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还要往深里追究责任，那就不仅要追到酒店主管的失职，更要追究当地主管旅游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的渎职。

然而，由于此事发生在敏感的时间和群体反日狂热之中，继日本遗毒伤人事件后，再次引起国内舆论的大哗。不但惊动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和众多爱国民众，也惊动了广东当局乃至中央。中共外交部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是，像近年来的任何一次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一样，虽然官方经常利用民间的爱国主义，但在如何处理某件具体事件上，官民之间并不一致，常常是民间高调而官方低调。此次事件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外交部言论低调温和，以强调中日友好为主。唯一有点严厉的地方是，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国民进行中日友好的教育。

民间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最为荒谬的是，他们不但大骂日本人，也殃及接待日本游客的妓女，有人甚至要她们也跟着日本游客滚出中国，去日本卖春或当二奶。这让我想起赵薇误穿日本军旗装的事件。当时，赵薇在网上受到的语言强暴，简直就是流氓爱国相。他们大骂赵薇本人是“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三代，侮蔑赵薇家从其高外祖母开始，就给日本占领军提供性服务。这种骂法，用中国俗语说，就叫“操她八辈祖宗！”

从道德的角度讲，即便集体买春是人性堕落，那也是日本嫖客们的耻辱，而与中国妓女无关。妓女是卖春，提供性服务是她们的谋生之道。至于9.18这个日子，我相信许多妓女并不知道，如同当年女影星赵薇并不认识日本军旗一样。而且，中国的色情业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高档妓女出入高级酒店，专门接待外国嫖客，也曾是时尚之一，有些妓女还因此嫁给了老外，与黄土地拜拜了。另外，从港台商人包二奶到大陆权贵包二奶，“二奶热”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若非官方睁眼闭眼，中国也决不会发展出600万妓女的庞大卖淫业。何况，无论出身贫富，妓女都是靠自己的肉体挣钱，这与官员们靠权力牟取银两的腐败相比，不知要体面干净多少倍。

另一中国特色是：在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时，大陆的民间和官方皆表现出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比如，中共官方在处理中美冲突时，对外务实低调，力求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对内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全力妖魔化美国来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

再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然而，当他们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却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反美反日的愤青们，都曾搞了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并得到了当局的默许。然而，他们准备在两国驻京使馆前举行规模极小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现在，愤青们又故伎重演，把充斥BBS的污言秽语同时泼向日本嫖客和中国妓女，惟独在呼吁中国政府出面警告日本时，肆无忌惮的语言几乎没有。

如此看来，说爱国愤青们将日本人在中国买春，上升到“爱国”、“国耻”、“民族自尊”加“历史反思”的高度，是“弱智、狂热”的表现，但他们的弱智中却透着精明，狂热中显出理智，他们太知道：对谁可以肆意漫骂、火药味十足，而对谁只能理性克制、绅士文雅。

可见，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2003年10月1日于北京家中

 

在香港的几天里日程得十分紧凑。刘山青安排我会见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是刘山青有意图让我有机会向那些朋友募集捐款。我向刘山青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募捐，我实在不知怎么开口。刘山青说：并不是为你个人生活募捐，而是捐助你出书，或捐助你从事的工作。我想，那就试试吧。

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一切活动都是自力更生。所需经费都是来自同志们的工薪奉献。党的成员都是薪资有限的人士，靠工薪奉献的确使党的活动能量难以大幅度扩张。更何况有人加入民运组织非但没有作奉献的思想准备，而且是希企从中得到利益。有位朋友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中国社会民主党总是那么穷，谁会加入进去呀？”还有一位颇有名声的民运人士很直接了当问我：“你们中国社会民主党靠什么作凝聚力？靠经济利益还是出名？”我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又不是一个企业，哪来经济利益？出名也难。都是草根阶层的人士，没有什么名望。”那位人士说：“这样，别人凭什么要去加入你们的社会民主党？”我听了无言以对。我内心一直认为，在民主诉求被现政权列为非法活动之时仍然要执着于它，这除了理念的凝聚力还能有其他什么呢？那位名士的话令我极感意外和悲哀。

我当然希望能得到资助。我也听说过九十年代初海外民运曾得到过许多捐款、资助。但是我亦了解近十年、八年来，海外民运获得资助愈来愈困难。一些民运名人想得到资助都远非易事，遑论我辈？这使我断绝了获取资助的任何念头。这次到香港原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没想到山青会有这方面的建议和安排。真有这个可能性吗？我将信将疑。

十五号的文革座谈会上来了个热心的听众，他名叫张家敏。二十六年前他还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在支援大陆七九民运的热潮中他和林昭寰一起来广州会见我们。只是他来的次数没有林昭寰那么多。我只记住了林昭寰等几位，其他都淡忘了。刘山青得知他来到，便与之再约定了个时间交流一下。山青对我说：张家敏与林昭寰走着不同的道路。林昭寰毕业后到大学任教。张家敏则进入实业界，很有成绩，后来被中共统战位居政协，但他的思想还是倾向民主的。你不妨与他多谈谈，适时向他提出募集捐款的事宜。

十六号下午，山青带我在一间餐厅与张家敏见面，共进午餐。张家敏带来了他百万字的巨著《建国以来》送给我。这是中国1949年至1997年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当代史。张家敏很坦率地谈及他对大陆政局走向的感觉。他认为尽管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但目前尚难以预期民主何时才能在大陆完全确立。他的感觉是共产党在尽力延续其体制。其手法并非都是笨拙的，其中有些甚至是相当有成效的。张家敏说，通过直接接触，他了解到共产党的官员队伍中尽管贪官很多，但也有些很有能力的人。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正在不遗余力地支撑、维持这个政权。

张家敏的观点与我在海外民运圈中听到的流行说法大相径庭。但我完全不以为忤，因为我与张家敏有类似看法。只是我还有另一些支持这个看法的根据，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共产党与昔日的的确已大异其趣。它已竭力使中国已变成一个有自由无民主的社会。相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去旅行都需要单位证明才能成行，现在中国人已有了接受高度教育、迁徙、择业、结婚离婚等很多从前不拥有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有助于释放社会成员为个人奋斗的能量。它可诱导社会成员不关注或少关注社会弊端而埋头经营个人的园地。对于那些有可能对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体制造成威胁的自由，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共产党便全力予以扼杀。在这双重的作用下，许多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技能的人都表现出认同目前体制的倾向。这些人远比底层民众拥有发言权，在他们话语中对共产党体制小骂大帮忙、乃至涂脂抹粉是主流。共产党正是这样利用甚至激活了中国人特别强烈的私心来维持其违背历史潮流的专制体制。民主不可抗拒。中国不可能就那么例外竟永远没有民主。可是民主旭日何时能在中国大地上升起则确实难以预测，起码不是近期的事情。

