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文明之为狭义上的文明，概发于汉而定于唐。汉承秦制，在政治硬件方面除了将郡县制改为封建制外，余无更张。至于儒学真正成为法定意识形态，已经是西汉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事情了，至东汉，儒学乃大为兴盛。然而，儒家那套礼义制度或曰转化为礼仪廉耻的文明意识，在东汉结束后，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从公元220年曹丕强行推演尧禅舜继的古装戏，把汉刘家想作傀儡都不得的刘协赶下台，到公元589年杨坚初步统一，中国自秦以来大统一的天下为此付出了三百多年将近四个世纪分裂与战乱的代价。

唐朝兴起，有鉴于儒家文明边际效用递减的史实，认准了佛教。于是，发微于东汉，形成于南北朝的本土化佛学，在唐大为兴盛。

佛家把儒家礼义廉耻的复杂程序化简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注1]的通俗准则，从此，中国成了儒佛交融之国。但是，无论”礼义廉耻”还是”立地成佛”，都没有能使我们的文明真正地健康发展，反而是灾难愈加深重。

也许这种评判是片面的深刻，但是在儒家的朗朗书声中，在佛家的念念佛语中，真实的世界实在是残酷不堪，甚至残酷得有些滑稽。

文明的温柔背后有太多的血腥史实。有的是在彬彬有礼下的算计，一如后世《增广贤文。一法通》上所说的：”当面叫哥哥，手里摸家伙。” [注2]大体上毛泽东所讥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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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语最早见于南宋高僧释普济《五灯会元。东山觉禅师》曰：”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处引用只为意解。另外，南宋朱熹在其《朱子语类》与清代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均引用过此语。

[注2]《一法通》上另有”口里甜如蜜，心里黑似漆”语句。版本见参考文献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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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从此中化来。有的则干脆是无情的吞并与狂暴的杀戮，一些都化简为”武力”二字，八王之乱、五代十国、扬州十日不都是狂暴杀戮的缩略语吗？还有，在文明驯化的核心理念里，又派生出无情的愚弄与压制，妇女的地位卑微与被压抑而成的狭隘，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残疾。西方哲人说过：”一个好母亲顶得上100个好教师。” [注3]这话至今约有近200年的时间了，与我们文明中的”夫为妻纲”相比，实在是稚嫩了一些，但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缺失的危机” [注4].在片面深刻的”场景”下，我们也实在地看到了文明衰退冗长的悲剧。如果我们无心按大部头史学经典那样来复现历史，不妨以剪辑的方式来从历史中抽取片断。在我们引以为历史骄傲的唐朝，一位端坐在合法继承来的皇位上的人，表面上口口声声地称扶他上台的老先生为”尚父”，比做周朝的姜尚（子牙），但他又忍受不了尚父的专横。无可奈何，收买了黑社会，以行窃为名，到尚父家里干掉了这位碍手的权臣。皇帝雇佣黑社会杀人成了历史上的奇闻。虽为罕见，但也表明了皇权与官权是处在互相博弈的状态，而不采取雇黑方式除掉权臣（且不分什么忠奸），那就是使用阴谋，罗织罪名、栽赃陷害。

雇黑的皇帝叫李豫，被杀的权臣叫李辅国。在整个历史中，他们也只是”现象学上的符号意义”；同样，使用阴谋除掉岳飞的赵构与近乎政治盲人的岳飞，也只有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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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语出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中译本（宋景堂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p34.

[注4]”母亲危机”为自由学人、著名母亲教育专家王东华于1999年提出，其著作《发现母亲》由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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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抽象许多道理。

还是在我们引以为文明荣耀的唐朝，一位由原来反叛者而来的”忠臣”把他的主人玩于掌股之上，几乎重演了董卓的一切。被迫从长安迁都洛阳的皇帝对向他献上崇拜的百姓说：”别叫我天子了，我已不是你们的皇帝了。”他说的对，几个月后，他就死在了权臣手中，又过了几个月，他最后一个儿子和老婆也被”处理”掉了。

那个唐代的董卓叫朱温，那个连汉献帝下场都没捞到的皇帝叫李晔。

故事尽在书中，在此无须罗列。

再看官与民的关系呢，”中国第一县令”黄梅像他许多同行业前辈一样，遵守着一个行规：除不要脸以外，其他什么都要。黄梅开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政府打给农民的收粮白条，作为”中国第一县令”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当农民拿条子换钱时，他再狠狠地扒你一层。好在黄梅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不是唐朝的黄巢时代，否则他会被急红了眼的草民给吃了的！为了钱，这个文人出身的官员竟然在母亲猝死后继续唱大戏。结果，为礼教所不容，道德风险引出了经济问题。他竟然用谎言维持了在一个县十多年的统治，被治傻了的老百姓没一个敢告他。在他案发后，几乎没人敢给调查人员打证。因为在明代早就有如王艮那样的明白人告诉人民：忍着，千万别惹事。

道德再一次翻版成了谎言！

当然，民虽愚，并非没理性计算成本。换言之，当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就丢弃了最后的理性，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无不如是，至于成功的和尚”反贼”朱元璋就不必细论了。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皆带黄金甲”，多么好的诗句，可惜，这只是又一次杀人的宣言。

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多是在温柔的血腥下度过的，除了战乱兵灾、旱蝗水涝，还有数不尽的人祸。在严刑峻法刀头下死掉的无辜冤魂绝不比让马蹄踏死的无辜者能够多喊一声”苍天啊！”，血光与肉泥书写与糊裱着一代又一代的”温柔的历史”.这是怎么回事？

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被迫带着冤屈接受皇帝的任命后，去陕西救灾时，经过潼关，他突然找到了答案。其曲（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说战乱可以凭实力人物的良心发现得以避免或减到最低程度，愚民政策也可通过所谓的启迪民智来渐为改观，那么对妇女的残酷压抑，则是我们的文明之耻，也是我们这个文明时至今缺乏母亲的根本之所在。

《水浒传》以宋事为原料，以作者所在的明代为映衬，其所写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绝非夸张，而王婆骑上木驴的酷刑虽不在官方明列的妇女五刑之中，但也是一种辅助教化工具。这种刑具，以横木上一根坚韧细杆或干脆就是铁钉朝天而竖，女犯被从高吊处放下，竖杆正插肛门或阴道，直贯口腔，几日后才得死亡。

残不残？缺德不缺德？

文明的某块基石早已让女人的阴血给浸透了无数次。

而对妇女训诫的一切伦理根源完全来自于一位女历史学家对孔圣人”唯小人与女人难养”定性的诠释。班昭的《女诫》让我们这个文明不再敬畏女人的阴部，反而使它成了权欲加淫欲及窥癖发泄的靶子。班昭的理论核心是：”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 尪者，弱也。如果一个男人像狼一样凶残，还嫌他羸弱，那么，比老鼠还弱的女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在温柔的血腥中，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玩国家”观念。它是一种更深度的残酷，或者说更血腥的温柔。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文明虽以国家形式续存，但每在危难之际，国家就成了政治赌徒们的筹码。至于吕不韦那种史书已讲滥了的故事，无须重复了；还有，确立了伍子胥与伯嚭关系的细节，此处也不必细述。看一下唐末的董昌，你会又笑又怒，又叹又怜。他以军事实力割据，逼迫国家承认割据事实，再以巨额贡赋向朝廷索取王爵。

这笔交易最后搞砸了，结果他成了另一个玩国家高手的筹码。

这是钱鏐取代董昌、世为越王的故事。

国家愈衰，玩国家者的数量就越多。北宋末，童贯玩国家，去收复幽燕十六州，结果引得金兵进汴，赵佶父子皇帝成了北方的囚虏。南宋愈衰，先后有韩侂胄与贾似道各玩了一把，结果本可维持的摊子全面破产！

如果童贯不是玩砸了，稍遏功利之心，也是作太监而封王的”历史伟人”，他将与许多民族英雄那样图挂凌烟阁（或紫光阁）。贾似道也是如此，作为骗得荣誉的”民族英雄”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再一次在细节上颠覆了儒家的教义。什么君臣父子，连皇帝都要给他下跪。因为此前他已经制造了一个神话：没有我贾似道，这个国家就玩不转！

