“
李大同表示，他对《炎黄春秋》这本月刊非常了解：“它是一本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还敢于说真话，披露历史真相，并且是经常发表一些重要的时评文章的杂志。”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3年，主要刊载古今中外的历史评论文章，著者以中国共产党党內元老、作家与学者为主。因其刊物多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的评论与时评文章，因此刊物內容受到关注。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以及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等多位党內元老与人士都曾在刊物上撰文发表。2005年11月该刊因刊载「我们心中的胡耀邦」专题，与《冰点周刊》同被中宣部批评，该期被短暂封禁，后恢复销售。
撰写此文的谢韬今年85岁，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等职位。50年代曾受胡风案牵连。李大同说，“谢韬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了，已经是八十大几的人了。现在也很奇怪，现在关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讲得最多的恰好是这样一批老人，当年都是满怀理想参加革命的这样一批老人。现在经过了建国五六十年半个多世纪，发现中国的现状与当年他们投身革命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纷纷开始反思。“
这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后，网上既有赞同的声音，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批评的文章。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李大同认为,“我觉得批评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东西出来没有批评就不正常了。其实谢韬先生自己也欢迎批评。问题是你不要秘密的批评。如果你用一种秘密的方式，希望借助权力来加以禁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只要你公开发表，欢迎这样一种公开讨论。问题是目标是什么。你同意不同意中国要实行一种民主社会。至于路径，那可以有各种路径来讨论。”
文中表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文中举例说，社会民主在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此，李大同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简单的讲瑞典的这种民主主义实际上还是不够的。因为瑞典他首先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反对党存在，有多党存在。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你不能说我这一个执政党就是像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党，这是不可能的。像现在这样只有一个政党的条件下，你怎样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需要作比较细腻的制度上的设计的问题。”
智效民：我的朋友谢泳
因为套用了“我的朋友胡适之”那句老话，这个标题很容易遭人非议。其实，谢泳根本不能与胡适相比：论学历，胡是纽约哥仑比亚大学的博士，谢是山西晋中师专的学生；论职称，胡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谢是内地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中级职称）；论地位，胡一生基本上处于社会主流，谢至今还是一个边缘化人物……。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赶上胡适那个好时候。不过，就做人和做学问而言，他好像是按照胡适的路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若不是生不逢时——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成长在十年文革时代，他可能会有更大成就。
谢泳大约是1985年前后调到山西作家协会的。大学时代，他学的是英语专业，却好像不大喜欢那些功课。他读书很杂，各种报刊订了一大堆。据说《批评家》创刊后，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发现只有两个人自费订阅。其中一个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主管，另一个就是谢泳。于是，谢泳何许人也，竟成了编辑部关注的一个问题。
谢泳进入作协后，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没有什么来往。直到90年代初，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他自费出版的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才对他有所解。这是一本研究报告文学的书，在那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觉。一个年轻人，能以自费出版的形式与朋友交流心得，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还要谈论什么社会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更是难能可贵。
有了这本书，再加上丁东、高增德、陈坪等几个共同的朋友，我和谢泳很快就熟悉起来。当时他经常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文章。读这些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很受启发。后来我才知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里，谢泳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很快就投入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中。这个选题，可能与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及他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接触到一些储安平的材料有关。当时，人们都纷纷下海经商，他却经常从太原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面食。有了那种经历，谢泳更舍得花钱买书了。前几年太原有了旧书市，他成了那里的常客。凡是民国年间的书刊，不论贵贱他都要买下。有用的自己留着，自己不需要就送给需要的朋友。他说，看到这些东西不能派上用场，就觉得很可惜。有一家出版社向他约稿，他将买来的旧书整理一下，每本书写一篇随笔，就凑成一本随笔集。这些文章反映了他求学做人的一些侧面，有许多在《文汇读书周报》和香港《大公报》等刊物发表过。
我以为，谢泳是从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开始，才走上学术道路的。他写文章做学问，大致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平实朴素，有啥说啥，从来不绕弯子，也不卖弄学问，甚至连虚词也很少使用。他的文章有一种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又有一种雅俗共赏的亲和力。第二是重证据，重第一手材料。他是搞文学出身，却颇有史家所谓言必有据、落笔谨慎的风范。因此，他一旦做出判断，便像老吏断狱，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第三是眼界开阔，方法得当。他没有受过所谓正规学术训练，但是他却很注意方法的使用。在研究过程中，他以实证的方法为基础，辅以统计的方法、比较方法等等，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如虎添翼。
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告一段落后，谢泳开始西南联大的研究。刚刚过去的20世纪，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闻的劫难。前50年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后50年是没完没了运动。为此，中国不知道战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冤死多少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好像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读谢泳的著述，可以看出他是想通过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的命运，来寻找比较可信的答案。从关注自己一家一姓的不幸，到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恐怕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之所在。
1995年，谢泳的第一本随笔集——《旧人旧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某种原因，很多人没有见过这本书。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他在主动剔除意识形态语码的基础上，使用了一套客观公正的语言，来谈论历史，臧否人物。这对于主流思想的解构和批判学术的重建，具有开创性作用。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编织的网络之中，思想污染、语言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绝大多数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人们不说假话、套话、空话、废话，就只能处于失语状态。有些人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如《皇帝的新衣》中那些臣民，由于早已习惯了肉麻的吹捧，习惯了人云亦云，所以当他们看到平时歌功颂德的对象突然变成一丝不挂的小丑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当有人能够根据常识，说几句真话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谢泳之所以敢说真话，除了后来所下的功夫外，恐怕还与他学历不高，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有关。
在90年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度过了一个异常沉闷的阶段，直到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才开始出现一点生机。在这种情况下，谢泳的“童言无忌”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也让他所抨击的对象无言以对。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说到学术规范，当时我和谢泳、丁东、高增德有过一次对话。我们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规范，而在于体制。在此之前，针对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丁东经常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基于同样的看法，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随笔写作方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我们三人在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求索文丛中，各有一本小册子，可惜这套书影响不大。直到1998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谢泳才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
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前两年我问谢泳，你为什么不申报职称，或者像大多数青年才俊那样，混个博士到北京发展呢？他淡淡一笑，说这种事情太麻烦，他不适应。我想，若不是为了工资、奖金、课题经费和医疗待遇等一系列体制性利益，谁又肯牺牲人格尊严，去忍受那种折磨呢？在这方面，谢泳也算是一个另类吧。正因为如此，他才取得那些骄人的成绩。
秦 晖：儒家的命运
谢谢大家。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今天的演讲，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了。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
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儒家最早受到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西周。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论述的。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宋明理学时代，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我们知道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儒家不断在讲，说是周如何如何的伟大，大家知道孔子有一次讲先秦不好，其中就提到说他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其他儒家不断地讲，所谓的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代”为盛世，为圣治；周公为极盛，为至圣。此后则求“小康”而不可得，而如今则是“礼崩乐坏”。这是儒家主流的看法。后世人认为这是体现了儒家的批判精神，先秦儒家是不怎么歌功颂德的，到了以后才学会了歌功颂德。先秦时代的儒家精神可以说是非常不满于现状，那么这种不满于现状，褒奖它的人认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精神，贬低它的人认为儒家是历史倒退。
大家知道，改革前批儒一顶最大的帽子就是儒家主张历史倒退，说他们整天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五四的时候鲁迅先生创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叫做“九斤老太”，整天埋怨现在，什么都不如前。当然鲁迅先生是以此来意指儒学的传统了。不管说它这是历史倒退论也好，说它是社会批判精神也好，总之古儒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人，我这里说的是古儒。
孔子号称是“述而不作”，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不太准确，其实孔子当然是述了很多，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是孔子的文字贡献应该说也是相当大，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不是著作，而是整理周代的典籍。在这里我要说，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确认为古儒的贡献就是发扬光大西周的文明，那个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孔子自己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刚才很多先生都问我最近非常火爆的于丹关于《论语》的解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其实我说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是不是准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论语》在儒家体系中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地位。在宋明理学兴起前，人们基本上提到的就是六经，当前传统的儒学当然认为孔子讲的话也很好，从司马迁的《儒林列传》中说到孔子的贡献，根本没有提到《论语》。他说孔子的这些整理，其“辞微而指博”，也就是说孔子本人并不做什么论述，他是通过对西周典籍的整理，在字里行间体现他的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说古儒他追求什么呢？我这里倒不是说《论语》这部书就没有它的价值，这部书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而且有很多，不管是什么家都是适用的，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但是作为古儒时代的特点，作为古儒那一套价值观与别人不同的，我这里要强调我们看任何一个学派，都主张要看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儒家的特点，恐怕就很难说了。那么儒家它的古儒经典就是“六经”，现在六经看到的原本，不管和西周的东西有多大的距离，至少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孔子的原著，而是孔子整理的西周典籍。因此古儒实际上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努力复兴西周价值的这样一个学派。离开了对西周这一套的分析，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古儒的。