午餐后张家敏还有事务安排，不便久留。老朋友握手道别。走出餐厅后山青问我：怎么没有向家敏提出募捐之事。我说：嗨！我都不知怎样把话题转向那个方面。山青说：其实张家敏这个人不错，很慷慨，而且经济实力也相当可观。十万港元对于他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听得出来，山青是为我惋惜，失去了一个获得资助的机会。我很感谢山青的热心，但对失去这个机会心情却很平常。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得不到资助是常态，得到资助才是意外。

十七号早晨山青还安排我在一家专门经营早餐的餐厅与香港房地产名商施永清会面。山青曾对我谈及施永清青年时代原是左仔。但后来看穿了中共的虚伪和残暴，便转而投入民主阵营。后涉足房地产开发。做得很成功，积累了很大的经济实力。他虽然不在民主第一线，但很愿意为民主事业捐款。我亦在一旁听到“长毛” 与山青议论说：“这次起码要请施永清资助老刘十万港元以上。”

施永清先生身高约一米八，戴着一副造型儒雅的眼镜。相貌十分和善。与其说是长袖巨商，毋宁说是宁静学者。他得知我的社会民主党身份，并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关注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后，便谈到他对改善工薪阶层处境的看法。他说企业应尽量提高员工的待遇。只要企业有赢利，就应以各种形式多给员工报酬。他说，在他的公司里就是这样做的。

我对施永清先生说：这固然是方法之一，但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更关注的是，从整体上、全局上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为此，在民主诉求的基础上必须附以许多经济杠杆，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施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各自所占角度的不同而至着眼点不同罢了。

接着施先生谈到他所了解到的大陆房地产开发中极其严重的贪污腐败情况。那的确是触目惊心。当然，有关这些，我们从海外的华文报纸中已知晓了不少。只是通过施先生的讲述则感受更加具体。

直至告辞，我们都是在问题和观点的探讨之中。我始终没有向他提及募款之事。这次会见之后山青没有再问我为何不出声了。大概他已知晓了我不具备把话题引向那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在这方面我也的确是“扶不起的阿斗” .在乘此难得的机会募集资助的事宜上，我是一再坐失良机、一筹莫展、一无所成，两手空空地离开香港。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气馁，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此行的目的。而我此行的目的则圆满达到。

来香港参加文革40周年座谈会固然是目的，但我更企望的是会见许多朋友。除三刘、月凤、昭寰等许多老朋友外，我还想见其它许多新老朋友。跟他们叙旧，跟他们探讨交流。山青、英杰、月凤极其热心地替我张罗联络，使我的心愿得到实现。

这次香港之行会见的新朋友除前面专文叙及的梁国雄、曾健成、刘慧卿等之外，还有何俊仁、黄毓民、劳永乐、凌文秀、陈健成、吴太平、孙斌、龙纬文等。山青、英杰还替我通知香港的一批长期坚持参加海外民运的朋友与我会面。十五号晚上，杨铮、李伯特、钟堂、黄钟、伍国雄、刘泰、楼宝庆、雷达、陈元华等许多民运朋友在英杰的学联会议室与我座谈。大家坦诚友善地交流着各种看法、和对民运及中国前途的预测展望。谈话进行得非常轻松愉快融洽。直至深夜才紧紧握手惜别。匆忙中没有通知到的老朋友陈诗先生和杨小炎先生也在十六号上午抽空来与我见面聚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健康开展他们都对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使我尤其感动的是十四号晚上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先生风尘仆仆地从远离香港市中心的干诺道赶来与我见面，并请我和当晚在场的朋友们在黄毓民太太开的餐馆里共进晚餐。晚餐后，刘达文先生又继续请我和山青的太太唐婉清到另一家甜品店饮甜点畅谈。

刘达文先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坚持社会正义公理的气慨令我深感钦佩。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创办了杂志《前哨》。《前哨》除满载着民主精神外，还纵横捭阖、内容极为丰富，且印制精致，致使在平面杂志如林的香港打出一片天地。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发行量为香港同类杂志之冠。刘达文先生的奋斗精神给我以极大启发和鼓舞。我深感应以刘达文先生的事迹为榜样，在目前艰难草创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事业中锲而不舍地坚持跋涉。

十六号晚，刘子廉作东，请我和当年曾到广州支持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老朋友们共进晚餐，为我饯行。当晚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如杜松等。朋友们忆旧阅新、纵横聊谈、十分愉快。而尤其可贵的是，老朋友们并非只是聚餐才来。他们都不仅热忱参加了十四号的文革研讨会，而且都为会议的圆满举行出策出力。文革研讨会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在此之中凝结中朋友们的集体努力。

十七号中午，刘山青、刘英杰、张月凤送我到机场。一路上山青象几天前来接我的机那样不停地向我介绍沿途的景点，这使我蓦然产生一种留念情素。这两位恰巧也姓刘的香港青年在二十七年前从香港来到广州，就与我结下终生友谊。我把他们视为小弟弟。只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他们如今也人到中年了。几天被安排得满满的时间表里，二刘一张几乎时时与我在一起，比通常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现在一下要离他们远去，心中还真有点不舍。四、五天的时间似乎过得太快了。在候机室里他们二刘一张轮流与我合影留念，我意念深处则在祈祷时间凝固，可是班级终于腾空而起了。

当班机昂首直刺蓝天；当香港的高楼大厦迅速从机翼侧下方掠过时，我心中不知为何泛起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是对离别的不舍，还是对理念追求的未竟？好像都不全是。细细检索自己的神经末稍，豁然明白了。那是我此行之中丰收了朋友们的深厚情谊。这份情谊如金子般沉甸。关于募捐资助我是空手而归，而领受友谊我是满载而归。

 

「导语：“我才唱罢你下场”加上“你才捞罢我上场”，就是今天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媒体和官场的双无耻，也是最具有中国式特色的黑色幽默。」

北京市因刘志华下台、张茅调任国家发改委，丁向阳和陈刚被增补为北京市副市长。“你才捞罢我登场”，锣鼓喧天，十月十日终於出现高潮。在市长王岐山的“介绍”下，丁向阳和陈刚首先和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见面”，随即王岐山对两人做了“说明”，随后经过“投票”，这两人便被“任命”为副市长了。

其实，丁向阳和陈刚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早已由中共中共内定好了，风声也放出好几天了。现在居然还要装模做样的跑到市人大去“见面”、“说明”、“投票”和“任命”一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虚伪的闹剧、更不要脸的骗局吗？

凭什么当副市长？丁向阳因为是硕士，“有丰富的国家部委工作经验，先后在国家煤炭部、能源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办公厅任职。政治素质好，为人正派，熟悉宏观经济，改革创新精神强，处事果断，工作有魄力。”陈刚“开拓能力强，在其主持下，北京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规划的制定。”

但发表就职感言时，丁向阳却表示，做为北京市的一名副市长，“我深知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力与新时期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而陈刚则说：“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北京市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永远被盲婚哑嫁，明知对方是地痞流氓梅毒患者，也无法被奸汚、被糟蹋的恶运.

