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丁：前几天，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新出的书。我一看，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却没有单独的定价。问朋友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10个作者自费出书，合起来买了一个书号。所以只有总定价，每本书没有单独定价。

谢：这种事不必见怪。现在不少作家诗人，作品不能直接面对图书市场，又想出书，都选择了这种省钱的办法。10个人合用一个书号。每人分摊的钱，比单独买一个书号便宜得多。

丁：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告别了票证，从计划走向市场。惟有书号，却从无限制变为计划供应。

谢：这种比较不一定合适。粮票、布票的出现，是因为供应的匮乏。而书号的控制，并不是因为某种物资的匮乏。

丁：作为一种管理图书的出版方式，应该说书号是必要的。中国有，外国也有。不管是国际统一书号，还是国内统一书号，都为统计和检索带来了方便。我想讨论的，不是要不要书号，而是行政机关对书号的发放，实行计划生育的利弊。

谢：限制书号，初衷可能是想控制坏书的出版。但事物总有它的副作用，它在控制坏东西的时候，也伤害了好东西。比如它对学术的繁荣就很不利，或者说，它对目前的学风甚至写作习惯都是有影响的。

丁：限制书号的时间并不很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这么做，当时还是鼓励出版社多出书。到了90年代，出版管理部门才对出版社实行书号数量控制。现在，出版界的人都知道，书号的配给数量，通常是按一个出版社所拥有的编辑人数来决定的，一般是，有一个中级以上职称的编辑，每年发5个书号。作为出版社，也就不能不核算，一个书号平均创造多少利润，才能保证全体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谢：控制书号也成了出版主管单位的奖惩机制。他们按出版社的表现，适度调整书号的供给量。管理部门认为表现好的出版社，可以增加书号的供给，认为不好的出版社，则以减少书号为惩罚。这种管理方式，在当今世界各国大概独一无二。

丁：这种制度的形成，就使书号登记从一种正常的管理方式，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有偿的控制出版方式。因为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平衡，书号本身因为稀缺，而变成了价值昂贵的商品。

谢：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社买卖书号，但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以直接或变相的方式在进行交易。利润会使人冒险。这是目前出版界的一种潜规则，它的变换方式非常多，但行内人还是不难看出，哪些书是出版社的本版书，哪些书是买书号出版的。

丁：目前中国的出版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出版社以外，民间有非常发达的出版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商。他们无论从文化素质、管理方式还是资金方面，都具备事实上的出版社的编辑发行能力。只是因为制度不允许他们办出版社，只好以种种变通方式和出版社联系，使自己的出版行为合法化。

谢：由于书号的数量控制，它使天然享有这种出版资源的出版社，失去对市场的创新动力。从理论上说，一个书号的直接管理成本不足人民币100元，但因为它是一种权力配给制度，它有广大的、潜在的买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它有自然形成的价格机制。现在北京那些出版社的书号通常在1.5万元到2万元左右，而地方出版社的价格低一些，通常也在1万元左右。它的价格波动随着控制的强弱而变化。有的出版社，自己不承担市场风险，不组织书稿，甚至不从事编辑、设计和发行，仅仅出售书号，终审把关，居然也能过日子。

丁：现在的情况是，公开讲，没有一家出版社卖书号，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卖书号。前提是政治上不能出事。

谢：书号制度成为一种隐形的公开制度，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概括，就是制度化的行为，受到了制度化的抗拒。

丁：因为有这种制度的存在，社会需求又非常旺盛，所以会导致许多不规范的行为。比如在书号的交易过程中，会有税收流失，还有其他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出现。

谢：这种制度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后果。因为书号本身成为一种稀缺的出版资源，所以它的成本最后都要加在买书的人身上，书价的居高不下，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放开书号，图书定价起码可以降低20％。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惟有图书的消费的人均册数，几乎没有增长。改革开放前每年人均5册，现在还是人均5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书价上涨太快，是重要原因之一。

丁：对学术研究也有负面影响。出版社不再愿意用一个书号出版一本定价很低印数很少的出版物。对学术界来说，因为书号的成本很大，直接影响了学风，现在学者已很少再写小书、小册子或者精粹的论文集，而是一次就来一大本，因为书号的成本太高了。书号配给制度出现前，学者常常会几篇论文就出一本书，这如今已是天方夜谭，大学者都很难再享受这种待遇了。

谢：看来这种制度的缺陷需要反思，从人类对出版物的普遍管理方式观察，我们有可能找出缺点更少的管理制度，以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繁荣出版，繁荣科学、教育和文化。

首发中国青年报

 

一、讯问笔录的非秘密性及不涉及具体办案人原则

在正式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法律顾问山东冠华（青岛）律师事务所的李建强律师打了电话，咨询“公开审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中的讯问笔录，算不算国家秘密？”

建强回答称：“不是。”因此，我就将郭起真太太赵长芹女士送来的郭案全部材料中的十次讯问笔录抽出来，作重点研究。赵女士的资料来源是郭案辩护人之一郭桂萍女士（起真之胞妹）转给的，不存在获得方式不正当的问题。