西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说以前我们的历史，对西周社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它是奴隶社会，有人说它是封建社会，有人说它是氏族社会晚期，但是这些争论更多是以一种以论带史，将西周的事实往现成的理论里套，我就不想涉及这些东西。那么西周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社会组织带有很浓的血亲的性质。孟子有一句话，说理想的社会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服从我们的家长，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好了。《左传》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一个概括，不管是诸侯国或者是其他的，那就是“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因此西周是带有很浓厚血亲色彩的族群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理论的需要，对这个族群有很多分类，什么氏族、宗族、大家族等等，但是我说这是一种血缘纽带的结合，这种宗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陌生人社会亲情，同时又存在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长幼、嫡庶序列。
但是这种不平等，或者说这种尊卑，它不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不能离开离开血亲组织的亲情，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大的社会结构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周天子，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周天子和秦始皇是完全不同的。周天子他下面不是官僚，秦以后有了官僚，但是在西周这个时代，周天子他直接控制的只是周族的这样一个势力，然后他把周族的一些子弟，乃至于周族结盟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友好的氏族的一些人，分封到各地，然后他们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进行分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放大。这种等级关系，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家族，辈分、长幼、嫡庶系列，这个意义上周天子的确是受到尊崇，但是这种尊崇主要是伦理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科层组织上的最高首长，这跟秦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子弟”是必须尊崇“家父”，不能摆脱家父的束缚，就这一点来讲，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那个时候不适用。但是家长对子弟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家长不能任意任免、解雇子弟，这一点跟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不一样，现在我们的首长是可以任免下属，企业的老板可以雇佣或者辞退员工，但是父亲能解雇儿子吗？这种纽带你摆脱不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摆脱不掉的。也就是说，子弟就是子弟，他对于家父是有依附关系的，不是平等关系，但是他不是下属部门，更不是奴仆，这是一种亲缘关系。
在亲缘之外，当时也有非亲缘的熟人圈，我们把这个圈子叫做“小共同体”。所谓小共同体，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他们不是陌生人，他们都是熟人。由于是熟人，由于他们长期要呆在一起，不断地打交道，因此就带有熟人社会的一些特征，我把它称之为“拟亲缘特征”，虽然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他们有一种拟亲缘的依附关系。人们处得久了，会有情感纽带，这跟陌生人不一样，如果抛开情感因素，仅仅从经济人的理性关系来说，熟人关系跟陌生人关系也不一样。在经济学上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信息对称，就是我们是熟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彼此都比较了解，而且我们要长期地打交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人一走茶就凉，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长期打交道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你当然就不能一锤子买卖。这和社会扩大了以后不一样，社会扩大了以后我们不认识，都是陌生人，县太爷就不可能认识我，但是我的父母当然是认识我的，我的直接的小领主也是认识我的。
因此，那个时候除了家属、家族之间的关系外，还盛行一种恩主和门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具有直接交往的依附关系。说的不好听一点，也就是主奴关系，但是这种主奴关系，因为它是一种长期的依附，所以它是带有某种情感纽带的，或者说是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很难像后世的官僚那样。
我们知道后世的官僚，官僚是腐败的，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而且有些官僚管辖很大，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直接的认识，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誓为知己者死等，在陌生人层面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恩主和门客是有这样的依附关系，所以当时有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那个时代，这种所谓的侠客伦理，什么叫做侠客伦理呢，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就要报答，所谓知遇和报恩之间的伦理很发达。我们知道这种伦理它只能建立在熟人社会，聂政、豫让、要离、专诸乃至荆轲，均为报恩主知遇而刺国家显贵。
大家都知道一个豫让的故事，这个人也被后世奉为有德者之一，他们往往都是为了报答小共同体中的恩主而去刺杀国家的显贵。那么为什么要去刺杀呢？原因就是据说这个恩主对他们的确有他们所理解的大恩。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豫让的故事，豫让付出极大的牺牲谋杀赵相子，有一次赵相子抓住了他，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这之前你还投奔过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都被智伯杀害了，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做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在熟人圈中的确容易形成，但是在陌生人中就比较难形成。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亲亲高于尊尊，也就是说熟人之间，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关系，高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爱有差等”，他非常反感墨子的主张，孟子是主张爱有差等，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亲人。至于我们的家长，他自己又有家长，我们的主人又有主人，主人的主任的主人，一直到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和我没有关系，诸侯和我也没有关系，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我们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的，我这里讲的封建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就是古汉语中的封建，欧洲中世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况。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有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还有一句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诸侯要尊重周天子，诸侯也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卿大夫要尊重诸侯。后世很难理解孔子说的“尊王”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孔子是非常不满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可是后来有人说孔子的“尊王”是假的，为什么呢？明治维新时期，很多日本学者曾经骂孔子，说孔子不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说你看，孔子周游列国，他就没有忠于那一个国家，他不忠于诸侯嘛，谁愿意用他，他就到哪里去。那么，他忠不忠于周天子呢？那些人也说他不忠于周天子，他周游列国，到了离周天子很近的地方，为什么就不去朝见周天子，而去见诸侯？
其实，我觉得你要了解当时所谓“尊王”是什么意思，就会知道孔子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孔子当时主张的就是诸侯不尊王，陪臣不尊重诸侯，乃至一般的老百姓不尊他们自己的家长，至于你不是诸侯，实际上你是没有尊王的义务，孔子本人不是诸侯，甚至也不是卿大夫，所以用不着去朝拜周天子。但是诸侯不朝拜周天子，受到他的强烈批评，陪臣不尊诸侯，也受到他的强烈批评，但是他自己不是陪臣，所以他自己可以没有诸侯这样的义务。因此孔子的“尊王”，和我们后世秦以后讲的忠君爱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秦的这些儒者，他们都有很多言论，说孝比忠更重要，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绝不能因为皇上而得罪父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齐国的国王曾经问一个儒者，说皇上和父亲哪一个更重要，这个儒者回答父亲更重要。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子，我如果战死了，就没有人对我父亲尽孝了，所以我不能为国战死。孔子说这个人道德高尚，然后他向鲁君推荐，说你看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不重用，你重用谁啊？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小共同体的本位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大家知道伍子胥的父亲被国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甚至可以引进敌国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掉，楚平王已经死了，还挖出来掘墓鞭尸。但是伍子胥在那个年代被公认是贤人，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应该，而且很多儒者把伍子胥当做是有德者。像这样的现象，在当时那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这种价值，也的确可以维系当时的社会。我不尊重周天子，只要诸侯尊重周天子，这没有什么关系，周天子他也指挥不动我，周天子也不可能任免诸侯，大家知道诸侯要尊重周天子，但是诸侯并不是官僚，诸侯并不是周天子能够任免的，诸侯是世袭的，这就相当于父亲不能任免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传统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关于性善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无数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老实说根本不是一个从逻辑和经验上能够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举例子，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比如有人说有雷锋同志，那性恶论是错的，还有人说有王宝森，那性善论也是错的。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社会一定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但是把古儒的性善论，放在那个小共同体血缘亲情中理解，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人是不是与人为善呢？陌生人很难说，但是亲人中间，甚至你不能说是一种人性，连动物都是这样，虎毒不食子嘛，这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谈性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你假定是性善，那么你当然就会相信教化的重要，人都是会学好的，相信伦理的重要，相信我可以推荐好人，所谓荐贤制。而且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小共同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你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你的评价，这就是儒家经常讲的乡举里选。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你在村子里，在你所在的这个熟人圈子里有没有德望，有没有人缘，是不是德高望重，这一点很重要。后世就不一样，比如说科举考试，完全就不考虑这些，那就只要是文章写得好就行，至于你在当地是不是德高望重，乡举里选已经没有了。在一个大国家内，我们说凭道德取人很难，但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性善论、教化论、乡举里选等，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第三，那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应。这里我要说儒家没有平等的观念，但是儒家说的那种上下、尊卑是和责任对应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儿子要尊重父亲，但是父亲一般来说对儿子都是有责任的，有养育之恩。老实说，即使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那么这种权责对应，我们知道在陌生人社会中，它是很难仅仅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在熟人社会中，尤其是在亲人中，往往血缘亲情就可以保证权责对应，而不需要特别设置制度约束。比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国家需要民主？为什么国家需要宪政？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无法保证统治者滥用权力，无法保证统治者不负责任。但是，我要说，即使是盛行宪政民主理念的西方，大概也没有谁会主张在一个家庭内部，父亲要靠民主选举产生，或者在家里要搞三权分立，西方也是没有的。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如果共同体足够小，亲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大了就不行，陌生人社会那就不行。可是在小共同体中，不需要制度约束，这个亲情、伦理可以解决问题。
