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大姐：4月26日，我去二监看德普…… 他告诉我：17日他在房间里学习英语时，一个犯人挑衅地在一边把收音机开得声音很大，一边抽烟。德普要求他不要在房间里抽烟；收音机放小点声，但是，那人不但不听，还动手打人。 我问了曾经坐过牢的人，他们说监狱里明确规定房间里不准抽烟，尤其是不准当着人在房间里抽烟；能有香烟的犯人，肯定和狱警关系很好（只有狱警能把香烟带进监狱）。 同样，监狱不准犯人有收音机。这名犯人却有收音机。 还有，一般的犯人不敢随便打人，监狱里有规定如果打人就会扣分，影响减刑的。÷我认为这名犯人是一名特殊的犯人，是和监狱中的警察有特殊关系的。平时，这个犯人与德普没有过争议，德普平时对人态度一贯温和，不会与人发生争执。这次，这个犯人敢于无故打人，我怀疑是受人指使的。 曾经在2002年监视居住时期，德普被北京市国保的警察强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85天。联合国人权酷刑调查员诺瓦克先生告诉我：你的丈夫受到了酷刑。 在开庭后，被法院的法警队长毒打导致左耳残疾。 在天堂河监狱，曾遭到过狱警的毒打。 德普几次被迫害，都没有任何理由，我不清楚这个政府到底要对我丈夫干什么。为此，我很担心德普在狱中的安全，他的生命安全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我要求：监狱要改善对我丈夫的生存环境，保证安静的学习环境，让他有一个健康，不会受到威胁的生活空间。 小贾 07-4-27 [email protected] 86－10－68355230

 

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设宴招待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带领出席国共经贸文化论坛的代表团时﹐再度批评台独势力置台湾经济民生于不顾，变本加厉推动宪改、公投，谋求台湾的法理独立。正是这个“主旋律”带动国民党在台湾唱同样的调子。所以连战致词时大赞二○○八年北京奥运的主题是“一个世界，一个梦想”。贾庆林是中国大黑金﹐连战是台湾大黑金﹐果然是“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说道到奥运会上﹐我们也要问﹐中国是共产国家﹐一党专政﹐如果我们与他是一个世界﹐一个梦想﹐那到底是中国自由化﹑民主化﹐还是我们共产化﹑专政化﹖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一个世界﹐一个梦想”﹐来源于一九九○年北京亚运会。当时离开六四大屠杀才一年﹐西方国家还在制裁中国﹐於是中国利用亚运会炮制“同一首歌“﹐找小朋友高唱”鲜花曾告诉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於迎来今天这欢聚的时刻。“

他们用“鲜花”掩盖六四的“鲜血”﹐制造“甜蜜的梦”。当时不但台商涌入中国投资﹐帮共产党输血﹔台北的奥委会也积极参与﹐美酒代替了鲜血﹐台湾与中共碰杯。张丰绪﹑李庆华﹑徐亨等沉醉在“同一首歌”的蜜月里﹐以为讨好中共﹐台湾就可以申请亚运举办权了。哪里知道就在那几天的“蜜月”里﹐中国就把“中华台北”改为“中国台北”﹐不但如此﹐在亚奥会讨论亚运会的主办权时﹐北京不但不支持台北举办﹐还不许台北的代表上台发言。张丰绪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李庆华则到现在还在与共产党唱同一首歌。

一九九九年中国镇压法轮功后﹐他们强迫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唱这首歌﹐以显示他们已经被中共洗脑﹐与中共“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如今连战在北京不没有谴责中国借奥运圣火来矮化台湾的主权﹐还跟随共产党的腔调故意抹杀台湾与中国的一边一国关系﹔不但是“一个中国”﹐甚至还高唱“一个世界”﹐莫非“联共制台”还不够﹐还要“联共制世界”﹖连战可是共产党的大帮凶。

中国不但要用奥运圣火欺骗台湾民众﹐借机矮化台湾﹐那个国共论坛也是欺骗台湾民众的工具。只要去追查﹐就可以知道﹐中国所谓购买台湾农产品﹐购买水果﹐那些数字都是台湾统派政客与统派媒体吹出来的﹐把台湾科技骗到中国才真。连战之流不断帮共产党编织美梦来骗台湾人﹐从政治骗到经贸﹐再从经贸骗到文化﹐可真是连败连战喔。

TAT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88期

 

● 编者按：被中共指控为「六四黑手」的政治异议者陈子明接受本刊访问，对他在六四中真实的角色作出澄清，并回顾了他近十八年来判刑、坐牢、被软禁、监控的生活。

● 陳子明和妻子王之虹，在香港海旁享受一個難得的周日休閒。（蔡詠梅）

● 陳子明在香港尖東海旁。(本刊記者)

四月初春，清明刚过，「陈子明、任畹町获准来香港」上了多家香港报纸的版面。九七之后中港交通往来日趋频繁，香港闹市街头大陆客熙来攘往已是平常事。但陈子明和任畹町不是普通人，而是曾活跃於民主墙运动的民运老干将，陈子明还是被中共官方钦定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幕后黑手」。现在中共当局批准这两个麻烦制造者前来造访香港，不免引起猜测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政策是否有所变化。此外港人也很好奇，久违了的两位人权斗士别来无恙？

陈子明是应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邀请，偕妻王之虹十一日抵港作两个星期的学术研究，为他准备撰写的中国民运史香港一章搜集资料，兼会晤朋友和各界人士，其间在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各作了一场演讲.

民运「三朝元老」

陈子明在毛泽东死后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异议运动历史中，是一位相当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在前十五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他基本上是无役不兴，因此有民运「三朝元老」之称.

陈子明的第一次政治亮相是文革后期的一九七六年反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时年二十四岁的陈子明成为广场领袖，作为示威群众代表与当局交涉。事后运动被镇压，当局在全国通缉几个「小平头」。奇怪的是在专制铁网密不透风的毛时代，陈子明这位「小平头」竟渺无踪迹，成为当局抓捕的四五反革命的漏网之鱼.直到毛泽东死亡，四人帮被逮捕才知道，原来陈子明上广场前已因批评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他就读的北京化工学院正拟遣送他去京郊劳改。在要送未送之际，「小平头」在天安门广场上大闹了一场，然后才去劳改农场报到服刑，因而躲过四五镇压之劫。

文革结束，陈子明成为反四人帮英雄，又参加西单墙民主墙运动，任民刊《北京之春》编辑，旋即又发起和参加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胡赵掌权的八十年代，顶着四五英雄的光环，陈子明和他志同道合的事业夥伴王军涛本来在体制内是大有发展空间.但陈子明和王军涛却拒绝官场的诱惑，辞去铁饭碗，走进民间，去践行他们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他们的最大成就是创办了八十年代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文化综合实业集团，旗下有中国规模最大的两所民办大学││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学院 （一届招生就有二十三万人报名。）一份报纸《经济学周报》，及人才评价考试中心，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图书出版发行公司、旅游纪念品公司等等。

社经所财雄影响大，与活跃於各界的有志知识份子关系密切，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学术研讨活动，谈时论政，扮演着陈子明称为「民间思想库」的角色。这时的陈子明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在当局眼中则是危险的「职业革命家」。六四镇压将这个迄今绝无仅有的大型民间思想库化为乌有，而陈子明和王军涛则被中共指控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判刑十三年，为八九民运人士中判刑最重者，而且是唯一判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四人之一。其他三人为王军涛、刘刚、陈小平，都与社经所有工作关系.

