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开始于2003年11月的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北岙镇小三盘村290多户失海渔民的集体维权行为，便是全国农民维权行动中的一个例证。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幸福权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一句话就是”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是称”天赋人权”，无论是称”法定人权”，每个人一旦出生，就应该享有人权的最根本权利——生存权。假如，一切都按法律办事，就不会发生侵权行为，自然就不存在”维权”问题了。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也就产生了相对的”维权”之词。”维权”总是无奈之举！

所谓侵权，就是以强凌弱，侵权方往往是权力者、财力者或者是两者的暗地组合，被侵权的一方总是弱者或弱势群体，因此，维权是以”弱”对”强”的不平衡的对抗。维权者要有坚强的信念和足够的勇气、毅力及韧性。

俗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洞头县北岙镇小三盘村291户上千渔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就靠这海边浅水滩涂养家糊口，生存繁衍。人民政府为人民，到了公元1984年，洞头县政府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给沿海村发了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的海域滩涂”使用权证”，渔民集体吃了”定心丸”，村里又将这些海域滩涂承包给渔民（养民和采民）们。渔民们在这里 养殖、捕捞，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详生活。

可是，使三小盘村的渔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从2002年开始，现洞头县政府连发了几个文件，要将这些前县政府发证给予”长期使用”的海面，填海造地进行商品房开发。

地方政府要财政增收，出”政绩”，这无可厚非，有钱人要住水边、 海边，享受海边风光，亦无可厚非，但这是人民政府发证给予使用的海面啊，这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海面啊，渔民们心急如焚！  怎么办？

他们自发边学法，边调查，发现了动用284公顷海面是要经国务院批准的，但是事实上却未经国务院批准：发现了省有关部门批准亦只是”准予水产养殖”而非”填海造地”搞商品房开发；发现了县政府原给渔民村发证所依据的中央承包政策并未改变，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他们奋起维权，先向现地方政府复议未果，于是就向法院起诉，将温州市人民政府和洞头县人民政府推上了被告席。

古云：”气死不告官”，因为告官难！渔民们备尝了这个”艰辛”，光要求立案就花去了几个月，直到2004年3月总算立了案。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立案后三个月内一审必须审结，可是拖到第十五个月才开庭，第20个月才判决。渔民们分8个案子告的，一审判决渔民胜诉了3个，被告胜诉5个。渔民们对败诉不服，已向省高院上诉，因为他们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自己是有理的！有理，  自然理直气壮！

我不仅佩服渔民们的坚信法律公正的信念和敢于维权的勇气，更 敬佩他们的维权理性：他们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文明讲理；他们坚持崇法维权，还撰编了诉讼材料小册子《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记》，这是他们漫长维权路的真实记录，其中不少是血泪文字。他们想以此告知世人，留给后人。虽然本书的作者和广大维权渔民限于文化、限于经济条件，资料册中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仍属有瑕之白玉！

此时，诉讼已进入二审程序，我与小三盘的渔民们一样，期盼着有个公正的判决！因为，司法程序是维护公正的最后一道程序，法官们定会深知：”法正则民安，民安则国泰”的真理。

最后，请为政者、法官们和读者们想一想：第一，究竟是”政绩”重要，”享受”重要，还是”生存”重要？

第二，依法应向国务院审批而不审批是什么行为？省局批准的是”水产养殖”而改变为”商品房开发”是什么行为？

第三，中央政策不变，地方政府凭什么取消依据中央政策发放的”使用权证”？

第四，违法的”政绩”究竟是”政绩”还是”害政”？

第五，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渔民们的生存权应不应该 保护？  （请注意本书中2005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所发表的文章《渔民的困惑》和《渔民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

第六，有人企图迫害敢于坚持真理、支持渔民理性维权的老党员、老干部林炳长同志，这是什么行为？

吕思源

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   吕思源律师  电话：0571-85021454  85025666  传真  0571-85027713

具体代理失海渔民维权辩护律师  应建文  手机 13958042178   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林炳长弟弟  林炳强 电话：0577-81035575

相关联系电话：浙江省洞头县北岙后二期围垦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洞头县北岙后（填海）围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新磊电话：0577-63480108   63484662  手机 13968900689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王飞  010-68047621    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副司长 潘新春 010-68047668

国家海洋局新闻办公室主任  吴金友   010-68048052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主管海洋执法副局长、前任洞头县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林东勇（迫害林炳长的县委书记）  0571-88007006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海域管理处处长 朱家立  0571-88007088  88007089 88007095

导致洞头小三盘村渔民失海的时任浙江省洞头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王祖华  电话 13906773201

 

二OO七年一月九日中国时报时论广场的「走出民粹电视困境」一文，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必须建构一套启动电视内部组织自律机制的环境。例如在电视台内部成立伦理委员会，针对各类新闻或节目内容的伦理及表述争议，形成电视台内的共识基础与制播原则、判例或个案讨论等。… 伦理委员会的组成，应有半数来自外部观众代表的参与，让此一委员会成为启动电视台自律管理系统的一环」。这个提议有其参考价值，作者对审理节目内容「伦理委员会」成员的道德操守似乎相当乐观.

台湾某些自制电视节目的「败坏」，其实一部份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把严肃事物卡通化、漫画化、幼稚化所致；上了年纪的，硬要假天真，应该成熟稳重的，却非要装个假可爱的样子；原属於私密、完好、典雅的，则以「玩玩而已嘛」为「舒展身心，免得过劳死」的藉口，成了另种粗俗语言嘲弄的对象。而有些鲁莽截断谈话，猛进广告的节目，往往是身负重任，有备而来。

想自我宣传的，必须操控媒体并和财团挂钩；财团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可以其财力对媒体予取予求；媒体为了生存与名声，当然乐得服从。公众利益在这条共生锁链中，连个小环都算不上。台湾的某些电视节目之所以还有观众群，是因为低素质人口比例偏高（全世界皆然）的缘故。

如果有高素质的节目，低素质的人怎么看得到低素质的节目？如果只有低素质的节目，高素质的人不但不看，也往往有华人的通病 – 不愿和低素质的人为伍。如此一来，社会差距能不逐渐扩大？此处的高低之分，其实残忍，不说分明，却又有不愿面对现实之嫌。台湾的某些自制电视节目要能拿得上台面，必须断然不收受广告、金主的进贡，否则难以起死回生。

那么谁能提供电视公司的经费？答案是观众。消费者付费，看电视的，要给钱.其中的机制（当然包括监督）或许他国的做法可以参考：

瑞士的SRG SSR idée suisse是个没有营利性质的公共服务机构，由传播界自己组成，有着中央及行政委员会的编制，掌管七家电视公司及十八家广播电台。它的一长串名称是因为四个官方语言全要顾及的缘故。瑞士传播公司（SRG，Schweizer Rundfunk Gesellschaft）一年营业额约四百亿台币，其中71%来自收视（听）者缴纳的费用，23%收自商业广告或转播权，6%则是出售节目的所得。有电视或收音机的人家，每户每月必须缴固定的费用，拒绝者，罚锾十多万台币。一个普通家庭如果只有收音机，每年须缴四千五百台币；有电视机，则是七千五百；两者都有，每日二十四小时最快速的资讯与娱乐，每年就必须花一万二千台币才能取得。一户一人是这个数字，一户十人，同样的数字。公司行号若有收音机及电视设备，每年的规费则是两万五千台币。

service public机制在电视领域实行的结果，一部长片可以一口气看完，不进一秒钟的广告。谈话性节目得以单独提供一个人整整六十分钟，把自己的理念谈得一清二楚的时间，不但没有任何广告从中干扰，谈话者的态度、智识在镜头极少转变的情况下，完全无所遁形！所以谈话者谨慎用字的情绪，立即影响观众，让人不得不参与思考。有时一个节目有两位主持人轮流，他们不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因为主持人必须有足够时间深入掌握议题，才能决定请谁、谈什么.广告集中在两个节目之间进行，往往一个单元就是十五分钟。

