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真相难求(附:真相难求?——自己与自己的商榷)

 

近年来,媒体或者网络揭露了一些事实方面很有争议的案件,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或者本地政府对于案件所作结论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官方参与制造虚假的结论,因而不断地投诉或上访。这类案件中最典型者如:湖南的黄静案、河北的聂树斌案,以及刚刚被揭露的发生在湖北襄樊市的高莺莺案件。

高莺莺案件提供了一个地方权势者极力掩盖事实的标本。根据《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报道,2002年3月15日,高莺莺在她工作的宾馆”坠楼”身亡,与一般自杀者不同,她身体多处被抓伤,一个乳头被咬坏,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上衣纽扣少了好几粒,腰带和鞋子不见了,裤子拉链也没有拉上,家属暗自藏起的白色内裤上还检验出了精斑。在她离奇死亡后,公安人员对现场既不保护也不查看,第二天就定性为”自杀”,法医随便看看就走,而后又动用公安和武警抢夺尸体,通过抓人、软禁、连坐等手段威逼家属签字火化,火化时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这起疑窦重生的事件能够掩饰四年多,直到襄樊市的官场”地震”之后才曝光于媒体,当然也是令人感叹的。不过,下一步,包括法院在内的有关部门能否给冤死的高莺莺和近年来不断上访的高天虎夫妇一个公正的说法仍然是疑问。

在司法过程中,面对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官就必须力图通过证据来复原本来的情节。各种人证物证的及时搜集和保全乃是查证案件事实的重要前提。为了确保证据与案件之间的紧密关联,还需要对于某些传来证据加以排除。某些时候,对于证据的判断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例如医学、物理学、枪击案中的弹道学等等,法律职业者往往不具备这类知识领域的权威判断能力,又必须依赖相关专家。不过,专家也是人,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在可靠性上出现问题。在黄静案里,包括省公安厅、最高法院、中山大学法医学中心在内的多家权威机构出具了多达五份的鉴定书,但是就黄静的死因却是相互矛盾,令人不知所从。一审法院依据最高法院鉴定下判,但是,显然还是无法平息当事人对于事实的疑虑。

实际上,法庭上的证词本身也可能是虚假的,甚至目睹过某些案情发生证人也会作出虚假陈述,而这种虚假可能有意为之,也许是因为时间推移导致原始记忆模糊所致。这样,法庭中的质证就变得异常关键。律师需要精心地设计询问技巧,机敏地揭露证人言词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者通过归谬法让作伪的人陷于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之中。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法庭律师的基本功。19世纪美国著名律师威尔曼(FrancisL.Wellman)在他的《交叉询问的艺术》一书里指出:”笨拙的证人在作伪证时常会以不同的方式露出马脚:声音、茫然的眼神,在证人席上紧张扭动的身躯,尽可能复述事先编造故事的精确措辞的明显努力,尤其是与其身份不符的语言的使用。”无论如何,法律职业者所发展出来诸如交叉询问这类职业技能对于揭露事实真相相当重要,虽然它们并不能在实体上确保所有的案件都真相大白。

当然,如果借鉴一下接受美学的观点,对案件事实的揭示也可以从当事人接受的角度去设计和构思。司法程序本身是否”科学”固然重要,如何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有关结果同样值得研究。文化的因素在这里会发生某些影响,不过,裁判者的超然中立、相关证人都必须受到另一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疑却是超越文化差异的底线准则。观察一些争议案件,对于结果不服的当事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对于法官的中立性表达了怀疑,甚至有很多迹象表明司法受到某些不正当的干预,不少案件审理之前已经作出判断,上诉之前上下级法院已经就结果串通一气,致使一审或上诉审都成为过场,这样的司法由于本身的正当性丧失殆尽,其判决无法令当事人接受乃是必然的。可怕的是,当司法与正义相背离成为常态,危及到的将是整个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在法院无法获得正义的人们就只能把法律操在自己的手中,个别案件的不公正解决带来的怨恨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司法制度的历史记录了人类为了揭示争议事实真相的宝贵努力,同时也展现着人类自身的局限和无奈。为了让证人陈述真相,人们不断的进行质证、鉴定、测谎……但是,这些技能和技术的运用还是无法完全避免伪证和冤案,于是”尽人事”之外,还需要”听天命”———在积极的层面上,让证人对神发誓,以求神力震慑之下,证人不敢作假,败诉者也能够宽宥证人的率真之言。在消极的层面上,当人们无力在所有案件里实现正义的时候,也只好把终极的正义交付给神来完成。米兰达因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证据排除规则而免受法律的制裁,不出数年,他就在一次歹徒械斗中死于枪击。

冥冥之中,善恶终有报应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查士丁尼钦定《法学阶梯》开宗明义第一条即说:”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

真相难求?——自己与自己的商榷
贺卫方

日前,我针对近期几件舆论沸沸扬扬,但不同方面对于事实情况却各执一词的案件作了简要的评论(见”真相难求”,《法制日报》 2006年7月13日)。文章发表后,自己又读了一遍,觉得有些道理说得不清楚,于是就”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在前文的开端之后,尝试进入另一个思路,以期提出对于这类案件或事件公正解决的制度建设思路。

前文曾引用了《民主与法制时报》对于襄樊高莺莺事件的报道,表达了对于地方权势者在如此惨剧发生后可以动用公安、武警等政府力量把事实掩盖长达四年的感叹。接下来我就进入到了司法如何运用正常也是复杂的技术对于争议事实加以揭示的路径,虽然也提到法院中立和超然的必要,但是没有对更大的制度问题加以分析。这使得最后把某些疑难留给”冥冥之中,善恶终有报应”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其实,高莺莺事件,也包括至今尚无明确说法的河北聂树斌案件、虽然一审作出判决但是仍然不足以服人的湘潭黄静案件等等,之所以难以公正解决,恰好是因为我们整体制度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如果说这是灾难,它们乃是人祸,而非天灾。

首先还是必须强调司法独立的价值。面对女儿的悲剧,高天虎夫妇根本不相信法医作出的所谓自杀结论。报道告诉我们,他们这些年一直在上访投诉,但是却毫无结果。我们还记得,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他的母亲为儿子上访,居然被当地警方拘留!问题是,当地的司法部门为什么会无动于衷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受控于那些制造了这起冤情的部门或人们。这显示了我们这个国家在政府体制设计上的一个大缺陷。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的一个结构性困难在于,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三种权力都强调横向的控制,而缺乏纵向的制约。在司法方面,苏联的体制尚有检察机构的纯上下结构的构造,从而打破了地方政府对于公权力的垄断,为中央政府监控地方官员提供了制度管道。但是,我们在1950年代借鉴苏联检察体制的时候,却把苏联式的垂直领导变通成为上级检察院与同级党委双重领导。因为人事与财政事项都受控于同级党政,于是所谓双重领导终究还是同级党委占据了主导地位。法院在与本地党政之间的权力关系上,甚至较检察院还要等而下之。

这样的体制安排固然使得中央在人事和财政事务方面少操心、省气力,然而却带来了地方权力对上不透明的后果。平常所谓”一手遮天”,在一个地方,只要像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这样的”一把手”要掩饰一件事情,只要能够封锁媒体(这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其他诸如人大、司法等部门也只有乖乖听命的份。高莺莺死后,竟然有公安、武警来抢夺尸体,其背后是怎样的权力在操纵这一切不难想见。蒲松龄感叹”覆盆之下多沉冤”,我们这样的体制架构不就是在强化着一个个地方权力的”覆盆效应”么?当发生了冤情,当事人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能够减少这种”覆盆效应”的只有越级上访。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众到京城上访最频繁的国度的事实。不过,当上访的处理因数量太大也不得不依赖掠夺型的官僚体制的时候,一切都只能是徒唤奈何了。

所以,疑窦重生的高莺莺事件能够一压四年绝非偶然。我们需要在体制上让这种每天都可能制造冤情并且压制申冤的”覆盆”变得透亮和透气,司法独立正是其中最要紧的环节。假如孙寅初们对于襄樊市检察院和法院毫无干预之权力,高天虎夫妇何至于投诉无门?假如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即便公安部门配合掩饰恶行,终不能通过检察院审查这一关。检察院反而要对于高莺莺的死因进行公正的调查,对于制造了这起惨案的犯罪人以及参与伪造死因结论者提起刑事控诉。不用说,法院在独立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也会以法律的逻辑来对于案件作出裁判,最终还原死者以正义。如此一来,襄樊市的天不就亮了么?

