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人权关涉人的自由、尊严与福祉。将中国人的人权落在实处远比举办奥运会重要得多。

中国政府为了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特别宣布从今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期限为21个月。尽管这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开放，但是相对于以往对外国记者和新闻媒体严加管制的做法，新政策毕竟是一个进步，因而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为此在《联合早报》上撰文，强调指出：没有信息开放，就没有人权（《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另一件值得称许的事情发生在重庆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去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捕。重庆市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后认定，此为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为此，重庆市委组织部已经免去蓝庆华彭水自治县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其他相关人员正在处理中。由于制度性的原因，中国党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犯法与滥用司法的现象极其普遍，但是象重庆市处理彭水诗案这样自查自纠、自承“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确相当少见。

此外，最高法院回收死刑核准权，最高检察院力推被害人补偿立法也引起社会关注，受到法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好评。

与此同时，有必要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在改善北京奥运的软环境方面尤其是在人权领域，还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和非常大的差距。

新年伊始，透过海外媒体的披露，各地侵犯人权的消息接踵而至：上海公民段惠民去年11月3日到北京上访，被上海驻京办人员截访并施以毒打，身受重伤，随后又被强行送去劳教，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月2日死亡。

元旦假后第一个工作日，《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因报道侵占农民土地维权事件被迫移交工作；四川新闻网记者陈宇因揭露成都市新都区三河场收费站违规收费一事，而被成都警方以涉嫌泄密传唤。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于2006年5月16日被当局秘密审理当场宣判12年有期徒刑后，被监禁于江苏金陵监狱，次月转送南京监狱。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1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杨天水的身体状况很糟糕，面色很不好，看上去非常虚弱，好像有大病一样，精神也不好”。杨天水在狱中被强迫做劳工，做篮球、拖鞋胶底等物品。

1月6日，河南省修武县怀丰乡陈村教会被当地警方袭击，11名基督徒被带离现场接受讯问，至今只释放了2人，仍有9人被拘押。浙江萧山“7.29事件”8名教会领袖一审被判处刑罚。

1月9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与同事共三人到山西大同市浑源县无证开采的黑煤矿进行调查采访时，受到当地一黑煤矿主指使的一伙不明身份暴徒围攻，被欧打成重伤，随后死亡。

1月10日，《六四天网》以“80老母遭拆迁寄放慢性病防治中心”报道了86岁的成都市民杨惠珍因为房屋可能遭暴力拆迁，被儿子寄放慢性病防治中心。目前，拆迁方已修建围墙圈占了杨惠珍、严德荣等遭捣毁的私房。而成都警方居然作出不立案通知书。

《南华早报》披露，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气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与《沧桑》、《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年代怀旧丛书》、《如焉》、《新闻界》等八部文学作品被禁止发行，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同日，曾经对“八九”死难者周国聪获赔案以及是否对中共执政有信心、是否支持中共总书记差额选举产生等诸多焦点问题，在中国大陆成功进行民意调查的中国国情咨询网，被当局再次关闭！

1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作出终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的原判，主要罪名依然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同日，浙江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力虹（张建红）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宁波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审理，法庭上没有任何旁听者，力虹家人前往但被拒绝进入法庭旁听。广州方面则传来了维权人士郭飞雄在预审阶段遭受虐待和威胁的信息。

上海杨浦区法院近日以“损坏宾馆财物”，判处上海访民毛恒凤两年半有期徒刑。《维权网》为此发表的声明认为，该判决是对毛恒凤不断上访、要求政府依法保障她个人及其他上海上访人士的基本人权进行的打击和报复，试图阻止她继续进行维权抗争。

自1月16日起，上海警察把维权律师郑恩宠围困在家中，切断其所有电话。据来自郑恩宠亲属的消息，这次围困是为了阻止他和爱尔兰人权组织成员见面。

1月17日，多次被官方投入精神病院的上海访民刘新娟在北京公安部信访室遭上海警察非法绑架回沪，拘禁于闵行区七宝派出所，1月18日又将其强行关入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即精神病院）。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三山港村民，在看守阻止非法征用的土地开工两周后，1月18日被官方派遣上千名警察及公职人员到场清场，至少有8名村民被抓走，迄今尚有5人被关押。

福建莆田农民维权代表黄维忠先生1月中旬在狱中写的公开信中指出：“司法权控制行政权，使权力不能漫无天际，这是立法意义。但实践却证明：我黄维忠由原告却变成被告，被指控守法者有罪，行政机关的高度介入，把一个无罪之人投进监狱，就这样，法律尊严被公然践踏，但他们却可以高唱：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软着陆、点刹车、和谐社会等，好像中国的发展只要靠口号，靠行政措施，所有的人权被侵犯却都可以不再乎，以法‘制’国而就不进化为以法‘治’国。”

在新闻自由方面，据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评比，中国在一百六十八个国家排名第一百六十三；其观察报告指中国“面对持续的社会不安，政府选择强加新闻管制；媒体被迫自我审查，网际网路遭整肃，且与外国传媒保持距离。”