由于本文是一个案例研究式报告，不针对个人责任追溯，只是为国际人权组织提供一个可靠的报告，借助中国释放改善人权状况意图的机会，使郭起真案获得重审、减轻处罚乃至于释放的机会。对由轮番审讯郭起真的两个小组，代之A、B之称。须说明的是：A组为三人，B组为二人，每一组中都有一个人作记录员。

二、关于“刑讯逼供”的概念界定

按中国现行刑法规定，对刑讯逼供造成严重人身后果的行为人要处以刑事惩处，也就是说偏重于结果追究，而忽视了未造成严重人身后果但对案件公正审理有影响的方面。一句话：讯问笔录的正当性尚未纳入法律检讨视野。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的《法律小辞典》之《刑讯逼供》条目（P543）解释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以肉刑或者变相肉刑迫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供述而获得供词的行为。”

该辞典未对“肉刑”和“变相肉刑”做出界定。根据中国施法实践，针对犯罪嫌疑人（即被讯人）进行的饿、晒、冻、困等行为均视为“变相肉刑”，即有此一种即构成刑讯逼供行为。至于是否造成被讯人身体与精神伤害的明显后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轻微行为”

本质上妨碍了程序的公正性。

以上四种明指行为中，“困”即不让被讯人睡觉是一件较复杂的事件，依据司法实践而言，它基本包括：

1、讯问超过一般劳作时间，即出现“八小时以外”现象；

2、讯问的时间不正常，比如深夜、凌晨，即对人体生物钟有影响的行为；

3、提讯方可以利用“歇人不歇马”的方式，由小组人员轮流对一个特定被讯人进行超时讯问。

4、按照社会劳作标准，一次提讯不应该超过四个小时即“半日工作”。

三、对四天十次讯问进行列表（定量）分析

根据本报告第一部分所指的非秘密、获得方式正当的十次连续讯问材料，研究者根据统计学的方法编制了以下的定量分析表格。它的作用有二：

1、力图用数量特征来复现讯问的宏观场景，以便使用者，得出一个大体印象；

2、为核心部分即定性分析提供准确的数据，这既符合学术规范，也有利于理性地提出相关要求。

涉及五项主要数量指标的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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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与上次　　施讯　更换
（2006-05）　　　　 历　时　间隔　　　人员　频率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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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00～13 07:00　9时15分　──　　　A组　0%　　深夜　　　
13 13:30～13 18:30　5时　　　11时15分　A组　0%　　白天　　　
13 21:00～13 22:00　1时　　　2时30分　 B组　100%　白天　　　
14 2:00～14 2:34　　34分　　 4时　　　 B组　0%　　凌晨　　　
14 10:30～14 12:30　2时　　　7时26分　 A组　100%　白天　　　
14 19:40～14 22:30　2时50分　7时10分　 A组　0%　　晚上至深夜
15 8:30～15 11:20 　2时50分　10时　　　B组　100%　白天　　　
15 18:43～16 0:40 　5时57分　7时23分　 B组　0%　　下午至凌晨
16 15:00～16 16:35　1时35分　14时20分　A组　100%　白天　　　
16 18:30～16 21:29　2时59分　1时55分　 A组　0%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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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即2006年5月12日22时起，到第10次讯问结束即2006年5月16日16时35分，其间为89个小时又25分钟（折合5，365分钟）。郭起真按受讯问的时间总计为34个小时（折合2，040分钟），其综合强度远大八个小时工作制（24：8＝3：1），即为2.63：1.

也就是说，郭案在整体上具有“变相肉刑”特征，符合本报告第二部分第一个分项“讯问超过一般劳作时间，即出现‘八小时以外’现象”之所指。同时，第一次讯问长达九个时又15分钟，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本报告也就有作进一步定性分析的可能。

在细节观察上来论，郭在第一次发生深夜的讯问时确实出现了过度反应，比如他与我（本报告人）关系方面的错误供述。当然，就郭案本身，我的任何表达均未受到来自警方的任何威胁。

郭在第一次讯问将要结束时的“供述”片段如下：

问：你跟泊头的綦彦臣是怎么认识的？

答：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我在网上留过电话，他给我打过，也来过我家二次。

问：你发表的这些文章他都看过吗？

答：我不知道，我没主动给他看过。

事实上，中国国家情报部门对我的电话和网络是一直实行控制（监听）的。他们合法的电话的窃听应当证明另外一种情况，即事实：

其一，郭起真是主动给我打电话的，他感谢我替他鸣不平，并邀请我到沧州去做客。

其二，在真实的通话中，他搞错了。我在正式到他家作客之前，从未替他鸣冤，而是在文章中以石家庄一位叫郭光允的人受迫害为例，指证程维高为政河北的恶劣后果。

其三，“我们在网上认识”之说完全出于紧张，因为我认识郭之前我从来没用过任何一种网络聊天工具。仅仅使用邮箱。

这些细节错误绝对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已经过去八个小时的疲劳型讯问把郭的基本生理反应打乱了，使他陷入了想象状态。

四、基于定量的定性分析

郭起真案的四天十次的讯问，五次是在白天正常时间进行的分别为第二、三、五、七、九次，深夜、凌晨、晚上至深夜的情况则亦为五次即第一、三、六、八、十次。这种毫无规律可言的讯问时间选择，严重地影响郭的人体生物钟活动规律，而对方则是A、B两组轮流制。

比如在五月14日所发生的三次讯问中，B组采取了凌晨提讯方式，A组则继以白天与晚上至深夜。

三天十次的密集讯问本身就“车轮战”的特征，再加上A、B两组制，很明显地出现了讯问人与被讯人的资源不对等状态。

在十次主讯问中，A组出现六次、B次出现三次。最短的两次提讯间隔分别为一小时又55分钟（第九次与第十次之间）、二小时又30分钟（第二次与第三次之间）；后者还是A、B组交替，即讯问一方人员变动频率为100%.

