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2月中，中美举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共计20名部长与会，规模空前。对话的内容，着重于经贸。美方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美方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了 15%至40%，由此造成美中贸易巨大逆差。中方则表示对此“高度重视”，但并不作具体承诺，继续虚与应付。

谈到中国改革，美方认为中共 “重经济，轻政治”，对此，中共代表、副总理吴仪发表主题演讲，声称美方对中方“有成见”、“心怀误解”，表示，中共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此，外界有人解读为：吴仪高调宣示中共将进行“政改”。

实际上，说中共改革，“重经济，轻政治”，并不仅仅是美方的看法，也是国际上的公论，更是中共的实际表现。由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已近三十年，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大破坏，中国经济似乎起死回生，外界 也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实为“中共威胁”）的说法。

然而，说到政治改革，中共高层仍然坚持邓小平的定调：完全堵死。或曰：经济搞活，政治搞死。其间，也不断玩弄政治技巧，尤其玩弄文字游戏，偷换“政治改革”的概念，比如，把所有政策调整或人事重组，都冒充为“政改”，企图给人印象：中共一直在搞“政改”。

到后来，内外压力越来越大，中共实在推不过去，就玩起了“迈牛步”的招术。说它没有改，它也假装今天改一条，明天改一条，但本质不变。比如，它可以局部取消户籍制度，并临时取消收容制度，以缓解民间和外界的批评。但其黑名单制度、劳教制度等，却毫无放松。

又比如，中共可以签署若干国际文明公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并不执行；加入世贸，中共可以做出种种承诺，却常年拖延而不予落实，犹如“开空头支票”；中共甚至可以将“人权”二字写进“宪法”，但只有寥寥的九个字（“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形同嘲弄。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化解国际上的批评和压力，而作出的样子。“兵不厌诈”，中共的厚黑学，可谓空前绝后。

迈牛步的同时，中共散布“慢慢来”的催眠曲，让人们沉沦在对中共“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乃至“第N 代”“领导核心”的循环奢望和失望中，渐渐地麻木，失去对年轮的知觉。

有时，中共还人为掀起波澜，制造“即将开始政改”的假象和幻象。比如，前几年闹腾“胡温新政”， 雷声大，雨点小；后来又高调纪念胡耀邦，激人想像；近期又推出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吊人胃口。而结果都是，让外界白等一场。其间，中共之“稳定”，暗渡陈仓又一年。

近期，中共中央党校公布一份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中共官员对“政改”不感兴趣。其中，关注“社会稳定”者，占67.9%；关注“政治改革”者，仅有8%.这证明，整个中共，已经沦落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守旧集团。

经济发展，政治保守；物质膨胀，精神腐朽。中共高层观念落后，不仅愚化了其各级官员，而且祸及普通大众。在宫廷，有“愤青”高官李肇星、沙祖康、朱成虎等为代表；在民间，则有“垮掉的一代”。中共蓄意引导拜金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年轻一代，或者奉行“金钱至上”，枕于享乐；或者迷信“中国强大”，傲慢排他。年轻一代的盲目和偏执，为未来中国走向，埋下凶险伏笔。

说到改革“迈牛步”，中共效法的，不过是晚清的伎俩。晚清也曾高唱“君主立宪”，甚至派员出洋考察，煞有介事，然而，拖拖拉拉，反反覆覆，就是不落实。中共学来这套“牛步”，用以对付当今“政改”呼声，自以为得计。却曾想到：晚清故意迈牛步，终为革命洪流所席卷；中共故意迈牛步，结局又将如何？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埋葬着被称为“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南部城市伦敦埋葬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两位深刻影响近现代史的思想巨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德国犹太人，能够思考、辩论、出版并进而影响世界，足以让人留恋大不列颠岛的言论自由环境了。

长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自由传统，使伦敦成为许多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自由党国际（Liberal International）就坐落在泰晤士河北岸，靠近白金汉宫不远的地方；伦敦南部，则有中国公众比较熟悉的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引发200多年的资本主义运动，从本质上取代了之前殖民扩张的“重商主义”；而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因与资本主义的诸多共同性，使两者形成了长期盟友关系，自由主义政党则成为资本主义运动的政治载体，从政经两方面促进了市场自由和社会公正；二战之后，世界自由主义政党于1947年在伦敦组建了“自由国际”，到今天，已经拥有89个会员政党或观察会员政党，其中台湾民进党就是自由国际的正式会员党。

19世纪下页，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开始了对资本主义运动的“纠偏”过程，前后先后成立了工人国际（第一国际）、社会党与工会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等社会主义政党国际组织，推动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尽管短命的共产国际及其系列极权国家严重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1951年战后重建目前拥有169个会员党的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透过各会员政党在民主政体上的努力，使社会主义理念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国民医疗体系、国民教育体系、递进税率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现行政策，都来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主平台上社会主义政党的努力。

对近二百多年历史观察对比的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运动总体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公正（Equity），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平等（Equality）；经过这两个运动超过百年的努力，现代的西方政党，不论自由党还是社会党，其政治界限越来越模糊：各种社会理论中的精华，其实都被各政党逐步接受，成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言论自由下的民主政治平台，最可取之处就是通过民主方式，最优化选择各种社会思想中的精华，而非固守陈规于某个特定教条。

今日欧洲尤其是西欧的社会现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运动的深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以及保守力量的平衡，合力而共生出来的；尤其是宪政之下的民主平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运动对社会的良性改造和转型，提供了体制保证。把欧洲文明的高度归咎为个人崇尚的某个主义的想法，其实是盲人摸象般的天真与幼稚。

毋庸置疑，邓小平先生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把中国向文明化更推进了一步，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就是充分的证明；然而，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带给桎梏中国的原始推动力，已在数年前消逝，近十年来，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崇尚的自由和公正，以及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崇尚的民主和平等，却都与中国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向西方国家有选择的学到的是：曾经被资本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强烈批判的“重商主义”，一种南美式借助于政权能量的权贵商人主义，持续呈现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以及环境污染加剧，都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环保运动在中国的缺失。

近十年来，知识精英们在面向世界、思考中国未来的时候，常常以偏概全的总结分析海外先进国家的经验，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的高度浓缩西方文明，把欧美国家政治平台上多种力量、思想和声音的动态平衡，归结为一种运动或主义的胜利；而针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也往往根据自己个人化的体会与感受，大而不当的总结为“左”或“右”的原因。

毫无疑问，“私有化”“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运动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政策，不过这仍然是继承了传统的“重商主义”的特质，而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在政治社会层面的最重要的特质：社会公正、个体自由、法治、人权，却因一党独裁、权贵私利的原因，被有意无意的推迟介绍到中国。

同样的道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也都因毛时代的“伪社会主义”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而被现代中国精英所抛弃。一百年来，中国始终没有走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慈禧政策，而且这个“西学为用”在今天演变成了“趋权贵利、造天下害”的有选择的挑拣。

把欧美现代文明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进而挑选资本主义的相关政策为中国所用，是知识精英误读欧美社会的一大表现，这也同样是共产国际之后用社资对立区分东西方阵营的愚民后遗症。

近二百年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欧美文明也愈来愈趋向于社会公正与平等，而这同样也来源于贵族势力、宗教势力等所谓保守力量的革新与进步，缺少了这一环，仅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风暴雨，今日的欧洲文明也不会是现在这种形态。

当欧洲天空闪耀着“公正与平等”的彩虹之际，中国却还在仰望着。

附录：

自由党国际宗旨：（http://www.liberal-international.org/）
Promoting liberalism, individual freedom, human rights, the rule of law, toleranc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social justice, free trade and a market economy.