至於指望“与要求还有差距”的丁向阳、“还有很多不足”的陈刚会成为“廉洁奉公、依法行政、尽职尽责，尽快适应工作，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副市长”，多半也是妄想，因为正面的例子几乎没有，而反面的例子却不胜枚举.

因房屋地面塌陷，北京市回龙观一小区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今年3月17日下午4时许，副市长刘志华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往小区慰问，并要求施工方尽快解决此事。“对不起了，让您这么长时间没有房住，岐山市长和我都很重视此事……”这是当时刘志华副市长的原话。居民岳先生完全没有想到公务缠身的副市长，会为他这样的一点小事而亲自来表示歉意：“刘副市长来后，我真的感觉老百姓的心和政府紧贴在一起。”

讚歌犹在耳边，对刘副市长感激涕零的北京老百姓很快知道了：原来刘副市长的心和女人、和金钱贴得更紧呢。更可笑的是，一班马屁虫开始吹捧丁向阳了。

一位北京市发改委“相关人士”——什么相关？政治相关、经济相关、血统相关，还是派系相关？高度评价丁向阳的用人思路，例子是去年五月份，北京市发改委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五位奥运经济专家，并开出五十万元年薪的高价。请问：这五十万元年薪是怎么样算出来的？经过专家论証了吗？经过人代会审议、批准了吗？再请问：这叫什么思路？这叫大手大脚，这叫仔卖爹不心痛的败家子！

丁向阳和陈刚会不会步刘志华后尘？例子不胜枚举.党和人民的喉舌对他们口吹捧还靠不靠得住？《新华网》2006年10月13日就有《武汉中院两任院长前腐后继，继任者边反腐边违纪》报导，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话说2002年，武汉中院十三名法官和四十四名律师涉案，被当做司法系统典型的“腐败窝案”而震惊中国司法界。因为涉案人员中，包括了当时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副院长，三名副庭长、七名审判员、书记员等。

2003年武汉市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文轩临危受命，“当选”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请来全院60多位法官的妻子，对她们说：“为了法官的清正廉洁，为了家庭的幸福，大家不妨在家里学学电影里的河东狮吼，当个好妻子。”可是三年之后，这位高调反腐、痛陈“红包”危害、语重心长地告诫每位领导干部和法官以及他们妻子一定要慎权、戒贪、律己、修德的周文轩院长，不仅自己被双规了，连他的妻子也被带走了。

但是，此前的4月19日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暨先进集体、优秀法官表彰大会上，武汉中院还荣登全省十个先进法院的榜首。《湖北日报》还以《不信东风唤不回——武汉中院创全省先进法院纪实》为题，吹捧武汉中院党组“历经三年取得非凡成绩”，胡说获奖是对周文轩院长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武汉中院全体干警的最高褒奖！”

这又成就了最具有中国式特色的黑色幽默：“我才唱罢你下场”。於是，“你才捞罢我上场”加上“我才唱罢你下场”，就是今天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双无耻.

2006年10月11日初稿，12月25日改定於流浮山雕虫斋

 

 

一个小时有60分钟，这点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再忙碌的人，一个小时也不会享有61分钟的”特权”.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时间段，迎来2007年，告别2006年。

2006年，我又有哪些事情可以回顾呢？

想起一些媒体每逢年头岁尾，都可以整理一个”十大新闻”，大到一个地球的，小到一个国家的，都可以归纳最精华的十大事件。其实，我作为个人，在这个过去的时间段也有自己的”十大新闻”.不光我，包括每个网友，每个家庭，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编年史”，有自己的难忘和精彩。

2006年，我难忘的是有了新的经历，写了上百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比较尖锐的文章被某些部门告状，最后出现了工作变动，到了8月份杭州最酷热的时候吃了一点点苦，接受了一次从来未接受过的教训，学会了忍耐，建立信心和对未来的盼望。

2006年11月17日，我受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邀请，从北京出发，以基督徒身份前往美国学习考察，进入教堂崇拜上帝，学习圣经和参与多次特别为中国的祈祷活动，为我们世上当政的王祷告，还拜访了当地政府、大学、媒体和民间组织以及一些普通人士。

出国，是平生的第一次。很有趣的是，2005年我第一次到公安局办理因私出国护照时，对访问国这一栏我随意地填写的是”美国”.一年后，我真的到了美国，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总在你没有期待的时候发生。

美国是个大国，美国人很热情，但美国这个备受上帝祝福的地方并非没有地狱，也有魔鬼一样的人，也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令人烦恼和感慨。世界上，总是这样：有的人向善而生，还有一些人向恶而死。

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因为捍卫新闻自由和自由言说的权利而遭遇挫折，是个人的十大新闻之一；第一次出访美国，感受”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以及第四种权力设计的国度，前后长达21天，也可以入选我个人的十大新闻。

11月17日下午5时，我和北京的朋友，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为全国律师带头状告司法局乱收律师证年检费而经受磨难并获胜的李苏滨律师，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法律特别顾问李建强顺利通过海关和边防，就直接上了巨大的波音747客机，要经过长达12个多小时的漫长的空中旅行，飞往华盛顿。中间在美国中部大城市芝加哥转机，又两个小时到达华盛顿，出了机场才想起，我们还在继续过17日。等于我们过了一个中国的11月17日，又过了一个美国的11月17日。回来时是12月6日凌晨，到了北京就是7日了。访美时多过了一天，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少了一天，时差原因，地球是圆的。

北京进入黑夜，我们在华盛顿已经是早晨了。

我是11月16日先期从杭州直接飞往北京的，当晚与范亚峰等主内弟兄相聚，崇拜我们信仰的独一真神——主上帝。

我认为，这一些，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安排，通过我们的心灵和行为去荣耀他。

我想起圣经里有一句话，正好可以坚定了我原本软弱的信心，主说，”小子们哪，我们相爱，我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因为我们言行一致，就可以因信称义，以至于分别为圣了。

当然，2006年，我个人最大的新闻就是受洗归于耶稣了。

当我众多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基督徒，我知道我们都有同一个上帝，他是自有永有的，又是无处不在的。

约翰福音开头便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就是爱的源泉，依靠这源泉的就不会没有依赖，就不会成为无所依赖的”无”赖。