是否八九民运幕后策划人？

自此以后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位在八十年代叱吒风云的社会活动家几乎被完全消音了。

陈子明夫妇抵达香港的次日，在朋友的陪同下到开放杂志社与我和金钟见面，在陈子明夫妇离港前日我又与两人作了一次长谈。陈子明真如他的许多朋友所说「其貌不扬」，平凡憨厚的外表平实、沉稳的谈吐与他传奇的经历形成强烈反差。妻子王之虹则予人精明爽朗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子。这对年过半百的患难夫妇非常恩爱，四目相对，仍会流露出少年恋人那样的深情爱意。

陈子明和他的社经所在八九学运中扮演的角色是很多人关注的。他是否真是八九民运的幕后策划者？「我不是黑手。」陈子明很肯定地回答。妻子王之虹说，像六四这样的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当局一定要找出黑手才能作出交代。而陈子明和王军涛恰好符合当局的黑手条件：民运三朝元老，又拥有一个在野的关注社会变革，充当民间思想库，影响很大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陈子明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之前一日的五月十四日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这时他已预见当局事后会镇压，而他这样的人一定会被打成「黑手」。

陈子明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当局监控的人物。他说，早在一九八八年已传出话说当局想抓他。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很大的审计队伍到社经所驻紮了半年，要查他的经济问题，只要稍有差池就会把他抓进监狱，但结果甚么也未查出。

六四后中共除全国通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及方励之夫妇，还通缉了七名知识份子：严家祺、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陈子明解释说，在他和王军涛被审判定为黑手时，严家祺、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已逃亡海外，而包遵信没有历史旧帐，所以他和王军涛就只有当黑手了。「如果严家祺在国内，也肯定是黑手。」

陈子明指出，中共定他黑手之罪，但官方媒体乃至判决书也从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坐实他的罪名。首先是陈希同的动乱报告，报告其中列举四月十九日的《世界经济导报》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不少人讲话，其中只提到陈子明名字，因为陈子明对胡耀邦有褒有贬，而且不主张学生上广场，不合导报胃口，因此未予引用。陈子明在会上说，胡耀邦一九八零年初有个讲话，称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发生过「三次学生反党运动」：一九五七年鸣放，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和一九八零年的高校人大代表竞选运动。当时胡讲话已送到印刷厂，准备形诸於文件。团派的主要干部反对，向胡游说，胡耀邦从善如流，即从印刷机上把文件撤了回来。陈子明在讲话中讚扬胡耀邦勇於纠正错误.当年参与北京高校竞选的学生多数受到清算，而陈子明这位始作俑者则因中国科学院党组和研究生院领导顶住压力保护他才免受迫害。

再如九零年四月中共参考消息引外电报导流亡诗人老木回忆陈子明四月十六日（胡耀邦逝世次日）召开蓟门饭店会议讲话谈学运，以此指控陈子明的社经所策划动乱早有预谋.陈子明说，实情是老木把日子记错了，这个会议是学生运动已起来后的五月十七日召开的。

他指出在中共这类报导中，张冠李戴甚多，甚至他的判决书罗列的所谓犯罪事实，一半以上是他人的言行，有的与他无关，有的他一无所知，有的甚至是他反对的。

社经所在八九年的角色

民运圈传在北大办民主沙龙的王丹和北京学运组织北高联的关键人刘刚是社经所的人，因此学运的发起背后有社经所的影子。陈子明澄清王丹不是，证据是在八九年二月王丹还批评王军涛是新权威主义者，如果他认识王军涛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刘刚虽然是，但在社经所兼职，目的是想在北京有个落脚处，而且发起组织北高联是他个人行为。

在北京各界纷纷表态支持学运时，陈子明最初对学生运动是不介入，原因一是他反对学生上广场，认为学运不会取得太大成果，高瑜八九年四月发表在香港《镜报》上的报导题为〈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即反应了陈子明的看法；其次要维护社经所既定的工作计画。因此最初只委托王军涛和陈小平与学生接触.五月十四日在统战部任副局长的陶铸女儿陶斯亮要社经所的人去说服学生停止绝食，陈子明仍不愿介入，研究所所务会议投票表决时他和王之虹都投反对票，但多数人支持，最后派了王军涛和闵琦去说服学生，仍无效果。

陈子明说，直到五月十七日有三件事促使他改变了不介入立场：刘刚告诉他高自联对广场绝食学生已不起作用；经济学家吴敬琏找人捎话给他说，局势再僵持下去，改革开放就会倒退；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和他通了个电话，拜托他给学生做工作。陈子明遂决定召开蓟门会议讨论学运及发起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正式介入学运.

当时陈子明和王军涛这两位社经所的灵魂人物是有分工的。王军涛到台前与学生合作，陈子明则留在台后，以期保住社经所。但陈子明承认，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也很难保持冷静，曾被王军涛指责他不该到一线曝光。五月十九日中共正式宣佈戒严那天，陈子明於下午二时接到陈一谘下面的人打来电话说赵紫阳已下台，北京立即实行军管。他和周舵、杨百揆等人在悲愤中以「国家机关部份干部」名义起草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披露在五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被解职，当局当晚将对绝食学生採取强制措施的惊人消息。后来在秦城监狱陈子明为此受审一百次。

五月二十三日联席会议成立，名字是陈子明取的。他说，宗旨是把学生带离广场，缓解局势。了解到镇压是无法避免的结局，五月底陈子明组织社经所内外的一批朋友开始赶写一组有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文章，打算赶在《经济学周报》停刊前最后一期一次全部发表，但陈子明慢了一步，文章还在赶写中，长安街已开始流血。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陆。

绝食真相：是谁出的主意？

反思一九八九民运学生的失败，很多人认为绝食是个关键.陈子明说，他反对绝食，认为那是左倾冒险结果，把党内改革派搞下了台。如果没有绝食，按照八九年的政治形势发展下去中国的民主道路会走得更宽。

这个绝食的主意是谁出的？陈子明建议我读绝食发起当事人之一的学生领袖马少方的文章，他说，此文将经过写得很清楚。马少芳这篇文章是「六四十五周年反思」。读来既可气又可笑。绝食原来是马少方、王文、王丹、杨朝晖、程真、吾尔开希等八个学生很轻率随意作出的决定。他们开始并不以为会真走上广场绝食，以为把绝食的消息放出去就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借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个外交事件向当局施加压力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局势激化，最后演变成流血，乃至政治全面倒退更是他们的意料之外。十五年后反思，充满悔恨的马少方说「我们在不当的时机，因一腔热血，满怀正义，却发动了一次错误行动。」