社会党国际宗旨：（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
Freedom, Justice, and Solida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 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张维迎

〖《中国青年报》编者按：2006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高潮。前不久，张维迎又就“什么改变中国”的话题，接受《权衡》杂志的专访。本刊略作删节，以飨读者。〗 企业家改变中国 《权衡》：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权衡》：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权衡》：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软卧，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政府功过 《权衡》：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竞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你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所谓地方竞争，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资金、企业家、占领市场等资源的竞争。为了吸引资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善交通环境，增加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等。这些行为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企业家改变中国，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很难想像10年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例如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你要建这个城市，要修这么多路、架这么多桥，钱从哪儿来？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这样一来，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 回到地方政府行为。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北京有一起债务纠纷案，债权人胜诉，但钱就是拿不回来。而河北有个地方法院，对债务强制执行，于是北京的债权人把债权卖给河北，河北人打官司，然后几家分成。这就是司法服务的竞争。如果以后北京的法院不好好判案，就会有外地法院抢北京的案子。所以地方竞争具有促进司法公正和产权保护的作用。 有人认为地方竞争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比如你去陕西投资，跟陕西的企业发生纠纷，陕西的政府袒护本地的企业，短期内，他能占便宜，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这样一来外界的企业都不愿意进来，他的经济很难发展。历史上，外国人去英国伦敦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很受歧视。但后来英国人发现这样对他们并不利，所以提出要对外国人公平对待。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最终会对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约束。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 《权衡》：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完全是推卸责任。前一段时间很多人说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中央部委出了好多政策，例如要求70％建90平方米以下中低档房，严格土地审批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定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 《权衡》：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现在的农民相当于一个佃农，种了一片庄稼，地主说要用土地，庄稼砍了就砍了，不让你种就不种了。原因是什么？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于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合理。 《权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把土地审批权向中央集中，让中央来监督地方政府，会不会好一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政策趋势。 张维迎：我不认为把地方的审批权收到中央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不受保护。好比你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但不让你上锁，东西被偷了。现在说，你不能上锁，但给你换个邻居，能解决问题吗？在地方竞争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还有点收敛。如果把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靠什么来约束？几个部委的司长、处长能把全国的土地管好吗？我不相信。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说，出现更多的腐败。政府部门历来喜欢争夺审批权，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有了寻租的机会，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如何提高“经济安全” 《权衡》：您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或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元，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或3000亿元，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这样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大的一些企业当年在香港上市，股价在20块钱的时候，我建议学校转让10％的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但是没人敢采纳。如果20块钱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涨到了25块钱，就有人骂你，你卖便宜了，国有资产流失了。但事实是，过段时间股价跌到两块钱，学校亏了，当然也没有人负责任。 好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该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该做。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从小在农村就知道，公家的东西肯定坏得最快，集体的牲口就是不长肉。没有办法，你只要给公家操作这个事，就变成所有与公共财产相关的人的行为方式。《物权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权衡》：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我知道有些案例，同样的土地，我给你每一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他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否则的话，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的国旗？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你；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否则的话，还不如把国企卖给外国人。因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拿走一部分，我们还分享一部分。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喻，我们国有企业像残疾人，让他参加奥运会；民营企业身体健康，但手脚被捆绑起来不让去。结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批评我们的企业被外国人收购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拿金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脚放开，让他们也去参加比赛。你让残疾人去参加比赛，比不过别人，就呼吁把外国人也绑起来，那不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我198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到小吃店吃饭，当时最羡慕的是：什么时候国内的餐馆有这么干净就好了！那个时候国内的餐馆桌子都是油腻腻的，盘子都是脏兮兮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改变的？麦当劳进来以后。麦当劳这么一个快餐店进来，整个改变了中国饮食业的卫生环境。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状态，还取决于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你的GDP，还依赖于你对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组织制度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假如我们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东西都是外国企业的，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创造的，中国人不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仍然被别人看不起。 自主创新隐忧 《权衡》：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予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 创新不是政府能设计出来的。我也不主张政府投入太多的钱搞创新。政府搞创新经常会变成我们前面讲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人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单一个桑塔纳就占了多少市场份额？但我们的政策不行，很长时期不允许民营企业生产汽车。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李书福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国有企业生存。他的历史地位、成功与否只能从他本身做的事业来衡量。我不是说企业家本身的个人素质没有关系，但我们有好的制度安排以后，最优秀的企业家才可以做好创新。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在往前的时候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劳动部门不管你的企业搞得好不好。按照这个规定，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账，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有点像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深究起来他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我们的国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本钱来运行那样的制度。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元或5亿元的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12月10日，贺卫方、何兵等五位法学家在环球在线论坛上抛出一封公开信，呼吁有关司法部门对陕西特大杀人案疑犯邱兴华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引起了媒体和网民的关注和争议。法学家介入邱兴华案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看待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法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义何在？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贺卫方教授。

记者陈建利实习生陈冠丹张坚

被告人有提请司法鉴定的权利

南都周刊：邱兴华的妻子与其辩护律师提出邱家有精神病前例，邱老家的村委会也开具了证明，但庭审认为邱的妻子通过律师提交的证明，真实性和合法性都存疑而没采纳。被告人本人或其亲属，应不应该享有这种提出司法鉴定的权利？

贺卫方：当然应该，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因为在案件的审理中，检察官都倾向于入罪，力图使控告罪名成立，这是检察官的使命所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检察官追求的使命就是能够把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犯罪的行为都加以制裁。这对他们的考绩也非常重要，如果最后他们指控的人都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刑事制裁的话，肯定他们也会感到灰头土脸。甚至有时候会发生，他们明明知道对方是无罪的，仍然想方设法给对方加罪。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官还没有应有的一种独立性和超然性，比如说法院受到地方权力的干扰，要服务于地方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稳定。比方说，我国的法官法规定，法官有责任、有义务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中立的角色，有时会过分地在刑事案件中站在检方的立场上。

这两种情况都决定了在中国很有可能被告人的权利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在诉讼程序中就需要有某种机制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让被告人有启动某种程序的权利，尤其是司法鉴定这样一种权利。

南都周刊：你们在公开信中说，将能否进行鉴定的权利绝对地赋予检察官、法官，是一种很危险的制度。在我国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在法官或检察官手里？

贺卫方：对，在法院和检察院。

南都周刊：在其他国家呢？

贺卫方：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里，一般控辩双方都有提请司法鉴定的权利。

南都周刊：但我们看到邱兴华本人一再强调他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贺卫方：喝醉了酒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喝醉了，侯宝林的一个经典相声说的就是这个。而精神病患者往往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病，他觉得他比谁都正常，他甚至觉得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才是精神病人。看看高夫曼的《疯人院》就知道了。在一个合理的状态，一种能够比较理性地支配自己行为的状态下，邱应该说自己是精神病才对，他要装出一副精神病的样子，他才能够逃脱制裁嘛。同样，你怎么想象一个杀了人的人，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现场，把对方的肝啊，心脏啊，给烹调了吃。如果有一点点对于人及人性的理解，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正常的。

以民意杀人，那是群众斗争

南都周刊：现在一个普遍的担心是，一旦邱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可能就会从轻处罚，甚至无罪释放，接受强制性治疗。这种结果对于死者及其家属来说，好像缺乏一种交待，他们的权益怎么保证？

贺卫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通过某种机制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我们成立国家，建立政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能够保证我们生活安定。政府当然不可能为所有的社会犯罪做补偿，公正的司法体系也许就是对社会秩序恢复的一种措施。这种恢复包括对那种违法犯罪者进行必要制裁，同时也包括了对不该被制裁的人，或者说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提供救济的人，不应再用刑法的手段，应该用其他手段。

人类是一种有缺陷的动物，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补偿？显然，简单地去回应杀人偿命的要求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一种补偿方式。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邱杀了十几个人，是不是应该把邱家也杀十几个人？这可能能满足这样的一种报复心理。但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种很荒唐的说法。所以，政府还有责任去倡导一种更加人道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中的传播，我们甚至要对邱这样的一种人也表达同情，如果他确实是精神病人的话。

南都周刊：现在网络上对邱兴华案最热闹的争议并不是邱是不是精神病人，而是，邱即使有精神病，也应该杀了。网民似乎更关心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

