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按语：

8 年前，也就是1999年 1月 19日 ，在我们写给林牧先生的另一封信里，有过这样一段话：”您老的两封信（一封邮寄，一封由您女儿亲送）及一篇文章（”继往开来”）已先后收到。在接到您的两封信后，我们去看望了许（良英）先生，并送去了您的信件的复印件。我们建议他给您写一封信，直接谈谈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当时答应了。第二天，他来电话说，信不准备写了，说好多问题信上说不清楚，只有当面谈才行；但他同意由我们把他的一些意见向您转告。…… 这些天我们反复读了您的信和文章，觉得所提几条都很好，原想参考许先生的意见，对您的文章作一些修改；同时，我们再以回信的方式作一些阐述和补充（实际上已写了一半）。”

上面所说的”实际上已写了一半”的那封信，就是我今天要公布的。这封信当时没有写完，也没有寄出，原因是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尚未成熟，不想一搁就是八年。年前林牧先生逝世，我在翻检以前同他的一些来往信件时，发现了这封信。重读之下，觉得有些话今天并未过时，于是决定公诸于众。回想八年前我们与林牧先生坦率地交换意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公布这封信，也算是表达我们对这位故人的怀念吧。

在去年一年里，海内外围绕维权运动的理念、路径及策略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虽说由我致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而起，而实际上，这样的讨论早在我之前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远一些，那么就会发现，很久以来，在海内外民运和异议圈里，在很多问题上都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今天的讨论，不过是历史的继续而已。

在这次的讨论中，有人批评我一贯站在”反民运”的立场，说我89 年反对学生绝食，98年反对组党， 06年又反对高智晟律师的绝食抗暴运动。我想，如果把批评中的”反对”两字统统换成”不赞成”，则基本符合事实。至于为什么”不赞成”，我在去年以来的一些文章里都已有所陈述。从今天公布的这封信里，朋友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想法。

有人说我没有走出”党文化”的阴影，我也不想为自己辩解。正如我在信中所说的：像我这样曾经在共产党营垒里耽过30 多年的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沾染在身上的所有污垢统统洗刷干净，因此必须时时警惕。但是，也正因为我在共产党里边耽过，而且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所以一旦有所省悟，也就对共产党的残忍和种种反人类暴行会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也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道路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我说这一些，只是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不要因错误估计形势而吃亏上当，不要因轻信那些”隔岸煽火”者的蛊惑而迷失方向。我们交不起那么多的”学费”，经不起那么多的挫折。望朋友们三思。

2007.1.20.

下面就是给林牧先生的那封未完成的信，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1999 年1 月中旬。

林牧先生，您好！

我们反复读了您第二、第三封信（文章），信上你谈到民运要转变观念的问题，主张以自由、民主的新思维、新方法代替封建文化和共产党文化中造反夺权的旧思维、旧方法。我们很赞成您的这个想法，而且您的想法也与许先生的一贯主张相一致。我们反对以暴易暴，这是对的，但不彻底；只有进而抛弃造反夺权的旧思维，才算得上真正懂得了自由、民主的真义。许先生曾批评过一些民运朋友身上有红卫兵的烙印，原因就是这些人信奉的是造反夺权那一套。从 98年的组党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所信奉的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捷克哈维尔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哈氏在当选为捷克总统以后的一篇题为《政治，道德与文明》的文章中，批评只用” 暴力革命和政权转移”来解释历史的陈旧观点，他说捷克前政权是”被生命、思想和人类尊严推翻的”；但是，他指出：”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人也许能靠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可能有人认为，哈维尔的见解过于理想主义，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行不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抱这种想法的人也许是有意识，也许是无意识，但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的信条，即政治无道德可言，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政治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应该承认，在今天，在国内外民运圈子里，对政治包括对权力的不同看法是存在的。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宁愿认同哈维尔，却不能认同马基雅维利，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如您信中所说的极权政治、阴谋政治、痞子政治。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意义，但到后来却成为专制独裁政治的理论根据，甚至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政治等同于阴谋权术，这一套到了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可谓登峰造极；可悲的是今天的民运人士也学着操起了这一套。哈维尔深感阴谋权术政治之不可取，所以他给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取了另一个名称，叫做”反政治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这些话也许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但是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却是一句”大实话”。

 这里就涉及到您在第二封信里说的另一段话：”要以权利观念代替权力观念；为维护人的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而奋斗，而不是为争夺权力而角逐；不是权力赋予权利，而是权利产生权力。”我们同样赞成您的这个说法。您大概不会忘记，在我们共同签署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就人的权利而言，自由先于民主，任何排斥自由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极权专制的代名词。同时我们还认为，现代民主运动的真正目标，在于建立一种能够确保公民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政治制度；如果仅仅把这个运动看作各种政治力量对权力的角逐和重新分配，那就最终不能划清民主与专制的界限。”这段话所表述的，正是您上面那段话的意思。我们写这段话是有感而发。从历史上看，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至今被人们所诟病，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东欧、中国等国的革命之所以会走到历史的尽头，其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对权力甚至对暴力的迷信和崇拜。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看不清楚这种权力崇拜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吗？

当然，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政治权力。但是，权力应该从权利中产生。所谓从权利中产生，我们的理解是从选票中产生。选票同其他票证不同的地方，是它体现的价值是不可转让的。在实行民主的社会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得到掌握在每一个公民手里的那张小小的选票，他就得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是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正的政治家所要做的，就是要为每一个公民争取到这样一张选票，至于公民得到了这张选票会投给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惟有从选票中产生的权力，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

当民众尚未意识到自身固有的权利，或者还没有争取到这种权利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权力包括以”民主”的名义取得的权力，都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这都有可能异化为不受制约的个人独裁和专制。人们常常说 ，要使权力不趋向腐败，必须以权力制衡权力。这话并不错，但是，我们还必须问一问这种权力的来源。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起到制衡的作用；能起到制衡作用的权力，只能是从选票中产生的权力。然而，今天的中国，离走到这一步还远着呢！

不知上面这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如果这些话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的一些从事民运的朋友们，包括那些参加组党的朋友们，恐怕有必要认真地反思一下，想一想自己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想，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现在，一些人被判了重刑，更多的人失去了自由。我们有责任为他们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呼吁，我们有责任谴责政府当局践踏人权的暴行。但是，我们更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偌大的中国，今天又有多少人关注目前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事态呢？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有的曾经还是共产党人，用一位资深民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从共产党里”游离”出来的。这使我们常常有一种”原罪”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把旧体制加在自己身上的积习带到新的世界中去。传统的专制社会并不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样简单，似乎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不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否则很难想象这部机器能够自如地运转下去。我们畏惧这架机器，害怕被它碾碎；而当我们随着这架机器的转动而转动时，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着这个制度的使命。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它的系统，使每一个人不仅成为其罪恶的受害者，而且成为其罪恶的同谋。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仅仅从整体上砸拦这部机器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要重铸构成这部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从所使用的材料到整个工艺流程都需要改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这部机器的链条中”游离”出来了，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擦洗掉留在自己身上的专制机器的油污，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有人性、有尊严的个人。一切依据自己的真实感受，一切听从良心的召唤。哈维尔号召每一个人”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过说真话的日子”。说真话，按照自己真实的感受和良心说话做事，这对极权主义者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极权制度只是依赖恐惧和谎言才得以延续。（中断）