我的弟兄、《圣经》翻译学者林涌强说，如果可以用一个文字可以概括圣经到底讲什么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字：”爱”.爱，是相互的，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爱众人，这爱来自上帝——源头在他，他先爱我们，我们犯了罪却没有丢弃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爱上帝，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让我们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爱。

2006年，由于一系列事情在我身上的发生，使我有机会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采访，还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闻人物，前面说了这里面有我吸取教训的地方，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06年12月19日，我将杭州的某个政府部门告上法庭，因为该部门认定我呼吁的一个事实缺乏依据，而我亲身调查后发现我确实有确凿的依据，所以我们只有法庭上见了。当然，庭下我们握手致意，又相互交流，虽然还做不到彼此”相爱到行为和诚实上”，但至少言语和舌头上，都有了友好和问候。

想想法庭，也并非一个不拘言笑的地方，不打不相识，我应该以平常心微笑着应对。

记得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印度修女特蕾莎一次与美国青年见面，人们问她如何对待家人，她回答：”每天，对着妻子微笑，对着丈夫微笑。”青年们觉得好奇，又问，”请问您结婚了吗？”，特蕾莎修女说，”是的，我每天对着耶稣微笑。”不光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是我们微笑的对象，就是对我们所敌视、所怨恨的人，也是我们主动微笑的对象——这便是善意的，和平的。

2006年12月20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住一起，交流，谈心，以及微笑。一连几天，当然我当时想起我的几位弟兄，我也希望对他们微笑，可惜我没能与他们见上面，但只有在心里微笑，因为我们所信的为我们传递只有内心发出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微笑。相互祝福，应该是无所不在的，我们都可以相互称呼是兄弟，是平等的。

2006年，我记得有网友——我时刻应该微笑面对的朋友问我，是如何信仰基督教的，我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抄几段经文进行回复，因为但是我觉得几句话难以说清楚，因为我自己觉得信了就是信了，知其然就是知其所以然。当还在美国圣经带城市德州米德兰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这个说法讲给了同行的李建强律师，他就反应很直接了，他说，你若说别问为什么，就直接去信，他”反而不信了”，因为这似乎是很强迫，很主观，很唯心。可能，是我的方式不正确，或话语表达不清楚吧。

但来自源头的信，便是让我们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意尽智爱主你的神，我确实没有疑惑。我知道哲学家是怀疑一切的，而信仰，却是由内至外的，毫无怀疑的。

上帝说，要有光。事实也就有了光。

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或，黑暗却没有领会光。

在这光里，就没有恐惧；正如在爱里，没有恐惧。爱，还可以化解仇恨。

正义的力量一定胜过非正义的力量，因为爱的站在正义一边的。

有了发自内心的爱，自然会对于我们要爱的人主动微笑。

在这爱里，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吗？

至于个人经历的磨难，已经不足挂齿了；至于是否凑够十大新闻，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了，经历的都是无形资产，无形的财富，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正如我所坚定的信仰。

受洗，归于耶稣基督；学会亲近上帝，每日向他祷告；失去一段时间的自由，是为了坚定内心的信仰，学会忍耐，恒久忍耐，以及得到未来更大的自由；赴美签证好事多磨，但总能如期访问地球上另外一个深受上帝祝福的国度——经济强大和民主制度先进的美国，睁开眼睛开世界，地球上相同的语言就是人们彼此相爱，惟一不变；按照有关部门的话讲，我还经历了”工作变动”；感谢上帝，我只是”工作变动”而已，而不是失去工作，或者说只是我又换了一个工作罢了；我相信，有信仰的人当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所以我把有关部门告上法庭，既然捍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应该找一个评判的地方，试图归纳一个评判的标准，这些都是我要做的，否则就难以得到因认识真理而得到的自由，以及自由背后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因为有了忍耐，有了诚实和行为上的爱，我得到了一项自由写作奖，可以充实我的生活；所写文章比以前进步，几篇杂文连续两年（2005、2006）入选刘洪波先生选编的《中国最佳杂文》，也是一次奖励；通过我的文章，结识了很多来自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坎山镇以及绍兴县齐贤镇的真诚朋友，我安慰他们，我相信他们，也祝福他们，上帝与他们同在。同时，我也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相信，得到了祝福，因为我们内心都有了”活水的江河”，生命奔流不息。

享受几天特别的待遇，登山，学习，吸取经验教训，结交朋友，以及传播福音，讲圣经里的上帝的话，与他们分享。

一路上，还得到更多的喜乐，平安，顺利。

未来的日子，我们继续爱，继续向往真理，盼望进入永远的生命。

无论一天24小时，一分钟60分钟，应该如何安排，我们都不能偏离主道，因为对于有盼望的人来说，一天已经不仅仅是24小时了，时间已经不能说明一切了，未来就是永远。

2006年，可以说经历了很多，学习，工作，吃苦，忍耐，进入荣耀，这一切一切，岂是十个数字可以罗列得清楚的吗？

记得在美国时，一位来自台湾的神学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子在火车站等火车，坐在一个站台边的椅子上，边吃饼干边等，正吃着时突然发现她的旁边也坐着另外一个男青年，嘴里却在吃着她的饼干。这女孩子心里想，这个男人真不懂礼貌，居然可以吃我的东西，就用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但是，他却一直在微笑着，什么话也不说，继续吃。于是，她似乎被激怒了，因为这个男人居然未经允许吃自己的饼干，还对着他笑，太过分了，就想赶紧吃完那属于自己的饼干。两人没有说一句话。没想到，那男人并没有放弃去吃那放在他们座位中间的饼干，直到吃得还剩下最后一片，只见那男人继续彬彬有礼地拿起饼干，从中间均匀地掰成两片，一人一半，继续微笑着……这个时候，火车进站的声音响起来，那女孩子急忙拿起自己的背包就往车厢里跑，直到坐到座位上还在生气，为那不懂礼拜的男人。可她却不知道那男人出于如何的居心，这个时候她为找东西拉开自己的背包，突然发现她包里的那袋饼干还完完整整地放在那儿，而她刚才吃的正是那男青年的饼干，真是羞愧万分……

这个故事则说明，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首先想到自己，患得患失，甚至连我们得到的祝福是谁给的都不知道，以至于忘了别人，其实这恰恰是忘了真正的自己。当然，这个故事告诉我，应该做到爱人如己，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而连接2006和2007的正是爱和责任。

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所以对于一个崭新的2007年，我们只能继续爱，继续相信，继续盼望，尽到自己在世上的责任，一直进入新生命，迎接真正自由的新天新地。

写于2006年12月31日中国杭州

 