贺卫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要求百姓都那么尊重程序正义，像律师一样。所以我一再强调司法体制性的中立和决策性的独立价值。司法必须要有这样的独立性，而不是说一味苛求网络言论表现很理性，能把握住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平衡。这太苛求了。网络甚至只是让人宣泄的地方，有人就是一味骂人，什么都骂，出来一种观点他就一顿痛骂。这种人挺有意思的，或许骂完以后就很正常地干活做事。网络就是提供给大家宣泄的一个地方，可怕的是他宣泄什么，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就麻烦了。

南都周刊：有种看法认为，法院二审没有对邱做司法鉴定，可能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实际上，在中国常见的一种现象是，一旦发生像这种比较恶劣的社会案件，舆论压力都会很大，往往行政命令也下来了，要“限期破案”，要“速审定罪”，以对社会大众有个交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贺卫方：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吧。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百姓肯定对办案的警察有一种强烈要求，要求尽快侦破案件，然后通过司法机关进行严厉制裁，以保证社会本身的安定，人们的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能不能站在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判断这类案件，这涉及到司法独立的问题。这类敏感的案件，在当地已处在极度的民愤中，司法能否摆脱民愤的影响？司法的独立，不仅仅是要独立于权力，在体制上独立，同时在决策上，司法也要独立于民意的控制。国人皆曰可杀，大家一块喊杀，就把人杀掉的话，那就不是司法了，那是一种群众斗争，“文革”期间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群众斗争。

所以司法权力的行使过程，需要——如果用一个成语来表述，就是“特立独行”，它要独立，要严格依照法律本身来判决案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法院往往在判决案件的时候，不能够把法律作为唯一的一个依据。比如经常说既要做出法律效果，又要做出社会效果，而这个社会效果就会变得无从捉摸，有时候成为了一种对外部的回应。外部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外部叫杀刘涌，就杀刘涌。如果变成这个样子，那就看到了司法令人恐惧的一种特征。

没在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

南都周刊：我们注意到，你曾就许多公共事件发表公开信，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你们的看法？

贺卫方：公开信已经成为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了。从孙志刚事件，到我去年停招研究生，都是通过公开信进行的。公开信有可能是一种声明，也有可能是对问题的一种建议或态度，没有别的方式更合适了。而且我们这个身份也只能够发一些公开信，又不能发命令。

南都周刊：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是想引起关注，引发讨论吗？

贺卫方：网络方式发表比较容易。而且网络今天已成为——整体说可能是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过去一份报纸发行几百万份，觉得就是影响最大的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一篇文章如果比较受关注，在网络上的点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后面跟帖，形成互动，也能够及时地获得一些反馈。而且在网络上发，平面媒体也会跟进。所以，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办法。

南都周刊：网络上对你们发表的公开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质疑。一种是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上书司法部门，而是通过网络来营造舆论，造成某种舆论压力；另一种说，即使你们想以舆论来对司法进行监督，也应该是事后监督，而不应该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你们这种做法可能会干扰到对邱的审判。你怎样看待这两种质疑？

贺卫方：首先法律上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民众对司法的监督不可以诉诸公开的批评、公开的建议。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建议邱应该获得一个司法鉴定的权利。鉴定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为了案件本身，另外一个方面是为了推动制度的完善，这个事理应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况且这样一个死刑案，一审判完了不是终审，二审判完了还不是终审，一定要到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发布时我们不一定知道，而一旦发布的话，快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就要执行死刑，这样的事后监督还有何价值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唤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是否会干扰到法院依照法律去裁判案件，还是干扰，或者说是我们力图干扰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

南都周刊：司法鉴定这块研究领域，你没有涉足过，但仍然签名了公开信。你不担心别人批评你越界了吗？

贺卫方：不是这样的。如果我写公开信，说根据邱症状的表现分析，明确下一个结论，说他是精神病患者，那我确实越界了，确实是在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但是我建议的绝对是我研究领域的东西，那就是要尊重被告人的这样一种权利。被告方律师有权利提起这样的一个程序，对于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与民意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

南都周刊：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公共事件，包括“孙志刚案”、“刘涌案”、“黄静案”、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和“邱兴华案件”都能看到法律人积极参与的身影。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贺卫方：有很大的进步吧。来自法律人的公开信近年来越来越频繁，也非常有理有据有节。搞法律的人比较清楚现行法律，往往能把相关的践踏法治的行为和内在的矛盾给清楚地揭露出来，用归缪法让其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中，这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论证条理。朱学勤教授曾说过，过去我们追求自由的过程是“文人派式”的，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缺陷很大，非常情感化，不大理性。往往在赶走一个暴君后迎来的是另一个暴君，这的确是现在要进行改变的。

法律人在今天的时代越来越活跃，或者说社会科学越来越活跃，这是一件好事。缺陷是什么呢，我觉得或许是大家或多或少有职业性偏见。认为最好的学者是跟大众传媒没有关系的，这会影响到参与社会事务的一种品质，而且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有韧性，特别要有一种不怕挫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比如刘涌案，我当时特别希望专家们能够顶风而上，能够不断表述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需要的勇气比与权力抗争的勇气更大。因为跟权力的抗争，往往很容易唤醒民众情感的支持，民众会觉得你是英雄。但与民意、与流俗做抗争往往会有很大的一种风险，会被认为为虎作伥。特别遗憾的是，后来大家都退出来了，保持沉默，甚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南都周刊：法律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你认为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标准？

贺卫方：最大的问题是要展示法治本身最基本的底线，你怎么突破一些东西。法治本身的标准是什么，法治其实就是把政府治理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框架里面去，限制政府权力就是法律人的第一要务。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贺卫方：最重要的感受是法治意识逐渐树立，特别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的努力。需要法律人去投入、付出热情，甚至某种程度上要忍受许多东西。在一个具有四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法治社会的建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韧不拔。

 

“我叫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家叫我傻瓜。”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傻瓜是用来干什么的？是每个人都想在他身上试试自己的运气。

 

前几年，从旧书摊买到的《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这本《论文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于1942年5 月编辑出版。事情缘起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 据主编者说：“……本会鉴于新加坡陷落，对于大东亚战事有特殊意义，故于三月五日开始登报征文。希望海内外人士对于新加坡陷落后这件事，发抒些感想与希望，并对于大东亚建设一方面，贡献些较深切的意见……”（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 页）这本论文集，便是由“数千余件”应征稿中“精选”而出，共19篇，近20万字。这本《论文集》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思想史研究应突破“文本”，应探讨“文本”之后的意义。

不用说，这19篇应征文章篇篇都对“皇军”从奇袭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赞歌，“在这一场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日本实力之坚强，也指出了东亚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却暴露出英美战斗力之薄弱，不堪一击，已由新加坡之后，完全戳穿其纸老虎了。”（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同时，这些文章还不忘“自责”，“此时国人不必怀疑日本”，“人们只有以汪精卫先生的‘罪己精神’来责备自己……因为国人对于各种事业，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么日本只有来带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么日本只有来指导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当，那么日本只有反对你，纠正你”。（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 页）“目前的军事工作，日军当仁不让，肩负全责，可是我们国人，亦应该在其领导之下，努力从事后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奋斗，女子在内理家，如此男勤女俭，家庭始达美满，今中国亦就是处于妻子的地位，保卫后方，与日本协力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此类文字通篇皆是，不胜枚举。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明知会遭国人深恶痛绝的汉奸文字却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呢？原来，所有这些论文都是以“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这一冠冕堂皇的“反对殖民主义”口号为其“理论基础”的。

他们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这次战争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声，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些文章篇篇都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亚民族，显然已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友邦日本，为了挽救当前的颓势，便毅然发难了这一次的战争，担负起保卫东亚的重任”。（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 页）而且，这还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英美“金磅集团”“金权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经织经济”的战斗。于是，除去人种、民族上的“正义性”外还有经济上的“正义性”。这次“大东亚圣战”的威力，证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其他民族则是命定的奴隶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此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将成为没落的观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释。”（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相反， 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许多文章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藉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东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谓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其实质是野蛮的，因此要以中国 /东方文明来救世界、救人类、“为万世开太平”。没想到“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复兴论”这类看来“很民族”的说词，却也可以“很害族”。

