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王朔作为代理人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官司29日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王朔拿着10万元现金来到“中视”交钱并与曾经骂过的该公司影视经纪工作室主任武丹丹握手言和。

原告被告握手言和

29日，作家王朔笑嘻嘻地出现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办公室，把法院判决的10万元钱现金和2200元诉讼费交到了该公司影视经纪工作室主任武丹丹手中并且相互友好地拥抱在一起。

据了解，前不久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女艺人王蒙蒙（艺名王子文）因为解约的事被该公司影视经纪工作室主任武丹丹告上法庭，作为王子文家长的朋友，王朔挺身而出以经纪人身份，为王子文做代理人。

而前几天，法院判决王朔方面败诉。这位大作家败诉为啥依然乐呵呵？“我做多大宣传哪，就当作宣传费了。不打不相识嘛，打是为了打出朋友来，不是为了打出敌人来。”王朔说自己的做法叫作“以打求和”。最后，两人还商量好一起去吃涮羊肉，而且将来双方还会进行合作。

向张艺谋赔礼道歉

眼前的场景，和几周前王朔在网上大骂武丹丹的情形大相径庭。之前，王朔在网站聊天时认为该公司对待王子文不公平，点名道姓地将负责艺人经纪的主任武丹丹大骂一通。而在判决下来之后，王朔在网上对武丹丹致歉：“我对武丹丹说了很多攻击性的话，觉得不太合适。”

王朔的观点是“低头认错不丢人”。他说：“我们跟谁都不是仇人，我现在跟冯小刚已经和解了，我还要向张艺谋道歉，那些骂过人家，人家没回过嘴的人我都要去道歉。”至于将来当不当王子文的经纪人，王朔说：“当经纪人是件很专业的事，我做不来，多累啊！”

“开骂”是种文艺评论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王朔对于几位导演以及个别文化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开骂”。对于这些报道，王朔说：“我说那些话是骂吗？我那不是评论吗？我什么时候说人家不是东西了？我不会说话句句正确，但是我的制胜法宝就是‘我说错了我道歉’，我不坚持错误。知道错误不承认臊得慌，承认错误不丢人。”

无遮拦炮轰娱记

最近，所谓王朔和“80后”的矛盾经常见诸报端，王朔说：“我那哪儿是和‘80后’的矛盾哪？我主要针对的是郭敬明。”最近的媒体上一直把“复出”一词跟王朔连在一起，王朔很不以为然：“那都是他们的观感而已，我干了多少事？他们都不知道。这是娱记少见多怪，你们是娱记吧？我觉得娱记这些年搞得有点下三滥，你们都在弄八卦，我用得着看你们吗？我知道的八卦比谁都多。作品出来不谈作品，光说谁和谁又搞上了，特别没劲！”

对于娱记的看法，引起了在场采访的记者的不满。一位女记者说：“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王朔说：“您不高兴啊？我给您道歉行不？你就瞧见我骂人了，你怎么没有瞧见人家骂我呀？公平点行不？”

前不久，曾经有媒体报道说，王朔曾说自己不再出书了。不过在现场王朔谈到未来的打算时竟然意外地说：“出书啊！你看我说过和出版社不合作了，我的话不要全信，我也不是那么一根筋的人，说了话就都得坚持下去，那不是一杠头吗？”

一代名伶言慧珠（1919－1966）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女性如何称呼一直是一个难题。如果她是在大学里任教，问题简单些，称呼老师即可。但是，她不是教师，又是位知识女性，恰好又没有官职可用，那就很麻烦。对于男人，有时称他“老张”、“老李”也可以，但是用“老”字称呼女性却有些犯忌。一个替代选项是，对于有学问者女士的中国特色称呼——“先生”，不过，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又不大赞成，他认为还是称呼“女士”不会造成性别混乱。然而，“女士”还是显得有些过于正规而疏远。“同志”？这个称谓现在已经别具含义，在特定的情况下，调侃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现实中的称呼可谓“乱”就一个字。
    
    
在最近的一篇声明文字里，章诒和这样说自己：“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孤寡老妇”的说法显然有着激愤的色彩，虽然已经年过六十，她的言谈举止却并不显老。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卢跃刚兄在场，也就跟着他称呼“章大姐”了。这倒是一个很亲切和妥贴的称谓。
    
    
在见到她之前，我早就读过她的名作《往事并不如烟》，当然是那本人文社的删节本。这本书开启了一直被刻意掩盖了的一扇窗子，使得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部分人与事。在后来的几次交流中，我感受到她的一些特点，为人正直，性格爽朗，嫉恶如仇，敢作敢当。她对于文字的讲求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喜长句，逗号不能太多，这关乎读者阅读时的节奏感受。自己因为长期兼职编辑，遇到这样语言方面的高人自然是特别喜悦和敬重有加的。    
     
