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上海警察的流氓特色

 

随着江泽民在中国政坛的日益淡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在取代“三个代表”以后被中国媒体喊得越来越响亮。虽然胡温在上任以后解决了一些诸如“三农”之类的棘手社会问题,但中国民众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圈地的巨大利益使得不少地方政府敢于无视党纪国法而铤而走险,土地被剥夺的农民和遭强制拆迁的城市居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破昔日的沉默,向强权发出愤怒的呼吼。然而,即使老百姓的抗争理直气壮,但在地方政府的眼中,他们就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动乱之源。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民众的上访数量正在逐年攀升,发生在中国的各种警民冲突事件也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由此可见,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之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烈,长此以往,大规模的民众抗争事件将必然出现。

警察原本应该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天职,中国的警察更是有着“人民警察”的美丽称号。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中国警察和美其名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军人一样,所扮演的是为维护专制制度和维护利益集团利益的角色。民主社会的警察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但中国的警察却让人退避三舍,遭受过他们迫害的人更是感到一种无形的恐惧。中国的街头巷尾以及很多种场合都能见到警察的身影,在利益集团的纵容下,警察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具特权的群体之一。

虽然中国各地的警察都可以在普通民众面前耀武扬威、为虎作伥,但每个地方的警察在残暴程度上仍然有所区别。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那些为所欲为的警察和流氓并无二致,因此,有人将警察戏称为“有执照的流氓”。早在民国时期,上海滩就是个流氓云集的地方,虽然因为中共的建政,流氓在上海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在今天,上海滩的流氓又是死灰复燃,这些流氓不是别人,正是上海的警察。纵观近年来的网络资讯,上海警察的流氓程度堪称中国之最,无与匹敌。

大肆搜捕和暴力镇压访民

偌大一个上海看似灯红酒绿,实际上充满了黑暗,这里的访民可谓是最为悲惨的群体。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年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当局不惜出动6万警力,在整个城区实行日夜巡逻,以至民众怨声载道。据报道,早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举行前夕,上海当局就开始拘留和软禁被强迫迁离居所的上访村民,上海警察为了对付访民,当时还出动了警犬。上访人士毛恒凤去年曾因为准备参与高智晟律师的接力绝食活动,被警方关押了1个多月,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上访人士马亚莲因为坚持上访而遭上海警察嫉恨,她的双脚被上海警察打残,祇能拄双拐行走,警察为了限制她的人身自由,曾将她屡次劳教。马亚莲在最近一次被释放后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被关押的时间里,她几乎过着非人的生活,本来她的脊椎骨发生病变已经疼得无法入眠,再加上4名男女警察同睡在她的房间里,不仅没有隐私,而且呼噜声搞得她更加无法入睡。每逢“两会”或者其它敏感时期,上海便有大批的访民被送进劳教所。

陈良宇的落马曾让很多上海市民欢欣鼓舞,以为陈良宇之后的上海当局能够人性一点,但是从最近的情况看,韩政主政下的上海并无丝毫的进步,在迫害访民方面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刚刚告别2006年之后的几天,上海又传出访民被警察暴打致死的惊人消息。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报道,上海访民段惠民在2006年11月4日进京上访,被截访人员及警察毒打,内脏严重受伤,于2007年1月2日死亡。虽然他在被警察毒打后就一直七窍出血,要求看医生,但是警方不仅在拘留他的58天里没有给他治疗,还在他死前的两天给他开出劳教一年的通知。上海访民群情激愤,要求当局惩治凶手。在段惠民死后,警方还严密监控到他家吊唁的访民,多人被打被关押,此外,为了防止其它所谓不良信息的传播,死者段惠民家500米之内的网上线路及海外电话线均被掐断。上海访民的上访多因房屋被强迫拆迁,本意祇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无扰乱社会秩序和推翻现政权之想法和举动,但上海警方却是如临大敌,为了维护在圈地过程中所获得的既得利益,毫无人性地使出各种流氓手段打击访民。这些非法和暴力行为给外界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舆论对上海警方的谴责不可避免。

