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这下热闹了？
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引起的争论还未偃旗息鼓，“2006年度十大庸诗榜”又来了。
同“十大庸诗”一起评出的，还有“十大好诗”，组成了“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排榜者称，这是“中国第一份诗歌排行榜”。
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没有听说过，但这并不妨碍这份诗歌排行榜近日热热闹闹地占据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
诗歌，还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排榜者
有一点点天真 这是诗吗？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有人说她漂亮\有人说她不漂亮\我们办公室的刘萍\就说她不漂亮\但张艺谋说她漂亮\李安说她漂亮……”这首诗最后结尾直白是这样的：“我的意见是\章子怡比张艺谋漂亮……但没有\我们办公室的刘萍漂亮”
当之无愧，这是诗，排位“十大庸诗”第二。
“这事是有点傻，但我们崇尚人要有一点点天真。”
说起“2006年度庸诗榜”，记者一个电话打给此次评选活动发起人之一的诗人、小说家黄梵时，他正被如潮的质疑搞得焦头烂额：骂他无聊者有之，说他炒作者有之，怪他不公平者更多。在他眼里，这“中国第一份诗歌榜”的动机其实很单纯，只是“把藏在桌下的话摆上了台面”，因为“如今的文学评论界好话日益廉价，动不动就是‘里程碑’、‘史诗式’……给大众造成了错误引导。总要有人稍微勇敢些，站出来说真话，改变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
对诗歌现状不满的，还有评委之一的邓程。他对记者说，“现在是诗歌最糟的时候”。这位北京大学的博士、文艺批评家，甚至都未参与排行榜的评选，就在榜单出来后挂了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南京一些学者、诗人推出了一份‘好诗榜’和‘庸诗榜’。我听了具体是些什么诗后，就同意将名字列入评委会。”
“庸诗”或“好诗”，标准是什么？作为评委的广西大学副教授、文艺批评家李心释回答：“见仁见智，我承认肯定有个人喜好成分，但只要是真诚的。”实际上，候选诗歌是10位评委从全国二十多份诗刊及文学核心期刊中挑出来的。评委皆为诗人和评论家，7个人都在南京生活。
至于赵丽华的“梨花诗”未入选榜单，黄梵表示：“纯粹是因为初选结果中并无她的作品。”
这事得罪人，黄梵早知道。“作者、编者都不可避免。就像《诗林》，这次‘庸诗榜’中占半数，而我刚刚还在那发表了几首诗。”黄梵还透露，北方也有诗人在弄排行榜，说不定他的诗会被列入差诗榜。
“但不管压力多大，我们仍要将排行榜继续下去，并且力求更全面更客观。”
上榜者
就怕不闻不问
“你对自己的作品入选‘2006年十大庸诗’怎么看？”近日，记者打电话给一位进榜的诗人。
“庸诗？”电话那头传来长久的沉默。原来，这位诗人还不知道这么一份榜单的存在。当记者正在担心是否太过冒昧，他却从容大度道：“尽管批评的是我，但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已经足够边缘化了的诗坛就怕不闻不问，就怕没声音。至少，诗歌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2006年度庸诗榜”中最末一首的作者陈永昌也很坦诚。他告诉记者，那首发表在《扬子江》诗刊去年第6期的《读朱元璋一笔“寿”》，是去一个风景区游玩应邀写的命题诗。“意象过于明朗，较直白。”
但这位写诗五十载的诗人显然对“庸诗榜”的评价标准不以为然。“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也许，我们这些老同志长期受文艺理论的指导，存在过于重主题、重思想的痼疾，但这总比那更多不知所云的诗强。”他举个例子，有位《新华日报》的编辑做过一个小试验，从不同题材的十首诗里各抽出一句，拼成一首“新诗”，随后问一位新锐“诗人”这诗如何，答复是：“好诗，好诗！”再问好在哪，答复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堆互不相干的语句随意组合，居然就成为‘好诗’，多么荒唐。”陈永昌说，“至少《读朱元璋一笔“寿”》还有些思考。我认为，正常的文艺批评是需要的，关键是现在的诗坛，不应再是这样故弄玄虚，这样无主题、无标准的混乱局面。”
圈内人
凭什么说人家庸俗
“每年中国要写几万首诗，你凭什么说孙兴波的那首诗就是写得最差的？”
上海市一位诗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庸俗并不是一个审美标准，庸俗到底是好还是坏，也不是简单能说清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金理则认为，“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只能说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审美标准。从上榜的庸诗看，“评选人认同比较前卫的东西。”
诗歌的好坏到底有没有标准？
说有标准的，认为“诗歌中总有一些纯粹的、恒定的东西，不论这个时代多么喧嚣，好的诗中总是有那些宁静的内核让人沉淀，思想要经得起锤炼，文字要经过提纯。”
说没标准的，认为“诗歌高度抽象化、纯粹化、精致化，本质上诗歌是抒发个人感情的，所以每个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文学评论家、上海政法学院社科系教授李有亮则说，诗的好坏只能交由时间判定，当代人评当代的诗不恰当。