无论是“看中国”还是“看世界”，我都深深祈望：新年——2007年——的宽容阳光，快快扩大到萨达姆！

纵横全球，2006年留给2007年最有意义的悬念与考验，当首推萨达姆死刑如何执行，人们如何反应。

不错，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曾经是个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伊拉克新政府法院2006年12月下达萨达姆死刑终审判决书，完全“罪证确凿，铁案如山”，合情合法。然而，有罪者就当肉体消灭？人类今天正在大力保护曾经伤害了许多人的猛虎毒蛇，何以不能留下一个萨达姆人种？须知，世界只有一个萨达姆！如果对强盗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岂不与强盗同奉一个伦理？假若当年的希特勒能保存到今天，肯定比逼他自杀死掉好处更大——这从萨达姆在2006年12月28日发表的一封“绝笔信”，足以见证：“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萨达姆的“绝笔信”尽管多有昏话，如自称“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个忠诚、诚实、公正、拥有智慧和决断力的人，我关爱他人、珍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但也有一些闪光的共生顿悟——“我希望你们不要憎恨，因为憎恨会让人无法保持公正，会让你们变得盲目，关上思想的所有大门，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我也希望你们要把侵略伊拉克的那些国家的决策者和人民区别对待，不要去怨恨那些国家的人民。你们要原谅那些有悔过之心的人们，无论他们现在是在伊拉克还是身在别处。”

萨达姆上述“临终箴言”是否真心话，完全可以怀疑，但他能如此写下来，并通过伊拉克复兴党的网站告诸伊拉克人民和全人类，多少会有益一点社会和谐，消减一些伊拉克人民的暴力复仇意识。一个人可能会并不理解和相信自己所宣传的真理，但这并不影响他人接受这一真理。假如美国在一捉到萨达姆时就处死他，人们就看不到萨达姆会由一个完全的专制暴君变为有一丝“临终人文关怀”，希望自己能回归到“还拥有博大的胸怀，包容所有分歧”的共生境界。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得坦白，我冀望新年的宽容扩大到萨达姆，并非出于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而是有着深深“个人主义”，首先想到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想：

如果连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萨达姆都能在新年得到宽容，那么，2006年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警”无情关掉的许多文化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文化先锋”），也就可以解冻复活！中国大陆的“网络文明暴力”就可以结束！

如果连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萨达姆都能在新年得到宽容，那么，许多被迫去国又被拒绝入境的海外华人精英（如我的朋友张伟国、陈奎德、李劫等），也就可以普天同赦，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故土！不会像刘宾雁一样被迫客死异乡！

如果连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萨达姆都能在新年得到宽容，那么，中国大陆的众多“维权罪犯”，就都可以走出诏狱！余杰、焦国标等人家中的电话、邮件就可能解除监控！

如果连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萨达姆都能在新年得到宽容，那么，中国大陆还有什么“党禁”“报禁”不能开放？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选举……都有希望了！

如果连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萨达姆都能在新年得到宽容，那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没有理由再禁止“非国有企业失业者”领取“再就业优惠证”，不但“非国有企业失业者”有望与“国营企业失业者”平等，而且“农民工”也可能与深圳户籍人同等享受上学、医保、就业等等优惠政策！

如果连残暴而愚蠢的独夫暴君萨达姆都能在新年得到宽容，那么，搜狐网站就可能归还我的“朱健国搜狐博客”管理权，让我于2006年6月12日被迫停止更新的“朱健国搜狐博客”重上新帖！由此类推，我的五部被禁书稿也可问世了！鄢烈山禁止我的杂文进《南方周末》和花城出版社“杂文年选”的封杀令也可松动了！……

……

我深知自己是一个“千夫所指”的“罪人”，但我又坚信，相比独夫暴君萨达姆，我的罪孽“稍逊风骚”。如果萨达姆能得到宽容，我定然可以“同进士”，“如夫人”。为此，我谨深深祈求新年：宽容萨达姆吧！宽容萨达姆吧！宽容萨达姆吧！

圣经说人人皆有罪，宽容萨达姆就会宽容天下苍生和自己！世间万物只有健康与病态，没有罪人，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让我们在为萨达姆治病的过程中，探索一条自我保健的新路！

也许我将在宽容萨达姆的祈祷中新生——独裁是动物的本性，共生是人类的进化；从独裁走向民主，从自由走向共生；独立方有共生，共生始保独立；梦里偏爱自由，醒来更寻共生！

也许“宽容萨达姆”乃一“诺亚方舟”，它将使陷入“该隐诛弟，人类互相残杀”复仇洪水之中的难民们，得到一叶自救之舟。

新年宽容的阳光呀，快快扩大到萨达姆吧！如是，我们的2007有福了！

（注：本文应博客中国主编杨飞征集博客网或博客中国（专栏）新年献词之约而写，但其于2006年12月29日23：15分回信：“朱先生，您好！文章已仔细拜读，为先生的热情感概！您的文章是您对网络切身感受一年的总结，由于一些原因，暂时不能代您发布这篇文章，万分抱歉，向您致以真诚的敬意！万望先生理解！致礼！博客中国：杨飞[email protected] 2006-12-29.）

2006年12月29日于深圳“早叫庐”
新世纪新闻

 

大清帝国到了道光年间，由于上百年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的凶残肆虐，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加之老态龙钟的封建社会制度此时已呈现出一派末世之光，特别是近代的中国，在清王朝无度的压迫、奴役、侵占和掠夺中，民众已不堪重负。于是，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暴动，遂对清廷所实施的专制暴政进行强烈的反抗。但是，由于起义暴动的规模很小，在起义暴动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农民领袖其心理呈现出的狭隘和偏执的妄想，还有私欲的膨胀与无度的扩张，使整个起义暴动的队伍在稍稍取得了一丁点胜利后，便出现了全军崩溃的迹象。在这种情形下，经不住官府对其镇压时，所实行的政治与军事的强大压力，在强弱对比的巨大差距下，历来的农民起义暴动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被官府迅速地镇压下去。

在这种极其动荡的社会背景中，仕途落魄的洪秀全，虽然胸怀一腔报国报民的政治热血，但是，却无法找到一个能切入社会问题冲突的根本点。从这一点上，说明了信息传播被专制暴政封锁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恒常地处于人为的原始与落后的状态。不能说19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由于国情的使然而不能接受新型的信息传播。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基督教是不可能随着外国资本对中国投资的商业活动而传播进来。更不应该指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文化侵略”，因为不能否定，基督教的教义核心是自由、博爱与平等。如果将自由、博爱与平等视为“文化侵略”，那么，中国宁愿接受这种“文化侵略”，也要反抗凌驾于中国国民头上的那种专制暴政的帝王文化。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帝王暴政走向灭亡的象征。事实上，战争是对人类生存的极大危害。不管是所谓的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人类应该看到，只要是战争结束后，能给民众带来繁荣与发展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制度（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民众将会在这种正义的战争中，忍受煎熬耐心地等待着胜利给他们带来的福音。可是，也不能否认，鸦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众多的丧国辱权的条约的签定下战争虽然平息了。但是，它又能给中国民众带来什么福音呢？无非是维持着统治阶级对中国民众的凶残的压迫，帝王仍在进行着对民众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时至21世纪今日的中国，这种传承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在中共政治集团的治国方略中，依然是他们手中的一件统治国民的凶残而制胜的法宝。

