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出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它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它应当也必须走向新的转折，这兴许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兴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走向“世界潮流”的需要和期盼。

“快跑者”的压力在加大

历经近30年的改革，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GDP年均增速9.5%，增速名列世界前茅， GDP总量达20万亿人民币，排名从全球第十名跃居第四名，人均折合美元近2000元。如今的中国是世界产品的生产者，被称为“世界工厂”，许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中国制造”散见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货架上。正如《经济学人》称，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快车道，中国经济的快慢和结构变化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在过去，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看北美、欧洲和日本，那么，现在必须加上中国——这个世界上的第四大经济体。正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快车，开得不好甚至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行驶一样，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高速发展，这不仅关系着中国而且关系着世界的未来，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能否继续成为一个快跑者而不出“事故”，一方面取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及其相应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继续快跑的要求和压力呼唤着中国的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开放带来的挑战在强化

中国改革是由开放带动的，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仅使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增长，而且也在促进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等领域的规则（制度）不断地改变。正是由于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能进一步朝前走而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指令性经济；正是由于开放，中国人民“提前”享受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果”；正是由于开放，中国开始了3000年变局，160年的大变革和30年的改革，走出了历史的轮回；正是由于开放，我们尽管被动，但还是在不断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既沐浴开放的春风，也倍感开放的压力。两个“人权宣言”、WTO规则、港澳台的法治模式和民主模式等等无一不构成对我们的挑战。2005年以来，我们结束了与国民党长达50多年的“对峙状态”，将国民党“引进”了大陆，进行了两党最高层会晤，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国民党的模式，尤其是台湾模式，随着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和互动，必将对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产生影响，这无疑是在催促着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利益分化的矛盾在突显

市场化的改革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和分层，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人们拥有的要素禀赋不同，其收益显然是不同的，正如体育竞赛的差距构成了体育的动力一样，经济要素之间的竞争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这种差距会在一定的“时点”上收敛和缩小，社会只要采取以公共产品的形式，给予在竞争中受损的一方“生存底线”的“补贴”，就不会有大问题。因此，利益分化和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权力的市场化带来的差距过大，以及社会利益机制的扭曲和由此造成的社会“断裂”和分裂。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腐败的加剧和寻租的社会化，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正在发生，特权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无规则的博弈带来的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生态的恶化、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假冒伪劣的盛行、信用和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不公，以及社会矛盾的突现和激化、各种“维权”和“压制”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无疑是对“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的一种警示，昭示着改革转折的时代的到来。

走向转折的改革

改革进入新阶段

中国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止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重新回到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潮流上来；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止于本世纪初，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结束短缺经济，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而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改革第三阶段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没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完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新举措，这表明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路径的转折

（1）改革的价值取向的转变。衡量改革的尺度一是效率，二是公正，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性，讲效率就要讲科学和公正，科学和公正是效率的前提。中国改革——体制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效益（效率和收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并非全面的效益，而是单面的，如人均GDP、财富的增加等等。全面的效益，等于GDP以及可计量的财富与环境污染、假冒伪劣的损失值等“负面”财富之代数和。虽然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过正、负效益的代数和，但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财富的“效益”是要打折扣的。此外，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不当配置以及特权和垄断的存在，改革所包含的“公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的发展观、“五个统筹”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等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举措，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要纠正只讲“速度”不讲效率、只讲增长不讲公正、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长期利益、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倾向，从而提高改革与发展的效率和公正性。

（2）改革路径的转向。第二阶段的中国改革路径有三大特征，一是被戏称为“单兵突进”的“短腿”改革，即改革被限制在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触动不多，许多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而无从解决；二是以非规范非法制性为主的改革。许多改革以领导人的讲话和内部文件的范式而非法律性的范式推进，一些改革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从而影响法制的建立，改革的“正当性”与法制的公正性不兼容，改革的实体性效率与法制的程序性效率相悖；三是偏重于增量改革，而“忽视”了存量改革，先增量后存量改革无疑在策略上是对的，但存量不动，改革是无法深入的。因此，第三阶段改革将在三个方向上突破：一是从一维（经济）改革转向三维（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大社会和政治领域改革的力度，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医保、义务教育等体制和机制；从法治和民主的层面推行政府官员问责制以及协商民主等政治领域的改革。二是从非规范性改革转向规范性的即法制下的改革，注重法制程序，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先立法改革后付诸改革行动（比如直选试点地区应先立法，后进行），在立法上应采取民主的方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形式公开辩论和讨论，使各方利益博弈在法治的平台上公开、公平、公正地展开，使改革的效率和公正方向与法治的建设方向相得益彰。三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同时并举，充分调动激励体制内的存量，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行政机器的效率入手，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通过一定程度的宪政改革和司法独立改革而形成的权力的制衡及权力的公用（公开、公正的使用）的制约，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公共领域的服务能力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以及国有资源（资产）使用的效率与公正性。

