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其优劣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从某种意义而言，一个民族是否能真正强大或崛起，应该首先看这个民族的教育是先进还是落后。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是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那么这个民族必将强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处于落后的地位，那么这个民族也必将落后，纵使在某个时期这个民族显得强大，这种强大也必然是虚幻的、暂时的。由于其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支撑，没有发展后劲，因而必将很快衰竭、崩溃。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根本保障。二战之后，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与日本选择了优先发展教育，他们从刚刚熄灭的战火中拾起的不是仇恨与沮丧，而是鲜花与书本。他们深信教育是他们掌握未来命运的正途。几十年后，人类发现那在二战中被打趴下的德意志民族与大和民族又站了起来，又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中国古代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分不开的。
教育就其总体而言包括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所谓硬件就是指教育的投入，一个时期社会用于教育的资源情况，表现为可见的教育条件的优劣状况。软件就是指教育的精神、理念，教师的素质，这是主宰教育方向与目标的。一个社会教育的先进与落后，显然不只要看该社会教育硬件的情况，更根本的应该是看该社会的教育软件，即主宰教育的核心价值。一个立足于人类普世价值，以人类的先进文明为基准，以培养适应整个人类文明准则为目标的，能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教育，才是符合人类发展潮流的教育，是站在人类长久福祉基础上的教育，因而是先进的教育，而相反那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主导下的教育都是落后的教育，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工具和奴隶。
那么，中国今天的教育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呢？从近年来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不仅仅是落后，而且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中华民族正陷入慢性自杀的生死关头！
一、中国教育的三大痛状
中国教育积弊已深，各种怪象难以胜数。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突发性事件频发，集中反映出中国教育的病象。通过分析这些突发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教育的症结，从而为最终寻找到根除中国教育积弊的良药提供借鉴。
中国近年来教育领域突发性事件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一是群体性抗争事件；其二是恶性暴力事件；其三是高发性自杀事件。这三种事件看似互不联系，其实都从不同侧面揭示着中国教育的病症，反映着中国教育的痛象。
1、群体性抗争事件
中国教育领域群体性抗争事件近年来有逐年增多，规模增大，持续时间增长的趋势。2006年更是达到一个高潮，成为中国校园群体性抗争事件有代表性的一年，从有案可查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就能发现有如下一系列事件：
12月4日，国有民办的黑龙江省方正一中高一学生近200人走上方正县城街头，抗议方正学校收取学生寒假补课费每人每月150元。
10月29日，江西十所职业学院近6万学生联动抗议，计划到南昌市中心游行。此事惊动了胡锦涛，当局出动数千警察围堵各校，阻止了游行。抗议原因是学校颁发与承诺不符的毕业证书。
10月24日，江西服装学院一万多名学生骚乱，原因是学生不满文凭不获社会承认。
10月21日，江西赣江学院数百名学生暴动，原因是学制与校方早先的承诺不一致，校方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又迟迟不作处理，引起学生极大不满，于是学生砸打教学大楼、宿舍和餐厅玻璃，砸坏并焚烧公安防暴车，并拦堵校门口道路。
10 月8号，西安邮电学院有300多人示威游行，抗议校方, 以考试成绩差为由，要求学生退学，或每年补交4500元试读费。
10月1日，是北京限定取缔不符合办学资格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最后期限，因此，全市二百四十间受影响的民工子弟学校中，九成已经关闭。自八月底起北京大批公安闯入民工子弟学校执行停课令，导致学生、家长与公安发生冲突。
10月15日，河南郑州大学二级学院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发生学生抗议骚乱，上万学生捣毁校内汽车、自行车，打碎窗户玻璃，怒骂校方为“骗子学校！教育欺诈！”。原因是学院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与招生时承诺不一致。
从这些群体性抗争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方面特点：其一是校方不兑现招生承诺侵害了学生的权利。从江西的职业学院，到郑州的升达学院，都是学院招生承诺不兑现，学生每年在付出上万学费后，换来的是不为社会承认的文凭；其二是学校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从方正中学收补课费，到西安邮电学院通过增加收费来处罚学生，以及北京强行让民工子弟到公办学校上学而增加了上学成本，这都是利用权力增加收取学生费用；其三是从学校到社会没有提供给学生正当申诉的途径，学生不得已采取对抗甚至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四学生面对教育权力部门处于无可选择、任由宰割的弱势境地。
2、恶性暴力事件
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恶性暴力事件频发，这从另一个侧面标示出中国教育的失败，体现出中国教育变革的急迫。仅从2006年10月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到如下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10 月23日，国家级重点中专之一的广州市经贸学校，发生两批学生群殴事件，有七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送医院治疗，其中三名伤势较重。
10月18日，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万宁籍学生与儋州籍学生发生矛盾，随后发生冲突，并有学生持刀伤人，造成5名学生受伤，其中一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抢救。19日晚上，两地学生纠集在一起，准备互相报复，警方接警后及时赶到制止双方过激行为。
10月11日，原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梭山中学一名普通的初三学生彭启荣用炸药炸死了同班16岁的花季少女蔡发春。据同班同学及好友揭露：班上学习好的同学都是彭启荣要杀害的对象！
同时在最近几年来，我们还记得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些校园重大恶性事件：
2005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因恋爱而将自己的竞争者连砍八十余刀，使其当场死亡。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因觉得同学瞧不起自己而将同宿舍四名同学用钝器击打致死。
2002年3月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大三学生马晓明只因被劝退学怕挨批评而杀死自己的父亲、奶奶。
这些让人闻之色变的校园恶性暴力事件，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中国教育的病态，使人从中感受到中国教育的悲哀。通过这些校园恶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是残暴性超乎寻常；二是起因于极其普通的一些小事；三是近年来有由个体性暴力向群体性暴力演化的趋势。
3、高发性自杀事件
中国在校学生自杀情况近年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有关调查显示来看，中国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自杀率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学生自杀率要高。
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陈志霞等人运用“自杀态度调查问卷”，采取分层抽样方式，对1010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自杀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过轻生念头的学生占10.7%.在中国高校中存在如此高的自杀倾向的人群，这力证着中国教育的失败。
