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大陆20多名国际笔会成员作家遭当局劝阻或禁止，无法前往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笔会成员会议。

这次周一结束的会议议题包括流亡作家、女性作家、审查制度、互联网出版与版权。

无法成行的作家包括当年中国知名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以及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

章诒和并非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这次本拟作为特邀作家与会。

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一书前不久遭中国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章诒和曾为此发表公开声明抗议。

国际笔会对法新社表示，这次有不止一位官员跟章诒和打招呼，希望她不要去香港赴会。

“外松内紧”

国际笔会说，中国当局的上述做法凸显了该国言论和出版自由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笔会对中国限制作家写作、旅行和结社的关注。

新年伊始，中国放松了对国外媒体记者采访的限制，但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宣布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

国际笔会有关人士说，中国这种对外放松，对内收紧的手法向外界发出了”混合的信息”。

在北京的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禁止某些书籍的出版已经成为当前中共统治的一部分。

他认为，这次的出境禁令矛头所指是独立中文笔会这个中国自由作家和记者的权益组织。

国际新闻自由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虽然承认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并得以访问了中国，但仍把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列为全球倒数第五。

 

自首报告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政务官该怎么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么办？

当二零零六年底马英九的特支费成为一个司法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首长特支费中不需收据的那一半，可能并非首长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务费，不能汇入个人薪资。马英九，可能因此被检察官起诉。罪名，可能是贪污。

我太惊讶了。从一九九九年秋天踏进台北市政府成为台北市的首任文化局长开始，我的特支费的一半，三万四千元，就是每个月直接汇入薪资账户的。秘书作业自动处理，没问过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还有其它的可能做法。我倒是记得跟公务员同仁有一段对话。拿到第一张薪水单时，非常惊讶，发现原来台北市政务官首长月薪才十万块上下，跟她每天至少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数和巨大的政治压力还真不成比例。我笑说，“比我的稿费还低。”

同仁笑答，“还好特支费的一半可以补上一点点。”

议会，有一年，因为“龙局长”不“合作”，所以通过决议删除她的特支费一半，“以示惩罚”。

是否有例外，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个人身为政务官的经验里，显然公务的惯常作业把一半特支费当作政务官的薪资补贴；监督政府预算的议会，把一半特支费也当作首长的酬劳，可以拿来作为“惩罚”官员的筹码。官员自己，譬如我，要在离开政务官的职位四年之后，透过马英九的案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叫“贪污”。

我自诩是一个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人。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己欧洲家人的三个电话号码亲手交给秘书，清楚交代：凡是这三个号码的电话费，请从每月电话账单里一笔一笔挑出来，我自己付账，不用公款。访问文化局的海外贵宾络绎不绝，往往不愿意接受一般制式纪念品而希望得到局长签名的书，累积下来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昂贵，我用自己的薪水去购买，不用特支费，因为，“局长”龙应台不能图利“作家”龙应台。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政务官该怎么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么办？

找出法条翻到“自首的定义”：

指犯罪人于犯罪未发觉前，向有侦查权之机关（如检察署、警察局）或公务员（如检察官、警察等）自动陈述其犯罪事实，而接受裁判者。

“自首的方式”，可以去检察署按铃，但是“口头陈述或书面报告均可，书面报告不以表明自首字样为必要”。所以，这篇文章，就是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向全民的“自首”文件吧。

迷宫的出口在哪里？

马英九案对于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然而，我一个人或者六千五百个人的“自首”可以激活技术层面的司法程序，但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道德不能处理法律问题，法律又不能处理政治问题。当道德、法律、政治纠缠不清，真正的价值因而混沌不明的时候，急切的我们就很便宜地把责任放在司法身上，以为司法可以提供终极的答案。可是我们明明知道，飞机时刻表可以标出台北到罗马的里程和时速，告诉我们一天到不到得了罗马，但它绝不可能为我们判断我们该不该去罗马、罗马是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法的执行者固然必须谨守他的位置，捍卫他那一个位置不可动摇的基础价值，但是社会作为整体却需要一个超出单一位置的高度。白老鼠走不出它的迷宫隧道，因为他自始至终在迷宫隧道里打转，没有高度，就无法综观全局，看见出口。我们在司法的技术解读、蓝绿的选举盘算、“统独”的玩弄操作的一条一条隧道里一遍一遍地打转，奋力追逐自己的尾巴，以为那就是目标。

马英九案对于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谁在乎马英九？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零零八的历史里面，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

我一向不回答任何关于马英九的探询。利用跟一个公众人物共事而得到的近距离观察和了解来对外销售“权威消息”，我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今天似乎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岔口：如果马英九被起诉，如果马英九因为自己的“道德洁癖”而决定退出二零零八“大选”，这样一个人，作这样一个决定，在台湾民主的进程中，又意味着什么？

我无意为马英九背书。善良的李远哲所经历过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令人深刻戒慎恐惧的教训。结论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在权力的测试之下，才在午夜变成怪兽，第二天早上穿上西装去上班。如果有一天马英九被权力腐化也转化成一个权力怪兽——我现在、未来，都拒绝为他负任何责任。每一个人要为自己那一张选票负责。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零零八的历史里面，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而今天的特定语境就是，在历经坎坷之后，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这样一个逻辑：政治是一种诈术，毕竟需要手段，“不粘锅”、有“道德洁癖”，不与人利益均沾，不讲究“江湖义气”，不懂得“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痒”，不善于利用公家资源交换人情，就不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袖。

这个逻辑，应不应该被质疑？

天下为“公”

在选战开打、满城疯狂的时候，我难免心惊肉跳，倍感压力：这是个不公平的竞争；马愿意尊重我对文化独立的坚持，换来的可能就是输掉选举。可是这个坚持，又是一个不能妥协的坚持。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做这个或做那个的能力与魄力，但是，我们共事时，曾经发生过这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之一。在一次“总统”大选中，一向拒绝参与任何辅选活动的我，在半夜接到一通电话，是某一位候选人的竞选主要干将。打电话的目的，他说，很紧急了，是希望我为那位候选人写一篇文章。

我极为恼火地回答说，不写。而且，这么晚打电话，是极不礼貌的骚扰。

第二天，见到马英九，我怒气冲冲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微笑不语，然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一直有各方压力，认为作为他的属下的我，理所当然应该为他的阵营辅选，他应该给龙局长压力，但是马一口回绝，“龙局长不会愿意的，连试都不必试。”因为不断地被他挡住，所以才会有那个半夜的突兀电话。