整个十次讯问中，间隔超过八小时以上的只有三次，分别为第一与二次之间、第六与七次之间、第八与九次之间。

再看一下按日期分布的讯问强度，“变相肉刑”的特征就更加明显：

1、5月12日，一次，合计九个小时又15分钟；

2、5月13日，二次，合计六个小时；

3、5月14日，三次，合计六个小时又24分钟；

4、5月15日，二次，合计八小时又47分钟；

5、5月16日，二次，合计四小时又34分钟。

律师李建强与我本人均可证明，郭起真在法院出庭时，精神出现狂躁状态，完全推翻了最初应允的律师设计的庭审策略──软化态度，争取和解。

一个四天被提讯十次、精神已经受到严重损伤的人，能够在法庭上正确表达吗？

同时，这也给公诉（检察）机关提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对讯问密度及强度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显然是失去了审判监督的意义。

五、希望我国慎重对待郭起真案件

在此报告的研究过程中，我高兴地看到中共司法首长罗干先生的讲话，他认为司法思维转化即更加人性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前，中国政府也对著名异议人刘晓波先生采取了“进一步放松环境”

的措施，得到了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善意回应。

本报告依据郭起真案件的基本材料研制而成。更希望能与中国政府进行坦诚接触的人权组织，促使郭起真案得到公正的对侍，乃至于释放（赦免）郭起真本人。

（2007年2月2于中国河北泊头）

－－民主论坛

 

当下中国，一个吊诡的现实是，一边是官方不断灌输的稳定论，一边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危机感。促成这种危机感的因素非常多，社会变迁，未来不确定，购买”安全”的支付能力不足，体制僵化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这种危机感，也是关注公共事务的民间学人比较聚焦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的笔下，这种危机感就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危机理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是多重危机并发的复合危机。 在这些危机论中，论者大多也分析了造成这种种危机的制度性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变革诉求。因此，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大多包含着作者们通过敲响警钟，寄希望当政者因势利导，执意体制改革，化解危机的良苦用心。然而现实又是另人失望的，当政者迄今为止并没有回应民间智慧关于制度变革的压力，而只是对危机论采取拿来主义，试图通过强化危机带来的可怕图景来论证当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并反过来打击那些试图从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这就是官方稳定论的全部秘密。

危机论在这里成了一个飞去来器，从民间到体制再回到民间，但是两个过程中引发的后果完全不同，民间通过危机论说服当局变革的意图完全落空，而官方通过危机论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意图则得意实现。一个导致危机的体制无法自我转型为一个解决危机的体制，从长远来看，体制和危机的逆向互动增强，危机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既然危机似乎无法避免，需要追问的是，民间智慧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坚持对基本理念的信心。制度演进的方向，宪政民主的正当性并不因为潜在的危机而打折扣。无论如何，因为危机的可能，就放弃本来的立场，加入那些威权主义的浅薄的大合唱，那真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其次，必须合理化对危机的讨论。分析和评估各种危机论本身的论据和推理逻辑，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耸人听闻的内容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那超出了本文的必要）。 民间论者对危机的阐述和解释必须克制功利性冲动。当下中国，危机论激发的责任意识和现实的无力感往往是言说者焦虑的来源。这种焦虑心态可能会引发两种后果，一是通过对危机论的渲染，甚至有意识的扩大危机论来试图恐吓掌权者进行某种变革，这种意图低估了他们的智慧，又高估了他们的责任伦理。在党国框架下，少的是有担当的政治家，多的是过把瘾就死的政客。另外一种后果是危机论大背景下的知识界的犬儒化，或者麻木，或者无端保守，忽视社会的变化，忽视社会自发生长出来的力量，漠视民间力量的崛起对于危机的化解作用和对社会变迁的引领作用，在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最需要知识界的支持和投入的时候，很多论者却扯起了批判激进主义的大旗。

再次，必须对危机引发的社会后果有一个理性的评估。危机无疑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经济发展成果消失，市场萧条，民生艰难，社会冲突加剧，政治机器失灵，甚至引发国家分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苏东变革，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最近的阿根廷金融风暴都以部分或者全部的展示了危机的可怕的一面。但是危机并不是世界末日，（外星人来袭，地球灭亡那种危机显然并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上述这些经历过各种危机的国家也都挺过来了——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如今的独联体国家显然以更积极的姿态生存并发展着。那种对危机后果不加区别，在理念层面把危机风险绝对化的论者有必要对照现实，反省对危机后果的认识。当然，也许有论者会指出，中国即将经历的危机将是独特的，是他国经验所无法参照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危机够独特了吧？ 在市场化改革20多年，极权主义后退，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今天，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推动比文革更大的灾难呢？ 潜在危机再可怕，它的杀伤力也已是今非夕比，而今日中国抗风险，抗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