刘军宁先生

                   

质疑一：在中国主张文艺复兴，用心虽好，但是会被利用、被误解，故不妥。

答：任何一个主张，一旦说出来，都有可能被“利用”。似乎还没有一种说出来的重大主张未被“利用”、“误解”过。比如说宪政，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我当初提到中国要走宪政之路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质疑，说你提出宪政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走慈禧的道路，用保守的宪政来阻挡民主化的浪潮。这显然不是我的意思。好在大家现在都比较正面认可宪政的主张了。所以我个人不担心某种主张被利用、被误解。我担心的不是误解与利用，而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道路上极可能碰到的两个陷阱。

第一个是国家化的陷阱：即文艺复兴的口号变成了国家重大项目和培养大师计划，拨出巨额经费搞什么文艺复兴工程。一旦权力成为主角，文艺复兴就肯定告吹了。因为文艺复兴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其目的是摆脱权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钳制。第二个是学院化的陷阱。这一陷阱的特点是把文艺复兴变成一个只有极少数学者才有资格和能力讨论的、象牙塔中的伪学术游戏。用历史的、学术的、文献的细节来纠缠民间对文艺复兴的讨论。如果每一篇有关文艺复兴的文章书袋满眼、术语充斥、文字晦涩，都成为牟取课题、津贴、职称、学位、职位的敲门砖，只在按权力级别划定的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艺复兴就寿终正寝了。因为文艺复兴是大众的事业，不是学者专有的事业。学术不应该成为阻隔思想与大众的防火墙。

质疑二：在当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八十年代是最好的时机，可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时机已经错过，在今天已断无文艺复兴的可能了。

答复：文艺复兴作为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只要没有实现，就永远不会过时。就像人的发育成长要经过青春期那样，假如一个人因营养不良迟迟没有进入青春期，我们能就此认定这个人就没有必要进入青春期了吗？带来个人普遍觉醒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青春期，不论来得多么晚，都是必须经历的；不论这样的青春期充满多少躁动和轻率，都是绕不过去的。

其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是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根本不存在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大家虽然感觉很好，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是那仍然是在茧壳里跳舞。即使最先锋的文人和政治家，也少有在精神上完全走出意识形态和体制的牢笼。到了90年代，走出精神牢笼的人越来越多了，尽管走出的过程非常痛苦，尽管走出来之后，充满绝望。

质疑三：在中国发生文艺复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今天条件还不具备。在今天如此令人沮丧的氛围里，且慢奢望文艺复兴。应该先推翻文化专制，才有文艺复兴。

答：我完全同意许多朋友对当前社会状况的看法。如果大家公认一个人身患重病，那么解决办法是：因为病太重不让这个病人吃药，还是因为病太重赶紧让这个病人吃药？既然大家对目前的状况没有分歧，我认为，文艺复兴这副药中国早就该吃了。质疑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观点认为，病太重病人不能吃药，要等好了再吃。我认为，病太重，要赶紧吃药，吃了才会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觉醒起来的个人，谁去完成质疑者规定的“推翻”动作？我的观点是，只有通过文艺复兴觉醒个人，才有人去完成这个动作。

说明：在2007年1月23日博客中国网站举办的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讨论会上，章立凡先生作了题为“‘崛起’近乎意淫，‘复兴’且慢奢望”的发言，以上是我对立凡先生的质疑所作的书面回应。章先生的发言，见：http://vip.bokee.com/228403.html

 

“1月11日”——怎么这么晦气！真是见鬼了！

去年1月11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上发表了他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提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结果，《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被撤换。

今年1月11日，就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会上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共有八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排名第三。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受到了“严厉惩处”。据称“湖南出版社高层已经出现大的变动，而且还将被罚以巨款，未来的出版选材也将受到严格限制。”

“1月11日”这么晦气，是偶然？还是必然？无须论证，这是偶然体现出来的必然，“1月11日”这么倒霉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君不见，宣传、出版部门死死抱住书报检查制度，哪天不查封？哪天不整肃？去年1月11日，还只是一个《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整肃；今年1月11日，就跃进到多位作家的八部书被查封！人们如果听之任之，用不着等到明年1月11日，谁能料到又会再跃进到多少人被整肃？多少书被查封？

在这里，我们想提醒一下，书报检查制度早已被马克斯、恩格斯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被定性为腐朽、反动的制度。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马克斯、恩格斯对普鲁士政府的反动书报检查制度作了如下严厉的批判。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 恩格斯说：“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回顾中共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向国民党夺权时，曾经极力鼓吹民主和出版自由，许诺在中国实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有位“笑蜀”先生，将这些言论编辑成一本书，题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有的网友看了共产党当年的这些文章之后感慨地说：“猛一看，还以为是当今民运分子的帖子呢！”（北青网青年论坛热点时评 网友青铜子弹的帖子，2001-03-26的帖子　bbs.ynet.com/viewthread.php 2006-9-15）其言论的激进可见一斑。当然，这本书也同样遭到封杀──自己禁自己──中国共产党真会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谁是自我恶搞的先驱，中共可以当仁不让。

那时候，毛泽东一度大谈民主，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年纪大一些的人应当记得，1949年初解放军刚进北京城时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还和学生运动时期一样响彻云霄。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党的生日发表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取代了“民主”，“民主”的许诺开始烟消云散，遁形于无踪。曾几何时，一个善于“阳谋”的政党领袖信誓旦旦地说的话不算数了，当年唱的如此动听的“有力的政治”异化成为禁言、禁报、禁书、禁结社。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形势的发展又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不得不做出某些不准备兑现的动听的约许，一方面更加死死抱住书报检查制度不放。去年1月11日，当《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被撤换的时刻，是龙应台女士发出了呼吁，寄希望于用真理以服人，而不是凭暴力以制人。今年1月11日，章诒和女士的这本《伶人往事》被禁了。是她写了《我的声明和态度》一文，我们才晓得，在“通风会”上，邬书林以“长官”口吻训斥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大意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寥寥数语，邬书林把自己的狂妄专横暴露得一览无余，同时把自己的颟顸无知刻划得活灵活现！“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真的是困惑了，我们想动问邬先生：“反复”“打招呼”的决策人是谁？他作这样决定的根据是什么？

“你们还真敢出！”──这里的潜台词是，既然已经打了“招呼”，而且是“反复打过招呼”，你们居然“敢”不乖乖地照办！这句话充满专横和痞子气，使人感到好像是黑社会的大老板在训斥小喽罗，没有丝毫文化气味。这种人居然是出版部门的头面人物，真使人怀疑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的弊病有多深重。