印象之二。市长室官员交代下来，一份公文就从我的科员那儿一路盖章签上来，最后到了我桌上，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现场表演节目。

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批：

1.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2.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龙

公文批好了，我把科员、科长一路到主秘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独立的，负责对象是市民，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文化官员应有此基本认识，从最小处就不容许文化为政治服务，以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以后再有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后，同仁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小白兔”：“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个人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

主秘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马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马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考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在选战开打、满城疯狂的时候，我难免心惊肉跳，倍感压力：这是个不公平的竞争；马愿意尊重我对文化独立的坚持，换来的可能就是输掉选举。可是这个坚持，又是一个不能妥协的坚持。我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度过和马共事的三年半。

突然少掉一个选择？

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我一点也不在乎马英九个人，但是少掉一个选择，对人民是一种权利的损失，路，又变得更窄。

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观察欧洲战后的新民主时，曾经说，徒有民主的架构是不够的，因为填到架构里头去的，还是你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如果传统文化长不出民主的新精神来，那个架构是没多大用的。台湾的民主饱受考验，人民备受煎熬。在选举的民主框框里，填进去的仍是卖官鬻爵、利益输通、公器私用、钻营逢迎的文化，在其中如鱼得水的仍是那种传统的善于结帮拉派、相互哄抬的江湖人物。

问题来了：在这样的气氛、语境里，马英九这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特质，应该被怎么看待呢？我们应该把结党营私、互通有无的江湖帮派做法看做政治的正统而批评马英九的“清净自持”是一种不懂权术、昧于现实的政治幼稚病？还是把马英九的特质里对于“公”的固执看做一种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可以坚持，值得追求？

所以马英九案，并不只是一个司法案件而已：“马英九现象”所逼问的是，我们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的未来，究竟像什么？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想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不相信现代化的优质民主真正可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在这一个高度定住了，清楚了，我们才能决定自己对马英九这样的政治人物，要如何对待。他的可能退出“大选”，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是得到，还是失去，还是无所谓？

马英九的进退，不仅只是“蓝营”的事，就譬如民进党的革新也不只是“绿营”的事；台湾的生存需要优秀的政治领袖，需要优秀的政党，马英九和民进党都是整个社会太珍贵的资源。马英九有没有能力做大政治家，开创台湾民主，影响华人世界，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背书，不讨论，但是，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我一点也不在乎马英九个人，但是少掉一个选择，对人民是一种权利的损失，路，又变得更窄。

深情、承担、责任

如果是出自对于台湾这块孕育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担和责任，有什么阻碍是必须畏惧的，有什么失去是需要担忧的，有什么忍辱负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因此我对马英九的所谓“道德洁癖”，是不以为然的。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选”，是不是把那个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难道马英九不该和我们任何一个公民一样，关心长程的台湾的民主未来，而不是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湾的前途比起来，个人形象算什么？

台湾的民主，在大历史坐标上今天走到了哪一个位置？未来对台湾，尤其在两岸关系里，隐藏了怎样严峻又可怕的挑战？这些严肃的问题逼在眼前，竞选二零零八，难道是为了个人仕途，而不是因为对于台湾筚路蓝缕的历史和它艰辛无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担，有责任？如果是出自对于台湾这块孕育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担和责任，有什么阻碍是必须畏惧的，有什么失去是需要担忧的，有什么忍辱负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历史，需要人来承担。人不同，历史往往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我希望台湾多一点选择——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台湾人在迷宫里实在努力得太久，太累，太伤了。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个宽阔的、从容的未来。

 

中国最近“禁书事件”引起两岸知识界高度关注，率先声援“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的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否认禁书只是“为了面子”，禁书是事实，事态发展显示抗争已有成效，有关部门今后不能再“肆无忌惮”。

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余杰、台湾诗人余光中等作家近日齐集香港，出席以捍卫表达自由为宗旨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剧本“假如我是真的”而闻名的沙叶新一月发表支持章诒和的声明，成为学界声讨新闻总署的第一炮。

他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表示，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书，是给刚刚在中国全国文联大会上强调作家要说真话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脸上抹黑”，“我认为沉默是一种耻辱，在中国作家协会一言不发的时候，我应该出来说话”。

沙叶新认为，抗争行动已经对新闻出版总署造成压力，态度出现变化。例如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王府井及西单的商店已经在显著位置出售“伶人往事”，甚至配有介绍牌。

他认为，近日总署某负责人否认禁书是“为了面子不得不说的回应”，无论如何，今后他们在处理类似事情上，不能再“肆无忌惮”，“这是进步的表现”。

已经两年不能在中国出书的余杰表示，这次禁书事件和去年的“冰点”事件是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具体事例。他们以温和而坚定的方式，用理性捍卫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加上体制内人士和港澳台的声援，这都值得赞赏和肯定。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如果说，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在根本上源于维护政权利益和权贵利益的自私考虑，那么，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就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羡慕美国的自由、富足和强大

在中国大陆主流民意中，美国形象也存在着国内制度和国际行为的分裂。仅就美国的国内制度而言，大陆人认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国度，所以，美国是大陆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黑术的清醒透视。这种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甚至可以从江泽民动不动就引用林肯、杰弗逊的名言中看到。而反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新左派，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

同样，在外国人对中国评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无疑排在首位。在中国，从中共高层到各界精英，都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肯定性评价。中共高官希望访问美国和得到美国政要的青睐，经济界人士需要得到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肯定，知识界人士也非常受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及正面评价，甚至那些反美的新左派也把在美国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或演讲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其他如，出国留学的人是否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产品是否风靡美国，汉语作家是否得过美国的文学奖，中国电影是否入围奥斯卡，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是否在美国市场成为名牌，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美国体育界的承认，在美中国人是否取得了成功，甚至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否影响过美国人……皆是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于是，在江泽民访美的频频作秀的带领下，中国的各类精英也纷纷上演“征服美国”的爱国主义壮举，国人在美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值得炫耀的资本，甚至美籍华人的所有成就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的成就。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央视评选的十位“2002感动中国人物”中，海尔总裁张效瑞和姚明作为民族英雄而双双入选，而两位入选者皆与在美国的成功故事有关：海尔集团不顾成本高昂而在美国的设厂，成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队获得首发中锋的位置，成为“中国高度”征服NBA的象征。