司法独立之外,新闻能够自由地对各种恶行加以揭露也至关重要。记得约翰逊博士曾经令人意外地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们属于野蛮人,他的理由是那时没有报纸,没有报纸就无法很好地传播知识。不过,他并未提及没有报纸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恶行不能受到有效的揭露,于是权贵们愈发为所欲为,小民的处境便日益艰难。所以,没有报纸就没有文明的政治。当然,襄樊是有报纸的,不仅报纸,还有电视、电台,可是这些是真正的大众传媒么?不妨调查一下,所有这些媒体四年来可曾对于高莺莺事件有过任何报道?我们都知道,第一家报道该事件的是来自北京的《民主与法制时报》,而且还是在孙书记身陷囹圄之后才出现的。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分明是特别有利于为非作歹的地方官员们欺上瞒下的,也就是说特别不利于中央了解地方实情的新闻管理模式却在近年来不断地强化,例如不允许所谓”异地监督”,例如不久前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其中居然出现这样的条文: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由(突发事件)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高莺莺之死这样的突发事件,新闻媒体也必须听命于地方政府,可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不正是这起突发事件的制造者么?这不等于让陈世美”统一领导”有关秦香莲所遭遇突发事件的报道吗?那些把这样的条文硬塞进立法中的人们是何等用心?在这种上欺下瞒、左旋右抽的迷魂战法之下,党中央再英明,也无法避免闭目塞听的结局啊!

真相难求?不,在太多的情况下,真相就在我们眼前,只是我们自己闭上了眼睛。

2006-7-14凌晨

贾悲文: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政治改革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社会付出的转型成本是否最低;政治毕竟是服务于社会,而非超越于社会而存在的。读遍东西方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健康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实质上就是保守与激进之间竞争、辩论、对话、妥协到容忍的动态平衡过程,这当然也是源于人类本身从青春飞扬到白发苍苍的天生特征;撕裂了这个平衡,无论激进的理想多么伟大或保守的现实多么合理,都可能带来社会的失控、灾难或停滞。

一百年前,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就是秉持“保守与激进之间平衡”的认识,坚持清廷政改应走“虚君共和、君主立宪”的道路,而与流亡海外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笔战数年。而当革命不幸发生、清帝逊位,社会转型风险加大之时,梁启超亦能回国,参与共和,以图阻止社会转型失控可能带来的灾难。

1915年,在袁世凯意图取消共和、恢复专制、复辟帝制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袁试图用20万银元阻止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明自己既非守旧而不知社会变革的“首阳山上不食周粟”的文人,亦非醉心于“共和”的狂热革命党人;并强调自己的“立宪”观点,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在文章中,他指责袁之称帝意图,根本不是“君主立宪”,而是再回专制;而他当年所提出的“君主立宪”是基于200多年满清皇族统治,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有效方案,远非辛亥之后袁氏重新称帝的社会基础。文中原话:“革命者,事实之不得已也。天下惟已成之事实为不可抗。吾子畴昔抗之不已以自取戮辱,今何必复尔尔者?”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辛亥之后近代历史的苦难,倒是验证了梁启超的那句诗:“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近代以来,当党外的知识分子感受着一党专制窒息的时候,党内的文人何尝不在体味着领袖独裁的痛苦;人数超过英法德等国家总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政治现实的缩影。起源于孙中山的中国列宁式党内独裁,是形成中国专制的最根本原因之一,49年前如此,台海对峙时代亦如此。

从1861年清廷开展“洋务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维系了半个世纪的寿命;而自1979年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27年的时光,“六四”之后流亡在外的现代梁启超们,一遍遍卓无成效的隔着太平洋向大陆喊话,期待中共走向开明。而政府却置若罔闻,直到孙中山式的革命党诞生。

毫无疑问,中共依然是未来中国稳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基于其超过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现实,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与其抗衡的忠诚的政治反对派;面对资本崛起有可能带来“擦枪走火”式的政府崩溃、权力真空,关心中国未来的党内党外的思想者,有必要思考一下如何避免辛亥革命之后那种最残酷的社会转型问题。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革命会始终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压力和马鞭;当我们批评革命的时候,革命也在鞭打着执政党改革的马车。

历史惊人的相似,而历史中的思想者也有相似的宿命和责任;当年的清廷和今日的中共,面临着近似的困境;而今日的思想者却也和百年前的梁启超们,承担着相同的社会责任。

辛亥之后,数年短暂共和,以“共和”为名义的中国走过了90年的独裁和专制;今天,让我们回头重新捡起错过百年先贤梁启超的“虚君共和、君主立宪”政改方案,抛砖引玉,为政治领袖、为思想者、为关心和平转型的国人提出一个相似的政改设想以供参考: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分党共和,即首先实现党内言论自由,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开放党内政治辩论平台,允许多元政治流派出现,建设党内忠诚的反对派;从党内基层选举开始,逐步实现全党各层级直至党中央的民主选举,达成党内共和,完善党章党纪的制度建设,把黑社会式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尽快改造成为现代执政党;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制定和落实,使中共军队和其他纪律部队,尽快转变党内“寡头”统驭,由党内民主选举的军事委员会负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军,并随着政治改革和进步,逐步过渡到国家军队体制。当然,也不排除共产党一分为二,形成两党竞争的可能。

党主立宪,是指在现有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不作大的变动基础上,依靠党内民主和辩论,由现执政党主导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从清理当前法律之间相互矛盾开始,逐步完善法律制定和执行,实现党内“三权分立”,进而完成国家政体的“三权分立”。在必要的时候,废除现有虚假和虚伪的“人大选举”政府官员制度,由执政党内不同政治派别辩论并民主选举各级政府首脑,取消各级书记负责制度,还权于社会。在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可以以法律保障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而非现在的政治局“寡头独裁”统治。

政治作为一个妥协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现实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进步和变革,也都是在尊重旧有势力、宽容新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的;过分保守、停滞不前,或者过分激进、超越现状,都会引起社会的反弹或反动,最终陷国家和民众于不义、甚至灾难。

党内独裁和言论钳制,必然制造思想黑幕,从而割裂党员全体与政治领袖的共有认识,由此而导致忽左忽右的极端化政府治理。因而,党内改革和政党开明、进步,是当代中国走向进步的最重要一环。

除了近几年资本家入党的“新进耳食”和始终盘踞党政金字塔顶的权贵,将近7000万的党员,超过50%以上跟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一样,对政府和中共愤懑不平,尽管言论钳制、党内管理黑社会式的无耻,普通党员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却也有许许多多的李锐等人站出来直斥党与政府的弊端。

推动中国政治进步,恐怕不仅仅是“推翻共产党”那么简单,历史上有无数的政党改良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先例,譬如国民党。毕竟,“党”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而非一个单独的个人;党内制度变革了,群众进步了,这个党就能够进步、改良。反之,立党之初正气冲天、正义在肩,如民进党,照样也可能沦落下去。

1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跟上个世纪的梁启超们一样,谈论着“立宪”问题,探讨着政治变革对社会转型成本的影响问题,不同的是:我们耻辱着,梁启超们却荣耀着。

狄 马:盗版与思想自由

 

分门立户的财产制度是我们的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言,如果没有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财产制度,人类哪怕连一根大头针都不可能生产出来。但就像任何制度的发展与演进一样,私人产权制度在现时代面临着许多从来没有过的威胁,“知识产权”的盗用就是其中之一。

“知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生产出来,与其他物质产品有着明显不同:物质产品遵循价值规律总要把它运到最稀缺的地方才能发挥效用,一个陕北山区的石油老板只有把油运到没有油的浙江才能赚取利润,因为浙江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在电脑上合成一堆油出来;但精神产品如文字作品、音像制品、技术发明等非物质产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上,现代的高新技术就很容易把它们成批量地复制出来。那么,怎样才能保护这些“知识产权”拥有者的收益,从而刺激他们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限制人们的模仿与复制,有意制造市场短缺。这个方法虽不能说是人类保护非物质产权的最后形式,但却是目前世界上文明国家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

但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寓言一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西方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一旦到了发展中国家,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普遍的言论钳制和出版垄断,导致官方准许生产和进口的知识产品普遍价格奇高。因为官方在审查、批准、印制、发行等各个环节上都养活了一大批坐在办公室吃茶等死的人,因而垄断机构要想维持运转,必然要抬高权力寻租的门槛。例如,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倒卖书号现象,就是公权机关借用合法外衣出售书籍正常排序的行为。因为说到底,书号是什么?书号是一堆阿拉伯数字,但书报审批机关正是利用阿拉伯数字来做生意的。这样,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就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工人是靠出卖技能生存的,农民是靠出卖粮食生存的,兵丁是靠出卖勇气生存的,教师是靠出卖知识生存的,甚至妓女也是靠出卖肉体来生存的,惟有出版机关是靠出卖阿拉伯数字来生存的。普遍的人浮于事,占着茅坑不拉屎,导致效率低下,成本奇高,人们对垄断机构出来的精神产品,且不说内容贫乏单调、思想陈旧落后,单是价格一项就足以让公众望而生畏。人民喜欢便宜,于是有了盗版。

没有人认为,盗版是合法的,但盗版的发生原因多样,不可一概而论。就语态而言,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盗亦有道,不仅指盗贼也有他们的行事规则,而且指盗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有它发生的根源,亦即“道理”。

除了便宜,人民还喜欢自由。这也是盗版之所以“盗”的重要原因。因为除了垄断导致的价格攀升外,言论管制必然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人们无法真正自由地寻找、交流客观而公正的资讯。在自由和便宜之间,固然有大部分人会选择便宜,一个公正而开放的社会,也不是要求人人都选择自由,而是在有人愿意舍弃便宜而选择自由的时候,不会遇到阻碍。但在出版不自由的国家,即使有人愿意倾家荡产,也未必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资讯,尤其是那些来自不同世界的异质声音。而言论自由的实质,恰好就是发表和交流不同意见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认为,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种、某个群体不配享有思想自由,否则你就无法否认他们制作盗版的合理性。