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1月17日发表《2007年全球自由状况报告》。自由之家今年的报告囊括了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报告在评估各国自由状况时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指标，最好的是一级，最差的是七级。中国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指标上，分别获得了七级和六级的评分，均属于「不自由」之末。整体而言，有如美国国会报告所指出的，“中国人权2005年倒退，2006年持续不进反退，当局且加强控制”。

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奥运举办权，曾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北京奥申委副主席刘敬民曾信誓旦旦地对外界保证：“由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有助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但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除了在改革死刑制度方面有所进步，其它关键领域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却在恶化。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贝凯玲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对记者和互联网用户进行新一轮打压，使政府‘全面新闻自由’的保证成为一句空话。现在的情况与‘奥运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实际宗旨背道而驰。”

据法新社和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导，随着2008年8月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日近，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不久前到北京视察准备工作，他对于中国当局有关奥运会硬体建设及技术层面表示称赞，同时也忧虑世界对中国的恶评，不利北京奥运整体形象。虽然罗格并未细述，中国政府箝制新闻自由、侵害人权的种种作为，加上北京大兴土木导致破坏具历史意义的社区及空气污染，最受国际社会关切。

中国政府既想通过举办奥运会——这一世界体育盛会来扬威于世界，却又不想在人权领域取得实质性进步以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甚至于在争得奥运会主办权后言而无信，千方百计要把奥运与人权剥离开。事实上，既然在体育运动世界中，人类有共同的体育准则和价值观，那么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和谐，也同样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上。在经济交往中，中国已经加入WTO，承认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一体化；政治上的人权、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也是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中国政府一贯采取国家机会主义立场，投机取巧，背信弃义，拒斥主流文明，因此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得主余英时先生在《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一书中说得好：“独裁者系抱着‘朕即国家’的理想，故极力压制个人；而民主思想则着重个人的价值，着重个人的人格与尊严，权力不能加以损害，法律不能加以剥夺。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对于个人的价值均有明文保障，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公约》也是着重保障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白宣示：

“兹鉴于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复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企望；

复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抗暴政与压迫，人权须受法律规定之保障。“

联合国大会1977年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决议案》规定：“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并且是互相依存的；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执行、增进和保护，应当给予同等的注意和迫切的考虑；”“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不可剥夺的。”

对照一下国际人权公约，不难看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肆意践踏人权的行径是何等地野蛮，何等地蒙昧，何等地与国际人权法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相悖逆。在人权早已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的今天，所有侵犯人权的恶行都应受到态度鲜明的谴责与抵制。

人权是一个现代公民必须拥有而且不可或缺的权利。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首先是人作为人应当而且必须享有的固有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主要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等；其次，人权还应该涵盖人要维持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所应保障的基本权利，即“社会人权”，如工作、独立工会、住房、健康、休息、环境、儿童教育、妇女平等；最后，人权还应包括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有的政治权利，即“参政权”，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权（含“组党权”），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等。人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如果任由政府和司法当局滥用公权今天侵占一块，明天肢解一块，那么，人权将荡然无存。

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肆意践踏人权的恶劣行径也违背了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是一种典型的毛泽东式的无法无天的暴行。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33条专门增加了一款，作为第3款，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宪法中还明文载有很多关于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七条）为了方便论述，我把上面提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简称为“八大自由”。这“八大自由”都很好，但是在今日中国均属可欲而难求的稀缺品。

上述宪法权利是社会状态下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它的实现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安全。宪法权利界定政府行为边限，赋予政府责任，从而使公众免于不幸，政府不致腐败。对这一权利性质的清晰体认是我们确立政府合目的性运用的理论前提。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家主义传统土壤深厚的国家里，宪法权利的理性基础还可以帮助我们培育警惕公共权力的法治意识。此外，宪法权利依赖司法救济这一事实使我们看到落实纸上宪法为实在权利的艰巨性，及我国存在的制度差距。

人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被书面文件赋予的，而是靠全体公民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争取来的。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说得好：“牺牲一种被侵害的权利是怯懦的行为，人们的这一行为招致耻辱，招致对共同体的最大损害；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

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天天临近，我们不能对普遍存在的公权伤害人权的现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应高举“争取人权”的大旗，为人权而呼吁，为人权而建言，为人权而行动，为人权而斗争。

为此，我对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公开提出如下建议：

1、采取实际措施落实“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施政理念，取缔各种违宪违法、侵犯人权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规章；

2、尽早制订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新闻法》和《出版法》，取消违反宪法原则、扼杀言论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

3、放弃与世界文明主流相对抗的网络管制恶法，切实尊重与保障网民的言论自由；

4、释放因政治原因和信仰原因被判刑的人士，恢复他（她）们的人身自由；

5、落实《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公民迁徙自由，允许因政治原因和信仰原因留滞海外的中国公民返回自己的祖国；

6、少做秀，多做实事。拿出诚意来做几件象样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在事，以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

人权关涉人的自由、尊严与福祉，失去人权是生而为人的最大不幸！因此，将中国人的人权落在实处远比举办一届奥运会重要得多。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落后与不良表现是不争的事实。我希望中国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更希望中国能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认真而不是敷衍地改善自身的人权状况。

2007年元月

 