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权负责的统一体，父亲有权利，但是也有责任，就是我说的父亲不能开除儿子，父亲就是要养儿子，你对子弟负有责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儒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是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权责对应原则中，可以推出来那就是你不尽责，你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说得简单一点，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我前面说的豫让那句话，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那个时候人们说尊君，尊重自己的主人，是以主人尽责任为前提，如果你不尽责任，我没有什么理由要尊重你。因此古儒就有我们所谓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有没有坏父亲呢？当然有，但是毕竟比较少，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爱子女的，把子女当做奴隶来买卖的，这种有，但是的确比较少。可是到了陌生人社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儒家反反复复的说，君要向父亲学习，臣要向儿子学习，君臣应该向父子学习，但是这只是应该而已。儒家自己也知道这往往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他们当时没有设想出一种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做法，但是他们设想就是做不到我就不承认你。不过如果这种做法真要实行，这个社会不容易稳定，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停的造反嘛，出现一个坏皇帝，我们就造一次反，这个社会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后来的民主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安排，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制度的约束，建立权责对应。
我们可以说儒家从周，孔子述而不作，毕生精力用以整理周籍，这体现了儒家与周制的密切关系。但是在西周并没有儒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价值、一种规则普遍的被认为是常识时，人们不需要为它进行论证和辩护，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讨论人为什么要吃饭，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病，这根本不用讲，谁都知道人是要吃饭的。在族群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人们都习以为常，没有产生儒家的必要。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讲得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已经非常和谐了，老实说那个时候的人们大概就不讲和谐社会了，更没有所谓建设和谐社会的说法了。
讲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儒家也是一样，在西周没有儒家，因为那一套东西，当时是习以为常，没有必要把它理论化。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已经不行了。小共同体本位那一套东西已经处在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那个时候捍卫古制的人，就需要把古制理想化、理论化，以求“兴灭继绝”，因此就产生了儒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儒，是在族群社会崩解的时候，当时人们为了把一部分，维护族群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人，把当时的理念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出现时，这一套制度已经不行了，两个因素。一个是铁器牛耕的出现，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了个体性，个体耕作、个体经济开始成为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在外部，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时期，兼并战争就要求国家集中人力、物力，一切为了战争，那个时代是一个所谓军国时代。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成为贬义词，但是在清末到五四时期，军国社会是一个褒义词，晚清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要富强，要建设军国社会，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军国社会，军国社会国家要集中人力、物力，要强化它的权力，这让小共同体的自治就显得不可能。于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用伪个人主义来解构小共同体，那个时候的君主就很喜欢强调你要忠于我，而不能忠于你的父亲，就是强调忠高于孝，而不是孝排第一。那个时候的法家骂儒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儒家影响下会造成一种现象，人们勇于思斗、怯于思战，为自己的家族、小共同体而斗，大家知道伍子胥就是勇于思斗，因为他要为父亲报仇，还有刚才提到的豫让、荆轲等等，所谓思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说为了小共同体。那么人人都为小共同体，这个国家就无法统和，因此他们说儒家造成的后果是勇于思斗、怯于思战，所谓思战，就是要让这些人为国家、为君主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就产生了。我们说儒家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孔孟和他的那些弟子，好多都不是贵族，孔子本身他的祖先是宋人，他的祖先是从宋移居过来，他的早年相当的落魄，而且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也有做商人的，比如说颜回，他最欣赏的学生，据说是居住在陋巷，肯定是一个穷人。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平民自认为当时的贵族已经堕落了，而复兴贵族精神的使命寄托在他们这帮平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力图挽救贵族传统的平民先知。
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小共同体时代。孟子说“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其实在我看来，我这里说的是古儒，儒家他们的理想，应该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壤。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所谓如果要说贵族政治，它对限制君权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乃至在一定的适当时期，对产生民主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主张民主，这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儒家反对什么，当时的儒家反对过很多，但是他们最激烈反对的，在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杨墨两家。孟子激烈地批判，认为他们就是禽兽，认为杨墨两家是禽兽也，为什么杨墨两家令他那么愤怒呢？原因是杨子鼓吹个人主义，墨子鼓吹普适主义，这两者都对小共同体构成威胁。孟子在批杨墨的时候，提到一句话，“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句话后来有人叫做“杨进墨远”，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按照后人的解读，人们往往认为墨家是过分的理想主义，号称是为了天下我可以舍身往死，孟子为什么会认为杨子比墨子的错误还小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从孔孟那个时代，儒者的小共同体本位立场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所谓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际在当时讲的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不应该，而是指谁有权利，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好事嘛，谁认为不应该呢？其实杨朱也不认为不应该。但是关键在于，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这个权利归谁，谁有权利拔我一毛又是一回事。老实说，如果我愿意何止拔一毛，为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前提是我愿意。你能不能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呢？如果可以那是什么道理？那是因为一毛很小、天下很大是吗？如果这个理论能成立，我同样可以为天下折你一臂，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你一头，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掉十万个人、一百万人，因为跟天下相比，他们都是少数，我甚至可以以利51%的人为由，杀掉49%的人，那还得了吗？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谁有权利为呢？杨子说我有权利，我的一毛我来作主，你们谁都不能以什么理由来剥夺我的权利。我如果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说以大理想，就将我的权利剥夺掉。墨子说不行，为了天下你就是应该做出牺牲。孟子认为这两者都不合适。赵歧有一个解释，他说虽然杨朱为己爱身，这不太符合儒家说的我们要以小共同体为本，但是他说杨朱尚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在孟子看来，你的一毛不属于你，这是他不同意杨朱的，但是也不是属于国王，也不属于国家，你的一毛属于谁呢？属于你的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如果没有父母的同意，你没有权利去拔或者不拔你的一毛。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是不该为，而是不敢为，在孟子看来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个人，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小共同体。所以墨子没有父母，在孟子看来大逆不道。杨子他爱护自己的一毛，如果是基于父母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就不行。因此在这个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当时的儒家的一个特点，在小共同体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伪个人主义兴起的局面上，他是在两面作战，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周制衰亡以后，其实兴起的不是杨子的那一套，也不是墨子的那一套。杨朱讲的个人主义，就是讲个人自己，他不是说为了皇帝我可以六亲不认，不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一套后来不适用。墨子说的是兼爱非攻，这一套民本的普世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杨墨两家都随着周制的衰亡而逐渐的湮没，那个时候却兴起了一种军国主义，为了君主的利益打破族群的认同，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为了皇上我可以六亲不认，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小共同体内部，你好像觉得他是一种反父权，是一种个人解放，但是那一种个性解放是伪个性解放，这两种东西都开始出现。
这两种趋势的代表，就是战国时候兴起的法家。我们知道毛主席七十年代很强调法家，毛主席很喜欢法家，这一点该怎么评论，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毛主席当时这么说，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因为当时的确在先秦诸子中，儒法这一对对立，应该是比较突出，这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方面，法家都是和儒家对立。儒家讲性善论，那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天然亲情上，而法家是讲国家主义，或者说讲绝对君权，说的简单一点，法家认为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娘，可以出卖老师，可以六亲不认，可以干种种在儒家看来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法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淡化亲情，儒家说人各亲其亲、长其亲，法家则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说的简单一点，你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谁听我的？那我皇权不就被架空了？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否定亲亲、性善之说，《韩非子》甚至说，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根本就没有亲情这一回事，连父子、夫妻都不可信，其他还有什么亲情可言呢？在这里我要讲，以前很多著作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性恶论的文明，中国文明是一种性善论的文明，其实照我看，古今中外我阅读范围内，最极端的性恶论就是法家的，要比任何西方著作中，当然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也许别人能够找到更极端的，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讲西方性恶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霍布斯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性恶论引入熟人社会，甚至是亲情社会。霍布斯说人对于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韩非同志，在这两点上比霍布斯要突破得多。韩非讲，老婆对于丈夫都是狼，父亲对于儿子都是狼，他们都是自私的，你别相信什么亲情。好了，这是性恶论可以进入到亲人领域，而且性恶论还可以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事实上性恶，而且你也应该性恶，因为你性恶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什么呢？你自私，第一你怕死，怕死我就可以威胁你。第二你贪钱，我就可以利用你。法家最喜欢讲得就是赏罚，所谓赏，就是以利诱之，所谓罚，就是以威胁之。但是如果有人不怕死，又不爱钱怎么办呢？儒家说最好是亲邦，明代的于谦有一句话，怎么治国呢？很好办，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但是这在法家看来，是很迂腐的。
