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another WordPress site
代表美国童书界最高荣誉的纽伯瑞奖（Newbery Medals）1月22日在西雅图揭晓，女作家苏珊。帕特隆（Susan Patron）以《好运更高力》（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一书折桂。此书讲一个10岁女孩寻找“更高力量”的冒险生活。
同时颁发的还有为最佳童书插画作者所设的卡德寇特奖（Caldecott Medals），50岁的大卫。魏斯纳（David Wiesner）因《漂萍》（Flotsam）第三次捧得此奖。此书通篇无字，纯以图画讲述一个水下照相机在海边的所见所闻。
值得注意的是，旧金山的华裔作家兼画家吉恩。杨伦（Gene Luen Yang）以所著《美国华人》（American Born Chinese）一书，赢得了同时颁出的普林茨奖（Michael L.Printz Award）。这是该奖创办以来首次表彰一本绘本小说。
《美国华人》有三条故事线：一个想掩盖自己卑微出身的猴王；一个缺乏自信的亚裔中学生王金拼命想讨得白人同学的欢心；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学生丹尼，则遇到了自己讨厌的华裔表亲琴琦。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美国经济乃世界第一，其市场以自由、公平、透明、充满活力而著称于世，华尔街作为公认的世界金融中心也举世瞩目。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市场和金融中心，居然接二连三地爆出大公司财务巨额作假丑闻，不仅令全美国目瞪口呆，也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无疑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且畸形化严重，金融系统漏洞百出且黑幕重重，更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减少行政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加快政企分离和法治化的改革，制定公正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大市场监管和整顿秩序的力度。
自然地，美国的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信誉危机，在中国媒体上也成为热点之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是，虽然也有人以此来反思中国经济制度的弊端，但有关评论的主流倾向则是一致对外，更有甚者就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这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面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但，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相互关联的反应。
一、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又赐予国人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就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美国佬也如此不讲诚信，号称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竟也如此流氓，美国经济也如此脆弱。世贸双子星座的瞬间坍塌还是外力的攻击，而财务作假大丑闻则是华尔街的内在腐烂。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信誉腐烂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美国人所谓9.11后的经济复苏象其国家安全一样，不过也是泡沫。安全泡沫和经济泡沫一起破碎，证明了美国第一的强大只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在骨子里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还有人写出了颇得辩证法精髓的警句：“谁唱衰中国谁就必定先于中国而衰败！”
二、西方人总是指责中国商场无信誉无法治，这回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欺诈丑闻！所谓成熟健全的资本主义不过尔尔，其商业信誉也大都是自我吹嘘，其法治经济也是漏洞百出，华尔街黑幕肯定不止这几家大公司，只不过还没有爆光而已。因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原则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赢利，资本家为了赢利最大化就会不择手段，在赢利和诚信之间的抉择中，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客都一样，皆是见利忘义之徒，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也。丑闻爆光后，小布什出来唱高调：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信誉就没有市场经济，纯属政客的马后炮或扯淡，道德高调掩盖的实质恰恰经济以及政治利益优先。此次丑闻，又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对肮脏的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每个毛孔都浸满了血腥和罪恶。
三、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反问：既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的一系列市场弊端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美国人再也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腐败横行、商业无信誉、统计数字作假、金融黑幕（银行坏账、股市欺诈和贪污受贿）深不可测、隐形债务黑洞大得惊人……至多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半斤八两，彼此彼此。美国佬连自己的商业诚信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首先应该放下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霸主姿态，老老实实地检讨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所谓正人先正己，才是美国佬本份。
四、基于以上理由，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决不能盲从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而是必须郑重呼吁入世后的中国及其执政者，应该极为慎重地对待所谓国际大公司的“先进经验”，重新考虑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重新确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位置。事实证明，西方式的市场化之于后发国家，并非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惨痛的教训举不胜举：前有俄罗斯采取的西方式“休克疗法”的失败，后有南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最近又接连出现阿根廷金融危机和美国大公司作假丑闻……这一系列教训，更应该坚定我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甚至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非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