出版自由、舆论多元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没有盗版?不是。世界上只要有利益,就会有盗窃。比如,在有深厚的保护“知识产权”传统的国度里,不法商人仍然会通过盗版来逃避著作者的版税,但在信息通畅、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利润空间必然要小得多。马克思说:“如果能获得1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践踏一切法律;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依此类推,当市场利润只有30%的时候,资本家就不愿再冒坐牢的风险;当市场利润只有3%的时候,资本家恐怕连“双规”的风险都不想承担了。

因而,自由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事业,它是一个需要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长期演进、不断试错的过程——正像我们今天的文明也是先辈们经过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长期演进、不断试错才得来的一样。

2006年12月20日写毕

中共名为反腐败,实为垄断腐败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共一党专制大陆半个多世纪,也把这种传统发展到了“顶峰”。就拿最近发生的胡锦涛曾庆红把陈良宇整下马这件事来说吧,明明就是一种为十七大准备的权力斗争,中南海偏偏要把它说成是反腐败,于是海内外就有那么一班人——除了有特殊背景的,也有一些对中共始终抱有幻想的,当然也不乏政治思想上幼稚可笑的糊涂虫——跟着起哄,好像中国大陆真的在反腐败一样了。

毫无疑问,中共已经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腐败奇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的中共比当年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还要腐败千百倍!在民间,老百姓反腐败的抗争从来都没有停息过,最典型莫过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当时学生的主要诉求就是要反腐败、政治改革,结果被邓小平用军队坦克血腥镇压了。还有,河南省信阳市供销社棉麻公司的干部安均,1998年创建了“中国腐败行为观察组织”——中国大陆第一家民间反腐败机构,2000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去年5月由10个民间反腐败和维权性质的网站组成了一个联盟,以至于有朋友热情的欢呼“中国民间反腐败网站已经形成联盟”,然而这些网站不久都变成了中共互联网新规定的“刀下鬼”。

一党专制的中共要垄断腐败

中国大陆的现实是,一党专制的中共,垄断了一切政治资源,其中也包括剥夺了老百姓的反腐败权利。也就是说,要反腐败也只能由当权的中共来反,决不允许任何其他人置啄。草民百姓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把中共的宣传口号信以为真,真的起来要反腐败了,那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是动乱!在中共的政治机制中,别人的反腐败都是心怀叵测,都是要颠覆他的执政地位,都是搞政治反对活动的挡箭牌,所以任何非官方的反腐败,都是不容宽恕的“犯罪”!

那么,手里垄断着反腐败大权的中共当权者到底又是怎么反腐败的呢?

这里也有一个案例:石家庄市建委的干部郭光允在长达8年时间里,不断向中纪委举报顶头上司与河南一把手程维高等人勾结的违法行为,结果被开除党籍,蒙受了两年劳教之灾。2003年保护伞江泽民下台了,程维高才遭到了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处分。即便程维高腐败已经罪证确凿,新上台的胡锦涛“打狗还得看主人”,让程躲过了法律制裁,如今在一幢小洋楼里继续享受着中共副省级的高干待遇。

当年,自从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以后,中共改变了路线错误、政治错误等的整人传统,开始用腐败的罪名来掩饰权力斗争。陈希同因为反对江泽民,结果被江以反腐败的名义,关到秦城监狱里去了;如今,陈良宇因为在政治上反对胡锦涛,同样被以反腐败的名义赶下了台。陈良宇下台以后,海内外舆论开始用同样的标准检验中共当权者,发觉比陈良宇腐败严重的高官还大有人在,甚至象胡锦涛、温家宝也难免俗。

比陈良宇更腐败的大有人在

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是以风险投资着称的企业家,曾经是大陆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网CEO,在海内外供认是个大腕级的人物,《亚洲华尔街》日报根据「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发布的消息,茅道临在大陆信息科技企业家最新富豪排行榜中排名11,身价三千五百万至六千万美元之谱。2003年9月与胡锦涛的女儿胡晓华(又名胡海青)在夏威夷成婚。今年四月胡锦涛访美,第一站选择远离政治中心华盛顿,该道美国西雅图的微软公司做客,消息人士披露茅道临从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对微软盛情接待的回报,胡主持仪式与其签订了一个十多亿美元的电脑软件合同,胡锦涛家族在这中间到底获利多少,可能要等胡锦涛下台之后才能知道的了。此外,网上也有不少胡海青、茅道临在深圳、哈尔滨等地从事收购当地医院的“大型”商务活动的传闻。

胡海峰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是清华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威视股份”有限公司/ Nuctech Co.) 的总裁,该公司成立于9年前,是胡锦涛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商业分支机构。据BBC英国广播公司和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中国民航总局12月12日宣布,胡海峰的公司赢得民航总局的液态物品检测仪器合约,合约范围将包括全国所有机场,以加强反恐安全为由,全国147个机场都将安装”威视”的X射线液体安全检查系统。这款仪器出口价为20万美元一台,整个这项政府合约金额高达数十亿人民币。这是一纸巨额合约,而”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家主席。

再比如温家宝,夫人张培莉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原是温家宝的同事,有教授职称,后来下海做珠宝生意,《远东经济评论》曾报导说,由于丈夫的权力,张培莉在中国珠宝业炙手可热,影响力很大,是许多政策和法规的幕后推手。她是全国工商联所属的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也是中国唯一上市珠宝企业北京戴蒙得宝石公司的总裁,该公司一直操控着中国的珠宝钻石交易。后因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张培莉转任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人。《开放》杂志2006年6月号报道,张培莉实际上继续在做珠宝生意,北京平安保险大厦的戴蒙得珠宝公司还保留着她的办公室。

温的儿子温云松,是北京网络公司优创(Unihub)的公司的老总,并和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合伙,李注资优创使该公司大举发展,并取得华夏银行、平安保险、中信证券、南方证券及招商银行等全国性金融公司作客户。媒体称温云松是一位隐形大亨,其财富可能已高踞全国十大之内。6月号的《开放》杂志还报道大陆传闻的一个消息,温家宝家族最近通过证券买卖,仅一次交易就获利50亿人民币之巨。


胡锦涛女儿胡晓桦(胡清海)


当今驸马茅道临


温如春(左)张蓓莉(中)与友人合影


温云松

胡温是中共最大的腐败分子

再往前看,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退一万步讲,就算胡温家祖的腐败都是别人无中生有、造谣中伤,那大陆目前举国上下的全面腐败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胡温作为最高当权者也就是这个政权的“法人代表”,理所当然的要为这种腐败后果承担政治后果。如果说,陈良宇作为一把手要为上海的腐败承担责任,胡温没有理由可以为全国性的腐败推卸责任。

所以严酷的现实就是,中共是古往今来最腐败的执政党,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最高当权者胡锦涛就是这个腐败集团的总头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分子,最大的腐败分子打击比较大的腐败分子,或者清洗反对自己和不听话的腐败分子,真正目的是要垄断腐败。也就是只能我和我的人腐败,别人休想指染,你只要是跟对了人,再腐败也没有事。这将就解
释了一个现象:从毛泽东时代枪毙刘山青、张子善开始,到邓小平镇压六四,再到陈希同、陈良宇下台,中共不断地反腐败,但是越反腐败,腐败反而越严重了,甚至都无法遏制了;贪官污吏也越打越多,泛滥成灾了。

杨宽兴: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

 

“2004年7月25日,‘土地征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由于来自下荒村的老村长(实为老会计——笔者注)张树学及其它几位村民,不属于特邀人员,他们连公开发言的机会都没得到。看着弱势村民们既无助又无奈的痛苦表情,笔者黯然神伤。”

这是张耀杰先生《中国农民的家园土地保卫战》中的一段话(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9月号),不过,面对弱势农民的遭遇,黯然神伤的不止张耀杰一人。最近,我对下荒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原本以为发生在下荒村的只是一起普通林地侵权案件,但当赵岩、侯文卓、《中国改革。农村版》这些熟悉的名字被张树学一一道来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起土地及林权纠纷案的分量。

站在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村外的争议林地上,借助村民的介绍,我对该村的600亩土地及林权纠纷有了初步了解,此后,又与该村村委会、喀喇沁旗林业局、喀喇沁旗政府法制办等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并反复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核实,力图通过这样的调查,全面、真实、客观地掌握下荒村土地与林权纠纷的前因后果。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土地侵权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土地侵权案件往往导致农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并引发上访、骚乱等群体事件,但在多数情况下,此类纠纷案的处理结果并不理想。通过对下荒村林地案的调查,我发现这是一起比较具有研究价值的农村土地纠纷,因此,本文试图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将纠纷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有关各方的复杂关系加以梳理,并借此探讨解开复杂土地纠纷的现实途径。