胡锦涛将于星期二开始对非洲八国进行访问， 给非洲带去了数目可观的投资、援助和商业合同。大家可以这么形容，这是胡锦涛先生从老毛那里继承下来的战术，当年北京进入联合国时此行为帮过大忙。现在又想独断专横行为是否会奏效？中国老百姓有何益处？如此慷慨的援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据媒体，”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将增加一倍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提供 30 亿美元优惠贷款，并免除 33 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在为期12 天的访问期间，胡锦涛将访问喀麦隆、利比里亚、苏丹、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和塞舌尔。这是胡锦涛在不到一年内再度出访非洲。” 不过，这只是胡锦涛去年11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做出承诺的一小部份。北京还”保证要将非洲援助翻一番，提供几十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免关税、建立经贸合作区、培训1 万5 千名人才、派遣青年志愿者和加强教育和医疗合作等。”

一方面，这些慷慨解囊将成为许多独裁政权继续统治广大非洲人民的工具。同时，也为北京巩固独断专横补平了道路，至少那些独裁政权将在国际场合会投票支持北京。另一方面，这又是北京倒退到”勒紧裤带时代”的标志。贫富差距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比如，” 在全中国， 2003年纳入低保的人数已达2246万人，各级财政支出低保资金 151 亿元，人均每月 56 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仅支出 92 亿元。人均每月 34 元人民币。不用我说，各位想一想，人均每月 34 元人民币能维持生活吗？ “（万维读者网 作者 : vicky ）因此，中国老百姓宁愿自己每月拿 34 人民币也想要将非洲援助翻一番 吗？

尽管北京如此慷慨，分析人士却警告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一定会给非洲带来福祉。” 有人问及”非洲是如何看待这位带着源源不断的投资和援助来访的中国领导人”时，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彼得. 德雷珀说，”如果你去问政客，他们的态度很积极；如果你去问赞比亚的工人，他们则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会夺走他们的工作；如果你去问南非的进口商，他们举双手赞成；但是当地的制造商却格外担心。所以说两种意见都有。” 这不仅仅是两种意见的问题，近期在 尼日利亚境内 屡次出现绑架中国工人事件是个信号。

当人们沿着这几起绑架事件去审视时，大家会发现很多需要思考的范围：一，北京投资和开发非洲能源中没有顾及或无视了非洲老百姓的利益，趁机各种势力向无辜的工人采取了极端的行为，锦涛先生如平衡不了非洲各政权和老百姓之间的利益，绑架事件将增而无减的可能。二，那些势力”绑人不杀人”又能说明另一个问题，”绑人换人”的手段最后转移到”钱”字上去了，也就想搜救被绑架的人员不可缺少赎金。可能那些势力早就知道，北京很要面子，众目睽睽之下不会自己的老百姓被绑架而不管，因此，锦涛先生又不得不拔一笔巨款，随时等候处理类似事件。”赎金”又能够进一步地催促绑架，甚至杀害工人等事件将蔓延非洲大陆。

总而言之， 胡锦涛前后勒紧裤带非洲之行，已经刺激了非洲的很多势力，甚至包括黑势力。从表面上看胡锦涛有财源茂盛，滚而不断的气派，正在发展的非洲大地怎么会没有诱惑力呢？尤其是只顾那些政权而无视老百姓的行为激起了各路势力趁机发财的梦，因此，今后中非关系中这些因素如何演变，大家将要拭目以待。

30-01-2007 于印北达萨

 

2007年1月1日，中国教育部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2005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全国教育经费8418.84亿元，比上年增长16.24%，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的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为 5161.08亿元，比上年的4465.86亿元增长15.57%.

教育经费的疑点

这是教育部政务公开的具体表现，也是教育部送给全体公民的一份大礼。在过去的一年，教育部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就在于，公民的教育支出越来越多，而教育收益却越来越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全国大学教育方面的开支不断增加，可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首次就业的基本工资越来越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的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豪华大学越来越普遍，大学腐败现象越来越多，大学教育收支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公开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无疑能平息虚妄的议论，减少各种揣测。但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仍存在许多疑点。譬如，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 5375.94元，比上年的5552.50元下降 3.18%.但考虑到全国高等学校学生增加数额，人们就会发现普通高等学校的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此庞大的普通高校事业经费支出，究竟是如何分配的，每一所公立大学所占比例是多少，具体数额是多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未知数。教育部动辄数亿元的教育追加支出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工程预算，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程序进行分配的，人们不得而知。当然，从形式上来看，教育部在分配各项经费的时候，总是依据相应的规则进行专家论证，并且根据论证的结果，制定分配方案。但由于“专家的遴选实行专家遴选”制度，从而形成了一种封闭型的逻辑循环系统，这样一来，所谓的专家论证事实上就变成了少数人的内定。教育部的许多专项开支，都是通过这种封闭的螺旋程序，进行教育经费分配的。如果不了解这套看似科学，实际上缺乏最起码民主原则的教育经费分配程序，那么，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的教育经费浪费如此严重，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教育领域的问题民怨沸腾。