在我看来，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走向市场化的中国，从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中汲取教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用个别公司的作假来全盘否定成熟的市场经济，进而为阻碍或延缓中国走向健全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寻找借口。更不能在根本上怀疑商业信誉乃市场经济的主要品质之一，从而为不讲信誉的商业欺诈大开后门——特别在诚信近于全面崩溃的当下中国
平心而论，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信誉经济且对商业信誉的严格要求已经法治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商业欺诈等违规行为既有事前防范也有事后严惩，信誉的丧失就意味着生意的受损甚至破产。同时，西方人从来没有否定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正如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制度的缺陷一样。在西方，对市场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伴随着从资本主义诞生到现在的全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所以日益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绝非因为其完美无缺，乃是因迄今的历史经验告诉人类：在试验过的各类制度的对比中——无论是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的结合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可以把制度之恶减到最小，也能把人性弱点的发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可能为人的善良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制度性激励。它在防止弊端、监督机制、发现后及时纠正、弥补制度失灵和自我调节完善等方面，的确是人类到现在所能创制的最善待人性且最有效制度。
事实上，市场制度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弊端和自我完善中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正如《纽约时报》在评论这次丑闻时所说：“问题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资本家能否摧毁资本主义？答案是：资本主义制度似有一套内建的自我导正系统，而这套系统在违规过度时会自行启动——投资人信心受损，市场也跟着受损，连带影响企业成长及获利所需的资金募集。最终，是资本家那股想唤回投资人信心的欲望让资本主义屹立不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此次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又一次为人类积累了严肃教训，正好说明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和改造人性劣根的艰巨性长期性，资本主义将利用这一反面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反观国人对华尔街丑闻的反应，尽管荒谬且下流，但也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共媒体的颠倒黑白、歪曲造谣、隐瞒真相等无赖行为，乃为中共政权的制度性毒瘤，不仅应用于国内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应用于抹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应用于借资本主义阴暗面来凸现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平时的无中生有和指鹿为马已经是中共媒体的一贯做法，也是被不断洗脑的国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何况美国最近爆出的作假丑闻乃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下流反应最典型的例证，在官方有中共针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发布的“人权白皮书”，在民间有对4.1撞机事件的愤怒和对9.11事件的幸灾乐祸。
更为典型的表演，无疑是朱鎔基那种自以为高明的反问逻辑。全世界的媒体都不会忘记，中共两会压轴戏是总理记者会，除了朱鎔基就任的那界记者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外，接下来的三届记者会实在是一届不如一届。记忆尤深的不再是当年的豪言壮语，而是蛮横的反问。当外国记者提到中国的腐败、金融坏账、中国银行腐败案等问题时，一向被誉为实话实说的朱鎔基，此刻的看家本领不是谦逊和自省，而是霸道地反问提问的老外：你们德国不是照样也有腐败吗？你们美国不是也有安然丑闻吗？言外之意就是：既然腐败全世界都有，既然你们西方也有总理黑金也有安然丑闻，我们的腐败丑闻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必大惊小怪！大家都是黑乌鸦，你们甚至比我们还要黑，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更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类似的反问，也频频出现在江泽民、李鹏及中共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中。特别是涉及到敏感的人权问题时，李鹏等人都理直气壮地反问：你们美国的种族歧视难道不是践踏人权？！洛杉矶暴乱难道不是比我们更糟的人权灾难？！
朱鎔基式的反问，为国人的蛮横逻辑提供了来自执政者的示范，使之泛滥于一切对西方批评的应对中。此次国人对美国华尔街丑闻的民间反应与朱鎔基对外国记者的反问之间，其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这样的质问实际上是无赖式的自我狡辩，表征着目前国人对美国的仇视乃为官民共识，经济高增长和综合国力提高使国人产生的盲目自傲，以及文化遗传和制度癌症等因素的合力，是怎样毒化着国人的基本人性，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这种国人劣根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越发普遍化——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百姓。从道德上讲，这也是小人对付君子的一贯策略。
同时，国人既然已经认定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亚洲和南美的金融危机，其罪魁祸首皆是西方式资本主义，那么国人当然就要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傲慢，只谈中国式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只谈中国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席卷东亚和南美的金融危机，而根本不提70年独裁遗产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所起到的巨大负面作用，也无法客观评价“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的功与过；国人无视亚洲及南美的金融危机，恰恰来自这些国家本身的劣根性对健全市场规则的践踏，来自难以根除的权贵腐败以及家族裙带关系。而在中国，这些导致危机的制度缺陷及文化弊端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东亚诸国和苏东等转型国家。