对自己被定罪为黑手，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责任，陈子明有何话可说？陈子明很平静地说，如果历史选择了他在法庭上为八九民运申辩，他愿意承担。在被判罪后的辩护书中，陈子明这样写道「因为许多无辜的青年已经含冤九泉之下，许多神州赤子已经漂流异国他乡，无法再在法庭上辩护了。作为活着留在国内的人，为他们辩白洗冤是历史所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又问了他一个假设的问题：要是赵紫阳如后来的叶利钦一样挺身振臂一呼，与学生站在一起，公开与党内顽固派对决，或赵紫阳不辞职由他来主持戒严清场，六四的结果会否不一样？

「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陈子明认为，叶利钦登上坦克反对政变，是因为俄国民主化已搞了两年。而赵紫阳做不了叶利钦，他没有实权，对此赵应是作了判断的。而第二种可能，赵紫阳即使不辞职，中共保守派也不会再信任他，他也不可能再主持中共大局。他说，赵紫阳的下台是由两个家庭会议决定的。五月十七日赵紫阳召集子女开会，家人同意他辞职。同日，邓小平家也开会，邓小平很听子女的话。他的子女说，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我们邓家卖了，邓小平听进这句话，邓赵决裂已不可挽回。

把坐牢当作出国读书深造

陈子明和妻子王之虹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在广东湛江被捕，一九九一年被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一九九四年五月获保外就医，因悼念六四死难者，一九九五年六月再收监，次年十一月再次保外就医，但被软禁在家。二○○二年十月十日刑期届满，可自由行动但仍受监控。

我们问陈子明夫妇，这十三年监禁和软禁的生活是如何过来的？在他们俩娓娓叙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矢志不移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严酷的黑狱及与世隔离的孤绝中，排除万难，埋首苦读，研究国情，着述不缀的动人故事。

陈子明判刑后对来探监的父亲说，可以将他的服刑视为出国读书深造，待他从监狱中出来，必然会带着学习和研究的丰硕成果来见父母。陈子明如此说，也如此做了。

判刑之前陈子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在受审时一再要求无限制提供书写的原稿纸，提供广播、报纸，允许家人送书，否则他不会向办案人员答覆任何问题，迫得办案人员被迫同意。五百天秦城监狱，陈子明用了数千张原稿纸，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及翻译了近三十万字的英文《中国文明史》。

一九九一年四月陈子明转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环境恶劣，无法读书写作，陈子明作了顽强抗议，甚至多次绝食，迫使狱方让步。四年狱中生活，陈子明读书两千册，笔记百万字，写作四十万字、翻译三十万字。王之虹为给丈夫借书，办了十多个借书证，每次探监要拎两个旅行袋，一个装食品物品，一个装书。王之虹不但为他借书，查阅文献资料，为让丈夫获得充份外界讯息，不与世界脱节，还在每次探监之前，会晤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朋友，听他们介绍分析时政，一一记下，然后回家死记硬背，见陈子明时再一一复述。

在北京二监，陈子明用笔名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陈子明告诉我，这些是何家栋老先生从他写给王之虹的信中摘出来的，笔名也是何家栋起的。他前后用过的笔名有喻希来、王思睿、于鸣超、华伟、沈延生、余韧等。

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告诉我，数年前，中心读到中国科技大学沈延生讨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发函到中科大邀请沈延生来港参加学术讨论，收到回函说学校「查无此人」。后来才知道原来沈延生就是陈子明。

陈子明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保外就医，新华社英文电讯报导陈子明已出狱时，陈子明还在狱中捆紮他的几十包书和几百万字的手稿信件，因而延误出狱.

第二次保释后，陈子明软禁家中，他自称是「家囚」，非公安批准陪同不能离开家门，除父母同胞兄妹直系亲属以外，其他亲友也不能上门探访，监禁他的公安最多时达五十多人，监控之严相当於对赵紫阳和鲍彤的监控。到他二○○二年十月十四日刑满，六年来，陈子明是在完全的隔离的状态中生活，只有住家一个片警常上他家与他聊天，听他分析国内外形势，是他唯一的听众。在公安陪同上街时会撞到一两个朋友，见得最多的是两个书店老闆││万圣园老闆刘苏里和风如松老闆王炜，因为他常到书店买书。

在监禁、家囚及监控的十八年，陈子明共发表论文及文章两百余篇，出版专着（包括《反思十年改革》）共四部及一部尚待出版。他兑现了他给父亲的诺言。

留在中国决不流亡海外

我问陈子明，有没有想过流亡海外获得自由？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六四事件后他已决定不出国，因为他当时说过：「一旦流亡海外，二十年都回不来」。当局有否劝其出国？陈子明说，当局不敢向他提出来，但则不断游说妻子王之虹，从一九九四年一直说到九八年，说甚么出国可以治病读书，当局还可以让他们全家都出去等等，说得天花乱坠，但陈子明不为所动。他对自己的使命感有明确的定位。

陈子明刑满后的二○○三年，有报导称陈子明的社经所已获准复所，但实际只是以网站「改造与建设」（www.bisis.org）名义恢复，是个空架子。而网站亦一度被关闭.

虽然现在连政治剥权期也届满，但就像武林高手被废了武功，满腹才华的陈子明要干一点事完全没有机会，即或做生意也会受干扰.但陈子明心态沉稳，不急不躁，他说决心就像在狱中，在家囚中一样继读书学习着述，充实自己，关怀社会。我问他，今后有机会还会不会再办一个社经所那样的民间思想库。他微笑不语.

在这个天阴的午后，陈子明和王之虹在尖东海旁悠然漫步，流露出内心的愉悦和轻松。这是他在香港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们就要返回中国大陆，回到这个社会大监狱，但奇人自有高招，只要心灵自由，即使身陷黑狱，也一样看到光明。陈子明夫妇十八年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首发开放杂志

 

● 編者按：毛殺人如麻，國人家喻戶曉，今有大陸學者上電視為之作辯，一鳴驚人，本刊特以此輯作出回應。介紹事件，指出當前評毛的根本分歧是兩種價值觀的對立。

● 德國明鏡周刊1974年5月報導中國進行新的文化革命。封面毛像。

编者按：毛杀人如麻，国人家喻户晓，今有大陆学者上电视为之作辩，一鸣惊人，本刊特以此辑作出回应。介绍事件，指出当前评毛的根本分歧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

去年在纽约一个大学生的艺术展上，看到一件回顾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纪大屠杀〉，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统计表，纪录了四十二次大屠杀主使人及死亡人数。毛泽东排名第一，杀人数量四千九百万，说明是「死於大跃进与文革」。我问一位女学生，资料从何而来？她不知其详，只说是美国学者研究出来的数字。

如附表所示，杀人记录前三名：毛、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三大暴君，他们的杀人记录都数以「千万」计。这项统计还包括三名美国总统：杜鲁门原子弹炸日本，死了五十万人，尼克松越战有七万越南人死亡，约翰逊继续在越战中令三万越南人死亡。可见这是一份美国自由派学者的统计。四十三项屠杀，总计死人一亿零二十万。中国人佔百分之四十九。

这份统计的準确度，当然是大有争议的。不过，从大的架构来看，还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纪人类在专制独裁和战争中遭受的牺牲，而死於极权主义的人，大大超过战争中的死者，佔七成九，近八千万人。