危机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复杂的，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可以是大相径庭的。比如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不同资产结构的人就有很大的差异。危机引发的政治重组更是如此，对原来大权独揽者是从天堂到地狱的旅程，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却可能是权利和尊严恢复的过程。让我们看看危机之后的社会变化。苏东变革使得几亿人脱离了极权主义的奴役，使得民主制度基本确立。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威权政府倒塌，权贵资本主义制度让位； 以印尼为例，统治30多年的苏哈托个人独裁体制崩溃，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10年之后回头看，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正以更健康的态势在发展。

其实，汉语里的危机本来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当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危险的到来，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需要抓住的是机遇。危机的爆发也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强制清空机制，如何借助于这种强制性清空机制，开拓新制度成长的空间，将是比简单的化解——实质是推迟——危机更为重要的挑战。如果在化解潜在危机的问题上民间智慧并没有太多着力的空间，那么在危机之后民间的搏翌能力将不容质疑，通过危机到来之前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锁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将是民间智慧历史性的责任。

－－博讯

 

向来主张封杀敏感书籍的新闻出版总署终于在邬书林宣布对新近出版的八部书的禁令后迎来了舆论的持续棒喝。胡锦涛在就任中共新一代掌门人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虽然中国社会仍然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但这种提法和之前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空洞思想在相形之下还是有其进步性。从寻常百姓的街谈巷议来看，胡锦涛虽然难以成就空前绝后的政治地位，但在口碑上比起江泽民还是要好得多，至少没有诸如江泽民那样的绯闻。江泽民因为“6.4”而登上中国的政坛巅峰，江泽民时代对言论自由的遏制除了有他自身的原因之外，也不乏他对独立意识形态的惧怕。在江泽民时代，同样有良心知识分子撰写敏感书籍，但能够获准出版的却是凤毛麟角。

 

胡锦涛和温家宝作为中共新一届核心领导人登台之后，因为非典时期的舆论开放和对孙志刚事件的良好回应，外界曾把胡温的领导美其名曰“胡温新政”。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印象，一些文化机构才敢于在先前的舆论禁区边跃跃欲试。《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在2004年的横空出世着实让中国的文化人感受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但是，即使胡温有开放舆论的想法，但之前已经盘根错节的中共保守派势力依然在中国的政坛占主导地位，文化界更是为保守派所控制。一些书出而又禁可以说是对中共政治格局的一个很好反映，就算胡温对禁书事件不满，也不会轻易出来主持公道，因为一旦得罪党内的保守派，其施政阻力便可想而知。

 

就在前不久，央视播出了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共准备进行政治改革的信号，而紧接着的便是胡锦涛的文胆俞可平在《学习时报》上大力宣扬“民主是个好东西”，此两件事在网络以及海外媒体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关注热潮。虽然中共在其执政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谎言，它们的舆论宣传和实际行动往往相去天壤，但有这些举动的出现毕竟比没有的好，最起码可以说明中共党内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一种超越以往的理想，而政治改革的实施必须建立在观念的革新基础之上。当然，略微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不会因为这些出乎意料的现象而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抱太大的希望，人们更愿意把这些现象解读为胡温为寻求民意支持来剔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考验国家领导人是否真的有政治改革和开放舆论的诚意，现实也许是最好的试金石。刚刚进入新的一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就凭借自己所特有的权力将八部书籍打入了禁书行列。虽然宪法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但中国的新闻出版主管机构要叫停哪一本书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即使是胡乱封杀，也不会遭致国内舆论以及当事人的谴责。或许正因为如此，邬书林这样的无耻之徒才有了为所欲为的胆量。非常不幸的是，邬书林此次的禁书举动并不如以往那般顺利，在得知自己的书被禁以后，作家章诒和女士终于忍无可忍地发出了一声怒吼，紧接着是著名戏剧家沙叶新以及不计其数网络人士的声援。在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之后，邬书林又托人给章诒和女士带话，称此事是一场“误会”、“我没有点你的名”。对于邬书林私下的这一举动，章诒和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即使邬书林表明自己“红道、黑道都有人”，章诒和女士还是毫无惧色。

 

从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上面有关邬书林的个人简历来看，他才50出头，1976年11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工厂做过工人，后来又就读于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在1982至2001年间，他便由中宣部出版局一个干事逐渐升为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在1986至1989年，经过中央党校的镀金培训，他又再升一级，2001年成为中宣部副秘书长兼改革办主任。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同属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机构，2004年10月，邬书林始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在出版界可谓大名鼎鼎、大权在握。中共的官场向来是逆淘汰，越是为民请命的好官越是做不长久，而诸如邬书林这样的文化刽子手则可以步步高升。

 

今年距离中共当年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刚好50周年，在反右运动之前，一代暴君毛泽东曾在文艺界大力提倡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当时的知识分子无不为此欢欣鼓舞，并梦想着中国民主春天的到来。然而，令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的大鸣大放竟然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吸引着不计其数的人成为右派分子，遭受残酷的迫害。章诒和女士的父亲章伯钧在反右时期曾被打成最大的右派，章诒和女士在当时自然也受到牵连，父亲的不幸遭遇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她也快日薄西山的今天，用写书的方式来记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更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因为这种家庭背景，她的书屡屡遭遇被禁的厄运，不能不说是对所谓“和谐社会”的有力诠释，在反右50周年的今天，她的这种不幸也许更具有讽刺意义。