官比皇帝大，这是个平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现象，而就本质来说，皇帝与官员无非是政治市场的交易者，他们要从事各种条件下的交换。在皇家供给资源相对紧缺之时，也就出现了”不要脸的文凭”现象。多少士子为求登榜而放弃了廉耻，而既便放弃了廉耻也不见得换来认可。官场本质就是智力投资市场，所谓”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所谓（时下之谚）”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所以，只有认清了交易本质，才可能理解乃至体谅古代官场上为什么”没有人能把反腐进行到底”的窘境。

在罗列完历史伦理化之后，要说的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其一，之于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之状，要把庄严的宏大叙事转化成与大历史观并不冲突的细节描述，需要的是精心选材，将”正史”中的刻板描述逻辑化为”生活场景”.其次，是在正史之外尽可能多地选取为史学家所认同的笔记历史。中国历史在本质上是”半史在记”，文人笔记的丰欠既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化的繁荣与衰败，也同样预示着相临下一代历史著述的丰满有否可能。

即便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也多取材于”野史”（笔记的最初型态），如三代世表之写法多采用《谍记》与《五帝世谍》的材料，至于管仲晏婴的传记则多采管氏《牧民》等篇章及《晏子春秋》，凡此等等。

对古人笔记的采用，于现代中国史学家也多有所为，如著名的政治史大家周谷成在《中国政治史》中不少资料都引自”正史”以外的笔记。其引述范围之广，令人耳目一新，从郑樵《通志略》到赵翼《陔余丛考》、《二十二史札记》，再到顾炎武《日知录》乃至于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不一而足。

周老先生之《中国政治史》成书于1940年，重印了4次，到1981年又出了修订版，实在为中国自民国以来少见的史学力作。它也是我的历史启蒙读物之一。另一本则是夏曾佑老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可惜的是，我只读了夏著的上册（从上古至隋朝，1933年版）。在周老先生之后，对笔记采用较有功底的非任继愈先生莫属。其《中国哲学史》（1964年版）虽有不少阶级论之”革命话语”，但其引证、考证之功确属上乘，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有了成为传世之作的可能。尤以引用李贽之《焚书》论《水浒传》为最著，李贽让掌国者熟读《水浒传》，并大胆预言：”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由于这段”非正史”引证，使人认识到晚明中国政治之不可救药。

中国古代笔记作者有些还是重大社会剧变过程的见证人及这个变化过程的细节观察者，其记录更贴近现实，为以后的历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元末明初叶子奇之笔记要较明代之《元史》叙事清晰，其概由叶子奇本人亲身经历所致，如其对民谚的记录既真实又生动，印证了元末重大事变的社会心理状态。今日之新版《元史》（周良霄著）中引述时谚对元朝晚期吏治的评论，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所引出处就是叶子奇《草木子》笔记所记。其记云：”廉访司官分巡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兵弓旗帜金鼓迎官，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籍，有人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哪怕只作个提纲式的介绍，也不可能在简短的前言中全部列示。之于历史笔记之采用，我尽量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已被当代史家使用过的，确实印证了时代背景，如对科举考试相关的记闻；二是，对十分优秀的笔记相关条目的采用，如对《陔余丛考》中唐朝王爵滥（贱）之记、南宋将帅富奢之记，等等。

在”且述且作”的自我立意上讲，《历史只有三种人》也算一部历史笔记吧，只是每节太长了些。当然，形成3篇9章27节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于我力求写一部”标新立异”的”私修巨史”之故。

作者虽于史书涉猎颇广，但恐庞杂不经，所以在本书写作结构的内含学术化即”皇帝。官吏。草民三种人政治博弈模式”之外，还用心选取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插图，并予以文字解释。这样好像有点抢编辑工作的嫌疑，但是他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用高度相关的图片作陪衬解释，能使读者产生更多感性认识；二是避免时下图书插图过滥且相关不大的毛病（这大多是由于作者与图片编辑沟通欠缺所造成的）；其三，帮助文字编辑更好地把握史料的准确性。但一部好的历史通俗化作品需要作者与编辑更好地协作。”协作”二字绝非客套，据我以往的经验如写《中国人的误读》与《中国古代言论史》来看，编审历史书稿的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作品如励志、经管类的。

以上罗列，大体说清了写作意图及本书要旨，不再多叙，敢引白居易《与元九书》结尾语，结束本序：”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自序于2005年12月1日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图书信息：全名《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吏、草民政治博弈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开本，150mmX229mm

 

大陆自由主义知识界对自由民主的学术性论述已经很多，其中不乏深刻、详尽的理论阐述，甚至不乏贴近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述，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篇文章的影响能够超过俞可平先生的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文之所以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固然与谈民主的普世主义倾向有关，与此文被中共重要喉舌的首发和转载有关（首发于《北京日报》，继而由《学习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重要喉舌广泛转载），更与他的党内职务、智囊身份有关。正因为他的身份，舆论才会猜测其出台的高层背景及其政治动态。如若该文出自某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笔下，相信不会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如此关注。

我认为，俞文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在大陆民间的影响，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也与其通俗的表述方式有关，但在对俞文的相关评论中，几乎鲜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俞文对民主的理解与目前大陆自由知识界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区别。俞文所讲的民主常识，不仅早已成为民间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也早已成为党内开明派的共识。但在表述方式上，俞文却具有少见的简洁性和通俗性。所以，俞可平在此前出版过多部有关民主、宪政、民间自治的理论著作（如《政治与政治学》、《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民主与陀螺》等），但这些著作对大众的影响，远不如他这篇不到二千字的短文。

俞文没有长篇大论的抽象论证，也没有半生不熟的概念。全文不到二千字，用的是大众化语言，简明扼要且针对现实，基本说清了民主常识。特别是“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标题，采取了最为通俗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具有直接打动大众的穿透力。

我预测，“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必将变成广为流行的公共话语。

在如何把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变成大众常识这点上，俞文值得自由知识界的学习，学习其通俗化表达的技巧，学习其制造流行观念的能力。只有表达的通俗化大众化，自由知识界多年来积累的有关自由民主的理论成果，才可能逐渐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从网民到学者、从主持人到官员都常用的公共话语。

在这点上，吴思先生的历史研究为自由知识界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吴思先生的写作少而精，仅凭一本《潜规则》就迅速地进入了公共领域，取得远必其他史学家更为广泛的影响力。这不仅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进入中国历史，提炼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概念，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在于他的写作方式——以生动通俗的叙述语言来表达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而独到的思想透视。或者说，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写作中，他的叙述语言堪称独创，他用“重讲历史故事”的方法，层层剥掉大话厚硬的历史包装，以简洁有力、直率跃动、不乏幽默的叙述方式，引导读者渐入中国文化的内核。故事讲完，读者豁然开朗。

换言之，正因为吴思独创的“潜规则”概念借助于雅俗共赏的表达，才能使之变成中国当代公共话语领域的常用词之一。

如果说，吴思先生是以自己的写作为大陆知识界作出了普及思想观念的范例，那么，刘军宁先生就是第一位公开倡导自由主义大众化的著名学者。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刘军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他所呼唤的“中国文艺复兴”，意在宣扬“天地之间，个体为尊”的自由主义价值，使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变成中国民间的主流共识。而要想让书斋中的自由主义变成社会化的大众常识，中国自由主义者必做的功课就是通俗化。刘军宁大力提倡通过通俗形式和互联网来普及自由主义理念，意在唤醒自由知识界创造通俗观念和普及自由的意识，使自由主义走出书斋、走出理论、面向大众。

在“博客中国”1月23日举办的“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研讨会上”，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刘军宁在回应质疑时，他更明确地表示，为了以防止自由主义理论的学院化，他甚至愿意抛弃学者化的精英身份，而为自由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尽力。他说：“我要防止学院化，如果仅仅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变成论文，或者晋级的论文、争取国务院特别津贴的论文，那就完了。不想把这个讨论变成极少数人需要大量注释才能阅读的东西。为此，我尽量把学术的东西全部抛开，别人说我不学术也是OK的。”