2002年5月5日,承包下荒村401亩(据村民实际测量,应为600亩左右)林地的外村人任相军雇佣四轮车去承包地耕种时,下荒村村民李国良、李国富、张文武、李淑风、张树友、闫桂云、曹文英、马秀芝、王风梅、宋国民、王玉英、张文志、兰秀芹等人前去阻拦,不让耕种。相持不下中,四轮车驾驶员弃车而去。村中素有声望的张树学让他的侄子将四轮车开回村里加以保管。按照张树学的解释,“担心四轮车留在村外丢了不好交代”,不过,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使用了“扣留”一词,而我无法找到四轮车的驾驶员核实当时的情况,四轮车是被驾驶员丢弃还是被村民强行扣留,难以断言,但在与有关村民的接触中,感觉他们性情较为温和,因此,个人倾向于认为当时并不存在强行扣留的行为。

阻拦耕种的事件发生后,任相军迅速将李国良等人诉上法庭,继而,便有民警进村抓人,按照村民的描述,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颇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以至于无辜的围观者都被抓进乡里,还有人“遭到殴打”。

2002年6月27日,喀喇沁旗人民法院判决任相军胜诉,根据此一判决,任相军有权继续经营所承包的河滩林地,而李国良等人应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部分村民认为,任相军的胜诉以及民警进村抓人的原因是财大气粗的任相军买通了有关执法部门,但我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有村民反映在林地竞标中有村民出资48万,而任相军仅出资45.2万元就取得了河滩林地的30年承包权,但任相军出资的事实,不容质疑,而喀喇沁旗人民政府于1998年3月20日发给下荒村村委会的1006号林权证,为任相军的30年承包权提供了产权支持。

问题的关键在于,村委会持有的林权证是否合法。因为,就在任相军承包林地的四至范围内,还有另外一些林权证的存在,到目前为止,保留在村民手中的林权证,至少还有五份,持有人分别为一组和三组村民李均、宋国祥等(该村共有六个村民小组),这些林权证的发证时间均为1985年。

另外一百多户村民或者声称林权证丢失,或者声称虽未办理林权证,但对自家栽种的林木拥有产权。那么,同一块土地上,1985年和1998年两次发放不同林权证的原因何在呢?

争议林地位于老哈河河滩,历史上既种植庄稼也栽种树木,1962年大水冲漫后,1963年,经过深挖翻整之后,村民主要在这片土地上种树,起到了防水防风的作用。

1985年前后,在这块林地上,农民普遍种植棉槐。这时,农村正处于文革后的恢复与繁荣期,各项工作逐渐恢复规范,设在马蹄营子乡的林业站为部分村民办理了林权证(当时河滩土地已分给各家农民,但因为属河滩地,并未与村中签定承包合同),但限于当时的管理水平,林业站工作人员在为农民办理林权证的过程中,却未存底或保留有关档案资料。

九十年代初,在老哈河流域治理与保护的扶植政策下,上级通过村委为一组和三组农民提供了杨树树苗,一组和三组村民分别砍掉了原先栽种的棉槐,种上杨树。

1998年,下荒村村党支部书记的王义全以村集体财产的名义,向林业部分申请办理这片土地的林权证,林权范围包括一组和三组农民栽种的全部林地,但这一产权证的办理,在当时并不为村民所知,而1985年林权证也未予以公示撤消。

王义全是这个案子中的关键人物,对于这个人,我所接触的农民大多评价甚低,更有村民指责王义全在担任村支书的二十多年里,培植亲信、行贿受贿,侵占公款,用张树学的话说:“我和王义全有点拐弯的亲戚关系,当年他竞选村支书,还拉过我的选票,我也曾投票给他,不成想他上台后这么坏。当了支书,你要捞就捞吧,但他王义全做的也忒狠了,忒不象话了。”

目前仍担任村支书的王义全并不住在村里,全家早已搬到城里,有时会回到村里转一圈看看,象征性地行使支书权力,但他把有关的档案资料,牢牢把持在自己手里,当村民带我查看任相军和村委签定的合同时,村里的会计说:“全都在王义全那里。”无疑,这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物。根据我的经验,根据一个村子的路况可大致判断村支书的人品与作为,走进下荒村,这个人口超过两千人的村子中,道路颠簸,崎岖不平,可以想象,一旦下雨会是怎么样一种泥泞状况。另外,村民告诉我,下荒村财政现在的状况是分文没有,已经穷到连煤都买不起的地步,前些天,为了取暖,村委人员竟然悄悄跑到附近的学校偷煤。

而原本算是富裕村的下荒村,现负债三十七万元。所有能卖的林地、工厂、土地都已被王义全卖光。王义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想见了。

在法庭上,王义全声称,下荒村出售林地的决定是经村民委员会表决过的,2002年4月1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到会代表“全体举手”通过决议。而张树学等村民则认为,2002年4月13日召开的并不是村民代表大会,而是党支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具代表性(我个人认为,这次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是否合乎程序,并非林地纠纷中的关键问题)。

2002年4月25日,下荒村村民委员会与任相军签定了林地承包合同,并将承包费452000元全部交给下荒村村民委员会。据王义全称,这笔钱用在了村里的小学教学楼建设上面。而部分村民则认为,当时的小学校舍根本无须重建,即使重建,也不应将工程交给王义全的表弟,里面肯定存有猫腻。

被任相军诉上法庭告后,宋国民等人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措施:先是上诉,反诉,后又不停地上访,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到北京上访过十九次,风里来雨里去,其中一位访民,忧愤交加,已经含冤去世,年过六十的张树学告诉我,由于四处上访奔波,他的一只眼睛现在快看不到东西了。“怕被当官的抓住,有时要坐车到别的县城,然后再坐汽车去北京。”

村民集资上诉的理由是:任相军与村委会签定的合同无效。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赤法民一终字第637号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马蹄营子乡下荒村与被上诉人任相军签定的林地承包合同是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公开招标所签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村民说,任相军花钱打点了关系,“什么法院不法院的,谁送钱判谁赢。”而他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聘请了律师后,任相军也在同一家律师所聘请律师,很快,村民聘请的律师“屁股就坐到了任相军那边”,宣判刚刚做出,就与任相军在一家酒楼里推杯换盏,于是,村民开始后悔在当地聘请了律师。

对这些没有确切证据的传闻,我并不轻信。作为独立调查者,经常会面对利益双方根据对自己有利原则所做的不同叙述,对同一件事,当事双方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冷静、客观、中立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处在弱势地位,有时,村民会把一些法律上的必要程序,也看作官官相护的表现。

真相是一切正确判断的前提。事实上,任相军本人也是受害者,几十万的资金投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换来的是一块争议林地。由于村民的持续抗争,2005年10月20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赤民再字第10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财产权属不明,赤峰中院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定:1,撤消本院(2002)赤民一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及喀喇沁人民法院(2002)喀民初字第804号民事判决;2,发回喀喇沁旗人民法院重审(争议土地维持现桩)。2006年3月6日,喀喇沁人民法院(2006)喀民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因本案的处理需等政府部门对双方争议地和林权确权的结果为依据,故本案需等待政府部门对该争议林地重新确权后再行审理。喀喇沁人民法院的裁定使任相军承包的林地成为一大片“死资产”,目前,杨树已到砍伐的树龄,但无论投入大量资金的任相军,还是亲手栽下树木的一、三组村民,都不能动一株树木,而任相军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养护树林,他唯一的收入,就是在林地间套种玉米的收入,但相对于几十万的投入而言,套种玉米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村民认为法院在踢皮球,但必须看到,(2004)赤民再字第103—1号民事裁定书和喀喇沁人民法院(2006)喀民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都是负责任的裁定。这既是村民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两级法院对林地权属问题复杂性的正视态度,甚至可以说,法院事实上施加了对林业部门重新确定林地权属的压力,这对村民是非常有利的。村民至今仍对两级法院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其实毫无必要。由于法律知识及宏观视野的局限,农民维权中以情绪代替法律的问题,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他们迫切需要“价廉物美”的法律服务。

在与喀喇沁旗政府有关官员的接触中可以发现,官僚主义,不依法办事等问题虽然存在,但村民“官官相护”的猜测,未必准确,由于下荒村林地纠纷在当地广为人知,许多官员对下荒村村民的遭遇是表示同情的,在上级部门的批示下,地方政府也一直在试图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喀喇沁林业局的报告,已经两次被喀喇沁人民政府驳回。

但是,同情归同情,几乎无人对上访村民的上访结果表示乐观。

喀喇沁旗林业局负责处理此事的林政办庄主任认为,任相军承包的林地属于荒地,而不是承包田,土地归村集体所有,村委在1998年办理的林权证是有效的,任相军与村委的承包合同应继续履行,但政府应以适当方式对持有1985年林权证的村民予以补偿,他的初步想法是,将村中少量荒地分给这些持有1985年林权证的村民耕种。

按照这个思路,河滩荒地属于村集体所有,而目前已经成材的树木的树苗系由村里提供,地、树皆应为村集体所有,林地产权是清晰的。

这样一来,多数上访村民将一无所获。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演绎下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既然1985年的林权证上表明所种的是棉槐,而目前的树木是杨树,那么,林业局完全可以代表政府裁定林地产权毫无疑义地归村集体所有,对持有1985年林权证的村民无须进行任何补偿——你们的棉槐早已砍伐,至于土地,那是集体的,是否给你们耕种,要看村集体是否愿意。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关部门还要一直不遗余力地“采用威胁、欺骗的方式迫使多数持有林权证的村民签字放弃林权”呢?难道,地方政府部门对村民反倒是过于软弱和客气了?!据了解,目前未签署放弃林权保证书的村民,只有一个,此人是赤峰市实权部门官员,欺骗、威胁等手段对他可能不管用。

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曾经十分悲观地认为,由于证据缺失以及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从法律上说,下荒村村民的林权确属可能无法成立,也就是说,他们的要求,很可能是合理而不合法!