对中国而言，即便抛开中国特色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所造成的普遍腐败和诚信匮乏，仅仅是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产权模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改革也是极为肤浅的稚嫩的，甚至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其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和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与有着几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可比性，二者的商业诚信之水平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国人被剥夺了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了解经济及金融黑幕，也不可能真正行使民间监督的权力，但是每个中国人仅凭有限的日常经验就能确定：作假遍布全中国的所有领域，每一项工程招标都有内幕交易，政府羽翼下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不做假帐的，中国的银行更是金融腐败重灾区，就连被视为净土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未能幸免，被权力和知识的私下交易所腐蚀……只不过由于中共政权的压制和权钱勾结所形成的关系网，使足以引起经济危机的丑闻无法爆光而已。
全面对照中美之间的市场制度之优劣和商业诚信之高低，实在非我力所能及，留待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全面开掘。但是，仅从对待经济丑闻的不同态度上，中美两国制度的根本差异和优劣高下便昭然若揭：在美国，财务作假丑闻发生后，从政府到国会，从媒体到学界，从法律界到商界，从平民到社会名流再到总统……几乎是全国性的批评声浪和对制度改革的呼吁，司法已经介入丑闻的调查，，布什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商业的良知和诚信并提出改革措施，立法机构也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美国三大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皆指出：资本家的不守诚信和审计及监管制度的失职，直接导致经济复苏乏力和恶性循环，而长远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则是致命的，使美国金融市场信誉扫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而对整个美国式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反观中国，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却很难得到充分的揭露和爆光，集资欺诈的李鹏之子李小鹏在众怒之下仍然逍遥国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自杀至今一片混沌，赖昌兴走私案涉及到的高官仍然安然无恙，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南方周末》被迫开天窗。最近，由行长王雪冰参与的中国银行的巨大腐败丑闻，还是由于在美国率先爆光之后，国内才不得不就此做简单的通报和表态，但是媒体只能按新华社通稿和有关部门的口径发布消息，至今也没有见到有效整改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为了敷衍民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何时就中国银行的腐败丑闻向全国民众公开呼吁过良知和诚信，并拿出有效的改革措施！有关司法部门何时定期向社会公布案件调查进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何时公开揭露过客观报道过严厉谴责过这一涉及到几十亿的金融丑闻。
再如，海尔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楷模，甚至被媒体制造成“海尔神话”。近年来，社会上对“海尔神话”、特别是对其年营业额连续以50％的速度增长的表示置疑，但是大都语焉不详。最近，终于有《南风窗》杂志发表长篇报道，用详尽的资料置疑“海尔神话”：置疑海尔公布的2001年全球营业额从2000年的300多亿增长到602亿，置疑代码为600690的青岛海尔股票的利润增长始终保持20％至30％的高速度。以海尔在中国企业中的地位和声誉，如果这种置疑属实，那无疑就是中国的“安然事件”。虽然此报道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关注，但是主流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却一致沉默，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深层弊端在权贵们的层层封锁之下，无法得到及时的揭露，也就谈不上及时的遏制和改革，而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续积累，越积累越难以有效地消化，也就等于无限期地把防止经济灾难的责任推卸给未来。而这种推卸责任之所以能够通行无阻，主要在于执政党的自私和短视，其次在于没有独立的舆论空间，其三在于国人的普遍麻木，无法形成足以令政权动真格的民间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政权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百姓忍辱负重的能力和对权力的驯顺实在举世罕见，所以才使作恶无数的独裁制度得以长寿，甚至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独裁制度。然而，即便中国人的忍耐力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可以一再延缓危机的爆发，社会承受弊端的能力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国人的当下承受力达到极限，在忍无可忍之中的爆发必将引发中国经济的大地震。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恶性治乱循环，早已无数次地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换言之，只要承认人不是神，人性也并不完美无缺，那么就必须承认人肯定会犯错误，人所创造的制度也会有漏洞也会失灵。关键在于：是正视弱点及其错误并致力于改善，还是采取鸵鸟政策来掩盖弱点、迁就错误和逃避责任。人类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无限的渐进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重铸新人式的乌托邦计划。所以，将伴随着人类发展始终的自我完善，是致力于将人性劣根和制度弊端减少到最小程度。
因而，不能得意于别人的丑陋可以凸现自己的俊美，也不能用别人的丑陋来为自己的丑陋开脱，并以此作为故步自封的理由，进而否认发达国家的制度及管理经验是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更不能借此为自己的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制度弊端和人性堕落寻找免责的借口。
只有被堕落的制度所操控和被堕落的人性所腐蚀的社会，才会乐此不疲地玩弄这样下流的游戏：把别人的丑闻作为自己的遮羞布。特别是把天使的局部污点当作魔鬼的一团漆黑，进而昧于自身的魔鬼，就尤其下流。
一句话：借他人之丑遮掩自己之丑的人，尤其丑陋。
2002年7月13日于北京家中
看到昝爱宗写的呼吁文章， 知道热心为洞头渔民维权的林炳长先生被当地公安给抓起来快一个月了，当地检察院也正式批准逮捕他。 看来当地的共产党机构终于整齐好材料， 排除了政治顾忌， 对老林这个老共产党员下手了。 一个热心维护渔民生存权益的并且拥有一定人脉资源的老共产党员最后还是无法避免这种命运， 这是对中共所谓”和谐社会”的嘲讽， 却也是今日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我是通过昝爱宗的介绍得以认识林炳长的。 那一天， 我们几个朋友正陪北京来的一个朋友在西湖苏堤上散步， 聊些闲天。 昝爱宗接到电话， 说有个朋友要来找他， 当时我就建议让那朋友来到苏堤， 一起见见面。