韩非说，所有人正是因为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把你们都治得服服帖帖。但是如果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那就难了，一个人如果既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在韩非看来就有造反的危险。所以他说，“若为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秦汉时代出现一个现象，人们有伪恶，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不是那么坏，但是你要不得不表现得比较坏，否则你就很难征服。
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萧何，据说这个人刘邦很信任他，刘邦在外打仗萧何是丞相，但是后来有人说后方人非常认同萧何，是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大公无私，道德高尚，很了不得。这个刘邦一听，脸就掉下来了，萧何听到这种反应，顿时就感到很恐怖，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就很危险了。于是他就怎么样呢？马上就贪赃枉法一把，然后欺男霸女，大家纷纷向刘邦告状，说萧何简直不象话，做了这么一些事，刘邦听了以后说原来萧何也不过如此，他没有什么抱负，这个人我是能够搞定的。于是萧何就还是当他的丞相了。
像这样的事情，你要说虚伪也是虚伪，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虚伪，你不那么善的人你要表现得很善，这是一种虚伪，你不那么坏的人要表现得很坏才能生存，这也是一种虚伪。这两种虚伪，那一种更坏呢？当然也可以去讨论一下。
大家都知道，法家有很多观念非常现代，比如说早在两千年以前，他就已经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说以前的人尊重有道德的人，现在的人尊重有权力的人，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进行权力的竞争，任何制度设计、任何制度安排，都是要以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伦理本位的，我要说中国的政治其实根本不是伦理本位，而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不是伦理中心。
法家的这一套，我们大家知道，的确它取得了成功，秦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秦统一以后，乃至在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一直到秦汉，中国社会出现了持续四百多年的法家化过程，这的确将西周的那种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完全改变了模样。改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第一是瓦解小共同体；第二，扬忠抑孝，鼓励大义灭亲。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法家实际上是性恶论。他所谓的大义灭亲，其实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大义。他说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利害来促使人们去趋炎附势，为了专制皇权而解构小共同体。比如法家提倡告亲，而且提出了很多奖赏。秦律有很多规定，大家知道，秦是非常提倡告密的时代，而且尤其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密。秦是严刑峻法的，但是秦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你犯了罪就要抄家没产，但是如果妻子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有人说，这简直现代化到家了，这好像已经做了婚前财产公证了，老婆的财产、老公的财产怎么分得清楚了，现在都分不太清楚了，但是在秦始皇时代他认为是可以分清楚的。如果老公告发了老婆，那老婆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赏老公。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它的财产关系好像很现代，已经达到了根本不承认家族财产，他认为这个财产都是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法家非常强调国家的经济垄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说法，商鞅变法实现了所谓土地私有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法家到底是喜欢私有制，还是喜欢国有制呢？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法家喜欢针对小共同体的私有制，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内六亲不认，将祖田祖产搞光了，这个很好了，前提是如果国家要征收不能反抗，但是如果在家族内部搞个体化，这是鼓励的。
几百年的强制反宗法改造的确不可小看。汉儒曾经这样批评，今天也有认为中国道德很优越的人，认为西方现在很没落，现在西方六亲不认了，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要交钱的，你看西方已经是堕落了。但是当年的儒家，对法家统治下的秦也有类似的评价：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父亲的脸色便很难看；母亲来儿子家借个扫帚簸箕，儿子一家便骂骂咧咧。媳妇生了男孩便得意洋洋，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一语不合，便反唇相讥。今天的西方，实际上绝大多数西方人，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是不交钱的，亲情、天伦之乐在他们那里一点也不比我们这里少，但是如果要说六亲不认，这个法家统治下的确也是这样。
这样的一种氛围，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它打破了小公共体的界限，使国家能够一竿子插到底，谁都不能听家族的，只能听我的，因此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动力，秦统一以后，搞的重点工程无数，当然搞得太过分了，后来就垮了。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小共同体被解构得非常厉害。像秦那个时代，可以说这个社会不仅没有什么宗族，甚至连姓连名都没有，你看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秦代文字材料，这些人他们表明他们的身份，第一你要有名字，第二你要有户口所在地，秦非常重视户口所在地，这一点是秦汉两代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活不下去的。商鞅就是一个例子，他逃亡结果旅店说你没有证明我不敢收你，于是他就逃不掉了。当时秦人要确定身份，要知道一些什么呢？第一要有名，秦代的墓志瓦文中可以看出来，还要有你的籍贯，包括乡和里，那个时候的乡和里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自然村、一个生产队。所谓那一个乡和里，是你的户籍在那里，你本人可能不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户籍所在地。第三，你要有一个国家确定的身份，也就是说国家当时把所有的国民都设立了一个等级，就是所谓二十等人，每一个人必须注明你是什么。第四，你必须注明你对国家负的义务，比如说你正在为国家服刑、正在为国家打工等。所以在秦代的墓志瓦文，就相当于那个时代人的名片了，你看他们的记载，一个人叫做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他是北阴县北游里人，国家给他的爵位是公士，他当时的身份就是居赀，用做苦工来抵偿欠国家的，这种人的身份叫居赀。
儒家面临这样一种大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儒家，曾经有过一个和法家冲突很厉害的时候，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我们今天所讲的焚书坑儒，是经过后世儒家的图解，后世儒家强调焚书坑儒，好像只是针对儒家，其实当然不是。焚书坑儒是针对诸子百家，但是的确主要是针对儒家，这一点我就不多做证明了。而那个时候，儒家的确也对这种现象非常抵触，从焚书坑儒那个时代，所谓诸儒以古非今，包括孔子的后代，孔子的八世孙孔鮒“与涉俱死”，縉绅先生与闾左佣耕共同造反。
我们知道，秦制后来搞得很不象话，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先秦的诸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原来儒道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那个时候就变成道法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知道，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是讲有为的，老子是讲无为的，可是有为、无为，当时你仔细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现实观，就是他们都认为西周那种方法很不错。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但是到了庄周时代，周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到了庄子时代，这个所谓无为，就已经没有了小国寡民的现实根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顺其自然，就是顺从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极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楚国表现得最明显，楚国后期的政治中有亲齐和亲秦两派。以屈原为代表的抗秦派儒家成为失势派。
秦朝的统治最后搞得天怒人怨，秦朝灭亡之后，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理论逐渐消失，灭秦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极有影响，道家在汉初有很大的影响。入秦后，“秦制”已是现实，而所谓恢复三代仁政、诛除暴君成为新理想。道家在秦亡之后，在法家名声不好时，一度成为汉朝主要的思想资源。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治者越是用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其实这句话用我的语言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清代的郑板桥有四个字，很多人挂在家里，叫做“难得糊涂”。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于是儒家讲的那一套权责对应，说你对我好我就忠于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造反，这一套理论就行不通了。我们知道到了汉景帝时代，儒家所谓的革命理论出现了最后一次阐扬，当时有一个儒生，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说暴君不仁，大家揭竿而起推翻暴君，这是顺应人心的一种革命行动。当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就马上说，这不对，这个简直是犯上作乱，这怎么能行呢？哪怕暴君他再无道，他也是君啊，你再能干，你也是臣啊，汤武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儒生就说了，如果说革命就是犯上作乱，那刘邦岂不是成了乱臣贼子了，汉景帝就觉得很狼狈，如果说革命是很不应该的，汉朝怎么说合法呢？如果说革命是应该的，那现在老百姓革我的命怎么办？那汉景帝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争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古儒设想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小共同体内可以靠亲情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向小共同体那样，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应该，如果不这样怎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如果不这样，那么我可以革命。也就是说你这个君主如果不像父亲一样待我，我当然不像儿子一样孝敬你，我就可以造反。大家知道，革命这个词最早就出自于儒家中，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可以把儒家处理这种问题的观点，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维持权责对应就是靠这个。
可是到了秦汉以后，这就不能讲了，尤其是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已经说了这个话不争论，你们不能说，于是大家就不能讲。那么不能讲以后，很多儒家就逐渐变成了法儒，权责对应的思想为无条件忠君的思想所取代，其中出现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老实说可以写一本书，我在这里不能多说。第一，汉书中出现了叔孙通制礼，当时这个现象受到了很多儒者的抨击。叔孙通曾经劝说一帮儒者，为刘邦制作威力，这些儒者断然拒绝，说你这样的趋炎附势之徒违背教礼，你赶快走不要玷污我们。但是，叔孙通制了这个礼，得到了刘邦的重用。董仲舒今文经学，接受了三纲而欲以“天人感应”吓唬君主，但是董仲舒还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这样一种不放心君权的传统，那不能讲革命怎么办？我就以天人感应来吓唬君主，说如果君主不好，上天就要示警，而上天示警谁懂呢？我们懂得，我们可以解释上天示警。很多人这是迷信，它当然是迷信，这个迷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有人说这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是不是吓唬老百姓？当然是，但是应该说在董仲舒时代，这一套东西主要是用来吓唬君主的，也就是说在革命不能讲了以后，我们讲天人感应，用那种神神怪怪的东西来吓唬君主，你如果为君不道上天要示警。到了魏晋之后，谶纬之学就被禁止了。
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有一句话，天变不怕、老百姓发牢骚也不怕，当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以后的中国就建立了一套所谓儒表法里的一套，说的是儒家，行的是法家。但是尽管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儒家不高兴，实际上这也是儒家一直有的传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发牢骚，不满现实。大家知道，孔子当年就讲过，说现在这个社会礼崩乐坏简直不象话，我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寄予希望，我要坐船跑到海外当移民。后来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儒表法里这个时代，原初儒家对法家政治的不满一直还是存在的，二千多年以后到了晚清，正是因为对法家政治的不满，导致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潮，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西学和儒学是对立的，但是在晚清，很多人恰恰是从儒家反法家的立场上，主动的引进西学。我把它称之为引西救儒。