 

就在前不久举行的文联和作协代表大会后，中国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文艺界人士谈心时再次提出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作为国务院下属的新闻出版总署，不可能不知道温家宝的那次谈话，邬书林竟然敢于公开地禁书，可以说是扇了温家宝总理一个响亮的耳光，如今此事仍在继续发酵，就连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著名作家钱钢、学者刘苏里也纷纷挺身而出，对章诒和表示支持，并且强烈要求当局保障公民的出版权利。此时此刻，温家宝应该出来对此事作出表示，否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的那次谈话看成是和50年前相似的一种引蛇出洞策略。

 

（2007年2月4日）

－－民主论坛

 

国际笔会二○○七年亚太地区会议近日在香港举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笔会组织参与了这次活动。除了文学作品的交流赏析之外，也有与会者就近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禁书事件发表他的看法。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国际笔会二○○七年亚太地区会议星期五在香港揭幕，来自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参与了该次盛会。星期六晚上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场文学作品的朗诵会，参与者包括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台湾诗人余光中，及韩国诗人小说家兼诗人等等。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x{2022}格鲁沙在致辞时特别提到，大陆新闻工作者昝爱宗原本打算参加该次会议，但他却在上星期五出境罗湖关卡时被限制，以致无法顺利来港。

会议一开始，首先由今年八十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分别用中英文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其中一首是他写于1971年的〈民歌〉：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在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　也听见 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Ａ型到Ｏ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 之后是现旅居英国伦敦的中国蒙胧诗人杨炼的朗诵

这是我在纽约时写的，是最黑暗的时期。回家的路断了。天安门只是一个事件，但是那时很残酷的。

森林里的暴力纠缠的被扭断的脖子上 天空竖起翻领 口号还在冒烟 天空已开始吃肉树林低下头 而天空远远地笑 木桩堆着天空忘记了。

这是你每天看见的暴力 群居的绿色的脚 一阵死寂又一阵死寂地 走向死后听到天空满意地在背后填土 雷雨把你变成一块湿漉漉的案板 刀剁在腰上多么 …

另一位与会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就近日大陆新闻出版总署「封杀」作家著作事件表态，批评当局的行为，他认为，当局作法是给总理温家宝脸上抹黑，「帮倒忙」：

“他们说没禁书我也欢迎，因为毕竟知道禁书是不对的。该次的转变除了文化界网民们的积极抗争之外，很可能与温家宝的态度有关。”沙叶新相信，温家宝总理提倡作家要讲真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代表了中共高层健康力量的共识，但这种来自高层的愿望，却被下边的官员所扭曲。他说，大陆「查封」事件遭海内外舆论强烈谴责后，新闻出版总署不得不公开出来响应，虽然所说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当局与民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反映了在当局内部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健康力量。

该次会议一连四天，除了文学作品的交流和赏析之外，也包括探讨文学作品的自我审查和政治审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写心中所想，作历史见证”：

国际笔会呼吁中国的言论自由

[香港2005年2月5日] 上周末，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十多个其它国家的作家在香港历史性聚会，举行了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启动了关于文学和自由表达的对话。然而，会议却因20多位中国大陆作家的缺席而受损，中国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前来或拒发来港通行证。其中，一位作家秦耕的通行证被收缴，而另两位早已获得通行证的作家昝爱宗和赵达功则在上周末先后在边界被阻止出境。

在文学、流亡作家、妇女作家、言论审查、文学翻译、网络出版、版权、及笔会策略规划等专题会议讲台上留下的那些空椅子，使120多位与会者想起他们那些失踪的同事。不过，仍有15位中国大陆作家得以与会。

中国政府这些行动突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公民的言论自由及交流自由，然而相关的保障却遭到中国政府行为的挑战，遭到最近禁止八本书的挑战。禁书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章诒和的作品，她本已受邀在会议上讲演，但却未能出席。

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格鲁沙说︰“国际笔会外共有九个分会代表中国、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作家，对中文作家和中文文学高度重视，但中国大陆作家在自由写作、自由旅行及自由结社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则让我们深切关注。”

这次会议还有来自日本、韩国、越南、尼泊尔、菲律宾以及欧洲、美国和澳洲的作家。国际笔会在会议上勾画了在亚太地区的工作规划，表达了在这整个地区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期望。

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表示，“举办这次会议，部分在于宏扬中文文学，部分在于建立我们各笔会之间的对话。作家们理解到，他们的社会要繁荣兴旺，就必须自由交换思想，作家必须能够自由发言、自由写作及自由出版。”

会议中多位演讲者都曾入狱，曾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要个案，包括著名韩国诗人高银和中国记者高瑜。会议组织者之一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表示︰“他们对作家在争取自由中的作用有亲身体会，也知道国际笔会所予以的支持。”

悉尼笔会前会长周思 说︰“笔会是社会沟通的桥梁；是开辟的锲子。”