●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為斯大林70歲祝壽，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表演。前排左起：毛、烏布利希（德共領袖）、斯大林、赫魯曉夫(蘇共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

杀人记录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国人究竟在二十世纪死了多少？中国的学者专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国军方有歷次大型战争的死亡人数公佈，精确到个位数（如越战五八二○九人，韩战三六五七四人），可是我们连国共内战，双方军人死亡的概数也拿不出来，更不用说平民；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竟是「百万」还是「千万」也搞不清楚。

这些半个世纪以上的帐，不说也罢。

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统治时代。毛后，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风已经啟动，虽然，眾说纷紜，从建国的镇反、土改到反右、大飢荒、文革，死於毛的独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体制内外，加上国外学者，各自的结论都在「千万」这个数量级上。少者二三千万，多者七八千万。

可以郑重指出，对毛时代的研究和批判，焦点越来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张戎的畅销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宗明义提出，毛害死了「七千万」中国人。我不止一次解读道，这本八百页的书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毛怎样成为独裁者，七千万人怎样死去？有人说，这是主题先行，预设立场，所以只收集毛的负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这「七千万」，毛也干了许多好事。但这七千万的帐，应不应该算？或者说这「七千万」的负债，可不可以用他的进帐加以抵销？从西方的前毛派学者到台湾的前反共专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这种会计法在为毛解脱——毛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甚至贪官、妓女都不见了……我在网上看到过怀念毛的数十条「不要忘记」。更多的研究者在著书撰文、开会演讲，穷十年八年之功，论证毛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评价毛的军事韜略，乃至文采风流，但是绝无仅有的、无人问津的或敬而远之的课题是，毛杀了多少人？

显然，中共官方在日趋失控的传媒与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条最后的底线，那就是毛和共產党究竟欠了中国老百姓多少血债？毛当然是天才，包括他破纪录的杀人天才，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却创造出一个简明的杀人公式：按比例杀人。这是他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基本策略，打击（包括批斗与关管杀） 对象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内，无论怎样对待这微不足道的少数，「佔绝大多数的人民群眾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换言之，这百分之五化为灰烬，我亦立於不败之地。不说这个比例往往超额（毛在说打原子仗和大跃进时準备死人的比例已达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过，以百分之一计，十亿人口就是一千万。在毛治下无辜死去的几千万人，不错，大约在他的控制数字之内。

毛也说过极有智慧的话，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长出来，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他当然深知人命关天，杀人抵命这些传统的天经地义。因此，我们看到：共產党的杀人纪录，那是一切党国机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机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预言，这部份机密的寿命可能比共產党的寿命还要长。其管理之严，可能总书记也不得调阅。相比之下，甚麼路线之争，左右是非，成败得失，冤假错案，全是无谓之事，都可以揭晓和摆平。

他们不会忘记当年裹胁民眾参军打仗卖命的一招，是拿出几个阶级敌人谋财害命的故事，召开诉苦大会，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 中國藝術家痛惜在毛統治下犧牲的無數年輕的生命，創作的美術作品〈紅衛兵之墓〉。

毛杀人歷史的三个阶段

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復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依据。

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竣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麼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兇手，致人於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饗宴之后死去。

北京学者美化毛的「杀人政治学」

当中华民族经过毛数十年血的蹂躪之后，毛的继承者们惊於共產党罪孽深重，他们给甦醒的国人以种种物质的贿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却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写歷史，作新时代的洗脑。同时禁制言论，没有人敢於或有机会清算毛的罪恶。他们甚至也不敢再为革命暴力作理论上的阐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学教授萧延中，百无聊赖，竟作起文章，还上电视讲台为毛的杀人歷史巧言辩护。搬出西方学者的甚麼理论，给毛作心理分析。通观他的那篇一万四千字的〈试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透过晦涩玄奥的学术词令，把毛号召人民作无私的牺牲，美化为「革命的永生」。本栏「一个观眾」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萧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与倖存者」的美国教授罗伯特。利夫顿，对中国革命与现实的了解，不过是搜罗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关於为革命不怕牺牲的若干讲话（包括「老三篇」），便煞有介事地构建学说，称毛把死亡与牺牲内在联结之后，对「死亡的焦虑」便「转化成为深沉的动力，昇华为崇高的道德」。毛「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的象徵。」还说，毛的生涯不断和死亡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萧延中讚扬毛反覆说「共產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是反映毛革命和辩证法的彻底性。他的结论是：毛成功地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傲视死亡，而成为战无不胜的全能的领路人。毛的生死辩证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号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牺牲已被陶冶结晶成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学。他甚至断言，毛这种政治学逻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仍发挥著非同小可的持续功能。」

如果说，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还可作为笑料一粲，那麼，这位人民大学五十二岁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齿。他应该去问问他的那些倖存的亲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圣的符号」，而不是鲜活的生灵？

在慾海中浮沉自甘腐蚀的今日中国士人，也许不必苛求他们。但必须指出在评毛论坛上，无论华洋与雅俗，根本分歧乃是价值观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严高於一切，还是所谓革命、理想、国家高於一切？在认同前者的当代普世价值中，人权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党的哲学中却是颠倒的，在中国封建伦理的传统中也是颠倒的。毛正是这两种颠倒的集大成者。萧延中和利夫顿只引用毛借以取得政权之前的豪言壮语，为甚麼不面对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量死亡？

毛顽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动

应该补充的正是，毛的大规模杀人是发生在国际共產运动开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这一点，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并取得大陆上的胜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援助扶植的结果。包括复制红色恐怖暴力专政在内。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苏共立即捲起修正潮，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与理论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引起东西方一致的共鸣与愤慨。

苏联歷史学者、作家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估计达一千五百万，斯大林死时，仍有一千二百万人关在劳改营。这种政治恐怖，大大超过欧洲歷史上的纪录，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烧死一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只有一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一百年处死政治犯也只有几十人。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

这些确实的情报，毛和中共高层绝对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关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他们公开也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毛内心的真实、他那反人类的冷酷心理，是后来才为人知：他根本反对否定斯大林，说俄国人把两把刀子（列寧、斯大林）丢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丢了。何谓刀子？杀人工具也。毛欣赏的是列寧斯大林的杀人本领。

可见毛留恋的迷信的仍然是几十年前佔山为王，杀人放火的共產党！因此，口出好战狂言（世界大战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新世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无动於心。亲自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斗斗！杀杀杀！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便都在他的内心逻辑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芻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绝不仁道、视百姓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党内，和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仍然是关乎死人问题。人为的错误导致三千万人死亡，使刘少奇良心发现，形成高层衝突，七千人大会，而后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我看来，无论学者专家，还是学生市民，只要面对那血淋淋的歷史，面对二十世纪的也是人类空前的践踏人权的记录，批毛，已不再具有学术上的需要，而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追查如山的血案，对杀人元凶进行公开的缺席审判，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个受难者纪念碑。

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无法越过这个障碍，彻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给继承人的杀人基因，那麼在必将到来的共產大厦倒塌的一天，难免还会有一场大流血。

（2007年4月27日 香港）

 