为了强调自由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刘军宁专门写了《文艺复兴，就从博客开始！——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三》的网文。他说：“面对种种的困难，这场文艺复兴从哪儿开始呢？其实，这场文艺复兴已经在互联网上拉开了序幕，在博客上吹响了号角。而其中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以近亿记的博客、播客、访客！”因为，“博客提供了畅谈人性的场所，提供了传播艺术的场所，提供了激情辩论的场所，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现‘小我’的场所，提供了‘个体对个体’交流的平台，提供了表现自我的机会，提供了‘平等、自信、独立’的舞台。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虚伪的掩饰和矫揉造作，没有上下尊卑，正是个性张扬的理想平台。”“这里有人谈文学，有人书野史，有人话两性，有人论政经，有人论美学，有人宣扬行为艺术。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今天这样自由而畅快的交流平台。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正从博客文化中兴起。”“中国文艺复兴的主体是上千万在读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先锋队是80后社会活跃分子，包括作家、娱乐明星、记者、商人和信息产业从业者等等，社会基础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潮流，推动力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的信息传递方式。”“时下已到了网络时代，文化艺术的希望，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独立的个体才是最尊重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比‘文学’更重要。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我以为，中国的希望，都在于曾经沉默数千年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长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们，开始在网上争辩着、表述着、呐喊着、呼唤着、参与着、推动着！如果一个人的声音不够大，大家就一起写、一起喊、一起画、一起唱、一起播。这不正是博客、播客、访客们个人的自我发现，个人意识的自我觉醒吗？这不就是文艺复兴码？”

在这点上，我高度认同刘军宁先生的观点。因为，博客这种新型媒体为“个人觉醒”提供了最好的平台。首先，个人博克本身就是高度个体化的，每个博客都是个体生命的表达。其次，网络和博客具有高度平民化大众化的特征，它冲破了精英阶层通过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踏平依托于传统媒体的话语等级制，而为每个能够上网开博的人提供了平等的表达平台。近年来，网络在不断地造就全新的话语明星，许多在传统媒体下只能默默无闻一生的平民百姓，通过网络发言而
变成知名人物。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的知识人和维权者，他们大都成名于互联网平台。

俞可平、吴思、刘军宁三位，身份不同，专攻各异，但他们三人却以各自的方式凸现出同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让自由、民主、宪政由精英话语变成大众常识。

刘军宁先生说：“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正从博客文化中兴起。”

我的补充是：“自由主义的大众化早已在互联网开始。”

2007年2月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观察

 

香港特首换届 直选不可期待

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的第十年，也是回归后第二位港特的选举年，因为董建华在第二任中期提前辞职，使第二位港特提前三年、在香港社会普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自动当选上任，冲淡了今年三月港特选举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如果把曾荫权即将完成的三年任期看作替董建华啃完后半截甘蔗，加之董第二任的连任和曾的继任均是在无竞争选举的情况下自动当选的，那么今年的港特换届选举，其实是香港回归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换届选举，因此值得特别的关注，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检验香港回归后，民主是前进还是倒退，自治是真的还是假的、自由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设计并建立一套民主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自由。这是现代政治常识，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彭定康在出任香港末代港督时，才急于实施政改，为香港的民主奠基。可惜的是，英国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了，加之香港未来主人的激烈反对，彭定康的民主建设工程在无休止的争吵中不了了之。

97之前，香港公民普遍担心回归后失去已有的自由，07港特换届选举，回归已满十年，香港公民本来期待在今年可以实行直接选举，但经过人大解释基本法，07年直接选举已成泡影。立法会在2004年否决1600人选举委员会的“政改方案”，期待的本来是2007年的直接选举，但得到的反而是一个800人选举委员会的倒退方案！与第一次香港特首选举相比较而言，经过十年，这次香港特首选举，只从500人推选委员会扩大到800人推选委员会。那么，今年三月将举行的选举，能否体现香港民主进程？香港公民在97前对自由的种种疑虑，在10年后是消除了还是增加了？这一切在三月进行的特首选举中，将得到部分验证。

香港回归十年 民主一波三折

据说有人戏称在华人世界里，台湾是有民主无法制，香港是有法制无民主，大陆是无民主无法制，而新加坡是既有法制也有民主，可惜是假的。这个民间格言式的总结，虽在一定程度失之偏颇，但也不能说全无根据。依我的个人观察，说香港应该是有自由无民主才对。

香港人在1997年之前，的确是有自由的，但这种自由需要仰仗英国女王的庇护，显得不太真实。如果说香港人的自由像一群脆弱的鸡雏，那么英国女王就像一只伸开翅膀的老母鸡——老母鸡的翅膀伸展到东半球，遮挡风雨，让香港人勉强得到自由。1997之后，老母鸡的翅膀收缩回去，把一群自由的小鸡突然暴露在空地上，胆战心惊，惶恐不安。我这个比喻如果不算太粗俗的话，它至少一定程度说明了香港人在1997之后的处境：有自由，但无民主来保证自由；无民主保障的自由是不可靠的，今天虽然有，明天可能无。

进入2007年，香港回归悄然十个年头了，十年来，香港公民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并未停止脚步，但步履蹒跚，命途多舛。香港公民争取民主的努力，还被扣上“不爱国”、“不爱港”的大帽子，甚至还遭到“当初为什么不向英国人争取民主”的无理责问。在过去十年中，香港公民建设民主制度的努力，有三件大事值得回顾。

2003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6周年的日子，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23条立法”的民众大游行。说通俗点，23条立法如果通过，今后在香港就可以像在大陆一样抓“反革命”了，这将极大损害香港人已经拥有的自由。7.1大游行7天后，当时的香港特首董建华被迫宣布，“23条立法”押后。香港公民以自己的努力，成功扞卫已经拥有的自由，让北京知道了香港人扞卫自由的巨大勇气和坚强决心。

2005年12月22日，香港特区政府21日向立法会提出的政改方案议案遭到反对派议员否决，受大陆直接和间接控制的港报舆论22日指反对派“践踏民意”、“阻停民主进程” ，必须“负历史责任”。 如《文汇报》的社评表示，反对派议员否决政改方案，后果非常严重。除香港的政制停滞不前之外，中央、特区政府与立法会之间的互信亦会受到损害，市民对民主发展的期望和信心也遭到挫伤，使香港的民主前路崎岖难行，其负面的影响深远，不可低估。同时，反对派否决政改方案，令香港的政改争拗无法平息，也对香港的投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香港当局推出扩大特首选举委员会到1600人的“政改方案”，本想作为对人大释法后直接选举落空的补偿，也作为其民主循序渐进的证明，但该方案遭到立法会坚决否决。立法会否决“整改方案”，表达的本来是香港公民直选特首的民主诉求，但香港当局回应民意的，却是“不再提出新政改方案”、使选举倒退回来、继续停留在由800人间接投票选举的水平。政改倒退，使香港公民推进民主化的强烈愿望遭到沉重打击。虽然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甚至还使民主倒退，但香港公民社会对民主的要求，也得到了最强烈、最充分的的表现。

2006年12月10日，香港特首推选委员会选举，香港民主党一举赢得114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泛民主派阵营的席次，民主阵营共取得133席以上的席位。133席在800席中虽然无足轻重，但已经超过了100席的特首候选人提名最低门槛。这次选举只把800个席次中的427拿出来公开竞选，其余事先已经当然保留，因此民主党的选举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功，确保可以提出新的特首候选人，使三月的特首选举成为一次有公开竞争的选举。

不管是反对23条立法、否决“政改方案”、还是民主党的选举成功，都是爱国爱港的强烈表现，是推进香港民主进步的巨大努力。

大陆民主停滞 香港民主不前

笔者2004年曾写过一篇《选举年：世界民主地图上的香港》，把香港的民主比喻为大陆专制荒漠边缘的一块绿洲。如果继续沿用笔者的这个比喻，我们有理由担心专制的荒漠是否会吞没民主的绿洲。现在的情形其实正是这样，如果大陆的民主化短期内无法取得进展，香港的民主化想单独求得发展，则不可想象。香港回归十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实了笔者的上述判断。荒漠与绿洲是一对生态天敌，民主与专制也是一对政治天敌，如果北京当局仅仅把民主作为口号挂在嘴上，仅仅把保护人权作为文字符号印刷在纸上，香港的民主就不可能在专制荒漠的边缘独自绿草成荫，专制会把香港公民社会的任何民主努力，都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会把任何对自由的扞卫，都看作是对自己的背叛，甚至对香港社会已经拥有的宝贵自由，也会看作威胁专制的有害病毒，时刻想着控制和杀灭。

所喜的是，回归十年，香港社会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在97之前，也许香港人普遍想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的自由，经过这十年，香港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通过整体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来取得香港的民主发展。如果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停滞不前，香港的民主也不可能单独发展。2006年12月17日，香港民主党换届选举，具有全局眼光的立法会议员、香港大律师何俊仁高票当选党主席，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香港人在2007之后，将打开狭小视角，逐渐结束自外于大陆的心态，更加客观的看待香港事务，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大陆与香港的关系，把香港民主放到与大陆关系的大背景中来规划和把握。