2006年11月，北京某高校一女博士生自杀，通过调查发现她并没有碰到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困扰，可见这种自杀主要并非是外力的促使，而是内心的失衡所致。我们从公开报道的类似高校学生自杀事件，都能看到这种心理失衡导致自杀的影子。
可以说近年来中国高校学生已经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从这种高自杀率中，我们固然可以寻找到诸多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教育自身的责任，作为塑造人的灵魂、引领社会健康生活的校园，居然出现如此频繁的自杀现象，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二、中国教育之痛的根源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失败的严酷现实。那么，导致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源在哪里呢？
1、群体性抗争事件控诉着中国教育产业化、官僚化的罪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资本化的公然横行，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教育自然也成了权贵垂涎的对象，于是超越国民普遍承受能力的教育产业化被推出，为教育领域的官商勾结掠夺民财提供了政策支持。作为官商勾结的载体——二级学院与民办高校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公办高校也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使中国教育成为民族难以承受的剧痛！
据专家指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收费标准，学费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例一般在２０％左右，而中国的高校学费（含住宿费）已接近人均ＧＤＰ的８０％左右。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2.3倍，而教育收费却增加了２５－５０倍。
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收费下，中国大量普通家庭要送一个孩子上学，不仅要倾其所有，而且常常是债台高筑。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日益艰难，形成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称现象。不仅如此，许多权钱勾结下的二级学院为了招生而虚假承诺，导致学生在付出高昂学费后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张不能为社会认可的文凭，从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2006年江西、郑州等二级学院及职业学院学生群体抗争正是这种矛盾激化下的结果，同样黑龙江方正中学及北京民工子弟学校的事件也有权力与利益勾结的影子。
可见中国近年来学校群体性抗争事件是教育产业化导致学生利益受损与社会经济不堪承受的直接结果。同时高校教学管理体制的官僚化，社会提供给学生申诉途径的贫乏化，也是导致学生最终采取激进的群体抗争方式的重要原因。
2、恶性暴力事件昭示出中国教育违背人性、崇尚暴力的实质。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教育都是在革命旗号下的血腥灌输，它培养青少年的嗜血本性，为暴力夺权寻求正当性注解。看看学校从幼儿入学那一天起就以鲜血染红的各种旗帜、领巾来作为孩子膜拜的对象，以所谓革命的高远虚幻目标来装饰起杀人的正当，祭拜出暴力的英雄。在这种教育之下，人们普遍形成了轻视生命、缺乏同情、自私冷漠、唯我独尊的病态人格，争强好胜、斗勇比狠，就成了一种时尚。
看看近年来那些发生在校园的恶性暴力事件，究其起因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多是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或者为了一点虚荣的面子，有的甚至就因一言不和，或一个神态不顺，都导致暴力相向。至于云南初中生炸死花季少女，更是只能从病态心理来求得解释。这种学生病态心理的形成，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校园应该是一片塑造健康灵魂、培植健康人格的净土，然而现在却频繁出现如此病态的恶性暴力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已背离人类教育的本质，而走上了反人性、反文明的邪路。
3、高发性自杀事件暴露出中国教育工具化、奴化的本质。
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载体的教育应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即人性的培育，人的权利义务观的培养；其二是科学知识，即对自然与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其三是技术工艺的继承与传授。在这三个层次中，人性的培育，人的权利与义务观的确立是教育的根本，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正确权利义务观是处理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是平等、自由、博爱及民主、法治的根基，同时也是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人类一切健康心理的建构也应该以正确权利义务观为基础。人类因有权利而尊严，人类因有义务而谨守。
作为文明传承的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基本要务，只有健全人格，才会增强抵御社会各种风浪的能力。然而中国今天教育领域的学生却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这彰显出中国教育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是完全在政权掌控下的教育，教育完全背离了传承文明的职责，而沉沦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教育培养人正确权利义务观的核心目标被抽空，只成为自然知识与技艺传授的工具。在这样的教育下，人被当作权力需要的工具，就如机器的螺丝钉一样，人的自身价值被漠视。一个没有正确权利义务观念的人，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的，也不可能有严肃的责任感，因而也就没有抗御社会震荡的能力。这样的人心理不会有平衡，因为一切心理平衡的依据是正确权利与义务观。而没有心理的平衡，自杀与杀人就成为常态。
笼统而言，人类的暴力可以分为虐人与虐己，虐人就是伤害他人，虐己就是伤害自己，而虐己的极端就是自杀。导致虐人与虐己的根源就是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根源就是没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当教育弃置了对人的权利义务观的培养时，也就完全背离了其宗旨而沦落为权力的帮凶。所以抽空了权利义务观培养的教育就是权力奴化的工具，就必然产生毁灭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与毁灭自己的高发性自杀事件。
4、教育之痛的总病根
导致中国教育领域群体性抗争事件、恶性暴力事件与高发性自杀事件的根源是教育产业化、教育反人性化与教育的奴化，而导致教育产业化、反人性化与奴化的根源是极权政体。极权政体垄断社会一切领域，教育也难于幸免。被极权垄断下的教育，一切以服务极权统治为目的，丧失了传承文明的天职。在极权之下教育只充当权贵渔利和统治的工具：极权为渔利而推行产业化，使教育成为掠夺民财的工具；极权为寻求暴力夺权的正当而推行反人性化，使教育成为暴力的维护体；极权为维系统治而推行奴化，使教育成为挟制灵魂的帮凶。这种对国民从经济上剥夺与从灵魂上挟制的教育既是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也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反映。可见中华民族教育之痛源自于极权之病，教育领域的各种病态都是极权政体总病症的表现。
三、根治教育之痛