通俗地说，当前教育领域的问题是，花钱的不负责，负责的不能花钱，真正需要钱的学生和教师，在教育经费的支出方面缺乏任何发言权，在教育官僚体制下，行政主导一切，教师和学生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所以，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祇能反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中教育经费执行情况，而不能反映教育开支中具体的分配情况。现在公众关注的不是教育部能从国家财政中拿多少钱，公众关注的是教育部如何分配国家的财政教育经费。教育部公布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属于典型的避重就轻，根本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

取消教育部

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民主问题。在任何国家教育都是民主的摇篮，而教育本身是最民主的领域。无论是早期的大学自治，还是近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教育统筹制度，都旨在通过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从而实现教育的民主目标。可是，我国近些年来的教育改革，不但没有扩大民主，反而逐渐形成了行政垄断体制，教育部通过掌握经费分配大权，设计了一系列极其荒谬的教育规则。譬如，饱受争议的大学评估就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制度。大学评估应该是大学自治团体在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优胜劣汰的制度，可是在我国却成了彻底的行政督导制度。教育部通过制定大学评估规则，将全国的本科教育变成了毫无特色的刻板教育，大学评估变成了运动会式造假比赛。其实，解决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开放大学牌照，祇要具备一定办学条件，都可以举办各类大学，每一所大学都能同等的享有学位授予权，在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之中，逐渐形成一种大学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逐渐形成自律性公约，并且按照公约相互竞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祇有两项内容，即收集教育信息，提高各大学的透明度；交流信息，促进各大学资源的相互融合。

可是目前教育部这个大家长，包揽一切，通过所谓的重点大学扶持，将国家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少数几所大学中，使这些大学成为腐败的发源地。如果教育部仍然敷衍塞责，甚至通过发言人对公众横加指责，那么，教育部仍然无法赢得公众的好感。

教育系统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国务院行政序列中，应该取消教育部和科技部，成立教育科技统筹委员会，由全国人大每年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确定教育科技统筹委员会的预算经费，教育科技统筹委员会直接对总理负责，定期举行公开会议，确定教育科技发展目标，制定教育科技经费分配方案，防止少数官僚机构挪用挤占教育经费。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尽管在大众化的“霍元甲热”、“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的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后八九一代”的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也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六四后中共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

到1993年，中共的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地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基于六四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银河号事件”、特别是1999年5月8日北京驻南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则作为新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后被废弃了。但是，中共执政后所造就的整个民族的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为巨大的灵魂坟墓，所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统治者本身。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分裂的独裁爱国主义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民意的支持。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共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在事实上，十三亿，谁有资格代表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恰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些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这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甚至连执笔者本人都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 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政权的对美态度，呈现出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之间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的主权外交：用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布什刚刚上台的2000年，一改克林顿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态度，而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一时间使江泽民政权的黄黄不安。但9.11后，美国必须全力投入反恐且需要中共合作，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战争和北韩核危机，尽管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是中共所乐见的，也从内心深处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但中共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了教训，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虽然中美之间的官方关系可以时而紧张时而缓解，但是根本冲突的最后底线则不会变化。就目前而言，谈论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两个层面：制度之争和利益合作。9.11带来中美关系的上升，其动力主要来自相互的利益需要，而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两国之间的制度歧途。换言之，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是最大的独裁恶魔又是最大的经贸市场，既是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又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对9.11后中美关系的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他们在见到美国政要时，最为媚态的表达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而中共之所以在外交上如此“媚美亲美”，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护政权利益。所以，一方面，只要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裁制度，美国决不会放弃推行全球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动出击的人权外交，一定会继续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施压。另一方面，只要中共政权继续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美国也决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贸交往和国际合作，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使支撑高增长的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是最大的、资金是最多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而与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政治上讲，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力，只要美国愿意，就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国际环境，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中共政权一直谋求的安全国际环境。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即便中共对美国的做法满心不高兴，也不能不适当地给美国人面子，因为这涉及到中美之间政治关系的维持，如果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一味强硬，不但政权的国际形象将遭到难以弥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将损害中美关系，其外部的安全系数也就会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共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中共也要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极有可能使台独真的坐大。只要台湾获得美国的真正支持，即便宣布独立，中共也无法打赢台海之战。如此一来，既是国际形象上的巨大耻辱，更无法对国内民意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不仅惧美且媚美，中共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战略，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充当大国领袖的野心。而要成为被国际认可的大国领袖，没有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是不可能的。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著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在中美关系中，中共的韬光养晦之策，尽管多少还具有点国家利益的外观，但实质上仍然是政权利益起着关键作用，中共全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则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的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独裁。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而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由此可见，中共对美国奉行的双面性的韬光养晦策略，不仅是巨大的经贸利益使然，更是政权的安全利益、政客的个人利益和权贵的家族利益使然。由于制度的尖锐对立和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无疑是最令中共生畏的外力，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以目前的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言，无论是经贸利益还是人权、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与美国对抗都将严重损害中共的政权利益，选择与美国对抗就等于选择愚蠢的自杀。所以，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以强硬的姿态与美国对抗，更不会试图充当“多极化”的火车头，而是要继续韬光养晦，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为外交主轴。

 