前几天散步，在报摊上看到4月16日出的《南风窗》，因为其中一篇《文艺青年吴幼明：误入警途13年》的报道，我把这本杂志买了下来。吴幼明这个名字其实已不是第一次见到，去年就听说湖北黄石有个年轻警察因为自办“非法刊物”《水沫》，受到当地新闻出版部门的行政处罚。当时我就想，这个警察的警服恐怕穿不长了，按照在中国当代生活的基本常识，警察队伍是绝不容许有这样的人存在的。果然，现在尘埃落定，2007年3月15日，他被正式辞退，黯然离开服务了13年的岗位，辞退的理由就是他“非法”出版自办刊物《水沫》。

据说，《水沫》自2000年以来，已经以“水沫文学社”的名义办了十四期，它之所以被新闻出版管制部门定为“非法刊物”，无非是因为没有刊号，众所周知，刊号在中国是绝对垄断的东西，个人办刊连门也没有。即使是单位、部门，除非得到官方许可，否则也不允许自己办刊办报。如果没有得到刊号就擅自付印，那一定就是“非法”的。换句话说，中国公民创办一本民间刊物的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天之下就绝对不会有民间刊物了，自办的民刊或者说地下刊物，只要不在市场上流通，内容又不触动或体制或权贵的神经，官方也不一定马上就来掐杀，《水沫》能存在6年之久，发行14期，就是一个明证，类似的民刊可能还有很多。

黄石公安局最后以办《水沫》的理由堂皇地将吴幼明辞退，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究其根本，还是吴幼明2006年以来在网上发表的那些揭露公安内幕的文章，比如《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民警手记》、《罚款任务猛于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等，后一篇文章直击当前户籍制度中的弊病，为此，作者还接受了广有影响的《南方周末》的采访。尤其令当局恼怒的可能还是今年两会期间，他在网上发出的文章《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仅仅就题目来看就是一篇犯忌、犯禁之作。由于他的警察身份，他的这些现身说法，自然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他在虚拟空间赢得一片掌声、喝彩声的同时，他的现实处境实际上也就注定了。

吴幼明自称不是一个反抗体制的英雄，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希望保持独立思考的小警察。独立思考，一个多么美好的词组，这也正是中国最缺乏的东西，一个人在只讲利害、不顾是非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居然能把独立思考当作自己的追求，并多年坚持这样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令人遗憾的是，独立思考这四个字，首先与特定的警察职业所要求的高度服从、严明纪律相冲突，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警察必然要为他的坚持付出代价。不仅是警察，即使是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其他人群，也一样难以在现实中坚持独立思考，因为独立思考在本质上就是专制最大的敌人，专制需要的是盲从、是听话、是驯服。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政权为了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至少训练了一支30万人以上的网络警察队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网警的存在是与文明对立的。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警察一直是暴力的代名词，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是统治者得心应手的工具，在这个队伍中，爱好读书、爱好思考、爱好写作，而且敢于自办民刊的吴幼明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在现有体制下，他的选择与他的警察身份之间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被辞退乃是早晚的事。为什么要办一本纯粹民间的文艺刊物？他自己的说法是：

“我想用民间的声音去一点一点消解官方媒体的众口一辞，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一个警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把探求言论自由当作自己的一种责任，这在今天无疑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事。在这个意义上，吴幼明和《水沫》的出现几乎给所有的中国警察都带来和荣誉和尊严，他被清洗出警察队伍对于本来形象就不佳的中国警察只有伤害，而无任意益处。

──《观察》首发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举行的第三届特首假民主小圈子「选举」，不啻是一场世界级滑稽剧，成了世人的笑柄。其中唯一令人感到意外和惊愕的亮点，只是曾荫权在竞选辩论会上宣称，如果他当选，将会在下一个五年任期内「彻底解决」双普选问题.

除了那些为了和大陆做生意甘心指鹿为马的商家，浑浑噩噩的维园阿伯，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香港人都清楚曾荫权不过是北京的一个木偶而已，这次居然未得北大人的首肯，为了争取民意，大胆向全香港七百万港人和全世界承诺最多再等五年，就会「彻底解决」双普选，不能不令港人刮目相看。相对於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漫长的历程，五年时间不算长，在报纸上刊登着名的「我还能不能看到民主普选？」广告的七十八岁老人还很有机会等得到。如果曾特首开出的支票如期兑现，相信全香港人甚至大陆中国人都会感激他，他将会成为一个英雄。

但是笔者却并不乐观，彷彿「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专制独裁者一夜之间立地成佛了？问题决不会如此简单。问题是：何谓「彻底解决」？这本身就是一句语意不清的用词，凡是有正当思维和正义感的人都会理解成五年之内，香港就会实现民主普选特首和立法会全部议席，这是唯一合符逻辑的理解，也是全香港市民的愿望；可惜共产党都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世界潮流脱节，甚至完全相反，毫无道理可讲.「有」固然是「彻底解决」，但是，「无」也可以说成是另类的「彻底解决」，在共产辞典里，「彻底解决」可以解释成让你彻底失望，让你「断绝一切幻想」。比如说「彻底解决」敌人，意思就是说彻底消灭敌人肉体.又比如说「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意思就是说不管情愿不情愿，台湾必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甚至不惜玉石俱焚诉诸武力。如此一来，问题就大了，也就是说曾特首很可能在新的五年任期内告诉港人，不但二O一二年没有双普选，直到二O四七年都没有双普选！永远也别再提「双普选」了！这也是「彻底解决」，多么可怕的前景！

笔者在此绝非危言耸听，共产党特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国共内战和平谈判时，共产党提出要将蒋介石等列为战犯；现在和台湾谈判统一时又提出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作为先决条件等等，就可认识共产党政治伎俩.我们港人也不是没有吃过他的亏，比如说基本法里的「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最终达至」等等就是含意不清和毫无约束力的字句，他可以随意解释，予取予携.如果在未来五年里的某一天，曾特首向全香港和全世界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香港的实际情况，直至二O四七年香港将不举行双普选，今后任何人不得再提！」请大家到时不要感到意外和惊愕，因为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彻底解决」！

（5/4/07）

（原载「争鸣」杂志五月号，刊载时略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温家宝总理说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可我说不！百姓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小到不能算事，小到根本没事。

《山东卫视》天下故事栏目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很离奇，离奇到一般人发梦，瞎编，造谣都无法相信这种事在中国居然就发生了。有个村上死了人，村上每户人家都伸出援手，帮助料理后事，有位热心的大爷也跑前忙后，不亦悲乎！午后，大爷口渴，回家喝口水，不料一去末回，父亲们去他家查看，不料发现大爷巳惨死在家中，大爷肩上有个杯口大的窟隆，鲜血浅到满屋都是，出了人命大案，那可了不得，人们赶紧拨打110，不一会儿，县公安局警察，法医都赶到现场。查看结果：发现屋顶上有个碗口大的洞，门窗都是好好的，家中任何值点钱的东西都在，也未有反抗和博斗过的痕迹，血迹化验表明只是一个人的，村上的人在传言，大爷肯定干了什么缺德事，害的大爷的女儿对着电视镜头哭得像个泪人，爸爸活着的时候一向助人为乐，从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老天有眼可作证。