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怪诞，甚至发展为大陆媒体和某些名人的公开造假。比如，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美国西点军校自发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等等，曾经见诸于中国的各大媒体。再比如，许多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伪造在美国的高学历和成功资历，最著名的影视作品是《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现实人物当数吴征杨澜夫妇。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国的“野鸡大学”的莫须有的博士头衔来镀金。

对于国人来说，得到美国的正面评价会产生双重效益：一来可以成为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二来可以作为在国际上表现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资本。国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虚荣，使其评价标准在逻辑上变得极为怪诞：因为美国是世界的超强，所以在美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超强的征服，而对世界超强的征服也就是对世界的征服。

（二）嫉恨美国的全球超强及霸权

然而，就美国的国际行为而言，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就是魔鬼撒旦：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象征，是不遵守国际法和不尊重弱国主权的蛮横的国际警察，依靠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话语而四处干预和挑衅。

如果说，在海湾战争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美国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间对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态度与中共政权相反，认为对付萨达姆这样的国内暴君和国际流氓，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富有国际道义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93年申奥失败和银河号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科索沃空袭期间中国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国就由捍卫国际正义规则的秉公执法的警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肆意破坏国际法的恶吏。

在大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霸权逻辑，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野蛮的丛林规则行事，是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尊严的侵略者，也是不尊重其他大国的意见和联合国权威的国际霸主。

所以，当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之时，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许多国人对9.11悲剧表示出难以抑止的幸灾乐祸，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和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 “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当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者先是希望阿富汗成为第二个越南，继而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反对美国的倒萨之战，自然也盼望从此导致西方联盟的内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他们认为，倒萨之战的后果不是美国霸权的加强，而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袭击。

然而，谎言的强制灌输所导致的仇恨及冷血教育的成功，受毒害的不仅是只能被动接受灌输的民众，更是灌输者和教育者本身，以及一个民族在道义底线上的毁灭。一个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当作为信仰而殉难之“圣徒”来崇拜的庞大群体，一代视本。拉登、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为民族英雄的年轻人，一个让“超限战”这类高科技的流氓战争观念广泛流行的社会，一旦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执政者面对的就不再是八九运动式的理性、和平的非暴力群体，而是类似文革造反式的非理性的仇恨发泄和暴力扫荡。

近年来的大陆知识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化思潮非常流行，其特征之一，就是把现代与传统、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中华民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把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及化发展，转化为世界的单极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软性殖民；用价值相对主义来消解自由主义价值的普适性，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供的理论启示，制造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民族仇恨；他们把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称之为西方的制度性霸权。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八国会议是经济制度霸权；北约、美日韩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军事霸权；欧洲三大电影节、、诺贝尔奖、美国的奥斯卡电影奖、格莱梅音乐奖、伊文思体育奖、威尼斯双年展是文化霸权等等。但是，我认为，由西方确定世界的主要游戏规则这一现实，在根本上不是由于单纯的经济优势，而是因为道义优势。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被全球公认的准国际法，其基本原则无疑是西方各国宪法的国际化，早已证明了西方文明的道义优势。否则的话，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宪章应该是苏联宪法的翻版，阿拉伯的富翁们才应该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这样，美国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帜，另一面是霸权的撒旦。在国内政治中堪称民主典范的宽容政府，却在国际政治中变成了盛气凌人的霸道强盗。这种负面评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国的广泛民意支持所在。

 

2007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我却受到共和国的警察拦阻，未能踏上这片自由的土地。

2月1日，我乘坐上海南开往深圳的L139次列车，终点是深圳罗湖口岸，过了关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由港——香港了。在旅途中，接受香港《明报》记者王争鸣先生的两次电话访问，我告诉他尚不能确定能否顺利出境，如能顺利出境我们就可以在香港丽豪酒店和南国海滨旁的北泉涌度假营碰面了。

2月2日下午4点多，我和另外两名大陆居民走出深圳火车站，在他们的指引下，我跟随着，排队等候深圳边防警察验证通关。前面的人都很顺利，等我接受验证时，一年轻女警察（大致姓李）很迅速地发出一个指令，很快就有一个男警察赶过来，拿走我的中国港澳通行证，把我叫到一个小间里坐着等候。这个时候，与我同行并热情为我引路的夫妇俩还在等着我，我抱歉地对他们说，你们先走吧。不到一分钟，又陆续有警察把我叫到他们警察使用的一个有电视的大房间里继续等候，其间有警察前来取走了我的居民身份证，还有两警察分别在我两边不远不近地坐着，没有人找我谈话。偶尔有警察过来要求我把两包行李放在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问他，（去香港）能否走得成？他说”有可能走不成了吧”.之后继续等，不知道他们是打电话查实，还是等候上面的指令——我也不清楚这个”上面”是谁？大约等候有40多分钟的样子，这个时候有一男一女两警察，印象中有警察的警号是”42447″，通知我”你这次不能去了”，我询问什么原因，他们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在身上”，我继续询问”你们是接受杭州的警察指令吗”，他们说”是的”，我又问”深圳是听中央的，还是听杭州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隶属于杭州，为什么要接受杭州的命令呢？他们还是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所以走不成”.于是，我直接告诉他们，我身上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也没有民事纠纷，只是写写文章而已。但他们还是把我带到当初经过的通道退回大陆去，把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还给我。我告诉他们，我去香港，本来可以看看迪斯尼乐园，逛逛香港的书店，会见友人，可惜都成了空。我又要求他们给予出具书面的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去香港”，他们说”没有书面的说明”.这意味着我打官司起诉他们都不能成立。就这样，我前往香港的自由就被非法剥夺了，他们没有出履行合法的程序和给予合法的”不予出境”的书面说明，更没有告知我如何进一步上诉和依法维权。

香港，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但针对大陆来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外”了，我作为大陆居民，有宪法赋予的各种自由，但去香港旅游、会友和购物的自由却被边防警察给剥夺了。这里非常清楚的是，倒不是香港边防一个单位不让我进去，而是深圳边防把我控制住了，他们接收的却是杭州方面的指令，真是一国”两治”：杭州、深圳”双重防治”我去不成香港，因为杭州方面的手没有那么长，必须有深圳方面的配合——当然，这上面可能还有更高级别部门的默许。