其实，这套“理论”并非他们的独创，只是鹦鹉学舌般复述日本军国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也在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也难以对外“言说”，因而战争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概括地说，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这种理论还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遣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值得认真思考的是，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纯文本”阐释，如有学者以时下的“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解构的文本来阐释近代中国的顽固派思想，得出“顽固派”是“后现代”前驱的结论；以“后殖民”对近代中国改革者进行“文本”解读，得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提倡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先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思想都被西方“后殖民”的结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文本如“文化霸权”论阐释中国的“文革”理论，得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结论……

所以，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疏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为人类的各种罪恶，都需要并也真可以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辩”的“理由”。而理论，甚至非常正确的理论本身，也确可被滥用。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透过文本”看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原题：在“文本”之后）

 

最近，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突然去世，使得这个神秘小国家引起了世界的关心，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揭开。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国中的这个小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过着封闭生活。外国人要进去访问困难重重，里面的国民也在新闻封锁的环境中生活。人们称这位总统的统治，是铁腕下的稳定。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土库曼斯坦已故总统是够铁的，他说不能看芭蕾舞，大家就没芭蕾舞看，他说在汽车里不准听音乐，大家就听不成。假如土库曼人民自己决定不要什么，那是另一回事。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这位总统还算英年早逝，就这样还整整坚持了二十年，二十年里，土库曼人就只能按照他一个人的口味趣味过日子。也许我们可以说，不管怎么说，他仗着天然气资源，能让老百姓吃饱了还免交水电费，有种种高补贴。这是资源型的高福利。可是，说句冒犯的话，人不是猪，除了吃饱之外，人有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有最基本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有听音乐看芭蕾舞唱流行歌曲的权利。再说，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政治腐败、金融漏洞、区域失衡、人口失调、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就业困难、社保不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道德低下、诚信缺失等等，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绝不可以等闲视之，而在现行体制之下，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获得及时、妥善的解决，有一些问题还在不断的恶化。而中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又常常拆东墙补西墙，引发出一些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对此现状，不仅国内外的异议精英们有着深刻的认识，执政的中共当局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这些问题的后果将会是什么？是否会造成社会与经济的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崩溃？如果产生了这样的后果，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而对此，大家的看法则差别很大。

有一种看法认为，凡是中共统治的失败都必然会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某些持此种看法的人们甚至希望中国的问题越多越好、越严重越好，最好是中共腐败到一塌糊涂、不可救药，最好是把小事变大、把矛盾激化，然后银行破产、股市崩盘、产业凋零、人民穷困，直到把中国搞到天怒人怨、天灾人祸、起义政变、四处烽烟、人民离乱、内忧外患的地步，到了那个时候，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社会冲突就可以将一党专制的弊政恶政暴政一举摧毁，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可以顺利实现了。

我以为，这样的想法不仅幼稚可笑，而且不客气的说，它与中共的专制逻辑其实不相伯仲，都含有以普通人的人权和福祉去要挟别人的味道，颇有恶意，诚不可取。若以这样的想法去设计、指导、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其前景就殊堪忧虑了。将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国家灾难和人民痛苦之上，将政治转型的突破口设定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和彻底失败，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灾难转型论”。本文试图说明“灾难转型论”的可能的来源，并指出其存在的谬误。

一、经济崩溃与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正相关，但与政治民主化无关“灾难转型论”可能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中国人只要还能吃得上饭、穿得上衣，他们就会对实行野蛮统治的坏政府保持克制和忍耐，就不会冒险犯难去反抗专制，更不会心血来潮去要求民主，也就是说，只有到了大难临头、人人自危的时候，人民才敢于与统治者翻脸，才会丢掉幻想、揭竿而起。因此，若要造就今日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氛围，若要唤醒民众反抗暴政，经济崩溃与民生灾难似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显然来自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浪潮及随后的改朝换代。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起于王朝末年政治昏暗、人祸频发的动乱年代，起义领袖和士兵大多出自于饥民、难民、灾民和流民的群体，如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王仙芝、李自成张献忠，大都属于此种类型。陈胜对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意思是说，造反大不了也是一死，反正是活不下去了，就不如豁出去大干一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从历史事实看，经济崩溃导致的生存危机确实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也确实蕴藏着推翻暴政的巨大能量，但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农民起义也具有骇人听闻的破坏性。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起义的斗争手段曾经是“正义”的，因为农民起义的政治本来就是成王败寇的暴力政治，农民起义的财政更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财政，如果不杀人放火、不奸淫掳掠，起义士兵就得不到犒赏，起义军也根本就无法在全民灾难的岁月中养活自己。所以，每次大起义过后，中国无不是人口锐减、田园荒芜、都市破败、国库破产，比如，黄巢的劫掠就使得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长安从此破落、从此永远不再复兴，这比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可要厉害得多，张献忠的残暴屠城比日本军人导演的南京大屠杀也不遑多让。若比起宫廷政变和武装割据来，农民起义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侵犯一向要严重得多。而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也没有发现，农民起义曾有过比“彼可取而代之”更伟大的革命目标，这样一种代价惊人的野蛮斗争形式，它固然可以承担起改朝换代的历史责任，但绝不可能造成真正的政治转型，它断然负担不起保文明、保人权、争自由、求民主的政治义务。

揆诸世界历史，事实上，我们既找不到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体，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是从专制政治的经济灾难中破壳而出的先例，倒是相反，与走投无路的贫民们的殊死的激进反抗相比，知识阶层、中产阶级的倾向于保守的反抗，其政治后果却往往要积极、有效得多。当今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它们之中，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曾经托了经济崩溃、难民造反的福而忽然民主起来的。

当然，一个比较富足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一个遭受了经济灾难的充满仇恨的社会则更难建立和巩固起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种认为中共把中国的经济搞得越糟就越有利于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想法，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二、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不等于政治转型的自动实现

“灾难转型论”的第二个可能的来源是误将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等同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转型。经过反右、文革、六四和法轮功事件之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共已经丧失了主动改良、自我更新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的任何可能性，那么，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促使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否则，民主政治新体制的建立便无从谈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就等同于中国的政治转型，更不意味着凡是不利于中共延续其一党专制的一切事态就都是有利于民主宪政的事态。

1911年，孙中山曾经相信，推翻了满清皇帝，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便已达成，然而，中国至今为止，没有了真帝制，仍然是假共和。当年，大清朝廷的灭亡不等于民主共和的确立，现在，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也不会等于政治转型的自动实现。

中共的统治诚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直接障碍，但它绝不是全部的障碍，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最大、最难克服的障碍。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来说，地方自治的锻炼、公民社会的成长、法治精神的培养、民主启蒙的深化、经济自由的扩展，这些建设性的工作至少不会比促使一党专制的消亡更加次要或更加简单。我们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没有这些建设性的工作，即使中共的专制政治今天就垮台，那么，明天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一定不会是今天的民主精英，倒极有可能是某些打算“登基”的武夫或极端分子，明天的中国政治也一定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宪政，倒极有可能仍然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专制政治。

以此而论，经济崩溃固然会削弱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统治，加速其消亡的进程，但一党专制之消亡的进程与民主转型之确立的进程并非同步，甚至也并没有相互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令普通民众衣食不济的经济灾难，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人权的灾难和自由的灾难，掌权者及其附庸们、接近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们正好可以凭借先天优势大发国难财，同时捞取其充当乱世枭雄的政治资本。到了那个时候，现行的一党专制固然难保，然而，却不仅不会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可乘之机，相反，倒会给中国的政治进步增加障碍。天知道那将会产生出多少令人厌恶的不必要的政治插曲。