经过法医的勘探，不是自杀，不是他杀，也不知道是什么杀，反正人死了，拉去县火葬场烧了再说。案件就挂起来作为悬案处理，大爷一家哭哭涕涕向大爷作最后的告别，然后尸体推进了焚尸炉，没过多久，只听一声巨响，焚尸炉被炸毁。烧了那么多死人的火葬场是从来没见过人死后还能发挥这么大能量的，扒开废墟一看，找到一个铜弹壳，上面还有编号，再经过调查，真象大白。

离这村庄七、八里外有另外一个村庄，那天发现正好有块乌云从头上经过，他们架起大炮朝乌云开火，准备人工降雨，不料有颗哑弹未爆却直奔了大爷家，它穿过屋顶后就进了刚回家大爷的肚子里，法医那天正巧闭着眼晴验尸，炸弹经过几个拐弯，结果把县火葬场炸了底朝天。

本人点评：大爷死了，这是一个偶发事故，一个悲剧，一个非正常死亡，谁都无法预料，不怪谁。但是有些环节是值得思考的。使用大炮人工降雨一定有它的使用规则，以及相关的安全措施，比如在人口聚集的地方政府事先有个通知或警告，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人民作些防范措施，地方政府就是要做这样一些被人们看起来的小事，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其次，那个作司法鉴定的人民警察如果智商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话就不会把大爷连同炸弹一起送进火葬场。司法鉴定是一个非常细致，精确，关系到整个案件公正处理的最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没有准确的司法鉴定，就没有公正的司法审判。屋顶上的洞与大爷肩上的洞作一个自然的联想，排除其他因素之外也能想出一个大概。全世界的司法鉴定，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凡涉及人员死亡的一定要验尸，哪怕是明显的死亡，如堕楼、车祸等，这是司法程序中最最起码的一步，如果对大爷作一个验尸，那么大爷能在火葬场再死一回吗？！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司法制度，能让大爷的亲人再撕心裂肺一次？！

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有两年了。〈〈东方卫视〉〉法制节目播放了对苏北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因持刀杀人案进行了判决：判决该农民持刀杀人，因态度较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案情经过：苏北农民（我对农民工这个称呼极为反感）到上海打工，在弄堂口设了一个小摊，配配钥匙和磨磨剪刀，一家三口，艰难为生。不料城里的游手好闲之辈看不起这些乡下人，经常敲柞捣乱，苏北农民苦不堪言，只得去当地派出所要求管管这些人，让他们太太平平做生意，赚点辛苦钱养家糊口。案发这天早上这帮人又来捣乱，并扬言耍邦架他的儿子，苏北农民只得再到派出所报案，却无人答理，下午他们果真当着苏北农民的面邦架了他才几岁的儿子，他忍无可忍，手持剪刀直冲上去，最终一刀剌中要害，导致对方死亡。

镜头一，苏北农民用浓浓的苏北口音面对镜头失声疼哭，说自己不懂法律，太冲动，害了自已，害了亲人，实在对不起妻儿，告诉年迈的毋亲照顾好他的孩子，他一定好好改造，感谢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镜头二，苏北农民的老母面对镜头悲痛欲绝，他儿子是老实人，从不与人争吵，更没想会去杀人，要不是穷怎么也不会进城打工，实在没办法才走这条路，我儿子从小就怕城里人，去上海打工，我最担心地就是怕给城里人欺负，我们命真苦啊！老母亲伤心地连话都说不去。

镜头三，苏北农民一脸无奈戴着手铐在走廊上。话外音：这是不懂法，不守法的严重后果。

本人点评：杀人赏命，这点无疑义。但是这条法律是带有公义性的，法律的公义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报复，及如果你给社会带来危害，社会即与你惩罚，大到杀头，小到罚款，审判纳粹与问吊独裁者均属这类。你邦架了别人的身体，限制了别人的自由，威胁了别人的生命，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在中国也是如此。邦架罪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当然法律没有直接给苏北农民惩罚罪犯的权力，可法律又通过“正当防卫”这条给于苏北农民立即制止犯罪的权力，请问判他死刑的法官，你的儿子被当众邦架，你作何动作？回答这问题时请别装文雅！

苏北农民真的不懂法吗？否！他案前懂法守法，他通过自已的劳动，合法得收入，他的权益受到侵犯，他首先想到通过司法部门解决，依法处理是他最初的出发点。他案后也懂法守法，他知到杀人赏命，他知道认真服刑，在今天的中国，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普通穷苦农民却被法律判处了死刑。我们不仅要问，中国的法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法律的公义又何在？

再来看看我们的司法机构中最小的单位——派出所，他们在这案件中的角色。先别扯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我们的司法干部心中只要有一个“人”字，结果就完全不是这样。苏北农民请求司法介入，请求司法协助，请求司法解决，派出所有哪一个人把他当回事，一个苏北乡下农民死和活与他们有什么关系？算不算人都成问题，不给你个白眼就算客气的。中国“弱势群体”的根本原因是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他们自以为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其实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它虚伪地令小白姓无法适从，碰上谁，谁就倒霉！依我看，整个案件是最值得被判刑的就是派出所，是他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玩乎职守，草管人命，是他们对社会、对人民进行犯罪！

大爷死了，死得不明不白；苏北农民去服刑了，同样服的不明不自。我常常在想：当今的中国司法到底怎么了？

 

庄道鹤  昝爱宗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是东海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却因为地理位置独特，2000年因迎来千禧年的”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而闻名全国。石塘镇有很多带”沙”字的地名，多是海洋广袤之地，其中有一个西沙村，百余户村民们世世代代有耕海、牧渔、筑盐田的生存方式。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尤其是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最鼎盛的70年代，仅西沙村就在大海边围垦了124.5亩盐田。1980年，该村响应中央”包产到户”、发展农村经济的开放、搞活政策，实行农业经济改革，将土地、盐田、渔船等全部生产资料等作了重新分配，全村共划分为4个队，其中：渔业1个队（划分渔船5条），渔民家属1个队（划分山地60余亩），盐业2个队（划分盐田124.5亩）；各队经济上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自此，西沙村的124.5亩盐田一直为两个盐业队的盐民户所经营。直到2005年，严重缺地的浙江省温岭市政府宣布这块盐田为国有土地并决定收回。此举曾引起当地盐民的强烈抗议，认为政府将集体盐田变性为国有，违背历史事实，损害了盐民的利益。但盐民投诉无门，政府仍坚持盐田为国有，雷厉风行废盐田，大肆开发搞工业用地建设，仅仅补偿盐民微薄的安置补偿费，以每亩3.3万元的标准，即两个盐业队所使用的124.5亩盐田，共补偿200多万元，实际还只到位50%，另外50%的补偿款被政府在发放盐田补偿费的同时强行”借”走了——居然用”借”的名义，可谁知这样的”借”往往是一”借”而不还了。