洪秀全考试名落孙山这一短暂的人生经历，表象上看，虽然不能引起那些所谓“史学家”的关注，而这一短暂的人生经历，在他们的研究中也不可能使历史有什么样的重大变化，无非是一种个人一生中比较伤感的生活插曲。可是，就是这么一件使任何史家都不屑一顾的生活插曲，在一个平庸而没有胸怀大志的人的身上，也还就作罢了。而偏偏就是这一生活中使洪秀全伤感的人生经历，使19世纪中叶的中国酿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几乎使暴戾的清王朝倾巢覆灭。我们应该知道，酿成这场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当推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偶然获得的那本劝人为善并宣扬基督教信仰的书《劝世良言》。我们不应该相信辨证唯物决定论所推行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无聊说教，笔者宁愿以维护心理变化的精神分析，还有社会心理动态的冲突论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不可能掉进辨证唯物决定论所精心而阴险地设计的；越陷越深的；制人于死地并且掩盖着历史真相的政治泥潭。

《劝世良言》这部书，在一般信教的人的手中，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同时也不会酿成什么大不了的社会动荡，可是，坏就坏在这部书偏偏就落在洪秀全的手中。如果说，洪秀全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那么《劝世良言》也就会被他遗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人类从原始社会的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冥冥之中，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其生存和创造，都是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的驱使。无形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方向。于是，在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洪秀全走的不是仕宦之路，他被这双手生拉活扯地丢出了官场。在伤心痛楚之下，那位模糊的“上帝”给了他一个美丽的“梦托”。在这双“看不见的手”的一层层地推动下，洪秀全终于找出这本著作，并从中找出了自己应该从事什么大业的理论根据。

公正地说，《劝世良言》并不是一本煽动叛乱和颠覆政权的政治书籍。作者虽然向世人宣传着基督教的神学教义，以及诸如上帝如何“创世纪”的神迹。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他向世人宣扬基督教神学教义的同时，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描述。而且，书中还弥漫着一层层浓烈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学说色彩。该书甚至认为，儒家所论述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伦道德学说中至精至善的极品。其儒家学说与救世的真理，即同基督教教中之奥义基本相同。这种论述几乎打破了使中国民众在皈依基督教时，所阻碍着自身文化心理的隔阂。既冲淡了在皈依基督教时对西方神学的无知，同时，在宗教殊途同归的意义上，增加了人们对基督教救世的兴趣。特别是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与平等，使中国人在受苦受难的生存折磨中，看到了一点点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对上帝天国所呈现出福音的梦想。

文化的匮乏，当然会使一个正在自强不息的民族，在精神上找不到突破关隘时候绝望而堕落下去。更要命的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各种外来文化和本民族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化，实施“焚书坑儒”似的破坏和封锁。使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自由精神在其奴役与压迫的凶残统治中转化为堕落和愚蠢的群氓。

倡导自由、博爱、平等、仁慈、良善、礼仪、智慧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中国本土的各种教派和教义。只要以人为善，以人为平等，关注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那么，这些宗教都是拯救人类即将堕落的精神良药。每一个人都终究要皈依这类宗教，并在现实自我的修炼中得到自由、自信以及自我发展的人格价值及其尊严。这就是说，在博爱与平等、仁慈与良善的宗教奥义的指引下，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自我发展和自我的修炼中，并不受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奴役、压迫和制约。同时对这种奴役、压迫和制约的统治制度，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都可以自由地组成一个个反抗的正义群体，在维护自身人权、追求自身自由和倡导民主的诉求中，进行一次次抗击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伟大革命。在这样的革命运动中，可以提倡和平的非暴力革命。但是，在和平的非暴力革命中，为了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以及建立一个宪政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的非暴力革命者，也可以拿起武器，抗击前来镇压和屠戮和平的非暴力革命者的凶残势力。革命的意义就是在彻底的变革旧制度的残暴和祛除社会中对弱势民众不公正、不合理以及不平等的压迫和奴役。同时，在上述意义中，实施文明的教育和仁慈的法律体系以及法治的精神。使一个群氓的时代，逐渐走向文明道德的公民社会。

《劝世良言》在宣扬基督教的同时，也宣扬一种破除偶像崇拜。它把孔子、文昌、魁星等的牌位和塑像视为异端。这种论述与它将儒家人伦道德，视为至精至善的言论互相矛盾。每个人对偶像都不是那么敬重，特别是那些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更不把偶像当回事。其实，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自己。为了争一个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尼采直指上帝，宣称“上帝已经死亡”。其实质就是想将自己取代上帝的地位，并成为世人注目的偶像。可是，全世界信仰上帝的信徒们，对这一哲学上的诳语却嗤之以鼻。他们每天依然对着上帝的偶像膜拜祈祷，并倾听来自天国的福音。洪秀全读罢《劝世良言》后，也将孔子、文昌、魁星的牌位和塑像打得个稀烂。清除了中国圣人的偶像后，他决意皈依上帝并膜拜在上帝的脚下。这时的洪秀全，转眼又成了一个拜上帝偶像的崇拜者。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共政治集团凶残的迫害和教唆中，毛泽东成了全国人民所顶礼膜拜的偶像。三呼万岁的嚎叫声，扭扭捏捏丑态百出的“忠字舞”充斥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旮旯。在共产革命的运动中，唯有毛泽东才是共产革命者所崇拜的唯一偶像。

从打烂偶像到塑立偶像，这无非是社会处在一种狂燥中的喧嚣与骚动。偶像是永远也无法被清除和打烂的，特别是心中的偶像。虽然一个人真诚地对着偶像膜拜，但是这个人所有的精神与信念都会被注入到这一偶像的体内，并从中迸发出这个偶像膜拜者心灵中最深处的语汇，从而使自己在自我修炼和自我完善中得到拯救。如果说，硬要塑立一个暴君的偶像让他人进行膜拜。当然，这些被强迫膜拜暴君偶像的人们，在失去自我的修炼及其精神的完善中，都会逐渐地被转化为愚昧的白痴和凶残的群氓。但是，这个民族中的精英与天才另当别论。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政治集团能将自我修炼和自我完善的偶像，从任何人的心中打垮。每个偶像的崇拜者都有其崇拜偶像的谬误和真理。但是，用强力和权力强迫他人膜拜偶像的个人和政治集团，才是人类社会最邪恶的敌人。