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你有机会对面领略章大姐的言谈，那真是比文字更生动许多。由于家世渊源以及后来学术研究领域的缘故，她对于文坛掌故、梨园往事简直是烂熟于胸。记得去年儿童节的一次聚会，几位老人在场，大家谈起当今文人和艺人，章大姐绘声绘色地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不过，从她的听来轻松的话语里，我总是能够感觉到一种沉重的思绪若隐若现。读她的著作，这种感觉也是十分强烈的，例如，这本《伶人往事》。    
    
这本讲述几位上个世纪的著名戏剧艺术家个人历史的著作实在是值得细细品味。我尤其喜欢关于言慧珠的那一篇。作者结合自己儿时看戏的一些经历，当然还有亲历者的转述和文字，把一代名伶的遭遇写得楚楚动人。写人之作，难得的是洞察人心。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得到大变故的环境里，这些艺术家如何应对，他们怎样抗争，怎样自保，怎样绝望。当言慧珠在1966年终于自杀身亡，“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读者怎能不黯然神伤。    
    
不仅如此，当人们发现言慧珠死去，“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作者质问道：“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国民，他们期待仁慈，却习惯于残忍。”在作者看来，言慧珠是活得美丽，死得漂亮。“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自杀，庆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一样；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也不一样，口袋里没有装着手书‘毛主席万岁’字条。”（明镜版页102）    
    
“本是些风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金钱记》里得这句话可以作为全书的眉批。更重要得是，章大姐让我们思考：为什么“风花雪月”会走向“笞杖徒流”？这也是她言谈写作中之所以有沉重思绪的原因所在罢。     
    
    2007-1-30
    
    贺卫方

 

在诸多牌坊中，“贞节牌坊”可能是中国独有的，也是迫害妇女最深最久的。现在想见牌坊的实物，经过了文革大概很难。作为历史的产物，一种对“贞节”的刻意放大，后来就连“牌坊”二字也沾了点秽气，不是常听到这句骂人话么：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虽然婊子们，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其实是并不在意什么牌坊的。倒是有那么一种人，精心谋划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牌坊”，意欲在众多牌坊的烘托下，闪耀出象煞有介事的自已的“伟光正”来。

比如众所周知的“先进”、“模范”、“英雄”、“榜样”之类的牌坊，被恩赐者年年在产生，也年年在消失，已然成了当局的“生产流水线”。其中有当局钦点的英雄、榜样类；也有派发指标下去，由企事业必须完成的先进、模范类。过去，尚有众人趋之若鹜，为沽名钓誉，更图在工作上、职位上的利益关系；现今，却巳落泊到无人垂青的地步了。然而，生产线依旧年年在生产，早经刻造好的“牌坊”模具，不想浪费的大有人在。

又比如，在众多的“宣传周”中的“法制宣传周”，在当局的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马路上也能常见其高竖的横幅迎风招展，现在是连网上也有了“法制教育竟赛”等类似的内容。这真有点婊子申请立牌访的味道，如此大张旗鼓、不遗余力、一本正经的宣传所谓的“法制”，充其量也仅是在制约、警告平头百姓的邪念罢了；而贪污腐败的官越贪越大、数字越贪越大，已堪称世界第一，倒是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党性第一”、无法无天的罪恶。如此，即使将宣传所谓的“法制”的“牌坊”，竖遍中国大地，体制上不改变、制度上不创建，也仅图一个表面的“壮观”而己。

再比如最近举办的“中国人权展”，这无疑就像把一个恶疮，硬化装成一颗美人痣般，叫人看了恶心。在“党领导一切”的宗旨下，肆意残踏民主、自由及生命的我们时有所闻，维权、异议人士的遭受迫害我们又常不绝于耳，为所欲为、专制暴政也早己名满天下的当局，竟还能厚颜到如此地步，索性自己为自已竖起了牌坊，虽这就像左手拍右手般方便容易，但在其“政府”前加上“流氓”一词，也真是恰如其分，形象得很了！

其实呢，“牌坊”的无论好坏新旧，是都应在扫荡之列的，因为它的功用，除了是受封者的精神鸦片外，还有一个，就是：蒙人！

 

最近不少关心和爱护我的朋友，一见面总是提醒我：老铁，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年，“上面”很注意你们的言行与动向，不要写文章，不要去参加什么活动，不然国安局会找上你。我听后表面虽然镇静一笑，心里却七上八下。不是我胆小，這几十年来不断的有名或无名的“政治运动”早把十多亿中国人民整治得服服贴贴，没一点棱角了，一个个谨小慎微，連说活也不敢大声一点，装孫子样的过日子。

記得二十年前刘宾雁先生就因发起“反右斗争三十年纪念”被人告密，结果第二次开除出党，最后魂断洋邦。自此，每年逢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這是为什么》社论那天，也就是中囯几百万知识分子被毛泽东“丢下油锅任其烹炸刀剁”失去脊樑骨的這一天，我总是足不出户，嘴不言声，把有过的苦难深深地装到肚子里。這一装就装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已去”的今天。