如上所言，中国教育之痛源自于极权政体之病。要想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就必须从解决极权政体入手。只有结束极权政体，将教育从权力的奴婢地位下解放出来，由权主教育变成民主教育，使教育恢复其传承文明的本性，这样才能根除一切教育领域的病痛。从极权解放出来的教育将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教育的投入是民主透明的。极权之下的教育一切的投入唯官僚意志决定，投入多少与投入方向取决于权力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投入的不足与浪费的巨大构成了教育领域的贫血现象，形成教育不能满足国民需要的状况。据教育部部长周济2006年3月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79%。2003年9月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中国的教育结果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的乌干达都赶不上。就是这样少的投入，中共政府仍不能100%投入到位，它只承担教育投资的 53% ，剩下的 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可见极权之下对教育的漠视，造成中国教育严重滞后，以至阻碍社会发展。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保证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比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才能避免投入的浪费。
其二，教育的目标是服务于社会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政权统治。在极权之下，教育只是充当政权服务的工具，一切以维护权力统治为目标，因此反人性、反文明的谬论邪说大行其道，培养出一批批背离人类普适价值，危害社会正常发展的崇尚暴力、狂热偏执的民族主义、拜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者，导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灾难接连不断。民主下的教育必将以人类的长远福祉为目标，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以和平、包容、多元为形式，使教育脱离出权力的桎梏而成为完全服务于社会普通大众的工具。
其三，教育回归传承文明的本性。教育以真正培养人的正确权利义务观，使人成其为文明人为第一要义。任何离开权利义务观培养的教育都是奴化的、工具型的教育，因而也是违反教育本质的。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完全脱离人的权利观，而没有正确权利观下的义务观也只是病态的奴隶性的义务观，而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义务观。没有正确权利义务观的人不能称为现代意义的公民，只能算是专制时代的臣民。没有现代权利义务观的确立，社会行止就会失据，各种社会关系就无法理顺，现代文明的社会秩序就无法建立，社会暴力与个体自杀就必然普遍。所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必是培养现代权利义务观的健全公民人格的教育。
为了解除中华民族的教育之痛，使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我们必须根除极权对教育的垄断，将教育权归还于民。只有还权于民的教育，才能以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硬件上的科学投入与学科上的合理设置，尤其是教材上的合理编制，也才能最终保证教育持守传承文明的本质而不至沦为权力或金钱的工具。
2007年1月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12月20日，下荒村村民打来电话，说张文武被任相军的打手们打断了双腿。
而在不久之前，就是这个粗壮的北方汉子将我领进下荒村的。在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看来，所有来自远方的人都可能是他们的救星。或许，也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倾诉本身就能使人宽慰，一个衣着整洁的城里人能够耐心听完他们悲愤而无奈的诉说，足以使他们感激不尽了。
但从踏入下荒村的第一刻起，我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当他们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时，我感到羞愧，我没有能力帮他们获得公正，我只是一个关注中国现实的思考者和一个尊重事实的记录者。
在一个农家院子里，憨厚的张文武对我说：“去我家看看吧，我快要完蛋了。因为上访，我已经倾家荡产，老婆要和我离婚，离婚是早晚的事了，我快要完了。”
目光越过张文武家低矮的院墙，看见的是几近倾圮的主屋，旁边两间狭小而冰冷的配房，就成了张文武一家的容身之地。只看了一眼，我就转身离开这个又黑又冷的地方，因为我不想过分破坏自己的心情。
张文武一再对我说，他已经不敢再出头了，“我一动，可能就会被派出所抓起来。”
在最初几个坚定的上访者当中，他最年轻。看上去，张文武大约45岁，中等身材，脸色黢黑，身体健壮。
我曾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对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现已划归赤峰市元宝山区管辖）林地纠纷案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参见《民主中国》2006年12月号） 在弄清林地纠纷的是非后，我并没有鼓励村民通过上访或司法诉讼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为，多年的上访已使他们陷入贫困，其中还有人忧愤交加而死，另外，在现实情况下，毫无结果的诉讼马拉松也会让他们不堪承受。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村民对王义全贪污腐败的指控，但任何有逻辑思维的人都明白其中的猫腻，别的不说，林地承包时，有村民要求以48万元价格承包，村支书王义全却以45万2千元的价格承包给外村人任相军。另外，一个原本富裕的村子在王义全的控制之下，被弄到负债累累。
目前王义全仍是下荒村支书，而任相军则是远近闻名的富翁，村民说任相军在附近开着煤矿，也有人说他手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如果我鼓励这些既无权力靠山也无经济支撑的农民与王义全和任相军相持到底，我简直是在害他们，因此，我建议他们尽量争取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与任相军达成妥协，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任相军也是王义全胡作非为的受害者。
在与地方官员的谈话中，我曾提出了以调节来代替诉讼的建议，我认为，最理想的调解方案应该是：承认一组和三组村民对林地的所有权，以目前已进入采伐期的杨树价值为依托，对任相军进行合理补偿，并且不再追究村委侵占一组和三组林产的责任（理论上说，452000元的承包费用于修建学校，也造福了一组和三组的村民）。这种解决方案虽然使农民丧失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他们的利益，但土地和林产的确权，可以使他们从此放心地从事树木的砍伐、更新、养护以及林间农作物套种，此后的经济收益仍是可观的。有关部门如果继续维护任相军的30年承包权，不仅从根本上侵犯林权，任相军也要面对村民的仇视、实际占有林地超出合同承包土地（合同承包土地又超出林权证保护的亩数）等难题，倒不如从棘手的林地纠纷中抽身出来，专心致志地去做他的建筑工程
我的建议不只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即使对任相军来说，也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妥协方案。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权力与金钱结合的现状之下，长期以来，权力的默许和偏袒，对任相军看来，已无异于纵容：
2006年12月18日，任相军派人公然违法砍伐林木（未办采伐证），很多村民当即对此表示愤慨；
2006年12月19日夜间十点钟，以任相军的哥哥任相春为首的至少七八名歹徒闯入张文武家中，用铁锨砸烂张文武家的玻璃，跳入室内，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同时用铁锹对张文武进行了致命的殴打，在这次殴打中，张文武被打到多根肋骨断裂，两条小腿均被打断，另外，额头、后脑、嘴唇、膝盖、后背均被歹徒用铁锹直接打击，事实上，用打击一词已不能描述殴打行为的残忍，歹徒其实是用尖细的铁锹直接刨进了张文武的身体，他的两条腿完全就是被铁锹硬生生刨断的。
得知张文武被打伤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尽管相隔四百多公里，但出于无法遏止的愤怒和同情，我还是专程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的一家医院看望了他。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不想说林地纠纷案背后一定存在腐败，但很显然，地方官员对待张文武这些一直坚持上访的农民的要求是消极的，张文武这些无权无势的农民面对的环境，不用我说，任何熟悉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可以想象。
我知道，我帮不上张文武，但我无法不对他表示同情和关心。和他一样，我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介贱民，我们同样身处社会底层，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城市贱民，而他是个农村贱民。
二十多天过去了，张文武仍躺在病床上，两腿上的石膏和绷带仍未拆除。
“算我命大。”原本十分强壮的张文武用虚弱的语气对我说，“当时这里的血管被刨开了。”他翻开上嘴唇，让我看口腔内缝了七针的伤口。
“血根本就不是在流，而是在朝外喷。”他继续对我说，“第一锹就把我打昏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站不起来，就知道腿被刨断了。”这时候，身边躺着为保护父亲而被歹徒用铁铲拍打的女儿，而歹徒仍在高喊：“打死他，打死他。”