洪秀全在决意皈依上帝的同时，将他膜拜了多年的儒家圣人孔子的偶像和牌位彻底打烂，这是他的自由。在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同时，他决心用布道的方式，向世人宣扬上帝和天国的福音。可是，在他的心中，更有一个上帝的偶像存在，这个偶像就是他自己。还有一种天国的福音，这种天国的福音便是他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唯一最强音，就是一个国家的构想：太平天国。

毋庸置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起因，是源于社会制度的腐朽所引起的冲突与动荡。而这些冲突与动荡，对洪秀全的心理冲击是极为强烈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社会制度的腐朽、冲突与动荡，对于每个中国民众心理与生存的冲击都是强烈和无情的。可是，历史命数中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在所谓“上帝”的指引下，偏偏选择了洪秀全。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我们应该看到，再没有什么合适的人物能象洪秀全那样充当“上帝”的使者。命数已尽当革之。对旧制度的祛除和彻底变革，是历史的命运之神所赋予人类社会的革命使命。但是，还应该看到，领导和运作一场革命运动的领袖，其心理素质、政治道德和智慧、性格和处事的人伦思想，都会导致一场革命运动的大起大落，以及在革命胜利后，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说，当一场革命运动胜利后，“革命领袖”所构想的国家体制是联邦自治共和与宪政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那么，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以及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彻底祛除的伟大革命。在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中，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革命以及南北革命及其战争，当数人类社会革命中的伟大楷模。以此相反，一场革命结束后，社会制度仍旧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传承与继续。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只能说是社会制度的腐朽所引起的一场暴动，并在这场暴动中打家劫舍。受涂炭生灵的依旧是柔弱的社会民众。而获得政治暴利和物质暴利的却是群氓革命者及其罪恶滔天的“革命领袖”。因为这场暴动，从根本上就没有起到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以及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彻底祛除所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打倒皇帝做皇帝”的罪孽行径。从这个意义来阐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罪孽。他和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从根本上就没有起到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和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彻底祛除。相反在对太平天国进行统治的那些年月里，洪秀全所实施的治国方略与大清帝国的残暴统治同出一辄。历史的命数，还有那个托梦给洪秀全的模糊“上帝”，都和中国的文明进程以及社会的发展，开了个天大的政治玩笑。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文化传承的谱系，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的表象与实质，其命脉都掌控在专制暴政的帝王的手中。中国文化的统治权和解释权都由历代帝王以自己的统治意志一口钦定，便轻轻松松地进入了历史。于是中国的历史便成为了历代皇家的家谱；以及农民起义暴动领袖们的传记。中国文明进程中的自由精神以及民主正义的申诉，都被淹没和扼杀在统治阶级一手遮天的腐朽的文化垃圾之中。

那个“梦托”于洪秀全的模糊“上帝”，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起因，《劝世良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理论性作用。真是奇怪！纵观洪秀全前后的思想演化，从对孔子学说的崇拜到打倒孔子学说的思想和偶像，从决意皈依上帝到太平天国彻底的灭亡。无论如何，从这些思想的演化过程中，都没有看到基督教教义的思想核心：自由、博爱、平等在太平天国这个国体中得到充分的诠释与发展。这也说明了《劝世良言》从根本上就没有将基督教教义的精神阐述清楚。但是，也不要指责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与实质，无非就是一本对信仰基督教进行启蒙的基础书籍，它丝毫不具备基督教恢弘博大的救世精神。

可是，洪秀全在理解这本书的含义时，却错误地将它视为革命运动理论的圭臬，以及他在为太平天国布道而集结革命力量的时期里，一直都是按他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诠释去运作。可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歧途。以后的革命道路是怎样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洪秀全的布道，并不是宣扬基督教信仰，而是打着宣扬基督教的旗号，宣扬自己所设想的理想王国。但是在布道初期之时，其收效甚微。只有他的好友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做书塾老师时，利用自己的身分向当地的民众宣传拜上帝去偶像，长时下来，信徒日趋增多，便形成了一个团体，名曰“拜上帝会”。随着日期增长，该会发展会员已有3，000余众。冯云山也是一个屡次应试名落孙山的士人，由于和洪秀全遭遇相同，在洪秀全的影响下志同道合。当洪秀全到广东一带布道之时，他在广西宣传拜上帝的信仰，他的工作效应在组织才能上说，要比洪秀全好的多。如果没有他创建“拜上帝会”，可能洪秀全的天国布道还了了无期。

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匪多盗之乡。这个地区真是山高皇帝远，在某种意义上，皇权的力量，几乎无法打击到这个多匪多盗的区域。

由于多匪多盗，当地的民众都有着我行我素的横蛮作风。但是，也由于民风的淳朴，所以冯云山能在此地很顺利地组建了太平天国的起事基地，并在短时期内，集结了众多的革命力量。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由于专制暴政及其官僚制度所造成的民不聊生，使当地的民众处于生存艰难的境地。加之匪盗众多，而且这些人生性残暴、杀人入麻，喜欢滋生事端并站地为王。由于私欲永远也填不满的心理，便各自为阵，犹如一盘散沙。所以急需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抗官府的武装集团。冯云山的到来，正契合了当地民情以及民众心理的根本点。所以“拜上帝会”能顺利出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群氓集聚的区域，纯属多匪多盗之地。在这些区域里，施虐和受虐的心理成群，已经形成了一个变态的社会心理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个体先天的变态心理归咎于社会的压力。因为施虐与受虐的心态，几乎属于本能的冲动所呈现出的感性直觉。它无须理性的参与，便拒绝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它只是一种以寻求快感的方式而变成了犯罪。但是，我们也应该将社会的责任考虑进去。只有负责任的心态，才能将自身变态的心理控制起来。同时，将其转化为创造的原动力。

这种控制心态的力量，在每一种社会都是存在的，它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如果一个人能控制自身变态的心理，并将其转化为创造性的原始动力，那么，他将给社会的变革带来一份充足的能量。

社会的变革是需要巨大能量的参与，如果说，在社会压力之下，当然也是为了生存，就不顾他人的身家性命而对他人进行抢劫、侵占和屠戮的匪盗行径，那么，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心态。久而久之，这种心态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也就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施虐和受虐的疯狂状态。这种疯狂的状态，不管是在专制暴政的社会里，还是处于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中，都是一种危害社会的恐怖行为。所以说，革命结束后，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经济形态对民众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起着一种最为关键的作用。