五十年的今天如再不写点东西，说点话，到了六十年的那天，中囯不仅被錯划的五十多万右派死尽死绝，恐怕連“右派”這个词彙也会从报刋、书本中消逝净尽。因为当局在竭力封杀历史，就像杀人犯不承认自已杀过人一样；我们也在封杀灾难，就像重来没有受过苦难一样。所以，从去年五月，我才奋然拿起放下多年不写文章的笔，开始写文章，不，是在写历史，写那些沉重的、永远忘不掉的历史。可一些麻烦事与令人不开心的事接踵来了。比如宜宾老朋友严家伟当年受流沙河“大毒草”《草木篇》株連，被判刑十五年，至今还是个“刑满就业人员”，每月工资不足人民币四百元，怎能养家活口？为挣一点稀钣钱在境外网站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立即被囯安局人员叫去问过里里外外，并还问及我的情况，又称“上面”说：這是个“敌对网站”。再有，本月受朋友之邀去××参加××笔会，临行前同去的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上面说這是一个××组织”，劝我最好不要去，并一再强调“上面這个消息绝对可靠”，大有高于法律的意味。

“上面”這是个没有定语的词，管老百姓的官都是“上面”，处长一级的几千万之多，厅局级的少说点也有五六百万，部级的不少于七八万，都是“上面”，到底我们草民听哪个“上面”？而這个“上面”又不具体到哪一个级别，更不要说姓氏民名谁了。就象在黑亱里挨了一拳，却不知是谁打了你；又像在人拥人的商场里被扒了包，却抓不到扒包的贼。這个“上面”有点来无踪去无影，简直叫你无所适从。

既然国家一再强调“要法治，不要人治”，要“依法治囯”、“依法行政”，为什么老是还“上面上面”的，上面到底是谁，七品县令还是当朝宰相？纠纠武夫还是一等马弁？真把人搞糊塗了。于是我断然回荅朋友，不，回答当局：我不听“上面”的，我只对法律负责！法律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比如什么书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报刋可以投稿，什么报刋不能投稿；什么组织召开的会可的参加，什么组织召开的会不能参加；什么题材可以写，什么题材不能写……如此等等，等等如此，请“上面”一一明示，登报也行，发文件也成，总之一条一欵写过明明白白，我们犯了哪条哪款，该怎么惩就怎么惩，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何别“上面”不“上面”的。如果我没有犯条犯款，谁要是侵犯或剥夺了我的权利，坚决告到底！捍卫到底！

我们要勇敢一点，不能逆来顺受了，不能再被没有法律的“上面”所欺骗所愚弄。我们遵守的是国家法律，不是“上面”的人云亦云。为纪念毛泽东“引蛇出洞” 的“阳谋”战略五十年的“反右斗争”，只要有关纪念研讨這方面的会议，不论囯内或是在囯外，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参加，一定以历史当事人的身分来谈说历史。

反右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是中囯知识分子的灾难，是中共不能回避与掩盖的历史事实。不承认历史的党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党，欠偿不还的政府不是一个好政府。我建议中共当局应在各省、市、县，召开反右斗争纪念会或研讨会，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消除积怨，偿还欠帐，依法治囯，不要再以“上面”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最后再重复一句：“上面”不能治理国家，法制与民主才能治理好国家。

 

在回答“你为何写作”的问题的时候，希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埃利蒂斯这样说：“我表达人的生活，但我不能依照那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来贬低语言的尊严。也许人们关心一些由词汇、字眼、一些由这个作家的常用意象构成的所谓个人特征，但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关心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他生活在荷马的故乡，生活中某种庄严感之中，他又说：“我终生都想写阳光——如果不用受苦而死，那么一定是这样：一片透明，其中，你的终极的组成部分——火、露水——谁都可见，你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永恒之中。有关阳光，它也许是不朽的一种反映，是‘持久’，是一种以其令人眼花的光芒使得你不能察觉的持久，它启发我着手于一些诗歌的古老属性。”今天，当我们编辑这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的时候，也有同样痛切的感受。独立中文笔会目前拥有将近两百位会员，其中有一半居住在中国大陆，另外一半居住在世界各地。是古老而高贵的语言——汉语，将这些作者们聚集到了一起，是对自由的争取和捍卫将这些作者们聚集到了一起。无疑，每一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写作，其目的都是为了赋予汉语以自由，同时也赋予心灵以自由。

这本文集是三千弱水中的一瓢。我们承认，一本文集肯定无法全面而深入地展示独立中文笔会将近两百名会员的写作和思想成果，但它足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横断面，让读者们从中发现作者们共同的梦想与追求。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会员们的自由来稿，我们在约稿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因此它们最大的特征便是其丰富多彩的“多元性”。在这众生喧哗之中，读者们自然可以各取所好。

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们，年龄从八十多岁到二十多岁不等，横亘了老、中、青等各个年龄阶段；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学观念、审美品味、政治立场与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甚至互相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和冲突。这自然也导致了这些作品的题材、风格和体裁迥异。我们把这些文字宽泛地称之为“作品”，因为这些文字的内涵与外延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的范畴。除了传统意义上作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学”之外，入选本文集的，还包括新闻报道、政治评论、书评、历史与哲学研究以及更多“无法归类”的作品。也许正是因为其“无法归类”性，这些文字才具备了新发于刑的鲜活与生机。