驱赶和监禁维权律师

律师是维护正义不可缺少的群体,在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绝大多数律师都成了金钱的奴隶,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可以背信弃义和漠视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律师虽然成千上万,但敢于代理人权案件的却为数极少。郭国汀律师原为上海市天易律师事务所主任。他除了帮人打海事官司之外,更立志成为一名人权律师。从2003年1月开始,他就分别出任过郑恩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案、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杨天水煸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马翔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张林煸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吴爱中等法轮功讲真相案及王水珍、马亚莲、周大烨及苏州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历史文化街区、苏州依丽人制服厂强制拆迁案的辩护律师和代理律师。虽然郭国汀律师的办案能力和职业道德在律师界首屈一指,但大上海终究容不下他这样一位义薄云天的人,他于2005年5月20日被上海警方驱逐出境,至今流亡海外。

维权律师郑恩宠原是上海市敏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在良知的驱使下,他屡屡为上海遭强制拆迁的居民充当诉讼代理人,并大胆揭发上海东八块的违法拆迁内幕。因为触犯上海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一直被上海警方视为挡财路的障碍物,时刻欲除之而后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海警方于2003年6月6日将他刑事拘留,郑恩宠最终被上海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6年6月5日早上5点多,郑恩宠律师由上海提篮桥监狱直接送回家中。出狱之后,他仍然遭到上海警方的非法监视居住和不定期骚扰。

剥夺异议人士应有权利

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警察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上海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也是名列前茅。然而可悲的是,上海的异议人士数量却少得可怜,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上海人没有正气,而是上海警方高压的结果。上海的网络警察早已无孔不入,就连在QQ上聊天谈到敏感话题的网民也要遭传讯,以图将所谓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至于异议人士,上海警察更是对其严密监视。

独立中文笔会的女作家李剑虹(笔名小乔)在她走上自由写作的道路以后,可谓饱受上海警方的骚扰。李剑虹于2002年8月与朋友共同创办了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先后担任“启蒙论坛”、“自由中国论坛”等网站的站长,矢志为在中国大陆突破言禁争取言论自由而不懈努力。近年来,李剑虹积极关注各类维权事件,不断撰文发出声援,表现出了中国女性作家少有的善良和英勇,她身体力行地加入到为上访村民义务捐赠活动中,并冒险探视因太石事件而被非法关押的郭飞雄、探望被上海当局严厉控制的郑恩宠夫妇以及被当局迫害的郭国汀律师等,她因此遭到了上海当局的持续无理打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剑虹曾于2005年夏天只身来到广东深圳,在赵达功等朋友的帮助之下,她得以在友人的公司寄身,不料上班不久,如影随形的上海警方又尾随而至,于是,她的谋生之路被彻底堵死。2006年8月份,李剑虹迫于骚扰跑到了山东青岛,没想到上海警察又找到了她,对她进行了一顿毒打。上海警方给予李剑虹的“关心”和“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她的单位领导、私企老板、以及租房的房东,都会多次被警方找去谈话,直至要求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她的聘用或者收回已经租出的住房。

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召开在即,李剑虹是国际笔会邀请的作家之一,作为对中共当局严控言论有着切身感受的她,参加此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按照法律,虽然她并不属于禁止出境的对象,但是,她在申请港澳通行证时却被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无理拒绝,在深感愤怒的情况下,李剑虹在网络媒体上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上海警方除了积极打压访民、迫害人权律师以及骚扰异议人士之外,在其它方面也是无人能出其右。按照中国的法律,公民有通信的自由,但在上海警方的眼中,这些法律规定无疑是一纸空文,他们随时都可以剥夺公民的这种权利,而且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上海的郑恩宠、马亚莲、陈小明、许正清几人全部获得了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全球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颁发的“住房权利卫士奖”,他们的奖金由深圳作家赵达功先生代为转发,出乎意料的是,快递信件竟被上海警方拦截。看来,上海警方仍然在违反人权和执法犯法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他们的流氓行径已经广为人知,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他们的也许是法律的清算。

(2007年1月14日)

首发北京之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介绍会员张戎的毛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场恶梦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毛泽东逝世三十年了,要是有什么医学奇迹可以让他明天醒过来看看中国,他还会认得出这个资本主义大中国吗?他还会认可中国共产党人如今对他的评价吗?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声音响过之后,随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过世,这事似乎在不了了之。中国还是打算沿用老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让历史自己去评价历史人物。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们都坚信毛泽东在世时那一官方信条:毛主席是拯救中国的那个伟人,是一个英雄领导人,他在自己一生当中做过错事,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拯救中国人民与水火的光辉。

