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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透露，一部名为《网恋和猪毛》的中国当代作家短篇小说集日前在法国出版。该小说集收入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徐坤的《橡树旅馆》、戴来的《准备好了吗？》、邢汶的《比北京更好的爱情在上海》和叶弥的《爸爸和骗子》。
当问及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时，该书主编、汉学家汉一解释道，该书取名“网恋和猪毛”，用以表现当代中国的多种生活状态。其中“网恋”象征邢汶在《比北京更好的爱情在上海》里描述的一个住在大城市、习惯利用高科技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猪毛”象征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里面描述中国偏僻和贫穷的农村生活。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丛书的第一部，目的是用这五篇很不同的小说来介绍丛书的总体概念，即让法国读者通过现代中国小说更加了解中国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态。
该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取得中国五位著名作家授权，由法国理由出版社出版。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向法国出版商推荐具有上述特点的中、长篇小说。
美国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新作《手机》即将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继续放大人们心中有关“手机是手雷”的梦魇。
与刘震云同名小说中被当作窥私工具的手机不同，斯蒂芬。金式手机的杀伤力更加直接———通过“脉冲”攻击人脑，清除记忆，引发屠戮。
反思：现代科技的奴隶？
斯蒂芬。金在书中预言了一场由技术带来的灾难：母亲残杀子女，好友举刀反目，全球无人幸免……而灾难的起因是一种被称为“脉冲”的现象，传播的方式就是手机。手机清除了人们头脑里的记忆，只剩下攻击和毁灭的本能。人类身处文明社会的最黑暗年代，数量已经剧减到维持种族繁衍的最低点……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李玉瑶表示，《手机》传达了斯蒂芬。金对现代科技的思考：如果手机真的反客为主控制人类又会怎样？……2006年12月27日，台湾地震造成海底光缆损伤，进而引发MSN等通讯中断，这一事件已经使不少人感到恐慌，从而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所谓的现代生活，究竟是人役物还是役于物呢？
出版宣传：手机仍是道具
《手机》英文版于去年2月在美国推出后，立即引起轰动。斯蒂芬。金本人一直斥手机为“21世纪的奴隶手铐”，并拒绝使用这种通讯工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该书出版商通过手机短信邀请10万名读者登录新书的网站，斯蒂芬。金本人也不能免俗地献声手机铃声。为配合故事内容，可供下载的铃声包括两种：“小心，下一个电话就是你所接的最后一个”，以及“放心，只是正常人打给你”。
斯蒂芬。金还曾在网上拍卖新书角色命名权，为言论及创作自由组织筹款，结果一女书迷以25100美元投得，以其弟休伊曾加（Huizenga）来为这一角色命名。该角色是手机灾难的幸存者，一个拒绝使用手机的人。
自2002年宣布封笔后，斯蒂芬。金2006年又重新点燃了创作的热情，推出《手机》和《丽赛的故事》。后者也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读了《南方都市报》年末对高耀洁近况的报道，最强烈的感受是她的绝望。不是疫情之严重到了极限，再不正视就会演化为巨大的民族灾难，那么她很可能仍然不被承认，仍然被目为异端，而一直被诬陷、被封杀。事实上，当年诬陷她、封杀她的那些人并没有被问责，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罪恶既然不受惩罚，也就无法排除将来重演的可能性。只不过因为高耀洁已来日无多，这种可能性才不致发生在她的身上罢了。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高耀洁的亲人，也不支持高耀洁。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在我们这个国度实在太高了。任何一个常人，都不可能不望而生畏，不能不退三舍而避之。事业后继无人，就成了高耀洁最大的痛苦。幸亏上苍赐给我们一个超凡脱俗的高耀洁，艾滋病蔓延的巨大黑幕才终于被揭破，被遏制。但这毕竟是奇迹，一个民族的命运不能寄托于奇迹。没有了高耀洁的时代，没有了奇迹的时代，我们又该指望谁？
一个民族的防艾万里长城，多年来竟然只能仰仗一个病弱交加的老太太。救千万人于水火的大业，居然那么长时间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事业而仅仅是一种半地下的个人行为，这是高耀洁的悲哀，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毋宁说，是我们的国耻！
领导人一直呼吁人民讲真话，最新的呼吁是温家宝总理去年11月在作协大会上的发言。为什么讲真话那么重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话可以救命，真话可以救世。只有知道了真相，知道有人陷于苦难之中，我们才可能去救援，才可能去创造让人们免于苦难的制度条件。但如果真话不能讲，真相不能暴露，受难者就只能在无助中，在绝望中被命运彻底击倒；而且命运的陷阱将无法修复，必然的结局，就是更多的人不断重蹈覆辙。
既然讲真话、揭示真相的最大功能是避免最坏的情况，从而救命救世。那么显而易见，不让讲真话，不让揭示真相，就不可能避免最坏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断，而已经被历史所反复印证。设想一下，假若艾滋病蔓延的黑幕不能被高耀洁揭破，假若SARS病毒蔓延的事实被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彻底掩盖下去，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岂不令人毛骨悚然？
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我看来，最大的恐惧，就是讲真话的恐惧。免于讲真话的恐惧，是第一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当下中国问题多多，解决那些问题据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以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人们敢讲真话。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中国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人心都是肉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既然真话可以救人救世，谁不愿意讲真话？谁乐意讲假话？如果愿意讲真话而不能讲，不愿意讲假话却不能不讲，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高耀洁讲了真话，救人无数，本来功德无量，得到的回报却只是绝望。假如连这样的悲哀都不能打动我们，让我们羞愧，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办法从制度设计入手，把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降到常人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当世间再无高耀洁，当更大的灾难在后高耀洁时代终于来临时，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经济高增长与财富大漏斗 ——当前我国经济的几个明显特点
作者: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是令人既喜且忧，喜的是有一个热衷GDP的政府和国民，使整个经济搞得热气腾腾，忧的是国际分工导致的产业结构畸形以及腐败导致的经济发展成果流失。总起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有很多特点，但我今天主要想谈的是这样四点。
一、32万亿元的投资大摊子
第一个特点当然是经济高增长、投资规模大了。这些年里来，我国是世界罕有的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常常令发达国家的人们惊讶，譬如今天新闻报道的北京奥运场馆水立方游泳馆的建设，堪称世界一流。当然，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拉动的。前几天统计部门又公布出新数字，目前我国在建的投资项目共计32万亿元，比去年25万亿元的盘子又多出7万亿元来。