这些文稿来自于天南海北。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跨越空间的征稿与编辑变成了使用鼠标轻轻一点便迅速得以实现的现实。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用中文写作的人也遍布世界各地。思想家荣格认为，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神秘的黄金链条，众多精神领域的创造者都是这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文字对于这链条而言，是这些环节中最为古老、也是储存最多的方式。我们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文字便会存在一天，因为在文字之中，保存了人类最为宝贵的记忆、情感与尊严。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不仅不会让文学走向消亡，反倒为文学更加繁荣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载体。本文集中相当一部分的作品，都是首先发表于网络之上——这一事实深切地表明：虚拟的自由，也是一种自由。

本文集中的许多作者，一直都风尘仆仆地“在路上”，其中作为“职业作家”或“专业文字工作者”的人并不多，他们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职业，写作往往只能在业余进行。但是，许多作者对汉语文学的未来都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基于这样一种让人遗憾的事实：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中文仍然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使用中文的人数虽然极其庞大，学习中文的西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但中文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力却还比不上欧洲的一种中等语言。在暴力的奴役、金钱的诱惑以及某种以卑贱为荣的、反文明的症候之下，汉语如同一名患上了败血症的病人。在长久的专制文化的侵蚀之下，汉语的透明、精炼和尊贵皆荡然无存。当德国汉学家顾彬轻蔑地评论中国的当代文学大都是“垃圾”的时候，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说的是一个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当代汉语文学太缺乏直接的、光明的、不可重复两次的品性了。如何提升汉语写作的水准和质量，这本文集中的许多作品，都为此提供了各自有益的尝试，尽管说“成功”尚且为时过早。

在那种“显形”的、心甘情愿充当官和商的帮忙与帮闲的中国当代文学之外，还有另一种“隐形”的汉语写作的存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写作，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文集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中国大陆“正规”出版物、媒体和文学杂志上不可能公开发表的文字，有的已经被关在抽屉里长达十年、二十年之久。换言之，它们是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的文字。这些文字尖锐地展示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之下，“诗歌”与“坦克”之间尖锐的对立。在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独立中文笔会历届自由写作奖和林昭奖得主的名字：王力雄、廖亦武、章诒和、吴思、卢雪松、丁子霖、昝爱宗。他们的写作、思考以及身体力行，成为这个时代最醒目的标竿。他们与文集中的作者们一起，将文化良知、人类普遍的尊严与汉语写作融会贯通，让崇高成为一种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触手可及的品质。

在今天的中国（包括海外的华人社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思想自由仍然遥不可及。如果说国内的写作者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新闻出版管制和网络警察的监视，那么海外的写作者面对的则是海外中文媒体的“自律”和中文读者群体的萎缩。当前面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无物之阵”的时候，写作变得尤其艰难。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每一个诚实的中文写作者，都得承受来自于政权的暴力侵犯。本文集中便有多位写作者仍然身陷监牢，不幸且又荣耀地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文字是成为作者们惟一的屏障，这些声称“独立”和“自由”的人们，惟有依靠文字方能被公正无私地“验明正身”。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保持“内心的流亡”的写作者，还是远遁异国他乡、将国土带在鞋跟后面的写作者，自由都是生命中的一种无法承受之重。为了自由，这些写作者们付出了他人难以想像的惨重代价。

“不只是我们的声音在歌唱，所有的事物都在发出回声”，这些作品与功名利禄无关，却呼应着大地深处传出来的声音。那些无名的死难者，那些被压迫者和侮辱者，那些鲜血和眼泪，那些母亲和孩子，才是这本文集无可争议的主人公。这里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天下”，既没有“经国之大业”，也没有“不朽之盛事”，只有一个又一个不可忽视、不可蔑视的生命。这些作品在真实而诚恳地讲述中国人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生活所承受的痛苦的同时，也讲述了汉语被阉割以及自我疗伤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我们的生命一样，都是受害者。这一历史包容了人的软弱和卑微、包容了人的冷漠与背叛；这一历史也见证了杀戮和监禁、见证了抗拒与不服从。无疑，文字是如此容易成为幻觉和谎言的回响，但文字也能够成为真实和自省的见证，洋溢着温暖和鼓励。尽管文字不能形成人和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不能达成我们灵魂最终的拯救，但我们确定地相信：文字可以加添人类在灾难之中自我肯定的勇气，文字也可以传达人类对未来无穷尽的希望，正如卡夫卡所说：“任何人，只要你在活着时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把命运的绝望稍稍挡开一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甚至更多：这样，尽管你在活着时就已死去，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获救者。”

这本文集仅仅是一个开端，而远远不是结束。在加缪所说的“苦难与阳光”之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着写下去。因此，第二本、第三本以及更多的文集还会出版。

我们写作，我们自由。
我们自由，我们存在。

是为序。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

首发民主中国

 