访港不成，我就把消息告诉了已经到达香港与会的余杰先生，请他转告笔会亚太会议香港中心，把我受阻的情况转达，并祝大会顺利召开。本来我还在香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旅游和基督教方面的访问活动，却都因为警方的非法干涉而成空。

2月2日晚上，我与深圳赵达功先生聚会，得知赵先生同样因为赴香港受阻而被迫改变一次前往北方的旅行计划，赵先生在边防的经历和我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所等候的时间比较短一些，而我是耐心等候了四十多分钟。

2月4日，我从深圳返回，途中接到余杰的消息，得知国际笔会二○○七年亚太地区会议2日已在香港顺利开启，来自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120多名作家参与了该次盛会，大陆方面参与者包括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著名记者高瑜等，中国作家协会身兼的国际笔会中国笔会未派人参加，台湾诗人余光中也亲临其中。余杰还告诉我，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在致辞时特别提到，我原本打算参加该次会议，但却在出境罗湖关卡时被限制，以致无法顺利来港。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前面非常遗憾，但现在非常感谢。

由于这次国际笔会亚太区会议，是首次在大陆南端与深圳一关之隔的香港举行，又由于2007年中共召开17大，所以敏感程度很高，以至部分大陆代表不获准赴港出席，据我了解的就有多人不能前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赵达功、小乔、刘水、秦耕、温克坚诸位，还有作为观察员应邀的庄道鹤等。此前，其中一些笔友还陆续接到各地公安国保没有书面法律文书的”非正常警告”，要求他们不要这个时候去香港参加笔会有关的活动。

本来，胡锦涛先生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立法治政府，可是有关权力部门却没有依法保障大陆作家到香港聚会的自由，而是限制这个自由。如果他们必须要限制这个自由，那么就请你出示法律文书，并还要保障我通过法律手段或法律途径讨回我这个权利，否则就无法体现中国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是人治，也是专制。

请有关警察先生认真想一想，公民也可以拿法律作为武器来维权，尽管公民维权难上加难，但只要有信心，甚至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就足以盼望到民主、自由和法治所保障下的推倒人治、专制的那一天。

任何政府，合法的政府，都应该有义、有法、有理、有道德的，而不是不义、不法、不理、不道德。不义就是不坚持公义，不在公义中；不法就是不坚持已经颁布给天下人遵守的正式法律，不在法律中，不受法律的制约；不理就是不讲道理，把自己排除在真理之外；不道德就是不在道德中，就会破坏道德，乱了章法，混乱人心。圣经《罗马书》里有句话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只有叫作恶的惧怕的掌权者，才可以让人顺服。而那些让行善的惧怕的掌权者，其实违背了公义和真理，更是违背了民意，破坏了社会和谐和天下大同，怎么会令人顺服呢？

顺服掌权者，就是民意对掌权者有要求，有制约，不要违背了掌权者自身的合法性。美国历史上成为最伟大总统之一的林肯，曾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这么著名的一段话：人民的政府，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人民的政府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意思（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按照中国与时俱进的说法就是”权为民所用授，权为民所用”.如果一个政府部门，违背了这个公共属性的根本，那么这样的部门不但没有公信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作家章诒和

围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禁止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等八本书的风波并没有停息。这一事件除了在海外媒体引起抗议风潮之以外，在中国大陆内部，目前引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一些共产党老干部对章诒和等表示声援。

*禁令不形于文字 怕秋后算帐？*

据香港明报报导，前新华社副社长、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现年89岁的李普发表声明说：

“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通过所谓通气会，再次口吐莲花，一口气又查禁8本书，而不是用发文件或其他文字形式表达行政意愿，是一种心虚表现，是怕日后形势变了被秋后算帐。做法与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针锋相对，更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

香港明报援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的话说:“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呼吁有关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出版署否认*

在海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员通过海外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对禁书的风波进行了解释。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表示：“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联合早报援引该负责人的话说：“没有所谓‘八本禁书’的事情，但是确有五本书在会上被点名批评，包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因为有读者投诉该书美化了侵华日军。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批评。”

*央视强调出书多*

中国问题观察家还注意到，中央电视台在禁书风波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之际，在1月30日晚的《新闻联播》特意播放一则新闻，说中国出版事业在2006年蓬勃发展，发行了大量的新书。有中国问题观察家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解读为变相对新闻出版总署正名。
　　
联合早报分析说，官方谨慎的回应方式显示，当局相当重视外界对事件的看法，试图厘清事实和说明立场，同时希望平息舆论因这起事件而认为中共正缩紧言论空间的疑虑；可是事件估计并不会因此而告一段落。

*胡平：官员理亏心虚但依然严控*

总部设在纽约的刊物“北京之春”总编辑胡平认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收回禁令，是海内外压力的结果，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解读为中共愿意实行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想当然和海外的压力有关系。章诒和作出了非常强硬的反应，另外，包括国内的学者，作家，海外舆论，都有很强烈的呼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次点名点姓提到邬书林，过去这种事情，当这个问题这么鲜明的提出来，而且落实到个人的头上，这就对当事人本人形成很大的压力。使得他显得很不光彩。

“现在的中国毕竟和四人帮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了。中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混乱的。一方面，要坚持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不像过去的共产党官员，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相对抗。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总是理亏心虚。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会因此而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

“所以最高领导人讲的话总是含糊其辞，既要给你一种比较开明的印象，同时又不是真正要兑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作者抗议*

据香港明报报导，显然这个事件并没有完结。章诒和斥责新闻出版总署的回应是“睁眼说瞎话”。章诒和的律师也表示出版总署的解释“自相矛盾”，强调当局的查禁行为是违反宪法的。

另一本被查禁的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作者，中央电视台编辑朱凌表示，她将在自己的博客中连载禁书内容，以示不满。

 《人民日报》前资深编辑、被禁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作者袁鹰在沉默多日后也公开说话。香港明报援引他的话说：”出版署有他的权力，我有我的自由。”

*出版社证实*

针对新闻出版署负责人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独家采访的时候声称一本书都没有禁，一些海外媒体分别向禁书事件的多间中国大陆出版社查证，他们都证实有查禁的消息，有的出版社甚至遭到扣减书号的严厉处份。