缴了费用却看（听）到不满意的节目，可直接去函传播公司表达意见，也因此，瑞士电视、广播节目的内容与品质由全体瑞士人间接监控；而原本只需要对社会现象做解读、统计的收视率调查公司，更是没有置喙的余地。地方上小规模广播电台与电视公司的节目内容则必须符合SRG的要求，否则得不到来自规费的补助。

瑞士国会决定今年（2007）四月开始调高规费2.5%，据闻是引进数位传播所需费用所致。然而议会是否赞成，或甚至是否动用公投，仍旧未知。瑞士人看电视的烦恼不是色煽腥的如影随形，而是，不随着人类科技进步而调整已是近乎完美的基础建设，可能吗？

作者网站：www.mjswiss.com

      目录

楔子

面对转折

南方大出击

校园风暴

诗人的分化

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北方教授的抉择

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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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无疑是个厚脸皮的刁民，能在嘈杂的公共场合叫众人都安静下来听我为一个女孩子朗诵情诗；敢对封锁道路、警车开道、大肆扰民的某中央首脑竖起中指。但是，读完摩罗的新书《我的故乡在天堂》，决定写篇书评时，我却感到脸红，假如他就在眼前，我会不敢直视他。

不敢直视摩罗，不是因为崇拜他，甚至有时会希望这人并不存在。可是他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而且还在咀嚼着他内心的耻辱，在痛苦地追问、挣扎着探寻。而这些耻辱也是我们所共通的，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也不敢去追问，更无勇气去探寻。于是，当摩罗咀嚼着这些耻辱与我们擦肩而过，他那忧郁的眼神刺痛了我们的心灵，他那轻微的叹息声在我们大脑中挥之不去，让我们的耻辱更加耻辱。

其实摩罗所咀嚼的这些耻辱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摩罗所视为耻辱的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一面“适者生存”的大旗下，越有生活经验，我们便越理直气壮。

比如摩罗在《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一文中所论述的那种从势者的心态，其实这些心态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是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长期恶劣的环境下，那些原本没有包括在内的，不是蔫了，就是坏了，不是疯了，就是死了。也正因如此，摩罗将此视为耻辱，并自我咀嚼和忏悔。这一点也正是摩罗与鲁迅先生等精神界的斗士所不同的地方。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的精神境界与写杂文时的境界其实有所不同，而鲁迅先生的杂文其实对后来的精神斗士们影响更深，比如鲁迅先生写杂文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也不宽恕”等角度和心态。虽然鲁迅先生强调“立人”，但是在杂文中所使用的主要是“破”，就像一个挥舞着“独孤九剑”的侠客，不断地使用“破奸式”、“破奴式”等“破”东“破”西，虽然最后该“破”的他都“破”过了。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感觉自己只是向黑暗捣乱而已。他本身所蕴含的一些最宝贵的精神元素，如忏悔和慈悲等，虽然在小说中有所表露，但是在影响人们最深的那些杂文中，却被淡化了。

于是他的“破”字诀被许多人模仿，而那些宝贵的精神元素却未能继承。比如文革中许多人就将鲁迅先生的“破”字诀用得炉火纯青。

需要说明的是，忏悔不是哭哭啼啼地悔恨过失，也不是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而是一种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和过失视为同根同源的怜悯和悲悯。而慈悲不光是一种与众生同难的情怀，更应该是一种与众生同罪的自我忏悔。

二

摩罗在《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一文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有如此想法？对我们而言，这想法确实有些怪异。

让我们再听下蜘蛛侠的一句经典台词吧：“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听了这位侠客的台词后，我们就不难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侠客更加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他承受苦难时，他不自怜，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将自己承受苦难视为一种权利，他觉得拥有这种“权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应该为这些苦难发出应有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最终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同在苦难中的人们得到心灵的抚慰，平静地度过茫茫雪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不安，是一种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和过失视为同根同源的不安，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不安，是一种大慈大悲的不安。

那么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责任和不安后，我们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具体作些怎样的事情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呐喊？“一个也不宽恕”地抗争？

一九八九年那场运动过后，有人曾说：“其实中国从来不缺少激情，不缺少抗争。”想想似乎确实如此，比如几千年来各种农民起义几乎就从未中断，几年前离我所在地不远的江西省丰城市便有六个村的农民发生暴动，攻打了乡政府，如在冷兵器时代，这也许就能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近百年来各种学潮也是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呐喊和抗争就算成功了，其结果会如何呢？

几千年来，我们一个也不宽恕，我们以暴制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当革命者们推翻压迫自己的大山，同时自己却成为了压迫别人的大山，革命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摇身一变，竟然会成为自己曾经誓死要打倒的对象。我们一次次地高声欢呼：“我们从此站起来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一部分站起来了，又去奴化别人，大部分人站起来了，又甘愿被新的人奴化。

于是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会周期性发病。也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怎么会这样呢？呐喊和抗争应该没有错，我们透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就能看到一种“反抗哲学”和同情暴力革命的态度。怎么会“走火入魔”呢？

熟知鲁迅思想的人对此有着睿智的理解，那就是我们这些抗争者骨子里还充满奴性，我们的抗争不是反对存在“主奴关系”的体制，而是不甘于自己为奴，或是因为连做一个奴才的权利都丧失了。所以我们抗争的只是为了当奴役别人的“主人”，我们的呐喊就像《红楼梦》中焦大那样，想做一个模仿奴才的呐喊。

这些奴性渗透在我们骨髓里，哪怕我们有所觉悟，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能将“以人权为核心、宪政为途径”演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这种奴性却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借尸还魂。

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奴性，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缺乏金刚怒目，而是缺少菩萨低眉。缺少与众生同根同源的意识，缺少与众生同难、与众生同罪的慈悲。

与众生同难我们能理解，与众生同罪，我们可能就不愿意了，特别是面对那些强势的、我们想打倒的“罪人”。哪怕是鲁迅先生可能也是不愿意的。

比如另一个让我敬重的学者钱理群先生有一篇名为《<野草集>的哲学》的讲演，其中探讨了鲁迅先生的这本小说集，谈到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无物之阵就是你要做一件事，分明感觉到敌人（反对者、阻力）的存在，却摸不着，抓不住，无从和它对垒交战，但你终是失败者，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鬼打墙。人走在旷野上，明明看见鬼，一拳打过去，却扑了个空。鬼又在另一面出现，再出击，仍然扑空。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中国人办事之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无物之阵。”

通过钱理群先生分析，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无物之阵”是敌人（反对者）的策略、手段。鲁迅先生也意识到在这种“无物之阵”中，自己可能死于慈母或爱人误入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

鲁迅先生虽然睿智，但是他的“敌人意识”太强，将“无物之阵”归罪于敌人，虽然意识到亲朋好友也会成为这种阻力，但是他却将自己排除在外，仿佛无奈地在唱：“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鲁迅先生一个也不宽恕，不断与“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们横眉冷对，甚至认为这些人欺世盗名，自己是拿着投枪的战士，情愿被人视为“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仍义无反顾地举起投枪。

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无物之阵之所以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是因为我们眼中只有敌人，看不见自己那颗还不够慈悲的心；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亲人与战友之所以也会成为阻力，那些敌人之所以会有“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外衣，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以暴制暴的同时，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同时，在认为只要我们是带领众人走向天堂，途中为此就可以不择手段，做出任何牺牲的同时，恶也滋生在我们心里；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那些“恶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善人”的折射，那些黑暗其实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包括受难者在内的所有人）心灵的投影；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我们其实都是“罪人”。

三

几天前，一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向我讲述了她被打劫的事情。当时，一名壮汉用棍棒狠狠地敲打了她，使用暴力要挟她拿出钱来。她将身上所有钱给了那人。原本事情应该就此结束，谁知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想做修女的基督徒，虽然对方打劫了她的钱财，虽然头部还因对方的敲打而鼓起一个大包，但是她却还怜悯地问对方：“你还要别的帮助吗？”那人一愣，然后表情不再那么凶恶，只是不平地说：“当然需要帮助，不然我为什么要打劫？”说完，他还了那朋友几元钱。朋友说：“你全部拿走吧！如果你另外还要帮忙，我愿意帮助你。”那人愣愣地看着这个弱女子，表情开始复杂，最后将所有钱都还给了她，并道歉，还忏悔自己不该来打劫。

