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从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先锋派”写作运动，我感到“先锋派”这顶帽子也扣得太离奇了，它摆脱了前因后果，仿佛在一个独立的时段中横空出世一般。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各家的访谈，好像统一过口径似的，闪躲腾挪，不想与之沾边。太阳底下无新事，谁能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在曹雪芹、塞万提斯、拉伯雷、菲尔丁的传统之下呢？而“先锋派”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把一个整体中的一项提炼出来发挥到极致罢了。瑰丽是瑰丽，只怕风一吹，瓣儿就谢了。所以，推脱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但是，先锋作家们是否在心里都以特立独行为己任呢？即使不能先锋，也定要另辟蹊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古怪的转型之作，人物愈发简单，冲突虽然激烈，但却因为背景太过简单而大打折扣。
作为“先锋派”的中坚分子，格非先生在转型之中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优势，因为以往不是那么“先锋”，所以现今必须作出的改变也不会太大，因此他仍然处在一个清晰的脉络之中，不像有些人，好像换了张皮。《人面桃花》的面世，让人体验到西方与中国的美妙融合，当然，它更多的是属于中国的。
《山河入梦》之后，将是一部描述当代的作品。我常常想，遥远的历史或者当下的年代都是容易描述的，前者有更大的虚构空间，而后者，作者则与之有更多的亲密接触。要真说难的，便是那中间的一段，我们对它有所耳闻，然而又未亲身经历，想象一不适当，就会被人称为歪曲历史，胡编乱造。网上很多普通读者都指出作者似乎根本不了解政治，不是官场中人，所以小说前半部分的描述常常让人觉得不真实。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断碰壁的主线故事，不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样就不希奇了。在这点上，我要说的是，成也奇崛，败也奇崛。所幸，我们还有后半部呢，这里展现了一个纯粹的格非。
谭功达这个人物常常让我想起写《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时期的胡兰成，同样身为“爱女人的男人”，他们似乎很多地方都不同，但是谭功达加上姚佩佩，合二为一，是否可以拉近与胡的距离呢？阅读稍微广泛一点的读者们，都可以发现小说中最精彩的高潮部分有得益于张爱玲《半生缘》之嫌。我注意到，胡张二人是格非先生近期经常提到的人物。小说的传承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所关注的是作者在传承之中是否“化”得巧妙呢？是否在原来的事物中衍生出新的东西呢？毫无疑问，格非先生做到了这点。
情节上有摹拟，小说的理念部分也建立在模拟的基础上。小说的最后部分，描述了一个谭功达理想中的村落：花家舍。在那里，谭功达在梅城所设想的很多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计划都实现了。有一天，他在一条长廊里看见有一个农民用来舂米的大石臼，里面放着斗篷和雨伞。石臼外壁上用红漆写着，“便民雨具，用后归还”。看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这里哪是乌托邦呢？分明是一个现代人马后炮式的将事实纳入追忆之中。所以，当我们看到号称本书最大的悬疑人物亲自登场，为花家舍的未来感到担忧，说出了以下一些话，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忧虑中度过的。因为我知道，那扇被神祇上了符咒的门最终还是要被打开，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通无阻。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五音不全而成为全民偶像，而两个男人要结婚，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世界将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
住在花家舍的谭功达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感受到制度带来的优越，另一方面，他又体会到了这制度似乎扼杀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正是他痴痴观看的那些事物：一切美妙的事物。这个地方有恐怖的检查制度，一种自然而然的压迫气氛，所以，有人发疯了，正处花季的少女企图自杀。此处的描写非常成功，只是没有给出确切的价值取向，五音不全，他终究有别的旁人不能及的长处；两个男人的婚姻为什么又不能像小说中所容许的年龄差距大者那样自由结婚呢？格非先生说：“《山河入梦》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也带有批判性，但同时也有肯定。”诚哉斯言！
但是我觉得上面所说的都不是重点。我们喜欢格非的小说，并非它表达一个伟大的理念，而是他的小说，总能体现一些纯粹的事物。这纯粹就像谭功达那“花痴的目光”，像一枚聚光镜一样，展现了人性中最基本最美妙的东西。格非先生说：“我希望它们(引按：指小说三部曲)有内在的联系，比如关于乌托邦、理想的主题。但我又希望每一部都是独立的，都是一个单独的爱情故事。”由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欲望的旗帜》里的曾山和张末——或者毋宁说，看到了格非本人，他的目光一直留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