网络上出现一则注明转自[中国经济周刊]的时讯，题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社会已忍无可忍》。文中，现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似乎颇为“义正辞严”地愤怒谴责“黑心矿主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无视矿工死活、非法开采所酿成的恶果。其它如苏丹红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农民工欠薪事件”和水污染等丑恶现象，把这些归因于“中国企业不负社会责任”。这些“现象”固然应该谴责，然而，我认为，当今中国，还有远比这些企业不负责任更加不负责任的人们，这些人更应该受到谴责。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全国人大代表及其常委。而成思危先生，正好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为什么这么说？我的理由十分充足。因为企业不负责任的问题，远远不能算是今天中国最大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企业的种种不负责任行为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却不见容于法治国家，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民权得不到保障和政府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今天中国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是宪法有名无实，民权得不到保障。在中国，资本对政府权力的高度依附和政府权力寻租，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企业法人权利，虽然远不及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却远远高出于毫无组织的个人权利，资本再与政府合谋，自然使得个人权利相对于企业法人的权利，要更加弱小。企业不负责任，受害者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抗衡，一旦公民与资本发生摩擦，政府永远是一屁股坐在资本家那边，警察军队等强权不是中立主持公道，更不是以民众利益为上，而是甘愿为企业当打手，共同镇压民众。

发生在汕尾等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表现，都是证明。

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源何在？正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没有约束。执政党和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其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包括成思危先生在内的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的手上。这些共产党钦点而非民选的人民代表及其所谓的常委，自甘当执政党的附庸，自甘当投票机器和“橡皮图章”，其所通过之法，恒有利于执政党，而恒不利于民众，正是今天中国种种乱象的总根源！

也许，成思危先生可以如此推诿：很多事情，很多恶法，早就有了，并不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一个人，也缺乏改变法制的能力，然而，类似这样的推诿是高度不负责任的，因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各种明知错误的法律，对各种增进共产党权力垄断和削弱人民权利的法律，自主提出废除或改进的提案，但是，到现在为止，在成思危等先生的作为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主张民权的自主性出现。为了证明我所言非虚，仅举一例：刑法105条，很明显是与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33条和保护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出版等权利的35条相冲突的，这一条款的存在，给予执政当局以镇压异己和维护自身特权的权力，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关押记者和作家最多的国家，成为侮辱国家形象的丑闻的源头，然而，这样的恶法，这些不断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丑闻，就在成思危先生的眼皮底下，却未见过这位钦赐的全国人大常委表示过一句半句的异议。

当然，这样的恶法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成思危先生，不要再谴责企业不负责任作秀了，好好地想想自己吧！想一想，你们这些全国人大常委长期的不负责任，长期的失职渎职，是不是已经让公众也忍无可忍了呢？

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社会已忍无可忍

核心提示：日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撰文，痛批某些企业奸商为富不仁、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现象，并称已经到了中国社会忍无可忍的地步。

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而且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门槛。中国企业刚刚走上国际化之路，就遭遇到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检验标准，并由此决定是否允许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由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市场门槛，不能归于国际贸易摩擦的一般内容，而是具有进一步更严格的贸易禁止含义。即使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设厂、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也会受到当地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的严密监督，不负社会责任也照样名声不佳，甚至被逐出市场。

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化潮流。

现在，我国正在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企业的努力至关重要。因为，企业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主体，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组织。企业的活动不仅影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也影响着社会政治、文化变革，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还特别影响到自然生态环境变好还是变坏。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是要求企业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关利益。也就是说，企业要确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做一个“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尽早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换。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已涌现出一大批遵守法律、坚守道德、注重公益的企业和企业家。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不负社会责任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据安监局李毅中局长透露，中国由于生产安全问题每天死亡320人，而一些矿难完全是黑心矿主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无视矿工死活、非法开采所酿成的恶果。其它如苏丹红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农民工欠薪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事件也时有发生；还有些跨国公司以本土化为名漠视社会责任，去年就有33家在华跨国公司被环保部门列入了水污染黑名单。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指标，执法不严，成了非法生产企业的保护伞。而消费者不成熟，也是一些企业漠视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在顾客就是上帝的市场经济社会，消费者的意见和选择是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日本就有“绿色消费者”

群体，他们只购买对社会负责企业的产品。因此，推动中国企业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培养和形成一个成熟、文明的消费者群体就显得非常重要。

另外，要形成一种社会道德舆论，对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谴责，对勇于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赞扬、鼓励。但仅有道德约束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对违反法律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严厉惩罚，否则就是对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不公正。道德和法律，自觉和强制，相互作用并行不悖。但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践行美德伦理，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的好，“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也都能增强企业实力，带给企业繁荣与利润”。我提议，为了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观察》首发

 

引言：在文明史视角下看问题

在我看来，对政治罪恶予以控诉固然重要，但是最理性的方向仍然是“总结教训”。这不是套化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语言，而是对古希腊理性哲学和古罗马史学传统的继承。前者，可用波利比奥斯的观点表明，他说：“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后者，则是李维的说法，他要人们从历史中找到教训：“把好的事情当作典范而防止卑腐败堕落事件的产生。”递进而言，我仍寄希望于解放神学的历史哲学观能得到知识精英的认同，即：“通过历史观的解放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责任，通过自己整个生活和历史来造就自己，造成新人，造成本质上不同的社会。”