来的就是林炳长先生，老林60多岁， 但是看上去要年轻一些， 尤其开始讲述他的维权经历的时候， 那种兴奋劲头，那种热情让我们根本让我们无法跟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联系起来。 老林就跟我们讲渔民生活所依赖的滩涂如何遭受地方政府算计， 地方政府如何规避现有政策， 违规占用滩涂， 同时给予补偿又如何不合理等等。 老林边说边拿出一大摞资料， 都是政府文件， 法律文本， 他们的抗议信， 律师意见， 以及一些新闻报导——昝爱宗也曾经多次为他们在原来供职的海洋报报道。 老林又讲到这些年来如何凝聚渔民， 如何跟地方政府斗志斗勇， 甚至为此他都有家不能回， 只能在杭州和宁波等地”打游击”， 以躲避当地公安势力。
这次聊天中， 老林有几句精彩的话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 说到底我是40年的老共产党员， 我不反对共产党， 但是我要反对共产党内的反动派。 当年， 国民党也是不错的，但是国民党内有反动派， 所以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而现在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比当年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还不如， 如果任由这些反动派搞下去，那么共产党怎么能维持统治？ 这么下去， 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将来的退休金都成问题， 因此我是一定要和这些反动派做斗争的。 那么谁是反动派呢？ 那些不为人民利益说话， 那些剥夺人们权利的就是反动派！
他说到激动处， 顺手指着路边的杨柳树， 他说现在的某些政权， 太脆弱了， 甚至一片柳树叶子掉下来， 也可能被压死！
老林随口说出的这句话后来我也经常在和别人交往时使用， 当一个政权， 没有了道德合法性，又不受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约束，而又压制人们通过这些法律维护权益的努力， 那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陈旧的却没有一点灵活性的僵硬体制， 这种体制的脆弱性，倒真是再怎么说都不过分。 其实说实话， 放在中国畸形制度造成的权利等级化的大背景下， 放在畸形政绩观和特殊利益胶结的现实政治生态中， 洞头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新鲜， 只是再次突出展示一个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异化， 地方权力机构如何黑社会化的鲜活标本而已。
当然这个标本还有些奇特之处。 表现在老林拥有的那些政治资源竟然无法帮助他完成一个小小的正当诉求。 老林精通相关法律， 能大段背诵法律条文， 本人曾经是当地县委常委， 属于老干部，对官场规则有一定的熟悉，可以用正规官方语言对抗官方语言， 而他的同学也是主管浙江公共安全的高级官员， 他背后又有几百渔民维护生存权益的决心， 但是所有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就是无法跟当地权力机构的具体政策行为相对抗。 这似乎也印证了我自己在另外一篇文章<<分解共产党>>里提到的， 不能简单的认定共产党是一个利益集团， 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同样因为利益诉求而逐渐各自为政， 逐步分解。 在这个过程中， 大多数普通的党员并没有从这个制度中捞到多少好处， 很多党员也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一个极权体制，越来越缺乏包容性， 越来越极化（Polarization）发展， 它的利益辐射范围越来越萎缩， 到最后变成一小撮的时候， 一片柳树叶子就可能割出一个伤口来。
后来我还陆续见过几次老林， 听到的消息， 有时候是坏消息， 比如当地政府如何离间他们的团队， 并且追查他以前业务经营上的问题， 有时候听到的消息让人乐观， 比如通过法律来维护权利的通道似乎正在展开， 地方政府也显示了一些妥协的意愿等等。
在我看来， 公民的财产权利本身是神圣的，但是权利的恢复过程， 也就是维权本身是需要时间， 需要妥协的， 也因此， 对于这种通过适度互动来推动个案良性发展的通道， 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为了避免不当介入而使这个过程”政治化”， 引发非意图后果， 我也一直没有写任何文字来表示我对老林他们的支持。
现在老林被抓起来了，这真是让人既愤怒的事情。把老林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老人，这样一个倡导理性维护权益的老共产党员抓起来， 在情感和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在此，我希望提醒当地主导这个过程的相关官员，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驱动，就可以利欲熏心， 更不要因为拥有一点权力，就傲慢到不知今夕是何年了。在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 在大转型的前夜，秉持基本人性， 积点为官之德是不可缺乏的必修课。
老林被抓，也意味着我期望当中的互动通道被正式关闭了。反过来想想，这其实也最＂合理＂不过，因为共产党内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跟反动派对立的开明派，可以呼应民间的诉求。一些有正义感的，开明共产党员的存在并不改变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老林的那些所谓的政治资源并没有能力保护他，提供渔民们渴望的正义。权利和正义是抗争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林走向监狱只是意味着这个通道的继续，在这个过程中，老林并不会孤单，正象柳树叶子从来不会孤单一样。
－－博闻社
2006年8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的危机吗？》茅老的文章对很多专家忧虑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土地危机”，都等闲视之，认为“统统都不存在”。但他却承认：“更现实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很难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用什么方法减轻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1月9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市浑源县一无证煤矿采访时，被一群暴徒打成重伤，于次日不治身亡。而随着事件真相被陆续披露，新闻媒体的“创收”体制公开见光，媒体业的公信力再度遭受重创。
也因媒体“创收”体制难见阳光，大同市政府使出充满中国式“政治智慧”的一招。兰成长殒命之日，地方当局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刊假报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物件有权拒绝”――这一招可谓“高明”，除了将公众目光转移到新闻媒体自身的疮疤上之外，还让《中国贸易报》就此闭嘴，并降低了其他媒体介入的热情。如此一来，当地煤矿的无证经营、安全生产隐患、发放证照与煤矿管理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等，全都消失在公众话题之外。
追根溯源，所谓“假记者”与“创收”制度，实际上源于中国当局对新闻业的制度性羞辱。中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是财政差额拨款单位，在编人员属于人事局管辖的“国家干部”。由于编制内人员往往不够用，尤其是各报驻各地记者站还有所谓“创收”任务，各报社派出的记者人数极有限，因此必须根据业务需要招聘人手（包括报社本部）。否则任何记者站依赖站长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完成“创收”任务――如果是自由媒体，且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在市场上胜出者生，被淘汰者出局，又何需政府用财政半死不活地供养大量过剩的媒体？