32万亿元，折合美元大约有4万亿美元。前几天日本新闻记者采访我时，我对他们说，世界目前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在建规模？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在建规模决不止这么点。
2006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规模可能要达到10万亿元，比上年大约增长30%。目前我国到处是蓬蓬勃勃大建设的景象，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譬如北京规划，到2020年，地铁里程达到550公里，超过美国纽约，成为世界第一，而这一项工程起码要花上几千个亿。全国大大小小诸多地铁工程加起来，组成了我国的庞大的投资建设规模。
当前我国的投资主要花在基础设施、企业设备、房地产这三大领域，从这几个方面看，我国这一波经济建设还远未完成。先看基础设施，无论从铁路、公路、通讯各项指标看，我国都与发达国家差着一定的距离。上边我讲过北京地铁的例子，北京目前地铁长度还不到100公里，距离550公里还有很长的距离。至于说全国地铁的建设还有多少要建，至少要有上万公里。以每公里5个亿的造价计算，也要五六万亿元的投资。
房地产方面的建设没有三年两年也难以降温，房地产投资约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大约20%，今年投资额估计将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5%，同其他行业比，算是低的。每年投入资金规模上万亿元，这么多的房屋建设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的居住和办公条件来说是一个喜讯。最近几年里，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3亿多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日益提高，估计再有几年，中国可以基本上走出住房瓶颈并进入过剩的时期。
而在企业方面，中国对先进国家的追赶仅仅是刚刚起步。如果说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工业化仅仅是轻工和家电工业方面的工业化，那么进入21世纪，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以大型装备机械工业为主。这几天，电视新闻报道了山西一家企业制造出了矿山用的大型采挖机，这标志着中国企业终于开始向大机械进行冲击。
更有消息说，中国开始准备制造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其实，在造船工业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航母的能力和条件。接下去，中国将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使用的成套装置。只有当中国能够自己生产这些大型的关键设备时，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才会扭转过来，才会摆脱加工贸易和世界工厂的命运。
中国正在步入现代化，高速度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只要发展合理，10%的增速并不高，关键是要认清和解决下面的一些问题。
二、中国的经济非常沉重
当前我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十分沉重，导致这种状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正处在一个硬件建设的年代，必须与土木钢铁水泥等物质打交道，第二，我国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发展进程中，由于竞争力不断增强，正在逐渐地将发达国家以前所从事的工业争到自己手中，同时，发达国家也正在将他们不愿干的了重化工业转移给我们。
目前世界的发展出现了“知识产业”和“物质产业”两大部门。发达国家日益进入“知识产业”，发展中国家主要进入“物质产业”。知识产业是没有重量的，是清洁的，环保的和高附加值的。物质产业是沉重的，有形的，污染的和低附加值的。
这种特点导致了我国当前的经济活动特别沉重。这几年国内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国消耗了世界30%的钢铁、40%的水泥、30%的煤炭，才产生出了4%的GDP。消耗了如此巨大的能源和原材料才打造出这么小的一个GDP来，说明我国经济“重”的特征，但量重而价不高。
这种特点也导致了近几年里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类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看准中国的需求，趁机要价。当然，不管怎么样，中国还是要发展的，这是因为我们在客观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差距。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国在硬件建设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上个世纪的100年里，美国总共生产和消费了84亿吨钢铁，而我国仅有18亿吨，两者相差60多亿吨，同样是9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家，在美国国土上打下的钢筋混凝土可能是中国人均的几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就足够中国追赶数年。即使今后中国每年以5亿吨的产量生产钢铁，也需要大约15-20年才能补上这个缺口。
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目前发达国家纷纷走出了重化工业阶段，发达国家的工业开始变轻，而将重化工业逐渐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也不能嫌弃，只有接过人家不要了的产业，这就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整个国际分工过程中变得十分沉重。
如果中国在下一个20年成为世界重化工业的生产车间，那么所出现的景象就与今天更不一样了。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有一大半是加工产品。当今后重化工业产品成为我国的主要进出口产品时，那时我国的经济结构和进出口贸易又会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活动“重”的特点将会十分明显。
回想起2001年，当时国际和国内出现了一波网络热和知识经济热，社会上一些人头脑发热，认为中国以后光搞网络就行了。我禁不住泼了一瓢凉水，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今后仍然处在土木钢铁经济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得更清楚了。
总起来看，与实物经济打交道，将是今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所干的事情，当然这要消耗很大的国土资源和环境资源。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因此，中国今后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物质产业，一手抓知识经济，千万不能上了国际分工论的当。
三、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
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国民财富分配得却不均匀，国民生活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较，人们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
譬如，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0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
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不要看今天各大城市正在建设着许多摩天大楼，但这些豪华设施有些与国人无关。中国境内的很多资产和财富不属于中国人。目前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虽然达到20多万亿元，但其中至少有40%是属于外国人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人民低收入、利润高流出的现象。
这种状况使很多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质疑：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