涉及到“反右”50周年的学术考量，我坚持“希腊——罗马——解放神学”这样一个架构下的视角，通俗地说，用价值性分析代替“血泪控诉”，尽管我们需要代替受冤者进行控诉，以践行学术良知。

一、 作为“文革”预演的政治运动

梳理毛泽东关于“反右”的言论即正式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反右”之初的核心目标是那些与他的权力系统（或曰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剖符分功”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地批判了民盟与农工民主党两个共产党的政治盟友：“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外自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5，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他臭名昭著的“阳谋论”，也就是说大鸣大放本身是政治策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是阳谋。”

就传统影响而言，中共统治集团比国民党统治集团更欠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因此也就是更习惯于“翻版”传统政治治术。如果将所谓的民主党派比为“历史上的异姓王”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杀马以为盟”了即“非共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在毛看来，昔日反蒋的政治盟友今日反状已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同上，P436］即便可称为资产阶级的昔日盟友群体中有“少数人”在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尽管在批评与监督的意义上讲，这种“反对”是合法权力，但“少数人”还是被定为“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进而简称“右派”。“右派”不惟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而且他们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让毛矛盾的是：“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同上438］这个矛盾也使毛对“异姓王”的削藩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后的8天即1957年7月9日又专程赶往上海，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40－455］。

此文是“反右”作为一场运动开始的正式标志。此中，毛明确表示：（一）三、五年要搞一次运动［P442］；（二）为了彻底改造“右派”，这个运动可以持续一百年［455］。

明确表示作为运动来大搞、长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的“右派”在共产党与共青团中的“也有”之状，比他起初（7月1日）的判断似乎要严重。在7月9日上海讲话之前的7月7日就小范围内发表过谈话，即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56－465，版本同前］。此文直到8月份才进一步地扩大了阅读范围。在该文中，毛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发，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组织。”

“反右”运动由最初以防止所谓的民主党派夺取政权为核心，转而形成了两条作战：一是，仍对所谓的民主党派；二是，提高对中共党团内“右倾”分子的惩处力度。后一种倾向在逻辑发展上，甚至超过了前一种。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纯洁化偏好在苏共那里有立即可学的样本，在其本身，延安整风已经小试牛刀；另外，基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无赖政治遗风，内部整肃如曹魏的“煮豆传说”、又如唐宋的“文人党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继承因素。

“文革”的发生，在“反右”那里也就有了先期基础。 

二、 在“反右”中为文革储备人才：以姚文元为例

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来衡量“反右”，其预备信号则是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的一封信，名曰“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这封信的内容不为当时上海的职位比较低的宣传干部姚文元所知悉，但是，作为较为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还是从10天以后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三大代表的消息中捕捉到了变化的信息，因为毛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作为趁时之士，姚文元及时调整了自己以往的“鸣放”论调，抢先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文章《录以备考》，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毛泽东本来就对姚文元有所耳闻并表扬其文章少有片面性，于此，再借姚的文章来反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也就是说，借着姚文元貌似公平的短文，毛正式打响了“反右”第一枪。

姚文元也随后进入上海市委，任新创办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的文教组长。由此，作为毛泽东的亲信柯庆施着力栽培的对象，他具有了与张春桥并驾齐驱的政治资本。无论当时毛是否清楚地设计了“文革”方案，但可以肯定姚文元已经成了毛的储备人才。至于后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真正地名声雀起，乃至于成为“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就不足为怪了。

在姚文元完全被激情充满而几无正义可言的“反右”大量文章中，有一篇不太被人注意，此文发表于1957年9月11日的《文汇报》，名曰“摄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此文很快被新华社摄影部主办的《新闻摄影》杂志1957年第9期全文转刊，从而在摄影新闻这个“相对中性”的领域里挑起了“反右”高潮。因为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明确地表示要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人说，摄影就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摄影艺术只是生活真实的映像，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些看法都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

在文章中，姚文元还以傅雷翻译的《美苏关系检讨》一书上的插图为例，批判摄影家美化杜鲁门、马歇、贝尔纳斯等西方政治领袖而丑化苏联领导人，因为摄影家的阶级立场是力图表明“莫洛托夫的粗暴，维辛斯基的冷言冷语，葛罗米柯的缺少幽默”。维护苏联形象是政治上正确的要求。不幸的是，之于毛的权力阳谋，姚文元是个永远的“不知情者”，他只能靠揣摩而得。很快，28天后，毛新公开了同苏联的矛盾。

由此细节观之，姚文元也即“四人帮”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三、 中苏交恶遏止了“反右”的进一步扩大化

毛泽东能够施用“阳谋”这种赤裸裸的无赖政治手法，对付提倡民主的由党内外政治力量，至少有两大因素：一是，一直为他所忌恨的美国力量实际上不能影响中国，换言之，司徒雷登所寄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80－1387（之P1382），“别了，司徒雷登！”，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必然要遭到清算。二是，在东西方的对抗中，苏联作为东方阵营领袖暂时取得了优势，即如毛在正式发动“反右”运动之前的1957年6月8日的内部指示所云：“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能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1－433（之P433），“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版本同上］