一、毛泽东时代一党统权的”三合一体制”形成

自中国共产党借助暴力在大陆建立红色政权时起，中国就名副其实地形成了纯粹一党统权政体。 1957 年的老右们称这种政体为”党天下”。这种政体在政治上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就是公有制加计划化。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一直实行的既不是议会制民主政体，也不是总统制民主政体，而是所谓形式上的”议行合一”，但本质上却是”党政合一”的集权政治体制。

　　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后，一夜之间完成了经济公有化和计划化，为一党统权政体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确保了执政党对经济活动的集中、全面、统一管制。在中共绝对领导下的这种体制中，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企合一。我称其为一党统权下的”三合一体制”。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企业、经济行业组织或民间自愿组织的自主与自由权。因为自主性的组织权会与一党统权的治理方式发生冲突的。那时所有的活动都公有化了，自主组织存在的基础也就没有了。此外，在社会思想形态中最活跃的是知识阶层。而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由向往，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统权，同样存在冲突。因此，毛泽东需要对这个群体进行改造，以便让他们忠诚于新的权力统治方式。因此毛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运动，用强制方式推行文化专制与思想专政，反右、文革就是最典型的政治教育与运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知识生活都统一在政治生活的垄断之下，政治权力无限伸延，没有边界。毛泽东把这称之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党内权力结构方面，一党统权制采用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权力分配体系。权力的最高层是中央政治局。按中共党章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然而，在毛时代一党统权制下政治局中，党领袖与政治局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集体统权制，一种是党魁统权制。集体统权制模式，是指权力统一于最高决策层团体，党魁与成员地位无明显差别，决策通过协商与表决的方式进行，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有在意见分歧比数相当情况下，党魁才有决断权。党魁统权制模式，是指党魁是政治局中的主宰者、裁判者，政治局是党魁绝对领导下的决策机构。中共在全国建制后的前十年基本采用的是集体统权制，而 1959 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与党魁地位日渐突出，中共政治局由集体统权制向党魁统权制转变，到文革时期已走向了极端。这个时期中国宪法上的其他权力机构，已完全成为政治花瓶。

二、邓江时代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布局

自邓小平上台以后，提出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大量平凡”冤假错案”，笼络统治集团政治精英，并对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改革，开始探索改良中共一党统权”三合一体制”。邓小平正对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制度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为此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政改主张。 1987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公开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随后又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该报告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以增强活力。当时在邓小平看来，权力下放是有利于调动基层积极性的一手；而党政分开又是加强并改善中共社会控制力的一手。邓的政改目的是要更好地实现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　　

所谓”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就是对权力进行切割，以限制政治权力的边界。这种分开与放权，最初是从农村经济”包产到户”开始的，后来发展到”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一系列放宽经济的政策。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经济改革，直接导致了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政体形式发生了转换。经济生活的自主性空间一旦从政治的统权中解放出来，生产组织就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松绑，导致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分开。随着中共政府推进以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就不可避免了。如此同时，政体放权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促进了各类自治协会、群众组织的发展，使之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从而客观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我在《聆听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一文中写到：这个时期，”在国家权力体系相对松弛的控制下，中国民间社会有所成长，一些异议人士和民间组织活动日益活跃。”

中共传统的制度设计，是由一党来集国家全部权利，也就是党权政权一体模式。在邓小平们看来，如果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单方面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放下去，那么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威便会被双重削弱，无法保障其统治集团驾驭局面的能力。而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下放时，党的权威则会不受影响。这就是邓版改革老谋深算的心机所在。

　　于是邓小平们设计，在党从政府事务中退出之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最高层精英统治，把党的主要精力专注于选择执政首脑，并通过控制首脑来控制政府，而且还要在议会通过控制大多数代表，来保障自己的意志能转变为法律与政策得以推行。党本身不再直接指挥政府，从而使党务行为与行政行为在形式上实现分离。在这样的改革设计方案中，党中央要通过行使政府首脑提名权和议会提案权与表决权，来实现党的宏观领导。这种体制我把它称之为”一党威权制”。一党威权体制曾得到不少学术界新权威主义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将新权威主义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其意义在于推进市场化进程，政府可以有效地运用权威的力量把经济推向市场化的轨道。同时，这种威权制的赞成者们声称，它是以民主为目标，以威权为手段的。然而，威权不过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权力，结果只能造成新的集权事实。而后来随着邓小平等老人在党内地位的日显突出，同样打压不同声音，党中央的精英威权，便异化为幕后老人政治专权的事实。胡耀邦的悲剧就是这个事实的诠释；而赵紫阳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捅出了党内还有太上皇的秘密。