医院对张文武的伤情鉴定为三处轻伤，三处轻微伤，其实，可以说，张文武身上几乎每一处都被歹徒疯狂殴打过（有至今淤黑的伤处为证），不，我要再次修正我的说法，是被疯狂刨过，也就是说，张文武的身体象土地和沙石一样被铁锹刨了进去。
据张文武的女儿说，当时歹徒们就是用刨地的方式刨进张文武的身体。我第一次听说铁锹可以用作杀人的凶器，这种创意，恐怕就连黑社会分子也想不出来！
张文武一再对我说，幸亏他身体健壮，否则非死不可。醒来后，张文武支撑着身体，用手机拨打了110、120，而在警车到来的时候，歹徒们已经涌进另一位访民宋国民的家中。与张文武一样，宋国民家的玻璃也被歹徒们用铁锹砸烂，但宋国民比张文武幸运，他家中的窗户结实得多，歹徒没有能够进入他的卧室。
张文武遗憾的是没有进行反抗就被歹徒打昏了。那天晚上，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本想出门找把铁叉放在床边防身，但在歹徒敲碎玻璃的同时，他那弱不禁风的木门已被歹徒猛力拉开，“如果有一把铁叉在手就好了，铁叉比铁锹长，他还刨不到我，我就能捅过去，捅死一个算一个。”
凭张文武健壮的身体，如果真有一把铁叉在手，受伤的就不只他一个人了。至于发生命案的可能，只是手下用力轻重的问题。当一个人面对七八个歹徒的时候，如果他有还手的能力，他会在意用力的轻重吗？
12•19血案发生后，张文武的家人至今不敢在家中睡觉，村里几个一直上访的村民，也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在医院里，我见到张文武的小女儿，看上去是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又瘦又矮，一幅很可怜的样子，她的被褥就铺在父亲病床旁边，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受伤的父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敢回家去住。
12月19日夜里，歹徒打人后扬长而去。据说两天之后为首的任相春投案自首，其余歹徒逃散，张文武说不上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上来第一铁锹就把他刨昏过去了，他什么都没看见，而他女儿也不认识这些人。在警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上，我只见任相春一个人的名字。
张文武被抢救过来之后，任相春曾托人到医院送来五千元钱，此后便无人再来，但任相春的家人通过警方转交了医疗费。看来，在这样残忍的恶性伤害事件面前，警察是不会（或者说不敢）过分枉法的。此前，由于任相军的诬告，公安和法院曾经不客观地站到任相军一方的立场上，但由于下荒村村民的顽强坚持，由于他们长期的上访和诉讼行为，当地官员不会看不到他们的决心和毅力，因此，我相信任何有头脑的官员都不会在12•19血案之后还有站在任相军、任相春、王义全一边的胆量，除非他们想钱想疯了。
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一文的最后，我曾写到：“我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妥善解决并不抱乐观幻想，下荒村林地纠纷的事态发展，仍需密切关注。”事实上，下荒村林地产权归属并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也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调解方案，尽管我并不赞成当地村民“各级官员都被任相军收买”的说法，但是，地方官员显然没有积极地介入这一纠纷的调解，于是我们终于看到这种各方皆输的结果：从村民这边来说，张文武的伤势之重，必定使他丧失相当程度的劳动能力（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劳动能力），其他上访村民也担心遭到歹徒殴打，不敢回家睡觉，整个村子里人心惶惶；从任相军和任相春一方面，尽管任相春“投案自首”，但对于如此严重的入室行凶和打砸事件，我不相信任相春的暴行会逃脱法律制裁，而任相军的采伐行为目前已经被制止，他仍然无法有效实施对林产的养护和采伐，另外，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暴行中所起到的作用，除了张文武的医疗费，他可能还要承担任相春和其他歹徒的损失，对他来说，这样的非理性之举并不会带给他任何好处；对林业等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他们丧失了调解的最佳时机，不仅增加了日后调解和裁判的难度，还增加了村民对政府的怀疑与不信任，使政府形象大为受损。
放着各方皆赢的方案不要，闹到目前这种各方皆输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消极以对造成的恶果，在这一事件之后，我开始怀疑当地政府是否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还张文武和下荒村村民以公道。至少，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警方积极追缉在逃凶犯的消息。
我买了点营养品给张文武，嘱咐他安心养病，并鼓励他坚信歹徒会受到惩处，虽然我无法给他什么实质性帮助，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总会有正义的回归。在如此恶劣的入室行凶案面前，尽管任相军有钱，尽管王义全有势，但他们还没强大到可以一手遮天的程度，政府内部也不乏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面对张文武血肉模糊的照片，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谁愿意把自己继续绑在王义全和任相军权钱交易的战车上，只能说他是个傻子。
但张文武对任相春等人能否受到法律的严惩表示怀疑，他对事件发生后的一些反常现象表示担忧。我只能空泛地安慰他几句，因为，除了安慰性的语言，我实在也说不出什么话。和张文武一样，前来探视的村民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足以说明腐败已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如果在这样的血案面前村民都没有信心，那就只能说，当地的法治环境实在太糟糕了，否则，长吁短叹的应该是任相春和他背后的人，而不是这些完全无辜的村民。
和上次一样，又有村民匆匆赶来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下荒村距离张文武所在的医院十几里路，我很奇怪他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赶了过来，但是，我以张文武需要安静休息为由阻止了他们的诉说，暗示他们等一会儿出门再谈，但走出病房我就悄悄地溜了。抱歉，各位乡亲，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什么好汉，我甚至不是一个维权者，我缺少维权者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也缺少那样一份坚持到底的韧性，一直以来，我们谴责那种对别人的痛苦默不做声甚至扭头走开的自私行为，但是，当你真正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无力感时，也许，走开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正视别人的痛苦并不能改变什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抱歉，各位乡亲，我只是一个偶然认识了张文武的外来人，由于这偶然的结识，我无法对张文武的严重受伤装聋作哑，但我无力将更多的伤痛故事灌进我的耳朵，听着张文武的诉说，我的心情已变得足够灰暗。我为躺在病床上的张文武拍了几张照片，但当他要把事发后不久拍摄的照片拿给我时，我拒绝了，我是个怕见血的人，从小到大连鸡都不敢杀一只，怎么敢面对一个人刚刚被铁锹刨过的身体！
离开医院，一种比塞外寒风更冷的绝望袭来，如果事态的发展真如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分析的那样，“投案自首”的任相春在轻判之后很快被放，而其他打人者外出躲避一时后也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回来，那么，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以后的日子将更加艰难，如果凶手们轻易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其嚣张气焰必将日甚一日，下荒村的林地纠纷案或许有一天将演变为更严重的血腥冲突。我更无法想象已经濒临破产的伤残农民张文武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断了双腿的他，可能连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都骑不上去了，纵使乡亲们同情他的遭遇，谁又能帮助他和他柔弱胆小的女儿呢？而在这场灾难之后，他的妻子是否会更坚定地要离开他？在医院里，我没有见到他的妻子，也没听任何人说起过她，因此，我不敢轻启这个话题，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下，我克制住我的好奇心，没有多问。
安慰和祝福的话，已经在医院里对张文武说过，此刻，回到家里，强压着沉重而绝望的心情，坚持把张文武的遭遇写出来，除此之外，真的无能为力。
在2007年已经开始的时候，这种无力感或许并非我一个人的感受。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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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念太平洋，