然而,我们发现,真正的毛泽东,做的坏事还真骇人听闻。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张戎说,毛泽东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无辜死去几千万,他是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的独裁者,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可以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争高下。 该书的作者采访了150多位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的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亲友,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开口说毛泽东的故事。

张戎的丈夫说,他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竟给这么多人造成如此惨痛的痛苦和折磨。

长征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为了赢得对国民党的内战,中国共产党需要赢得苏联人的支持。在1934年到1935年间,八万红军和平民步行六千英里,横穿中国十多个省,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得到苏联的武器和物资补给。被中国人奉为长征英雄的毛泽东,并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而是一路被抬出来的。

他甚至自己设计了长征的交通工具,一把竹椅子,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一直就躺在那个竹椅上,没事做的时候便拿看书来打发时间,他读的书很多。

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全仰仗来自俄国人的支持,所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他策划了大量运动,即便这可能意味着对几千红军战士生命的蓄意谋杀,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与莫斯科联系紧密的人就会与莫斯科有通讯联系,就会被莫斯科扶植成为党的领导人,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不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获得大量秘密的苏联档案,大家都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白手起家并发展壮大的。其实并非这样,在建党初期,有大约90%的经费都来自苏联,不仅仅如此,斯大林还策划了毛泽东扶摇直上的阴谋,虽然当时毛泽东并还受到大量其他共产党员的排挤和憎恨。

斯大林也许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最像他的人,当然,毛泽东跟斯大林一样具有远见卓识,他能够从战略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聪明异常。最终,毛泽东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了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自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城楼下的群众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所敬爱的毛主席会用他的政治抱负给他的人民到来如此重大的痛苦。毛泽东所谓的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大跃进—让三千八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过劳。

虽然中国人民正在饿肚子,但毛泽东还是将自己国家生产的粮食卖给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那些对有关农业和工业大丰收的报告都是用来忽悠国外媒体的宣传。当他看到有关食物短缺、农民挨饿的报告时,他说,让那些农民吃少点嘛。

最终还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站出来反对毛泽东,并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终止了中国饥荒。但是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很快就遭到了迫害,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的报复。

我们大家都听过“文革”这个名字,但是谁真的了解这其中的含义呢?其实毛泽东不仅仅要迫害任何国家领导精英们,还要剥去中国所有的文化,他的红卫兵、暴力义务警员、学生组织到处抢夺、焚烧书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肉体和精神迫害。

当几百万人都受到文革的迫害时,毛泽东却以游泳的姿态见诸报端,他要告诉他的敌人们,毛泽东身体好的很,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但是他也并不是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

那个时候,中国人都被所谓“社会主义中国是地球上的天堂”等谎言所蒙蔽,如果当时的中国也是天堂,那地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留在身后的中国是一片狼藉。毛泽东的去世,给中国经济奇迹带来了可能,为何会这样,那是因为人们受够了毛泽东统治下的生活,他们急切地希望一种全新的生活。

艾晓明就郭飞雄案致李克强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李克强老师:

您好!您自1993年3月起兼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当时我也在该校任教;尽管南北异地,理论上也要算有校友情谊。今特写此信为郭飞雄先生陈情,希望您能过问,禁止刑讯虐待。

我在广东太石村事件中认识郭先生,他的思想和言论,很多人认为过于激进;至于是否构成政治犯罪或者商业犯罪,自有法学专家和律师予以辨析,兹不赘述。

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前,已多次遭不明人士攻击,自入狱后,更有被残酷刑讯的记录。如今转往辽宁,且他的助手江伟前曾因此案在此地遭受多日毒打,郭飞雄先生的亲人朋友,无不万分焦虑。 

作为学者和人权教育工作者,我对所有酷刑虐待深恶痛绝。我从2003年始投入公民维权活动,即始于对孙志刚先生遭受酷刑致死的愤怒。李克强老师您身处高位,必比我更了解中国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人权公约。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联合国创立后就开始确立的重要人权原则。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1966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对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  1986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又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在这个公约中明确指出:”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为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但 “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第1条)。2、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第2条)。 

该公约要求各国,保证在参与拘留、审讯或处理被拘留者的执法人员,受过禁止酷刑的教育,并经常有系统地审查审讯规定、方法和实践,以免发生酷刑事件。因为酷刑不仅伤害被拘禁者,而且妨碍有效执法,它摧毁公众对法治、对执法人员的信任,加剧社会矛盾;它将”执法”概念割裂,取消了其中”法”的精神,并且它引起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使政府在政治上遭受压力。 