出版禁书《沧桑》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对明报记者表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把出版的《沧桑》全部回收销毁。 出版《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负责人称，已经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了有关处份，领导和责任编辑写检讨，奖金被扣发，今年的书号也要被扣去百分之二十几。出版章诒和《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对明报坦言，《伶人往事》虽然没有被强行下令回收，但上边已发话“不能再版”。

*书在卖≠未查禁*

有听众写信说，目前，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仍然可以通过邮购买到。一些海外媒体驻京记者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城和王府井书店仍然见到有库存的《伶人往事》待售。章诒和的律师浦志强表示，书本继续在卖和书本被查禁是两回事，《伶人往事》禁止再版，就是一种查禁行为。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说，这一事件的发展超乎原来的预想，到目前为止，反映出中国官方试图同民间舆论互动的一种谨慎尝试。

联合早报认为，无论是诉诸法律或是通过说理，官民在过程中的对话和碰撞都是学习和经验的累积，而言论空间必然要在这个拉据中切割出更大的天地来。世界对北京奥运和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各类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观察政府如何应对问题。妥善处理禁书事件对于官方而言，意义恐怕越来越大。

 

去年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40%以上的患病者不去医院就诊，而更多的人甚至生了病，连吃药的钱也不愿付，或者根本付不起钱。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不吃药，那不是明明在等死吗？原因在哪里？首要的原因当然是无钱就医、服药，很多穷苦的人，包括贫苦的农民、城市下岗职工等，连孩子读书的钱都缴不起，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那生了病就只好强忍着了。其实，药费太贵更是个直接的原因，普通民众买不起药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近年来民众对医药费的持续攀升早已是天怒人怨了，据网络民调，老百姓最痛恨的几件事分别为官员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太高、教育乱收费等。所以，看病难、药费贵成了老百姓最痛恨的社会弊端之一。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那是因为药品后面的黑心人的种种行径促成了中国市场上药品费用的狂飙。这里所说的黑心人主要是两类，一类是那些无良的药品生产商以及与他们一起的药贩子，另一类就是手中握着药品生产、监督大权的政府官员们了。

近年来，医药市场的混乱让人触目惊心，有几个现象令人不解。一是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往往给你开出一大堆药，好象医生成了药商的推销员。如果你请教一下有良知的医生，他也会告诉你，按病情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药，但他偏偏要给你来个“大包围”，花费了冤枉钱不说，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为服用抗菌素而致死亡的人就有好几万。再者，一个人生病要住院动手术了，那就更麻烦，必须先给住院医生送红包，否则，有你的好看。而病人给医生送红包还是小数目，医生收到的大红包则是来自药商的推销人员。药品推销员按照医生开出的药品数量的多少来支付给医生回扣，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现的现象，但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虽然也有过大张旗鼓的反对，甚至公布了一些无良医生的名单，但仍无效果。其结果就是药商将红包的支出最后转嫁到病人的头上。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位药品推销员的忏悔，他说虽然他的推销员职业收入颇丰，但他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这种药品生产商和医生的联手，导致了药费的增加，从而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尤其加重了贫苦人家病人的苦难。所以他最后宁可辞退了这份职业。

其实，这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黑暗的一面就是药商和官员的权钱勾结。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以及其属下两位司长的被刑拘，才使这个成立不到十年的国家权力机构的黑幕以及令人发指的恶行逐渐曝光。据媒体报道，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那位经常爱流眼泪的温总理采取了少有的动作，要求监察部在这次会议上就郑筱萸案作出汇报。郑案也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然而，作为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难道仅仅是失职渎职、以权谋私吗？实际上他的更大的罪恶是谋财害命！

人们都知道药品的质量关系着人们的健康，更关系到病人的生命。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在中国出现了几次假药害死人而震惊全国的事件。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安徽欣弗出产的药品都夺去了病人的性命，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表面看，是药品夺取了病人的生命，其实隐藏的问题更为严重。

人们都知道制药企业是个高盈利的行业，一些企业不论有没有条件都去想生产药品。但药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投放市场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应该遵循严格的程序，必须保证上市的药品是严格合乎质量标准的，也就是说应该有个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上市药品的质量。美国是由FDI（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督管理，而中国就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管。一般的程序是，在药品研发之后要投入生产必须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药品生产企业拿到正式的批准文号才能进行生产，继而投向市场。而在今天的中国，官员扼住了药品生产企业的审批大权，这正是权力寻租的极好机会。于是，在当今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就有了索贿、受贿、发大财的极佳的机会。

药品生产企业出钱经过研发，或者买来别人的研发成果之后，请一些“专家”进行评审、鉴定，然后送交国家药监局申请批准文号。在通常情况下，官方把持着审批权，专家把持着话语权，而那些“专家”

拿了药商的丰厚评审费，且往往又游行于官场之中，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里面的猫腻也是惊人的，很多所谓药品的研发速度惊人，从揭露出的情况可知，不少药品可以一夜之间从无到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药品并非新品研发，而是仅仅换个名字就成了一种新药，就去国家药监局拿批文。只要拿到了新药的批文，换了名字的“新药”立马药价翻番，暴利也就出来了。所以，那位在2003年的SARS肆虐中崭露头角的钟南山院士就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对药品问题进行了不客气的谴责。他说，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这些所谓的“新药”不仅坑害了病人，而且还养肥了蛀虫。钟南山转而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质问归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依然装聋作哑。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原来各省也可以审批新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不顾质量标准而乱发批准文号，造成了极大混乱。这也是那位郑筱萸升任药监局局长之后玩的“地标”升“国标”的花样。制药企业要想拿到“国家标准”的文号，必须经由国家药监局审批。要想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么？请拿出钱来，而批准文号都是明码标价的，从几万到几十万。这是公开的部分，而真要想得到批准，还必须对主管批文的官员送上“红包”，那可就是红色党旗、国旗掩盖下的阴暗部分了。而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医药企业必须想尽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手续获得药品批文，抢先占有市场。于是，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实验过程、伪造生产样品等弄虚作假问题就十分严重；数据缺失、记录涂改、样品销毁等问题相当普遍。即使这样，只要药品企业的“功夫”做到家，也同样能够拿到批文，进而开始生产“新药”。