有如
思念或者梦见
在某个往生或是来世
春回大地的日子，
你乘了信天翁，
栖息在我那故去的祖母，
和她坟头荆棘之上。
然后轻声诉说一个
长夜渐渐消散的故事。
哦，请奔流吧！
我如注的九江。
愿你们，
不再承载那不堪承载的重负。
你们最后的朋友，
他必将来。
胡儿已经念起喇嘛经，
在北方原野之上。
或有千年风幡
惊动着寒霜里迟迟未归的早春。
我就在这里，
盼望曼殊沙华在彼岸
燃烧起一串串自由的音讯。
当流亡的信天翁
在冥色里唱起太平洋，
母亲
便将残年撒进遥远地平线。
长江滚滚，
黄河远上。
或许她们今夜梦中
又见到了
你辞别时的背影。
先生，
我等待着
自由在远航船桅杆之上升起，
请你在万花丛中
摘下那朵……
那朵……
那朵我们早已残破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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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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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共掌握绝对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消除中国的腐败，必须限制中共权力，取消其特权，政党权力应该限于党内。只有限制了中共权力，建立制衡，才有中国的民主宪政。
（一）英国从限政到宪政
回顾英国立宪过程，使人感到，宪政始自于限政，”宪政”可以简单说成是”限政”.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其限制王权的过程引人深思。英国早年约翰王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引起众怒，贵族起兵讨伐，最后双方谈判， 1215年形成大宪章，其重要内容为英王必须在法律限制下行使权力。
四百年后英国王权再度膨胀，克伦威尔起兵， 1649年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很多人欢呼，但克伦威尔手握大权后却关闭议会，实行专政，形成新的王权。他死后，出现 1688年的光荣革命，改革派和体制内的开明派形成统一战线；赶走国王，树国王女婿和公主为双国王。起事者再一次限制王权，和新国王定下条款，否定君权神授，改成王权议会授予，这次和平过渡，是极好的开端。此后 300多年，逐步演化，终成英国的宪政体制。这个体制是从限制王权开始，逐步形成宪政。
（二）必须限制中共党权
中国现在虽然没有王权，但有至高无上的中共党权。毛泽东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注 1）无限膨胀的中共党权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我们的重要任务是限制党权，从限制党权开始推进民主，推进宪政。我因在 2006年 2月发表了《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后来遭到警方传讯盘查，但我认为限制中共党权，没有错。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简称党权，现在遍布中国城乡，各行各业，从上到下，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其对于国家权力垄断的彻底性、普遍性从规模上看，当今世界首屈一指。
中共长期霸占的一些权力，现在应该给予限制，或废除，现择其大项罗列如下：
（三）国库不该是党库，政党经费应自理
英国早年税收的权力由国王掌握，因为没有制约，国王可以随意增加，有的税种一度上涨 100倍，造成民怨，纷纷要求限制，经过争取后来规定：国王要开征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也是反对英国政府的高额税收，当时美洲殖民地的抗税事件屡屡发生。
现在中共掌控国家财权，其日常经费由国库开支，国库成了党库，中共的党务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而且他们把”公务员待遇”变成一种赏赐，用以收买民主党派（注 2）、工会、作协、妇联 、工商联和名目繁多的学会、协会。由于中共的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和福利，工作安稳轻松，被称为金饭碗，而报考党务部门的公务员，党员又会得到优先，在当前毕业面临失业的严峻形势下，大学生中，特别是文科毕业生，申请入党，成为一股热潮，有些班级的非党学生几乎全部申请入党。我问过一个理科的大学生，他说，他们班有 6个入党的名额，申请者有 18人，入党名额供不应求。你问这些学生，入党动机是什么？他们会毫不掩饰的说：”为了就业”.有些不是党员的大学生，对就业中党员优先很反感，他们要求公平竞争，反对歧视非党员。
中共不应该垄断国家的财权，应该反对中共利用特权，私分纳税人的血汗钱。要求公布中共每年从国库中攫取了多少钱财。中共从国库中开支了多少费用，有没有预算？是不是花多少给多少？必须每年公报，让纳税人知道实情，中国的政党制度应该和国际接轨，应该废除政党干部享受公务员的待遇，政党经费不能从国库中实报实销，政党经费应该自理。
（四）党权严控司法，司法不能独立
中国 1949年以来把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变成专政机关，这些机关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现在的公安部长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县各级党委中都设政法委，他们有权力决定抓谁、判谁、判几年，各地的公安局长都是当地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各级公、检、法内部都设立党委。在司法界如果不排除党权的干预，司法独立只是一句空话。现行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其中漏掉反对”政党干涉” （注 3）。当时我在监狱建议修改宪法，提出要加进：司法机关行使职权”不受政党干涉”的内容。但至今未被接纳。（注 4）
（五）垄断司法权，律师遭殃
党权垄断司法，律师遭了殃。上世纪初刚刚出现不久的中国律师， 1957年全军覆没。律师界的元老张思之先生当时就被扣上右派帽子， 1976年四人帮垮台，他重新当上了律师，并为江青集团成员李作鹏辩护过，后来还为魏京生等人辩护，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做无罪辩护。一个被告，开庭之前 “有罪”、”无罪”已被 “党的领导”决定，这又叫什么辩护？这叫什么律师？
党的领导朝令夕改，有时会让律师出洋相，有个案子，接案的律师和张思之先生都认为被告无罪，但司法局开庭前告知律师要按有罪辩护，律师只得照办，按有罪辩护，结果开庭宣判却是无罪，被告家属大骂律师，该律师有口难辩，十分狼狈。
近年来很多律师为受害者做无罪辩护，开展维权活动。结果频频遭到打压。轻者吊销执照，重者坐牢判刑。新近的例子是高举维权旗帜的高智晟律师在 2006年 12月 22日被判刑3 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据统计，实行”律师法”以来已有数百名律师被捕。 律师在执业中遭到非法侵害，甚至是公检法部门有组织、大规模和连续性暴力侵害，已是不胜枚举。
当法律的职业捍卫者——律师，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不能维护自身的权利的时候，由谁去捍卫弱势群体的权利呢？
（六）党管干部，普选遥遥无期
多年来中国大小官员的升迁沉浮都由共产党决定，间接选举实际上是党委领导下的走过场。党管干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府，司法，军队，教育，国营企业，共青团，民主党派，工会，作协，文联，……全国官员都由党管。各地党委一把手和组织部长，在任命官员时起着决定作用，于是各地买官卖官跑官之风越刮越烈。全国上下，揭发出来很多贪污犯，很多就是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有的地方，还批发官帽。这种腐败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官员们看上级眼色行事，不把精力放在政绩上，也不去了解民情民意、民间支持率，只要巴结好上级党领导，就能升官、保官发大财。这就是党管干部所造成的恶果。
这种一党专政下的党管干部的制度，它较之中国从隋朝开始直到满清的科举制度更为落后，满清的科举制度下，出过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一些很有作为的高官，还出过象康有为、梁启超一些改革派。一党专政、党管干部的制度，是一种制造腐败、庸才、贪才的制度。
必须限制党权，废除党管干部的特权，共产党不应该享有任免官员的特权。政务官，包括国家元首、省、市、县、乡、镇长，都应该普选产生。有人说，选举也可能有贿选，但是向成千上万的选民行贿，要比向几个党内高官行贿困难得多，也更容易查办。普选可以让官员们上任之前就养成重视民意的习惯，而不是培养奉承拍马的做官术。
（七）废除政党干涉新闻、出版、演出的权力
共产党从 1949年建国伊始，就通过他的中宣部对出版、新闻及演出严加控制。