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雷蒙。艾宏（Raymond Aron）《入戏的观众》一书中，艾宏对3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非理性选择提出批评。当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 引起知识分子警觉：对纳粹反感的同时， 大批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导致整个30年代欧洲知识界形成“集体左转”的气氛。 一时间， 苏俄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图腾。 尽管当时已经出现关于斯大林滥杀无辜的传言， 但大部份知识分子却无动于衷。他们为了反抗一个魔鬼， 不惜与另一个魔鬼结盟， 甚至为此出卖自己的良知。艾宏回忆说， 当时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 比如说Souvarine， 就写过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 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居然被Gallimard出版社拒绝出版。艾宏说：“现在回想起来， 他是最早认清苏联政权的法国人之一。”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30年代死在斯大林恐怖统治之下的人数， 比死在纳粹屠杀中的人还多， 可是那时的欧洲知识分子， 根本不相信像艾宏这样的先知者的警告。在他们的心中， 苏俄的社会理想光芒万丈， 以至遮掩了背后的重重黑幕。当然， 40年以后， 苏联的黑幕逐渐打开， 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受到了冲击。

现在回头看80年前那段思想史令人无限感慨。像艾宏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洞察表像之下的真实， 不被主流的声势影响， 可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无法发挥对社会舆论的导正作用。今天面对所谓的“大国崛起”， 这样的先知者在哪里呢？

－－北京之春

 

一、并非无端的恐惧

因家事，我于2006年6月27日赶回广西北部的全州县。火车在晚点1小时50分后于28日凌晨1点多到达全州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慢慢摇”）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祇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

全州是个有80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10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5人（3个大人，2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坐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都是，都是。”我也感到自己虽所问含糊，但饭店老板似乎已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全州，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全州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8里路。3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1.5元，包车是5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2元一位，包车开价20元。我们坐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10来个2、30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居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2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绷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坐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祇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无钱。

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龙水、大西江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祇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30到50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祇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6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12少”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谢老三”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谢老三”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6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12少”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20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80人砍散，并当场杀伤10余人。事后“12少”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12少”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其实我叔叔也才50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30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我赶忙问：“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她说：“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我问：“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她说：“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或者还能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久违的农民的欢欣。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月29日，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鹅塘里村。该村离县城12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2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他说：“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翻身感今天实在难以找寻了。我曾苦思过那个时代为什么能唤起农民那样的激情与欢欣，原因其一应该是农民劳动力的解放，由捆绑的集体劳动，到自主的劳动，这是一种大的变革。同时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激发出农民生产上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农业科技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种对自己劳动力支配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的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进步是个质的飞跃，就此而言那时候的包产到户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税充其量也是种给农民的减负而已。在这点上，可以瞒天瞒地，但瞒不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民的切身感受是对真假改革最好的诠注。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沈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祇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高楼不断，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的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80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3个还是4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祇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祇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10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都是赌与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3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5、6张到10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天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在全州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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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谁是“少数人”和“一小撮”？

玩弄文字游戏，行使语言暴力，是中共统治的一大法宝。但凡有人批评、谴责、抵制中共，就被中共斥为“少数人”和“一小撮”。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共都打倒、迫害、饿死、监禁、屠杀一批人或者一大批人。

“反右”，至少50多万人被划成“右派”，受尽迫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文革，一亿人遭到迫害，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六四”屠城，中共自己承认：仅在首都市中心，就至少屠杀了300多人；迫害法轮功，中共又制造冤魂数千……

饥饿、迫害、监禁、屠杀，不管受难人数多少，中共都一律称之为“少数人”和“一小撮”。这种睁眼说瞎话，恰恰就是中共统治的厚黑学：每次运动，都孤立和针对一个群体，而牢牢拉住或吓住另一些群体，所谓“杀鸡儆猴”。针对不同群体，中共轮流施展这种“杀鸡儆猴”的伎俩。一批杀完，又轮到另一批。每一批都被孤立地称为“少数人”和“一小撮”。中共独裁统治由此得以维持和苟延。

然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共本身：中共党员7000万，占中国人口不过百分之五；中共军队（加武警）400万，占中国人口不过千分之三。不折不扣的“少数人”和“一小撮”！恰恰是这狡诈和歹毒的“少数人”和“一小撮”，玩弄、愚弄、侮辱、迫害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所师从和效法的俄国共产党，即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在俄语里，就是“少数派”或“少数人”的意思。这等于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承认，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少数人”和“一小撮”。

27.究竟谁反对谁？

至今，中国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常遭中共迫害，轻则下狱，重则致死。有天真的民众道：“你干吗要反对共产党，你不反对它，不就没事了嘛！”

事实上，在报纸、电台、电视、公开场合，共产党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活动，并没有人妨碍他们，更没有人反对他们的这种自由。但是，共产党却反对别人自由地说话，反对别人自由地活动，甚至反对别人思想。

民运人士主张民主，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实施抓捕；宗教信徒供奉上帝，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予以关押；法轮功学员虔诚修炼，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施以迫害；维权人士捍卫自身权益，或为民众辩护，运用的，不过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依然反对他们，故而予以镇压。一句话，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祇要未经共产党指使或同意，而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就将遭到共产党的监控、打击、直至残酷迫害。