以我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财富漏斗主要在四方面，第一是大量出口，使资源和国民财富廉价外流，第二是大量的吸引外资，也使利润大量地外流，第三，特权与腐败产生的巨额灰色收入总是想方设法外逃，第四，还要算上国企的低效率和低效益，浪费着大量的国民财富。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使中国经济一边快速发展，一边快速流失。因此，只抓经济增长、不抓政治改革的国家，到头来，经济发展的效果是要打问号的。而今天，这个问题刚刚开始提出，今后会逐渐清楚和明显起来的。
关于这一点，仅仅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部分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里，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早在90年代，经济学者胡和立等人就计算出，1988年的价差、汇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达4569亿元，占当年GNP（11738亿元）的40%。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等人又计算出，2004年，我国全社会的寻租的租金为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相当于当年国家工资收入的2.3倍。
不管这些数字有多大的出入，反正说明了一个问题：我国的不公平、不平等收入相当大，这使一部分人很轻易地就可以得到巨额的财富，并产生腐败。由于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先富起来的人总是向发达国家迁徙。这就带走了我国的大量财富，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个固有的有规律性的现象：一边发展，一边流失。
这就是我国与日本和韩国发展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财富漏斗，而日本韩国这种漏斗很小。当然，我的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但必须向国民指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只有在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总之，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也要指出和解决。
四、经济增速一时半会还不会减缓
2006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总会对来年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每到年底，我都要应付大量的各家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发来的问卷调查。谈到经济速度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一时半会还不会减速。2007年中国经济会接着2006年的势头延续下去，经济增幅不会低于9%。
对于中国来说，2007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从世界经济角度看，某些国家的经济活跃程度趋于降低，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今的世界发展是不均衡的，就象上个世纪30年代一样，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之时，却是苏联经济大发展之际。中国要抓住时机，不失时机地发展。当能源价格过高，导致一些国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时，或许正是中国发展的好时机。
但在新的一年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之势也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调整2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就制定的“创汇战略”，矫正过度和过分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将发展的重点放到国内来。
目前最需要调整的是外向型经济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既对中国带来繁荣，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万多亿美元，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向外借钱式的发展模式，如果长期采取这种发展战略，一是外汇储备存在着巨大的国际风险，另外，也使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因此，2007年以后，下大力气矫正我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今后的重要问题。
2007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应当是关键的一年。起于2003年的这一波经济高增长走到2007年这一年时刻，正是一个检验成果的收获年。在这一年里，很多前些年上马的项目要竣工投产，还有许多项目正在收尾，因此，2007年是个承上启下的年头，中国要想收获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必须保证2007年的经济平稳发展。
2007年也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一年，在新的一年，将有新的宏伟目标付诸实施。譬如大家期待已久的3G计划，都可能在2007 拉开序幕。因此，2007年是一个保障年，无论是从宏观和长期看，还是从2008年奥运会的短期看，2007年都是一个保障年。
在这一时刻，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保持冷静的心态，要沉静对待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各种变化，及时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务必不能有丝毫松懈。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国经济翻身仗刚刚开始，各级指挥员必须全力以赴打好各个局部战役。只有矢志不渝，持之以衡，我们才能赶上世界先进。
茅于轼先生
从世界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一切国家原先都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大家忙弄饭吃，还吃不饱。那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统治着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均粮食生产趋于减少，结果就是人口的增加受到粮食增加的制约。几千年来粮食生产的增加靠到越来越耕作困难的地方去开荒。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在穷山辟野和崇山峻岭里劳苦开荒耕作的农民。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人均寿命基本没有延长，除了农业产出，没有多少其他的产出，总体上看，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社会。少数剥削者挥霍奢侈，导致更多的人愈发贫困。这一状况一直到十七世纪才慢慢地起变化。由于平等自由的观念在西欧国家逐渐被确立，法治在贯彻，穷人的财产得到保护，出现了以交换和分工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工业开始起步，科学技术有了发展的机会，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口和寿命迅速增长。在先进国家中，农业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90%多降低到3%以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西欧扩展到美洲、亚洲，而非洲至今还没有搭上这班车。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收入的不同是由于个人在社会中权势的不同而引起，在此以后收入的差距是由于人们创造的财富不同而引起。按财富创造来说，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这时候出现了整体上的贫富差距。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至今WTO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仅占GDP3%的农业的补贴，十分困难。原因就在于此。