张树学和宋国民的做法无疑是很感人的。在张树学这个具有37年中共党龄的老人身上,保留着一种传统正义感。“王义全到我家里花钱收买我,被我骂了出去,我穷,但我不能在死后留下一个骂名。”“村里的地本来就少,总要为子孙后代保留下去。”宋国民则很有点悲情主义的味道:“现在的干部简直比国民党还坏,但我们领胡锦涛的情。虽然粮食补贴和良种补贴的钱都被截留了,可胡锦涛毕竟是想着咱农民的,咱农民不是没有良心。谁对咱好,咱心里数,咱不会忘。”

但情感代替不了法律,荒地、集体所有、村民代表大会决策、1998年林权证这些字眼,交织在我思维空间内,使我不由产生了怀疑:是否,这只是一群患红眼病的刁民呢?

同时,在张树学和宋国民这些相对表达清晰的村民身上,总能看到那种不着边际、无休无止的诉说欲望,或许可以将此视为访民综合征的表现。他们的诉说,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坦白地说,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快节奏生活的理性人,我与乡村中没有文化的老农之间的交流,不如与思路清晰的喀喇沁官员的交流更顺畅更愉快。从这个角度上,我相信城里来的大记者们“被收买”的传说可能是真实的。

但在一份1963年颁发的林权证面前,我看到了张树学们维权的曙光。鬼知道哪个村民保留下了这张年代久远的旧纸片。当时的林权证被称作山林执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确保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的精神,为确保山林所有权,特发给此执照。市长:李春萃 .1963年1月10日。”所盖公章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员会。该林权证上表明的林权所有人为下荒村第一生产队。

下荒村河滩的土地状况最终形成于1962年,那一年,老哈河的大水冲上河滩,淹了大片耕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河滩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荒地,没有作为责任田承包给村民。不过,1963年的林权证表明当时所种的树种为杨树,树龄为六年,也就是说,最晚从1956年起,这片河滩就一直种植树木,按照林权证上的数字,至少115亩属于下荒村第一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一组)。

三队的林权已经没有林权证作为证据。但根据村民证词及现任村委主任的口头证明,三队在1963年时对这一片林权的所有权并无疑问。

我们至少可以说,根据1963年那个时代的所有制形式判断,这片河滩“荒地”中的115亩属于第一生产队所有,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存在大片土地权属与林木权属的分离。而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农村中,土地的集体所有实际上包括村和生产队两级所有,虽然在目前的法律中生产队(即村民小组)不具备法人资格,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的土地流转在中共建政几十年中,既不是以村民所有,也不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土地耕种的合并与分割,完全是在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无论土地集体耕种或者作为责任田承包给村民,其所有权并不跨小组进行改变。在全国范围内,这是普遍的事实。而这正是破解下荒村林权纠纷的一个关键性事实。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115亩土地,在未来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发生改变之前,只能归第一村民小组所有,但下荒村村委在1998年办理的林权证改变了这115亩土地的实际权属。而3组的土地纠纷情况,与一组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三队在1963 年办理的林权证已经无法查找。

那么,退一步说,即使这片树林的产权归下荒村村委所有,在没有一组、三组村民授权的情况下,村委也不应私自与任相军签定三十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村民委屈地对我讲:当初我们种树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种,分给他们的土地就种庄稼,现在我们的树木和土地都没了,人家的地仍种得好好的,早知道这样,不种树就好了。

这种抱怨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下荒村村委不具有河滩土地的所有权。

在土地的权属问题搞清之后,再来探究这片杨树的产权归属,就容易多了。我猜想,村支部书记王义全在1998年以村集体名义办理林权证的时候,他肯定考虑到了杨树树苗由村里提供这个情况,而且据村民说,当时村里不仅提供树苗,还统一挖好了树坑,由于这个缘故,王义全和喀喇沁林业局庄主任的说法似乎并非全无道理:村里提供树苗,林权自然归属村集体。

目前杨树的价格是每立方750元,如果以这个价格卖出的话,村民连采伐都不用管,只要办一张采伐证,剩下的一切交给木板厂,等着数钱就可以了。据初步估算,这片有争议林地上的杨树,目前价值150万左右。

150万,对这些衣着破旧的农民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在村子里,我见到一直坚持上访的村民张文武,他家所住的正屋倒塌,目前住在破旧低矮的土坯厢房里,穷困潦倒之状,令人同情,由于贫困和上访等原因,他正面临妻子和他离婚的压力,他告诉我:“我快要完了,要离婚了,什么都没有了。”

作为独立调查者,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因弱者的眼泪而改变客观中立的态度。在没弄明白土地产权问题之前,我的判断曾一度偏向于村委一方,作为村支书,王义全问题多多,甚至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在目前的农村政权框架之下,即使王义全存在贪污腐败问题,那也不是特别突出的劣迹,因此,我不打算将这个问题放在我的调查范围之内,我的关注对象仅限这600亩林地的产权纠纷。

土地权属的确定,以及对林地地理位置的考察,最终解除了我的困扰。下荒村河滩对面就是辽宁,由于经济实力和农村社会管理水平高于下荒村,对岸的水流防护工作做得远比下荒村好,沙棘、杨树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水放风的铜墙铁壁,这样一来,如果发生洪水,大水将直冲内蒙古境内良田,造成严重灾害。下荒村栽种的杨树,除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之外,更大的作用在于防护良田,十几年前的杨树价格很低,杨树的生长期又长,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讲,并不划算。由于无法联系到王义全,这批树苗究竟是由谁出钱购买的问题,并未得到确认。有村民说树苗是由上级政府提供的,但即使是由村委出钱购买,考虑到林里的防护作用,也不应仅由树苗的出资来源而判定林权的归属。否则,你无法解释这些疑问;棉槐长得好好的,为什么村民会砍掉自己的洋槐而在自己土地上种植村集体的杨树;如果说是政府强令种植,为什么有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人种了杨树而另外一些人种了庄稼?

农民种植杨树的时候,当然想不到日后会发生这样的纠纷,他们当然想不到与村集体签定什么文字协议。但无论如何,谁也不会傻到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树木并负责养护几年后,任由提供树苗者把树木和土地一起从他们手中无偿拿走。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断:无论是河滩土地的产权,还是地上种植杨树的权属,都不应该归下荒村村委所有。村委在1998年办理的林权证应该是无效的。

我不赞同村民有关林业局领导吃了王义全好处的说法,由于林业局缺少1985年的林权证资料,而作为村支书的王义全又声称河滩“荒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王义全要办林权证其实并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林业局有关工作人员为村集体办理林权证其实是份内之事,只能说是负有调查不细致的责任。

尽管发生了关押村民、阻拦上访等事件,但调查发现,除了始作俑者王义全,其它人员多系被无辜卷入,即使进村抓人的警察,在“保障合同履行”和“打击破坏生产行为”的指导思想下,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本质上侵犯了村民的财产权利。而作为有重大利益的一方,为了保证自己的承包合同得以履行,任相军即使有一些与有官员吃吃喝喝的行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也主要是出于一种商人的无奈,并无深纠的必要。

但作为村支书,王义全是了解本村土地历史沿革情况的,变更林地产权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浑水摸鱼之举,尽管名义上452000元的承包款用到了学校建设上,但傻子都明白其中的名堂,一个资源丰富的乡村,被他治理20多年之后,能卖的全部卖光了(包括村办企业、上级及世界银行支持建立的自来水系统等),除了一个劣质工程的学校(学校建设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上级政府拨给),再没有其他公共建设,就这样还欠下37万元的债务,而他本人却在城市里买了房产,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其中名堂,不言自明。王义全的所作所为,是中国农村基层支部书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胡作非为的一个典型代表,是体制之病与人性之恶结合的产物

但王义全在当地的势力仍是强大的,据说,王义全公开声称:搞倒我王义务全的人还没出生。另外有一种说法是,有关部门曾经劝说王义全拿出部分个人财产对一组和三组村民进行补偿,村民也普遍认为这是王义全应该做的,但王义全坚决不肯答应。这个提议以及王义全的反应都令人啼笑皆非。

作为现任村支部书记,王义全与上访群众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他有很多手段打压、分化村民的维权行动。张树学、宋国民、张文武等人的维权面对权力压制、法律知识欠缺、村民分化、资金困难等方面的问题,我很奇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行动,大概可以说那是一股认死理的劲头,“就算争不回土地,也要争一口气回来。”

张树学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身体也不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不行了,但我不能叫他们收买去,拼死也要把这个理争回来。”