“集体”变”国有”，就是一夜之间，”国有”就是国家成为盐田的新主人，而盐民却不能享受国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在职工人或退休工人的待遇，这样的”国有”其实是掠夺民产，侵犯民权。由于盐民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往往是被蒙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盐田易主后，政府也开始拨发50%的补偿款了。这个时候，村子里掀起了分享补偿款的一场大风波，有相当一部分非盐民悄悄分得了补偿款，村子还提留11%.一夜之间，这些补偿款似乎成了人人见了都想要吃一口的”唐僧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中体现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吗？

调查人员了解到，这200多万元的50%，即实际到位的100万元，其中的50%是盐田当前使用者的，11%为西沙村集体提留使用，剩余的39%准备发放给所谓的”各盐民户”.而西沙村的专业盐民户从1980年到现在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更过，也就是两个盐业队共22家盐民户，户数和名单原本就是确定的。但令包冬富、王士春等盐民惊讶的是，实际上的分配方案却出现了变味，部分非盐民一夜之间突然也成了2个盐业队的队员，偷偷领取了补偿款，包东富等22家盐民户的利益就明显受到了侵犯。2005年11月16日，该村委会”通告”称，这一决定是在”村主要领导根据上级相关部门及镇领导的指导意见召开相关会议”达成的。这一真相，直到后来盐民们上访才渐被知晓。可是，上访如石沉大海，上访村民被拦截遣返，投诉材料听说最后也都转回给了石塘镇人民政府。石塘镇和西沙村因此停止了22户真正盐民应得的盐田补偿款的发放工作，逼迫他们接受村镇所制定的分配方案。盐民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讨个说法。

据包冬富、王士春等盐民介绍，他们维权有法院的生效判决可作依据。盐民们出示了一份浙江省台州市中级法院2007年3月12日所作的”（2006）台民一终字第65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驳回了西沙村村民杨正保等非盐民索要盐田补偿款的上诉。法院确认了以下权利原则：”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费，是给使用权人的补偿，与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性质不同。””享有土地补偿费的对象应为盐田使用权人。而西沙村在1980年间分配生产资料时，已将盐田确定为盐民所在的2个盐业队使用，并一直使用至温岭市人民政府收回时止，同时因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故盐田的使用权人应为盐业队，该两个盐业队事实上属于西沙村内一个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 “在西沙村集体组织内部，渔、盐、农、运输副业各自经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因此，那些”虽是西沙村村民，但不是西沙村盐田的实际使用人”的其他村民，无权享有分配盐田土地补偿款的权利，即非盐民没有分配盐田补偿款的资格。而包冬富、王士春等盐民们也正是要维护盐民们的利益，不让非盐民分享盐田补偿费这杯羹。据盐民反映，石塘镇副镇长黄定夏至今仍坚持要按法院判决确权以前的方案分配，态度强硬，与盐民发生多次冲突。日前，石塘镇政府官员在答复调查人员和《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分配方案是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与镇政府无关；而村干部则表示他们执行的是镇领导的意见，他们无能为力。调查人员注意到，虽然西沙村的”通告”也打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旗号，但问题在于盐民在村里只占少数，而镇里干部的不当参与更使得盐田补偿款问题变得多元化、复杂化起来。

盐民包冬富等还表示，尽管当地镇政府另行一套，置法院生效判决于不顾，但他们坚决要把补偿款争到底，为西沙村22家盐民户的合法权益而战，为西沙村的124.5亩盐田补偿费而战，直到最终赢得公平、正义为止。据悉，盐民拟提起集团诉讼，要求确认西沙村关于非盐民参与分享盐田补偿款的决定侵权无效，返还被瓜分的盐田补偿款。

温岭市是典型的浙江富裕县，但经济发达，社会治安却在当地”闻名”，该县级市曾经因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黑社会代表人物张畏的恶势力勾结，合法权力异化到官匪、警匪一家的程度，严重败坏了共产党执政的表面形象。据了解，温岭市委宣传部曾试验过”民主恳谈会”，还推出由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担任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进行广泛作秀，”忽悠”百姓，花财政费用从北京、上海、广州请来”专家顾问团”铺张浪费，希望他们能成为温岭所谓”预算民主改革制度化”的推手，但在一党权力空前集中、司法不独立、舆论不自由、选举不自由的专制条件下，无论如何实践民主，民主都会成为美化专制体制的皮毛，除了增加纳税人的财政负担外，毫无实质内容。该市市委书记陈伟义，原为浙江省另一个县——玉环县担任县长，玉环县芦浦等乡镇渔民因为赖以生存的海涂被政府强行以较低的价格收回国有后，集体上访，先后到北京、杭州、台州等地，甚至舆论曝光，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渔民仍无法继续使用这片海涂。曾经有北京的《农民日报》渔业子报和国土部门的报社记者联系到陈伟义看有关政府文件，他只是安排人打发一下，招待记者吃喝而不提供真实材料，后被记者们拒绝。尽管玉环县有那么多的渔民上访和失海问题，但陈伟义照样升官，由县长提拔为市委书记，”二把手”转正为”一把手”，他所公开所言的”作为人民的公仆，就要听民声，解民忧，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见不到实际行为，不过是骗人的废话、鬼话而已。

一位民权研究人士指出，一个村镇，若村民无法实现真正自治，不能用选票选举自己的乡镇长、县长，人治大于法治，舆论光说好话，不说真话，所谓”民主恳谈”不过是形同虚设，还谈什么民产、民权呢？这样一个标榜”民主恳谈”的地方，根本看不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看到当地党委、政府看得见的”权力之手”在操控、在挥霍民脂民膏，无所顾忌……

 

去年12月中旬，国际人权组织委托我将中国七位“住房权利卫士奖”奖状寄给获奖人，其中四位上海获奖者，他们是马亚莲、郑恩宠、陈小明和许正清。鉴于上海恶劣的人权环境，为安全起见，我没有直接寄给上海获奖者其中的任何人，而是寄给上海的维权人士程志英先生，由他在上海转交。12月22日，

我通过深圳“宅急送”邮寄，24日我通过电话向深圳“宅急送”查询，答复是“上海的程志英已经签收”。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后来几天通过给马亚莲邮件、电话询问，才知道程志英并没有收到邮件。于是我又多次打电话给深圳“宅急送”以及北京的“宅急送”总部，得到的答复还是说程志英已经收到，我强调说对方实际并无收到，“宅急送”答应帮助查询和回复，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

上海方面的马亚莲、程志英对于邮件的“失踪”紧追不舍，他们多次上门到上海“宅急送”查询，终于查清楚是上海公安部门将邮件截收，具体过程，马亚莲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证据材料，不日就要公布。

在这里，我强烈抗议上海公安侵犯公民通讯自由权利的恶劣行径，要求立即归还扣押的四份奖状。

上海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迫害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士等，上海在全国可谓是首屈一指，他们使用的各种卑鄙手段都是全国其他省市难以比拟的、窃听、骚扰、跟踪那是家常便饭，绕过法律程序使用万恶的“劳教”手段上海公安最频繁，如马亚莲女士，因为反对强迫拆迁而上访，竟然两次被劳教，这在其他省市是罕见的。有一位国际人权组织人士对我说，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虽然到处都有跟踪、监控，但都是暗地进行，唯有上海是明目张胆的贴身跟踪，甚至死皮赖脸直接面谈要给与“帮助”。许多到上海的异议人士、作家被公安、国安约谈，如从海外回上海探亲的诗人孟浪先生、参加中瑞文化友好交流活动的瑞典籍作家万之先生，都先后遭遇上海公安、国安骚扰；