反观我国的情况，在解放后1949-1979的三十年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夺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把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33%(1983年)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陪伴着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在起始阶段大家都是农民，收入分配差别不大，工业化开始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到完成工业化以后贫富差距又趋于缩小。在此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三五千美元时是一个不稳定时期，就因为时处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最高端，社会容易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发生动乱。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是经济增长的特别高速度，城乡差别发展得特别快，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收入分配上的快速变化。政府、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都不能适应这种忽然发生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其实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不过我们的特点是经济的特高速发展。人们来不及适应，所以风险更大一些。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还因为近十几年来巨额外国投资而加剧。每年差不多都有五六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沿海省份，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如虎添翼。开放政策又使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超过20%。这些利益也都集中在东部城镇。对外经济的这种增长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些经济上的好处集中在非农产业里，农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只有进城打工的农民通过财富增长中的滴漏效应分到一些。加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国的城乡收入以特别快的速度和规模拉开了距离。
再一个因素是我国土地制度使得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障。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惟一的优势是有土地，工业化是需要土地的，所以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出卖土地还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地处城市边缘的农民甚至于暴富起来。而我国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在土地出卖过程中农民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干部可以串通政府或开发商低价出售，为自己个人牟利。我国规定的土地占有补偿法则也极不利于农民，它以农业的产出做基础，不考虑土地城市化后的收益。因此农民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迅速，额外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这种需求对农民是有利的。可是在我国人口增长的好处，因土地制度的特殊性，没能够惠及农民，倒是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降低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这几个因素加起来更导致了农民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利形势。
综上所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除了最后一点关于土地制度跟政策有关外，其他各点都不是某项政策错误导致的。换句话讲，不论我们如何调整政策，这个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除非我们停止了发展，或者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下来。但是那样造成的问题恐怕就更多了。
分析收入分配扩大化的原因中，有人认为是社会形成的歧视造成的。的确，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平等，许多歧视。但是应该讲，改革近三十年这种歧视是不断缩小的。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是不断加速的，不平等现象是在减少的。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扩大。所以不能说是歧视的加剧造成了今天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现在我国有几千万个富人，他们在改革以前无例外的都是穷人。因为从解放的1949年到文革结束为止的三十年内，我们把富有阶级彻底消灭了，他们的财产彻底剥夺了。全中国是一个穷人国。那时候既然消灭了阶层，也就无所谓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是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是绝对禁止的。在改革后的28年中新产生的富人过去都是穷人，其中有不少本来就是农民。同时，在此期间也有无数致富了的人又变成了穷人。原因或者是做生意失败，触犯了法律，自己不会理财，上当受骗，更有被特权者巧取豪夺，能够顺利经营，一步步走上来的恐怕反而是少数。这整个过程表现为流动性的空前增加。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差，社会比较稳定。一般认为贫富差距是缺乏流动性造成的。而我国恰恰是流动性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歧视还相当普遍，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是要肯定的是改革28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改进的。而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这说明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社会各阶层间流动性不足无关。
从国内学者研究的数据也能够支持上面的分析。虽然我国总体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但是分别看农村和城市，他们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太大。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只有0.39，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只有0.32，都没有达到警戒线。但把农村和城市合并起来看，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5。这说明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来自城乡差别，也就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