不管今年三月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如何，其选举过程都将成为香港公民社会建构民主、扞卫自由的重要一步。

2007-1-11

首发议报第288期

 

最近北京文化界最热闹的话题不是电影黄金甲，也不是股市大暴跌，而是“才女”作家章诒和跟“流氓”官僚邬书林的一场较量。

章诒和是全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之女，中国戏剧研究专家。文革中曾经因所谓反革命罪判刑20年，劳改十年后平反出狱。曾经出版《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最后的贵族》），遭到北京当局的查禁（售罄后不准再印）。该书上市以后，洛阳纸贵，成为知识界礼尚往来的首选精品。2006年章诒和的新书《伶人往事》经过多番尝试，许多出版社不敢接手，终于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得以出版。新年伊始，该书上市，忽遭封杀。

说邬书林是流氓官僚并非空穴来风。他身为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开口就没有礼貌，不说章诒和女士，却说“‘那个人’的书不能再出了。”。这也罢了，代表堂堂的国家机关，说什么“我是白道黑道都有人”，岂不是自己宣布自己跟黑社会有勾结吗？岂不是承认代表的是流氓国家吗？简直是骇人听闻。哪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胆敢这样说话？

不料章诒和女士也不是等闲之辈，她正告邬书林说，“我是什么都经历过的。枪毙人我在旁边站过，我埋过死人，我受过很多的屈辱，我挨过打，我上过刑，所以我什么都不怕。为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付出是值得的”。章诒和要求邬书林公开道歉。章诒和的要求是合理合法，豁达大度的。她说，即使认为应该查禁《伶人往事》，也该有个合法的过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如果没有合法程序，就不能随便宣布查禁一本经过作者反复修改，已经删去若干内容、合法出版的新书。

章诒和的抗争获得了知识界的广泛声援。上海作家沙叶新、北京批评家陈小雅、南京评论家樊百华、海外作家黄河清都伸出援手，站在章诒和女士一边。异议作家刘晓波、余杰当然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次反禁书活动，跟往常的情况不一样。过去一本书被查禁，作者自认倒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今天，章诒和的书被查禁，她站起来质问有什么合法程序，反而把口头上提倡依法治国的党政官员噎了个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而且众多文化人一呼百应，义正词严。这是中国人维护人权活动的新局面。

无独有偶。恰好一个月前，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发出惊叹，抱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和山东、云南等地因为狂犬病蔓延，官方出动人员捕狗杀狗。把狗看作人类之友的西方人大动恻隐，愤而谴责。中国政府的反应相当迅速，在西方报刊和电视 纷纷报道之后，立刻传达了胡锦涛主席的指示，即刻停止捕狗杀狗的行动，以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停止杀狗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的中共中央决非闭目塞听。国际国内信息随时都在北京的权力中枢得到反馈。消息绝对灵通。

于是问题来了。奇怪，捕狗杀狗的国际反应搅扰了北京的领导人，于是胡总书记立刻下令，停止杀狗。禁书事件也震动了北京的知识界，胡温两位全不知情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就是不出来说一句“停止禁书”的话。书是人写的，禁书就是封人之笔，缄人之口。封笔、缄口，等于是杀了知识分子的性命！相比之下，不禁有“人不如狗”之叹！

捕狗杀狗，的确是事出有因。因为狂犬病忽然流行，祸及百姓。中国城乡医疗、防疫系统尚欠完备，一时难以控制疫情，各地卫生官员立刻行动，先下手为强，及时捕杀，势不得已。勉强停捕停杀，是要以部分百姓的健康为代价的。

《伶人往事》说的是艺人轶事，梨园哀史。没有色情描写，没有人身毁谤。回忆推演粉墨春秋，却有教化人心，惕悟人生之功。文采流芳，凄情动人。血泪文章，控诉了暴君的残忍，难免碰触了当权者的痛脚。于是便有了查禁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由于对色情读物采取年龄限制的分级开放，意识形态更无禁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大学图书馆也可以找到）；所以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禁毁书刊的情况了。纽约图书馆还每年专门举办禁毁书展，以对抗任何禁书行为。中国当局依旧公然禁书，恰好说明中国社会仍然没有走出焚书坑儒的阴影。杀狗和禁书这两件事，国际上的反应程度应该说差不多。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分别都作了评述。可是胡总书记至今对禁书事件始终不予置评。说穿了，查禁这类书籍正是党中央的意思，邬书林只是奉命惟谨，等因奉此，不善辞令而已，不料章诒和敢作敢当，竟把邬书林逼得进退维谷，里外不是人。如果党中央出来为女作家缓颊，将来中宣部、出版总署的那些个意识形态的打手们谁还肯出来干这类“脏活”？

于是，人们只好浩叹，在标榜“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当代中国，实际上领导人的心目中，人不如狗。

－－博讯

 

实际上，中国的垄断金融已经发生实质性危机了。之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外部震荡，实在与垄断银行的政治支撑因素相关。

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更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的银行，但是从银行的运作上说到底则是领导人的银行。银行既然是经济的血液，也无妨成为腐败的血液，由乱决策、权力批贷、关系放贷、政治性投资（例如靠无条件的持续贷款支撑贫血的国企以维持社会稳定）、泡沫经济等等造成的金融窟窿简直是天文数字。解铃还须系铃人，若干年来补的各种各样的“窟窿”一共有多少？数以万亿计。那么，补“窟窿”的钱又从哪儿来的？无非是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老百姓挣的钱，让政府非法挪用拿去打了圆场。在2004年“两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反复复要求人大对动用外汇储蓄450亿美元注资两家商业银行一事作出事后监督性的调查、说明。吴先生真是紧盯不放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呼吁光传媒报道的我就见到三次，但是，没有应有的回应。

其实利用行政手段非法填补银行窟窿，已经不止一次，据专家披露已经远远超过万亿了。而且不止补银行的窟窿，还补证券公司的窟窿。政府圆场，对金融侵权案中的受害人来说，这是来自老百姓的一种被动慈善；对“窟窿”爷们来说，这是政府的江湖义气、息事宁人。

可以从很多行业标准看到中国银行的问题：第一，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准备金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但中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去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行为5.76%，建行为6.78%，农行1.44%。2006年夏，共产党政府终于出台提高准备金政策，其实不过是重申原先就承诺过的标准，虽此，也不过要求达到8%。公布吧，反正做不做到只有天知道——据报道一些银行主管连所管银行准备金等基本情况都回答不了审计部门的提问。第二，根据1999-2000年度四大国有银行的损益平衡表，国有银行的收益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占69%）。2000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13%、0.01%、0.14%、0.14%。第三，就国际银行业的水平而言，北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最低为0.96%，日本银行为5.99%，欧洲银行居中。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呢，中国银行、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按四级分类法分别为24.12、25.70、14.92、35.06；按五级分类法为27.51、29.80、19.35、42.12；差异水平依次为3.39、4.10、4.43、7.06。经济学博士易宪容就此指出：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中国银行业2003年在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后，不良资产比率可能还会上升，而且上述四大国有银行的数据没有考虑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

《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3日报道：从是年2月份开始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额不良贷款状况及成因的专项检查终于有了结果：截至2001年10月末，涉及223户企业的277笔、单笔余额在1亿元以上共572.8亿元不良贷款中，89%转成了呆滞帐，损失率为50%，有的高达100%。

2003年9月间的消息：经审查，全国85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账册，应付检查。

据2003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单羽青报道：27日标准普尔刚刚公布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银行等中国内地8大银行的资产质量整体信用风险都亮“红灯”，即使是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深发银行等所谓的民营银行，资产质量的整体信用风险也很一般，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则很高，尤其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的信用风险“相当高”！

在4家国有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2000年以前的不良贷款普遍居高（官方公布的比率为平均20%左右；标准普尔的权威评估则在45%）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最糟，达到30.3%；信托投资公司更糟，达到42.4%！最近三年来“积极财政”的扩张达到历史新高，这中间已经有多少还谈不上冲销、债转股等等的不良贷款，还是未知数。而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都在3%以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那么，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

2003年自称“国家财政看门狗”的审计长领导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而部分领导干部共被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