两年前，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旅居瑞典的张裕先生曾到上海，试图会见上海一些异议人士，竟然被上海公安困在酒店，而上海那些异议人士却分别被上海公安堵截或软禁；前些日子，北京异议人士李海、内蒙维权人士田永德旅行到上海约会小乔（李剑虹）女士，不仅被上海公安野蛮阻拦，甚至被赶出上海。

一党专制下权力必然大于法律，当局敢于目无法纪，敢于随意侵犯公民权利，而不会受到法律追究，这在中国是当然的。这次上海公安当局公然侵犯公民通讯自由的违法行径还是秘密进行的，上海“宅急送”方面很为难，一方面他们的职责所在，应该保护客户的邮件安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敢得罪上海公安，明明是公安截收了邮件，但却不敢和不能提供证据。我是同情和理解“宅急送”的，如果动用法律手段将邮件截收事件诉诸法庭，我和上海维权者只能起诉“宅急送”，最后的结局已经清楚，“宅急送”只能申辩“邮件丢失”，愿意赔偿，而上海公安却不能作为被告出庭，案件最终也不会水落石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七条规定，“邮政企业应当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保障用户使用邮政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负有保护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和邮件安全的责 任；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邮政业务进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所禁止的活动。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法对通信进行检查外，邮件在运输、传递过程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检查、扣留。”邮政法第八条还规定，“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检查、扣留邮件，冻结汇款、储蓄存款时，必须依法向相关县或者县级以上的邮政企业、邮电管理局出具相应的检查、扣留、冻结通知书，并开列邮件、汇款、储蓄存款的具体节目，办理检查、扣留、冻结手续后，由邮政企业指派专人负责拣出，逐件登记后办理交接手续；对于不需要继续检查、扣留、冻结或者查明与案件无关的邮件、汇款、储蓄存款，应当及时退还邮政企业。邮件、汇款、储蓄存款在检查、扣留、冻结期间造成丢失、损毁的，由相关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负责赔偿。”根据邮政法，请问上海公安当局，马亚莲等四位上海公民获奖与刑事犯罪有关吗？他们的奖状与国家安全有关吗？如果有关，请你们光明磊落、坦然处之，请向上海“宅急送”“出具相应的检查、扣留、冻结通知书”，如果你们不向上海“宅急送”出具任何法律文件，那你们就是侵犯了公民通讯自由的权利。违法者，上海公安也！

──《观察》首发

 

诗歌有适于朗诵的，有适于阅读的，有适于默念的，阿钟《昏暗我一生的主题》是不适合朗诵的，它是适合默念的。但是我听的时候一点都不感到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体验我都有过，他的感觉我都有过。我在农场五年半，就这个感觉。一种荒凉的、无奈的、有时是绝望的、孤寂的、无可奈何的感觉……都有。艾略特《荒原》里写的意像，这种意像，艾略特能感受到，其他人也能感受到，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诗歌其实最有力量的不是阅读经验的积累，是生命体验本身的一种深入。因为阅读经验的积累只是知识性的，虽会给人一些启发、一些灵感，但最终要打开的还是你生命本身的体验。这就是诗。不是因为读了相同的书，而是有了相同的感觉和相近的体验。

 

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此之前我对阿钟的诗歌了解很少。他的诗集《拷问灵魂》的排列是从05、06年倒着往后排的，但读者若要阅读他的整个诗歌里程，就得从后面倒过来往前读。我个人感觉，他的《昏暗我一生的主题》，第一个，是他很重要的个人内心独白；第二是他整个风格的一个转折。因为他的早期的诗歌相对来说比较焦灼，有时候是情不择词。一种很复杂的意绪流露出来的时候，语言本身也是纷乱的。这首《昏暗我一生的主题》，里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灵冲击，一种生命能量的爆发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大，由于这个原因对语言的把握相对来说比以前就自如多了，也就是说语言和他灵魂深处的吟唱就有一种吻合性了。所以这首诗歌确实对诗人内心的写照，是非常有力的。

 

最近几年的诗歌，在语言上相对纯粹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他通过这样一个冲击以后，通过《昏暗我一生的主题》这首诗以后，他进入了另外一个诗歌空间，焦灼的东西相对就少了很多。在这些诗里面，好像也写到了他一些打坐和静心这样的经验。这时期他内心相对来说比较平静，但内心的平静不等于他诗歌的风景也一样平静，诗歌的风景也是不平静的。但那个风景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出来的。他的诗歌这时不是以情绪来主导，而是内心直接和外面自然之间的一种触摸。所以他最近的诗歌，往内走得比较深，比《昏暗我一生的主题》更深。第二，对自然的感应比以前更敏锐。以前在《昏暗我一生的主题》里面，他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书本的痕迹。我个人的评判是书本的痕迹越少越好的。对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长期的闭关，八十年代国门突然打开以后，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好奇，他们阅读了大量西方翻译的诗歌。西方的翻译诗歌对中国诗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从语言上说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诗歌，无论他是现代派的还是非现代派的。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关注上海地下诗人的诗歌活动和他们的诗歌创作。一直到现在我读到了阿钟的诗歌，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也就是他让我发现在我们上海也有这样的野花野草。二十五年坚持这样的诗歌写作确实不容易。因为在中国，诗人和乞丐是同义语，诗人和乞丐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偶尔也碰到一些地下诗人，或是一些民间的画家，他们随便租一个房子，住在上海市郊农民的房子里，我有时也去。我当时想，要我过这种生活，我怎么办？就是说，在物质上几乎是绝望的，在物质上绝望的境地里面进行这样一种精神的活动。诗歌写作是一种非常贵族的精神活动。古代的那些诗人都是大贵族，杜甫整天哭穷，但他也没有穷到我们今天这样的地步。像这么一种高贵的灵魂探索，要建立在一种非常贫瘠的物质生存之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十五年写成这样一本诗集，而且我们知道诗歌绝对是无名无利可图的。诗人要出名比歌星出名不知道要难多少倍。在一个毫无诗意的国家你怎么能指望有人倾听诗歌？！根本诗歌就是一种奢侈！对这个民族来说，诗歌太奢侈了！这个民族就需要暴君，只配暴君！它怎么会要诗人呢？根本不需要诗人！所以诗人要在这个生存空间里面，求得立足之地，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所以我对二十五年坚持写诗的阿钟，我是非常佩服的。

 

我在美国流亡九年，我已经深有体会了。他要二十五年，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美国或者纽约，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有自由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诗集，不管它有多少页，它里面所蕴含的生命能量，是很不一般的。因为中国诗人经常出的问题是写到后来就变成一种生存手段了。在这种背景之下，你要坚持灵魂本身的吟唱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学，更不应该有诗歌！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尊重过诗人？什么时候尊重过思想家、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