“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因人废书”？！这种《大义觉迷录》式的言论，邬书林说出来的时候居然如此大言不惭，如此理直气壮，莫非是时代的背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难道这就是当今出世的文化官员的水平？这句话，岂止见笑于国人，敢问如何恬颜面对世界? 老天爷！难道我们今天就是依靠这样颟顸的官员而期待中国崛起为大国？

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对文艺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首要的是“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提倡“为每个人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邬书林的“因人废书”唱的是反调，是“和谐社会”的高分贝噪音！

以往，面对强权的专横，我们作了太多的忍耐和退让，致使强权得寸进尺，胆敢向人类的起码理性和良知挑衅。章诒和女士的第一部作品《往事并不如烟》遭禁了，她保持沉默；第二部作品《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又遭禁了，她再次保持沉默。但当她的第三部作品《伶人往事》遭禁时，她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宣称“将以生命面对”邬书林们的“严重违法行为”，她的《我的声明和态度》写得催人泪下又催人奋起！

在宣传、出版部门，具有邬书林这付嘴脸的人不是个别的。“邬书林们”是团伙，上有向“邬书林们”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下有借助于他们手中把持的大量资源而雇佣的打手。但是，“邬书林们”，究其实际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级的角色而已。章诒和并不孤立，她的义正辞严的抗辩唤起体现理性、良知的千千万万个支持者，形成人数庞大的维权群体──“章诒和们”。我们维护的既是章诒和的权利，也是所有中国公民的合乎宪法的自由和权利；维护章诒和刊出她的《伶人往事》的权利，才会防止中国每位公民出书的权利不被践踏，不被非法剥夺。

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开头说过，历史上有些事往往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如果去年《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是悲剧，我们希望今天的邬书林先生的表演是闹剧。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如果人们不奋起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悲剧和闹剧会在我们这里持续上演下去。当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讲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政府”的道理。今天，我们应该和“章诒和们”一起维护做人的尊严，通过艰苦的维权努力来尽早结束这种悲剧和闹剧的反复演出了。

2007-01-20

 

“双规”，是中国的“土特产”，中共的“方言”和“专利”。在世界司法实践与理论当中，没得“双规”这个概念，在民主与法制国家也没得“双规”这样的搞法。只有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封建国度，才有“双规”的荒唐闹剧。

中共的腐败与反腐败，都是一种自我煎熬，就像膏火自煎，祸起于自身。中共的反腐败斗争，“双规”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一些腐败分子最开始就是栽在“双规”上的；然而，由于其封建本性，“双规”又屡屡成为腐败分子搞贪腐的工具，如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之类。“双规”，成为中共无奈的选择和无法摆脱的尴尬。

“双规”，最先出现于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又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监察法》出台以后，“两指”代替了“两规”，在中国政坛上风头很甚。

在中国反贪腐实践中，“双规”和“两指”的措施，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双规”的前提是基本证据的掌握，然后调查对象暂停行使权力；权力在腐败分子手中，不但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还是掩盖劣行的保护伞。“双规”、“两指”措施能够有效地使被调查对象的屁股从马桶上挪开，就产生了臭味迅速弥漫和人所共知的“马桶效应”。另外，“双规”、“两指”还造成信息不对称，由于限制了人身自由，被调查对象不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的暴露及发展等情况，处境就很被动，办案人员就会利用优势地位，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施加压力，更容易找到其弱点、破绽并予以突破。“双规”与“非典”隔离措施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双规”人员与外界的联络受到限制。按照中共的说法，“双规”既是一种调查措施，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避免被调查人再犯错误，或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中共通过“双规”来反贪腐，就像美国惩治萨达姆一样，目的是对的但手段不对；而手段的非正义性必然伤害目的的正义性。

问题的要害是，“双规”、“两指”，是以党内机制代替司法机制，其“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法”的特征，属于封建帮会性质的“清理门户”或“以黑治黑”之举，加上其黑盒子作业和暗箱操作的非法程序，同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纪检监察机关没有执法权，即便是按照现行的中国法律，“双规”、“两指”都属于违法行为。这种手段，与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与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任务及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政治地位不符合；同时，“双规”缺乏强制力，与被调查对象已经严重违法乱纪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同样不相符……手段不对，必然陷目的于不义境地；这就是大家一致认定，中共的反腐败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真反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即使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双规”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双规”反腐的结果，是越反腐败越严重，加上暗箱操作的猫腻，“双规”更缺乏公信力。由于对“他律”的排斥、对民主与法制的排斥，“双规”只是中共的一种自律或自赎行为，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办法，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成为有识之士一致的看法和判断。事实上，贪官最希望的，就是所谓的内部审查、即“双规”，只让部份人知道自己的劣行，这样，运作的空间与调和的余地就增加了；而贪官最害怕的，就是公开、透明的揭发，和纳入法制轨道的程序。没有有效的公共监督，反腐只能停留在一个非常表面化的层次；中国的反腐败，完全是一种黑箱作业，公众不了解其具体过程和事实真相，其中的原因在于贪腐官员的行为太黑、太脏，贪腐行为太普遍，中共官僚的腐败、龌龊、邪恶创了中国的历史纪录，如果把事实真相完全公诸于世，共产党的形象将受到极大伤害，如果真按民主与法制的办法来搞，甚至连中共的执政地位都保不住的。

陈水扁家族的贪腐，在中国大陆不算个啥，随便拖一个乡镇长或小科长出来，就比他的毒性要大，却引起了全岛的声讨和政坛的震动……台岛社会的公开透明、民主与法制、司法的独立运作和有效制衡，不但让大陆人民打开了眼界，而且把大陆社会甚至中共的本性，比照得太渺小、太卑劣了。

前不久，中共又宣布一名高层官员，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因贪腐问题下台。但和历来反贪行动一样，关于杜世成的贪腐问题，中共只说他“严重违犯党纪”，其它一概未说明。有学者指出，中共这种抛开舆论监督与司法体系的党内自清式反腐行动，流于黑箱作业，无法真正根绝腐败。《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没人知道杜世成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官方仅表示“这是中央对腐败分子采取严厉手段的又一个例证”，并称中共中央纪检委正对此案进行调查，但未说明是否将把此案交付司法机关。继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之后，杜世成是胡锦涛为反腐祭出的又一次重拳，打击腐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凸显了反腐措施的严重局限性。中国官场的问题，不是揪出了几个贪腐高官，而是现行制度正在掩护、培育和再造更多的腐败分子。据说，中纪委将从北京派要员进驻各省市，来执行肃贪任务。这立即使人联想到封建钦差，而现代国家的独立司法和法治体系在哪儿呢？按照民主与法制的要求，虽然中共反复重申将根绝腐败，但中共官方反腐的手段至今仍是一种党内自清的方式，司法体系和舆论监督，在反腐过程中完全处于缺位状态。因而，一些清醒的学者和专家，早就对这种反腐方式提出了异议。在今天的中国，反对“以党代政”、尤其反对“以党代法”，几乎成为民间和知识界的共识。中国只有建立一套不受政治力干预、拥有公开调查及起诉权的独立司法体系，才能廓清吏治并达到根绝腐败的目的。