在上海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季振邦看来，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也是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很多旧的东西被颠覆了，评价诗歌的好坏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对于这份新出炉的好诗庸诗榜单，他不作太多评价。但慎言好或者庸，不在于诗就可以乱写，“诗应该是有底线的，至少要让人看懂，还要有点意境，不管高低，得让读者受到感染。”
沉思者
诗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榜单媒体再关注，也无法改变当代诗歌没落的命运。”
说这话的人叫刘原，职业编剧，2005年备受好评的音乐舞台剧《周璇》就出自他手。他还有一个被遗忘很久的身份：“诗人”。他是复旦诗社第六任社长，1987年毕业，进入《人民文学》担任诗歌编辑。在他看来，相比那个黄金年代，今天诗歌圈子的内耗、诗人的自我封闭、现代人的多元选择……无不令诗歌渐渐没落。
离开《人民文学》后，刘原开过饭店、贩过服装、做过销售，他当年的同道也大多改行了：许德民，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现在是画廊老板；江南春，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的社长，现在是分众传媒CEO；丁当，陕西财经学院77级学生，校园诗人，现在是合众保险公司总裁……刘原偶尔还写诗，但是已经不想发表，“就当是一种爱好吧，自己藏着，最多和诗社社友交流一下。”
“至少在上海，诗歌的遭遇没到‘生死存亡’的境地。”季振邦对诗歌的现状没有那么悲观。证据呢？一是诗歌民刊、团体的兴盛，二是诗歌朗诵会的热闹，“一年举办6场诗歌朗诵会，场场爆满。”季振邦认为，那个人人都写诗的年代也有不正常的地方，“如果说文学是一座宝塔，诗歌就是宝塔的塔尖，真正能写出好诗的天才，很少。”
“诗歌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天生有距离。”中年的李有亮并不热衷于让“诗歌复兴”。26岁的金理也认为，如果用上世纪80年代的眼光来看现在，可能比较失
望，但为什么不允许诗歌发生变化呢？为什么一定要拿着20多年前的放大镜来搜索、考量今天的诗歌现实呢？在今天，保护诗歌的纯粹性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让诗歌通过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变成泡沫般的“事件”。
读者
诗歌离我们已遥远
记者在上海书城采访了10多位读者，没有一人知道“2006年度诗歌排行榜”的存在。
倒是有好几人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以“梨花体”名噪一时的诗人赵丽华，“我看两个差不多，炒作的成分居多吧。”在书城门口，正买单的程小姐对记者说道。
对于普通的读者，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是比较遥远的。
在上海书城偌大的二楼文学读物区，诗歌被单独地放在了一个大书架上，书架分四格，“中国古代诗歌”占三格，“中国当代诗歌”占一格。昨天下午，记者在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哪怕抽下一本诗集看看。
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不读诗了？
“不实惠啊，现在的新诗选，一本薄薄不到200页，作者恨不能每页中间只写一行字，就卖20多块，那还不如看小说呢。”程小姐是个经济决定论者。
“看不懂。”一名正翻着五代十国史的敬业初中男生很直白。“诗？太深奥了吧。尤其是现在的新诗，‘天涯’（著名网络论坛）上就有不少。我看过，基本上就那么几个人写，写得没什么好，评论更是装深刻。嘿嘿，我不看。”
“当代诗太浅白了。”刘师傅是采访中唯一一个爱诗的，但也不爱当代诗：“唐诗宋词，那个漂亮！年轻的时候，也读艾青、余光中、卞之琳、徐志摩写的现代诗，多美的享受。现在的诗可看不下去咯，我上次看到一首诗，好像说的是‘坚决不能容忍在卫生间不冲厕所的人’，就一句话，分了几行，就算诗了。你们媒体把这叫做‘梨花体’吧？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了，搞不懂！”
找回诗意世界
刚出台的“十大庸诗榜”，加上去年的“梨花体”、“诗人裸诵”事件……沉寂了多年的诗歌正在回归公众的视野。但，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中，诗人被置于社会职业声望列表的顶端，与科学家、文学家同享荣耀，“不懂诗都不招女孩爱”。今天的热闹却消解了诗歌的神圣性，诗人招致的更多是冷嘲热讽：“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80后作家韩寒语）。
但即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今天的诗歌，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仍然存有诗歌的情怀——去年新浪网做过一个“今天我们离诗歌有多远”的调查，半数以上受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写过诗”。某份以“新锐”、“精英”闻名的时尚周刊，甚至伤感地出了一期封面文章：《中国，我的诗歌丢了》，仿造的是朦胧诗代表人物梁小斌26年前的诗题《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诗歌不兴，有关诗歌的炒作事件却层出不穷，一位诗人把这些归结为“集体的混乱和迷茫”。但大部分人提起诗又爱又恨而不是淡漠的神色，令人相信，混乱与迷茫背后，是这个日渐娱乐化的时代体内，一颗依然澎湃的、追索优美灵魂与诗意世界的心，尽管，它带有些杂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