显然，并非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反对中共，而是中共反对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祇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信奉的，就是这套恶霸哲学。于是，当民众起而抗争、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时，中共就大呼别人“反对”他们了，甚至于，别人“推翻”他们了。如此地缺乏信心，如此地心虚，祇能证明，中共的统治，不仅非法，而且脆弱。

28.谁是“敌对势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热衷于“阶级斗争”，目的之一，是将自己的种种错失及其后果，都归结于“阶级敌人的破坏”。鉴于此法有效，毛总结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之后的中共，不再提“阶级斗争”，却换上一个新名词：“敌对势力”。目的依然是，将所有矛盾、冲突、及其负面后果，都归结为“敌对势力的破坏”。比如，动辄将一些国内矛盾，硬说成是“外国势力插手”。

鉴于中共执政，并非经由选举，即并非来自民众授权，于是，中共上下，心怀忐忑，坐卧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他们眼里，处处都是“敌对势力”。反对他们的，是“敌对势力”；批评他们的，是“敌对势力”；甚至，向他们建言的，也是“敌对势力”。一句话，凡是危及或触及他们既得利益的，就是“敌对势力”。哪怕有时候，这种“危及或触及”，仅仅出自某些中共当权者的想像。

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中国同胞，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中共划定“敌对势力”，范围越来越广，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以及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于，用中共自订的“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人士”，也被划为“敌对势力”。

可见，正是中共自己，与越来越多的民众为敌，与世界潮流为敌。实际上，靠暴力起家、以独裁为本、开历史倒车的中共，从来就是文明的天敌。中共本身，是全人类的“敌对势力”。

29.谁欺负了中国人？

毛泽东大搞核武器，声称“为的是不让中国人受欺负”。为此，不惜从老百姓口中夺粮，把他们活活饿死。至今，中共穷兵黩武，藉口都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确，近代史上，俄国人、日本人、西方列强等，先后入侵中国。就像所有其他被入侵过的民族一样，被入侵的中华民族，遭到欺凌和欺负。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当这几页耻辱的历史翻过去之后，中国人理当获得自由，扬眉吐气。但1949年之后，被称为“解放”了的中国民众，却面临骤然暴增的饥饿、迫害、凌虐、屠杀、和死亡。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灾难，写在中国人脸上的耻辱，有增无减，而且无数倍地扩大。

华人遍布世界。在欧美等国，旅居当地的华人，以勤奋和成就，赢得尊严，成为当地的社会中流。在亚洲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华人创下的经济和文化奇迹，傲于全球。其中，香港曾长期是殖民地，但香港人的富足与自由，竟为全中国人所羡慕。相比之下，最没有安全感和地位最低下的华人，竟身在中国本土！“文革”、“大饥荒”、“六四”屠城，种种人间惨祸，祇有本土的中国人，才能“领受”。

单说发源于中国的法轮功，成员遍布世界，其学员未曾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唯独在自己的祖国——中国，却受尽驱赶、凌辱、酷刑、和虐杀。华人苦恋的祖国，竟如人间炼狱。谁欺负了中国人？答案不言而喻：那个自称“人民政府”的中共，对同胞的蹂躏和欺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外侮内患的总和。

30.谁羞辱了中国？

每当国际媒体报导中国阴暗面，中共就责之为“说三道四”；每当外国领导人奉劝中共当局善待自己的同胞，中共就责之为“好管闲事”；每当持不同政见者批评共产党，中共就责之为“家丑外扬”……非但如此，中共声言，所有这些，都是“羞辱了中国”。

且不说中共本身不代表中国，祇说在漫长的历史上，但凡中国的荣耀与辉煌，何曾与中共相干？人类记载，代表东方文明的，是孔孟之道；人类记得，影响和照亮世界的，是汉唐文明；人类知道，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干之治”等。至于近代，能给世界留下印象的，也祇有中国人民浴血坚韧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领导、共产党阻扰）。

而中共篡政之后，带给中国的，大多是血腥与屠杀，谎言与欺骗，破坏与毁灭；留给世界的，是黑暗和野蛮，丑闻和闹剧，悲剧和惨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大饥荒，大动乱，大屠杀，大恐怖……