两种都是“新药”，一种是根本没有经过严格药品研发过程而推出的“新药”，一种是原有售价较低的旧药经过改名换成的“新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于是，中国每年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药”数量惊人：据统计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期仅受理了148种。为什么会是这样？药品企业为了赚钱去申请“新药”批文，而国家药监局为了“政绩”，更为了从批准文号中索贿、受贿。

于是，中国的新批准的药品就象当年大跃进一样多得让人目不暇接。

而药品企业甚至把官员聘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让官员到企业参股分红。

药品企业为了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请了一批假专家、真贪官，支出费用不菲，还要交出公开的申请批准费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病人的头上。这就是中国药品虚高的根本。因此，药品生产企业为了拿到批文，就只好层层行贿，连同评审费、批文费，成本就上去了。此其一。其二，不良药品生产企业以旧药改头换面冒充新药，故意抬高药价。于是，昂贵的药品推向市场，于是，药价越来越高，病人，尤其是贫穷的病人只好望药兴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郑筱萸以及一帮司长等被“双规”、被刑拘了，那是罪有应得吧。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环境下，新的局长、司长就能保证是清廉的吗？就不会“前腐后继”？

事实上中国那么多的地方、部门的前腐后继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吏治绝对无法杜绝贪污腐败，老百姓要想解决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绝对是无望的。

 

索尔孟（Guy Sorman）先生的书，《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中文版，2006年11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发行面世。台湾的朋友把索尔孟先生亲笔签名书转赠给我们夫妇。我一口气读完，中间连连拍案。索尔孟先生描写中国，入木三分，身处谎言帝国中的国民，不禁寒生脊背。放下书本几周，无以解郁。

访问印度时，同行友人问我“印度也有不好的地方，为何你直夸她的好呢”。我沉吟片刻：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2005年，索尔孟先生访华期间，与我们夫妇有几次见面，索尔孟先生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温文儒雅，中式上衣与他浑然一体，乍一看颇有内敛的太极宗师的风范，说起话来，坦诚如孩童。2005年8月盛夏，他与胡佳一起去了河南艾滋病村庄。为防地方公安追堵拦截，索尔孟先生躲在三轮车布帘里。他迫切地渴望能够“有权”掀开车帘，看看路边的中国；他更希望走下车，自由地走访底层村庄。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走进艾滋病患者家中。这位不懂中文的法国人学者索尔却与当地人“自来熟”，不仅了解了当地艾滋病实情，还与艾滋病村民饶有兴趣地探讨农作物的生长。

毫无疑问，河南河南艾滋病村之行，让他深刻体会中国农村一群人的真实生存环境。

虽然，索尔孟先生是中法文化交流年受邀而来的“客人”，但文如其人，他作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丝毫不受任何“官方脸面”的影响，诚恳细致地道出他在中国的见闻，既揭穿中共政权编织的谎言，也打碎了那些势利的老外的中国美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忧思。

许多外国人，从民间活动者到媒体工作者，从政府工作者到欧盟和联合国的重要人士，他们访问中国时都有被跟踪、监视、窃听的经历。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或外交方面的利益考虑，一些外国人对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警察行为保持沉默。而索尔孟先生却是外国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他公开了中共警察的跟踪、监视、窃听等行为。索尔孟先生成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谎言帝国》没有任何掩饰，一针见血地打破了谎言和幻觉。封面上的孩子，笑颜如天使，细看才发现，他因说谎长着一个长长的鼻子。

“谎言帝国”的典型谎言是经济增长奇迹。正是这狂飙般的GDP增长（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10%），让太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抱有信心，趋之若鹜地来到中国，而他们与执政者共饮葡萄美酒却散发出血光。

近80高龄的茅于轼先生，是中国当代倍受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与索尔孟见面的那段时间，他也遭受着来自中共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的两辆车的监视。茅于轼先生质疑中国的GDP增长指数。他向索尔孟先生指出，即使退一步，姑且承认统计数字没有作假，但如果扣除中国经济成长模式带来的生态浩劫、土地衰竭、环境污染、疾病蔓延、社会动荡等负面效应约10％，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能有多少？索尔孟先生的分析，遍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可以走向自由民主，为什么唯独中国大陆不能？即使走过了5000年皇权，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是贱骨头，就喜欢独裁。一方面，中国执政党批判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用人权加大棒打击中国；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合作中，日益妥协、见利忘义、放弃人权原则，以期分走中国权贵丰收盛宴上的一杯羹。

“遭羞辱的农民”和“被剥削的劳工”，是“谎言帝国”的掘墓人吗？索尔孟先生深入中国乡村，倾听中国最大一类人群的声音。在中国，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凋敝了，8亿多的农民在苦苦挣扎。和“旧社会”不同，以前有执政党所称呼的“三座大山”压迫，现在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们的贫困，来自中国制度及其官员们的全方位榨取，以至于，农民们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很迷惘：是贪官污吏用苛捐杂税掠夺了他们的收入？是“暴富者”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健康和青春劳力？是黑心工厂污染了他们美丽的家园？是黑社会村霸抢走了他们的财富？贪官污吏、暴富者、黑心工厂、黑社会又是谁？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找回公正并弥补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访请愿，结果却事与愿违，公道越追越远，经历了满怀希望、屡屡失望、最终绝望的三部曲。

一个国家穷不怕，百姓凭双手和智慧可以努力奋斗富起来。真正的可怕的是，一个国家的当权者篡改历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摧毁文化、毁灭传统的印记、用荒谬的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信仰，用经济增长的泡沫来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和谐社会”。

对中国当下的执政党，索尔孟先生并不乐观。而我们，谎言帝国的子民，绝望了吗？在狱中的异议人士没有，被孤立、软禁、监视的“毒草”没有，上访、维权、请愿的农民没有，潜心研究的真正知识分子和脚踏实地探寻的草根没有，心中暗暗坚定信仰的人们没有……

我想起“民间防艾第一人”80岁的老人高耀洁医生，她一有机会便对大学生说：将来你们，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如果每个人都能坚持做到这三点，我们自己便能打破帝国的谎言幻境，恢复正常中国的生活。

2007年1月23日于BOBO自由城

 

 