三、良法善政是长期点滴累积的结果，而不会在一场恶法暴政的灾难中突然诞生，与经济的突然崩溃相比，经济的逐步成长将更加有利于民主转型

“灾难转型论”的另一个错误是它相信如果在中共的统治下经济、社会、民生状况越来越好，中共的一党专制就会越来越稳定，中国的民主转型就会越来越遥远。

当前的中共早已不再有共同信仰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令人敬畏的超凡魅力型领袖，经济绩效已经是中共维持其政治统治的主要支撑，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共的统治权威成正比的。我们已经看到，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大跃进遭到惨败，人民大批饿死，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时候，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反而一浪高过一浪，到文革时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产生产生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共的政治体制反而日渐退化，统治权威日益衰朽。两相比较，前者说明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并没有起到削弱专制权威的作用，后者说明经济的巨大增长也没有起到强化专制权威的作用。可见，中国改革的经济绩效并不足以证明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更不足以证明这种体制就是应该永续生存的。若要探寻中共统治体系衰变的原因，倒正是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才使得中共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碍手碍脚，显露出其丑陋不堪的真实原形，正是因为人们从有限的经济自由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才使得妨碍人民获得更多自由的现行体制越来越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客观地说，尽管中共不愿意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它并不愿意越变越好，但实际上，它也并没有越变越坏；尽管中共一直拒绝进行主动的、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逐渐进步，由于民生状况的逐渐改善，也由于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事实上，它施展专制暴政的政治空间比过去狭窄得多了。对于中共来说，这并不是它所乐意的，这是专制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但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来说，这却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收获。

良法善政是长期点滴累积的结果，而不会在一场恶法暴政的灾难中突然诞生。试图以一种大爆破的方式，在一种灾难性的社会环境中，以高昂的人权代价，将本应点滴累积的事情一举完成，这多半是一个既残酷又浪漫的政治幻想。在中国，一党专制的衰亡是必然的现象，只是时间或早或晚、代价或大或小的问题，而一党专制衰亡的过程也就是良法善政累积的过程。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专制怪物或许就再也找不到它安全的藏身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衣食足、仓禀实虽然不会直接地促成良法善政的形成，但当然会有利于它的点滴积累。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饥寒交迫、治安混乱、动乱频发、起义不断的社会中积累良法善政，而在经济社会状况不断改善的社会中，即使统治者无意推行良法善政，但迫于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夹击，恐怕也就由不得它一意孤行下去。所以，与经济的突然崩溃相比，经济的逐步成长无疑将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转型。

 

刘广起先生的杂文《男娘们儿》言道：“古人赞美男子的阳刚，现世男人多成阴柔之身。”此言实获我心，我10多年前写的喜剧《寻找男子汉》也持此议。

《寻找男子汉》写的是大龄女子舒欢寻找对象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舞台上的《恋爱指南》，戏剧化的《征婚必读》，非也，其实女人主人公并不是在寻找事实意义上的如意郎君，而是在招魂，是在召唤民族之魂，是在召唤阳刚之气，是在寻找精神层面上的男子汉。所以女主人公在该戏的结尾时说，她要在中国登一则《寻人启事》，男主人公问她，寻谁？谁丢失了？她说，中国丢失的是男子汉。这里所说的男子汉。当然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男子汉不是懦夫，不是还孬种，不是乡愿，不是市侩，不是奸佞，不是滑头，不是傀儡，不是降臣，不是草包，不是阿斗，不是浪子，不是小人，不是无赖，不是痦棍，不是赌徒，不是酒鬼，不是走狗，不是鹰犬，不是井蛙，不是蓬雀，不是守财奴，不是马屁精，不是贾宝玉，不是张君瑞，不是白马王子，不是奶油小生，不是无耻政客，不是御用文人。

男子汉是英烈，是硬汉，是猛士，是健将，是旗手，是先锋，是人杰，是鬼雄，是血性汉子，是豪侠之士，是中流砥柱，是各业才俊。真正的男子汉有凌云之志，有明月之怀，有义肝侠胆，有热血红心。男子汉大无畏，永向前，坚定如山，胸襟似海，是岁寒时的松柏，是烈火中的真金。

男子汉不分性别，男子汉既是骨头最硬的周树人，亦是敢樱逆鳞的张志新；既是爱国抗日的七君子，亦是纵身投江的八烈女；既是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亦是绝不举手的陈少敏；追日的夸父是伟丈夫，填海的精卫是奇女子，他们同是真正的男子汉！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轫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如今则如《男娘们儿》一文中所说，“搞理论的成了风向娘们儿，从政的成了官妓娘们儿。”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时下的一些散文随笔，连男作家也仿效“小女人”文章，一副娘娘腔了。

为什么中国的男人变得如此孱弱，如此窝囊，如此的丧失了阳刚之气了呢？

我在《寻找男子汉》中借女人主人公的舒欢之口说道：“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解放以来以整人（而且越是有才华，越是有思想、越是有见解、越是有骨气的人越是被整）为最终目的的某些运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颤栗的社会政治环境，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残酷的整肃之后，人们心有余悸，明哲保身，有些人吓得连真话都不敢说了，怎能期望在这些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的群体中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呢？

首发民主中国

 

冬天来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律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把几天之内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把人们的屈辱、泪水、忧虑、困惑、愤怒、绝望和死亡记录下来，把尊严、悲悯、平静、微笑、勇气和生命的希望记录下来，把邪恶、荒谬、羞耻、黑暗、恐惧和挣扎记录下来：仅仅是为了见证。黎明前的见证。

（一）找不到可以哭泣的地方2006年11月25日早晨，耿和的哭声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我从网上听到了她的痛哭和遭遇，除了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之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几个身体强壮的国保，跟踪、监视、辱骂一个妇女，继而动用老拳，把耿和打得满嘴流血，牙齿松动，小拇指甲翻上去，衣服也被扯碎。十指连心，最让耿和难以忍受的是手指头“特别疼，跳着疼，跳得脑袋疼。”

他跟胡佳在电话说：“我给你说完了，我心里敞亮多了……”接着是号啕大哭。几个月来，这个伟大律师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坚强的女性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孤独和绝望：她的一举一动被居住在家里的国保监视，经常受到威胁和侮辱；她被剥夺了与外界的联系，前来探望的人们不是被传唤就是被抓捕。

中国的国保把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变成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日”。 献给耿和的一支佩戴着白丝带的红玫瑰在网络上到处流传。“你的伤痛和哭喊/让所有的良知迸出鲜血/我无法把你和你们的孩子揽入怀抱/我只能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祈祷”。

故土的流亡者。她在自己的国土上找不到一个可以哭泣的地方。

（二）为了承诺袁伟静也是一个故土的流亡者。一个世界知名的盲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村庄里，被非法监禁了十五个月零七天（2005年8月20日开始）。 她的丈夫陈光诚，锁在沂南县看守所里已近半年，而失去自由也超过了十五个月。 2006年8 月24日，沂南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陈光城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10月 30日，临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沂南法院精心挑选了11月27日作为开庭日期，因为那时李劲松律师在美国访问。 但李劲松回来了，为了他对光诚的一句承诺，他提前结束访问回来了。他在给朋友们的短信中说，这次一定要去村子里把袁伟静和其他证人带出来。 深入虎狼之穴，朋友们担心不已。

25日上午，耿和的录音在我的电脑里已经放了几遍；其实听不太清楚。我不想听清楚，只想与耿和同哭。

我的朋友万延海昨天上午也失踪了；血液安全会议被迫取消。营救别人的人随时需要被营救。 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的好朋友们-陈光诚、高智晟、严正学、郭飞雄、师涛……-你们在监狱里有没有足够的衣服，有没有遭受酷刑，你们能不能读到书、能不能收到朋友们的信？ 劲松晚上去山东。给他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买张票。” 感觉这次太危险了，我要和他同去。 晚上要离开家门前，接到有关部门电话：“你是不是要去山东？你一定不能去，否则后果自负。”短信被监控。10 月份因转发一封电子邮件被叫去谈话一次。邮件被监控。9月份因发表一篇文章被国保传唤。思想被监控。 还好，行动暂时没有被监控。还是要去山东。我得用肉身去和律师们一道承担任何可能的凶险和苦难，为了承诺。