郭飞雄先生目前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推定无罪,在接受询问时应受到人道对待。我虽对郭飞雄先生了解有限,依然确信他罪不致死。假如刑讯逼供,他出狱后必会道出真相;假如执法人员充分地保证了郭飞雄先生在被剥夺自由的条件下,依然享有了所有囚犯都应该享有的人道和人格尊严,他就能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 

我在网络上没能查到您的电子邮件,为方便起见,特公开发出。相信您能看到此信,并妥善处理。

恭祝

新年顺利!

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副教授艾晓明 敬上 

2007年1月31日 写于广州

 

 

刘晓波: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有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衙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它们对图书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岁末年初都要召开出版界的内部通风会。会议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者是全国各地的宣传部、出版署的官员,全国各大出版社和著名刊物的头头。会议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总结都少不了开出一份“禁书单”,由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署长来宣布。被点名的书籍,不得继续印刷发行;被点名的出版社,轻则检讨和罚款,重则撤职,再重关门。 
    
这几年,海内外知道的著名禁书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岳建一编辑的丛书《中国知青备忘录》,卫慧的《上海宝贝》,吴思的《潜规则》,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岛的《失败之书》,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忆录,根本无法在国内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吴法宪回忆录》,老左派邓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等。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盗版《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执照。
    
可以说,禁书是中国体制的必然,绝大多数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虽有不满,但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沉默,自然不会引起舆论风波。然而,年年有禁书,今年却不同,著名作家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沉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风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了八本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邬副署长还特别不点名地强调:“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
    
章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书再次被禁后,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对“因人废书”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位禁书作者胡发云也起而维权。他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官权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传主姚立法,已经将禁书寄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投书申诉。
    
章诒和的声明一出,顿时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支持,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学者陈小雅、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公开发言,网络上关于禁书事件的点击率超过十万,上万网民发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议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连续三本书被禁,怪不得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中,把邬书林等意识形态官员称为“精神刽子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官员,统统患上了合法性败血症,霸道是霸道,但因于法无据、与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浅薄而怯懦——理不直、气不壮。
    
说他们浅薄,乃因他们的权力狂妄。面对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时代,他们仍然故步自封,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被整肃的无权者只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说他们怯懦,源于禁书没有任何法律的道义的依据。所以,堂堂政府机构却不敢公开禁书,而只能玩弄幕后的黑箱操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只能以内部的通风会宣读、电话打招呼、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还不许录音,不留文字,但必须牢记脑中;堂堂副署长邬书林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居然不敢直呼“章诒和”的名字,而是用“这个人”来代替。多可怜的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所以,这个老大的执政党只能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脏活。
    
更怯懦的是,当这种黑社会式官权遭遇无权者的公开反抗,官僚们大都是缩头乌龟,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公开挑战官权的良知。去年的“冰点事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官员不敢回应李大同和卢跃刚的公开挑战;今年的“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们也不敢正面回应章诒和的挑战。
    
与官权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诒和女士却是无权者无畏,非要向邬书林讨个公开的说法。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1月24日,章诒和再次公开发言《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要求邬书林公开回答:“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从禁书事件中,我看到两种恐惧和一种勇气。一是多年来的大多数被禁作者的沉默,说明政治恐怖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二是当权者不敢公开回应无权者的挑战,说明了官权对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畏惧;三是章诒和的公开反抗与民意对章的公开支持,说明官权的整肃不再具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
    
一句话,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除了谎言,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若不是患上这种败血症,领导着一个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国的老大执政党,何以处处表现出草木皆兵的恐惧和虚弱,以至于,恐惧到禁书、封网、整肃冰点、把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投入监狱;虚弱到满口谎言、不敢正面回应一支笔的挑战。 
    
现在的中国,民间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知识分子的信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所以,官权在变,变得越来越越缺乏道义自信,虽然恐怖政治依旧,但残暴性和威慑力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在变,反抗官权的勇气在不断提升,虽然恐惧仍如魔影四处游荡,但敢于冲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付出代价,致使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
    