在听到350亿和671亿两个数字时，“一家占据垄断地位的金融企业的一位核心人士淡淡地对记者一笑：那只是小儿科。”“在这位人士看来，中国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们‘不把国家的钱当钱看’，私设小金库、滥放贷款、铺张浪费、贪污腐败，这些都是一些国有金融企业的通病。”“就在前不久标准普尔公司对世界主要银行的评估排位中，中国几家国有商业被评为‘垃圾等级’。”（引自《法律与生活》2004年2下半月）

再看相关资料披露的事实吧——

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关闭，央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郑州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出现挤兑，1999年实施全面救助；广东汕头商业银行1999年出现全面支付困难，当年11月重组；1999年，光大银行整体收购中国投资银行，当年为此增加拨备73.2亿元。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财政为每家提供100亿元开办费。业界称此为对四大行的“前两轮输血”。结果是，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接近8%。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可能也有些问题，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本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尽管最终的支付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或是国家财政注资，或是地方政府输血，或是发债，或是央行再贷款，但总而言之，这部分的损失，总计至少在2.54万亿元以上的金融业改革成本绝大多数终归都得由国家财政扛起来。

而且，根据周天勇的保守估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注资至少1.2万亿。

两者相加，财政若要为金融业坏账买单的话，其数额最终至少会达到3.7万亿。

第三轮银行业“输血”是由450亿美元的注资拉开序幕的。前两轮实际上已经注资逾万亿。业界预测，四大行所需增加的此轮“输血”资本金高达8000亿元，财政可能买单1000亿元。财政买单金融业坏账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有例可循。“仅补充资本金一项，光四大行就要8000亿，这还没算上保险、农信社、地方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等等，我估计把这些全部算起来至少还需要1.2万亿元的资本规模，我们的财政哪负担得起呀！”周天勇语气沉重。(引自2003年12月《经济观察报》载文《金融业过于依靠政府输血，财政买单能维持多久》)

1998年，为加强中央银行管理，提高商业银行效益，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空前的大合并，全国30家人民银行合并为9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或其他形式的机构合并。对此，有专家在指出其一系列负面影响后，特别指出这样一点：机构合并人员调整之后，某些企业会趁企业改革和银行机构合并之机，逃避还贷责任，造成新的资产流失。某些责任人可能趁管理松懈发放关系贷款，增加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ＹＳ论坛

 

在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下，记者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想在中国新闻体制内，这个记者站就是特别怪的怪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老师在《财经》杂志上已经论述过这个话题，结论是记者站创收现象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因为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事业单位，企业运作”，”诱发新闻寻租”，制度性缺陷必然导致制度性腐败。

记者站在夹缝中求生存，除了完成报社的硬性广告任务外，都是自收自支，自生自灭，”立牌坊又当婊子”，是一个新闻单位的”怪胎”.一位多年在记者站工作的化名易文的先生，对记者站现象有很深的了解，他在网上撰文分析了”破解中国传媒驻地记者站困惑之谜”：几乎所有的中央级行业报新闻单位驻各省市的记者站，自己创业，单位提供的也只是一个记者站合法的登记证明，记者证或新闻工作证，甚至办公场所都是记者站承包人自己提供，或找业务单位免费提供，所以他提出”没有工资、办公经费这些就不用说了，然而连稿费都分文未见，这让做记者站的人员怎么生存”.

为什么有些记者敢于敲诈，原因就在这里，记者站要自己养活自己，新闻单位不向记者站拨款，记者站生存没有钱就必须去拉赞助，于是一些报刊社驻地记者站所发生的违法行为，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经济利益所驱动。更确切的说这些记者站负责人，他们的某些行为全是”被动的”.他们时常不得不为自我寻求生存之机，还得年年要为报社创造一定的经济收入，否则第二年的记者站就该拱手相让了。易文先生在《破解中国传媒驻地记者站困惑之谜》披露：记得原《中国农机化报》改名的《中国县域经济报》（就是现今再次改名的《经济日报农村版》）、《西部时报》、《现代文明画报》等媒体在未设浙江记者站之前，曾与他沟通过，希望彼此能够成为合作伙伴。但他们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设站之前需要记者站负责人上缴50000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或称版面预缴费），并且每年还得为报社创收30万以上广告收入。报社对记者站办公、工资、差旅、福利等等是一概不问。只要你接受了这些条件你就可以成为该报社驻地记者站负责人。什么学历、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曾经是否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报社就不闻不问了，”钱高于一切”.

现在《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的经历可以验证这一些，他要向报社每年完成18万元的广告或赞助任务。易文先生也证实，他刚进入中央级一行业报时，该报当时驻地记者站的负责人就承认，只要进入这家报社就算踏入了新闻界。这位负责人根本就不会写文章，说得更离谱点连基本的通讯稿都不知如何下笔，凡是在报纸上出现他的名字，统统是挂靠别人所写的文章。对他来说：借用了记者的身份在外是瞒天过海，与政府上下层层拉关系，搞创收。自己的腰囊鼓了，报社因此也得到更多的经济上实惠，万万没想到的事这家报社在地方的声誉大打折扣，地方单位”防火防盗防记者”，记者站记者就像蝗虫一样可怕。于是，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要有记者前往市、县基层采访，所得到的回馈全是”记者都是要钱的人士”.受访单位即使有什么好的工作经验也不愿意提供，生怕该报刊登之后又被别的记者站的人员找他们索钱。有些企业法人自曝”家底”：他们曾经将几万元钱汇入该报驻地办事处的账户，记者站负责人答应以报道的方式作回报（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有偿新闻），但至今是石沉大海（这就是利用记者身份诈骗）。一个记者站，一个记者的声誉就此毁于一旦。

难道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无动于衷吗？不是的，该署大权独揽，好处独占，但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就表现无能为力”装孙子”了，他们只会自我标榜如何高效管理等等，如2006年4月27日，新闻总署发布了一条《关于开展规范报刊社记者站管理专项工作的通知》，其目的是依法、规范中国报刊社驻地记者站的新闻采编行为，”通知”称：自2003年底全国开展报刊社记者站清理整顿工作以来，中央各报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认真贯彻落实《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开展报刊社记者站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认真执行《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记者站的监管，”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既然”成效已经明显”，为何年年都有记者站的丑闻传出呢？为何年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如此大动干戈。原因很简单。总署在认定了自我成就之余，也暴露了在工作中存在的漏洞。《中国食品质量报》在四川违规设立记者站，该记者站负责人汪启明因涉嫌敲诈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下属安徽记者站在2003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质量月期间，为企业做收取费用的宣传专版，违背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记者站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法制日报》河南记者站在没有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出版了三期《河南法制内参》。《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擅自以分社名义搞活动，拉赞助，但被总社领导制止，活动未举行且把先期得到的部分赞助款退回了赞助单位。法制日报社未经批准，擅自在浙江、广东、四川、广西、辽宁5个记者站进行组建分社试点，并提出发行数量的要求，是违反报刊出版管理规定的。《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负责人陈金良以河南省某单位存在问题相要挟，向该单位索要现金2万元。《城市经济导报》记者穆创明、胡瑜、周万和三人为假冒《城市经济导报》记者的无业人员，曾在《政府与法制》陕西记者站等非法机构以记者的名义招摇撞骗。

这些现象都表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各报刊社驻地记者站的管理是束手无策，只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黄柏青曾无奈地承认他参与处理了多起记者违法违规事件，事后发现，某些媒体作为主管单位难辞其咎，”有些媒体设立记者站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搞创收，而不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记者站设立后，只要交办的创收指标完成了，日常管理几乎完全放任自流，即使发现了问题，媒体还要帮忙说好话或者推托，我觉得记者违法犯罪，媒体自身起的作用也很大”.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的政策，从2003年以来，浙江省已经清理整顿和关闭了一批不符合规定的记者站，所以记者违法乱纪的行为有所减少，但是黄柏青面对的现实依旧是”仍有些媒体通过设立发行站、联络处、办事处等方式，违规开展采访和经营活动”，因为有些记者的级别很高，后台很硬，某些政府部门也不敢惹，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2006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

正如兰成长一样，由于报社不支付本来应该属于他的基本工资、奖金和基本保险，所以他就在每年必须完成18万元任务指标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为索要1000元钱而丢去性命，非常可惜，非常可怜，他还有孩子需要抚养，妻子还没有工作。如果换个思路，记者站体制改革，报社以公司的形式注册记者站，站内记者，同时配备广告、发行人员，明确分工，不得相互替代，是不是可以改变目前新闻和广告不分、以及敲诈成风的现象呢？如果通过严格的规定制约记者不得从事发行、经营工作，如发现新闻记者从事发行、经营工作、搞有偿新闻和虚假宣传的，终生不得从事新闻职业；报社有违规行为取消该媒体出版资格，媒体负责人终生不得从事新闻工作。这样下去，想必众多真正新闻人，都并非要个记者的衔头。只有那些想混入新闻队伍的门外汉，才借用记者的头衔到处招摇撞骗，有损媒体、记者站、新闻记者的声誉。在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一个法治的时代，新闻人是不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的。