（三）再闯东师古在临沂和李方平律师会合。26日早晨9：10 ，我们从临沂市向东师古村出发。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发来短信说，村口聚集了不少人，严阵以待。李劲松在出发前向沂南县110报警：“我是北京来的律师李劲松，我们准备去双堠镇东师古村会见证人、查看现场、调查取证，听说村子里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试图阻拦我们进村，请你们出警保障律师的正常执业权和我们的人身安全。”实际上是通知他们做好阻拦的准备。“不明身份的人”其实是县公安局安排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雇来的流氓。打110既是为了留下报警的证据，又是提醒他们我们行动的正当性和公开性，同时也蕴含了对公权力机关可能出现的正直力量的微弱期待。

几辆没有牌照的车辆一直跟踪尾随。进村的路边，共有七八辆无牌车。车里的人鬼鬼祟祟地盯着我们这辆出租车。

在路上得到消息，证人陈更江被派出所带走。陈光余和陈光东也失去联系。陈光余和陈光东都是陈光诚案的关键证人，他们手上有法院的出庭通知，而且此前一直和律师保持联系并答应出庭作证。 10：30到村口，果然有二三十人（后来多次仔细清点人数，为二十八人）在“欢迎”我们。袁伟静和陈光福已经出来了。这是从袁伟静被软禁以来，第一次在不被挨打的情况下和律师或朋友们见面。

袁伟静抱着一岁大的女儿克斯，和我们握手。虽然她受到了长时间的监禁和隔离，受到了那么多的殴打和欺辱，但目光依然坚定、平和。 让她坐到车里，我们准备开进去。但那伙人站成几道人墙，立即把路口封住。我们只好下车，对他们说：我们是律师，准备去2月5日的事发现场调查取证。请你们让开。 他们不说话，面无表情，死人一般。 我们硬往里挤，人墙牢固。 我们换地方往里闯，人墙移动。 我们三个分开往里冲，他们盯人防守。 我们喝道：“凭什么不让我们进村？” 一人应道：“我就站在这里，怎么了？”

又给沂南县110打电话，“我们是北京来的律师，在双堠镇东师古村准备会见证人调查取证，现在被二三十个不明身份的人阻拦，请你们尽快出警。”此时是10：40. 又闯，没用。不明身份的人当中，也有认识的。带头的是双堠镇党委副书记张建、于明江；还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张生和、严玉逢、韩凤艳、镇计划生育办的尹继考等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对袁伟静15个多月的非法拘禁。韩凤艳、张生和等人还是6月27日掀翻律师车辆的直接参与者。

其他的车辆要进村，他们就迅速让开，又迅速合在一起。 我们又闯，又没用。我趁他们在纠缠李劲松、李方平的时候，往里冲了七八米，三个人扯着我的衣服给推了出来。

又向临沂市110报警：“我们现在在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口，以镇党委张建、于明江书记为首的28个人把我们拦在外面，不让我们会见证人调查取证，请你们尽快出警。”

警察不来。律师们调查“3.11”事发现场：询问袁伟静当时的情况，陈光诚所在的位置和被拦下车辆的位置，营后村扶贫指挥部（即非法拘禁陈光诚袁伟静指挥部）的位置，丈量相互之间的距离，整个采证过程都进行了全程录像。真相早已大白：所谓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根本就是一次颠倒黑白的蓄意陷害！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不是陈光诚而是孙学农等县政府的干部和警察！ 我们再闯，没用。我在一旁摄像，两个人凶狠地冲过来，好像要砸摄像机。我赶紧把摄像机保护起来；袁伟静冲过来保护我。

又向山东省公安厅报警。又给双堠镇派出所打电话。又打沂南县110、打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刘长杰手机、再打临沂市110、打临沂市公安督察电话、再打山东省公安厅。从早晨10：40到下午4；30，打了二十几次报警电话，没有一个警察出警。 205国道上的客车货车飞驰而过。路对面，十几个村民远远地围观。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一脸沧桑和迷惑，望着我们，望着他们。 下午4；30了，袁伟静和其他的好心村民说一定要在黑天前离开，天一黑了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在寒风中等了六个小时后，我们决定最后再闯一次。

4；31.劲松、方平、袁伟静使劲往里闯，我在一边摄像。很快，劲松、方平就被推倒在地，劲松的眼镜甩掉了地上。我刚摄了一会儿，专门盯我的两个人（后来知道是双堠镇派出所的）恶狠狠地冲过来，我赶紧后退；不过我马上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判断出来，他们并不想砸或者抢摄像机，只是坚决不让我拍摄。我就只开着录音，把摄像机拿在手里和他们一起闯。漆黑的画面上，留下了愤怒的呐喊声，撕扯声，混乱的脚步声，哭声，黄昏之前的寒风呼呼作响。

一直表现非常勇敢的司机害怕了，催我们快离开。 4：40，我们决定回临沂。带着光诚的大哥和证人袁伟静、王金香（光诚的妈妈）、陈光新（光诚的四哥）。

劲松、方平的手掌有轻微的擦伤，袁伟静的脸被打了，混乱中被踢了几下。不过这是去年10月份以来这些打手们最收敛的一次；以前这样往里闯早就被拳脚相加了。毕竟这一次没有推翻车辆、没有抢劫相机、没有传唤拘留、没有按在地上围殴。附近的无牌照的公安指挥车功不可没；他们根据更高领导的指示熟练地控制着这些打手们的凶狠程度。前几次有时候是“狠狠地打”、有时候是“抢摄像机”，有时候是“不让下车”，有时候是“砸车、掀车”。

说实话，从北京上车的时候，我心底还是有一丝恐惧；谁也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不过一到了村子，就一点儿恐惧也没有了。周围的环境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作恶是有边界的。李劲松律师甚至拍尹继考的肩膀借火点烟。他们参与看守陈光诚，不过是为了几十块钱而已。（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除工资外给30元，其他人每天45元。仅此一项，政府就要花费纳税人76万元。）

（四）绑架后的狂笑一路上有6辆无牌照的车辆跟踪，一直跟到宾馆。我们入住后，他们也开了对面的房间，房门大开，肆无忌惮地监视我们。

陈光和是陈光诚案的重要证人，专门从威海赶回来准备出庭作证。但是就要和律师见面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晚上6：40左右，接到陈光和电话，我和李方平律师、陈光福到陶然居宾馆门口等他。6：45，看到陈光和下了车朝我们走过来；和光福打了招呼。但就在离我们不到三米远的地方，从不同方向窜出来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冲陈光和喊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不由分说，把他拖到一辆无牌照的桑塔纳车里。我们赶紧追过去。我和方平大喊：“这是我们明天要出庭的证人！”“你们是谁？你们这是犯罪！”我几次往车前冲，被几个暴徒凶狠地推开。方平冲到车前，那些暴徒摇车窗的时候，还把方平的手夹了。他被推倒在地，眼镜也摔掉了。桑塔纳扬长而去。

在律师面前绑架证人，这种无耻行为把我气疯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滞留在现场的七八个暴徒在那里狂笑。本来他们是更高官权授意下的犯罪分子，充当了别人的犯罪工具；但那一声狂笑使他们立即变成了禽兽，毫无人性的禽兽。

6：50，向临沂110报警。7：10，六七个警察过来，到宾馆大厅向我们询问情况。我指着大门外：“现在这些犯罪分子就在现场，你们管不管？”一个领导模样的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溜出去了。 他们要管。管的办法是把我和陈光福带到附近的兰山区公安分局。走出来的时候，几个暴徒就躲在广告灯箱后面。

到了公安局，他们开始问问题；显然是在拖延时间。问到“那些人多大年龄、有多高”的时候，我火了：“那些人他妈的现在还在现场，你们刚才也不是没看见，你们不管，反过来问我！？”看笔录按手印的时候，我发现没有这句话，坚决要求他们写进去。

晚上8：20离开派出所时，我们害怕自己也被绑架，要求他们用警车送我们回宾馆。 证人被绑架，使我们更加提高警惕。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两个律师不能同时行动，以免被同时抓走，明天无人辩护；吃饭分拨出去；几个证人不能住在一个房间；白天拍摄的六张影碟分五个人拿；等等。