当我听到朋友的叙述，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国内发生。”现在我开始为这话内疚，觉得自己可耻。不是因为自己对同胞的怀疑，而是自己太世俗，没有一颗慈悲的心。

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与众生同根同源，应该将别人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别人在犯罪，也应该视为自己也在犯罪。我们要怜悯受难者，也要与罪人同罪。

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曾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以前我看到这句话，总是理解所谓“狱底的游魂”是那些无辜的苦难者，现在才明白，这些游魂除了那些无辜的苦难者外，应该还包括真正因罪恶而下地狱者。

面对戴布兹这种伟大的人格，我感到羞愧，感到耻辱，也更加能理解摩罗那种咀嚼耻辱的必要性。

我们或许会为那个被劫的朋友所感动，或许会被戴布兹的人格所震撼。但是我们只要一回到现实中，就不会真像戴布兹说的那样做，会非常无奈地觉得那样有些迂腐。我们更不会对劫匪说：“你还要别的帮助吗？”觉得这样的话，使事情更有可能走向坏的结果，变得滑稽可笑。

摩罗先生在《发现人盲》一文中评论了狄马的作品，说狄马有两个发现，其中一个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文中结合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例子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发现。

许多人会像狄马怀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一伟大思想资源一样，也怀疑被劫时说：“你还要别的帮助吗？”是否具有实效性。特别是从小就学过《农夫和蛇》这一则寓言的我们。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基督徒的忏悔，缺乏佛教徒的慈悲，只有世俗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农夫和蛇》的所谓寓意还被广泛认同，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像一位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让我们不得不接受黑格尔所指出的耻辱。

然而我们就算认清这一点，明白金刚怒目是不得已而为之，菩萨低眉才会有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们的肉身只要还在残酷的现实中，我们当中大部分优秀的觉醒者还是只能做鲁迅旗下的精神斗士。我们似乎只能继续呐喊；我们不得不继续一个也不宽恕；我们虽然认可马丁。路德。金，但是只能在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时兴奋一下，当听到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宽恕白人。”现实的我们就只能会心一笑；我们也将甘地视为圣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疑问，假如甘地面对的不是英国人，面对的是二战中全面侵华的日本人，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否就失效了？变得软弱愚昧、滑稽可笑了呢？

想到这些，我仿佛听到摩罗立即发出了一声怒吼，他在抗议我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他在抗议我因为一时的现实，而怀疑那些伟大的精神资源。

我们确实不应该怀疑这些伟大的精神资源，但是通过摩罗的书，通过狄马的发现，当我意识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反抗运动是何其幸运时。我忍不住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说了句：“几千年来，我们中国的苦难者面对的怎么都是一些不要脸的无赖？”

说完，我又意识到自己的罪，感到更加的耻辱。

正因如此，当与众生同根同源的意识在我大脑中越清晰，当与众生同难、与众生同罪的慈悲在我心中发芽。我就越不敢面对摩罗，因为我害怕自己承担不起耻辱。

四

耻辱，是你明明知道真理所在，却无能为力。

耻辱，是你的心已经接近天堂，肉身却在地狱。

摩罗触摸到天堂，却情愿将身心都放逐于地狱。

摩罗咀嚼着耻辱，所以认清了高尚。

我们绝大部分人或许永远不会都变得那么高尚，我们也不能强求别人都那么高尚，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对高尚的崇尚。

我们应该在吴刚伐木的月宫里领悟浪漫；我们应该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放声歌唱。

 

 

解放区时期的丁玲散文创作，始终在政治功利目的与个性艺术追求的矛盾和悖论之中，在“鲁迅的学生”与“今日武将军”的角色规范与角色知觉的冲突和重塑之间左右徘徊、停滞与退缩，最终扮演了纯粹政治化的作家角色，给解放区散文史留下了遗憾惋惜与深刻启示。丁玲、萧军等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一方面高举鲁迅文学的旗帜，坚守五四的文化目标和启蒙主义立场；一方面又在高涨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里，肩负着救亡的历史使命走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对启蒙的误读、时势的造就和功利的驱使，使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逐渐被革命规约。这一艺术蝉蜕过程的实质，就在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对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的改造和取代。

一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变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事实上，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异与断裂是主导的，而所谓变奏则最终被变异所淹没。也就是说，这个激进化的进程其实是演化为“救亡”独奏曲，而革命与启蒙并不能简单调和。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前，作家们虽然也在社会实践中意识到，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必须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但是他们基本上依然以新启蒙者自居。丁玲在1938年夏时就认为：“我们现在要群众化，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我们是“他们的师长，他们所依赖的人”，而不能“做了群众的尾巴，只是取媚群众”。

从1936年底至1938年8月的这两年时间里，丁玲主要是以一名军队政工干部或宣传工作者的“角色规范”在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组织中渡过的，成为“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在战斗和学习中，她先后撰写了《广暴纪念在定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政治上的准备》、《河西途中》等40多篇的速写、通讯和杂文，宣传鼓舞士气、歌颂新的生活、总结革命工作。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丁玲被调到“边区文协”，重返文艺工作岗位。由于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洛甫和毛泽东的提倡，再加上1941年《解放日报》社论多次申明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言论的自由发展，各派学者和理论家，只要认真研究、正视现实，就能够发现真理；甚至号召艺术家反映和指摘边区的缺点，倡导“自我批评”的“艺术家的勇气”，使丁玲等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重新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高举鲁迅文学的旗帜，开始了生动活泼、自由民主、打破限制的大胆创作。在创作的内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当时解放区党的文艺政策比较宽松的前提下，丁玲开始了新的探索，努力实践鲁迅的学生的“角色规范”与“角色期待”。

丁玲首先提倡实践鲁迅的现实主义。1940年4月，丁玲写了杂文《真》，针对创作中“注意如何找主题，如何找典型”但却“脱离了现实”的现象指出：“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是不会为人人所喜爱的。粉饰和欺骗只令人反感”，“艺术本质之提高，非在形式，却正是看其是否正确的反映了现实而决定的”。她反对创作中“要求着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的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的“意思好”，然而却是“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的写作方法，要求“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

丁玲其次倡导学习发扬鲁迅的品质。1940年8月，丁玲写了杂文《“开会”之于鲁迅》，通过写鲁迅出席左翼文坛一些会议时“从不迟到”，“总是很平和地，精神集中地听着”，“从没有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子，用教训的口吻来说话”的表现，既生动地展现了鲁迅感人的一个侧面，又暗中针砭了某些“比较有些文化、理论的人”，在“参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众的会”时的某些不良倾向。

丁玲再次宣传弘扬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她呼吁：“《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她号召：“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她运用杂文批评革命队伍的某同志为了少受许多气，而不惜欠帐缝制“干部衣服”及其某些人为了“改变别人对自己的观感”而巴望获得骑马代步和赚取马列学院的学历头衔等等不良风习和虚荣心态。她愤慨于解放区的“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们”在对待妇女结婚、离婚与孩子问题上留存着封建式的非议、责难的不平等现象，既希望妇女们又男子们能够把“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

从1940到42年春，丁玲之所以能产生散文、杂文创作的新变，关键因素是她在创作思想上向鲁迅文学传统的回归。她将思考的触角深入到根据地社会生活的深层，揭示即使在解放区也同样存在着各种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表现出对妇女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对人的彻底解放的执着追求。

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战时环境需要文艺极大地发挥其功利性、实用性功能作用，文学的政治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时期文学创作的规约必定指向政治一端。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在“解放区”的乡村化社会组织里，和在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与社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必然走向边缘，他们只能成为救亡主力（工农兵）的服务对象与被教育和被改造对象。后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受到了曹轶欧、贺龙等人的严厉批评。会后，她的内心深处郁积着委屈、苦闷、矛盾、沉重、忧虑与不安。接着，她听到了故友萧红病逝于香港的噩耗，便结合自己当时特有心境写就《风雨中忆萧红》。这篇散文借自然界的风雨、阴霾与浪潮都更显出百物的生长和凋谢、美丽或丑陋来抒写自己的心境，然后感慨：“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丁玲伤感现在“象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萧红）是太少了啊！”“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散文通篇充满着深情的忆念、淡淡的伤感与朦胧的期盼，真实地传达出丁玲深挚情感、特殊心境和诗意追求，它是丁玲解放区散文创作的翘楚与终结的标志。