即便今日，在其津津乐道的“经济建设”中，中共给外界塑造的“中国形象”，不过是：经济膨胀下，狂妄自大的暴发户嘴脸；兼污染大国、贪污大国、娼妓大国；而疯狂的穷兵黩武，发指的政治迫害，恶劣的人权记录，更引起全世界的不安。所有负面指标，在中共主政下，无不排名世界第一。一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和最大程度羞辱中国的，恰恰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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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经历多少苦难，伤痕累累的人们追求幸福与美好的信念从来不会断灭；不管极权统治的铁壁令人多么绝望，被羞辱的人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仍然深埋心底……每当新年到来，人们心中压抑的希望，总是和钟声一同敲响，人们被禁锢的期盼，像种子一样又开始暗中生长。21世纪的第七个新年到了，在新年到来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把这第七个新年和我新年的第一个祝福，献给身体被囚禁在监狱的良心犯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我本来是一个不屑礼俗、甚至连中国人的农历春节也会遗忘的人，但手机接受到的每一条短信，反反复复提醒正在忙碌的我：新年到了，人们在互相传递着希望。来自朋友们的祝福，一次又一次使我想到，此刻在中国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因为有罪而是有良心，竟然被囚禁在监狱，隔绝在新年之外，隔绝在远离亲人的黑暗中。他们的亲人，也因此连带受罚，沦为幸福时光的边缘人——在他们的身边，邻居、同事、乡亲们喜气洋洋追踪着时间的脚步，向新的一年匆匆走去，寻找新的希望，而他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却被迫停下脚步，把目光投向无边的黑暗，企图寻找自己亲人的身影。是的，她们不会一同追踪邻人快乐的步伐而去，她们不忍把自己的亲人单独遗弃于绝望的囚室。

我自己曾经庆幸，当我被抓进监狱时，我的母亲已经在100天前离开人世，总算逃过了因儿子坐牢而遭受的折磨，在不久之前，也经历过当警察深夜破门而入时给睡梦中的年幼女儿带来的恐惧。也许是这些经历，使我由己度人，总想到此刻还在监狱的良心囚徒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我始终认为，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专制监狱不是惩罚而是奖赏，不是痛苦而是享受，监狱所能囚禁的也仅仅是他们的肉体而不是灵魂。一个追求自由、捍卫尊严的人，监狱是无法惩罚他们的。监狱唯一能够惩罚的，就是他们的亲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时间是公正的，它要把希望带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就连加勒比海的那个独裁者，也要远隔大洋向亚洲东部的另一个独裁者拜年。一个独裁者在新年前刚被送上绞刑架，地球上剩下的独裁者也知道惺惺相惜。独裁者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也知道互相祝福，何况本身就代表着未来的良心囚徒！是的，在新年，我要把第一个祝福也是唯一的祝福，献给所有良心囚徒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她们是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陈光诚的母亲、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儿子、张林的妻子方草、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和妻子儿女、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力虹的妻子、郑贻春的母亲和妻子、何德普的妻子查建英、黄金秋的母亲和姐姐、陈树庆的妻子、李建平的妻子续辉、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及子女……

作为人类种群中相对脆弱的一半，她们被迫以强者的姿态面对生活；作为无罪者的亲人，她们被迫背负罪人家属的恶名；她们的亲人因为捍卫人的尊严，反而使她们作为人的尊严首先受到极端不公的伤害；她们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自豪，反而丧失普通人的幸福，付出比一个普通母亲和妻子更加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很多强者也有意逃避担当责任的时代，她们以女性单薄的肩膀，为男人担当起社会正义和希望。

赞美应该属于她们，祝福也应该属于她们！但愿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们，包括亲手抓捕、审判、关押她们的亲人的那些执行公务的人们，也能在新年与我一起为她们祈祷，把自己的敬意奉献给她们，也把自己的愧疚和不安向她们公开表达。

（2007-1-1 写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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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真正用血泪写成的书。它激起我的万千感慨，决非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说尽。这里我祇说一点。

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

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象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她们为什么打死卞仲耘

毋庸赘言，红卫兵的暴行是中共长期以来教育与宣传的产物。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更以多种方式对暴力迫害行为给予暗示、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但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杀人，而且，在公开的讲话和文件文章中，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如果你真是对伟大领袖怀抱天真而虔诚的信仰，按理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去打人的；不但你自己不应该去打人，而且你还应该劝阻你的同学去打人，因为打人不符合最高指示，不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无论如何，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人去动手打人呢？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是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但不好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还常常要违心地表示支持甚至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暴力行为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祇是苦于师出无名，同时也是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造次。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藉口并且有了不受惩罚的环境，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红卫兵登上舞台，”他妈的”、”混蛋”一类粗话脏话满天飞。红卫兵不祇是简单地打人，他们还想出种种方式践蹋、侮辱、虐待和折磨受害者，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套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应该说它们并非直接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官方的宣传教育（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好人都是不骂粗话的，坏人才骂粗话。好人惩罚坏人也就是一刀一枪了事，好人不会去折磨虐待坏人，坏人才会去折磨虐待好人。在当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即使出现暴力情景，通常也避免鲜血淋漓与恐怖凄厉的场面。红卫兵的这一套，或许有一部分是来自家教，但更多的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做坏事往往不需要老师，祇要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大大敞开恶念的闸门，各种坏主意鬼点子自然就会蜂拥而至，再加上迅速的互相启发互相模仿，很快就会发展到十分恶劣十分残忍的地步。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倚仗自己的特殊背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里的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所以，是他们而不是别的群体，率先出手打人，甚至打人致死。他们正是要通过此种行为树立起红卫兵的令人恐怖的赫赫威势，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叫”打出红卫兵的威风”.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有名的红色贵族学校。在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文革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侄女、孙女几乎全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可以这么说，谁家住中南海，就有谁家的孩子。当时开家长会，政治局委员能到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也由于长期以来对老干部革命经历的的极力渲染乃至神化，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大都有极其强烈的优越感。特别是在63年64年以后，学校里强调执行所谓阶级路线，干部子女要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上大学和上好大学，更容易入团和当干部乃至入党。在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高干子女谈话，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容的讲话，并为他们专门组织和安排种种活动，这就进一步培养起高干子女的特权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年，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或特权意识主要并不是体现在物质追求上，而是集中在权力欲望上。他们把自己视为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未来的国家掌权者。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以显示和证明他们的无比优越。然而问题是，这些”自来红”们，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文艺体育活动等传统的衡量学生高下的项目中未见出色，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和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等活动以及在学毛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或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等政治表现上也不显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更高明。毕竟，在当年，同学们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革命，显不出谁比谁更革命，所以这些”自来红”们就尤其渴望着在文化革命中作出非常的举动，所以就要有”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就要有比革命还革命的带头打老师打校长。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祇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第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中学生们对她们的校长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而装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更革命，是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在当年，革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和革命性的高低，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表现坚决，看你对敌人的仇恨深不深。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火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火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固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是它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就像作家老鬼在自传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学生们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