据统计，受中国官方注册认可的记者有17万5千人，但真正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数远远大于这一数字。而这一点恰好是有关制度造成的。
记者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自2003年开始实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将既有的数十万新闻采编人员进行培训考试后发证。至2005年3月颁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时，新办法改变了原来只给编内人员发记者证的做法，规定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的非在编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者，也可申领记者证。根据这两个规定，目前中国存在数量庞大但没有领到记者证的合法记者。所以，认定记者身份，并不应以记者是否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为依据，而应以记者本人是否在媒体中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为依据。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有偿新闻和创收在规则上是禁止的，但实际态度却是睁只眼闭只眼，远不如对政治打压来得认真，因此众多媒体的“创收”活动从未停止。许多报社的记者站接受了“创收”任务后，还得将“创收”任务分摊至聘用人头上。这种“创收”制使得新闻业形成了一条食物链：报社―记者站―聘用记者（即山西省政府称之为“假记者”的群体）。
以山西为例，煤炭业是个销势很旺的“卖方市场”，矿主们根本不用广告宣传。而诸多媒体为了完成“创收”任务，只好盯上当地生产经营中存在问题且害怕曝光的企业老板。于是，无证、证照不全或出了安全事故的煤矿成了不良记者盯上的“采访”（敲诈）对象。
其实，在媒体业这条食物链上，最脆弱的环节还是记者。这种以抓对方把柄作为交换达成的“创收”行为，矿主必然不胜其扰，自然会联合其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予以反制。山西省政府的“新闻打假行动”就是一例。而且每当事态恶化之后，媒体因自身违规担心受到管理部门的处罚，总是丢弃这些招聘来的记者，比如对外声明“某某并非本报正式员工，其采访报社并不知情，纯属个人行为”等等，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次《中国贸易报》就是这样做的。而兰成长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非议，一是因为兰成长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招聘人员，二是兰曾有在某家报社当过“安全文化调查员”（假记者）的经历。
追根溯源，报社“创收”体制与“假记者”的出现，是中国政府对媒体业的制度性羞辱的产物。部分记者的不良行为不应该成为企业与政府拒绝媒体监督的理由。中国记者近年在采访中已频频遭受暴力袭击，如果中国新闻界姑息了这次“兰成长事件”，各地政府与不良企业都可以效法山西，以打击“假记者”之名，威胁采访者的人身安全――换言之，新闻界装聋作哑，不仅不能免除中国媒体业受到的制度性羞辱，反而会让那些不想受到社会监督的机构与人气焰更加嚣张。
北京去年的外交活动车水马龙，排场风光，做足了一付“新兴大国”的国际秀。
2006年，中国举办了三个大型国际峰会并安排了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会议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
三个大型国际峰会是：2006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有9位外国国家元首与会；10月份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东盟10国的国家元首联袂访华；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48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赴会。第一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会议在去年12月举行，美国的7名部长同访北京，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内阁的三分之一成员一起访华，这是中美关系上前所未有的。而日本首相访华，则显示近年来一直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终于有了一丝解冻的征兆。
既然各国如此捧场，中南海自然飘飘然，于是顺着杆子向上爬，其喉舌中新社洋洋得意地说：“中国的大国地位突出表现在其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号召力上”了。
种种迹象，使人们意识到，在荷包鼓胀财大气粗之后，北京的外交业已抛弃了邓小平充满机心算计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低姿态，开始招摇过市，亮胳膊露拳脚，要争当国际舞台的主角了。
然而，正当广宴宾客的中南海主人志得意满时，大煞风景的是，一声闷响，不买账的小兄弟痞子金正日年底一通核爆炸，核尘埃飘洒北京，中南海个个灰头土脸，左右不是人。该核爆等于是宣布：（中国作为东道主的）六方会谈失败，朝鲜半岛无核化已成泡影。它清晰证明，无核化与金正日政权水火不容。北京外交界企图二者兼得的美梦已彻底破产。
另外一项捅了“和谐外交”大窟窿的是，不久前，没有任何预兆，中国突然发射导弹击毁自己的一颗过时卫星，以显示自己的太空作战能力，其实更是显示对美太空挑战的姿态。正如泰晤士报所说，“中国不仅打破了一个没有形式的，然而强有力的禁令，它也背离了‘太空非军事化’的通行政策。这次的力量游戏让人想起冷战，它把国际通行的自由约束政策推到了一边去。这是发出一个没有细微感觉的信号：中国要追赶美国在太空的军事能力。”而曼海姆晨报则认为中国唤醒了里根(Ronald Reagan)的旧梦，“中国现在在为星际大战武装起来吗？不管怎么说，这个惊人的击毁卫星行动把美国人给摇醒了。毫不奇怪，北京以此令人吃惊的成就将使里根的星际大战旧梦复活。”它是指中国欲效法勃列日涅夫向里根挑衅的“星球大战”计划。明显是一个预谋的挑衅，中国要以此迫使加速禁止包括美国防导弹系统在内的一切空间武器的协定的签署。
这样，在北京灿烂地张开其孔雀之屏向全球示好之时，却不小心露出了屏后那并不灿烂的臀部。于是，笑容可掬信誓旦旦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云云，由于美丽背后的丑陋阴影，在各国人士心上，罩上了一层“中国威胁论”的厚厚疑云。
不过应当说，北京去年外交与前几年相比，总的来说是较为顺畅的。其所以得意张扬，客观而言，在国内方面，首先是炫人眼目的经济增长：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沪深两股市强势走高，中国看来已顺利完成入世过渡期……中国的经济表现在世界上的抢眼表现，使北京增加了外交筹码和信心。
其次，是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而无暇他顾，同时在北韩问题上尚需中国合作；美俄关系进一步冷淡，有利于北京打进橛子；日本经济尚无振衰起弊迹象，对华尚未构成足够压力；欧洲的德法两国虽然开始降低其反美姿态，但在市场上仍对中国多有所求；而世界上的反全球化倾向有上扬之势……。诸事诸情种种，给中国的外交腾出了缝隙，挪出了纵横捭阖的空间，使北京得以乘虚而入。