毛对美国地位的判断是少见的语焉不详的一句话。对于他所讲的重点问题，他多数情况下是不厌其烦地使用重复修辞法，乃至于引用一些数字分析。“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的说法是上指文章的结尾处的一句话，其文是党内的一个指示文件，所以要说右派分子是发动“猖狂进攻”；但是，在一个月后，即在上海讲话时，语调变得稍微平缓了一些，只留“进攻”二字而去掉了“猖狂”。可以估计：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已用端倪，毛所依赖的国际力量正对其发生不利的变化，他才改为低调表达。

美国在核武器（原子弹）方面的优势确实是当时东方阵营的巨大压力，因此作为东方阵营领袖的苏联要奋起直追，军备竞赛也由此而始。苏联将赢得未来优势，不仅是东方阵营成员互相鼓励的宣传方法，而且更是可以预见的事实。1957年8月26日，苏联使用洲际导弹发射了斯普特尼克（意为“地球的同路人”）卫星人类第一颗卫星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可以用导弹瞄准任何地方。［见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中译本，P8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然而，由毛在东方阵营的领袖欲以及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不满，“美国处于困难地位”的短期事实已经不可能再为他所利用了。1957年10月9日，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似乎“轻松”地向与会者透露：“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更深层的分歧则是：“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矛盾。…你一定说是和平过渡问题，那跟社会党没差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66－479（之P477－478），“做革命的促进派”，版本同前］

赫鲁晓夫断定毛泽东是个麦淇淋（假黄油之谓）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中赫氏作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曾说：‘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P659］

中苏关系的实质恶化已不可避免，毛泽东剪除“异姓王”的计划也暂缓执行。不过，作为暂时搁置这一计划的代价，他把攻击力量投放到了党内，欣赏赫鲁晓夫改革的彭德怀就成了被攻击的“麦淇淋式”政治靶子。

结语：文化批毛，远不能终止

在毛的权力阳谋中，没人逃出被玩弄的圈套：刘少奇被关押了，他精神失常，还被毛讥为装疯；林彪赤裸裸地造神，最后身家性命不保，毛为林的死，高兴地喝了一杯茅台（此前他几乎滴酒不沾）；“四人帮”中有他的政治伙伴即老婆，但最后毛也秘密安排了这四个人的囚禁之路。

当权力和魔性结合在一起时，结果是多么地可怕！“反右”，只不过是权力癌的最初一个细胞而已。所以说，以文化反思方式批判毛泽东的重任远不能终止，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应当是关于“反右”批判的最重要证据。

 

2006年5月21日，与北京社会学者朱红讨论，初稿；2006年9月，重新研究《毛选》五卷；2007年1月10日改稿，14日正式定稿。1957年《新闻摄影》杂志由朱红提供。

首发民主中国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称之为”阳谋”，将原先的党内整风转变为全民反右，不但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上层头面人物，而且矛头对准了社会上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波及了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官方统计超过五十五万，而据学者丁抒（著有《阳谋》一书）研究， 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约 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 这些人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 劳动教养” ，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

反右运动无论对中共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共公开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并无可救药的异化为反人民、反文明的反动派；代表社会良知、向来有心忧天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以反右运动为标志，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民族自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场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将动员全社会进行反右的群众运动方式，推广到各个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 ” 大跃进” 包括所谓大炼钢铁，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生产资料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并酿成全国普遍的大饥荒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一路不停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登峰造极，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此，中共党内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开明人士，的确曾想要拨乱反正，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但是邓小平等中共主流派却坚持不肯让步，甚至以保持少数几个右派不让平反的卑劣手段，坚称反右是正确的，错在扩大化。也就是说，面对半个世纪前的异化，中共已经无法自救，只要他认为有政治上的需要，再发动一场反右运动也是完全可能的。

果不其然，从反精神污染到反自由化，从六四血腥屠杀倒全面镇压法轮功，即便胡锦涛代表第四代接掌最高权力之后，对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各种民间活动的控制力度，一直是有增无减。概言之，中共的集权专制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是那个发动反右运动的政治集团；更可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前被打断的脊梁骨，非但无法痊愈，反而与既得利益者沆瀣一气，和中共的政治体制一起腐败。

一九八七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等人筹组纪念反右运动 30 周年活动，结果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状而遭到打压。现在，无论是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对立，还是政治寡头权威衰落社会控制的专政却仍需加强；既要市场经济的厚利中饱权贵的私囊，又要死命防堵全球化带来的”颜色革命”……这种社会环境远比20 年前要严峻，更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不再有公开举行纪念反右50 周年活动的幻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锦涛和他的御用笔杆子抛出了”民主不是坏东西”的气球，”胡温政改”的唱和，莫非是在炮制半个世纪前那个”阳谋”的现代版？然而，胡某生不逢时，虽然有毛泽东之志，却已无毛泽东之能之威，更没有毛施展身手的时代环境，只不过是听凭中共政治机制惯性摆布，至多只是国际统战的公关宣传。正因为如此，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中共种种罪孽，都是未来中国变革的巨大政治资源，端视谁来挖掘了。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读糊涂博士生平致熊若磐女士信