如果上面的分析有道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是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差距的扩大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在1997到2004年的七年里城市人民的收入年增长率为9%，而农村的只有4%。在2005年这一速度分别为11.4%和11.0%，比较接近了。但农村的收入增加的速度还略低于城市的。这一趋势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还会上升。这不必感觉意外。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弥补这种危险的发展。比如强化累进所得税，用税收的较大比例用于转移支付。但用杀富济贫的办法有一定的副作用，即使是通过合法过程也有其不良影响。最没有不良副作用，反而还有良好副作用的就是发展民间自愿的慈善事业。反对贪污腐化对缓和收入分配扩大化的肯定有重要作用，也是最没有副作用的政策，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首先要介绍《北京日报》最近刊登的一篇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这篇谈到民主的文章没有受到封杀，引起了海内、外关于胡温是否计划在中国推动向民主方向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此外，我们还要对这个话题进行今昔对比，来看看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对民主的相关精彩论述。
胡温智囊论证民主是好东西
首先看看《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去年年底刊登了转载自《北京日报》的这篇谈民主的文章。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也纷纷转载，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科学和民主，在上世纪初的“5.4”运动时期，就是当时爱国学生的两个口号。他们呼吁改变中国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德先生，就是德谟克拉西，民主的英语democracy的译音。这个英语字后来根据日文翻译成民主。
“民主”、“民运”等这些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闪光的亮丽字眼，如今成了中国网络警察过滤和封锁的主要词汇。这次“民主”
这两个字能够在中央级的报刊杂志上正大光明地登堂入室，被海外有的观察家认为，显然“意味着胡温当局的即将无惧于、并且不得不开步走向民主”。
这篇文章出自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之手。俞可平何许人也？综合海内、外媒体报道，这位仅仅只有47岁的俞可平教授是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温的前沿智囊人物。如果把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职务都罗列出来，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大串：
◇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曾经在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片断。俞可平教授在文章中，首先指出老百姓和当官的在看待民主的时候，由于立场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文章说：
“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俞可平教授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官员需要民选，而不是要上级任命。
官员的权力要受民众的制约等等，这些观点并不新鲜。美国早在200年前就制定出包括总统在内的官员需要民选的规定。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如前《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等人就提出异化理论，认为中共官员本来应该是民众的仆人，然而在掌权后，却成了民众的主人，喧宾夺主，骑在主人头上作威作福，颠倒了主仆关系。
民主制度不完美但是最佳选择
俞可平教授还在文章中提出，“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对比俞可平教授的这一提法，显然我们能够看出他和英国二战时期的名相丘吉尔1947年11月11日关于民主的名言遥相呼应。丘吉尔说：“没有人会认为民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其它社会制度，民主制度是最不好的制度。”
也就是说，相对于集权制度来说，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尽善尽美，却是最佳的选择。
俞可平教授还提到了民主和人权的关系。俞可平教授在文章中说：
“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俞可平教授深知今天在中国大陆谈民主要遇到的阻力，因此在文章中祭出胡锦涛的话作为“杀手裥”。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海外关注体制内对民主呼声
一些海外媒体认为，这一背景显示出中共体制内要求民主的呼声强悍，孕育着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台湾政治活动家，《民主论坛》负责人洪哲胜针对中国大陆的中直新闻媒体发表关于民主的大胆文章评论说：
“尽管中国民主曙光已见，但是专政者在走向民主时所会在意的，仍然是他们自己所属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民主运动者还需要尽快大力给予呼应，参与辩证，加以冲击，施压运作，来催生一个更加符合大众之利益的游戏规则。”
中国问题观察家牟传珩在一篇文章中把俞可平的文章和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联系了起来。他在文章中说：
“俞可平教授的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一文是在中国大陆政府控制的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一篇耀眼的文章。这是继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之后，中国舆论界又一引人注目的动向。似乎有意在与《大国崛起》隐含的主题遥相呼应，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
需要民主制度之监督与协调构建和谐
中国问题观察家牟传珩在文章中还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江时代以‘经济决定论’为其执政发展的基础，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加以拒绝，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展的道路，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否定。于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要纠正20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
文章还分析说：
“胡锦涛面对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已逐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保障下，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因而，当今的中共决策层的智囊们才会呼吁，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
中共在野时极力鼓吹过民主自由
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朱学渊指出，中共在野的时候对民主、自由并不排斥。朱学渊根据1939至1945年间的重庆《新华日报》以及中共的《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刊登的一些中共谈民主的言论，转发了《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的文集。朱学渊分析说，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很多论述民主自由的文章，从词法、句法、章法来分析，显然是毛泽东的手笔。朱学渊感叹道，毛泽东说得何其好啊！而共产党就是靠着这些美妙的言论，得了天下的。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的一些言论。首先，让我们看看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一篇文章，如何驳斥那种认为今天民众素质不高，不能够实行民主制度的言论。文章说：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中共在野时，不但热情洋溢地倡导民主，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党专政。