二

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与方向：1.革命文艺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的立场，也就是放弃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中形成的那种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认知方式。由此也就表明革命文艺与五四的启蒙文学传统存在的深刻差异。2.革命文艺的方向就是为工农兵的方向。认为文艺界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或个人主义形成的宗派团体（这是扎根在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集体），无疑具有着维护个体的自由价值的顽强倾向，是一些坚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小堡垒，是革命文艺建立统一规范与统一领导的障碍。3.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他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而只是写作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作品；其二，普及本身是为革命文艺的性质的决定的，革命文艺就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这里的“团结、教育”决定不是知识分子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名义底下进行的文艺传播活动与精神（审美）动员运动。

由此可以看到：经过文艺整风运动之后，文艺的发展改变了方向，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阶级意识的迅速强化和救亡主题迅速向翻身主题转化。与此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在创作中翻身主题对救亡主题中心地位的取代。从文学的题材内容上看，文学开始表现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复仇清算、以及从属于阶级翻身之下的妇女翻身成为主要内容。以《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为代表的戏剧，以《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赵巧儿》等为代表的诗歌，以《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的小说，充分显示着翻身文学主潮的来临。无论以什么形式表现什么故事，其主题词差不多都是：“要报千年的冤和恨，咱们穷人要翻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翻身主题压倒救亡主题的同时，文坛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启蒙主题在文学中的边缘化和迅速萎缩。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它批判的是个人主义和人性论，要调整的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要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考察文艺整风中受批判的作家和作品，不难发现它之所以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呼唤杂文时代也罢，强调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也罢，都显示着启蒙主题的回升。但是，要求一切服务于翻身解放的根据地政治却不能容忍五四式的启蒙立场。无论王实味还是肖军，其问题都在于从鲁迅那里继承的启蒙精神。丁玲的问题也在于她与五四启蒙精神没有能够真正一刀两断。他们对等级观念特别敏感，无法接受家长式的组织管理，接受不了对人的漠视和对个性的压抑，并且试图揭露新形式下的封建主义货色。这种启蒙的声音因其有可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和削弱人们的热情而必然受到了打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措施是通过思想改造的形式解构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以保证彻底放逐启蒙文学。因此，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感到，“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传统和鲁迅实际上是被否定了”。

在解放区的这样特殊历史文化语境里，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解放区散文”的历史文化语境：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对艺术规律的蔑视，潜在的普泛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新权威主义崇拜下的知识分子作家主体意识的丧失和新奴性主义的盛行。

三

丁玲因为写《三八节有感》，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被贺龙等人批评后，她虚心登门找贺龙听取意见，终于获得谅解。在文艺座谈会召开前，陈云同志代表党找丁玲谈话，其中，陈云关于‘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的论断对“丁玲触动最大。抱着对党的信仰和对领袖文学主张的信服，丁玲不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特别强调要向工农兵学习，彻底改变自己的创作倾向，而且在听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在找到自我与《讲话》精神所要求的”角色规范“、”角色期待“之间的”角色差距“之后，丁玲自觉地进行了新的”角色适应“。从《风雨中忆萧红》、《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三篇文章，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丁玲这一时期思想情绪波动与”角色知觉“转换的内在理路。6月11日，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第一个作了发言，她不仅指出：王实味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文艺界要以明确而肯定的态度，去揭发他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活动，王实味不是文艺家；而且反省了整个”文艺界“的失职，检讨自己的耻辱和罪恶，并宣布《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表示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勇气和恒心，”向着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的目标走去“。

从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的长达3年半时间里，丁玲几乎“专门”创作讴歌边区英雄、普通劳动者和歌颂边区生活的报告文学。应朱德之约，到八路军司令部读了两天电报，写出了描绘十八个八路军战士勇敢牺牲精神的特写《十八个》。1944年6月，她发表了介绍一个由过去“无土无地，欠粮欠帐”的“买卖”人田保霖，在新政权下转变成“和共产党一道，热心为人民服务”的边区合作社模范主任的报告文学《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获得毛泽东写信庆祝。面对庆祝和称赞，丁玲自己虽然也清醒地认识到“《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许多的文艺工作者”。但是，她还是自觉地沿着领袖指引的政治方向前进。同年7月，丁玲写成长达三万言的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作品完整全面、气势宏大地再现了一二九师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全过程，由于政策性过强、堆砌材料，而显得生动性不足、不够鲜活。

面对人民群众存在的缺点与陋习，她更多地是按照领袖的教导：“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杂文《老婆疙瘩》针对延安难民纺织厂生产中存在的有人不耐烦而随意接上断线形成的大疙瘩问题，平心静气、循循善诱地指出危害及其“包含着一个革命良心的问题”。杂文纯熟地运用方言土语，而又象一篇生产说明书。报告文学《民间艺人李卜》和《袁广发——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既点到李卜抽大烟的陋习，袁广发文化低、工作方法不够好等缺点，又更加充分地写出李卜不仅戒了大烟，而且成了热爱艺术、勇于创新的革命群众艺术家；袁广发不仅在战场上是个英雄，到地方仍然是个优秀干部。

1945年12月之后，丁玲写作了一批揭露敌人罪恶的杂文和悼念烈士的散文。《窃国者诛》以听说法国卖国贼贝当在被判处死刑时哀叹自己不是中国人而遭到死刑命运的一则消息破题，以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处决战犯和重庆国民党当局庇护战争首犯的事实，揭露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求荣、反对人民的无耻罪行。《自掘坟墓》则抨击讥刺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与纵容特务为非作歹，针对特务在军调处逞凶闹事，质问北平的市政当局“是不是全在青天白日之下睡懒觉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则在痛定思痛之后，回忆描述自己曾经与秦邦宪一起共事时的深刻印象和彼此建立的深厚友谊，寄托了自己对烈士们的深切思念和沉痛哀悼之情。《谈大众文艺——纪念瞿秋白同志被害十一周年》重点回忆了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谆谆教诲与自己产生的感慨：“十年之后我才认识我那时并没有真正理解瞿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须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我曾经想过，假如秋白同志不死，我也许会羞于见他的啊”！

纵观丁玲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不难发现她以党的政策规约作为散文创作的准绳，造成了自我意识与作家身份的缺失。她以高度的政治理性自觉来深入把握解放区生活，依据党的政策规约对创作素材进行符合准绳的取舍和筛选，以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来规范观察的角度与构思的方式。这一切都决定了这批散文是非知识分子式的写作。再加上丁玲与所反映的正在发展着的重大事件之间的距离过于切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观照、思考和打磨，也由于她所皈依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宣传功利性要求的规约，使得丁玲在提炼思想主题和构建散文形式时，自觉不自觉地依据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对生活加以取舍和阐释，导致了许多散文思想主题的概念化和艺术表现上的粗疏化。

启蒙与革命的两难，使才华与睿智渐渐蛰伏于丁玲那苦闷忧郁的内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启蒙旗帜的招引下，蹇足难行；作为一个热情的革命战士，却在政治功利的规驯中，自我迷失。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对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的改造和取代，使丁玲始终生活在政治功利目的与个性艺术追求的矛盾和悖论之中。这是历史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抑或是个人的悲哀？恐怕连她自己也未必知晓！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五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2004年7月21日，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立马引发中国官民的同仇敌忾和持续关注，官方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外长李肇星都出面谈论此案，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赵燕和谴责美国，网络舆论的主流更是被仇美情绪所充斥，赵燕那张坐着轮椅的照片反复出现在媒体上。

赵燕本人为了打赢官司和获得巨额赔偿，也利用国内的反美爱国情绪，在媒体上大肆表演悲情爱国主义，她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要将官司打到底，直至打我的凶手被绳之以法。”如此把个人遭遇上升为民族尊严，表面是爱国，实质是谋私，即便不是权钱交易的违法腐败，起码是道德腐败——利用公共资源来个人牟取私利。