然而，这一景象只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暂时现象，而不是具有牢固根基的能垂之久远的国际态势。一旦上述的暂时性因素逐步化解，譬如，伊拉克战事得以大体解决，恐怖主义力量渐成强弩之末，届时，当国际主流社会腾出手来之后，国际关注焦点就会转移了，更根本的不协调因素就会凸现出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制度形态与国际主流的冲突，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冲突，在在撕裂着这个国家。因此，从长远看，北京实质上的外交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问题之源盖出于根深蒂固的北京政权的合法性焦虑。否则，以一个堂堂的“崛起大国”之尊，何以虚弱到对八本文艺性的书籍痛下杀手，对一位心怀爱心的盲人维权人士，对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维权律师、异议作家，对“冰点”的几篇议论历史和介绍台湾的文章，如临大敌，封杀抓捕？除了“合法性焦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上述政府行为？
而这种焦虑，依靠外交技巧是无法解决的。
其实，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各主政当局并非缺乏现代外交技巧和传统。在同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均势原则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原则实际上早就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政权的外交方针。早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官僚已懂得外交上的均势原则。当时曾纪泽就建议清政府对藩属安南(越南)采取对西方门户开放的均势政策，他形容此政策为“投一羊以斗众虎”，由于没有一只老虎有能力夺得该羊，因此该羊遂得幸存。这一均势策略的平衡技巧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了，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联美抗苏就是其著名范例。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新人，他们教育背景完整，不少人还在海外获得学位，精明能干，专业熟悉，对世界了解，可堪造就，在外交技巧方面不输于任何国家的外交官。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样一批经过训练的外交水手是服务于一条什么样的大船上？这条大船正在驶向何方？如果偏离了主流航道，水手技巧再高，也难免船毁人亡。
外交技巧面对政权“合法性”问题时是无济于事的。玩弄均势政策的清政府灰飞烟灭了，极具外交经验的前苏联解体了，中共就能靠外交技巧稳坐钓鱼台？
人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提出了“和谐社会”口号，以化解国内的紧张态势；后来，在2005年联合国讲话中又提出构建“和谐世界”，2006年6月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建立“和谐地区“，以化解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用心良苦，可予表扬。
人们还注意到，正是鉴于其“合法性焦虑”，胡锦涛曾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企图解决这一焦虑。但是，他漏掉了最核心的一条：“权为民所授”，也就是漏掉了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定位问题。长期的国家走向问题。中国对国际主流秩序和普世价值是欢迎还是排拒的问题。
中国倘若不利用目前国际环境相对有利时痛下决心，解决国家定位问题，国家制度方向问题，待到将来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就恐怕没有如此从容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上述转型问题了。届时，恐怕将如杜牧所哀叹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观察》首发
据传《现代快报》1月22日有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国每年将160亿英镑货物运往英国 运回190万吨垃圾》。怕是网友搞笑，特地上网查询，果然有《现代快报》，是一份由“新华社主办”，1999年创刊的数十版的大型日报。再一查这条新闻，已经有11，600条转载，可谓铺天盖地。既如此，且容我略加点评。
160亿英镑货物“换回”190万吨垃圾，不捎垃圾回中国是“资源浪费”？——中国每年将价值160亿英镑的货物运往英国。但令人震惊的是，作为“回报”，英国每年竟将“创纪录”的190万吨垃圾用货船送到中国。而说不捎垃圾回中国的人，竟然是英国的环保大臣（现代快报2007年01月22日）！【郑义点评：过于激动，有点语无伦次了！】
此事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据说这是一份英国政府最新官方调查报告披露的。报告称，当布莱尔首相1997年刚上台时，英国只有1.2万吨由废纸、塑料和金属组成的垃圾运往中国。但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在短短8年之后，2005年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狂涨了158倍，达到了惊人的190万吨。【郑义点评：这不是说中国成了英国的垃圾填埋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却不料下文居然如此——】据悉，在190万吨垃圾中，废纸数量大约为150万吨，其余则是塑料制品和包括铜、镍、铝、锌、铅、锡和钨在内的金属。【郑义点评：哦，原来是运废纸来了。其他废塑料、废金属皆可回收再用，对于资源极度匮乏的中国，求之不得，何必惊呼？对垃圾，环保界有一句经典之言，叫做“混在一起是垃圾，分开以后是资源”。何况这些进口垃圾是已经分开的，几乎直接是资源了。】而它们泄漏，将会对水质造成严重污染【郑义点评：这是废话。什么东西泄漏不会对水质造成严重污染？比如你家的盐、油、洗衣粉、化妆品和脚气药水……】。然而讽刺的是，当英国的“垃圾舰队”大举向中国“入侵”时，中国每年却将价值高达160亿英镑的货物运往英国。【郑义点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这岂不是暗示当今圣上反不如鸦片战争时的昏君了吗？】据悉，英国每年产生3040万吨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其中大约6%运到了中国。【郑义点评：原来如此！英国垃圾（还是可回收利用的）只有6%运到了中国。那94%的“垃圾舰队”又侵略谁去了？】20日，英国环境大臣本•布拉德肖暗示，那些货船从中国运货到英国来之后，如不捎带一船垃圾回去，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他称：“货船载满垃圾回到中国是常有的事情。否则，那些货船就只能空着回去了。” 【郑义点评：没有看出有何“暗示”，说得不错，整个是大实话。货船放空当然是浪费，且不说垃圾买卖还是双方签约、政府保护的合法贸易。】
近年来，国外一些国家向中国倾泻垃圾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然而，由国外自己国家媒体和政府官方调查报告披露出来的垃圾倾倒事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让尤其让每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郑义点评：人家坦白，应该欢迎才是。一坦白你就“震惊愤怒”，人家就不敢坦白了是不是。至于中国媒体报道“洋垃圾”“变相入侵”，“屡撞国门”，其高潮早已过去。因爽过一把之后，发现“洋垃圾入侵”原属正常贸易，自觉丢人现眼，只好转身另寻“爱国主义”发泄口去了。】