2007
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BBC

著名作家郑渊洁:两枝子弹上膛的枪对准我的胸膛

今天下午三点,我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当我在两点多赴约经过王府井步行街一家银行门口时,一辆运钞车停在我身边,从车上跳下几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其中一人使用粗暴的语言让我改道。我一边改道一边说:“不用这么粗暴啊。”运钞员说:“你再说一遍!”我就又说了一遍。两名运钞员立即将手中的枪子弹上膛,两枝枪对准我的胸膛。我面无惧色抓住其中一枝枪口,顶到我的胸口,说:“请朝这里打。”我掏出手机,拨打110。我以为,一个公民,在王府井这种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被人用子弹上了膛的枪对准的。不知是他们怕110还是认出了我,他们退回到车里。由于我和记者有约,眼看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我没有再理会他们。以前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押钞员杀害同事劫走整车钞票的作案经过,并未在意。今天亲身被押钞员用枪指,才领教一二。

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上了膛的枪瞄准。当时竟然一点儿不怕。

这是那辆用枪瞄准我的运钞车:

顾思齐:文物与家贼

 

  火烧圆明园,为近世中国痛史,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事件的罪魁原来竟是中国人呢?

  黄濬笔记《花随人圣盦摭忆》引近人王闿运诗《圆明园词》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钜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据此,黄氏以为:“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又,黄氏引徐叔鸿《圆明园词序》也记述说:“……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不息,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这样的话,烧毁、洗劫圆明园者,最初倒是中国的“奸民”。

  圆明园的烧毁是如此,敦煌遗书的散佚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敦煌遗书中的精粹,大多已被斯坦因、伯希和以廉价骗购而去,而残余部分,落入国内私人手中者亦复不少。且不论在斯坦因之前,敦煌当地官绅已开始私相授受;即使后来在遗书押解至京的过程中,鼠窃狗偷者也大有人在。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则有清楚的说明:“……有人从中间插手,插手人是新疆巡抚江阴何秋辇(彦升)。不知学部、大学堂官与何有什么特殊关系,做成圈套,托何担任接受和押解,押解差官又是江西人傅某,大车装运到京师打磨巷时,就被何的儿子何鬯威(震彝)截留,约了他的岳父德化李木斋(盛铎)和刘幼云、江都方地山(尔谦)遴选其中精品……于是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

  按:运到北京的这批敦煌遗书,以后归北京图书馆,所编目录,陈垣定名作《敦煌劫余录》;所谓“劫余”,意指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剩余。但实际上,那不仅是洋鬼子的“劫余”,也是国人自己的“劫余”啊!

  相似的例子还有龙门石窟。余绍宋日记1918年8月29日记游览石窟云:“……崖上凿石龛无数,大小不一,每龛中皆有石佛,大者十余丈,小者寸余。雕刻均甚精妙,悉六朝遗物,其数无虑数十万尊,极塊(瑰)丽奇伟之致……所可惜者,此数十万尊石佛,竟无一完好者,其面部殆皆毁去。闻寺僧云:三四年前,外人来游者酷爱此佛,不能全部划取,恒凿其一头一足以去。于是土痞遂盗凿相售,闻一佛头稍完整者,可得数十金,价值如此,故不一年间,遂使此数十万石佛尽罹惨劫。而千余年之雕刻悉数毁去,地方官吏竟毫无闻知,亦不讲所以保存之法,真可痛哭流涕者矣。”可知龙门佛像的损毁,虽由于外国人强取豪夺在先,但更多是中国人为虎作伥的结果。

  从圆明园到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都是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但这几页伤心史,却不仅仅是霸道强权的外国人所造成的。只不过我们向来习惯指责外人的鲸吞,却讳言家贼的鼠窃而已。原因无他,盖指责外人,可以充分宣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若指责家贼,则家丑外扬,将自损中国的民族形象。责人易,自省难——对单个人是如此,对整个民族何曾不是如此?