那个时代，人们主张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就礼崩乐坏，好的是三代，而他们往往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当年中国的三代。我们知道晚清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堕落不是从晚清开始，而是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三代的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现在继承三代盛世的是在西方，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蛮夷。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个时代的这些儒者，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我们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个人本位，自由这些概念，他们往往不太看重，他们看重要的是什么呢？民主、共和，他们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古儒所讲的天下为公。因此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老实说主要不是船尖炮利，甚至他们认为如果像秦以后的大道之政，船尖炮利反而是有害的。像谭嗣同就有很极端的说法，他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这种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传统，那么中国将来如果军队强大了，如果搞不好反而会更糟糕。谭嗣同不是不爱国，而是说中国人要恢复三代的这种文明，就必须要建立宪政民主。
像这样的一种引西救儒的思潮，在戊戌之前一直是很强大的，包括戊戌变法，从康有为一直到谭嗣同，都是这样一种传统体现。这种传统应该说也有很深的基础，但是到了戊戌之后就不一样了，戊戌之后为什么不一样呢？原因有很多。我最近强调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影响。大家知道在戊戌之前，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很多都认为秦以后很糟糕，三代很不错，我们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很像三代，后来日本人学习西方，他们实现了富国强兵，可是日本人学习西方和当时的中国人正好相反，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不像秦以后的中国，倒是很像西周。那个时候天皇是没有权力的，日本当时是一个封建体制，也就是类似西周那样的局面，而明治维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就有一点像是周秦之变，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废封建、立郡县，这是明治维新很重要的内容。整个明治维新，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一场在西方影响下的周秦之变，也就是原来明治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封邦建国，也不怎么样，但是之后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了。于是中国人从中学到的，就是小共同体不利于军国社会，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学西方、要复兴法家的那一套。
日本人在引进西学的时候，他们很反儒，但是日本人反儒这绝不是说他们就很赞成民主，实际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儒学妨碍了皇权，尤其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成功，又由于戊戌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怪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儒不像儒，反西必反儒，法家反而成了和西学比较兼容的现象，其中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有这个特点。其实所谓反儒不反法，就是要解构小共同体，强化国家的力量，而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就主张被理解为一种对小共同体的解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从戊戌到五四，很多人离心目中的自由个性，主要是针对宗族的束缚、家庭的束缚、父权的束缚，因此我们就看到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对放的印象截然不同。郭嵩焘那一代人对西方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礼仪之邦，而中国当时被认为是大道执政，但是到了陈独秀那个时代，西方就被认为是军国社会，特别能打仗，而中国就是太文雅、太儒雅，这是不对的。这时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对西方的评价完全不同。
相反的，对于秦以后的法家那一套，我们知道同样是维新派，谭嗣同死的比较早，谭嗣同认为秦政糟糕透了，可是康有为在1913年，也就是康有为比梁启超要多活了二十多年，康有为一直到二几年死，但是在1913年就对秦政有一篇高度评价的文章，他把秦政说的简直无比美妙，说废封建实现了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秦始皇都已经给了，那么对由秦开始的这个时代，同样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这些人，他们的评价却有如此之不同。俄国的确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引进社会主义方面，但是日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自由主义，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很多是借助日本，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很多是借助俄国，但是这种引进都有一个很大的扭曲。很奇怪，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鸣，而儒家和自由民主的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
最后我要说儒家能否欲火重生呢？今天这个问题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设想。今天我已经不能详细说了，我想把这些问题留在以后，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大家来批评指正。谢谢。
梁 京：一个聪明的新闻检察官能改变什么？
前不久，胡温撤换了大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另调闲职，而胡锦涛在团中央的旧部柳斌杰，接任了事实上是大陆最高新闻检察官的这一引人瞩目的要职。这一人事更迭自然引起海内外的一番猜测。一种看法认为，此事的政治含义不应夸大，龙新民的品行有把柄操在人手，且办事不得力，被替换应是个人原因。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胡温此举，不排除有新人新政的可能。
上周，《南方周末》发表笑蜀的评论，文章透露，柳斌杰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这一句超越官腔的表白，颇令人意外，除了说明新人可能有高层支持的背景之外，还说明我们面对的，显然是一位比前任要聪明一些的新闻检察官。
在大陆今天的形势下，一个聪明的新闻检察官能够改变什么呢？这是我读到柳斌杰的表白后，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难道他还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不成？思考再三，我以为一个聪明的新闻检察官，今天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今日大陆专制政权所处的环境，与以往的专制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民众与知识份子的资讯环境，是任何时代所没有的。表面上，大陆政权的新闻和出版检查卓有成效，许多网站被封锁和关闭，书刊和文章被禁止发行，但是，这与其说是对资讯的封锁，不如说是对政治行为尤其是政治言论的控制，因为就传递的资讯内容而言，多数封锁是无效的。当局在显示了自己蛮横的权力之余，也暴露了自己的无知，精神的贫乏与对真理的恐惧，因此，政治代价是巨大的。
正如“冰点”事件所表明的，在开放的时代，一个心智不高的新闻检察官可以给大陆的最高领导人带来很大的伤害。胡锦涛对冰点事件的态度表明，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他本来可以接受刊载龙应台和袁伟时的文章。所以，一个聪明的新闻检察官可以做到的，就是更准确地把握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言论底线。
一个聪明的新闻检察官应该懂得，在网路时代对政治言论实行控制，对当局获取资讯的伤害可能会远甚于对民众获取资讯的伤害。因此，他要是足够的聪明，虽不大可能增进民间的沟通，却有可能改善当权者的资讯环境。而这一点对于中国摆脱共产专制带来的政治困境，或许会有重要的意义。
胡温代表了共产党内这样一批当权者，不仅是善于自欺，而且对历史极端无知。仅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就不可能解释他们在污龊的权争后还有些许良知。如果说善于自欺是一种天赋，那么无知则并非完全是他们的错。整个喝毛泽东的狼奶，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都难免这个通病。
现在，二十年前恢复高考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份子不是进入不惑之年，就是开始知晓自己的天命。已故的管理思想大师德鲁克生前洞察到，这一代中国人中有一批在人类最艰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分子，他们经历过各种苦难，也体验到了种种诱惑，最大的幸运是有机会汲取全人类的知识，有机会重新发现和审视中国的历史。如果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有机会与苦于无知的胡温这样的当权者建立一种理性的沟通，则中国再次陷入乱局的机率就有可能减少几分。
一个聪明的新闻检察官未必能促成这样的沟通，因为这毕竟取决于他老板的智慧而不是他本人的智慧，但至少他不应该成为这种沟通的障碍。
胡显中：应该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50年后的反思
50年前，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剧。对于这场改变了几百万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新中国发展方向、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社会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事件，应该如何评价呢？中共中央早在1981年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已经承认：“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10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70年》这本权威性的著作里，进一步批判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这就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结论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启蒙作用。但是，关于那场影响深远、后果严重的重大事件的评论，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不会的！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认识无疑也应该‘与时俱进’。先来考察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面前，中共高层领导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毛泽东看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另一位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隆，深感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他在私下里颇为不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不能管理经济工作！于是，他直接插手经济工作，批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些经济指标太保守，并绕过国务院直接向有关部、委下压高指标，结果造成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致使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财政赤字。
人们应该记得：早在1943/3/20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书记处，毛为主席；并且根据刘的提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毛有最后决定之权。作为回报，毛则在改组书记处时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党内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毛的第一助手①。毛与刘之间，完成了一桩政治上的交易。当然，在这场交易中，获益最大、最多的还是毛。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刘少奇在大会报告里有104次热情洋溢地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并且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原则。从此，毛在全党的威望也如日中天，达到了顶峰。可是在11年后，也就是在1956年的‘八大’上，同一个刘少奇在报告里就只有4个地方提到毛的名字，而且其中一个地方还是颂扬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尤其令毛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条竟然被删除。对此，刘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回答红卫兵小将的质询时，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有了成熟的经验，并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任务，我们暂时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还是不提为好。”
人们自然要产生怀疑：这股向毛的绝对权威挑战之风是从那里刮起来的呢？1956年2月，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赫鲁晓夫作了以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为主要内容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感到：“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毛对江青语）。另据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的回忆：“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都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的非常深的。”②
毛的预感是对的。据最近解密的资料：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只能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这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联名提议，并由17名政治局委员中的15人赞成通过。（毛泽东、林彪二人弃权）。（该资料是2006/1/8周恩来逝世30周年时，刚刚解密的邓颖超日记档案里的详细记载。日记所记是1975年11月22日，周病危时的谈话。从其中可以看出周那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内疚和忏悔，后悔没有坚持这一条）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已经有了预感，并且做出了庄严的规定，以防止斯大林现象在中国的重演。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变成一纸空文。