今年8月29日，赵燕案在美国水牛城重新开庭；9月8日，法庭宣判被告美国海关边防人员罗兹无罪，当庭释放。判决后，赵燕表示：对美国法律感到非常失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9月8日发表声明称：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和遗憾，希望美方切实维护赵女士的合法权益，慰藉其受伤的身心。总领馆对向赵女士施暴的人员及其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新华网也报道说，消息传到中国，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反应，众口一词地认为判决不公。

然而，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5年9月11日报导，中国大多数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赵燕案”时，甚至连原告是谁都没有搞清，大都把认为赵燕是原告，而事实上，原告不是赵燕而是美国联邦政府，赵燕仅仅是原告方的关键证人。联邦政府起诉国土安全部警官罗兹涉嫌过份使用警力，侵犯了赵燕的公民权利。代表控方出庭的是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里特费尔德。

同时，中国媒体也很少报道：控方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关键证人的赵燕的个人诚信具有严重瑕疵，1，她违反赴美签证规定的时限，签证只有七天时间，而案发时她在美国已经呆了九天；2，当庭出示的医检报告和医生证词都证明，赵燕伤情并没有严重到需要坐轮椅的程度，她坐轮椅面对媒体是夸大伤情的表演。赵燕的女朋友在急诊室里拍的两张赵燕受伤的照片作为呈堂证据，照片上显示出的日期完全对不上。证人的诚信瑕疵必然影响证词的可信度，进而影响到陪审团及法官的判决。

中国的官民对赵燕案的强烈关注，让我想起另一起中国人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的案件，以及中国官民的反应。

2005年5月11日，在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州，来自中国北方的数百名建筑工人，同俄国警察爆发冲突，鸣枪恐吓，大打出手，170名华工遭到殴打，至少造成20人重伤。俄警察还在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华工，并借机抢劫华工的现金，甚至连一名工人的随身听也被抢走。

但中国官民的反应都很低调，中国外交部只是表示极大的关注，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都提出交涉，要求俄方立即认真调查，严惩肇事者，全力救治受伤中国公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遭到殴打的华工并没有向俄罗斯法院控告施暴的俄国警察。

关于“华工案”的处理，中国媒体提供的消息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有利于俄国警察的消息：介入调查的俄地方检察院认为，1，当事华工使用暴力抗法伤警，触犯了俄国刑事法律；2、有中国公民抢夺武器，已构成犯罪；3、当事华工违犯俄国劳动法，检方依椐警方提供的证据，称发现华工住处藏有非法假商标服装厂和违法无线电台等。

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华工的信息：1，伊尔库茨克市特警头目被撤职；2，俄检察院已经对涉嫌殴打华工的俄警察进行立案并将提起公诉。

至于是否真的起诉了？是否开庭？结果如何？重伤华工伤势如何？是否获得赔偿？中国媒体上再无其他信息，国人自然不甚了了，官方不再关注，民间也不再追问。

为了比较，我专门浏览了国内的几大搜索网站，令我吃惊的是，没想到网民对赵燕案和华工案的关注程度的反差竟然那么巨大。在“腾讯网”，赵燕案留言45页1115条，华工案留言10页231条，两者相差四倍；在“百度网”，赵燕案11000多篇，华工案61篇，二者相差180多倍；在“爱问”，赵燕案更是高达11万篇，华工案只有可怜的76篇，二者相差1447倍。

一个中国人与上百中国人同样在外国遭到警察的殴打，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中国官民的反应却是如此厚此薄彼，以至于，赵燕一个人掀起的舆论潮，完全淹没了舆论对170名华工的关注。国人在媒体上可以轻易找到赵燕坐在轮椅上哭诉的照片，却很难找到重伤华工的照片。

两相比较，说明今日中国的官民，对于中国人在外国受辱、被抢、被殴、甚至被奸、被杀的关注，在乎的并非同胞的生命和尊严，而只在乎这类欺辱华人的事件发生在哪个国家，背后是畸形的反美情绪作祟。所以，俄罗斯警察殴打再多的中国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再严重，也不是大问题；而美国警察打了一个中国人，就变成了天大的问题。

更可悲的是，这么多关于赵燕案的报道和评论，几乎都是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一面之词，而很少介绍美国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和评论。激烈的仇美爱国情绪扭曲了中国媒体，使它们把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上纲到美国的种族歧视，进而又唯恐天下不乱地上纲到中美冲突。比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李剑鸣对新华社说：“赵燕被打事件虽是警察的个体行为，但表明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种族和文化的歧视倾向。”

由此可见，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多么“爱憎分明”！但在这种“爱憎分明”的背后，是中共利用垄断媒体进行长期的愚民灌输的结果。

类似的亲苏反美之举，早在中共还未夺取政权的国共内战前夕，中共就亲自操练过且卓有成效。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人败局已经注定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一百万俄国大兵占领了东北后，曾对中国人犯下过令人发指的罪行。俄国兵把日本留在东北的最有价值的物资，盗贼般地偷运回苏联，许多重要的工厂被拆卸一空。俄军还对平民进行大肆奸淫抢掠，他们随意闯进百姓家中，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有时还会被俄军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在大街上，一些俄国兵就公然追逐中国妇女和抢劫路人财物，许多年轻的妇女们遭到俄国兵的奸淫。在东北各大城市里，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女人更不敢上街；即便留在家中的女人，也害怕得女扮男装，把头剃光，把胸部紧束起来，穿男人的衣服。就连1948年到过东北的俄国著名汉学家杰柳辛（DELUKHIN）也承认：“在满州地区的居民中存在着许多怨恨和委屈，因为苏联军方从日本在东北的工厂中将很多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另外也发生过苏军士兵抢劫和强奸妇女的情况。”

以至于，东北人对俄国人的厌恶甚至超过日本人。

对于苏军的累累暴行，国民党政府鉴于尽快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愿望，只有轻微抗议；已经进入东北的共军，急需苏军的帮助，就更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然而，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发生了两名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一案（此案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中共马上抓住机会，发动反美的学生运动。为此，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特别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要求他们尽快着手组织，发动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和海外华侨进行游行示威，并要将运动坚持下去。游行示威的主要诉求是：1，要求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美国兵罪犯；2，要求美军全部撤离中国。游行示威的口号包括：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反对美国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中共设立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地下组织立即行动，发动起南北呼应的全国性反美浪潮。

再看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印尼雅加达发生骚乱，华侨遭到有组织的抢劫、虐待和杀害，华人的公司、超市、工厂被砸毁、被抢劫，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的群奸，其中许多华裔妇女，或在遭强暴后被活活烧死，或因下体伤势过重而去世，或因羞辱难当而自杀身亡。

这次暴力排华惨剧发生后，台湾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迅速派遣客机前往营救；新加坡政府动用唯一的一个机场，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营救难民；美国政府认定该事件为种族歧视，批准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使这部分印尼华人能够以难民身分进入美国；联合国也认定此事件为种族骚乱，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前往印尼调查。

然而，中国政府的反应，只是表示了口头上的“严厉谴责、强烈抗议”，再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外交动作。而且，官方自己不行动，也不允许民间的自发行动。印尼暴力排华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准备组织抗议游行，还有部分民众准备去印尼使馆前静坐示威，但这些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全部被中共政权强行制止。

时隔仅仅一年的1999年5月8日，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战机的误炸，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北京政权不仅向美国政府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接见使馆人员和死者家属，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慰问、表彰大会；与此同时，官方破例批准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城市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3000名大学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游行示威，向使馆内投掷杂物，致使美国使馆院内一片狼藉，散发出阵阵尿骚味；上海有数万学生群众在美领事馆前示威，广州有超过一万名大专院校学生和各界人士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示威者向领事馆抛石头和其他物件，一名副领事出来接受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张杰递交的请愿信时，被一只飞来的黑皮鞋打中了脸；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纵火；