“双规”最大的缺陷是无法可依，它毕竟在相应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立法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因此，“双规”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取消，要么名正言顺的纳入法制轨道。从实践效果来看，取消是一种消极选择，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严格规范，使之上升到法律化的高度。例如将执法主体规定为反贪污贿赂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严格限定案件类别和执行程序等；还有举报制度，“双规”、“两指”专案制度，指定管辖、请示报告制度，行贿区别对待制度等等。如果把这些措施和经验规范化、法律化，将给中国一些特殊反腐败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但这种特别制度不能扩大到一切刑事犯罪，无法写入《刑事诉讼法》，而只能以专门的《反腐败法》予以合法化。

由政策而法规，由法规而法律，这是一般的立法过程。解决“双规”与法律的冲突，其实香港就有成
功的经验。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了《防止贿赂法案》，法案扩大了犯罪概念的范围和惩处范围，加重了刑罚。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至1977年10月，廉署在反贪污行动中逮捕了260名警官，引起警务人员不满，数千警务人员游行示威，廉署总部和港英总督受到巨大压力。为此，总督颁布了部份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但这种让步反而助长了部分警察的嚣张气焰，甚至提出了解散廉署的荒唐要求。总督不得不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通过了《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就立即开除，且不准上诉……当年，港英总督用法制手段平息“警廉冲突”的成功范例，应作为中共规范“两规”、“两指”的参照。香港廉署依法对公务员的生活及消费水平进行调查，高于官职收入水平而不能做出合法解释的，即可立案调查……“一国两制”，泾渭分明，中共岂能以太上皇自居，老是以自己的理念和大陆的经验去“制”港澳。其实，港澳更应该反“制”或影响大陆和中共，他们的民主与法制、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成就，是大陆望尘莫及的。事实上，中共的手“制”到哪里，哪里就腐败；全球华人边走边看，中国真正的希望，还在台、港、澳的制度文明。

然而，中共能够真正做到公开透明、法制反腐吗？不论“自身建设”还是“党内民主”，这种“自身”、“党内”观，反映了中共结党营私和专制独裁的本性，目中无人，目无纲纪，我们看不到它的公心和科学性质。

宋朝名臣王安石曾以“令人无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诗句，来为商鞅变法的局限性和小节辩解，认为是利大于弊的；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因其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手法，当代和后世的非议一直不断；然而从实际效果上看，他们的变法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手段可疑。但是，“双规”和“两指”，作为封建政治上层建筑和封建行政体制的具体表现，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几乎在越抹越黑，现实效果太差；中共领导下的反腐败，是越反越难看了。集权反腐尤饮鸩止渴，民主才是腐败的克星。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恰恰是中共强化一党专制而排斥民主与法制的必然结果。

政治上靠专制，经济上靠黑色GDP，社会管理靠专政，思想文化靠“主旋律”，反贪官靠“双规”……唯独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肃贪，如此光明磊落的事业，中共居然偷偷摸摸地干，实在很难堪。

20070110

 

章诒和女士有一位有名的父亲，如今，她自己也成了名震中外的名人。章伯均先生的名声来源于他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更来源于当局对他的诬陷与迫害；而章诒和女士的名声则来源于她出手不凡的写作，当然，也来源于当局对她著作的查禁和封锁。

在我看来，章诒和女士比她了不起的父亲更加了不起。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当代难得的天才作家，更因为面对当局的言论钳制，她拒绝了沉默和忍让，大声地、勇敢地表示反抗。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作者在被禁书、禁言的时候往往选择屈辱地接受（甚至还会被迫做违心的自我谴责），此后，他们要么不说不写，要么就只能按照官方的尺度去说去写。在这个官权霸道的国度，章女士的公开抗议，当然是一件大无畏的英雄壮举。

说是英雄壮举，并不意味着章女士的言行有任何激进的、出格的地方（章女士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完全正当的理由对当局的禁书行为表示异议），仅仅意味着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在专制暴政面前的消极退让、怯懦躲闪相比，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中国人、一个大写的中国作家；她让我们感到了灵魂的不屈、人性的高贵、自由的尊严！

如果所有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被中国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剥夺了言论权、出版权的人们都能象章女士这样以公开说不的方式自我维权，那么，我们离真正言论自由的距离就将不再遥远了。

章女士正义凛然的大无畏反抗，衬托出了以邬书林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当局的低下、卑劣、阴暗和丑陋。当然，当局禁书行为的丑陋并不是因为受害的章女士是天才的作者、被禁的章女士的书是难得的好书，严格地说，查禁章诒和、胡发云的好书与查禁姚文元、邓力群的坏书，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侵犯人权、践踏自由、违背宪法、罔顾正义的丑恶行径！

追溯起来，中共当局对出版物进行事前审查、事后惩罚乃是由来有自。岂止是前审后罚，比这更严重、更出格的事情也多了去了：对付不顺耳的言论、不顺眼的书籍，轻则组织处理、批判围剿，重则下放改造、大刑伺候，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可没少做，王实味、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们，甚至因为几句真话而丢了卿卿性命。

大概正是因为有着几十年来粗暴野蛮禁言禁书的“光荣传统”，所以，在当今这个禁书、禁言已经不大容易、不大讨好的时代，中共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仍然惯性使然，总也改不了与言论自由为敌的老思路、老习惯。他们似乎是一心一意地要以扼制言论为专职、为己任。我们甚至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心眼之黑、脸皮之厚，俨然是特殊材料所造，做起这些在文明世界令人不齿的坏事来，他们好象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羞耻和不安。

瞧瞧邬书林先生的嘴脸，听听邬书林先生的说辞，他居然连装模作样的法律程式和红头文件也不用，竟敢轻描淡写地说要“因人废书”！他可是在中国主管新闻出版的副署长，官儿做到了这个份上，也多少该懂点文明和宪政的常识，可在他的心里，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法治观念，何曾有过一点一滴的人权意识？有这样顽劣不化的副署长，还有那些暗里指使、明里保护副署长们的更加冥顽不灵的大官儿们，新闻出版署不变成压制、妨碍、打击、破坏新闻出版的官署那才怪了！

我是替邬书林们觉得冤枉、觉得不值的。好歹也受了高等教育，好歹也苟活了大半辈子，人生一世，光阴无多，却将宝贵的年华和有限的精力专门用去做破坏言论自由的不齿勾当，而且还做得津津有味，如此愧对祖宗，羞见师友，真是何苦来哉？