五十年代一部名为《武训传》的电影，在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指挥导演下开展全国大批判，《海瑞罢官》 1965年公演，由毛泽东授意开展批判，编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最后被逼死，一般认为这是”文革”的序幕。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发动对电影《海霞》《创业》进行批判。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则有中共高层左派发动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大批判。因为全国大批判的方式已为国人厌恶，甚至出现作品越批越火的现象，所以后来停止大批判，但对文学作品进行检查审批没有停止，有些作品或者胎死黑暗中，或者发表不久遭当头棒喝，打入冷宫。
中共管制学术界是通过他的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的，其中一个发表于 1945年，一个发表于 1981年（注 5），这两个《决议》成了人文科学论文和文学作品的桎梏，这方面的论文和作品的发表，先经有关中共有关部门，根据两个决议进行的审查。
马克思 160年之前曾经批判过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一百多年之后中共对书报的遏制与打压，已经远远超过了 19世纪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在打压、遏制作者方面，已经创造了很多更加严酷的现代的方式。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公开打压作者，现在已改变为打压编辑、社长，甚至采取连坐制，关闭出版社、杂志社。先逼迫编辑和出版机构就范，这其中操刀手和挥舞棍棒者，就是”中宣部”，北大教授焦国标写了名篇”讨伐中宣部”，结果他本人被赶下了讲堂，被逼离开了北大。
最近温家宝公开讲，希望在文学界出现大师级人物。其实要在有 13亿人口中出现几个大师，并不难很简单，只要中共退出在学术界、文学界、新闻界的权力，还给国人自由权利，大师级人物自然会层出不穷。
（八）政党不该领导军队 军队应该国有化
中共以”枪杆子出政权”建国，五十年多来牢牢地控制着军队，”支部建在连上”是他们取得政权和掌握政权的秘诀。为了发动文革，他们不惜把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树为二号人物接班人，为了平定”文革”混乱，他们把军代表派到学校、工厂、企业、机关，掌控局势。 1989年六四前派重兵到北京镇压学生运动。有人说，中国的政权，实际是军政权。中共完全控制军权，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之一，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军队必须国家化，政党不应该掌控军队。在军队不应该保持党组织，在中国要实行宪政，要从限制中共的军权开始。
（九）应该废除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现在大陆高校实行（共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照这个制度，党委书记是高校的一把手。高校重大方针、人员任命，必须经党委决定。
高校党委书记由上级党委派来，很少有大学教学、科研经历，这当然是外行领导内行，有些书记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已任，在教学科研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毛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对大学生坚持共产意识形态灌输。
1957 年山东大学的副校长、文学史专家陆侃如教授建议废除高校党委领导制，结果被打成极右派，遭到各种折磨，被赶到一间25 平米的学生宿舍居住，妻子冯沅君（著名文学史专家）死后，他无儿无女孤独一人，70 多岁无人照应， 1974年为了生活，请来一位农村妇女照顾自己，后来两人产生感情，申请结婚，受到非议，不被批准，在凄惨中离开人世。（注 6）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时，曾试探取消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山东大学等高校试点，”六四”学生运动遭镇压后，赵紫阳被软禁，山东大学重归旧制。
大陆的高校如果要改革，首先就是废除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十）限制党权，扩大民权，建立制衡
绝对的权力会有绝对的腐败。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本。这里说的腐败不但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为了消除中国的腐败，必须限制中共的权力，取消中共的特权。政党的权力应该限于党内。
只有限制党权，扩大民权，在民意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制衡的制度，通过权力制衡，群体制衡，才能有效地避免独裁和极权的出现。
注 1： 1973年8 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
注 2，孙文广：《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注 3： 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一百三十一条
注 4：孙文广著：《狱中上书中共中央》 P473页，该书2002 在香港出版
注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 6：徐经泽著：《浮生摭零》 P177
2007 年1月 30日于山东大学（ 0531－88365021 ）
—-新世纪
中共在尚未取得中国的统治权时，曾是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先锋队伍，然而，等到它一朝大权在握，便一反常态地成为了扼杀异见的罪魁祸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表现使得无数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民众对其深感失望，虽然在公开场合极少有人敢于揭露中共的这种虚伪本质，但是，在私下的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共当局垄断舆论的种种不良表现，人们无不深恶痛绝。
如今中国的文化组织几乎全都被中共以民脂民膏笼络殆尽，诸如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文人团体早已经彻底堕落为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御用帮派。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利益的驱动和对政治风险的考量下选择了对社会黑暗面的视而不见。文人对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致使广大民众对文人产生了极度的厌恶感，虽然一般民众无法享受到官方作家的那种悠闲生活，但在道德的层面上，他们却完全有资格对这些文人表示鄙视和不屑。
走进中国的书店，分门别类的书籍可谓是让人眼花缭乱，不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可能会因此而产生中国“文化繁荣”的错觉。然而，充斥其中的却大多是些没有价值的文化垃圾，一些教人如何赚钱的经济类书籍往往成为书店的畅销书，就连《执行力》这样胡编乱造的假书也能成为很多利欲熏心者争相购买的葵花宝典。面对混乱的文化市场，很多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分辨力，在官方媒体的鼓噪下，一些人纷纷沦为任人玩弄的市场愚民。
几年前，正当所谓的“胡温新政”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一度成为了中国书市的畅销商品。究其畅销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两本书的大胆敢言，更因为网络媒体和网民对两本书的高度评价。在中共高唱“主旋律”和号召“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当下，有了官方喉舌们的舆论引导，很多中国人已经变得懵懵懂懂、找不着北了，他们只懂得一味地去跟随时尚，对作品的好与坏缺乏理性的认识。正如现在有很多人崇拜孙中山和鲁迅一样，他们在对孙中山和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并不懂得二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当然，能够看到《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的人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它们在出版后不久，即遭到中国有关部门的封杀。
中共能够推翻国民党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除了运用枪杆子就是运用笔杆子，因此，在它的统治下，舆论垄断便超越历朝历代，加上自毛泽东时期以来它所做的一些人神共愤的坏事，它更是时刻担心自己的不光彩历史公之于众。按照中国宪法的的规定，中国公民应该拥有出版和言论自由，但是，中共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设立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违法机构来控制文化市场和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作家群体虽然堕落，但仍然不乏一些良知未泯的人，习惯于官方豢养的作家自然不会心生批判现实之理想，但能够凭借自己写作才华养家糊口的作家却仍然敢于选择以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除了因为这两本书并未触及中国体制的根本，还因为当时胡温对民意支持的迫切需要，它们最终被禁只能表明中共的官场保守势力仍然占主导地位。