于是，兰成长之死，已经显现出这个时代新闻体制的怪现状，或者说是一个切面。还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兰成长案应该成为新闻体制改革的”孙志刚案”.因为这位兰成长所抓住的”是真问题”.而这个危险关头，那么真记者又到哪去了呢？毕竟山西有堂堂正正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虽然该社口碑不高，曾有记者收矿主的金条，但不能否定整个分社），此外还有全省更多持有新版记者证的真记者啊！2007年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作者余欣耕的文章”兰成长之死应成报业改革契机”，文中给出的答案是，”真记者反映真问题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因为”多数的报刊还远远没有形成真正对好新闻的激励机制。

一篇反映’真问题’的报道，即使能化解外部的干扰，得到报社领导的认可（而这两点通常是很难兼得的），通常的稿费收入也不过数百元，不抵记者的差旅费用。报道真问题，一篇报道有时会历时数月，甚至跟踪数年，其难度绝非报道一般事件可以相比。以打黑闻名的”中国第一名记”王克勤，就曾身陷双重危机：多次受到被报道对象报复的威胁，甚至当年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500万元买他的人头；因调查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所以，我们的报业体制必须改革，必须让真记者有责任、有勇气、有能力去报道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铲除’假记者’的生存土壤。兰成长的死，如果不能换来我们对新闻体制的深刻反思，而仅仅争鸣于所谓的真假记者身份之争上，他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面对兰成长的惨死，我感到深深怀念同样是记者站人员的兰成长兄弟。我不幸的这位《中国贸易报》的亲爱的山西兄弟，好心的你不幸中了恶人的诡计。我同样是在记者站位子上生活了六七年的往基层跑的记者，对于残酷的现实，怎么不感受至深呢。看那些人，玩弄多么诡诈的伎俩啊，”凡没有新闻出版署公章的记者证，一律都是假记者。”看那些人，以为有几个黑钱，就可以公然作恶，”有新闻出版署记者证，就是真记者，给他钱让他走；没有新闻出版署记者证，就收拾他。”，因为”你们的眼睛瞎了。”这是多么恶毒的教唆啊。

整个真相似乎是这样不加任何掩饰地开头的：只要持有新闻出版署记者证，这个证就是”工资单”，就是钞票，就是特权，甚至可以免死；于是，和我同样是依靠记者站谋生的兰成长，由于刚刚到记者站工作，还不到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领取记者站必须的一年期限，所以他不能出示新闻出版署记者证，于是他就要面对一场谋杀。在这场谋杀中，兰成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007年1月10日，兰成长面对谋杀，并不是不知道保护自己，他完全可以选择退却。可是，当他退却后，他的同伴又陷入敌阵，他义无返顾地转回来。他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能只顾逃自己的命，丢了别人的命，他有责任承担任何风险，甚至是致命的风险。

生命虽然是那样脆弱，却是那样的无惧。兰成长勇于承担责任，把所有的该死的罪揽在自己身上，”你们不要打他（司机），要打打我！”完全是毫无保留，先是一个胳膊被铁棍打断，再是另一个胳膊，还有大腿，还有致命的头部，最后他还没有忘记补上一句足以表达清楚的最遗憾的一句话：”这条腿算是废了。” 2007年1月11日，兰成长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或许现在兰成长在遥远的天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虽然他肉体的生命已经彻底”废了”，可他的灵魂，我相信必定已经恢复真正的自由。

进入2007年1月以来，兰成长之死和他背后的争议可以称得上最值得关注的新闻了，其新闻波浪，已经远远在另外一个以99岁高龄离世的山西人——从被毛泽东指控为”大叛徒”的中共原副总理薄一波之上。那个高龄山西人之死，没有争议，惟有一点遗憾，就是他的儿子什么时候高升他已经没法知道了。而这位年轻的山西人之死，却是争议最大，什么假记者，什么敲诈勒索，什么没有采访权，什么从来没有在网上搜到他写的文章，什么”死在医院里就不叫被打死”，似乎都成了为兰成长盖棺定论的标准，难道他的突然死亡就不重要了吗？

生命是什么？难道是谁都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吗？兰成长不是记者，难道是杀人犯行凶的理由吗？但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说，兰成长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新闻人的悲哀；兰成长的不幸，是中国整个新闻体制的不幸。

真不知，这样的不幸要不幸到多久，才能结束？

首发民主中国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2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84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20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先后在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担任工作队付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年8月26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叠叠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2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2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20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摺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幺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1982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对象，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5点多钟，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11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10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幺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边无际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1岁就80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80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20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他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沉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100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愕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钟。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热爱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

首发民主中国

 

高耀洁是谁？五年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很少；而今天的中国人若答不出这个问题，无疑可将其归于孤陋寡闻者之列了。

2003年的SARS疫情爆发之后，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的关注，高耀洁正是在这一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高耀洁医生获得此一称号自是当之无愧，自十多年前开始对艾滋病的防治以来，我认为她年年都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惟独2003年，她的荣誉却部分来自于人们对另外一位不可能获得这一称号的医生──蒋彦永的尊重与敬仰。将这样一个半官方的称号授予高耀洁，或许只能发生在2003年，我们甚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高耀洁医生的被认可──为了削弱蒋彦永大夫的声望，宣传当局曾经树立起一个叫作姜素椿（与蒋彦永一样，也是军医）的典型，但收效甚微，于是，2003年，对高耀洁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的一种妥协性姿态：我们不将荣誉授予蒋彦永，但可以授予同样被人们尊敬高耀洁。这一妥协实际上是用隐晦的语言表明了政府对公共卫生问题的一种表态：好吧，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公共卫生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对高耀洁的认可，首先来自于体制内负责任者对蒋彦永医生的敬意，而当时高耀洁对艾滋病蔓延的揭露主要针对河南地方政府，与蒋彦永大夫直接让中央政府失去脸面比较起来，高耀洁稍稍容易被权力体系中的顽固者认可，

这样的比较，在我而言，完全没有贬高的含义，事实上，蒋彦永和高耀洁并无高下之分，他们应同样地分享我们的敬意，而对权力体系来说，无论认可或排斥，都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罢了──今天的蒋彦永大夫大概可以享受出境的权利去国外探访亲人了，高耀洁却再次被限制在国门之内。

算起来，这已是高耀洁医生第三次被限制出境，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或许意味着剥夺她最后一次出境的机会。无论如何，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在SARS疫情过后，身兼卫生部长的吴仪副总理曾经会见高耀洁医生，这表明最高层对高耀洁医生的部分认可，也表明这样政府对一直被掩盖的非法采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的问题的正视，但是，见过吴仪副总理的高耀洁并未被政权招安，因为在她看来，官员对艾滋病防治的态度仍然无法忍受：漠视艾滋病病人的需要、假借艾滋病人的需要敛财中饱私囊、侵吞艾滋病防治捐款以及防艾宣传中对非法采集血浆这一中国情境下艾滋病传播主因的回避。

部分官方“学者”对高耀洁“中国防艾第一人”的民间称号也不以为然，尽管高耀洁医生本人并不在意这样那样的称号，但是，某种嫉妒心态似乎并非完全源自有关“学者”的狭隘心理，正如树立一个姜素椿以抵消蒋彦永影响一样，权力体系确实需要能够抵消高耀洁在防艾领域中影响的人物（尤其是在高耀洁不识相地继续对官员加以指责的情况下），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高耀洁的影响无可替代，对于防治艾滋病来说，在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医学知识，更需要一种过人的勇气，当某些学者在狭小的圈子里谈论有关艾滋病的学术问题时，高耀洁早已带着药品和防艾资料走进艾滋病当中，并亲力亲为地收养艾滋病孤儿，不仅如此，当官员妨碍救助工作的开展时，她敢于向全世界公开她的不满。

正是这样的不满，却也使高耀洁成了一个无法被政权收拢和控制的异端，于是，对高耀洁的直接打压来了：准备到北京申请赴美国签证的高耀洁医生被软禁在自己家中，而相关艾滋病志愿者也被拘禁，中断了高耀洁医生与外界的联系。