然而，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中。由于制度的恐怖所形成的暴政，使得所有的弱势民众都处在一个被压迫和被奴役的非人状况中。于是，为了生存挺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一个个反抗官府的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的目标是杀富济贫。但是，他们的盲目性也会使众多的贫民感到心惊胆寒。由于这些四处游走的群氓集团，还有官府暴力的使然，这些恶势力为了某种目的也互相勾结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官匪一家欺压百姓的恐怖态势。这种恐怖的态势，就是当时社会极其动荡的主要因素。

洪秀全、冯云山等所组织起来的“拜上帝会”，其性质基本上就是以上述群氓为主要成分。他们打着宣扬上帝的信仰，以及捣毁偶像的旗号四处作乱，以打家劫舍和劫富济贫所得到的财帛来接济“拜上帝会”的成员而声名远扬。这伙群氓集团的所作所为，使那些贫苦而无温饱的大量苦民，在无路可走之时愤然加入“拜上帝会”。这样，“拜上帝会”的人数，就象滚雪球一样地成倍增长。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这样有利的环境中，洪秀全天国的梦想及其福音已成为了现实。

冯云山在广西创建的“拜上帝会”如火如荼，洪秀全在广东的布道却命人乏味。但是，他坚持不懈的布道精神，还是得到了在广州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认可。洪秀全被召到广州罗孝全的教堂，进行学习和培训。勤奋的洪秀全在教堂圣经班里成绩优秀，在短期内，便学习了新旧约的圣经全书，罗孝全对他的学习是满意的。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礼并加入教堂，在经过调查考核并接受入教口试后，正当教堂将要接纳他的时候，他对入教没有薪金表示了怀疑和犹豫，这使罗孝全大为不满，并宣布他入教洗礼将无限期地推迟。洪秀全入教不能圆满后，便决心到广西去寻找他的好友冯云山。是的，我们永远都要想到，在冥冥之中，就有那么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操纵着人类的各种命运。当洪秀全到广西见到了冯云山时，由于他的名声早被众所周知，毫无疑问，“拜上帝会”那教主的权威就非他莫属了。

当洪秀全接任了教主之位，他手中的权威并非一帆风顺，他正感到他的权威在受到挑战。“拜上帝会”的另两个主要成员杨秀清以上帝附身代天父发言；以及萧朝贵以耶酥附体代天兄发言。这一事件，使“拜上帝会”内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是一种钳制洪秀全权力的无限膨胀。但是，由于私欲和功利的使然，这种限制权力膨胀的机制便成了以后太平天国走上穷途末路的祸根。

在形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中，洪秀全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心态；并以教主的权威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酥发言的地位。自此，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和钳制。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他们出生贫寒，但富于社会阅历和具有组织的才能。还有金田村的韦昌辉，此人是地主兼典当商人。曾用钱捐了个监生做过，因门上挂有“登士郎”匾额，被官府以僭越罪关押，经交出数百两白银而获释。自此，对清廷恨之如骨，遂参加了“拜上帝会”。他的这一行径，肯定是复仇的心理在作祟。这种心态如果汇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将会给革命运动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以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核心的起义暴动的集团，在洪秀全数年的布道中终于形成。一个天国在起义暴动的革命运动中将成为现实。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2006-12-30）

民主论坛

 

萨达姆先生是穆斯林，杀过许多羊。萨达姆先生是前伊拉克总统，也杀过许多人。几十年来，在这位先生眼里，杀人与杀羊没什么不同。但是今天，2006年12月30日，他明白了，杀人与杀羊到底是不同的。圣经创世纪里说，上帝创造万物，让它们“各从其类”，由人类总管。“各从其类”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是人，羊是羊的意思。人作为总管，人不得把人混同于羊。谁若把人混同于羊，杀人如宰羊，上帝不容。

2006年12月30日早上九点半，我打开电视机。第97频道是美国CNN。一按97，声音还没出来，先跳出俩字“萨达姆执行了”，就跟2003年萨达姆被抓到时那位美国官员面对媒体说出的两个字一样，“弄到它了”，非常简洁。

接着就是画面。我感到一丝悚惶：眼前这位老人与我已是阴阳异路，属于另一个世界了。此刻他是坐在真主安拉的右边，还是下了地狱？

我不禁想起他三年前死于战火中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塞，还有他的小孙子。一个多么幸福完美的家庭，一个多么体面的家族，只因享受太不节制，就这么灰飞烟灭了。中国平民百姓有许多可贵的生存智慧，比如“没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再没有比绞刑更大的罪了，可萨达姆也得受。

萨达姆一家都是有福之人，可仍然有他们享不了（不应该享）的福。不幸的是他们享了。享了，就出事了。就像一个人，牙好，但毕竟还有你嚼不了的东西。硬嚼，牙掉了。就像本有你吞不下的东西，你硬吞，吞下了，可肚子破了。前不久看到一条消息，美国佛罗里达一条蟒硬吞一条鳄，是吞下了，可是蟒肚子被鳄挑开了，鳄没死，蟒死了。

中国，东方，有太多萨达姆似的家族，有太多的乌代、库塞似的太子党和高衙内。有太多的佛罗里达大蟒，胃口固然强悍，有时也还需要挑挑食。你们享福，你们鲸吞，但切莫太过。原本以为萨达姆的反人类罪应该是伐尽南山竹也写不完的，不料落到实处的仅一个杜贾尔村案，也就是一百多条草民的性命而已。有点儿像当年整陈希同的腐败案，动静挺大，弄到其毕，也就那么几十万块钱。按萨达姆推下去，毛泽东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该摊多少次绞刑？六四血洗天安门，仨月灭掉法轮功，又该当何罪？

伊拉克法律规定，满七十岁的老人可免死刑。萨达姆再有四个月就七十岁了，可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上帝要你死，别说四个月，你一秒钟都甭想多活，中国俗语叫“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

看到如此高龄的老人上绞架，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这一幕发生在八九以前，邓小平还会决心“杀二十万换二十年”吗？如果放在九九以前，江泽民还会大大咧咧，不知底线为何物，声称“仨月灭掉法轮功”吗？邓走了，江退了，金正日、卡扎非、卡斯特罗还在位，赶上目睹萨达姆的最后结局，他们会明白杀人到底不同于杀羊吗？

当今世界有二百国，这二百国都是人国，没有一个是羊国。所以你杀羊，无论杀多少，没有一个人国会追究你杀羊的反羊类罪。可是如果杀人，就可能跳出来那么一两个人国，兴师问你杀人的反人类罪。假如有一天你像萨达姆这样日月底，运气坏，你的麻烦就大了。不要认为国是你的国，民是你的民，主权在你手，内政不可干涉，于是就杀人如杀羊。

即便说过去你曾有杀人如杀羊的前科，如今全球化了，杀人与杀羊开始不同了。

2006-12-31德国科隆

──《观察》首发

Hotel log hints at desire that Freud didn’t re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