中共之所以如此，根子是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使然，也就是维护一党独裁的私利使然。因为，无论在国共内战时期，还是在苏东帝国解体之后，俄罗斯都是支持中共实行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而美国都是反对中共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所以，即便现在的俄罗斯发生再大的排华事件，中共政权非但不会借此在国内煽动反俄的民族主义，反而将全力压制民间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只要是发生在美国华人受辱事件，不管多么小，中共也要借此在国内煽动反美的民族主义，通过垄断媒体来舆论灌输，通过抹黑宣传来误导民众，致使民间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来被废弃了；中共执政后误导出的整个民族的仇恨意识和反美情结，近年来越来越趋向流氓化，这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巨大的灵魂坟墓，最终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拒绝现代文明的统治者本身。

2005年9月12日于北京家中

 

随着胡锦涛一步一步地收拢权力，针对胡的政治谣言也就愈加增多。

这种谣言与以往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批判来自于异议体系不同，从胡的本意被有意歪曲、夸大的事实来看，“泼污”力量主要来自体制内和权力核心圈子。至少来看，也是不同的派系在打宣传方面的“代理人战争”。公平而论，这种情况之于中共本身与社会，未必会是坏事，它迫切地要求中共至少在高层权力圈子里实现“党内民主”；在权力转移程序化之后，再按向社会的许诺来推动社会民主，如胡上任之初《十二讲》中说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内民主──实行政治改革”。

胡被“泼污”的事实至少有三个：

1、学古巴与朝鲜，强控意识形态。之后，中朝关系的实质恶化，证明了至少是“学朝鲜”问题不存在。

2、反对越南党的民主改革。之后（2006年11月16日），胡在河内会见越共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农德孟时，明确表态：赞赏越南的民主改革。

3、以和谐社会观念否定邓小平改革。之后，在体制内左右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之时，胡出面说话，“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换言之，胡系“和谐社会”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延续。

此中的最核心问题是：胡是否在党内高层放话（哪怕非正式谈话）反对越南民主改革（哪怕表示一种担扰）？如果存在，不仅说明胡系的民主观是“玩花活”（包括纪念老胡的作法），而且胡简直就是外交方面的“学龄前”水平。

胡肯定越共民主改革的观点，虽然在国内各喉舌媒体未见一字，但香港的《亚洲时报》却高调报道。很快，《亚洲时报》的消息经《凤凰周刊》（2006年12月5日）转载，意在向大陆知识精英放话。而后，也就有了一致被认为是胡授意的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不唯如此，中共理论三大重镇即中央党校、社科院马列所，中央编译局，其开明程度正好是倒序的。且不论“比较中性”的马列所，只比较党校与编译局，可以说：党校基本上是中国最大的“软学历”（合法的假文凭）生产基地，虽有三五理论高手，也不足以挽回败坏的形像；编译局这边则屡屡翻译“可借鉴”的政治书籍，如前东德政治巨头（开明派领袖）沙博夫斯基《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一书，又如译介“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还办了颇有影响的《比较》杂志。

一句话：若说中共理论生产体系还有让体制外知识精英“掸一下”的地方，那，只有编译局。

由于编译局的开放特征，由编译局的人出来讲话，洗白被泼之“污”，也不失为上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在江泽民“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的大圈子内走磨道而已。

“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比倒了牌子的“三个代表”更实用、更厉害，也比胡系的“两个八”更具体。读懂了“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中共十七大之前的政治布局角力即非程序化宣传混战，可一目见底。

在库恩著、谈峥等译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如此讲述了江按程序交权前的先发制人之政治手腕（P415）：

“一个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某某XX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续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XX请核对原文，本处没必要涉及这个具体人物。）

“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套住了胡的政治颈项，至少来说在十六届内尚不得解开，只有在十七大开局之时再作观察了。

“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作为扼颈之政治夹板，实在厉害，也就不怪本来对大陆政治持温和态度的《亚洲周刊》说：

“胡锦涛对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笔杆子几乎失去控制，中共政权最重要的宣传舆论大权实际上并不掌握他手里。”

《亚洲周刊》犯了语病，应当说：胡从来就没实际控制过，也就谈不上“失控”了；既然无所谓实控与失控，“不掌握在他手里”当然就成了可接受的事实。

民主论坛

 

中国的大学教育缺乏人文精神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文学在教育理念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日甚一日不断恶化。人们经常感叹如今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相当多的学者呼喊重建人文关怀，痛贬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腐化；一些大学校长也曾向我抱怨文科招不到好学生，只能在理工科落选的人中矮里拔高、拙中取精。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一切向钱看，腐化了人的道德良知。毫无疑问，这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可是，问题在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得多，为什么那里精神崩溃的程度却没有这么恶劣？虽然，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基本都在有效控制中。也有人认为是政府责任，政府的行为导向及分配政策出了问题。当然，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是世界上职能最为庞大的政府，而且政府在精神建设上投注的力量远大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按照现代民主理论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在精神领域中应当尽少干预。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原因，政府行为也是原因，我完全接受，甚至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余地。但是，或许还有更隐蔽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反思。归根到底，对市场经济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有如何发展市场，并且如何制约市场的问题；即便政府行为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是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理解力”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充分全面？政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它对问题的了解存在偏差，怎么指望能够正确解决问题呢？而这又不是仅仅依靠维护行政权威就可以解决的。最为不幸的是，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理解力”，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它的主观意愿，如果意愿可以决定理念，那每一个主体便都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创造者，这是相当可笑的。事实上，在政府理解力的背后存在有迹可寻的历史谱系、精神脉络，这才是理念缘何而来的真正线索。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政府、讨伐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在历史脉络的理解上，往往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假如让批判者们去处理具体问题，或许他们还不如那些被批判者的道行和功力。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玩笑，无奈的是，它经常发生着。

重视技能实用侵蚀了人文精神

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文性到哪去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文力量来抗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对社会的腐化污染？今天看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先天有余，后天失调”，令人痛心扼腕。对于放纵利益追求将造成的社会破坏，中国的先哲观若洞火，早有警示，所谓“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而且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肯定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所谓人文化育。提升人的素质，自觉地抵抗过度的“人欲”，并且要求政府实现“均富”，体恤苍生，阻止寡头富豪持强凌弱，防止暴富成为引领风尚的社会典范。德沃肯那个非常出名的判断“财富不是价值”，在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中实在只是基本的常识。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军事进入，从“体用之争”起，重视器用的功利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包装下貌似合法地粉墨登场，到了“洋务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普遍的物质主义、技能主义席卷了整个中国。经久的重视人文教化的思想传统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声光化电；私塾教育的文化传承停止了，政府按照自身的理解创办大学。盛宣怀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只是炼钢造船，人文教育基本不在视野之内。京师大学堂虽然是文科设置为主，但也是旨在为政府培养行政官僚，功能性的考虑占了主导地位，文史的训练只是跻身官场的周旋能力和才具噱头，直到民国时，蔡元培出任校长，文科教育才开始回到真正人文学的意义上，才成为所谓北大传统的精神脊梁。

这种重视技能实用的倾向，到了“五四”时期愈发变本加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精英们的当然之选，中国重视人文培养的传统遭到了猛烈的清算，成了腐化灵魂的毒药，束缚手脚的枷锁，不清除它中国便不能进步、不能发达！从此，科学的大纛迎风飞扬，扫荡礼乐教化的阴嶂毒雾。中国驰向现代的航船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扬帆启锚，在一条偏离人文目标的航线上，经常地触礁搁浅不正是它的宿命吗。这一路走得太苦了！可是，怨谁呢？这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塑造的“公共理解力”，也是“政府理解力”，它选择了这样的航线，这样的方向。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力也孕育了中国近现代的大学理念，短短百余年的中国大学史，从开始到今日，一直都在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技能主义的规划和纠缠中畸形成长，其中的偏执相当惊人，甚至连大学停课、全国性地废除文科、只办理工科的人间奇迹也创造出来了。这是“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极端的偏废人文崇尚科技的心态的必然结果。我记得，即使是革命激情澎湃的列宁，在他去世前的1923年，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鲁士铁路，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加上美国国民教育。什么是美国国民教育？就是从大学的人文理念发展出来的通俗的素质教育。而中国却差不多从大学中把人文理念清扫干净了。