如果说当年河南省对高耀洁的出境限制还可以用中央政府不知情来解释，那么，在高耀洁广为人知的今天，对她的出境限制，难道是河南地方能够做出的决定吗？

限制高耀洁出境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她从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手里领取获奖证书，是为了禁止她在西方社会发言揭露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问题所在，但这种出境的限制，无疑会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看到高耀洁防治艾滋病的难度之大，强化人们对高耀洁的敬意，并使国际社会将爱滋病在中国的泛滥问题更多地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消极态度。

如果说这样的限制是为了禁止高耀洁发声，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声音能被成功阻拦。

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对艾滋病泛滥的绝望心态，在老伴去世后，高耀洁多次流露出自杀的想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耀洁医生说：“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软禁生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或许只是意味着生活的不便，但对高耀洁白这样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迫害。如果高耀洁因为这样的软禁发生意外，国际社会又即将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人权和疾病预防的态度，在奥运即将召开之际，对高耀洁的软禁是否招致国际医学界及人权领域的谴责？

距离高耀洁医生赴美领取“年度十大杰出女性”奖尚有一段时间，希望中国政府认真权衡利弊，尽快取消对高耀洁医生的出境限制，还高医生以人身自由。无论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还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限制高耀洁出境并将其软禁，都将是一种巨大损失。

民主论坛

毛泽东至今仍是投影在神州大地上的历史阴云。本书通过毛泽东生平与一系列女子的非常关系的生动描述，展现数十年来中共高层人物间的权谋内幕及生活秘辛。实为一幅幅风云诡谲、波涛汹涌、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图。全书内容丰富，引证翔实，极富传奇性和历史文化感。经「联合报」选刊、北美「世界日报」连载，已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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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偶阅任继愈先生《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一书。中有黄侃先生以未发薪金而拒不上课一事，事近滑稽，而颇可见旧时学人性情。念及今日学界，似有所感。随意而动，顺情而发，成此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之文字。若问主旨何在，缘何而为，吾亦不知。莫问因由，希读者谅之，感激不尽。

学者往往有脾气。所谓天性有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有脾气的不一定是学者。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脾气比学问大。不知是褒是贬。不过我想，大多数时候，是贬多于褒的。但我总觉得，时下，学者没脾气不是好事，简直就是糟透了。鄙人一位老师说过，人不可盛气凌人，但不可无凌人之盛气。每次想起，暗爽！

从“章疯子”说起

下面讲的就是一位有脾气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有大脾气的大学者的一则逸事。

这位前辈，姓黄，名侃。提起这个人，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说起他的老师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些熟悉了。此人姓章，名炳麟，字太炎，绰号“章疯子”。单看绰号，就知道这位老前辈脾气不小了。

老前辈进过局子，革过命；与康有为拌过嘴，与孙中山吵过架。狂扁大清国，不鸟袁世凯。那气节，那风度，那气魄，在那当儿的知名度、冲击力，大了去了。可以说是声名显赫。又有人捧场，学生也争气，牛人一个！死后，徒弟鲁迅不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太炎先生二三事来着。啥叫风光，什么叫泽被后人，想来这就是了。要说学者有脾气，老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极品，绝对的极品。不信？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这儿今儿个不说。为嘛呢！且给你慢慢道来。

五四那会儿，一帮毛贼学生抬了一个叫什么凯西的，一路小跑，前呼后拥，来至官爷大本营。那天学生们饿呀，广场上的娃们东倒西歪。没办法，硬撑着呗，可好多人还是抽过去了。聪明些的，兜子里有个啥，趁人不注意，冷不丁撮两口。这才叫市侩，这才叫大智慧，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爽歪歪！这些人心内自忖。看那些傻蛋，输液的输液，坐担架的坐担架，抽的继续抽着……谁让你傻？活该！人群里，有这种崇高想法的聪明人多了去了。

唉，眼看着官爷儿们耍赖，不是这个事。没办法要创造办法，主动出击。不是说，有事找组织吗？于是，就有了凯西被人簇拥着来至官爷大本营的这一幕。可惜呀，这出苦心孤诣、挖空心思整出出的双边会谈，谈崩了。要不，后来的历史也许会有那么些不一样的地方。这帮人也许已经功成名就，混迹于上流社会了。可惜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这事也不能怨谁。凯西那绝对是号人物。一上来，他就直奔主题，要官爷阁下交代怎么安排一般挨饿苦撑的学生，力图反客为主。无奈，此一时，彼一时，姜还是老的辣呀。别看官爷先生后来蔫儿吧唧的，那会势头好，牛着呢。再说了，那也是见过市面的，还怕了你们几个毛孩子不成。只见官爷大人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典型的政治口吻：作为一名CP分子，作为官爷们的总管，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今天，我不说！帅呆了！以后开记者招待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要是有这气势，中国早不是这会儿的糗样子了。

对“章疯子”，今儿我们也这么来。作为一名曾经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做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应该藏着掖着，但是，今天，我就是要兜着点。这儿我们只说他的徒弟，小老前辈黄侃黄先生。

岁月人生之黄前辈

说起来，对黄前辈来讲，世道真的有些不公呵。你想，他出身名门，师父号称古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自个儿的学问又是绝对顶呱呱，名列太炎先生门下“五大天王”之首。五大天王你知道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公认的。绝对的真材实料。可是，就这么一位，你说怎么着？身后不及百年，竟已沉在深深太平洋底，湮没无闻，悄无声息了。只有几个自称做学问只做给几个人看的学者，一往情深，沐浴着先生的恩泽，时不时写些铅字的文章，使先生重新浮出水面。唉，人心不古呀！也怪不得一些学者要穿道袍，拜孔庙，为伟大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招魂呐喊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世道，自个儿尚且难保，谁惦记谁呢！与其像那些干尸一样，被扒土开棺，化验测体，光天化日之下，被众人指指点点，还不如沉在太平洋底的好。据说，泰坦尼克号也要被整出来了！中国人会自甘落后吗？当然不会了，50年代那会儿咱就没落下过，不是有“赶英超美”为证吗！当然了，我们要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永葆先进性，搞出有我们人民大众特色的东东。我们不要冒进，要稳住。不要搞形象工程，不要起高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格，我们搞得就是推陈出新的活。听好了，我们的口号就是——“争优保良”！对头，做事情就要这个样子嘛！结果，神舟上天了，三峡大坝收尾了，巫山神女被淹到脚趾头了！这个世界真疯狂！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且说我们这位黄老前辈。民国那会儿，咋说呢，那也是有身份的人。艺高人胆大，路子正，牌子硬，基本功扎实，靠着一手过硬的小学功夫，着实风光了些时日。那时的牛大也叫北大，不过可不像这会儿，白搭。那家活，刚从大清朝京师大学堂转过来，官架足，来头大得像啥一样。每年招个百来号人，进来就授衔。按现在的标准，最起码，怎么地也得是县团级吧。哪像现在，毕业了还得看人脸色！走到人才市场上，等着人家品头论足，挑肥拣瘦。最可恶的，还得自个儿描抹一番，出个写真啥的，露一下身段儿，美其名曰：包装。说白了，无耻之尤。那会儿，还没进北大门槛哪，刚一得信儿，门都关不住了。踏破门槛你知道吗，风声紧哪！七大姑、八大姨就不说了，十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给你撑门面。附近的大小绅士跑来了，县州府的老爷们跑来了，赶喜的也跑来了，……那家活，那叫一个啥来着，爽！呗有面子！

故事发生时，黄老前辈就蹲点在这么一所学校教书。现在年头变了，教书先生，谁理你。不是说，白眼儿狼，四眼狗，什吗底吗？唉，不说了，有辱斯文那。总之就那么回事。记住，别人捧你，那是逗你玩儿，千万别当真！

黄老那岁月，大不一样。现在形容人拿架子，尊贵，不是都说啥来着，跟爷似的！对了，那时人民教师就这个架儿。你还真别说，干了这一行，你就得端着点，不拿架不行。不然，你都觉得没脸见人。要不然，不是我说的，千万别在这行道里混。学不会，没有这么笨吧？这东西，人人都有天赋。在这一行，大家都是天才。别人教你，用得着吗？走两步？对，就是这个样，走两步，第三步你就会了！第四步？不用，哪儿还用走这么多，累不累呀，早有人把你抬到轿子上了。