考虑到他们法律知识上的欠缺以及诉讼成本的承受能力,我劝他们下一步尽量寻求以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目前中国农村的个案维权阻力,主要在乡村两级,到了县这一级,由于公务员素质相对较高和收买成本相对较大,实际上未必如村民想象中那样严重,尤其是地市一级官员对底层纠纷案的态度大致是保持中立的,而且他们的批示还构成了对县级官员的压力,使之不敢过分枉法,喀喇沁旗政府两次内部驳回林业局的处置方案,就能说明这点。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构成农村侵权案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同样不能否认,在一般侵权案件的处理问题上,政府并未全部丧失主持公道的功能。而赤峰中院和喀喇沁法院的再审判决,说明即使在权力干预的情况下,法律也并未完全沦为权力的工具。这为韧性维权的成功,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问题的症结在于,现实与历史的问题,情理与法理的问题,公正与人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能使普遍不愿承担责任的政府工作人员难以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调查使我发现,这样一起规模不大的侵权案件,在现实情况下,似乎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比如说,本文对林地权属的论证过程,政府有关部门未必接受,他们很可能不采量任何合乎常理的推论而从利害出发一味维护“政府形象”,不愿承认发放1998年林权证的错误。

当我对下荒村林权案进行调查的时候,另有闻讯而来的村民向我反应其他的侵权事件,他们可能把我误以为是新闻记者或律师了。面对他们期许的目光,我只能在心底默默地说声抱歉。农村侵权事件大量存在的现象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无论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保护人权、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都应该寻找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不能期望每个村的村民都有宋国民、张树学等人的勇气和毅力。

尤其是政府部门,应当在情感上改变与维权者的对立,并应该引入中介者作为利益协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在下荒村林地侵权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四次法律诉讼之后,各方才意识到,这起侵权案并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司法解决,更核心的问题是林地确权。而在林地确权的过程中,必须听取各方面意见,综合考察现实与历史中的诸多因素,才能形成被各方接受的意见和调节方案。

目前,由于林地权属不明,上荒村林地上栽种的7000多棵树木已经超过最佳采伐树龄而不能被采伐,作为承包者的任相军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有信心对林地进行妥善的养护,几年下来,承包区内的非经济树种如沙棘树越来越少,树林的防护作用大大降低,一旦有洪水来临,拉哈河北岸的内蒙农田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这样的状况拖延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水灾隐患。

个人看法是,由于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以及历史形成的土地与林权归属,王义全在1998年办理的林权证应被判为无效,但是,任相军的投资也应当受到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受害者。但由于任相军交给下荒村的30年承包费已经被花光,目前情况下,无论由村里补偿一组和三组村民损失,还是由村里补偿任相军的个人损失,都是不可能的,而追究喀喇沁林业部门(亦即喀喇沁人民政府)的失职和下荒村村委的违法,会给这起林地纠纷的最终解决带来更大变数,从现实考量来说,是不理智,也没必要的。

兼顾公正与现实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承认一组和三组村民对林地的所有权,以目前已进入采伐期的杨树价值为依托,对任相军进行合理补偿,并且不再追究村委侵占一组和三组林产的责任(理论上说,452000元的承包费用于修建学校,也造福了一组和三组的村民)。这种解决方案虽然使农民丧失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他们的利益,但土地和林产的确权,可以使他们从此放心地从事树木的砍伐、更新、养护以及林间农作物套种,此后的经济收益仍是可观的。

有关部门如果继续维护任相军的30年承包权,不仅从根本上侵犯林权,任相军也要面对村民的仇视、实际占有林地超出合同承包土地(合同承包土地又超出林权证保护的亩数)等难题,倒不如从棘手的林地纠纷中抽身出来,专心致志地去做他的建筑工程(据说任相军是财产上千万的富翁)。

在与一组和三组村民的接触中,我提出了以上设想,村民基本表示认可。他们意识到维权的艰难,并不想将上访路走到底。但目前林业部门的设计可能是:不改变任相军林地承包的现状,只对少数持有1985年林权证的村民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是将村里的少量其他荒地划出一些给他们。

如果这个协调方案正式公布,无论从法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既违背程序正义也违背实质正义,很可能成为新的上访行为的滥觞。

在对上荒村土地纠纷的调查中,我发现农民对官员的评价很多是“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种悲观失望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需要理性语言的场合,往往也会说出带情绪的话,并且经常很不策略地乱棍横扫,比如说,在林地纠纷中搀入与腐败、行贿、官官相护有关的道义控诉,冲淡了核心问题,并容易造成政府官员的反感和消极心理(事实上,在这起林地纠纷中,村民死死揪住林与地的产权归属问题才是上策);而部分官员(尤其是沾染利益的官员)总是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行为看上去更“符合法律”,比如,强迫和诱骗农民放弃林产,将产权清晰的土地说成是无主荒地,这就容易使对立情感上升为激烈冲突。实际上,如果村民更有法律意识,在任相军耕种林地时首先采取法律诉讼而非阻拦耕种,会使他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而地方司法部门如果能够克制使用武力和压制手段,民众上访的动力应该会有所减弱。

作为政府,在治下发生利益纠纷乃至冲突事件时,应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轻易站在任何利益一方的角度说话,更不应该以发展经济为借口,维护“能人”利益而侵害弱势民众。

到现在为止,下荒村林地纠纷的解决还看不到明确的希望,但有关各方都已付出沉重代价:上荒村一组和三组上访村民自不必说;任相军和王义全(或者说下荒村村委)在屡次诉讼中的花费(包括幕后活动经费)肯定比村民更多;地方政府一次次截访、开会协调、接待记者等,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林地的砍伐与养护违背了生态平衡和防水防风的作用。这是一种各方皆输的僵局。

理智的做法应该是,各方主动做出必要的妥协。在处理农村问题时,考虑到诉讼成本等因素,在遵从法律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实际上没必要过分受制于法律条文的约束,而应该由政府或政府能够接受的中介者主动调解各方,以最小的代价换取纠纷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现实运作的理性逻辑,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真谛。过分拘泥于法律条文,不仅增加农民的诉讼负担,更有可能将快刀斩乱麻的行政调解变为无休止的诉讼马拉松,面对这种可能的前景,政府和司法部门很可能采取消极的鸵鸟战术或者蛮不讲理的强权压制,最终的结果是给需要帮助的村民造成更大的维权代价,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道义和法律高调。

但在妥协与调解的努力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当地政府有足够的理性、诚意与勇气来设计公正有效的调解方案吗?有关各方之间能够具备妥协所需要的基本信任吗?

仅就个人而言,我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妥善解决并不抱乐观幻想,下荒村林地纠纷的事态发展,仍需密切关注。

首发民主中国

武宜三:前大使薛谋洪教授谈中国的实力与外交

 

武宜三按语

薛谋洪教授是中国驻肯尼亚前大使、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名誉院长。2006年11月21日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的实力与外交》的演讲。前外交官在演讲中所展示的“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革命形势,颇让人欢欣鼓舞;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很让人感动。至少有二十年没听到类似的形势报告了。薛教授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北京当局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和外交思路,所以很值得关注,我仅对其中几点略加讨论。

第一,几个英国人和美国人搞的那个《二O一五年世界经济力量地图》,说按什么购买力计算,中国二O一五年的财富将回到汉朝时的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六水平而超过美国,便居心不良。这与其说是赞美中国,倒不如说是在打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耳光:他们讽刺中国人白忙活了两千多年;讽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不如刘邦(汉高帝)甚至刘协(汉献帝),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实在没有什么先进性;挖苦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可惜这几个洋鬼子忘了或者不懂得说,中国政治形势更好,早已经回到“道路以目”的周厉王时代去了。

第二,世界银行说按购买力计算,二OO四年的一美元的不等于八点三元人民币,只等于一点七七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二OO四年中国的GDP是美国之百分之六十一点五,比日本还多百分之八十七,居世界第二位云。我不知道这购买力按买什么东西来计算?如果买春的话,一美元恐怕只能等几分或几毛人民币呢;比如在纽约召妓总要几百元美钞吧,但在海南岛或中国许多地方大约几十元人民币就OK。如此算来,中国早就是全世界第一富国了,还要等什么二O一五年?寃枉哉寃枉也!

第三,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拉尔的“去年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洗衣机、百分之三十电视机、百分之四十微波炉、百分之五十照像机、百分之七十复印机、百分之九十玩具”之类的迷魂汤,意在捧杀中国;并不值得中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中国生产和出口的这些没有知识产权的东西不过是代人作嫁衣裳而已。中国戴“东方睡狮”、“中国人的世纪”的高帽子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中国何曾有过什么“狮子”的样子、“中国人的世纪”的影子又在哪里呢?

第四,前大使说,现在中国的一枚中程导弹可带六到八个弹头;将有射程一万四千公里的东风三十二型;试射成功的巨浪二号洲际导弹射程八千公里;中国针对美国的洲际导弹估计有三十枚,预计到二O一五年将增加到一百枚。

薛教授大约忘记了美国不但是中共的老朋友,而且是中共的好朋友。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曾大拍美国的马屁,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并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今天美国收容了无数满载美钞、金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以及党国要人的子女、老婆、二奶们,亦大有功于我党我国各级领导人,大大巩固了权贵集团对广大工农兵的专政。譬如,解放军刘源中将会把洲际导弹打到美国把他令姐刘涛公主安乐窝打个稀巴烂吗?