陈桂隶夫妇在出版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后，似乎已经沉默，但《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女士仍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其核心精神仍然是还原历史、记录历史。十年文革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浩劫，即使中共当局自己也曾认为文革是错误，但时至今日，文革仍然是舆论的禁区，有着特别纪念意义的2006年更是绝少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有关文革的东西。这并非中国媒体和记者以及文人的自觉选择，而是中国有关部门严厉控制的结果。就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作协全代会上，总理温家宝还鼓励作家说真话，不料，几个月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在不提出任何法律理由的情况下，下令禁止八本有关中国当代和现代历史的书出版发行。中国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封杀敏感刊物的行径一直都未曾停止过，它们之所以敢于无视国法我行我素，原因除了有最高层的默许之外，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和胆怯。
和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在这次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1月11日对《伶人往事》下达禁令后，作家章诒和表现出了少有的勇气，她通过海外网络媒体在第一时间迅速表达了她对当局无理禁书的声明和抗议，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就连日前批评过章诒和著作的北京左派学者孔庆也在其博客发表声明，对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表示支持。据章诒女士透露，她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中共统战部曾将该书定性为“反党宣言”，中共当局为此而专门开会，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可见，下令禁书并非只是邬书林的个人意志，而是中共高层的一贯政策。在此次禁书事件中，邬书林只是做了一次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有朝一日，当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得以实现，就是他充当替罪羊的时候。
当然，中共高层禁锢自由言论的政策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邬书林这样的刽子手是功不可没的。在中国的很多职能部门都充斥着邬书林这样的流氓无赖，上面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算是违法的，他也心甘情愿。中共中央的一些好政策总是无法得到落实，但诸如钳制言论的恶劣政策却可以畅通无阻，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一大悲哀特色。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少有的风骨，她对自由写作的坚持和邬书林对出版自由的扼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压抑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要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出版和言论自由，一个章诒和挺身而出也许还远远不够
—-民主论坛
近年来“左右”成了一个热门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2004年国企改革讨论与2005年医疗和教育改革讨论实际上也是这类讨论的具体化。
一般历史书上说左右这对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公会议员中主张激进变革的坐左边，保守的或不那么激进的坐右边，于是就有了“左派”“右派”的区别：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这显然太过简单：如今有时可见“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之类的提法，如果说右派本身意味着“保守”而和激进不相容，那“激进右派”的提法不就像说“黑色的白”一样滑稽吗？
所以仅仅讲激进与否，仅仅讲变革与保守，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所谓变革是要向哪里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但是朝哪里进，并不是打个什么“主义”的招牌就能表明的。今天“左派”说“右派”要维护“资本”，“右派”说“左派”要维护“权贵”，其实他们双方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是出自好意，自以为维护“国家”或“人民”，但政治哲学、制度偏好和政策主张使他们差异很大。而且，一些差异是假想的，实际未必存在。另一些更深刻的差异却未必被意识到。
利他与利己是假想的差异
如今有人喜欢强调利己利他、性善性恶之别。这个区别有时被说成似乎是“文化”上的：“西方文化”强调性恶论，“中国文化”或所谓儒家文化则强调性善论。有时又被说成是“主义”上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喜欢批评右派主张人性“利己”，而他们则主张利他或利公。据说“资本主义”主张自私自利，计划经济则主张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主义之别的意义上，大概讲的都是两个意思：
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们否认人性自利，强调现实中有许多高尚的人和高尚行为如雷锋、白求恩等等。近年流行的一部左派活报剧让一个女妖状的“美帝国主义者”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尽管这句话本是“国产”而且流行于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时代，但据说“自由主义”或“西方文化”信的就是这个。
第二作为价值判断，这些朋友说利己是恶，利他利公是善，应该抑前者而扬后者。人不应只顾自己，应该为别人、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等等。
这两种批评完全不得要领。“西方文化”就不必说了，西方文化本身就包括社会主义一支，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西方人吗？如果讲“主义”，那么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果真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吗？有人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果真如此你怎么能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基督教崇拜谁？崇拜耶稣。而耶稣，不管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至少基督徒都相信他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崇尚”自利，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而应该崇拜犹大才对——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才是自私的典型。“自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自由主义者当然并非都是基督徒，它的人性根源是普世性的而不限于某个“文化”，但它大行其道的确是自基督教文明地区始，大量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徒，那么，据说是“自私”的主义者怎么会崇拜耶稣这样的无私者呢？
在这里我也要反对一种流行的说法：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从反右到“文革”都是鼓吹信仰鼓吹太多了。然而基督教讲信仰、鼓吹崇高，也许一点不下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不但敬拜耶稣，还宣传很多圣徒，各种为拯救众生而受苦蒙难乃至上绞架、上火刑柱的殉教者。在中世纪的确有“以信仰为借口的专制”，但今天西方人同样是基督徒，其信仰、崇高却不再会带来专制，为什么？
两种截然相反的“利他”