据国家环保总局首席科学家、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和该中心吴玉萍博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约７０％进入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倾倒场。【郑义点评：输入这种可回收再用的“洋垃圾”，对于资源极为短缺，劳动力又极为低廉的中国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发达国家同样进口可利用废弃物。英国就大量接收西欧的工业垃圾，其数量在八十年代增加了20倍。加拿大则接受了美国外销工业垃圾总量的85%。资讯过滤把中国人都整傻了，真是天可怜见！正当愤青们对“垃圾侵略”义愤填膺，而誓将“洋垃圾”“拒于国门之外”时，世界正在发生着某种静悄悄的我们不了解更不理解的变化。比如，世纪之交，泰国、印尼、菲律宾、台湾都把核废料运到美国去处理、储存并“未付分文”。又比如，由于垃圾减量和垃圾回收—再利用生产能力过剩，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开始了垃圾争夺战。甚至有城市制定法律，不许工业垃圾出境，肥水不流外人田。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不许自己的工业废料以每吨附加162美元条件出让给比利时，比利时不服，一状告到欧盟，认为杜塞尔多夫市政府进行了行政干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城市垃圾急剧增加。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7.84亿吨，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变为13.4亿吨。目前，我国668座城市，2/3已经被垃圾包围，说明我们自己在制造着垃圾也是数量惊人的。【郑义点评：什么叫“也是数量惊人”？英国“垃圾”入侵是190万吨，不过是中国每年工业垃圾的1/700。另外，“垃圾舰队”运来的是分了类的，是“分开以后是资源”的那种物质——可利用废弃物。我们的“土垃圾”，包围着我们数百座城市的垃圾则是“混在一起是垃圾”的那种货真价实的垃圾。“洋垃圾”有人抢着要，有“垃圾舰队”运，因为可以产生价值。“土垃圾”打死没人要，那是臭狗屎，臭气熏天，无利可图。】
现在，又有别国把中国当成了垃圾接受站，而且，其环保官员竟然觉得合情合理，“那些货船从中国运货到英国来之后，如不捎带一船垃圾回去，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货船载满垃圾回到中国是常有的事情。否则，那些货船就只能空着回去了”。听了这话，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怎么办？【郑义点评：应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示威游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每年将160亿英镑货物运往英国运回190万吨垃圾”的卖国交易，并法办外贸部长和环保总局局长！或如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再来一次“火烧英国代办处”！或者……总之，来点儿真格的，别总耍嘴皮子！】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马上向英国提出严正声明和抗议，让其环保大臣向全体受垃圾毒害的中国人民郑重道歉，并马上采取措施，把运到中国的垃圾运回英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郑义点评：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而不在英国。垃圾买卖是自由的，是经过海关合法的，不是人家拿着洋枪洋炮逼迫的。中国不买，全世界买家有的是！处理“洋垃圾”在中国有暴利可图，除了中国资源极度匮乏，奴工劳动极度低廉，还在于官商勾结，把附加在“洋垃圾”身上那笔防治污染的费用侵吞了。结果是，财富被他们掠走，污染留给了土地和人民。要抗议，找“我国”的环保总局去，请他们严格执法，对那些侵吞了“洋垃圾”污染防治费用的奸商和地方官员予以严厉制裁！】
──《观察》首发
跟美国其他大都会一样，华盛顿也有中国城，直通通的一条街，不过几百米长，很袖珍。但街口的牌楼却甚是了得，不仅高大巍峨，雕梁画栋，其身世更令人击节称奇。牌楼始建于1984年，时任华盛顿市市长的黑人政治家白瑞，跟中国关系非同寻常。据说他能在竞选中一马当先，便直接得益于华盛顿华人侨领、中国餐馆老板郑进玉的臂助。因此他特别重视中国，上任之初即率团访问北京，北京华盛顿就此结为姐妹市。根据白瑞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合作交流计划，北京市政府派出精兵强将，耗资百万美金，在地处华盛顿市中心的中国城，建造了这座富有中国特色的木结构牌楼，官名“友谊牌楼”。牌楼高度14.5米，跨度19米。为保证路面交通，设计者打破四柱三间的传统，改为两柱三间。牌匾上“中国城”三字，则出自著名书法家吴作人之手。
关于这座牌楼的传闻很多。其中一则传闻说，就在施工期间，大牌楼顶端的陶瓷造大龙头，突然于某日无故掉下，幸亏掉在一辆满载泥沙的卡车车厢上，才没造成伤亡，有惊无险。凑巧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华盛顿市市长白瑞因为吸毒被捕。此则传闻固然神奇，但笔者用GOOGLE 查了一把，发现牌楼落成是 1986年，白瑞被捕则在1990年春夏之交，时间上根本不能对接。这么明显的漏洞，足证其不可信，就跟国内某某伟人纪念雕像落成突现吉兆等传闻一样，不过是人造的神迹而已。
掉龙头的传闻纯属虚构，但牌楼的两个创始人相继交上噩运却是不争的事实。白瑞被捕五年之后，曾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也锒铛入狱。当笔者在华盛顿地铁里听翻译讲白瑞吸毒的旧事时，第一反应是他臭了大街，这辈子肯定没指望了。岂料翻译大摇其头:“NO！NO！人家出狱后，很快就东山再起，又当选华盛顿市市长。”只有中国经验的笔者哪能想到竟有如此转折？不禁大惑:“怪哉，一个有前科的家伙，选民居然还信任他？”翻译淡淡一笑:“这有何怪！白瑞吸毒固然是犯罪，但他坐牢数年，该付的代价已经付了。出狱后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享有完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他主张的公共政策得当，选民认可，他就该当市长。”
原来是这样。当他大权在握时，对他决无丝毫放纵。一旦发现越轨，决不因为他有过贡献，因为他是大人物而有丝毫宽贷。愈是大权在握，制约愈是严密。而在失去权柄之后，则决不因此而歧视他，排斥他。历史上的他和今天的他，有如井水河水，分得清清楚楚，谁都不能翻出他的旧账来否定他的今天。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有能力，人们随时可以给他机会，让他从头开始。
相信跟我一样，很多人只看到现代政治文明对于政治家严厉的一面，而看不到现代政治文明对政治家也有这样温情的一面，这样宽容的一面。在位时严格要求，失势后多所包容，其实这样做才是对政治家真正的爱护。在位时严格要求而不是盲目娇纵，政治家才很少有犯罪的机会，才很少自取灭亡。失势后多所包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政治家才不会一出事就身败名裂，一失足便葬送终生，才仍然有机会，有出路。
多亏了这样人性化的体制，白瑞历史上的罪错才没有影响他的仕途。据说再度当选华盛顿市市长后，他又成了郑进玉中国餐馆的常客，并把这家餐馆介绍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郑进玉因此有机会亲自为卡特下厨。现在，华盛顿中国城入口处的中国牌楼，两端门柱的金色碑铭上，白瑞两个大字依然耀眼，华盛顿人并没有抹杀白瑞开创中国城牌楼这段历史。过去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无可讳言，这是白瑞的同胞们的信条。
不论从私交还是从公理，对章怡和的书再一次被禁，我都应该马上有所回应。
一方面是正好赶上我从北京回澳大利亚的旅程；另一方面，是想和墨尔本的朋友商量一下：独立笔会的墨尔本分会，因为成功地举办了龙应台的演讲，又想在今年的反右斗争50周年时，请章怡和女士来澳。
在她的回答我的邀请前，丁东已经替她表明了一个原则：不凑数，就是不赶什么几十年的纪念。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们希望低调的做实事，而不是做秀和造势。
想低调地做事，也仍然遭受打压。在北京我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知道章诒和的书被禁。我当即在书店里打电话给章诒和。
回北京时第一次接到章诒和的电话，也正好在XX书店她的书旁边。
除了一堆她的《伶人往事》，竟然还有她过去已经被禁的《往事并不如烟》。
这次我给她打电话，正好又在商务书店。我告诉她，书店里她的书还在卖。她告诉我，书以后不能再出，也不能再进货。