老前辈到底是老前辈，强就是强。黄老前辈就是显摆的高手，咋形容都不过分，一个字，高！多加俩字，实在是高！

那会儿，咱国家穷啊！小康就甭指望了，连温饱都是种梦想。加上一帮戴帽子的军阀头头子乱整，国家穷的呀。唉！兄弟，啥也别说了。什么，你说抹眼泪吧，泪往心里流。你日子小康了，你知道不？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好日子你都摊上了你知道不？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我们那会儿，眼泪也是种奢侈品呀。我容易嘛我，要不我怎么会闹绯闻！不但没落下好名声，连记得我的人也没几个。想露露脸，还得靠绯闻。都21世纪了，还得忍受流言蜚语的嘲讽！幸亏老汉我当初留了一手，说起来，也算是绯闻吧。入乡随俗，为了证明我的存在，今儿豁出去了，我也抖搂一回。

绯闻之“江湖版”

那是民国初年的当儿。当时教育系统教书的一帮社会贤达们，发不上工资，穷的叮当响。名义上一月大洋三百左右，可政府黑呀，三天两头克扣一下，月底经常碰到的是空头支票。斯文中人，又不能撕破脸皮不是？只能忍耐，忍耐，再忍耐。可老这样，不是法子呀。我们这位黄老前辈自有绝招。

绯闻，据说是这么回事。一天早上，日上三竿。老前辈坐在教师休息室里，呆呆的，好像在思考啥问题。习惯性动作，别人也没敢问。再说了，那家活，谁敢惹他，谁不知道谁呀，没事找kei呀！可今天，总感觉好像有点蹊跷，空气中好像弥漫着一点什么。上课铃响了好几遍了，休息室里，同事们陆续起身，上课去了。惟独我们这位黄老前辈，还是刚才的造型，目光呆滞，动也不动。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pose还是原来的pose.

天！不会圆寂了吧。教学秘书好紧张，远远的瞄了一眼。挺了挺胸，舒展了一下细削的身材，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壮壮胆，蹑手蹑脚，来至尽前。还好，没事！教秘忐忑的心稍微舒展了一些。原来，当他脸贴到前辈脸上，嘴与嘴之间，只有十八分之一公分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辈鼻孔中喷出的热气。

哦，那一刻好激动。偶像呀，都暗恋老久了。可惜，一直没逮着好机会不是。机不可失，真想在老前辈嘴上狠狠的亲上一口。然后抱起他，身轻如燕，绕地裸奔三圈。那一刻，他飞了起来；那一刻，他感到他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教秘后来回忆起来，还按捺不助内心的激动，俩眯缝着的小眼睛立马明亮起来。唉，都是追星惹得祸。许多年以后，心中还揣着老黄的影子。谁让人家帅呀，偏就迷上他，管得着嘛？

一不做，二不休。一鼓作气，趁热打铁。教秘嗲声嗲气的拽了一句：老前辈，该上课了！如睡狮猛醒，我们这位先生突然圆睁二目，眉毛上挑，嘴角撕裂：谁鸟你，我这月工资还没发呢！

有点横呵！没办法，谁叫人家腕儿大呢？不过说真的，好喜欢，教秘觉得那一刻是老黄最有型的时候。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呀，带着激动而喜悦的心情，教秘三步并作两步走，一溜烟来到校长蔡元培先生膝前。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添油加醋，八婆了一番。那家活，也叫一把鼻涕一把泪呀，淅沥哗啦的。真动了感情的呀，戏里戏外，人戏合一了。小蔡一看，得，没辙，给了吧。再穷也不能穷教师，对吧，给了！上头怪罪下来，我顶着，多大个事呀！

绯闻之江湖版，大抵如此。但经过本判官深挖，另有隐情。在此声明，版权所有，请勿盗版。

几段“考证”文字

话说，教秘转身行，眨眼间，回到休息室，把钱塞到了老黄兜里。刚才的事还有余响，心里像揣了个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扑腾扑腾，跳个不停，撞击着心的回音壁。脸上两朵红晕，那叫一个红呀！无奈呀，啥叫欲壑难填呀，挡不住的诱惑啊。贪婪的教秘，两眼贼勾勾，看着老黄。眼神中，带着几分哀怜。任老黄一世英雄，今儿个竟走长坂坡，成骑虎之势。心里那叫一个乱呀。事后老黄坦白交代，他曾有过动摇。人非圣贤，我风流不下流。关键时刻他顶住了。

感谢上帝，感谢耶稣，感谢孔二哥，你们给我们保全了一个读书做学问的种子。任当时新文化运动直捣黄龙，势如破竹，怎奈我们老黄自小练就一身金刚不坏之体，你奈他何！经过反反复复成百上千回合的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深刻的有针对性的目标明确、定位准确、旗帜鲜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多回合斗争的考验，通过几轮的认真整改和回头看，我们黄哥挺过来了。沧海横流，方显出一哥本色！老黄无愧章门大佬的称号，实至名归呀。实乃天下第一伟男子也，柳下惠转世也，士大夫的经典绝唱也！老黄哪会儿真有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架势。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是他内心的呼唤。

做人要讲风度，人穷志不穷。我今儿个发工资，我今儿个开小费。老黄，那叫阔绰呀！大方，绝对的大方，大手笔，大派头。人嘛，就讲究个身份，顾及个面子。国家穷，发不上工资，咱们不能替国家丢脸呀。堂堂贵族不是，大丈夫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还有待我去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采撷英华不是。我有我自我，我有我的使命。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说时迟，那时快，一切都在转念之间。我不是唐僧，我还会武功。转念间，老黄就拨开云雾见日头。权衡利弊，执两用中，一切杂念在心中收拾妥当。啥叫心学功夫，这就是了。列位看官，只见老黄大手兜子里一摸，甩出五个袁大头。动作潇洒之极，看不出一丝慌乱之状。佩服呀。

那一刻，教秘眼都直了。知道会有奖赏，没想到会得这么多奖赏！也奇怪呵！在物质面前，刚才的杂念竟也鸟兽散。唉，男人呀，有时还真很难。有老师不是说吗：做女人真好！对老黄，精神战胜了物质，欣慰，为五千年中华文明欣慰！对教秘，物质战胜了精神，物质战胜了物质，感动，世界因为有了他们而精彩。向老黄致敬，向教秘敬礼！求仁得仁，各得其所，大圆满结局。

附加一句，教秘当时是位青年男性。后验明证身，证实他原来是多年来隐藏在男性中的卧底。手术过后，他恢复了女儿身。人家问她，谁是你最想见得第一个人？她说：老黄，就是他了。唉，新文化运动厉害呀。难以想像，如果你我出生在那个年代！

还有，其实老黄人不错。天真活泼，平时脾气特好。今查明，那天老黄急，事出有因。原来，老黄断炊两天了。头两天，使劲顶着。上课照上，从没迟到早退。第三天，唉，实在忍不住了。可难为情，又不好意思开口，结果前面的事就发生了。文人呀，大都如此。平时一本正经。真到节骨眼上，该怎么着还是会怎么着的。但难为情，大家还是可以理解的。说明本心尚存，一念向善，还是应当鼓励其发展的。人活着，还不就是操持心上的工夫。

而且，那天老黄并没去上课。他走到中档间，又绕回来了。肚子咕噜噜叫，顶不住了。于是佝偻着身子，来到萨达姆牛肉面馆子前，叫了一个牛大碗，二细，加肉。那叫一个美呀，唏嘛爽！事后回忆，老黄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好的美味。多亏平时学生缘好，没有揭发他。否则，准又一教学事故。

又，最新考证：黄先生当月工资250，袁大头核算；实发249.当时北洋政府穷呀，开不上工资。元培校长人好，心一横，自己掏腰包，垫上了。少发一元，又不好意思向老黄要，结果就没人知道了。老黄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大咧咧一人儿。拿到钱也没数。回家一算，少了一个。自个儿后悔，还以为是多摸了一个给了教秘那。事情往往如此，疑案就是这么来底，学问也是这么组底。至于我怎么知道这事，不告诉你。别问啊，谁问我跟谁急。

我们的口号

黄侃先生，感谢您，您的可爱的脾气给了我灵感。感谢蔡元培先生，您的宽厚和包容，使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即使身处寒冬，也能感受到一丝温暖！

我们的口号：革命尚未成功，脾气仍须长进；工作兼顾家庭，学问还要组底。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战斗在学问战线上的可爱的学者们！道一声，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就是俺们心中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