当日收到一个极为恐怖的消息：在判决书尚未公布、律师和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徐双富、李毛兴、王军三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导被判处死刑，并已经于11月22日被黑龙江司法部门秘密处决。听到之后，极为震惊。了解了他们所受到的非人酷刑之后，更感到毛骨悚然。

12月3日收到消息，开庭前夜被绑架的陈光和，被沂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的拘留日期是11月28日。而在他被绑架当天、27号以及28号李劲松律师打过三次电话到沂南县公安局询问，一个姓刘的科长说沂南县公安局不知道陈光和的下落；现在对他刑事拘留，恰恰证明沂南公安犯罪集团实施了对陈光和的绑架！据了解，此次犯罪活动由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刘长杰负责指挥，刑警大队尹传东大队长、胡维强副大队长、高明中队长负责具体实施。这是沂南县公安局继去年9月6日在北京绑架陈光诚、今年6月19日在北京绑架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之后又一次实施犯罪！

刑事拘留的理由竟是涉嫌“伪证罪”！-先是刑讯逼供使陈光和在无法忍受酷刑的情况下作假证，然后把陈光和获得自由之后向外界说出真相的行为说成是作伪证！为了阻止他出庭作证，用下三烂的手法将他绑架；绑架之后拒不承认，现在又将他刑事拘留！沂南当局不仅仅是在玩弄法律，而且是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挑衅世人的容忍度！

不服从就坐牢-和不交钱就撕票的意思差不多；全国人都是他们的人质。不过寄给陈光和家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似乎是沂南县公安局和犯罪集团的唯一区别。刑事拘留通知书、起诉书、判决书、审判形式，成为文明社会对他们的唯一影响；即使法官在走进法庭之前口袋里揣着早已写好的判决书，但有没有判决书等法律形式，这一区别非同小可。这不但宣告着仅存的一丁儿点政治合法性，而且意味着维权者的空间没有彻底被剥夺。

（五）公开开庭？

27日凌晨2点，从湖北回来的证人陈光军打来电话说已到临沂。我们不能出去接他，因为到处都有跟踪，一旦出去，肯定暴露目标；也不敢让他来宾馆，那些绑架陈光和的人就埋伏在宾馆附近守株待兔。只好让他先在录像厅里呆着别动，我们出发时以最快的速度接上他。经过惊险的调虎离山之后，成功地把光军接上车。

和8月18日第一次开庭一样，通往沂南法院的澳柯玛大道进行了两公里的交通管制。不同的是，这一次用铁管子代替了上次的带子。所有车辆、行人都不得进入。我和陈光福下了车，往里走，被拦下来。我说，我们要去法院旁听陈光诚的案子。他们不让进。我就质问他们有什么依据。争执了一会儿，有个人示意放我们进去。

我们赶紧往前跑。没跑多远，从胡同里窜出六个汉子拦住我，并且问：“你是谁？”我反问：“你们是谁？我在走路，凭什么拦我？”他们不敢出示证件，三四个人狠狠地往外拽我。见我在打手机，他们就上来抢；我大声喊叫，其中一人用力掰我的手指，我在反抗时，被几个人推倒在地，眼镜掉了。我爬起来，捡起眼镜，和光福继续往法院方向跑。关手机前的撕扯过程，一家电台正好作了录音。

到法院大门口，看到20多个人被挡在铁门外边，全是来听光诚案的。我和里面的法警说，我们要进去旁听；他们有的说不让进；有的说已经没位置了。我指着光福对他们说，这是光诚的大哥，他必须进去旁听。你们这么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他想旁听的人也纷纷对他们表示质疑。 交涉了几分钟，里面有人出来，让光福进去了。我跟着进去，法警说：“你不行！”把我推出来；我还是不依不饶。8：45，里面突然过来几个法警把我拖到法院的传达室，说我用手机摄像；要夺走手机。我说，你们这是非法的！六七个法警把我推到传达室里面的屋子，手机又响了-今天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陈光诚案开庭日，手机几分钟就要响一次-我告诉记者说，现在被关到法院传达室里。几个法警冲过来，我把摁倒在地，夺走了正在通话的手机；之后强行搜身，把兜里的另一个手机也抢走。

法警报了110.很快来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警车上。我拼命挣扎，为的是让外面的朋友看到。上警车一看，太夸张了：六个戴钢盔的防暴警察；加上司机一共七个警察对付我一个。我纳闷儿：昨天我们在村子里报警20多次，怎么没见一个警察出来？ 给我带到沂南县新城派出所，他们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你们给我出示证件。他们粗暴拒绝，继续问我问题。我说，先解决你们问我话的资格问题！他们冲我吼叫；我不理睬。几分钟后，两个警察冲过来，夺走电脑包，把里面的东西都翻出来；接着又强行搜身，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强烈抗议；他们不理睬。

几个小时后，大概他们知道了网上的报道，气氛开始缓和；他们跟我抱怨警察待遇太低，我则跟他们讲陈光诚的故事。12：55，他们匆忙给我做了笔录，放我走。 回到法院门口，八九个费县的访民围着我问情况。通过他们我了解到，准备来旁听的费县盲人李富建昨晚被带到梁邱镇政府控制起来了；有一些赶来旁听的人被一辆车拉走。邵宝光等十位盲人今早到了沂南县之后被带到县残联。他说：“我上法院这不进不去吗，残联的把俺领着领着领迷糊了。”

周围可以看见的、监视我们的车辆就有十一辆，绝大多数没有牌照；胡同里肯定还有。我在车里吃东西的时候，访民把上访材料偷偷从车门缝里塞给我。我感慨：人民政府怎么把人民吓成了这样？ 上厕所要去80米外的地方，每次上厕所，都有一辆车紧跟不舍。同去的一个兄弟在厕所里冲着他问：“你们累不累啊！”他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有时候我们故意往车里看他们，他们就转过脸去，或者装作是在看报纸。我感慨又来了：这些明明是政府的人，怎么委琐成这样？不敢让证人出庭、不敢让人旁听、不敢接受采访、不敢上车牌儿、不敢出示证件、不敢穿制服、甚至不敢跟我们对视！

陈光福事后说，法庭共有48个旁听席，开庭时还空了8个座位。除了他之外，旁听的全是公检法的人。光诚的四哥陈光新手里有法院的“出庭作证通知”，上午已经到了法院准备出庭，但县委党校来了8个人阻拦、威胁、做工作，结果他没能作证。县党校的校长书记们也试图阻拦光诚的妈妈出庭作证，但没有得逞。（顺便提一句，今年6月19日在我家楼下绑架光诚妈妈和孩子的，也有党校的人。）

法院大门外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公告：“11月27日8：30，在我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陈光诚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一案。沂南县人民法院11月22日。”-交通管制、抓捕遣送旁听者、控制盲人、绑架证人、威胁阻挠证人出庭，和这张开庭公告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可谓是世界司法史上的奇观。它既讽刺又严肃、既荒谬又真实；它既是正剧又是闹剧、既是悲剧又是喜剧；它既是失望又是希望、既是黑暗又是曙光。这张公告太过重要，不理解它，就难以理解当下的中国政治。

我们把它撕下来，作为黎明前的见证。

（六）谁是被告下午6点多，庭开完了。庭审过程也有不少花絮： 九点左右：营后村支书韩传旺出庭作证。（他是参与6.27掀车的积极分子，他的名言是：“什么是法律？在营后村我就是法律！”）他的书面证词上写着：“我看到陈光诚拦住救护车，不让他们下来。”在律师当庭的追问下，他说没有看到救护车；李劲松逼着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六七次。他后来急了：“我拒绝回答！”劲松说：“到了这里就由不得你了！”李方平律师准备念他的书面证词时，审判长说他“咆哮公堂”，让法警把他拽出法庭。

后来方平律师回到法庭。他大声辩论的时候，法官说：“再说，我拘你十五天！”方平说：“你判我十五年都行！” 播放公诉人的所谓“堵车”录像带时，每到关键的时候画面就被处理成一片黑色。劲松律师说：“一团黑的时候就是你们干坏事的时候！”