一位未能与会的中国大陆作家在发给大会的信中写道︰“我什么都已不再怕，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属于我们自己。要指出丑陋与不公，我们就必须呐喊，可是当我们吶喊的时候，我们的喉咙已被割断。”

另一位不能出席会议的作家写道︰“我们乐意烧掉泥土中旧物，使之能发出新芽。”

“作家团结起来维护言论自由和自由表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写心中所想，作历史见证。”曾陷狱10年、目前流亡海外的作家齐家贞说道。

国际笔会在全世界101国家有144个分会，目前致力维护全球800多名因写作而受到威胁的作家，其中有33位是在中国大陆的系狱作家。国际笔会创建于1921年，是全世界作家的组织，致力于促进文学、维护言论自由，并建立一个作家的家园。

查询详细数据请联络 夏安（Anne Summers），电话： 9038 4544（只适用于2月5日）。2月5日后请联络卡罗琳˙麦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电话︰+44-207-405-0338 电邮︰[email protected]

国际笔会网址： 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网址： www.chinesepen.org

 

作者：王怡

ISBN号：754261754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页数/字数：251/300000

开本：635X940 16开

装帧：平装本

作者笔下的杂文，可谓当今杂文中之另类。之所以是另类，不只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兴趣很广，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用民间的活语言，杜绝一副天真的学生腔；而且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

不必担忧，未曾经历“文革”苦难的下两代人会不会真的成为糖水里泡大、思想和生活上都很幼稚的无为之人，或者如今日一些对于极左政治毫无切肤之痛的“愤青”们，重新燃起仇恨外部世界的烈火，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高调，甚至以玩世不恭的犬儒态度谈论正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神圣的字眼，把在这些问题上的是非界限抹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些人则把“愤青”的角色一直扮演到国际舞台上，以红卫兵的姿态到外国的名牌大学去留学，对世界文明的基本要素毫无兴趣，而只是以嘲笑哈佛和牛津，嘲笑哈耶克、波普和罗尔斯为己任，骨子里显出一种无可救药的浅薄。读了本杂文，至少可以部分打消这种顾虑，知道年轻一代中不仅有负责任的思想者，而且有踏踏实实的改革者和行动者，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他们自己开拓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

作者简介：

王怡，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现在成都大学执教。在网上先后主持关天茶舍、世纪沙龙、宪政论衡等在中文网络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学术论坛。近年来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世纪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论文或开设专栏。出版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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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社会而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实在值得一再回望，此中的百年，价值观念冲突之激烈，社会阶层变化之动荡，几可谓前所未见，梁启超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论，至于对今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之深刻，称之为空前绝后似有夸张之嫌，但毫无疑问，给现今中国任何一代所存留的记忆与影响，又分明是最为直接与明显的。

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敏感毫无疑问又是最为强烈的，一方面，他们面对中国因落后而遭受到外来文明欺凌的现实愤慨不已，另一方面，又为未能去除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诸多弊端而感动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百年中，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从民国政府再到抗日战争，从1949年到“文革”浩劫，他们随大时代变迁而上下沉浮，他们悲喜交加的人生阅历，或许正可以视为百年风云变幻的丰富注脚。由是言之，记取他们的记忆，其实也正是丰富我们对于这近百年变革的理解的最生动、最直接、最可信赖的方式。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媒体会责任感十足又饶有趣味地在做口述历史，而观众与读者也始终对这一类的文字与节目保持着相当的热情。

作为南方都市报副刊版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化大家访谈以每周一期、每期两至三个版的频率刊出对一位国内文化名家的专题访谈，在国内文化界备受瞩目。以一家报纸之力，而能有如此宽广的视角，如此大篇幅的关注，如此持久的热情，如此高强度的付出，在当今国内媒体中实属难能可贵，其背后不仅意味着采编者的艰辛与努力，更彰显出中国媒体在正视历史、反省历史时所具备的一种冷静意识与可贵精神。在竞争激烈、拜金主义横行的今天，媒体要在这种大环境中做出近乎没有利益回报的努力，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与付出。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广州到北京、长沙，从上海到香港，大家访谈选取了多位或知名或还并不广为人知的文化学者，以他们个性鲜明的个人叙述方式，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娓娓道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真实地还原历史。在过往的几十年中，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治学著文的执着，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人生回望，让我们这些聆听者唏嘘不已。已经刊出的这些文化大家名录，也许未必涵盖了国内所有称得上大家的文化学者，但以一家媒体之力在为此做出的努力，我们如何可以等闲视之？

文化大家访谈系列终以《最后的文化贵族》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辑，无论从文化留存的角度，还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都是一本足以让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者产生敬意的书。

岁月磨练即人生智慧

在书的封页上，编者写道：“他们平均年龄85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读者有此疑问似是必然：年长者即可称大家？大家只能存在于这些年长者中吗？