1957年1月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说：苏共20大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但也有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以前总会有蚂蚁出洞，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活动。我看对待这些蚂蚁，不一定用滚水浇，用扫帚打扫一下也就把他们扫除干净了。这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但其他领导人却另有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在1957年初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破坏党内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与其相比较，聪明的邓小平的说法就显得十分委婉和策略：“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悲剧的重演”。把他们几位的观点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其中有着重大分歧：毛泽东首先是不同意‘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在‘八大’闭幕仅仅三天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有问题（据王光美的回忆）。其次，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苏共纠正斯大林错误的做法，更反对在中国批判个人崇拜。他认为：国内有一股右倾、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定会利用这个时机跳出来。他说：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非跳不可。为了让他们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跳出来，就只好引蛇出洞了。于是就有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但是刘少奇并不同意这个‘引蛇出洞’、陷人以罪的做法。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出笼10天后，即5月7日，在听取杨献珍的汇报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因为原来就是有同一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矛盾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见报以后，毛泽东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5月8日到6月7日这段时间里，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也暂时不做反批评；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错误意见也暂不予回击。这还不算，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先后作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报告。为的是虚构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民主的良好气氛，好让人们相信：似乎真的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以引导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就是所谓的‘引蛇出洞’，也就是他后来颇为得意地承认的所谓‘阳谋’！
一个月后的6月8日，毛泽东开始收网了：停止整风，进行反右派斗争。刹时间，雷鸣闪电、暴风骤雨，参加鸣放的人们一个个都被浇成了落汤鸡。又过了10天，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权威性的文章是根据原来毛的口头讲话，但同时又做了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最为要紧的是加上了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所谓‘六条标准’。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在毛泽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诱惑下，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众多善良的人们，才醒悟过来，但是已经太迟了！正如朱正先生在其《1957年的夏季》一书里所言：“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③朱先生所说的‘白虎节堂’乃是《水浒传》里高太尉为了陷害林冲而设下的陷阱。在京剧《林冲夜奔》（或叫‘野猪林’）里，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以后，面对高太尉那段义正词严、悲愤满腔的对白以及唱腔，仍然久久地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引起多少人强烈的共鸣。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似乎毛泽东本来是真心打算开展整风运动，后来是因为这些‘牛鬼蛇神’闹得太不象话，甚至叫嚣要推翻共产党，要杀人….，才迫使毛泽东改变主意，开始反右派斗争④。这个辩护是徒劳的，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最了解事实真相的不是别人，正是毛自己。恰恰是毛泽东自己公开承认，他是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并且不无得意地发明了一个新词：这不叫阴谋，而是‘阳谋’。还可以举出曾经参加延安整风的何方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党史笔记》里所提供的实录：当年整风的先行步骤也是以放为主，不许压制。毛泽东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有错误思想的人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还可以使内奸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出来’⑤。瞧！这不就是1957年反右前期‘大鸣大放’的原始版本吗？看来，毛泽东对于这个手段已是轻车熟路，因而运用自如了，他也就成为搞所谓‘阳谋’的行家里手。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以后，1978~1980年落实政策，对右派进行甄别。甄别的结果是：在全国552877名右派中，不予改正的只有96人，占全部右派分子的0.00018%。也就是说99.99%都属于错划，错案率为99.99%以上。人们习惯地说‘扩大化’，到底扩大了多少？答案是：5000倍。每名货真价实的‘右派’要用5000多名无辜者来陪绑！当年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几十年后，毛为了抓一个右派，竟然不惜用5千名无辜者来陪绑。真是‘青出于蓝而甚于蓝’，老毛超过了老蒋5倍！
也许又有人出来辩解说，右派分子大部分没有被杀害。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生存状态和下场如何。到底有多少‘右派’死在劳教、劳改队里？一直是中共当局严守的机密，但我们可以从许多个案材料来推算一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的《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2003年出版）该书记述甘肃酒泉境内一个名叫夹边沟的劳改农场，3000名右派，最后只剩下几百人。再根据《九死一生》（作者：戴煌1999年出版）第25章的记载，在辽宁省锦西煤矿劳动的1200多名右派分子中，直到作者本人‘死里逃生’离开时，已经死了1001人。还有一份网上的资料：“一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发现”（作者：大陆自由撰稿人傅国涌）。在这份材料里写道：“仅仅这本1963年7月登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与莫桂新（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引者注）一样死在兴凯湖农场或北京的清河农场、北苑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就有94人。这是一个极不完整的记录，但就是这个记录已足够触目惊心。美学家高尔泰等夹边沟的幸存者曾见证了无数右派同伴的死亡，靠的是记忆，这次发现兴凯湖等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是官方的记录，具有别样的意义。无论是这样的官方性质的档案材料，还是幸存者的记忆，无疑都是一座座山一样的纪念碑。”还有其他好几本有关书籍的记载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从这些资料可以推算出来，右派分子的死亡率超过80%；55万多右派最后侥幸活下来的恐怕不到1/4；即使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也是身心备受摧残、伤痕累累。由此可见，毛泽东采用的是慢性杀害的办法，也就是用钝刀子割肉，让被害人受尽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比较一下很难说哪一个办法更仁慈，或哪一种办法更残忍。
至于那96位不予改正者的具体‘罪行’是什么？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就‘不予改正’这一点来说，恐怕也是为了保持毛泽东的面子、维持他那‘伟大领袖’的威望，为了证明反右派运动没有全错，勉强地留下几个？这样看来，这96位也就成了政治需要的牺牲品。
反右派运动的后果如何？首先是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他在党内‘一言堂’的地位，形成了党内的‘家长制’。对此，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多次谈到：党内的‘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就是从1957年开始的。仔细研究以后就不难发现：邓用‘家长制’和‘一言堂’来概括毛的错误，其实是很委婉的说法。‘一言堂’的实质就是：一切国务大事都由皇帝或不戴王冠、不穿龙袍的现代皇帝一个人‘朝纲独断’。这不就是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吗？。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正是通过反右派运动开始一步一步地实现其封建复辟活动（按照中国最具有权威的《康熙字典》的解释：辟者，君也。复辟就是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到了‘文革’时期则是其复辟活动的最后完成。还可以进一步断定：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即真正的‘末代皇帝’；而中国封建社会史的下限则应该划定在1976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的驾崩。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把毛的像挂在天安门前，这意味着什么？传递着什么信息？中共经常批评日本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理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是中共仍然挂毛泽东这个暴君的头像，难道就不伤害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及其家人的感情吗？“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是古人的明训，也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道德信条。
其次，是败坏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形象。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的声明时，曾经理直气壮地要求蒋氏实践‘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毛还警告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⑥。当全国人民读了毛那篇文章时，一定会认为：毛泽东应该是天下最讲信义的人。可是事实恰恰相反，21年以后，毛就把自己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痞子形象暴露无遗了。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杨献珍当时就抨击道：“一个堂堂的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地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象话！”⑦。1957年以后，在老百姓看来，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言而无信、口是心非、专门搞‘阳谋’的政党。不仅如此，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国际社会的信用档案里，中国共产党已经被列入了最无信用者的黑名单。
反右派运动的第三个恶果是：断绝了一切言路，从此再也没有人给共产党提意见了。这一方面表明：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专制独裁的党。邓小平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⑧既然制造了‘鸦雀无声’的局面，还有资格自称为革命党吗？另一方面也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从反面教育人们：不能做老实人，要做伪君子！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人人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大高潮。“中国人诡诈、缺乏公义、见风使舵、投机主义、功利至上，这些恶劣品行在全人类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什么如此？第一是政治生存环境恶劣”⑨。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说得更到位：全民说假话，这才是真正的‘国耻’，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应该说是‘国难’。今天大陆各行各业都在制假贩假，假风盛行、假货泛滥、欺诈横行，其源盖出自毛泽东当年搞的所谓‘阳谋’；所以说，毛才是一切假冒伪劣和欺诈横行的始作俑者！党内著名思想家兼作家李普先生说得更深刻：“经济损失几十年可以弥补，而思想僵化、民风败坏、素质滑坡、道德沦丧则需要1~2百年、几代、十几代人才有望扭转。”⑩
反右派运动的第四个恶果是：把一大批精英人才驱赶到国外，更阻断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报效祖国的渠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对于十分稀缺的精英人才，更应该百倍地爱护、千倍的关怀、万倍的珍惜。可是在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政策下，特别是在反右压力下，许多精英人才被迫流亡海外。据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的回忆：“当钱伟长被划为右派时，有许多留学生、科学家正准备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甚至都已经到了香港、或东京。可是忽然听说像钱伟长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也被划为右派。于是赶快回到美国，并立即申请加入美国国籍。”⑾又据法国〈欧洲时报〉报导，旅美华人由40年代的10多万人猛增到60~70年代的120多万人。其中华人学者达10多万。被公认为一流的科技人才即有3万多，占美国一流科技人才的1／4以上。许多华人学者在美国的著名大学、科研机构中、大型工商企业里担任重要职务。例如：美国著名大学里，1／3以上的系主任是华人。著名的电子计算机企业——国际商业机械公司有800余名工程师，半数以上是华人。美国电脑研究中心有4000多名华人担任研究员，该中心19个部级主任中，12名华人，参加阿波罗登月工程实验的华人科技人员达1400多人，占总数1／3以上。此外，在政界，也有许多华人崭露头角，一展才华。美国社会流传一种说法：“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的智慧则在华人的脑袋里”。在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古代大思想家孟子的名言：“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鹞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频繁的政治运动、残酷的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把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驱赶到异国他乡，为别国效劳、贡献聪明才智。这种行为不就是‘为汤武驱民’的夏桀与殷纣王吗？因此，对于孟子上面那句名言应该作这样补充：“为美国驱赶精英人才者，毛泽东也”。今天的美国之所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头号功臣不是别人，正是明里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实际上却在不断地为其驱赶精英人才的毛泽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泽东黑暗统治下，天天抓美国特务，搞得人人自危。其实，真正的、头牌美国特务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毛泽东自己。他打着反美的旗号，实际干的却是不断地、持久地为美国社会驱赶精英人才，为美国今日的繁荣提供最大的支持。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最大讽刺吗？