英雄的章诒和女士仍然是温和理性的。她表示她并非不承认政府有禁书的权力，只是不认同不经法定程式禁书。比起章女士来，我的观点似乎是要“激进”一些的。我认为政府并没有任何权力去自发、主动地禁止任何一本书的出版、发行。即使这本书错误连篇，即使这本书有所谓色情、暴力、诽谤、煽动、泄密等内容，即使政府已经制定了关于查禁书籍的所谓法律──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由国家、政府或政党出面主动施禁的正当理由。我认为，除非由不实言论、色情、暴力、诽谤、煽动、泄密的真正受害者依法告诉，经正当法律程式确认其告诉属实，否则，司法机构无权介入书刊的出版发行，政府机关或任何政党更无权提前施禁。从这个观点出发，邬书林先生若要限制与禁止章诒和《伶人往事》的出版发行，他就应该坐在官衙里静静地等待这本书的受害者向他所在的署或向法院提起告诉，如果《伶人往事》一书的受害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书确实已经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而且这种侵害到了必须以禁止出版发行的方式来了结，到那时，他再作出“因害废书”的决定不迟。

人们常说，言论自由是自由之母。如果没有真正的表达自由，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一切领域的自由即使不是完全虚假的，至少也是不够充分和缺乏支撑的。某些言论、某些书籍也许是有错的甚或有害的，但是，政府自发主动地去对言论和出版进行事前限制和事后惩罚，则显然更加有错、更加有害。所以，15世纪以来500多年的总的趋势是，文明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已经越来越大、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已经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早就确立了国会无权立法限制言论的宪法原则，虽然1798年的《反煽动法》规定对针对政府的所谓煽动性诽谤应予处罚，1917年的《反间谍法》规定在战争期间向军人发表煽动性言论应受制裁，但这两部法律均广受责难，其寿命分别只有三年和四年，而此后，1919年的Schenck案霍尔姆斯法官提出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的言论自由调整原则，1931年的Near案确立了绝对禁止对书报进行事前审查的法律原则，1964年的Sullivan案则确认了公民对公共官员的批评乃是一项无条件的权利，因此即使内容失实也不适用名誉侵权之普通法规则，而对淫秽出版物、政治性的暴力煽动、焚烧国旗等等较为出格的表达方式，在美国的政治与司法实践上也趋向于越来越多的容忍和宽松。事实证明，更多的宽容、更少的限制，并不是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障碍，倒恰恰是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保障。

中国当局对章诒和女士等人实施禁书的行为，说明他们还停留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康乾盛世”大兴文字狱的中世纪阶段，离尊重宪法、政治文明还差十万八千里。而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则说明捍卫言论出版自由的社会力量正在中国民间“崛起”（这是中共喜欢的一个词儿），说明公民权利的观念正处于艰难塑造的过程之中。我无条件地支持章诒和女士并向她由衷致敬！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美国遭遇空前的飓风灾难，美国的媒体掀起对布什政府的一片问责之声；关于政府救灾表现的民调也显示出，不满的比例高于满意的比例；美国国会也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就灾难的政府责任进行独立调查；克林顿、鲍威尔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批评布什政府；由此可见，飓风灾难确实给布什政府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需要布什本人认真反省。

我以为，在自由美国，这样的媒体反应、民意倾向和国会动议，是完全正常的。即便政府反应及时和救灾得力，美国舆论也决不会只有赞美而没有批评，想想9.11灾难，布什政府的应对获得空前的肯定，支持率高达70％左右，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即便灾情的空前严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政府的失职和无能，但已经惯于挑剔政府作为的美国人，也决不会轻易放过政府及高官。何况，在此次大灾难中，美国政府的反应的确迟缓，布什变成众矢之的，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中国人对美国飓风灾难的反应，象美国遭遇9.11灾难一样，仍然是对外慷慨而对内抹黑的双面。一面是飓风灾难后党魁胡锦涛在第一时间致函布什总统表达慰问，中共政权还破天荒地向美国提供了高达510万美元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另一面是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抹黑。从电视、广播、报刊到网络，几乎是一边倒地负面的报道和评论，兴奋得高呼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大骂布什政府无能冷酷者有之，骂美国白人歧视黑人者有之，抨击美国贫富分化者有之，批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者有之，……而如果有报纸发表一篇不同调子的评论，就会遭到激烈的唾骂。

比如，9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旅美专栏作家林达先生的短文《飓风为何让新奥尔良损失惨重》，该文指出：“从自然灾害应对的角度来说，联合国专家的评论认为，这次美国基本上是应对成功的”，“而造成死亡和后面救助困难的局面，基本原因是一部分人不听从撤离命令，也不去政府指定的避难处，执意留在家中，因此牵连了没有决策能力的儿童和老人。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在遇到紧急状况时，要求政府人员在十几小时内一家家搜索，强行赶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些人服从撤离命令，伤亡和救助困难会大大减轻。”文章进而指出“黑人表现不佳”，但“几乎没有人谈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性教训，这是美国媒体长期以来习惯的自我约束，就是不指责弱者。在这样的时候，这些人在吞食苦果，还怎么能责备他们？可是，从对将来负责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这次灾难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教训。”

此文一出，新左派李宪源马上开骂：关于飓风灾难的评论，“我看到的最恶心人的文章，政府沒错，全是黑人的问题！”“‘颂美专家’林达昧着良心、世所罕见地把灾难归罪于难民自身……不知作者是否有那个胆量，用英文投给美国媒体发表？连‘共和党最亲、小布什最红’的FOX电视频道，最近也见风使舵激烈抨击联邦政府失职了；真不知道美国会有那家媒体，敢于发表这类公然信口雌黄、专门欺骗中国大陆读者的文章！”

因为，在中共政权及愤青的眼中，种族歧视是美国无法根除的顽疾，甚至就是美国劣根的标志性品牌，大凡知道可口可乐的中国人，也大都知道种族歧视。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人权交锋，中共也用每年推出“美国人权白皮书”方式来应对美国政府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共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每一次都有“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严重”的专门章节。而此次遭受飓风灾难的地区，正好是美国的贫困地区，其居民的大多数又是有色人种，所以，飓风再次凸现了美国最黑暗的一面，饱受飓风之灾的大都是穷人和黑人。

然而，美国再贫富不均，再种族歧视，媒体可以发布灾区的悲惨状况，各色人等都可以宣泄不满，穷人可以公开骂政府，有色人种可以公开反对种族歧视。而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目前中国，富贵攀比已经变成了人人追逐的时尚，穷人们不但是物质贫困，更是权利贫困；他们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更缺乏发泄不满的权利。

尽管美国确实存在种族问题，白人警察对黑人的虐待引起的种族骚乱时有发生。但是，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以白种人为主的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使美国逐步进化为一个成功的民族大熔炉，在平等对待和处理族裔冲突上，已经做得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好，与英国、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相比，甚至可以堪称楷模了。对于过多地照顾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政治正确”，许多美国白人认为，这是后代在为父辈们当年的种族歧视还历史的欠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对于在美国的大陆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生活比在其他西方大国都更少感觉到种族上的差异。