事实上，在大家系列访谈的策划之初，选取的访谈者大致确定在80岁以上。之所以选取这个年龄段，不仅是考虑到要尽早为这些尚健在的文化大家们“抢救性”地做一份他们个人的口述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大时代变局残留的痕迹，正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被淡忘，对于至今仍存留在老一代文化长者中的鲜活记忆，我们有什么理由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年龄上的定格并非尊老使然，更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甚至是系列访谈的一个初衷。在选取的这些文化大家中，他们的生活与治学经历，恰好跨越了20世纪最为动荡的岁月：他们感受过30年代中的混乱、抗战时期的激昂、解放战争时期的迷惘，而1949年之后，他们又大多在反右的浪潮中起起伏伏，在“文革”十年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20世纪中，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在逐渐崩溃，而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潮水般被引入，两种文明的纠缠环绕、对立融合，客观上来说，对生活在这个世纪的每一个人都产生出或大或小的影响。于这些文化大家亦然，这也使得他们呈现出既不同于20世纪前苦读四书五经的儒生形象、也与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们迥然不同的面目。

与其说年龄让我们对他们进行仰视，不如说是岁月磨练给予了他们的人生以足够的分量——这不也是给我们后代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这些可亲可敬的文化大家们，在他们的耄耋之年的叙说中，我们不妨理解成是他们向我们年青一代讲述生活智慧，也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传承。阅读他们的口述历史，其实也是在读一本生动有趣的历史图本。

在大时代中起起伏伏

在《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一辑选取的16位文化大家中，可谓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有的是留洋后回国，如周有光、杨宪益；有的一生只陶然于某一城，如王世襄、钟叔河；有的辗转流离从大陆而香港，如罗孚；有的一生只钟情一事，如周汝昌；有的则生活丰富多彩，如黄苗子与郁风；有的开朗幽默，如黄永玉、丁聪、王钟翰、沈昌文、朱健；有的则性情沉稳，如文洁若、陈之藩、郑敏、彭燕郊……

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数十年间，是这一批文化大家们成长与生命力最充沛的主要时期，正好也对应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期，不论性情如何的不同，不论他们是主动或被动，受时代的影响则是他们这一代共同的表征。他们都运行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道上，有相逢又有擦肩而过，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标杆去衡量，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变迁，与彼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风流人物有着密切关联，从他们的阅历中，我们得以获得更宽广的文化视野，领略到更多与他们交往过的学者们的人格风范。

周有光在上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是因为当时“左”倾的思潮影响非常大，最初因为想跟随河上肇学经济从东京大学转到西京大学，回国之后一度出任经济学教授，最终却又在领导的坚持下“改行”到他业余的语言学和文字学，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制定者及执行者，后半生终以此为业。

颇有风流名士风范的黄永玉，坦承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

而钟叔河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湖南士人所特有的“霸蛮气”，大概很多人想不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幼年时期偶然读到周作人的文章，这为他1979年复出后竭尽全力并且算是大胆地推出周作人系列作品埋下了伏笔……

片言只字道尽人生百味

比宏大的时代背景更加饶有趣味的是，这些文化大家们没有过多地渲染各自专业中的术语或成就，而是在叙说之中不经意间说出的小故事小插曲，其中不乏一些让我们在阅读之中忍不住报以莞尔一笑的片段。这些片段未必是我们需要投入精力去关注的重点，却是撩开他们丰富人生的帷幕一角，也无碍读者更真切地感受他们的亲和力。

也许可以说，文化大家们所经历的年代，风云际会变幻无常，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同样的悲辛交集难以言说。周有光在回顾自己生涯时提及当年，说“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王世襄一生爱好无数，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等均有深厚造诣，但面对提问者，他只讲“鸽子”，因为“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这又是对传统文化怎样的一种留恋与喟叹？

《最后的文化贵族》，南方都市报编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定价：19.80元

 

去年在“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晚餐席上，散文家王充闾问了黄裳先生：散文能不能虚构？黄先生抿了半天嘴，不知如何回答。我在一旁就直接问黄先生：“那么你的散文中有没有虚构？”黄先生说：“难免。”

董桥先生羡慕小说家能够“遨游在虚构的时空里操纵虚构的哀乐”，可偏偏像毛姆这样写虚构故事的高手，在得到一些好素材后，却不愿多转几个弯，把那些素材来一番伪装。他在新加坡时住过的那家叫范·怀克的旅社，到了小说中只改了一个音，成了范·戴克旅社，而且他还很坦率地表白，这个故事是如何一字不漏地听来的，当然这也可视为一种小说笔法。但他把听来的故事，不管是否涉及别人的隐私，通通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的小说中，这是确实的，那些曾经对他友好相待推心置腹的主人、朋友，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尽管董桥先生说自己“顶多只能以虚笔烘托实情，以实笔敷设虚境”，但是我读他前几年的那本《从前》，一直没有当它是散文，而是当作毛姆式的短篇小说来读的。华盛顿·欧文在他的小说集《旅客奇谈》的“致读者”中说，“对于自己所说的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以相信，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以前有个画家，别人责备他画的人物肖像与真人不像，他回答说，几百年后，谁还在乎像不像。或者如《扬州画舫录》中说到的一位画家，为某大户人家的宠姬画肖像，改了七八次，自己以为已经惟妙惟肖了，那位宠姬仍说不像。后来他干脆不照着人画，放手画了一个绝色女子，那位宠姬笑着说，这次像了，“君真解人也！”

 