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中共在野时还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除了取消一党专政之外，更要实行新闻自由。中共领导人在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方面，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中共《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批评法西斯新闻理论时说：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等等。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再度批评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做法，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新华日报》的文章说：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的社论还批评了那些在政府控制下的官办媒体说：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和谐就是有饭吃可以讲话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智囊俞可平最近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高度，还没有超过我们刚刚介绍的毛泽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民主的论述。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俞可平的这篇论民主的文章，他几乎没有提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论述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文《多维时报》刊登过艾理写的一篇文章，形象地用拆字法，论述了言论自由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这篇文章援引了在中国大陆流传很广的一个拆字法，就是把“和谐”中的“和”字，拆成“禾＋口”，指口里有饭吃。而“谐”字，拆成“言＋皆”，指谁都可以发言。也就是说，“和谐社会”能否实现，就看是否有饭吃，是否谁都可以讲话，也就是要看经济保障和言论自由。
文章认为，对胡锦涛来说，“和谐”两字中，“和”，也就是人民口里有饭吃，不难，而“谐”难。“谐”就是给人表达的自由权利，让人人可以发言。文章指出，胡锦涛上台以来，言论自由因网络空间的扩大而得以发展，但同时政府对言论自由采取了愈来愈强的高压态势，网络屏蔽愈来愈厉害，因言获罪的人愈来愈多，各大媒体主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反复要求下属和作者“屏蔽与自我屏蔽相结合”，网民也常常因为被不断屏蔽而怒火攻心。文章说，能让人人讲话发言的“谐”是和谐社会的一半，很重要。胡锦涛能做到“谐”吗？从过去看，没有做到，从未来看，不知道。
文章说，网上有一顺口溜：“网民讲真话，平民讲实话，干部讲套话，贪官讲谎话。”网民的价值正在于其真实。网民比党内理论家们和秘书们聪明得多，真诚得多，他们通过拆字法就把“和谐社会”的精髓表达出来了，“要吃饭，要讲话”。
另一位网友说：
“这篇文章写得很客观。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社会经济、人文、思想主流、价值体系的关系，就象穿西服、扎领带那样配套。如果中国人不改变一下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或至少现存的传统价值观不再成为主流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接近美国或接近西方文明国家的价值观，那么盲目、机械地引进民主制度一个空壳，最终走印度等国的老路，是不可避免的。”
北京著名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评论俞可平的文章说，虽然2006年可以看成是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大打出手的一年，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共政权的残暴性还是在逐步下降。由于民主成为中国民众的共同诉求，面对强大的公众压力，中共不得不作出改变。
例如，从官方的主流话语的角度来讲，在90年代中期不可能在公共舆论中大谈特谈的一些概念，现在也可以谈了，比如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等等。刘晓波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控制的新闻媒介现在唱民主的赞歌还是有相当的意义的。
在朱镕基担任中国总理期间，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率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七到八之间，此即所谓“七上八下”，显示朱镕基的超级功力。但是这个数字怎么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数字来源都不准确。这是“一党专政”
下“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必然结果。也因为如此，观察中国的经济，以宏观为妥。
这两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突破“七上八下”的数字，到九到十，外汇储备甚至到达10，000亿美元。这固然令胡温自豪，然而也使他们发毛，所以不断施展“宏观调控”。也许调控缺乏诚意，也许有难言之隐，所以成效不彰。所以中国经济继续往前冲。
不象邓小平时代为经济发展而自认“财大气粗”，也不象江泽民时代狂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胡锦涛比较内敛，可能是他的阴柔性格，可能是“中国威胁论”压力太大，现在中国都尽量低姿态，以“和”为贵，然而仍然难掩得意与骄横之情。例如，对外资开始有嫌弃之心，对他们的限制增多，“贱卖国有财产”的叫嚣不断等，而国人出国旅游的表现，才是最自然的“国格”表现。
然而，中国也应该汲取“七上八下”的教训，那不是增长率，而是“年份”。经济发展与股票一样，不可能永远升或永远跌。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扭转颓势，到1987年，邓小平趾高气扬，要冲价格关，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引发抢购潮，於是1988年引来“治理整顿”导致经济滑坡。这是第一次的“七上八下”，时间很短。
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地产、股市热火朝天，莺歌燕舞，中国脸上有光；但是紧接着的亚洲金融风暴，到1998年香港楼价、股价比高峰期跌下六成左右。人民币汇率也受到很大压力。2003年香港近百万人游行，其经济因素与此有关。
现在来看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概又到“七上八下”的时候了。虽然这两年年年在喊“宏观调控”，然而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10.9%，第三季度虽放缓，但是前三季度还增长10.7%，因此全年至少10%以上。虽然经过加息，以及使用各种调控手段，地产业也仍无法冷却下来，可见整个经济的快速运行很难阻挡。特别是最后一个季度，上海股市屡创新高，在香港上市的H股也创新高，上市的新股又一再破纪录，不是集资数额破纪录，就是第一天挂牌股价升幅破纪录，把香港股民搞得如痴如醉，也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振奋的作用。
这次中国与香港股市的大升有好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价太低，必然就有升值的预期，然而中国控制它的升值幅度而没有放开，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只升不跌。
所以预期中国的资产也会升值，从而引来大批热钱到中国与香港。问题是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有个限度，当股价不到一年内涨了一倍、两倍的时候，难道期望它还要涨下去，或不会跌下来吗？当一直看好中国的上市公司时，难道忘记了中国经济与金融机构的隐患吗？