东方人中的东方人

 

  近来,我总是想起赫尔德,想起他说,要想读懂希伯来人的圣书,要想在这些书得以产生的氛围当中欣赏它们,“你就去做牧者中的牧者,去做农民中的农民,去做东方人中的东方人”;我想起他说,要想领略斯堪的纳维亚传奇谣曲的奇崛之美,最好去看看水手们是如何跟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浪涛搏斗的。显然,赫尔德并不是在预先替旅游公司拟宣传稿,他是要我们怀着一种“了解之同情”进入异文化的世界;他深深知道,理解另一种文化,理解另一些人,绝非易事,有时为了获得哪怕一丁点认知,甚至非得“化为”他们的一部分不可。

  以往,我常慨叹,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人了,看看他们的小说里、电影里、歌剧里刻画的那些人,哪里有一丝像是中国人呢?可等我读完日本人门间贵志写的《亚洲电影中的日本·中国编》(社会评论社1995年4月第一版),我变得很沮丧。我猛然发觉,他们固然不了解我们,我们又何尝了解他们呢?甚至,我们又何尝试着去了解过他们呢?

  日本人著书,资料功夫是下足了的,250多页的书讲了将近400部中国电影。有的影片年久罕僻,作者或许没看过,也就一笔带过,不过我猜他为写这本书,一定看了远超过400部中国电影。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书中讲吴宇森导演的《纵横四海》,说三位香港来的“雅贼”准备进巴黎画廊盗画,张国荣见一个日本人胸前有入场证,趁他凝神观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之际,故意撞了他一下,转眼就把入场证弄到了手里。张国荣还面带微笑,用日语讲了一句:“对不起,请原谅。”老实说,《纵横四海》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两回,现在完全不记得片子中有这么一段,我想,也没有什么书报文字会对这段微不足道的情节加以描述吧。即是说,门间贵志一定是自己看了影片,发现有这么一段,才记下来的。想想看,他得看过多少部从片名或故事梗概中找不出一丝与日本关联的电影,才能挖掘出像《纵横四海》这样的一点材料?

  当然,此书的最大毛病就在于材料过剩,分析不足,作者往往只把影片的相关情节一介绍,就赶着奔向下一部了。另外,畸轻畸重也是缺陷。也许由于在日本更容易观看到港片,书中超过40%的篇幅是讲香港电影的,关于内地影片的次之,台湾电影的部分不到20%。不过,作者的分类方式倒令我注意到不少以前忽略了的东西,比如香港篇,将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分成了倭寇、忍者、日式黑社会、日本赤军、侵华战争、七三一部队和慰安妇等不同类别。并不是说这些题材不应该反映——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深刻反思,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香港主流商业影片的处理方式,在拙劣的丑化之外,几乎找不到哪怕些微的诚意。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蓝乃才导演的《俾鬼捉》、刘镇伟导演的《猛鬼差馆》等鬼片中那些身着戎装的日本侵略军兵士化作厉鬼的模样。把罪人幻想成鬼魅,非但不能让人们对罪行的本质有所省察,反倒把罪恶虚无化、游戏化了。像这种形象,居然固化成香港鬼片的一个类型、一个cliché,实在可悲极了。这种幻想,就像是被人抢了一次包,接下来的每个夜晚,都在噩梦中恣意夸大抢劫者凶神恶煞的效果,却从来不花心思去回忆一下歹徒的真实样貌,似乎心里清楚报警也是白费。

  我看过一些以侵华战争为背景的日本电影,他们的习惯好像是将头别过去;在那些电影中,中国人要么是虚像,要么就干脆不露脸,好像他们打的是一场只跟自己有关的战争,好像一切悲欢怨忿都是日本人的事,与旁人无涉。鸵鸟主义的病灶自然也很深,不过,当我回顾咱们这边,总是不能肯定,像《小兵张嘎》里葛存壮扮演的龟田小队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像一个日本人;假若我们的敌人真是这样的,那么战胜他又能令我们兴奋多久呢?

  在与日本有关的华语电影中,两部最能体现出“了解之同情”的影片——《客途秋恨》、《戏梦人生》——竟然出自同一编剧——吴念真——之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的确,吴念真受父亲的影响,对日本有着特殊感情,而《客途秋恨》的导演许鞍华,她母亲就是日本人。然而,在看这两部影片时,打动观众的,倒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了国族之分的广大情愫,在这情感的充沛光辉中,历史不曾淡化,反而变得分明;是非并未模糊,反而分外清楚。在天地间,毕竟有此洒然,这就是我当初刚看完《戏梦人生》时的感想。

  合上门间贵志这本书,渐渐平静下来,想法也随之变得明了:且不管别的中国人如何,我们为什么不先就“去做牧者中的牧者,去做农民中的农民,去做东方人中的东方人”呢?且不管人家了解不了解我们,我们先就去了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