最后，反右的第五个恶果是‘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毛泽东本人在反右之前也曾有过要节制生育的表示，党内以稳健著称的领导人陈云更是积极主张计划生育。党外人士中，以马寅初、邵力子为代表的许多人都曾经呼吁：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是，一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毛泽东突然变了卦、改了口，大批什么‘中国的马尔萨斯’。并且说：“人多是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在这一荒谬‘理论’的指导下，全中国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持久的生育大竞赛。中国人口列车以不可阻挡之势，呼啸而进，中国人口从1957年6.4亿迅速增长到1981年超过10亿。可以断言，如果在1957年就接受马寅初老先生等人的建议，把中国人控制在6亿左右(1953年6月3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数字是601，938，035)或者如地理学家孙本文教授于1953年所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极限控制在8亿以内，今天中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必定比现在要高一倍以上，早就在扣响富裕王国的大门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难题：失业下岗、贫困人口、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等，无不与人口过多有关，无不是当年人口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13亿人口的重负大大延缓了而不是加快了中国人民奔向富裕境界的步伐，大大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充分显示，大大推迟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人民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的日程表。因此，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得不吞咽毛泽东反右斗争及其错误人口决策所酿就的苦酒。
反右派运动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由于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威望和权力，没有谁再敢说一个不字，助长了他那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气焰。从此，他可以为所欲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等等都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天等于20年’…等荒诞的口号下相继出笼的。其恶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崩溃的边缘。1955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7%，而1980年则下降为2.5%；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当，到了1980年则只有日本的1/4。⑿另据学术界权威人士胡鞍钢先生最近的研究结果，1957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5%，而到了1978年则下降到4.9%。⒀这两则资料由于口径不同，有相当的出入，但都反映了一个趋势：全世界都在进步和发展，而经过了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中国却倒退了、落后了，综合国力大幅度地下降了。全国人民大受其害，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到死还念念不忘‘要解放世界上2/3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可是在他君临中国27年之后，仍然留下了占总人口1/4的2.5亿绝对贫困人口，还有比这个数字更大的相对贫困人口。他把这个沉重包袱留给他的继任者。而继任者却不得不借助于世界上许多被认为‘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昔日‘敌人’的直接或间接（通过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才不断地使这些人脱贫。直到今天，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还有5000万（包括城市和乡村）绝对贫困人口在温饱线上艰难地挣扎着。如果按照联合国所设定的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用1美元）标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有2亿贫困人口。
当党内稳健人士开始反思这一切的时候，彭德怀又一次公开站出来向毛泽东提意见，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最后引向文化大革命那灾难的深渊。应该说：反右派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或者说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彩排。毛经常强调说，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现在，毛本人就是要在运动中不断地学习，学会掌握运动的一切要领和秘诀。因此可以说，没有这次彩排，毛导演也很难全面把握整个剧情的进展，演员的调度、甚至舞台的布置….等等细节。正是通过这次彩排，毛导演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而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作为一个导演所必要的权威：所有演、职人员都必须听从毛导演的安排和调度。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为反右派运动定性：这是毛泽东篡夺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反蒋斗争胜利成果、贪天下之功为己有，通过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封建复辟的途径，实现多年梦想、圆其皇帝美梦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他迈上皇帝宝座的第一步；因而也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严重的反动，对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一次严重的挑战。从这个运动的恶果中，可以断言：反右派运动是反文明、反民主、逆世界进步大潮而动的反动事件。今天，应该全部否定、彻底否定。否定得越早越好。否定反右派运动的理由如下：
1、99.99%以上的人都搞错了，那么，那0.00018%的人即维持原来结论的几个人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有5位，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应该说，他们都是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他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以彭文应为例，就曾经从经济上接济过周恩来。事过30多年以后，周再次见到彭先生的时候，向陈毅介绍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一定要记住这位老朋友！”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才使毛泽东有了一个日益强大的精神支柱，而蒋介石却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腹背受敌。当然，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我们不妨假设：如果这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能够预见到日后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用不着委身于蒋氏政权，只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中国革命的进程无疑必将十分漫长、十分曲折，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图景。老毛也就不可能那么快地登上全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谁能预见到：有朝一日，毛一坐上这个宝座，就翻脸不认人？竟然向着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开刀！
同时他们又都是共产党最坦诚的诤友。共产党号召提意见，他们闻风而动，毫无保留地、坦诚地把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在共产党所主持的会议上公开说出。何罪之有？
2、他们的意见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就拿罗隆基建议的‘平反委员会’来说吧。其实在他之前，毛泽东就公开主张过。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12个问题中第2个问题就是谈肃反的。他在谈到斯大林错误时指出：这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我们也不免混淆。在肃反工作中，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怎么办？毛认为应该搞一次大检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中央一级的问题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主持。….罗隆基只是把毛的意见作了一点发挥而已。在他之后，还有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也就这个问题发言。而朱却没有被划为右派。奇矣怪哉！
再来说说实践方面：20年以后，在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设立过这样的机构，不过，不叫‘平反委员会’，而称为‘落实政策办公室’，其实任务是一样的：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右派——章伯钧。他的‘罪行’是提出‘政治设计院’。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大常委会吗？不过章先生所建议的是四个这样的设计院：政协、人大常委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有什么不好？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他否定了中共的一党专政。这就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同工。那么，当年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而是为了取而代之、以暴易暴？今天看来，结论正是后者。
再来看‘轮流做庄’的说法，当然也是对中共权力的挑战。其实，只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然要实行‘轮流做庄’。也可以说：‘轮流做庄’正是民主共和制的灵魂，是杜绝一切专制独裁的制度保证。哪有像袁世凯那样由‘终身总统’进而‘登基’做皇帝的民主共和国？就是中共自己不也曾经于1956年9月29日做出过“党的主席规定只能连任一届”的正确的决议吗？再来看看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不也是‘轮流做庄’吗？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的时候说过的话：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成为这次农民革命运动‘遗嘱的执行人’。在反右派斗争过去20多年以后，当年右派分子的许多‘遗嘱’都先后被‘执行’了。正如作家丁东先生在其《反思历史不宜迟》一书中所说：在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许多人是看出了体制的弊端所在，并且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们正是1978年改革的先声⒂。
再举一例：拿‘反苏’这一条来说，当时那真是不得了的大罪行。可是几年以后，在与苏联公开争论时，在‘九评’里面，就有许多论点或是出自当年某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或者与当年某些右派分子的意见不谋而合。当我们在执行‘遗嘱’的时候，千万不应该忘记当年提出这些‘遗嘱’的人，更不应该无端定人以罪。应该说，他们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其功就在于最先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轮流做庄”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在西方各国，这已经是很正常的现象。多党轮流执政的好处首先表现在竞争产生激励机制，激发各党派努力为选民谋福利，为国家提出正确的政策主张。其主观动机当然是为了争取选票，但客观效果却是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的福利。其次是纠错机制。执政党做了错事，在野党批评（或者按照中共的说法，叫‘攻击’），很快被纠正过来；或者被赶下台。这样就使执政党的错误或丑行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什么‘文革’的灾难延续长达10年之久？就是因为没有反对党，共产党一党独裁。
颇有意思的是，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已经看出了一党独裁对于国家的严重危害。他说过：“斯大林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的只是反对其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⒃奇怪的就是，既然‘还是几个党好’，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中国实行呢？
据说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什么‘国情’？说穿了就是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现状不能改变，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不能放弃；因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且不去辨析共产党包打天下的结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只是想知道，当年那些志士仁人反对国民党统治而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难道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而仅仅是为了取而代之，以攫取实际利益吗？