下午三点左右，审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这个罪名（原审被判四年）之后，法庭要审“故意毁坏财物”这个罪名（原审被判七个月）。李劲松要求延期审理，理由是：一、该罪名的主要证人处于失踪状态，或者被非法绑架；二、律师进村勘查“2.5”现场的时候，被非法阻挡在外边；在庭审前几个月内律师多次进村取证均受殴打或阻拦。律师要求延期到证人失踪或被非法绑架有个初步结果的时候，再来开庭。法官不同意。李劲松律师于是退庭抗议。

据光福讲，被告席上的陈光诚有时开怀大笑，有时泰然自若，其间几次怒斥公诉人：“无耻！流氓！惨无人道！” 光福说：“这次庭审和上一次有很大的变化。从法官刚开始时比较蛮横，后来对形势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特别下午以后，不像是在审判光诚，而是变成了光诚和律师在审判公诉人。最后连旁听的都听得入了神。”

（七）落叶里的阳光袁伟静太渴望自由了。被非法拘禁在家里15个月之久，还要经常遭受辱骂、威胁、殴打，她梦想着带着孩子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11月27日、28日两天，她在律师的保护下享受着有限的行动自由；我们想借此机会把她和孩子带到北京去。

28日上午，律师和证人看笔录签字。10点左右，一伙人声称是沂南县刑警队的，要抓袁伟静；她说还得去签字。我告诉伟静如果被传唤需要注意的事项，又让她临时签了不少委托书。刑警队那辆没有牌照的“东南得利卡”汽车停在我们这辆车的前面，距离只有10厘米左右。 11点左右，方平律师让我进去，走廊里没人阻拦。我刚进门，就看见光诚和他妈妈坐在一起说话；他妈妈小声告诉他，滕彪来了。他站起来，伸出手。我想要走过去握手，被法警拦住。我说，跟他握个手就走。法警往外推我。我在门口跟光诚大声说：“光诚，千千万万人在支持你！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你要坚持住！”光诚也大声说：“我会的，我们大家都要挺住！”声调里带着无比的自信和欢乐。

我只好到证人休息室等着。想到他在无边的黑暗里能发出那么温暖明快、那么无怨无悔的声音，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一张《人民权利报》在地上被踩了很多脚印，我捡起来，漫不经心地看。

才一岁多的小克斯（光诚的女儿）还不知道这场审判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还不知道将要被带到监狱里的是她的爸爸；她也不知道她的妈妈一会儿也要被带走。 我抱着她到法院大院的树下玩儿。教她唱“采蘑菇的小姑娘”，给她捡起一片一片的落叶，告诉她这叶子有多漂亮。叶子在冬日阳光的映射下显出清晰的纹路，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从草坪里捡起一段细细的绳子，我突发奇想：让光诚的女儿做一束花儿，一会儿等光诚出来的时候送给他。也许有机会。小克斯很专注，捡起几片又大又好看的叶子，递给我；看着我把这些叶子做成一个花束的样子。光诚有很久没有摸过树叶了吧，他一定能摸出来哪一片是杨树叶，哪一片是枫叶……

12：30，光诚出来了，带着手铐，一左一右两个法警。我说：“光诚，你多保重！”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这一次法警没有阻拦。光诚紧握住我的手，我有很多话要嘱咐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继续往前走，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在里边保持好心情，千万别绝食-” 袁伟静把克斯抱给光诚，说亲亲孩子吧。光诚用戴手铐的手艰难地搂住小克斯，吻她的脸颊。孩子吓哭了。我赶紧把那束叶子递到光诚手里说：“这是你女儿给你做的，一束花！”法警看了一眼，没阻拦。光诚上了车，跟妈妈、妻子、哥哥、方平、劲松告别；我又喊了一句：“光诚，正义在你这一边！”光诚在车里喊了一句：“放心，陈光诚只会越来越坚强！” 警车开走了。便衣围上来，要把袁伟静带走。光诚的妈妈哭了。我们让他们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并记下了警号和名字：沂南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维强。

袁伟静和孩子都被带走了；那辆没有牌照的“东南得利卡”。时间是12：25.

（八）故土的流亡者下午三点，我们去沂南县刑警大队。两辆无牌桑塔纳跟踪。我们的司机不熟悉路，我就下车问后面车辆里的便衣（警察或国保）。那人见我问路，很尴尬，低着头，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后来还是给我指了路。我没听明白，就说，你们在前面给我们带路好不好，反正我们要去同一个地方。他笑着摇头，不说话。 到了沂南县刑警大队，电动门不开。我们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们要进去办事，请把门打开。她说她不管。一会儿有人出来说，电动门坏了，里面的车都开不出去。一会儿又有人说，不让进！

打110.过了一会儿，外面一个便衣要进去，门开了一个缝儿，他进去了；方平、我和劲松也挤了进去。门没坏。 几个便衣往外推我们，但不太用力。李劲松出示了律师证和袁伟静的委托书，坚持要往里走。到了办公室，劲松律师说，我们要了解袁伟静被传唤的情况，她涉嫌什么罪名，我们有权利知道。

几个便衣蛮横得不得了，说不知道，袁伟静没在这里。我们给他们看《传唤通知书》，上面明明写着被带到了沂南县刑警大队。我们说要找胡维强副队长，他们说出去了。我们说，你们用没有牌照的车把袁伟静带走，这是违法的。他说这是“工作需要”。这等于承认他知道袁伟静的事情。他们不敢告诉我们警号和姓名。我和劲松、方平律师给他们上了半天课：你们上班时间不穿制服、关大门不让人进、开没牌车上路、不告诉理由随便传唤、推诿律师，都是违法的。不是说盖了你公安机关大印的就是合法的，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得有法律明文的依据！

真正的普法是用行动来普法。

交涉没有结果，我们只能离开。我们判断，我们不离开沂南，他们决不会放人。公安抓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随便，我们只有叹息当地民众任人宰割的命运。 乘车回北京。晚上九点多，车刚过泰安，我接到陈光福电话，说袁伟静被扔到村口的地上，只是哭，不说话。我们让他赶紧送伟静去医院，保留所有医疗单据。后来又接到光福的短信，说伟静正在孟良崮医院输液。几个小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杀人！ 我们决定在济南下车，连夜赶往孟良崮医院。

天还没亮，袁伟静痛苦地闭着眼睛，不说一句话，显得非常疲惫和虚弱。外边监视的人越来越多。劲松律师握着伟静的手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用生命来保护你。……我们不能在天就要亮的时候倒下去。”我说，我们也可能被带走，应该抓紧时间把真相讲出来，那些人害怕真相。

原来，我们下午三点左右在刑警大队门外的时候，她就在里面看见了我们。后来她被带到一个派出所，遭到了几个警察的持续辱骂。三点左右的时候，她的小腹和胸口开始剧痛；三个小时内她四次要求去医院，警察置之不理。第五次要求时，来了一个医生，简单看了一下，说问题不大；而这时候袁伟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六点左右，警察给她出示了《监视居住决定书》，告诉她不能离开村子。之后送她往回走。

途中，伟静还是疼痛难忍，加上极度的生气和委屈，几次昏迷过去。稍微清醒的时候，她只记得自己是在哭。

她不住地哭。孩子也哭。一个警察狠狠地拽她的脖领子，骂她“不如畜牲”。（整个下午，警察多次狠揪她的衣领子，脖子一直到晚上还疼。）伟静浑身没了力气，迷迷糊糊地哭。 晚上九点左右，几个警察把她从车里抬下来，扔在村口的水泥地上。她躺在冰凉的地上，痛哭失声。村小卖店的刘元凤把孩子抱到伟静家的时候，家人才知道情况。

她腹部的剧痛一直持续到在医院打了几个吊瓶之后。

伟静在病床上痛苦地回忆着。

此时，医院周围监视袁伟静和北京律师的人增加到了二十多个。

嫂子，你不哭。孩子，你不哭。妈妈，你不哭。我们大家都不哭。

外面，透过长夜的黑暗和寒冷，淡淡的晨曦隐约显现出来。

天就要亮了。

2006年12月6日（汕尾东洲血案一周年祭日）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