显然，无论中西、左右，疾恶向善、赞赏利他是同样的。但同样无论中西左右，“利他”之为“善”都有个关键的前提，即这“利他”是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发生的行为。
是不是任何“利他”都是善？当然不一定！“利他”有时是恶，而且可能是大恶！这显而易见：我们一般认为雷锋做好事是自愿的，那么这是就善。但如果有人拿着刀逼你“利他”，这是好事吗？我自愿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慈善。如果你拿刀逼我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抢劫。抢劫是不是善？当然不是。
人类历史上有大量“被迫利他”的例子，奥斯威辛大门上的横额曰：“劳动使人自由”，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门额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不是“好话”吗？但一旦这“好话”用强制的、剥夺自由的办法来实现，那就成为大恶之尤了！ 所以，以利他为善，首先有一个前提，即利他者是充分自由的。没有这个自由，利谁根本不由你，利他利己有什么必要划分？从普罗米修斯、耶稣一直到我们过去宣传的雷锋同志，都有大善之名，就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是自愿、而非被迫地作出了那些选择。而有些利他行为，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善恶评价，就是因为对其是否自由为之的判断不同，“自由利他是善，被迫利他为恶”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利他”行为的对象即受利者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不是利他而是自利的。那么这自利是不是恶呢？一般人们也认为不是。否则就难办了：比如我是慈善家，我当然很光彩，但接受我慈善的人是不是坏人呢？当然不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利他是善，而接受此种善意者当然是在利己，但这也不是恶，因为他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相反，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出现“利他”，比如土匪抢了一个人，也就是强迫这个人“利他”。那强迫者当然是大邪恶，而被强迫的苦主并非恶人，但是他只是值得同情，并不值得崇尚。无论中西、左右，人们从来不会把被抢劫的人当作“向善”的榜样。
总而言之，以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分“左右”，或者类似地，以“理想主义”（高调向善）与“现实主义”（不向善或不那么高调向善）来区分二者都是糊涂之论。现代文明中的左、右派，至少在这两点上并无区别：第一，他们都认自由利他为善，而受利者也不为恶。第二，他们都认强迫人利他为恶，而被强迫者也不为善。合而言之，“在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利己而崇尚利他”应该是个共识。
“君子国”里的市场经济
由于过去以“理想”为借口的强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今有些被认为属于“右派”的朋友更愿意宣传“现实主义”，不但讲人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利的，而且说如果人都利他反而不好。就像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君子国，里面的人只知利他、不知利己。一般做买卖都是卖者欲贵，买者欲贱，而君子国相反，那里是卖者欲贱买者欲贵，于是吵得一塌糊涂。这个朋友于是说：你看如果双方都是坚决只利他、不利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朋友，据说是“左派”，就反驳说：你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会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那么同样贱卖贵买会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为什么以此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问得非常好！他的反问说明：不管双方都是自利的，或者双方都是利他的，在逻辑上都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不要紧，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解决。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市场经济，人人是雷锋我们不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吗？那就是李汝珍讲的“君子国”。现实中见不到“君子国”，是因为从经验上讲人人利他不太可能，而不是逻辑上利他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什么矛盾。纯从逻辑上讲，“纯利他”的“君子国”不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乃至在“纯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请注意《镜花缘》中的那个“君子国”根本没有“计划”和“专政”的影子）中存在吗？
可怪的恰恰是：今天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至少是反对“纯市场经济”的理由，恰恰是说市场规则很不高尚，它只意味着性恶论，所以会败坏人心导致社会堕落云云。根据那个“左派”朋友质疑的逻辑，不正说明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相信“性善论”吗？这怎么还好批判别人讲“性恶论”呢？
这时另一个“左派”朋友回应道：凭什么说如果这些人都利他，就会争得不可开交？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据他说过去人们道德很高尚，现在的道德就不行了。说以前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几个人谦让，互相让座，这就是君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像李汝珍写的那样争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很好嘛，没有什么矛盾。
的确，一般来讲，自由利他引起的矛盾的确没有自由利己引起的矛盾厉害。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让座很少引起争执？因为要找到一个接受你让的人应该说并不困难，因此不会发生争执，有点小争执也不会很激烈。这说明在经验上利他的确比利己脆弱，至少在陌生人之间是如此：要找到接受你让座的人，也就是愿意接受你的“利他”以自利的人并不困难，至少比相反的寻找容易。但是我这里要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假定这些君子的利他像小人的利己一样坚决，甚至比后者更坚决，那也没什么，像李汝珍所说，自由交易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在自由的条件下一切都好办：如果有人自愿利他、有人自愿利己，而且都出于自由意志，那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让座故事”。如果大家都利己，那就做交易，讨价还价而各得其所。如果大家都利他，也很简单，照样讨价还价，就像“君子国”中描写的那样。只要大家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不拔刀相向滥行强制，“君子国”的交易与“小人国”的交易，乃至君子与小人并存的“普通国”的交易都不会出轨，都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这种秩序不是无矛盾，但保持相对和谐应当不成问题，起码总比滥行强制拔刀相向好。
当然，通常“大家都利他”要比“大家都利己”少见，君子国比小人国少见。因此一些朋友强调人性利己。如果仅指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合乎一般人的经验。不过自由主义的论证似乎并不依赖这种经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并不以“大家都利己”为前提。极而言之，即便在人皆利他的“君子国”中，自由主义仍然可以成立。不但如此，正如我还会提到的：我认为那种“大家都利己”的现实体验恰恰可以解释自由制度的建立无论在中在西都何以如此困难，需要理想主义的努力。而社会主义（指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其实也出自同样原因。
搭建共有平台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文明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是共识。市场经济要讲“经济人预设”，但并不以事实上人们都自利甚或必须自利为前提。而福利国家不以此为前提就更不待言。至于民主政治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共同背景，左右派的共有平台，当然就更不是“左右”的真正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