二天后，我在北京机场，分别问了三个书店。第一个售货员热心地给我找，但是她已经找不到了。另一个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第三个居然在书架下的抽屉里面，拿出三本。我问为什么不放在架上。她回答说因为卖得不好。但一会儿她向我推销书时，又说这本书很热销。
在上海机场，我问有没有这本书。他们说还没有进货。我又问有没有《如焉》，他们也说还没有进货。
中国出版的这她的两本书，已经是删节本。就是没有删节的原本，也完全没有禁的理由。
前几天我们一起吃饭时，她告诉我，以后她的书不可能在国内出了。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已经出版的书又再次被禁。我的侄女也是一个章怡和的粉丝。她对书的被禁，说了这样一句话：“看看写的这些人，解放前都活得好好的，解放后，每一个人都那么惨，当然会被禁了。”问题是，章怡和写的是不是事实？
不敢谈“6.4”，不敢谈文革，不敢谈三年灾害，不敢谈反右倾，不敢谈反右，不敢谈历史上的一切运动。连过去的骄傲如抗美援朝、抗日战争都是禁区。还敢谈什么呢？
这是一个缺乏自信的政权。这是一个不敢面对历史和事实的政权。这是一个自己知道是背着罪恶深重包袱的政权。
章怡和说：“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我相信，不论是当权者是否心甘情愿，中国的松动是不可逆转的。这次回国，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的雏形。一些人的倒行逆施是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
（2007-01-25墨尔本）
 |
| 记者无国界向北京提五条件 |
刚刚结束对中国第一次正式访问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表示，该组织对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如果中方具体履行承诺，记者无国界将取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抵制。记者无国界的代表在北京访问期间曾跟异议作家刘晓波见面。
*首次访华提出五点要求*
维护记者权益的记者无国界的秘书长梅纳尔、主管亚太事务的布罗塞尔以及新闻联络人朱利亚尔三人刚刚结束对上海以及北京为期一周的访问。布罗塞尔星期四说，中国政府承诺会让该组织未来访问中国，但是下次访问的时间未定。
布罗塞尔说，记者无国界对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如果中方对这五点做出承诺，具体履行，那么记者无国界将取消抵制明年北京奥运会。不过在这次访问中，中国官员并没有做出任何书面承诺。
他说：“我们提出五点，第一，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新闻记者以及网络作家；第二，允许外界到监狱对他们探视；第三，中国官方媒体必须就此做出报导；第四，中国停止杯葛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网页，让民众能够登陆记者无国界的网站；第五，在2008年奥运之前允许记者无国界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记者无国界三位代表在这次访问期间，同包括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以及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官员见面。该组织还希望跟被关押的异议人士见面，但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中方官员表示，下次访问也许有机会。
*会晤异议作家刘晓波*
曾经获得记者无国界“2004年捍卫言论自由奖”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星期二晚上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大厅与记者无国界代表会晤了两个小时，双方谈到中国的新闻自由以及人权问题。刘晓波说，他没有注意到会晤期间有没有公安跟随。
刘晓波说，北京政府愿意同批评它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动机可能包括希望在奥运会之前塑造良好形像，但是不管动机为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接下来要观察北京是否继续邀请其他包括人权观察等组织访问中国。刘晓波还指出，与记者无国界对话，展现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
刘晓波说：“这两年有比较大的变化，它要看你反对的事情对中国的最大利益影响到什么程度，完全实用主义。只要这个国际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够大，即使你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为了遏制，也会跟你打交道。”
刘晓波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要求迅速查明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在山西被打死的事件，可能是由于记者无国界的代表在访问期间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文部记者星期四打电话给国务院新闻办，希望请与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等人会晤过的官员发表评论，但是接电话的人说，有关官员已经下班。
| 异议作家刘晓波在北京会见记者无疆界人士
中国信息中心 |
| 一向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十分关注，并且对大量系狱的中国记者进行声援的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于本周正式访问中国。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该组织除了与中国官方会谈之外，还在1月23日，星期二晚间八点半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约见了该组织2004年度所颁发的“捍卫言论自由奖”得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安全天候监视的刘晓波平时要跟西方人士见面都很困难，别说这样一个敏感的组织了。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反酷刑专员诺瓦克教授2005年11月访问北京，曾指名要见刘晓波，但被警方阻拦。诺瓦克等人后来还是见到了莫少平等维权律师，以及前往北京市第二监狱探望了政治犯何德普和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之一、被判刑8年的杨子立。诺瓦克离开中国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强调酷刑在中国依然很普遍。 刘晓波和记者无疆界一行人就该组织正式访问中国的意义进行交流。他认为国际社会往往步入一个思维的误区，以为一味妥协让步，以退为进是跟中国周旋的较好策略。其实中方一直是走实用主义的路线，它甚至会跟自己最强硬的对立者达成交易。记者无疆界组织前不久曾经号召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改善人权，释放无辜的记者，大家就应当抵制奥运。现在他们竟然能获准访问北京，这大约是中国政府奥运公关的一着棋。为明年奥运的顺利进行铺路。 刘晓波也跟来访者谈了中国新闻制度的现状，并请他们继续关注被捕记者。双方还就近期的禁书事件交流了看法。 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要求迅速查明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在山西被打死的事件，现在又有记者无疆界访华，并且能够跟重量级的异议人士刘晓波面谈。据了解，刘晓波和其他几位异见人士家门口的“安全警卫”近期也已经撤除。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细微姿态，但是我们要求北京方面放弃做秀，真正地开始重新审查一个个的冤案，就从杨子立等四君子的荒谬绝伦的文字狱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