世界银行在半年前宣佈中国在2005年已经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以前BBC国际部委託全球市场研究公司进行的的全球民调中，41%受调者认为中国经济在20年后的2026年排行居首，35%的人认为是美国，10%的人认为是日本，6%的人认为是印度。这可是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可以预料，在2008年奥运会以前，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发展，但是奥运会以后会不会“八下”呢？特别是已经远远脱离民众置房能力的房地产业。资本负债比例都在100%以上的地产公司一旦爆破，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国际货币基金的专家警告中国可能爆发新的庞大坏帐。那些最近入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银行将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当然2010年上海还有世界博览会，或者使泡沫推迟一些日子？日本80年代经济高潮后的低潮走了十几年，大发展后的大整顿，中国要走多久？
最近中国爆发的涨价浪潮、特别是农产品的涨价浪潮相当诡异，有报导表示是中国政府有意哄抬的，因为要提高农民收入。果然是这样吗？政府与官员真是这样关心农民的疾苦吗？祇怕获益的是那些流通领域的官、商。可是没有甚么人说，人民币迟迟缓缓的升值，引来大批热钱，大大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但也增加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这本身就会刺激通胀。这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是某种预兆吗？
读西方知识名流的传记越多，就越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大凡喜欢唱高调的左派知识人，都有偏执、蒙昧、不负责任的一面，法国的罗曼•罗兰、萨特如此，英国的萧伯纳、韦伯夫妇亦如此。
最近，读了法国著名思想家贝尔纳•亨利•雷威的《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曼玲 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作为昔日的左翼青年和毛主义者、如今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的雷威在本书中反思20世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他的结论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20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的疯狂，一个世纪的动乱。”“他们的积极介入经常是盲目的，他们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法国革命以一种新形式在继续俄国的革命；另一些人则着迷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苦行主义；而第三种人念念不忘对纯洁性的疯狂追求，我认为这种疯狂追求正是20世纪的大患。”（译序）
此书记录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许多政治趣闻，比如，著名画家毕加索为斯大林画肖像事件，今天可以当作政治笑话来读。
在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中，天才画家毕加索属于左派中的另类。他是个令人困惑的存在，在绘画上，他创造了大胆而怪诞的视觉语言和变化多端的画风；在生活中，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属性，私生活放荡而不负责任。这一切，几乎没有哪一点能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相容，但他却具有法国共产党党员的红色身份。
在政治上，毕加索早年倾向“无政府主义”，中年转向左倾，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密切，对斯大林的苏联充满敬意。经由左派知识分子、著名诗人阿拉贡的介绍，毕加索于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9年为世界和平大会作宣传画《和平鸽》。然而，他对红色苏联的倾心，并没有换来苏共的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当局并不赞同他的先锋艺术。为此，他还专门写过一则声明，阐述了自己的艺术动机，为自己的绘画风格辩护。
1953年，达到声誉高峰的斯大林死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因失去了领袖而悲痛，一向紧跟苏共的法国共产党更是如丧考妣，全党哀悼，每个法共精英都前去悼念、致哀和流泪。阿拉贡既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共的精英，他当时担任左派喉舌《法国文学报》的社长。《法国文学报》马上向斯大林和苏共致哀，并负责组织法共的悼念活动。他要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肖像，用于《法国文学报》悼念专刊的封面。
毕加索是现代派画家，对西方现代绘画中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诸流派，皆有开拓性贡献。他最擅于怪诞而诡异的变形，即便是按照党的要求为斯大林画肖像，他仍然难改一贯的绘画风格。他在接到阿拉贡下达的政治任务后，就以极快的速度画了一幅斯大林肖像。象他所有的画作一样，这是一副半虚幻、半立体的肖像画。他用很重的笔调画嘴唇，两颊的色调也很丰满，一对变形的大眼睛占去大半个画面，一缕头发似乎是用劣质木炭匆忙涂抹而成。
毕加索笔下的斯大林肖像，酷似其名画《阿维尼翁少女》中的某个人物，离全世界共产党心中的伟光正形象，实在相距太远，顿时引发出共产党人的强烈愤怒。特别是在紧跟苏共的法共内部，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共产党员们眼中，斯大林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天才和最高领袖，决不会如此丑陋。由此爆发了一场对毕加索的声讨，对毕加索的愤怒也波及到阿拉贡，他遭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和党内同志的强烈谴责。共产党员们将此事件称为法共的大丑闻，他们高喊：亵渎了伟大领袖，卑鄙无耻！甚至，差点酿成法共内部的一场危机。
雷威对“毕加索－斯大林肖像画事件”评论道：“即将动摇整个法共机器内部的事件里（声讨阿拉贡！声讨毕加索！知识分子恶棍竟敢触犯图腾形象！），人们总会看到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的证明，——阿拉贡的胆大妄为已表明其持久存在。”P251）
对毕加索的斯大林肖像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毕加索不是正统画家，对共产主义的领袖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据说，毕加索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斯大林肖像，画得太快、太轻率，所以，画坏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雷威认为，左派知识分子为了政治理想而无视真理，对于他们眼中的理想国家犯下的罪恶熟视无睹或为之辩护，希望今天的西方知识界能够汲取这一世纪教训，他说：“我们现在似乎正在走出来的极权专制的意志类型，与之共存的某种文学的‘调调’，我不知道是否应以野蛮、恐怖主义、初期的红色高棉的砍头杀手来形容这个‘调调’，但是，无论如何，它曾几乎是20世纪这些知识分子的主题。”（同上P13）
2007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2007年1月7日，一条标题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称‘应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看内容才知道，原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在才看到中国四处泛滥的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危害啊，这样的人还配当官啊，”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他居然现在才知道，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想提，省得他说冤枉他是坏人——但为了真实性不能不提。
君不见：中央电视台每晚吃饭时间的整七点”新闻联播”，成为中央一套及全国各省、各市第一频道的强迫性节目。这样的”新闻联播”，果真有值得关注的新闻播出吗？
不长不短的30分钟时间内：不是党和群众打成一片显得很亲热，就是党的会议多团结多隆重多正确，党的干部多优秀多能干多廉洁奉公；不是”永远的丰碑”，就是”永远的记忆”，这个永远到底有多远，仿佛象征着共产党执政到底多永远。
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联播”千篇一律，可以当外婆妈妈的邢质斌主播，继续为”中央一套”奉献自己的青春；而八九年以来，一直凭着似乎慷慨激昂的有着政治男性暴力特征的声音谴责所谓动乱暴徒的罗京主播，恐怕是用他的面孔告诉后人，他从1989年6月就已经出现在中央一套上了，看着他就容易想起六四，因为历史至今还没有结束。