“6 、4 “之后，逐渐进入江泽民威权时代。这时，中共不仅不再提党政分开，反而要强调党的领导；不再提权力下放，反而更要强调中央权威；不再提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反而要维护党对社会团体的全面领导。 1992 年10 月，中共召开”十四大”，这是由邓小平最后一次直接主导执政权力总体布局的党代表大会。邓在这次会议的所谓”政治安排”
，就是决定了后来的党魁不仅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任国家主席职务。从此国家主席职务不再仅仅是荣誉职衔，更不再安排退下来的老人担任，开始了树立个人”核心”的”强主席、弱总理”格局。这在实际效果上，进一步加强了党、政、军权的新式三合一的威权。从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接班，中共政制基本上完成了这种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模式。

三、胡温时代一党控权的”混合体制”趋向

中共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实质上是排斥多数平民政治参入而由少数政治精英统治社会的政制，它与民主制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因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平民被排除于社会管理之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日趋明显，已经转化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今社会，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各种社会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而在眼下一党威权新”三合一体制”框架内，社会没有一种平等协商机制与民众意见表达管道。此据《争鸣》月刊记者罗冰报道，胡锦涛在 2006 年度第12 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腥希凑痴媪僮徘八从械娜笪；某林匮沽统逋唬赫挝；⑸缁峄∥；凸苤挝；Ｒ恢终翁逯疲绻荒芡ü晕腋赂脑炖从Χ院突航馍缁崦埽突嶙孕凶呦蛩劳觥Ｎ撕轮凑岳矗罅Τ家匀宋尽⒑托成缁帷⒖蒲Х⒄构鄣龋ü尴艹信当Ｕ先巳ㄓ胨接胁撇泄彩焖闹腥嵊滞ü摹毒龆ā罚徊矫魅妨?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由此不难窥视出”寻求社会和谐，推动政治宽容”，将成为胡温今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在胡温决策层的智囊们看来，目前应对社会危机的有效机制，是在中央有力控制的前提下，对社会实现政治宽容，建立包括容纳平民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混合政体。这也就是本文所称一党控权的”混合体制”。这种政制的维新意义在于：在一党控权混合制的基本架构里，一党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但其权力边际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同时容纳一些相对自主的政治权力参入，共同组成各级权力整体，将个人、少数人管理和多数人管理的优点结合起来。这就好比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党将成为这个国家拥有绝对优势的权力大股东。这种体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共和制和近代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古罗马的政体，就是运用保民官、公民大会等机构来容纳平民诉求，通过贵族与平民的冲突与妥协，形成了权力的混合制。近代英国式的妥协革命，更是借助将底层民众纳入议会，以保障其政治诉求，使绝对君主制变为君主主导下的混合制。

在胡温执政时期，党的权力边界已有所收缩，在很多社会生活中遭到限制，特别是从经济管理上退下来了。从政治层面上看，胡温时代老人政治已退出历史舞台，党魁个人权威也大大削弱，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会已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从经济层面上看，社会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已走向混合经济形态。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便是用正式文件形式对中国混合经济的首肯。如此同时，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此据民政部的统计，到 2005年 3月，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约 28万，但实际存在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一些学者估计至少在 200 万个以上，有的估计甚至高达800 万。由此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成长的现实，就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群体诉求的多元化。因而自然会向能够包容差异，并与这种多元化相适应的政体过渡。胡温当局已认识到，要在一种社会各阶层不断分化，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代维持政治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有一种能够让所有的意见都能参与政治协商的制度，而一党控权的”混合制”，就是他们所期望的这样一种政制。

近年来，胡温当局一再表示，他们一直在探索渐进式的政改，但前提是决不走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在保证一党控权的原则上决不后退。这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可以觉察出一些动向。如该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新”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原则。在这个大前提下，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基层选举等等。然而，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只能在一党控权下的“混合制”政体改革，并不会必然导向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甚至由于“一党独大”局面无法改变，还远达不到古罗马时代的混合政体水平。因为，在中国这个控制一切国家权力的“独大”资格，在本质上并不是在选举箱里产生的，而是在“红色记忆”的暴力中产生的，所以它在来源上就失去了合法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