说到种族歧视，实质上中国人对有色人种的蔑视比白种人更深，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愤青们在网上对赖斯的肆意漫骂和人身攻击，已经充分证明了爱国愤青对有色人种的恶毒。所以，中国愤青对灾区有色人种作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不过是他们反美的面具而已。

浏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各大网站，关于飓风灾难，美国的大媒体和社会名流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全部要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如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鲍威尔、参议院希拉里等，三大电视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相关的电视影像和新闻照片，几乎全是从美国和西方的媒体上转载的惨不忍睹的画面，有色人种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尤为醒目。

但中共统治时期里中国的历次大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我们的媒体，只要是名流出来说话，决不会是批评政府而只能是赞美政府；相关的电视画面和新闻图片，领导人和救灾官兵是绝对主角，显示救灾成效的被救助被安置的灾民是配角，而真正的成灾原因、灾区惨状则是被剔除的下脚料，灾民的不满和呼号更要被打入黑箱中。

最为荒诞是中共第一纸喉舌《人民日报》对美国飓风灾难的报道和评论，一面极力批评布什政府、揭露灾区的打家劫舍：“尽管美国是个大国﹐但在这次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美国也是疲于应付﹐救灾工作捉襟见肘。”“在飓风面前﹐美国政府没能实时救灾。这是美国的耻辱，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一面极力表扬中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在罗列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援助数字之后评论道：“危难之际见真情。……美方官员‘异口同声’对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胡业顺说﹕‘感谢中国雪中送炭﹗’空军基地内各处设立的电子告示牌上也专门打出了‘欢迎﹐我们的中国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的字样。”“新华社引用小石城空军基地司令雷海泽少将的话称﹐‘这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空运。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想不起以前何时中国曾向美国空运过救灾物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此深表感激﹗’”

向受灾国伸出国际援手，确实值得表扬，但把贬低受灾国政府和自我表扬相并列，显然是为了凸现布什政府的无能和中国政府的高效，进而是凸现美国制度的低效和中国制度的高效。

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美国的某一丑闻来进行上纲上线的讨伐，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极具中国特色的是，国人对美国飓风的主流反应中，最流行的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中国人对飓风灾难的主流反应，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比如：“真希望再来多几次台风阿……哈哈……”“老美被上帝包庇惯了，没想到这次上帝放一屁，正好打翻了老美吃饭的盘子！呵呵！”“哈哈，美国佬你也有今天啊，这脸丢大了吧！”“美国带头砸阿拉伯兄弟的窗户，他们的真主显灵了……”“小丫，你也有今天？”“一句话，活该！”“天灾+人祸 连天都不帮它 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大块人心，哈哈哈！”“美国是应该挨起了！！！！！在来点地震！龙卷风！雷暴！暴雨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全向美国人砸去吧！！！！！”

在仇美的中国愤青和左派看来，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再一次降大灾给美国人，也等于赐予国人又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而且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老天的震怒，也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人祸！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号称超强的美国，竟然也如此不堪一击！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布什政府，居然也是如此无能！美国佬也如此道德败坏，居然趁火打劫！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政府无能和国民道德腐烂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

与此同时，美国飓风还让愤青们普遍陶醉于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正在衰落的幻觉中：此次飓风显示，美国政府承诺的安全保障，在天灾人祸的交迫中，不也变成泡沫了吗！美国世界第一的强大，只不过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旅游卫视的谈话节目以“随风而去的美国梦”为标题，《人民日报》的评论甚至高呼：“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

面对空前的飓风灾难，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大批布什政府在救灾上的“无能”和“失职”，而表扬北京政权提供国际援助的慷慨和高效。

但面对123位矿工被困井下的“8.7大兴矿难”，官方的搜救工作历时23天，在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就在8月29日宣布放弃搜救。这意味着117位遇难矿工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大陆媒体上，看不到官方对停止搜救的详细交代，听不到遇难矿工家人的心声，也没有任何对停止搜救的置疑，更听不到指责政府无能的声音，而只有对政府救援和善后工作的歌功颂德，比如，抢救经费已过2000万政府财政负担巨大，遇难矿工家属每户领取到政府的20万补偿金，政府将为无法找到的遇难矿工立碑，……

如此无能、不负责任和缺乏自省意识的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怎么还好意思舔着脸用飓风灾难抹黑布什政府！

2005年9月19日于北京家中

 

章诒和先生的父亲章伯均曾是中国最大的右派，如今的章诒和竟也脱不掉一顶右派的帽子，当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声称要“因人废言”的时候，他确实有点吃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换了左王邓立群，书可以禁，邬书林却不敢说出“因人废言”的话来。

不过，已经任你们捏过两次，怎么也不该欺人太甚吧！如今的软柿子也不那么好捏了，章诒和的一句“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让邬副署长捏了一手甩不脱的泥巴。

感同身受的“右派”一族赶来打抱不平乃人间正义之道，陈小雅、沙叶新、刘晓波、余杰、陈子明等均有文章对邬书林的蛮横表示愤慨，而他们也大多是“因人废言”而被剥夺出版权的“历史反革命”。

突然却有消息传来，“北大醉侠”孔庆东此时大嘴巴一张，对章诒和先生落井下石，“她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但他们仍梦想变天，说当年反右反错了”，“我们平民百姓的血泪谁去写？矿井砸死60多人，谁给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如烟》？他们一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上层人的生命价格和下层人的生命价格不一样吗？革命本来就要改变这东西”，着实令人无语。这几年醉侠先生醉得不轻，断断续续从网上读到些醉言疯语，大有话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伊战爆发之前，醉侠斜着两只大小眼上电视把美国骂个狗血喷头，让颇有些“一夜美国人”情结的本人看着不爽，还好，不久前读到醉侠在乌有之乡的演讲，觉得孔圣人的后代还没醉糊涂，甚至有些可爱。

当年与孔博士有过几面之交，其时醉侠尚未成名，与著名诗人臧棣同住一室，臧棣手指老孔：“这才是真正的大家。”臧诗人表情之严肃，令我从此对老孔刮目相看，并刨根问底地纠缠他讲了早些年的经历。

于是，觉得醉侠不该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叹一口气，不解。

突然又有新版《孔庆东声明》传来：

作为一名学者，我并不完全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我对她的文字持有我个人的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我认为章诒和的文字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对她的著述出版进行限制，是缺乏正当的法理依据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也有权利批评他人的立场和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愿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博大的、更阳光的写作和批评空间！

看来醉侠酒量还行，半斤八两喝不糊涂。如果只是为了洗脱落井下石的嫌疑，出一则简单的告示就行了，不必如此罗嗦，“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好啊，你支持吧，小心邬书林副署长也给你来个“因人废言”。孔醉侠似乎并不在意，“对待这些心胸狭隘的文化官僚……必须一边进行抗议斗争，一边坚持正义写作”。“三字同头左、右、友”，这么多年的左右之争，争来争去，老孔看的透彻，左右，友也。