好，就算共产党一党专政有理，但其前提必需是共产党永远正确、不犯错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历史雄辩地证明：所谓‘中国共产党一贯正确、光荣、伟大’的东方神话早已被实践无情地戳穿了，粉碎了。即使对于小学生来说，这类虚伪的政治说教也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因此，当年提出‘党天下’、‘轮流做庄’的‘右派’实际上是在对具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作最后、最悲壮的抗争，也是为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他们的暂时失败给我们留下的不应该是失望和灰心，而应该是深刻的思考和总结。
3、就算他们说错了，那也只是言论问题。在1954年《宪法》第87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难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只是官样文章，是为了写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真正实行的吗？还有1956年共产党公开许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难道也是空头支票吗？所有的公开文件都表明：没有任何理由仅仅根据某一个人的言论就随意定罪。
毛泽东又说了：他们不仅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今天我们提倡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很好。参政、议政不是一个人自己所能够完成的事情，而需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参加，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说话，那叫‘自言自语’不是交流，更不是参政、议政。既然要求人民参政、议政，就应该允许人家‘行’；不去‘行’，如何参政、议政？
毛又说：右派分子‘策划于密室’。允许参政、议政，也就必须要说话，当然也就要有一定的地方，或者就称呼为‘密室’吧。那个单位开会不需要一定的地方？有些会议暂时需要保密的，就不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难道共产党每次开会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
总而言之，反右派运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完全是庸人自扰，是毛泽东“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人生哲学的一次重大实践，也是封建专制势力对民主、自由运动的一次大扼杀，是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清朝历朝历代文字狱的现代版。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已经25年了。当时那个结论是根据邓小平‘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的权威性意见一锤定音的。时代的脚步又跨进了1/4世纪，今天，我们难道只能停留在那个时候的认识水平上吗？
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事业的功绩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人都会有局限性，包括来自历史和时代、知识和经验、思维能力等三个方面的局限。党内著名的思想家、民主派领军人物李锐在自己的文章里还加上一条：个人品德。⒄既然如此，邓小平也不可能例外。正是邓本人就非常清醒地自我评价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就很好了。”⒅对待毛泽东，我们早已批判过两个‘凡是’；同样，对待邓小平，我们也不应该搞新的‘凡是’。当年邓小平下的结论对不对？我们应该开动自己的大脑，想一想。
在‘八大’以前，邓小平在政治局里的排名第12位，‘八大’以后上升到第6位，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兼党的总书记。可见在毛泽东的眼里，他是一员得力的干将。对于毛和他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的态度十分鲜明、行动更是非常积极：即完全支持毛的部署。仅举一例：在反右派运动的初期，中央党校没有抓出一个右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杨献珍等党校的领导人找去谈话。问：你们抓了几个右派？答：一个也没有。刘说：你们站在右派的立场去查，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更严厉地对杨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杨献珍被停职，由别人来主持运动⒆。从这件事情看来，要求当年积极参与反右派运动的邓小平来完全否定反右派运动，就好像要求毛泽东自己来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不可思议的事。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一个人超越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来纠正前人所没有做好、或者没有打算做的事情。就好像邓小平当年勇敢地站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样。
是时候了！我们是21世纪的人，应该有新的头脑和眼光、新的视野和思维能力、新的勇气、胆识和魄力！应该去做前人所没有做好的事情！
公开、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那没有改正的96位所谓的‘右派分子’，也不仅仅是为了那55万曾经被错划的人及其亲属，而有着更为深远的、重大的意义，而且首先就是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
第一，表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从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对于所有的失误，几乎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的、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决不是一个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执政大党所应有的表现；更违背了自己所一贯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如果今天能够大胆地公开承认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必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赢得好评，更必然会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戴，也有望取得全世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请听听列宁是如何教导的吧：“一个政党对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她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⒇
其次，也表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品格。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提倡过‘与时俱进’品格。什么叫‘与时俱进’？就是要牢牢地把握时代的特点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人类前进的大方向。当今，在世界范围内，人权斗争如火如荼，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里，言论自由已经成为最起码的人权要求。当年反右派运动正是严重破坏言论自由的违法、违宪行为。今天如果公开否定它，无疑就表明中国在保障人权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也说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而且在与世俱进，与世界通行的行为准则接轨。
第三、更是为了重塑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提升信用等级、刷新自己的信用记录。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社会首先应该是信用社会，人人都必须讲信用。有信用可以走遍天下，相反，不讲信用则必然会寸步难行。当今中国领导人和谋士们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繁、不厌其详地在国际上宣传‘和平崛起’，还信誓旦旦地宣告：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绝不会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云云。可是许多外国朋友就是不相信，不断有‘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宣传不卖力、不到位？非也！关键是自从1957年以来，人家根本就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最好老师。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吧。想当年，共产党羽翼尚未丰满之时，为了夺取天下，用尽了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来团结所有的党派、团体，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翻脸赖帐，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毛泽东在私下里对其心腹毛远新说过：“想监督共产党？笑话！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毛的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封建王朝通常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早年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的时候说过：“看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知道他的今天和明天”。毛为我们发明了一个观察、判断一切党派、团体和领导人普遍适用、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法。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忽视了这个好方法，那实在辜负了毛留下的那笔精神遗产。今天，人家当然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判断共产党那些关于‘和平崛起’、铺天盖地的宣传，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会不会有朝一日，有了足够的实力以后，同样会翻脸赖帐，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内？
关于中共称霸全球的政治野心还可以从毛泽东的诗作里看出端倪：1963年元旦马屁文人郭沫若为了逢迎讨好，写了一首《满江红》，最后一句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几天以后，毛写了一首和诗，其最后一句则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瞧！这一主一奴的诗词唱和，把他们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赤化’，也就是把妨碍其称霸野心的一切力量全部消灭干净。瞧！老毛妄想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教父和全球霸主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为此，今天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朋友们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今天的国际社会很难再相信，因为心里实在没有底啊！
今天，我们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宏图，首先就需要消化掉一切阻力，并化阻力为助力。而这又要求人家相信我们‘和平崛起’的诺言是真诚的、负责任的，而不是虚伪的、轻率的。怎样才能使人家相信呢？首先就应该检讨和清算过去的一切不讲信用、失信于民、失信于世界的错误，特别是公开承认1957年的特大错误，并对当年的责任人进行明确而不含糊的谴责。彻底地告别昨天，正是为了争取今天的成功和实现更美好的明天。
最后，还说明今天新一代领导人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广的政治胸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远大的政治眼光。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派，更不是只会亦步亦趋地重复前人的‘凡是派’，恰恰相反，新一代领导人是善于思考、明辨是非、敢于创新、勇于改革的革新派。
唐诗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老人最是无情。凡是做了错事、丑事、坏事，因而对不起国人和世人的党派、政府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决不可能长期隐瞒、掩饰，不了了之。骗局早晚要被揭穿，问题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已。如果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不去做这件事，那只好留待以后的领导人去做。这样，也就是把这个建功勋、树形像的大好机遇拱手让给未来的领导人。智乎，愚乎？深望今日的中共当局三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毕生奉行的人生信条，更是这位伟人留给后世所有政治家的警世箴言！
①⑤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349、351；333、369页
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2页
③朱正：《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77页
④《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57~5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28页
⑦⒆《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4页
⑨焦国标：《共产党不是千年的乌云》（网上材料）
⑩《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李普文
⑾《千家驹70年经历》第255页
⑿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295页⒀《新华文摘》2006年第8期11页
⒁胡平：《苦难的祭坛195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⒂丁东：《反思历史不宜迟》（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9年）第5页
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邓只引述了毛的前一段话。
整段话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页
⒄李锐：〈直言——60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47页
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页
⒇《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