第五,老外交官在炫耀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还炫耀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所谓软实力:如应邀到北京参加“中非论坛”的非洲四十八个国家中,有四十二个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光临;香港陈冯富珍当选WHO总干事;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达十四万,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中国已在五十几个国家建立了一百二十所孔子学院,还要继续增加等。

这使我想起香港第一才子陶杰的一句话:“有钱召妓,没钱开饭。”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胡锦涛们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工本地“与美国争霸”、拚命搞“金子加婊子外交”,借几个小流氓以虚张声势,我只能用“无耻之尤”来形容这伙卖国贼。

第六,中国向俄罗斯买潜艇、巡洋舰、驱逐舰、战斗机、战斗机发动机、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和许多杀人武器,以及能源等;还与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合作生产舰载战斗机,甚至有合作登月及探测火星的计划。中俄两国亲密得像两个人穿一条连裆裤!

殊不知俄国是中国的悍怜兼宿敌,觊觎中国三百多年,一次又一次地掠夺中国领土计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之多。斯大林曾对蒋经国“推心置腹”地说过:“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条约是靠不住的”。志得意满的独裁者,都会偶尔表现一下他的坦率和“真诚”;就像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独裁”、“你上了我的贼船”一样。中俄《尼布楚条约》,不能约束俄国继续武装侵略,杀人掠地;苏俄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中国领土的承诺,同样不能抑止苏俄的野心;苏俄不但不把沙俄侵占的领土还给中国,反而变本加厉,再夺去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分裂了外蒙。孙中山联俄而引狼入室,是他的最大失误。新老沙皇没有一个好东西,难道普京会是特例?

中共分赃集团为一人和一小撮人的利益,违背了祖宗“远交近攻”的传统外交智慧,居然实行媚俄、媚日的卖国外交路线,把广袤的领土海疆送给俄罗斯等国,还美其名曰“睦邻、富邻”,而且保证“不会与俄、印打仗”;那么,中国从俄罗斯买了这么多武器、军火,还想向欧盟买武器、军火,又是为了什么呢?

第七,北京当局的外交路线除违反违背了祖宗传统智慧外,还犯了欺软怕硬、嫌贫爱富的毛病,势利得不得了。薛教授透露:“跟处理香港问题不一样,俄罗斯占的地方就算了。”这是因为英国是弱国,好欺负;俄国是强国,不敢得罪,这不是欺软怕硬吗?

一九五四年,布尔加宁曾提出把蒙古归还中国,只因赫鲁晓夫没同意,中共便放弃收回权利。其理由竟是“蒙古太穷,回来都不要,包袱呀”。小小的香港、小小的台湾则非收回不可,大约香港、台湾有油水罢。嫌贫爱富的势利眼,昭然若揭。

此外,中共搞的也仍然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一套。可以把广大领土海疆送给俄罗斯、印度、缅甸、越南、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甚至文莱,却不允许台湾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真是岂有此理!

第八,那么如何收回台湾呢?薛教授透露,一是用越来越大的经济力把台湾越来越紧密地拖住,让台湾经济离不开大陆;二是,把七百八十四枚短程导弹对准台湾,这是去年底的数字,其后每年将增加七十五至一百枚。极大的武力不但威慑台湾,还要让美国、日本望而却步。至于政治制度、民主自由,则一律免谈。

总之,中共的实力是残民的实力,中共的外交是卖国的外交,中共的崛起是在普京胯下崛起!

以下为薛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由武宜三记录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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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经济实力

今天许多国家都在发展经济,以各大洲而言,发展最快的是亚洲。西方工业革命前,亚洲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手工业的中心。十九世初,中印合占世界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亚洲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但亚洲在世界总产值中,一九五O年只占百分之十九,一九九八年占到百分之三十三,有人预计二O一五年能占一半以上。

国际货币基金统计,去年世界平均增长率百分之四点八,预计今年为四点九;但亚洲这两年都是增长百分之七;亚洲的发展首先是中国的发展。中国一九七九至二OO五年的二十七年中,GDP年平均增长达百分之九点六,去年为百分之十点二,今年预计是十点六。

加入WTO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百分之十三,去年中国GDP总额为二万二千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去年为一万四千亿美元以上,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德国。

过去五年中,年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六,贸易顺差去年超过一千亿美元。今年外贸比去年更增百分之二十以上,贸易顺差将达一千五百亿美元。贸易总额中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据欧盟贸易委员曼德逊说,中国二OO八年可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国家外汇储备今年二月底达八千五百多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现在已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据AMI估计,二O一O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达二万亿美元。

如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制成品输出国,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拉尔去年说: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洗衣机、百分之三十电视机、百分之四十微波炉、百分之五十照像机、百分之七十复印机、百分之九十玩具。

高科技方面,神舟上天震撼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大国。现在正同美国、俄罗斯商谈合作登月计划,甚至和俄罗斯商谈探测火星的计划。计算器技术也正冲向世界最对列,美国争取在二O一O年开发出每秒计算一千万亿次的计算器,我们也朝这目标前进。

展望将来,二O一O年即十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说: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找不到先例。二O二O年左右,可以赶上日本,排名第二。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估计,中国的GDP可以在二O四O年赶上美国。高盛公司原来预计,中国在二O四O年赶上美国,现在修改为在二O三五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新加坡李光耀也估计中国经济规模三十年后可以赶上美国。

其实,以汇率折换成美元来作为GDP排名,是不合理的。以中国为例,目前汇率大约是一美元合七点九元人民币,但一美元购买力比七点九人民币要少得多。现在联合国、一些国际机构和美国都同意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各国的GDP。根据二OO六年世界银行报告,二OO四年的一美元不等于八点三元人民币,只等于一点七七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二OO四年中国的GDP是美国之百分之六十一点五,比日本多百分之八十七,居世界第二位。差不多等于德国加英国加法国加俄罗斯。

最近英国谢菲尔大学、美国密切根大学以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为基础,绘制了“二O一五年世界经济力量地图”,按购买力计算,二O一五年中国将占有全世界财富的百分之二十七,回到汉朝时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六的地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很看好的。当然,也要看到中国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收入按汇率计算二OO五年只有一千七百美元,而美国是四万多美元。中国经济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劳动生产率全世界排名为第四十九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六倍,温室气体排放量二OO九年将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比预计早了九年。【还得用一句陶杰的语录:生痔疮穿丝内裤。】

二,中国的军事实力量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军事力量也在加强,主要是导弹系统、海空军。据台湾当局说,中国在二OO五年底有七百八十四枚短程导弹对准台湾,预计每年要增加七十五至一百枚。中程导弹可携多弹头,每个导弹可带六到八个弹头,新式导弹东风三十一型早已露面,射程一万四千公里的东风三十二型正在研制。去年成功试射巨浪二号海机洲际导弹,它由东风三十一型改造而来,射程八千公里。中国把核子潜艇开到离美国海岸八千公里以内,就可以将导弹打到美国本土。据美国人讲,中国针对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估计有三十枚,预计到二O一五年将增到一百枚。

海军方面,中国买了十二艘俄罗斯克罗提潜艇,是全世界噪音最小的潜艇,加上中国自己建造改良的潜艇,据美国国会二OO六年发表的报告,预计到二O一O年中国将有先进的、中等水平的潜艇五十艘,而为头等的潜艇强国。

中国也在发展水面船舰,从俄罗斯引进四艘现代级导弹巡洋舰、驱逐舰,上面有苏联时代对付美国航空母舰的导弹系统。据《人民网》报导,中国将在二O一O年拥有第一艘航空母舰,二O一六年将增加到三艘。

中国空军,买了俄罗斯苏霍尔二十七型飞机,这种先进的飞机也在沈阳生产,中文叫歼十一型。战斗机发动机原来向俄购买,今年研制成了太行航空发动机,使新式战斗机有了自己的心脏。配合航空母舰和俄罗斯合作生产五十架苏三十三型舰载战斗机。【武宜三:中共过去是苏共的儿子党,今天仍是俄罗斯的附庸;所谓崛起,只不过是在普京胯下崛起!】

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对台独势力构成严重威慑,另一方面保护沿海地区主权、海上通道安全。【武宜三:黄海、东海海域被日朝韩割去一大块,南海的岛屿与海域已丧失殆尽,屁都不敢放一个,还“保卫主权”?】

今年二月美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特别提到俄罗斯、印度、中国主要的新兴大国,说它们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它们的选择将决定二十一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并将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的未来战略地位和行动自由。这其中,中国最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五月二十三日发表二OO六年中国军秘报告,强调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取得速度快、规模大的进展。当前中国扩军方向是让解放军有能力在远超过台湾的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刚下台的美国中情局长不久前在国会说,中国军事力量稳步提升,最终会使北京步到与美国同样的超级大国地位。有人说,这是美国故意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鼓吹中国威胁论,可产生两种不同效果,一让中国邻国怕中国,向美国靠拢;一是邻国怕中国、不敢得罪而与中国友好,在中美间保持平衡;我猜想,亚洲大多数国家都会作后一种选择,鼓吹中国威胁论对美国来说,是个双面刃。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虽然有渲染成份,但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军事实力还是有一定分量的。【武宜三:痴人说梦!】