君不见：”新闻联播”以后，那个不是焦点内容的”焦点访谈”节目，简直是狗皮剩膏药贴在肾虚的腰子上，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我不想说外国记者感兴趣的郑恩宠、陈光诚、胡佳、鲍彤、程益中和喻华峰的妻子孩子，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等等，永远不是成为他们的”焦点”，就是国内普遍存在的农村孩子在父母打工所在的城里不能就近上学，教育有失公平，农民失地、拆迁补偿太少，渔民失海更为悲惨，以及贪官污吏背后的内幕，滋生并导致陈良宇、陈希同腐败、入狱的制度利弊，这些焦点，却从来不是他们”焦点访谈”的焦点。
如果说，这个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从来不看电视的话，那么我可以原谅他，但至少他不会不看报纸吧，比如《人民日报》除去摊派和公费订阅的，还有多少发行量，这个署长不会装聋作哑吧。
报纸上天天都是歌功颂德，只见莺歌燕舞，实际上是州官四处放火（腐败为社会添乱），不见医疗、教育、失业和住房几座大山重压之下还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四处都是泛滥的文化垃圾，四处都是公款宣传和炒作，这个副署长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还是让我逐条批驳这个吃着公款、掌握着话语权的副署长的原话吧：
2007年1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记者刘婷报道，1月6日，第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提出，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宽容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提倡高品位的文化创意和创新，但应”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
我请问这个柳斌杰副署长：政府何时才能真心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宽容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这个不受民众选票监督的政府准备好了吗？你这个出版署掌握着批准成立出版社的垄断的特别大权，请问中国13亿人口，为什么只允许有560多家官办的出版社？老百姓自己想出本书，还需要到这500多家出版社里花1-2万元的高价买个所谓的书号，你们出版署难道不知道你们下面那些出版社为你们长官送礼，请吃请喝，其中又有多少普通作者掏出来的买书号的钱？你们害臊不害臊？自己本是一个统管文化事业的政府单位，却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文化垃圾制造者，自己反对自己，正如自己监督自己，自断其臂，谈何容易？简直是一派空话，假话。
再看柳斌杰副署长接着说，”最近以来，文艺界自曝色情内幕、文化产品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戏说、文化领域大量炒作等现象不断出现，水分太大，感觉文化轻飘飘的。””判断文化作品或行为是否是文化垃圾，标准在于它对社会和子孙是否有害。文化有娱乐的功能，尤其是大众消费，但它不代表文化的前进方向。”依我看，文艺界自曝的色情内幕，多是来自新闻单位，比如中央电视台，老的有赵忠祥，小的有某某某，哪一个不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我还怀疑拿着新闻出版总署准发记者证的中央电视台所谓导演、大腕、名流，从来都少不了男盗女娼的高手。不光中央电视台几个大腕，就是陈良宇、陈希同这些政治大腕，贵为政治局委员，都少不了生活糜烂，不干净的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圈子、文化单位内部，除了不断地“自曝色情内幕、文化产品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戏说、文化领域大量炒作”之外，还指望他们能干什么？所以说，他们的节目不是“水分太大，感觉文化轻飘飘的”，而是本来就是水，而且越搅屎越多，越浑，越对整个社会和以及子孙后代有害——假如无产阶级还有后代的话。
所以我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你的话真为新闻出版总署这块牌子丢人，奉劝你以后别再信口胡说反对什么”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了，若不会当官就不如回家抱抱孩子，做做家务，也比天天站在各种公众场合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地不讲真话、丢新闻署的人强。
－－观察首发
仅仅因为介入一个侵权案件，有关律师已经十次遭受所谓黑社会的殴打，这可以算是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了。12月27日凌晨，担任陈光诚辩护律师的李劲松、李方平、程海、黄开国等人在临沂遭遇身份不明者的暴力殴打，这是所受十次殴打中最严重的一次，在12月27日凌晨的殴打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使用了铁棍这样的凶器，致使李方平律师严重受伤。
可以说，对李方平等律师的殴打，以及报案后临沂警方的不作为是当下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好写照。在勇敢地揭露临沂计划生育中的违反人权行为之后，盲人陈光诚就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临沂地方法院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以凭空捏造的罪名，对一个盲人判处了四年三个月的刑期。而在案件进展中，无论是取证还是庭辩程序，有关律师都遇遇了公然的暴力阻挠，但是，以黑社会面目出现的身份不明者的犯罪之举，至今毫无例外地逃脱了法律的惩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要么这些殴打是在当地官员的纵容乃至直接策划下进行的，要么山东临沂市已经沦为黑社会的天下。
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共临沂市委书记的李群和临沂市公安局长的刘杰，对律师十次遭遇殴打的事实，都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临沂市已经成黑社会天下，二人均应为治安状况的彻底失控而辞职下台；如果是当地官员策划了对李劲松等律师的殴打，那么，要追究跨县区殴打行为的直接指挥者，刘杰和李群都脱不了干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忘记，之所以在临沂市发生普遍而性质恶劣的计划生育侵权现象，与市委书记李群急于以计划生育的“政绩”作为升迁的筹码有关。
到现在为止，由于对陈光诚的重判，由于辩护律师及旁听者所遭受的暴力殴打一再发生，陈光诚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法治走向的试金石。是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舆论面前公然抛弃法律，还是将政权行为基本控制在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框架之内，将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的人治环境下，政权是否遵守法律的问题，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中共官员手中，象陈光诚案这种并不直接事关“稳定”的案件，任何官员都没有理由以体制之病作为借口来推卸应负的责任，对于李群和刘杰，以及至今还躲在幕后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些名字，我们必须持续地予以揭露和谴责。如果李群肆意侵犯人权后顺利升迁，那将是对中共各级官员的直接鼓励，中国民间人权人士将可能面对更普遍的打压，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持续的谴责和抗议来应对李群和刘杰这些人的劣行。
即使无法阻拦李群的升迁，我们也要清楚地表明态度：李群和刘杰这些官员没有可能一直躲在体制的背后逃脱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策划或默许了暴徒对律师的殴打，那么，他们已经是赤裸裸的犯罪分子，而不只是一般的人权迫害者。
当然，权力给了他们虚幻的安全感，利令智昏的李群和刘杰们或许以为他们可以长期为所欲为下去，但是，请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种声音的存在，正如陈光诚的最新上诉书中所说，那是“永不放弃”的正义与法治的声音。
今天，除了对维护法治尊严的李劲松、李方平等律师表示最高的敬意，让我们记住另外一些人的名字：李群、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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