问题不在于大学里是不是还有文科，而是只要技能主义成为大学理念，文科也可以变成技能训练，哲学可以只是一套仅供背诵的教条，历史可以只是某年某月发生的事件，文学只是文学家加作品，只要你练出一套掌握这些“知识”的功夫，照样可以在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谋得一份有头有脸的体面差事，而那些化育心灵的人类智慧、历史记忆、情操体验无论如何不是技能训练所能了解，当然也不能成为技能教育的目标。我们的大学文科教育不就是年复一年地大批制造“文科技工”吗？假如我们把罗马时代的“奴隶技能教育”作一个换向思考，现在这种偏废人文学的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奴隶”，通过技能教育把人教育成市场的奴隶、职位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假如人的大学生涯只是因为这些方面才有意义，大学就只是在培养市场社会的奴隶了。罗马是奴隶被迫接受技能教育，现在则是人不屑于人的意义，主动争取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讽刺！何其可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高等教育如此热衷于就业性的技能教育，又怎么能遏止整个社会追金逐银的糜烂风尚呢？糟糕的是，这样一种浅薄腐朽的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理念的探讨中，居然还有人为之称道，堪称奇哉！

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

中国的大学也无法置身在知识垄断教学的潮流之外。“五四”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影响潜移默化地长期影响着大学教育。胡适、傅斯年们就认为不能量化的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台湾中研院，在很长时间只集中发展史语所，因为历史史料和语言文字是确定的、可以量化的。而文学、哲学无法精确定量，所以长期边缘化，所谓文哲所，直到几年前，才摘掉“筹备”的牌子，由偏房而正室。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历史系里，有不少颇有声望的教授，其中有我熟识的朋友们，诲人不倦地教导学生搜集考证史料，以为这是历史学的真学问，而把那些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贬为大而无当，唯乾嘉朴学和实证主义马首是瞻。当然，掌握确凿史料，纯清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那种曾经猖獗一时罔顾史实胡说八道的恶劣学风，令人厌恶憎恨。但由此而过份地夸张其词，把不过入门的“功夫”当作至高境界来培养学生，也会贻害天下。这导致了“历史终结”的危险，当没有新的史料可以发掘研究时，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便结束了。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反反覆覆地研究琢磨，并不是因为新史料的发现，而是历史事件本身含有的深刻智慧和意义启示永久地激动着探索的渴望，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含咏体味，培育着人们在历史中更新成长。这是永恒的寻求，天荒地老，永不终结。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于功夫和境界有精确的定位，所谓小学大学之辨，小学者，音韵、训诂、考据，大学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从来没有治小学者，堪为大师大德，也从来没有大师大德者不会小学功夫。孔、孟、董、程、朱、陆、王等等，哪一个不是治小学的高手，哪一个不是纵论天下的大学担当！小学和大学，孰轻孰重，孰小孰大，本是一目了然，无须赘言。可是今天，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这不可笑吗？

哲学和史学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

知识生产作为大学理念的另一困难，专业化对人文学的宰割。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以来，知识的分类越来越精细，知识生产所要求的知识准备，难度越来越大。一个学者穷一生的努力都未必能在一个专业中的一个课题上真正有所建树。因此，对于人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细腻，近乎苛刻。虽然这些年来，强调跨专业、跨学科，甚至跨文化，但是，很难阻挡学科专业间门户森严划地为牢的趋势。这种状态不只是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而且也有力地冲击人文学科领域。文科学者中一辈子研究一个人、一流派、一本书，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在文科教学中，文学、历史、哲学，早就被分成不同的专业，而且在这些专业中又划分出第二梯次的专业，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专业等等；这还不够，还有第三梯次，例如中国哲学史中先秦专业，或宋明理学专业；事实上，这还嫌粗，一个历史断代中，还有人物研究的分工；即使人物研究，还可以劈出早期晚期之分。好端端一个人文学被肢解得如此七零八碎。在这样的学科分疏下，贯通于文史哲、融汇在政社经之中的人文学很难在大学教学中立足。我的孩子就曾疑惑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今天培养不出达。芬奇这样的人物？

现在的大学教育离这样的人文培养理念还差很远，由于知识专业化的主导，搞哲学的往往没有历史意识，也没有文学品味，有的甚至连文章训练的小学功夫都不及格，除了故作高深的唬人姿态，就是文理不通的一无所有；搞历史的经常蔑视哲学的训练，把哲学当作妨碍历史研究的空疏学风，避犹不及，至于文学体现的情感理解那更是专业历史学的客观历史最忌讳的；文学的情况稍好些，但哲学和历史的作用并不是至深智慧和集体记忆的内在自觉，而更象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被专业化如此隔离的文科怎么可能培养人文学通才呢，甚至连专业知识生产的质量能不能自保都很令人怀疑。事实上，我并不排斥知识生产，相反，能够生产精致的学问非常值得敬重。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最精致的学术，引导负责任的媒体言说，进而引导健康的大众文化。最坏的情况是，肤浅浮躁的学术，产生急功近利的媒体声音，导致最恶俗的大众文化。我们今天究竟是最好的良性循环，还是最坏的恶性互动呢？所以，最精致的学问，不管你是否自觉，它终究是有社会人文责任的。离开了人文学的基础培养，仅仅依靠专业化，精致博大的学问从何而来？人类的公共智慧又从何而来？

政府干预和市场影响下的中国学术资本主义

中国式的学术资本主义虽然受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另有两个独特而强大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权力资本的干预，其二是市场的影响力。政府办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发展的结果。然而，政府办大学需要特别警惕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用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以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办大学，政府就可以干预大学的教学和行政，这是非常危险的心态，它会损坏大学的学术和大学的品质，即使是善意的干预，也同样是对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教学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西欧国家对这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些国家甚至通过立法，防止政府干预大学，也就是说政府有出钱的责任却没有干涉的权力。这后面有重要的认知立场，公立大学不是官办大学。国家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是社会共识，体现社会的公共意愿，这叫公立大学。公通共，是所有人，是天下，公又是正，是公道。而政府是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俗称“官”，即使现在的公文中也仍然习惯用“官方”，“政府官员”这类词汇。合理的政府必须体现和代表公意，既然是“体现”“代表”，就不是等同，因此，官不等于公。何况要求“体现”公意，本身就意味着有不体现或者不充分体现的可能，要求“代表”，也有可能是没有代表，或者代表了一部分利益集团虚假的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接受监督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政府如果认为有权力对大学指手划脚，那大学就成了官办大学，而不是公立大学了。我所以近乎繁琐的区分官和公的不同，实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以“公”自诩的“官”。其实，真正的贪官并不可怕，因为贪官代表私是一目了然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官公之分，以为是官就是公，那样官意就遮蔽了公意，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政府意志，而看不到人民意愿了。

以政府意志来规划大学，就不是公立大学，而是官办大学

在这个意义上检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让大学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中国自身的大学传统，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积累是相当稀薄的。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有自己的规则和特殊性，不是政府行为可以完全了解的。学术的发展，人的培养，是长期过程，来不得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应当让大学尽量少受社会的干扰，放眼长期的目标，为社会贡献智慧和人才。何况大学是社会精粹所在，他们的智慧不在行政官员之下，应当相信他们有能力建设真正一流的大学。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现在中国政府非常期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金投入，这是大学史上的大手笔，令人赞叹。身为海外学人，当然希望国家教育蒸蒸日上，精英才俊层出不穷。但是，越是大笔投入，越应当警惕过度干预。我注意到，国家教委经常出台各种教育“工程”，高教主管部门也忙于对“工程”有关单位的考核评估，使得这些大学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其实，一流大学不是靠“工程”理念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有质量的教学品格。中国搞大学兼并，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结果是一部分有百年历史特色的大学消失了，那是化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资源！象大兵团作战那样大规模结集大学资源到底和一流大学有什么必然关系？普林斯顿大学就是袖珍大学，决不妨碍它是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搞出一百万人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了？政府着力发展大学教育是好事，但是要尊重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切忌以政府意志来规划大学，那就不是公立大学，而是官办大学了。象什么“教育产业化”，把大学推向企业推向市场的大败笔，切切不可重演。应当充分听取资深教授专家的意见，严格按照他们的意见发展中国的大学，那样才有可能建设真正一流大学。尊重大学精英，不只是问寒嘘暖的慰问体恤，而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智慧，尊重他们所代表的大学尊严。我在法国时，就看到政府总理巴拉杜面对如何处理法国工人罢工的难题，去大学拜会社会学家阿兰。图汉，求教他的意见和智慧，而不是政治领袖习以为常地巡梭视察训话指示。