这部电影给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中国人。去缅怀和渴望吧，1990年的1 月 16 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曾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过去了，和我同岁的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的自编自导了处女作《窃听风暴》，获得2006年德国电影奖7项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高大奖。我几乎爱上了这部电影，在熄灯之后一再为它唏嘘。也忍不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位异议分子。实在很盼望它能够连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去年11月，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我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1989年的柏林墙和天安门，多纳斯马克和我一样是个中学生。他是“后柏林墙”一代，我是“后天安门”一代。我真能体会一个“后柏林墙”时代的青年导演，也能拍出那样椎心刺骨的创伤。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虚假的盼望吗？因为黑暗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残酷已经残酷到了家。所以我在电影刚开始五分钟后，就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而言最大的悬念，电影到底会将一种有说服力的盼望放在哪里？

尽管每一个镜头都如此冷静，每个画面的色调都落入灰暗。但这部电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有足够的温度去面对人性在制度下的悲凉，并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剧作家的一位导演朋友自杀后，他开始写一篇政论，评论东德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自杀问题。文章秘密地交给西德的《明镜》发表，揭露东德1977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自杀数字，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杀比例高过东德。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地震。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看到三个理由。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美善的毁灭，三是历史的提醒。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窃听是国家把自己当作偶像的结果，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因为窃听把国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国家推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颠覆价值的是那些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当维斯莱尔坐在监控室中，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监控的对象是如此真实。因为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被监控。在被秘密窃听的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是那样逼真，逼真到没有丝毫表演性。这样的生活最打动人，这样的窃听使维斯莱尔越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虚无。

另一种尖锐的力量，就是看着一种美怎样在你面前毁灭。女演员最终向着文化部长妥协，出卖她的肉体。他的丈夫与他在卧室的一段对话，深深打动了维斯莱尔。最后维斯莱尔亲自对她进行疲劳审讯，当作妻子的最终开口出卖她的丈夫时，你甚至会觉得维斯莱尔才是那个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监控的对象，背叛那个他不能企及的“头顶干净的天空”。这种软弱和背叛刺激了维斯莱尔，催逼着他挺身而出，掩护了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盖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员冲出房门自杀，临死前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充满感激的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

最后一个戏剧性的扭变，是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这番话如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将这个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赤裸裸的表白出来。历史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这部电影关乎苦难，也关乎和解。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也同时获得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记者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语气令人欣慰，如电影的镜头一样平静。这样的心酸和平静，也是我们可以等待的吗？那些和我一样大的作家，一样大的导演，他们都在哪里？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让一个24小时监听我的秘密警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和我一样对专制充满厌恶的人，那么他失败了，我也失败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浪费了。

2007-1-24，写于怀疑和盼望中。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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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先生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话通俗，但硬朗，掷地有声，让许多人畅意，如阴霾之光。中国知识人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先生终于拍案而立，明朗地说：“不！”

为此，我祝贺先生！

章先生说，“我在乎，很在乎！”“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想先生的家世身世，这话乃来自血液，是骨骼的碰撞。她还说“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张伯驹、罗隆基、马连良，叶盛兰、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先生的苦没白经历，两代人的生命也终相聚站立。在先生的身后，我看到了那些身影，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俞平伯、聂绀驽、尚小云、康同璧、言慧珠、罗仪凤、储安平、奚啸伯等等。他们为章先生叫好，为她骄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国自古有不畏权势、清直耿介的传统，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数数千年，舍身求义之士，此传统从未断过。近代，民族一败再败，惨而又惨，但仁义传统依然延续，直到1949。作为国家、民族，中国近代是失败的；但中国诸多知识个人则非常优秀，他们既承继了中国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由精神，将中西之长融于一身，可谓群星璀璨。比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傅斯年、丁文江、晏阳初、张君励、陈寅恪、张伯苓、顾维钧、李石曾、林语堂、沈从文、牟宗三、张东逊、吴健雄、梁思成等等等等。他们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的主脉，带领古老中国迈进现代。他们本是中国文明的希望，可惜这支传统在大陆被消灭了，连同他们的人格和精神。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这话和土改、反右、文革、六四是一致的。他们为什么如此蛮横？正是蛮横的权力残暴摧毁了中国知识阶级，葬送了中国传统和近代以来的文明建设。试想，如果我们将胡适这支传统延续下来，中国将何等幸运？ 章先生实际所记述的实是他们的毁灭，是之具体见证。

2

中国的危难不仅是政治，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在急剧地黑化。大到官吏任命、股票房地产，小到看病求职，都是背后交易。本分老实，已难以生存，意味任人宰割。在中国讲善良、诚实，近乎玩笑，只能是反语。看看每天发生的恶性事件，触目惊心，实超出常情。世界哪个国家，自杀者跳楼，成群的人围观起哄叫好，哄他跳下来。阿Q也只是观而已。中国是野蛮的崛起。

毁灭宗教就要消灭其教士，销毁其经文。今天中国的黑化，是49年后文明彻底破坏的结果。毛摧毁一切，清出场子以建立他的神明，这大跃进式的妄想毁了中国。知识人一次次被清洗，禁书焚书，门上有个旧字也要抠掉；随便说句话，就监禁。文明被毁到了底。毛去了，他的魂儿也散了，中国则是遍地废墟瓦砾。

人的存在必须依靠以往积蓄的经验，也就是文明传统；而一旦与之分离，人就还原为动物：“活着”，人与人之间也只是利与暴力。当今，权力的专横腐败也好；百姓的忍气吞声与仇恨也好；或是黑帮横行，知识人卑琐；还是官匪一家，遍地的欺诈和假货。这些都是文明倒塌后，人无所依靠的野蛮状态。如果中国某日发生大规模暴乱，也毫不奇怪。有人批评中国的改革，把“乱”归于此，其实乱根儿是毛奠定的，他摧毁了文明，人自然就回到野蛮。当下官吏肆意所为，是极权制的必然结果。领袖在，他是威慑和制约；领袖不在了，遍地的小毛，蛮横到极限。一点都不奇怪。

3

凡清楚中国的人大多悲观。官方和坊间都说：改是找死，不改是等死。国家和社会取决于人，如果多数人都恐慌、怨愤、有今没明儿，就很危险。近年有个新词：“无直接利益冲突”，此类事件日益频繁，小小的事，就酿成大事件。其实，这就是民众小范围的不自觉的“革命”。再看官吏，他们腐败到已不顾念统治者整体和长久的利益，抢了就走，这已是末日心态。中国社会矛盾积蓄得已相当激烈。