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根红苗正的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在那时，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比这句话更恶劣的了。因为按照这句话，过火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不过火反倒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不要无视良心的声音

就在打死卞仲耘的第二天，师大女附中校广播站播出了一篇广播稿。这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们感到有必要作一个交代，作一番辩解。广播稿全文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篇广播稿显然出自红卫兵之手，很短，还不到一百字，文字也很浅显，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却很多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在这篇广播稿里，作者玩弄概念游戏，避重就轻，推卸罪责，蛮不讲理；引用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为同伙鼓气。最值得分析的是最后一句——”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太奇怪了！打死人不算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向外面讲却要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呢？如今，很多人在回顾文革往事时总是说，红卫兵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还一心以为他们做的是好事呢。不对。红卫兵们也许不能十分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坏事，或者说，他们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而这正是恶的最确定不移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一件事”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拿不上台面”（个人隐私属于不同领域故另当别论）时，我们不就是在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是丑恶的吗？人的道德直觉是如此的敏锐，它能穿透任何邪说谬论的迷雾而顽强地发出自己的警示。

文革后，我和不少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派别——讨论文革。我们讨论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讨论了彼此在文革中做过的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也讨论了彼此做过的错误的事和愚蠢的事。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都认为，每一派中都有好人，每一派中也都有坏人。人品的好坏是可以脱离派别的好坏而存在的。这就是宽容与自由难于建立而又终于可以建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些事虽然是错误的恶劣的，但当事人的动机却可以是正确的善良的。由此我们对那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深有所悟；但是我们又都认为，有些错事坏事绝不能用善良的动机来解释，它祇能出自阴暗的心理和邪恶的动机。连行凶打人这种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的行凶打人，就像殴打卞仲耘致死这件事，那些带头打的人，那些把人朝死里打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罪责，他们绝不能用什么”理想主义”、什么”受蒙蔽”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正是通过文革，我们发现了人心中固有的道德直觉或曰良心或良知。人因其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道德感而成其为人。人心中的这种道德感既是显明的，又是暧昧的。一事当前，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是独立发生的，但倘若不和别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它就难以获得清晰，获得确认。当周遭的环境是极端的晦暗封闭，当任何自由而公开的理性交流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好比黑暗中的一丝灯火，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靠，但又是我们在一无倚靠的时候的唯一倚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倾听良心的呼声，决不要做亏心的事。遵循良心，并不能使我们免于犯错，但即便错了也不会错得太远；违背良心则几乎注定会使我们犯错，而且可能错得很远很远。暴君暴政得逞的秘诀是，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大力诱发和释放出人性中潜藏的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首先就要求你无视良心的呼唤。

这应是我们从卞仲耘之死的悲剧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首发北京之春

 

祝贺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香港会议隆重召开!

致笔会07年亚太香港会议

得知这次会议在香港召开，本人十分兴奋。自从04年加入笔会，一直梦想有机会与大家聚首，当面交流、切磋，这次因办理港澳通行证受阻，不能如愿。05年10月公安剥夺了我的出境权，06年5月正式下达了不准出境的”决定书”，理由是：涉嫌妨害社会治安，一个70多岁的人，还有多少体力去妨害治安呢？说穿了只是写了几篇引起当局不满的文章。

不能去香港与朋友相会，当然是一大憾事，希望有幸参会者珍惜机会，通过交流，增加了解，增强活力，促使写作更上一层楼。

在笔会内部，难免有分歧，对此我想应该多些宽容；胡适先生1958年说过”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说他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的感想（注：《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P3）。胡适当时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社会，我们笔会内是有自由的，彼此间应该多包容。

笔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各人的处境、负担、偏好、长短、宗教信仰、风险承受力都会有差异；对待差异应该多包容，多尊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古训，我们应该求同，存异。探讨和批评是允许的，但最好从善意出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相信会议将圆满成功，下次有会我还会争取参加，感谢香港的中文笔会和那些为这次会议提供各种支持的朋友们。

本人06年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已请友人赠送给参会者，恳切盼望指正。

孙文广07.1.31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