政府给大学的“项目经费”中真正落实到文科，尤其落实在人文教学上只是挂尾零头

除此之外，政府承担国家管理和发展的责任，因此，政府向大学投资经常会把国家效益考虑作为对大学的要求，使大学发展经由权力资本的导向而直接面对市场，其客观效果与美国企业渗透大学造成学术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政府除了支付大学日常行政开支，还掌握了数额巨大的所谓“项目经费”和“基地”建设经费，不论主观动机如何，这笔经费的分发客观上成了政府控制学术规划、学术方向、学术风气的主要手段。高科技应用开发的项目经费要高于基础研究，自然科学要高于文科，在文科中，所谓国家工程项目要高于普通教育，可见，这些经费中真正落实到文科，尤其落实在人文教学上只是挂尾零头，与大学应负的主要责任完全不成比例。何况，有些大学甚至对国家拨给文科的经费，还要雁过拔毛，克扣留存。毫无疑问，科技开发需要较多的资金，自然科学研究的资金需求也要大过文科，但是大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在教学，是培养人，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政府投入教育的资金究竟应当优先保证教学，还是项目开发为重？如果项目开发成为学校教学经费的主要来源，那政府和美国企业用项目渗透大学、推动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膨胀又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企业用的是自己的钱，政府使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更应当用于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盈利项目的投资。在中国，家庭用于教育上的投资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是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当然，中国民间社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家庭教育投资的超大比例，实在太过牵强。根本问题是教育在政府投资布局中比重太低，而且在大学教育理念中科技开发比重太大，这就造成纳税人通过交税已经支付了公共教育，却还要在税后收入中对教育作二次投资，而且数额巨大。这是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长期保障公共事业的制度优越性正在迅速流失。这后面更深入的问题是，政府应当如何定位？一个健康的政府不能采取市场行为，尤其不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更不能动用纳税人上缴的国家税收参与市场运作，政府应当在市场之外，以公共身份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限制市场的胡作非为对公共事务的伤害。尽管中国是在特殊的转型阶段，政府负有帮助健全市场的责任，但是，虽然如此，政府甚至更有必要形成清醒的认识，减少和禁止政府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以保障市场和公共事务都能健康发展。

各地大学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风过无痕，堪称极致。为人师表者因此而斯文扫地，大学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已经残破不堪。

在大学建设中，以项目经费这样的手段来干扰大学的基本任务，还有谁安心于认真教学呢？几乎每个人都被要求报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经费，而且能不能搞到项目或多或少还和职称升等连在一起，在这种压力下，一个大学教授的主要精力还会集中在教书育人上吗？更为甚者，这种经费与项目挂钩，项目与人挂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大学风气。各地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风过无痕，堪称极致。为人师表者因此而斯文扫地，大学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已经残破不堪。搞到项目的人，尤其是几个国家项目在握，不免的财大气粗神色飞扬，俨然成功人士的庸俗风度粗鄙作派；而弄不到项目的人却只有等待别人眷顾的萎顿和无奈。那些仍然坚守教学为己任的人们，与孤傲的信念相随相伴，难免是清贫拮据。这景象，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实，国家资助学术的结果不该如此，相反，是那些得不到市场垂怜的学术，可以而且应当优先获得国家的雨露阳光。我们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市场经济不可阻挡的改变和控制人们的存在方式，市场价值强势霸道的主宰了社会的评价标准。但是，人文价值却决不是市场价值原则可以理解，它无法明码标价，不能买进卖出，因此对于市场而言它毫无价值，然而，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的自我成长却有极高的价值。具体到文化精神产品也是同样道理，极尽宣泄、目中唯我、只求情绪的当下挥霍、何在乎持久的审美回味，已经成为当代快餐式文化市场的消费特色和经营主旋律，光怪陆离、声嘶力竭、摇头晃脑、标新立异构成流行风尚、青春卖点。在这样的市场中，扬眉吐气、大化人间的是流行歌曲、现代摇滚，忍辱负重、门可罗雀的是经典歌剧、交响乐、芭蕾舞。这些高雅艺术团体温饱尚且难求，谈何继往开来，但是，它们的文化产品所代表的精致价值难道是那过眼烟云的流行小曲可以比拟的吗？政府是应当发展那些充满市场价值的流行艺术，还是应当投资保护人类艺术的精华？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自觉，每年在国家财政中划出近百分之七的经费，用来保护人类文化的精华，使得这些体现人文价值的极品绵延传承，不至于被市场经济扫荡殆尽。这个信念应当成为政府投资大学的基本原则。政府不能按照市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学术教育的高低贵贱，高科技应当投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也应当投资，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大学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必须首先保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大学教学。假如穷乡僻壤的苦难学子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大学，假如那些热忱于教学的老师不能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假如学校领导为了一点区区奖金而忙碌于那些仅仅是创收的培训班，假如权力资本的引导使得人文学彻底的边缘化，大学丧失了它的精神方向，政府的大学投资就是大失败，政府就愧对天下苍生、莘莘学子！

在大学教师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现在，连拐卖人口者也涌现了，大学教师正成为丰富业余生活街谈巷议的笑柄 .

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永远都别低估，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我所以强调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而不是立即兑现，除去体制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大学已经有能力贯彻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大学吧，市场已经把大学改造成什么样子！在为人师表的行列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现在，连拐卖人口者也涌现了，大学正成为丰富业余生活街谈巷议的笑柄。毫无疑问，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绝大多数永远都是好的！可是，就是这极少数值得我们考虑大学风气。在传统学术中，一个教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教育上的奉献，而现在一个教授的成功却可以是市场价值的认可，是他在市场社会的话语权力。因此，荣耀于“上书房行走”，热心于电视出镜率，满世界的应邀讲演，挖空心思地制造耸人听闻的莫名话语，对一无所知的领域敢于放谈高论，这种以知名度为生的“市场教授”现在却不是少数，而且如鱼得水，欣欣向荣。市场的规则在腐化学术规则，而被腐化的学术则腐化着大学的理念和青年学子。这些成功的“市场教授”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正是市场污染大学最有效的途径。如果不把这种风气从大学中清除出去，大学会被治理成什么模样呢？若人重，必自重！大学的尊严建立在教授群体的尊严上，人们敬重教授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教养，有良知，是可以信赖的人间师表。假如教授的贪得无厌超过了一般商人，假如教授捞钱的手段甚至比奸商更狡诈阴损、厚颜无耻，那就别怪这个社会看不起读书人，因为，读书人自己毁了自己的尊严。因此让商人做回商人，而不再是混迹于大学的商人教授、市场教授，以匡复大学的尊严，恐怕也是当务之急了。在这方面，海外回国服务的专家教授们，务请自重！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有的甚至是名声响亮的资深教授，也热衷于欺名劫色，妙手圈钱，权势熏心，凶吵恶斗，热衷于到处曝光，乱抖风头，满嘴媚词谀语，每每惊人之论，不着边际，无奇不有，真让人叹为观止！其实，一个沉默的花瓶也要好过口无遮拦的胡言乱语，至少还有被欣赏的价值。海外归去，无论如何应当把国外办学的经验教训带回国内，帮助发展大学教育，这是基本责任，怎么能与最阴暗的龌龊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把开放的中国当作个人大发利市、极尽表演的舞台呢？

所以，小心谨慎地对待大学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理念，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那后面的陷阱会让人坠入深渊。

 

　　2006，中国作家四面楚歌

　　顾彬最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这位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