左右的定义，中外迥然有异。记忆中，左派就是毛泽东那种讲党性不讲人性，爱杀人不爱放生的特殊材料，无论做啥事都追求狂飙猛进的速度；右派则是爱说实话的傻瓜，做人做事一般比较谨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是左派掌权，左派从政治和道德上蔑视右派，但经常犯愚蠢的常识错误，右派表现的机会不多，犯错误的机会也少些。近年来的经济政策，形右而极左，表面看，经济自由度越来越大，有点放任的意思，但你如果敢于对“经济自由度”──比如企业改制中的甩包袱，城市拆迁过程中的巧取豪夺等──有所疑问，搞不好就来一群武警把你包围。动辄启用武力历来是左派的特权。以左派的方式推行形右的经济政策，仍然不过是左的传人罢了，如果说有所放任的话，那只是对权贵资本的放任而已，小商贩崔英杰就感受不到“放任”的自由，城管执法的手段比老左还左。

西方社会的左右之分，则是公平与效率之分，正义与自由之分，不关涉人格和道义高下。

孔庆东无疑属于左派阵营，但已不是传统左派，传统左派是不会说出“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这种话的。记忆中：传统左派如历史学家剪伯赞，被用作工具整完别人，紧跟着自己就要被整了；传统左派如刘少奇，帮着毛泽东把彭德怀整下去之后，客死河南的命运也就是注定了；传统左派如邓力群，曾经威风八面的中宣部长，晚年却连本回忆录都不能正式出版。

传统左派大都不知道马丁。尼莫拉这样一个名字，以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诗句：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所以，传统左派不懂得言论自由对社会及其个人的价值。

作为新左派的孔庆东，用“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这样一句话，表明了新左与“老左”的区别，在今天，无论左右，无论政治经济观点有多的不同，对言论自由价值的认同，应无分歧。按照自由主义思想界柏林的界定，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它不是上街要求布什下台，也不是声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自由，是那种我的空间不容你干涉的自由，抛却这种自由权利，我们就时时生活在内心的恐惧之中，更谈不上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抛却这种自由，我们的生活就失去光彩，因为语言是我们思维的边界。

今天，当章诒和的言论出版自由被侵犯时，孔庆东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证明了一个真左的诚意，对章诒和这些右派们来说，言论自由本来就是一种天然立场，但闪烁其辞的左派们却一直未以行动表明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态度，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甚至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声称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言论自由，并指责逃亡在外的异议人士“不是中国不许回去，而是他们不愿回去”，但是，邬书林副署长的“因人废言”，已经让同为新左的孔醉侠看不下去了，这说明在维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方面，左派应有更实际和清醒的认识，左右的分歧，应不在是否接受并维护言论自由权利上面，若分歧在此，那不是左右之间的分歧，而是真假之间的分歧。如果打着或左或右的旗号，只为欺世盗名之需，在原则问题上左右摇摆，遇见官崽就吓尿了裤子，面对民众疾苦便扭头视若无睹，那只是伪左，伪右。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作为当代生活的屏障，我们的一切权益都可能被轻易剥夺。

如同我们应该捍卫前中宣部长邓力群的出版自由一样，孔醉侠对章诒和出版自由的支持，是当代社会应有的共识。不分左右地捍卫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前提。

－－民主论坛

 

苏州电视台上的反腐公益广告说：“你是贪官的女儿，我不跟你玩！”——这句明显地带来株连意义，至少是“文革”“狗崽子”定性的翻版，引起了正义之士的关注。就在正义人士批判此语侵犯人权之际，突然间又有一个消息证明了该公益广告潜在的正当性。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攸萸已经被宣布触犯刑律而逮捕。与此同时，其子也遭逮捕。新闻媒体比较谨慎地公布了消息，没点明郑攸萸儿子的名字。然而，毫无疑问，假定叫“郑B”的郑攸萸之子，如果没其父为大官之背景，肯定无法在药品许可行当有所作为，并且，无其父大贪，郑B也不可能成为“小贪”。

这两个相到矛盾又互相印证的事情，正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本质：一方面，政治利益派生出家族利益，“封妻荫子”之传统于今天更翻新花样，在一机关就有“外甥打水舅舅喝，小姑大姐坐对桌”的特殊中国特色官场风景线；另一方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上的复仇主义如农民暴动也就会整个家族地毁灭权势利益一方。

关于第二个问题要多说一点。因为它在史实与文艺方面都很有份量。在史实方面，黄巢进长安的结果是“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踏遍公卿骨”。可以肯定地说，被灭门的公卿之家肯定有无罪之人，比方说他家的丫环与奴仆。但是，杀人者一般不会给丫环与奴仆辩解的机会，《水浒传》中的武松之行为——在艺术方面——典型地说明这一点。在《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怨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杀人上了瘾，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杀到最后，连奴才的奴才——养娘玉兰（私人歌妓）的丫环也不放过了，“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个，结果了。”

比照历史，比照艺术，苏州电视台的广告虽然有“侵犯人权”之嫌，但比之中国文化深重的“贪渎与杀人（或包括屠城）”之隐喻，还是轻多了，甚至说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当然，比照历史与艺术，并不说明我赞成苏州电视台公益广告的“侵犯人权”之行为，确实只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提供更广阔的背景。

纵观中国历史，郑攸萸这样的贪官太多了。问题是，郑攸萸仅仅是“不幸”而败露，而大量未败露者还要靠一套法律机制（或干脆叫国家机器）来维护他们的存在与利益获取机制。结果是：（一）在政治竞争机制中，有传统资源可占据者就可胜出，即“朝（府）中有人好作官（办事）”，如此，必然积累大量的破坏能量（如黄巢或宋江）；（二）靠传统资源胜出的人，必然要巧妙地借助法律机制来打击“破坏者”，武松被陷害，结果得去服刑乃至于被判死刑。

事实上，像武松这样艺术化的人物是极稀少的，现实中，大量的是：被陷入狱的记者高荣勤，被开除公职的昝爱宗，被禁了书的作家章诒和…

这些人做不成武松、变不成黄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潜在的黄巢与武松。苏州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百姓或曰公众仇恨贪官。

仇恨既在，又没有民主制度的表达，我看早晚是个大问题！

我们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法治，或者说根本没建立起法治，正如我在前两天的一篇文章中说“法治——既没羊头也没了狗肉”，挂羊头卖狗肉——已经成了我们的“次优选择”。没有法治的丛林状态，被一个整体性的悲剧经典所描述：“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

首发议报第287期

 

                    过街老鼠邬书林，“因人废书”留恶名；

                    沐鼠而冠上神台，人人喊打快人心。

                    阎王殿外一条狗，见人就要咬一口；

                    他吹“和谐”你举刀，这个双簧唱得好。

                    双簧唱了多少年，独裁专政总不变；

                    监守自盗好分赃，抢了工厂再抢田。

                    杀人如麻血债多，亿万奴隶泪成河；

                    拑嘴再让“讲真话”，强盗偏要扮外婆。

                    口宣天命手揸枪，缘何心虚怕文章？

                    秦皇焚书又坑儒，江山仍然不久长。

                    奉劝文武众特务，冰山销溶终有时；

                    为恶为善天必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太平天国一百五十八年一月吉日

 