《纽约书评》一直以来都只有两位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特。西尔弗斯。他们的拍档犹如一对夫妻，被称作美国知识分子的爸妈。去年，爱泼斯坦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西尔弗斯遂成为“鳏夫”。西尔弗斯也年届七十六岁，该杂志的读者和作者未免忧心忡忡。要找一个拍档可不容易，因为爱泼斯坦和西尔弗斯乃是天作之合：他们虽是两个人，却能够合成一个清晰而独立的声音。

《纽约书评》的创办，现已成为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即使你已听过，相信你还想再听一次。最近《纽约杂志》刊登詹姆斯。阿特拉斯一篇谈《纽约书评》的长文，我恭听之余，岂能不拿来与大家分享。话说一九六三年《纽约时报》工人罢工，《纽约时报书评》停顿。蓝登书屋编辑贾森。爱泼斯坦和妻子芭芭拉与他们的邻居、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和妻子伊丽莎伯。哈德威克一起吃饭。他们谈起罢工的事，洛厄尔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近来真安静，太好了，我们不必读《纽约时报书评》。”贾森插嘴说，不如我们自己办个杂志。洛厄尔夫妇笑说，这倒蛮有意思。但贾森却来真的。

这位贾森。爱泼斯坦乃出版界奇才。他除了发明《纽约书评》外，还在担任双日出版社编辑时，发明优质平装本，那时他才二十五岁。他认为存在着一个既非精装本也非平装本的图书市场，简言之，既不是高眉也不是低眉，而是中高眉，也即适合新兴中上阶层读者的版本，既便宜又优雅。这种原装本（trade　paperback）是指其版式和开本与精装本一样，但不用硬皮。这便是著名的“锚丛书”，首批作品包括埃蒙德。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贾森还是后来最权威的美国文学丛书“美国文库”的创办人（大陆中译本《爱默森集》、《爱伦。坡集》和《弗罗斯特集》等，即属于该丛书）。

就在“笑说”办刊的第二天，贾森便打电话给西尔弗斯，要他来当编辑。西尔弗斯是一位博览群书者，十七岁即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曾当过重量级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编辑，后来到纽约，担任《哈泼氏》杂志编辑。他亦有同一个想法，他认为需要一本书评杂志，尽管一般人都认为办不下去。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这里还必须提到，西尔弗斯担任《哈泼氏》编辑时，曾约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一篇长文，叫做《书评的衰落》，该文引起轩然大波，就连《哈泼氏》老板也写信来抗议。哈德威克的文章猛烈抨击当时的书评沉闷乏味，当然包括《纽约时报书评》。她说：“通融的书评人、温和而肤浅的评论家也许可合理地在地方报纸生存下去，但是，大都会的重要出版物——不寻常的、高难度的、长篇大论的、绝不妥协的，尤其是活泼生动的——应预期可以找到它们的读者。”恐怕就连哈德威克本人也没料到，她这篇檄文，实际上成了《纽约书评》的宣言。丈夫洛厄尔是当时美国诗坛的教父，他写信给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谈起创刊的事时，也说：“我们需要一本至少相信水准和凭直觉就知道何谓精彩的书评刊物。”

也是在那次晚饭的第二天，洛厄尔去银行贷款四千美元，作为创刊资本。芭芭拉和西尔弗斯除了当编辑外，还到处接触出版社，为杂志拉广告，晚上两人则在《哈泼氏》办公室做编辑工作。他们打电话向作家们约稿，要求他们三周内寄来一篇书评。没有稿费。结果是，群英云集。苏珊。桑塔格那篇后来收录于《反对阐释》的有力短文《西蒙娜。薇依》便是发表在创刊号上。创刊号印十万份，旋即销售一空。数周内，编辑部收到一千多封热情的读者来信。后来该刊当然有稿费，而且不低。四年后该刊有盈利，且至今一直有盈利，可以派作者到世界各地采访，寄回长篇报道。

芭芭拉也并非没有来头，她是现时美国诗坛元老约翰。阿什贝利的同学，曾与丈夫贾森一齐在双日出版社任编辑，后来又任职于另一份精英杂志《党派评论》。西尔弗斯以严肃庄重闻名，而芭芭拉则以轻松活泼体贴周到闻名。但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丝不苟，对每篇文章都精雕细琢，常常出五六次校样，有时帮作者修改，有时建议作者修改，结果都是质量大大提高，作者们无不佩服。芭芭拉有时会给作者寄红酒，有时借钱给作者，当然，作者们收得最多的，是不厌其烦的校稿，还有突如其来的新书：“你有没有兴趣写一篇？”

《纽约书评》不只是一本群英云集的杂志，而是自成一个世界。除了有精彩纷呈的深度文章外，还有争论激烈、常常刊登作家联名声援外国作家或就国内外政治局势表态的读者来信栏，有一页一页的出版社广告，甚至，也许更值得细味的，有房地产广告：那些租售的乡间别墅和公寓遍布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由此也可见其读者面之广。

但该刊最大的魅力，是独立精神。西尔弗斯说：“我们对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绝不会犹豫。世界上没有任何基金会、政府或其他势力可以左右我们。”他们倒是左倾的。当然，这是美国的左倾。右倾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看看吧。几年前创办、水准颇高但销路不如《纽约书评》的新保守派杂志《标准周刊》，每个星期日都会派人给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送去三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