极权破坏文明，但像毛将文明摧毁得如此彻底，则没有；前东欧、苏联都没到这个地步，起码他们保存了民族文化传统。波兰保存了天主教，甚至完整地保存了知识阶级，因此它不仅能和平变革，而且很快建立了好社会。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明的毁坏状况，这是比政治更严重的危机。没人怀疑，中国权力难能长久；但也没人不忧虑，之后中国将怎样？文明在民族肌体中被摧毁了。无需奢谈“大国”，中国是否还能成为文明民族和国家？这是问题。

4

文明是人存在的必须形式，与生俱在。如衣室，人需要安全和保护；人如共生，即需道义和规则，需诚信，需要礼仪和荣誉；人面对时宙、死亡，也必有惊恐、孤寂、发问，于是有宗教、有哲学、有美；等等。

文明是生命之求。毛后，从民主墙到寻根、到河殇，到八九，这些是摧毁之后，人们重新寻找良知寻找文明的努力。如果人不灭绝，他们对文明的要求和寻找就不会停止。光孕于黑暗之底，但也必升过黑暗。章先生说：“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就是穿越地狱之后的证词。

我们需要重视法轮功现象，这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事，既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危机——黎民百姓的绝望，也体现了百姓对文明的要求和渴望。文明的第一束光总是宗教性的。我们可以不赞同法轮功的教义，但他们企向文明，其信徒舍生忘死对信仰的追求，则需敬意。但要指出，宗教非理性，总是危险的，成熟的宗教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现代社会的宗教更需要理性的平衡。中国历史上，乱世末世常有大规模的民间宗教发生，因为百姓没了指望。

历经灾祸，中国需要的不是成为什么“大国”，而是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好国家。有法律、有公正、有自由；民众安居乐业，孩子能上学，病了看得起；宽容有序，励进助弱；人们不仇恨、不撒谎，而敬天敬人敬业，诚信勤勉，自尊尽责，尚和平重文化爱环境；教育、科学、艺术繁荣兴盛。中国需要归复文明，大至宪政，小至日常道德礼仪。中国破坏得太久了，已一个半世纪多，起起伏伏，中国需要走向文明之建设。

5

在文明恢复中，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责任。知识者源于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承继文明、看守文明。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的士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责任，这支传统直到1949才折断。中国当代文明被摧毁的命运，和知识阶级被摧残的命运是一致的。中国知识者只有在恢复文明，担负责任中，才能恢复自身，恢复其人格与尊严。

章先生说“不！”这是中国知识者归复文明的又一次努力。我们需要由维护个人权利、人格和尊严开始，由维护我们的精神、思考、言论和职责开始。敬业独立，抵制权力的专横与奴役。知识者遵循的是真理、是知识、是道、是业，而非权；只有走出权力的控制和恐惧的阴影，我们才能真正履行“知识”的职责。

枪杆子、笔杆子是极权统治的两手，这也说明没有知识者的介入，极权就不能实现。故此，他们清洗摧残知识阶级，将他们“改造”为奴役的工具。知识人在人格上和精神上都被征服了，唯有低头认罪，立功赎过。这是一部悲惨而耻辱的历史。毛后，知识人开始反省，寻找丢失的良知，而毛的阴魂依旧作祟，于是有取缔民主墙、有清污、有反自由化，更有“六.四”大屠杀。后一场血，让知识人再次伏地，不仅认错，还要拥护。90年代后，打和吓之外，又有了赎买，欢迎知识人入统治阶层。知识人由工具升为同伙，反省也就转为犬儒。巴金老人八十年代，尚说真话，倡建文革纪念馆，但对六.四却一言不发（我们不苛求老人家，仅是以之为例）。《黄土地》《霸王别姬》也衍化到《英雄》、《无极》。

章先生一个简短的声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耐人寻味。其呼应了中国知识人的三重心理：良知、耻辱和恐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受最大伤害，是权力蛮横带来的心理恐惧，弓杯蛇影，风声鹤唳。恐惧覆盖生命，遮蔽了良知，人格怯懦卑琐。读书人屈从权力是耻，这种耻辱，中国知识人已经郁积了几十年，至今依然。人们不说，但心里明白。但他们毕竟有良知，明白就是良知。章先生说自己：“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 但她有是非，有善恶，有美丑，她记述了真实的人物，善良、优美、命运悲惨。她的这个角色，必然与颠倒是非、弃善从恶、以丑为美的独裁权力相冲突。她以个人对权力的压迫说：不！于是，人们看到人是有尊严的，恐惧是可以驱散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应该捍卫的。章先生呼唤了大多数消沉的知识者。

这该是个转折，结束权力奴役知识和知识者的历史。知识阶级该走出对权力的恐惧，对他们说：不！走向独立，走向真理、道义和知识。应该说，这是走回文明的一步。

6

我们的理想与其说是向前的，不如说是向后的。文明的基础是经验，是传统，舍此就走向虚妄，一个多世纪中国深受其苦，虚妄是近代灾难的因源之一。任何一个词语，引到绝对，离开经验的依托和具体性，离开对个体生命的敬重和关切，都会成为虚妄，也都是危险的。

今天，中国知识者所要归复的传统主要是前面所提的：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传统。其一向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由谭嗣同、范仲淹到孔夫子；另一向是西方的自由精神，科学、民主与博爱。这两种文化在他们个人身上和谐地融汇，身体力行，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体现了这支传统。考察中国近代史，这是一支成功的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道路。概括地说：其是人文的、理性的、经验的、开放融合的、求实的、仁爱的、有序的、责任的、进取的。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批优秀的知识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继承、开掘和发扬。由他们，我们可以延伸到中西两大文明的源泉。这本应是代代相传的事业，但是在大陆铿然中断。今天，我们需要回到那里。恢复、继承，远远比所谓创造更为重要。这里，我要强调，“知识”不屈从权力和利益，同样也不屈从多数和时尚，士的忠是忠于道义、忠于规则、忠于理和知识。

7

当今中国最野蛮的就是权力，恢复文明的主要障碍也是权力，比如《伶人往事》这么一本书也要禁，还说是因人废书。因此，知识者要维护和争取思想的权利、言说的权利、知识的权利，抵制权力的权利。这也就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这是一场文明之战。以上就是章诒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