熊若磐女士：您好！

大作《撰写弹词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行使权利遭共产党迫害终身》，再一次激起我对斧头帮无赖、野蛮作风的气愤。

中共自成立以来，杀人如麻、害人无数，从在上海残杀顾顺章一家起，到今天杀害、压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思想异见者，杀人、害人事业从未间断；尤其是窃取中国政权之后，通过国家机器实行群体绝灭，杀、关、管、斗、控（内控使用），使几千万人痛苦地死去，制造了无数的寃假错案、无数人间惨剧；共产党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恐怕只有“擢发难数”、“罄竹难书”可以形容了。

可恨的是中共当局至今仍毫无反思之意，拒不认错，一些案子虽然给了一张一文不值的“纠正函”或“平反通知单”或“撤销刑事判决书”，但既不检讨，也不赔偿。而更多的还是冤沉海底！正是因为冤案制造者、责任者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受惩罚；所以，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杀人大国、冤狱大国、冤案大国，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上访国。

请您赶快利用“撤销刑事判决书”和一切证据，委托可靠律师，入禀法院，控告有关组织和个人，追讨赔偿，惩罚责任者，为令尊讨还公道。现在有山东省李昌玉先生等一千多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家属及同情者，发表了签名上书，要求国家赔偿。我希望其他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镇反、反胡风、反右倾、四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镇压六四、镇压宗教信仰、镇压群体事件……的受难者、受害者，都勇敢地站出来，要赔偿、讨公道！用法律手段争取权益、维护权利，在争取权益、维护权利中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最后，大作中“天涯若比邻”并非毛泽东诗句，而是唐朝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一句，原诗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由於互联网无远弗届，王勃“天涯若比邻”的梦想，却在今天成真了。

祝您在官司中胜诉！

2007年1月31日

－－新世纪新闻网

 

题记：非常遗憾！我被中国大陆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办理香港通行证，不能参加“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同时失去与亚太地区作家交流的宝贵机会，现在只能以文会友。请海外诸位会友了解大陆异议作家残酷的生存境遇，和极为艰难的写作状态。我们依然坚守良知和批判立场，不会放弃自由写作。我在遥远的、冰封雪飘的中国西北部预祝此次盛会成功！

这是我为此次会议准备提交的论文梗概。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刘水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有一句名言：“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写作，源自自己内心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和撕裂，并且不愿意保持沉默，这是我个人写作的精神动力。这个制度将我们拒斥在体制之外，对此我没有任何留恋，我们被这个可耻的政治戴上“异议作家”的帽子，我非常自豪！为中国这个暗黑时代发言，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承载的道义责任。中国异议作家是以个人身份边缘化为标志的，先是身份边缘化然后才是写作的边缘化，而不似西方自由作家的写作姿态和立场的边缘化，他们并没有身份的不同，这有本质不同。异议作家意味着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任何作品，并且随时面临被政府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受监禁、隔离、驱赶、封杀的残酷现实。

而任何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都起源于作家对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东方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机制的民族，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经验一进入到这个机制里，都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轻化，从而进到空无的境界里。这种消解机制所带来的麻木性，使得体制内作家和那些逃避言论禁锢的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轻松的，闲适的，游戏的，缺乏紧张的冲突，作家一进入写作，就采取人格虚化的办法，回避心灵与现实的正面相遇，从而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于是，颓废的经验，生存的残酷性，欲望的袭击，使一些人的写作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作家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他们会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面前忍气吞声。

这种被奴役的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存在带进软弱之中，从而使写作被无关痛痒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浅薄的过日子精神所左右。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我个人的愤怒，是源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个人的四次政治犯监禁和精神的困境。我们经历着现实的独裁、苦难和危险，由此，心灵就更加渴望向终极攀援，渴望自我价值实现以平息这种怒气，而平息个人怒气的最好方式，就是个人性的书写。

我希望个人化的写作能承担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而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仍被严厉禁锢，文学的艺术性这对异议作家太奢侈。反抗政治迫害，反抗言论禁锢成为我们书写文字的迫切主题。为反独裁政治发言、为警察特务迫害发言，为丑陋社会发言，在被中国政治屏蔽的公共领域发言。呐喊，我们的喉管被割断，被政府的种种非法行为剥夺说话权利、生存权利；愤怒，我们的血流进了沙漠，无声无息，遭受庸俗哲学和世俗观念的嘲弄。这一切使得我们既作为卑微者而存在，又作为残暴制度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而存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碾压，只因我们不甘于沉默。

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景象：轻蔑写作而注重荣誉，淡漠作品而倾心于作秀，规避文学而企求权力，以此获得名利，这同样的可耻。

如鲁迅所言：“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以至生命消失。

2006年10月23日

2007年1月6日修订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