有报道称，我所在的海口是公安部“3111工程”首批22个城市试点单位之一，而龙华公安分局是海口市的第一个试点单位。据了解，该项目即通过在指定的小区、公共区域、酒吧、宾馆等娱乐场所组建“全球眼”视频监控网络，把视频监控图像实时传送到龙华公安分局主控制中心和设在各派出所的副控台，从而实现对本辖区的日常治安情况的实时监控，公安人员能根据上传各监控点图像，捕捉和实时掌握突发事件或线索，并可以对有用的视频资料进行存储备查。整个监控网络以层层监控的形式形成一张隐形的大网，可以随时随地对各种不法行为进行监控。

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公民之一，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一张隐形的大网”把我和其他公民统统当作犯罪嫌疑人监控起来，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和其他公民？如果回答说“并非把你们当作犯罪嫌疑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是：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征求我和其他公民的同意？第三个问题则更加严重：既然我和其他公民并非犯罪嫌疑人，那么对我和其他公民的这种实时电子监控是否非法？

为进一步了解有关资讯，我在百度上搜索“全球眼”，发现相关词条多达数十万条，果然像报道中披露的一样，全国22个城市已经安装了全球眼，“3111工程”已经在全国张开天罗地网。比较详细的信息还有：

上海电信日前与该市某大型公交运营企业签订全球眼视频监控项目合同，在公交始发站用网络远程调度取代传统人工调度模式，涉及到300多条公交线路，这在国内属于首例。而在前不久该市举行的特奥会邀请赛上，上海电信的“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在全市15个比赛场馆共设立了16个监控点，让执委会即时了解赛场情况，受到好评。上海电信有关人士称，“全球眼”如今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检验检疫领域，上海进出口管理部门的值班人员只需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就可以对辖区内的码头泊位、查验堆场等检验检疫监管对象进行实时监控；在市政建设领域，某房产公司采用“全球眼”系统后，可随时看到工地关键部位的场景，从而全面掌控安全生产状况；本市几大银行下属的200多个夜间自助银行也有“全球眼”，夜间银行只需几名后台监控人员，上级主管晚上只要在家中上网，通过密码进入系统后，就能实现对监控人员的“再监控”；此外，在隔离护理病房、幼儿园、无人值守的变电站等，“全球眼”也都能大展身手。

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针对公交车上扒手增多、警方调查取证难的情况，该局将从今年起对全市8500余台城市公交车全部安装“电子眼”，司机可将“电子眼”摄入声像资料进行实时传输给警方，以方便警察实时出警，对公交车的作案分子进行准确抓捕。据悉，该项目整个投入将达到1亿元，拟采取政府、企业共同出资的方式进行，待数据传输技术进一步成熟后，整个工作可于年内展开，两年内可全部完成改造。目前，深圳市政府已同意了实施计划。

福建晋江市区也已经布下60个全球眼，与海口市的情形大致相同。

而广州市更是大手笔，累积预算资金30亿元，开始在全市建立“全球眼”。

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公安在试点“3111工程”中各显身手，海口、晋江安装在居民社区、娱乐场所、街道路口，深圳把公共汽车首先监控起来，上海则在公交、体育、金融、码头、医院、电站、甚至幼儿园等开始录像，而广州已经拿出对市区进行全景监控的宏伟计划了。记者们在报道中一律声称“全球眼”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赞同，甚至拍手叫好。那么在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对“全球眼”监控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否还应该提出质问？

我不否认安装“全球眼”的本意是打击和预防犯罪，保障公民安全，但人们应该想到，危害自己日常生活的最大消极因素到底是什么？是来自政府的力量还是发生在街头的犯罪行为？回顾人类历史就可发现，对人类生活危害最大第一是政府行为，第二是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和流行疾病，第三才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如抢劫、交通违章等。对来自后两种力量的危害，人们容易认识到，而对第一种危害，则认识肤浅。比如安装“全球眼”，马上就想到安装在街道、路口、居民小区和公共汽车，而没有想到安装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场所、专用车辆和官员的私人客厅，让人们把执掌着公共权力、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官员们的日常行为、言谈举止实时监控起来，防止其行为产生公共危害。犯罪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一样会危害人们的生活，但相比而言，犯罪行为只能危害具体的人、具体的财产，换言之，犯罪行为只能对单个的人或单个的财产进行危害，而政府官员的行为，却能对所有人和所有财产同时进行危害，是全局的和整体的，如中国1950年代的“土改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就同时危害到了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其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和规模巨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严重犯罪行为所无法比拟的；政府官员对生活的危害，最典型的是战争行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如中国1960年代开始的十年文革，其实也是一次全民战争，也是典型的政府行为。你如果支持用全球眼监控街头犯罪，那么你更应该支持用全球眼监控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员，因为后者一旦滥用职权，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比所有犯罪行为造成的破坏总和还要大得多。

还应该质问的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主人雇佣的公仆，现在仆人自己决定用“全球眼”把主人监控起来，彻底颠倒主仆关系，违反了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原理。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原理是，法律用来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自由。公民生活空间在“全球眼”的实时监控之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但公民的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也同时丧失，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因小失大。生活在现代法治秩序下的公民，同时具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个人隐私是与财产权和人身权同样重要的公民权利。对公民权利负有保障责任的政府，应该保证所有公民权利同时实现，而不得自行决定选择保护其中一种或数种，放弃另外一种或数种，更不能以保护某种公民权利为借口去伤害另外的公民权利。某种公民权利的放弃，只能由公民自己决定，政府有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义务，绝对无权决定让公民放弃某种权利，如隐私权。

即便从成本的角度分析，我不知道安装“全球眼”减少犯罪是否合算。以广州为例，30亿的预算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又是多少？这30亿的直接投入和今后每年不小的新增运维费，肯定要摊销在广州的纳税人头上。我无法确定每年犯罪行为在广州获得的“犯罪收入总值”是多少，但绝对不会超过30亿则是常识。假设“全球眼”的使用寿命是5年，那么每年的折旧成本就是6亿，如果“全球眼”运行后每年不能为广州减少6亿元的犯罪损失，则安装“全球眼”就是一个失败的决策。换一个角度看，维持治安本来是公安机关的职责，纳税人已经以支付费用的方式从警察局购买了自己的公共安全，如果安全仍得不到有效保障，就要拿公安机关试问。结果开出来的方案是进一步增加纳税人的购买成本，再投入30亿。这是否像一个狡猾的包工头，在工程承揽到手之后，不断寻找借口让甲方增加预算，捞取更多的好处？

公共权力的本质就在于不断突破限制，自我扩张。今天可以把“全球眼”安装在城市的公共场所，明天是否会延伸到公民的家门口，后天是否会把镜头再伸进公民的卧室？

2007-1-28
－－博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