三,中国的软实力

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所谓硬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硬实力外,还包括政治、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所谓“软实力”。

“软实力”这个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左逊‧布拉尔创造的。中国软实力提高的例子很多:前不久中国邀请非洲四十八个国家到北京参加“中非论坛”,其中四十二个国家代表团是由元首或政府首脑带队;香港陈冯富珍当选为WHO的总干事;二OO八年北京要举行奥运会;二OO七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达十四万人,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去年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到十二万人;去年去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一千七百万人;中国以外有一亿人在学普通话;中国从二OO四年六月到现在,已在五十几个国家建了一百二十所孔子学院,还要继续增加。

杰逊‧弗拉尔的《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中,特别提到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竞争。美国模式是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模式是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他承认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快,使得中国模式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比美国模式更受欢迎。杰逊‧弗拉尔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比美国差得多,但是美国如忽略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则是愚蠢的。他提到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中,有近半数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对中国有正面看法的人增加了,而对美国有正面看法的人减少了。杰逊‧弗拉尔说,这是必须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

总之,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中国的综合实力已发展到了可观的程度。今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个报告,题为《二OO六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报告测算:中国现在综合国力是世界第六位,已超过日本。头十名顺序为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印度。

四,中印关系

中国过去是弱国无外交,现在连美国都承认中国是强国之一,再加中国对外采取正确的政策,所以中国外交办得越来越有声有色。

中国十分注意“睦邻友好”,同周边国家关系一般都不错。以最大的邻国俄罗斯和印度为例,过去关系一度很紧张,但现在关系都不错。【武宜三: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该线以南原属中国的领土有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或三个台湾岛;再从印度手里拿回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建国初期中印关系很好,一九五九年三月因边界问题打了一仗,两国关系陷入低谷。一九八八年拉‧甘地访华后出现转机,九十年代中印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维持边界实际接触线的和平与安宁,即维持边界现状,同时强调不因边界问题而影响其它方面改善关系。现在还在谈边界问题,已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原则。要求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精神,对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作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调整。但是,做到这点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边界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温家宝去年十月份访印时说,中印要建立繁荣和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贸易在迅速发展,从二OOO年至二OO五年中印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五百二十一,同时期美印贸易额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百O三;今年六月,中印重开关闭了四十四年、中印在喜马拉雅山的唯一通道乃堆拉山口。当然印度对中国还存有戒心,乃堆拉山口虽然开放了,但印度仍施加种种限制;对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印度也不让步、也不欢迎。

希望这次胡锦涛访印能在对印投资上取得一些进展;印度几年来在经济、军事上发展很快,大有超越中国的雄心壮志;经济增长率在九十年代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六,这一两年上升到百分之八左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的印度二OO五财政年度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四。今年一到三月增加到百分之九点三,接近了中国的百分之十。【武宜三:只要社会安定,老百姓稍有一点经济自由,经济自然就会繁荣起来;今天的印度、越南如此,以往的满清末年、北洋军阀时代、中国抗日战争以前也是如此;只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变成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依据。】

军事上,印度已进行了核试验,并试制远程导弹,力图成为核大国;印度也是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大购买国,二OO四年定购了五十七美元武器,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买主。

印度甚至于把载人航天和登月计划都提上了日程,现在国际上许多人在谈论中印的竞争;从各方面情况看,这种竞争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和平竞争,中国不但不怕,而且欢迎。因为这会逼着我们埋头苦干。

美国近来大力拉拢印度,去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美国时,受到破格欢迎,总理可以得到晚宴招待,但胡锦涛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只得到午宴招待。当时美国还在印度没有参加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与印度草签了核合作条约,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这是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和美国法律的。美国想在亚洲用印度来牵制中国,但辛格在协议草签之后说,我希望人们不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同美国做的事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同伟大的邻国中国接触,同伟大的邻国建立起更多的经济联系。我们看到了印中关系的新希望。

今年三月布什访印,与印签订了正式核合作条约。并宣布印度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甚至说,美印新伙伴关系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印高级官员说,印度既不是美国的敌人,也不是美国的盟友。印度是个主权意识很强的国家。

英国《泰晤士报》也说,印度官员渴望同北方那个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更愿淡化美印关系中的对华因素。

五,中俄关系

最近俄罗斯也想通过中国来拉印度,前不久来访中国的普京和胡锦涛在联合声明中说,双方支持加快建立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认为这更有助于发挥各国经济发展潜力,增强在国际社会新和谐、新挑战的能力。

普京后来在圣彼得堡召开中俄印三国首脑会议,讨论三国如何在国际上加强合作,我认为印度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而是美俄英间保持某种平衡,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印度的利益。

苏联时代,中苏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逐步发展,两国领导人来往频烦,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都认为中俄关系现在是处于最友好的时期,边界问题已完全解决;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二OOO年在一百亿美元左右,二OO五年达三百亿美元上下,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预计到二O一O年可能达到六百至八百亿美元。

中俄贸易中,中国买了军火和能源。美国压其它国家不卖军火给中国,但俄罗斯偏要卖,甚至宣布要卖战略轰炸机给中国;如果这事能实现,中国的核力量就从现在的两条腿变成将来的三条腿,除了陆机核导弹,还有空机核导弹;俄驻印大使还提出,由俄印中三国联合研制最新式的战斗机,此事能否落实还得看。

中俄在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方面加强合作,俄罗斯向东亚的输油管道已决定先修到黑龙江的边境,中俄能源合作大有可为的。

中俄关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中俄因为都受美国的压迫而接近,去年六月胡锦涛访俄同普京签订了《关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主张世界各国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与被领导型的,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俄中两国将用同一个声音对国际事务中的垄断行为说不;尽管未点名,但美国媒体对号入座,认为这话是针对美国说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反对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这是中俄政治合作的坚实基础。

俄罗斯过去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二OOO年至二OO五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八,主要依靠出口能源,现在GDP只复恢到一九九一年水平,但发展前景良好;俄罗斯有极为丰富的天然资源,俄罗斯资源总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一,是世界首位,价值约三十万亿美元;而美国是十万亿美元;中国是五万亿美元;西欧二万五千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上底子厚,军事上是超级核大国,尽管有些核弹头已逐渐老化;但美国《新闻周刊》去年十二月说,俄罗斯仍有五百枚有效核弹头,特别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大力改善核弹头之运载工具,陆海空的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二OO四年普京公开宣布,俄罗斯成功试验了一种新型的核导弹体系,是现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而且未来也造不出来。这种导弹可以在发射以后根据情况自主地变换运行的轨道,使对方无法跟踪与拦截。俄罗斯陆军本来就有自动变换运行轨道能力的导弹,它比美国陆军洲际导弹领先八年。

俄罗斯《独立报》说,普京所说的那种新导弹,更比美国领先十五年;美日联合研制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不了它。所以俄罗斯有恃无恐,当美国与伊朗关系十分紧张时,俄罗斯准备卖给伊朗十亿美元的防空导弹;当美国对巴基斯坦哈马斯政府实行经济制裁时,俄罗斯宣布给哈马斯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人面前,俄罗斯的腰杆相当硬。我看在当前国际舞台上,交这样一个朋友是不错的。

六,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在小泉时代搞得很僵,中日首脑会议中断五年;安倍上台后就表示访问中国,打硬了日本新首相上任后先访美的惯例,把中国作为出国访问的第一站;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极为重要。

中国也表现弹性外交,不要安倍先保证不参拜靖国神社就同意他访华。胡锦涛说:安倍访华表示中日关系有了转机,希望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起点。安倍说:他相信两国关系一定会雨过天青。

这一次中日北京会谈中,胡锦涛和温家宝敦促日本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安倍表示,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留下种种伤痕,他对此深表反醒,日本今后坚持和平发展,不赞美美军国主义,也不美化甲级战犯。但他没有保证今后不参拜靖国神社,只说从发展两国关系的观点出发,今后将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

中日《联合公报》说,双方将正视历史,放眼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车轮都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层次,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胡锦涛与安倍在河内又谈了一次,双方都未提到靖国神社;安倍邀胡访日,胡亦同意,大约在明春成行。靖国神社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相信安倍会妥善处理。因为国内外都对他施加压力:日本主流舆论越来越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五家大报中四家反对参拜,其中日售量一千万份的《读卖新闻》原来是支持参拜的。民众和议员的大部份反对参拜,五月底富士电视台民意调查,反对参拜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六,赞成参拜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六月二十五日《每日新闻》公布,国会议员中反对参拜的有百分之五十五,赞成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国际上,美国也出现了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今年六月小泉访美时想到两院发表演讲,但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海德要求小泉保证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小泉到两院演讲的愿望未能实现。海德当年在菲律宾参加过美日海战。

九月二十四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专门就日本与邻国关系问题召开座谈会,资深民主党议员郎托斯说,向战犯致敬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同日本的大国身份不相称,这种行为必须终止。郎托斯在二战期间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说,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于向德国的纳粹分子的墓地献花。

美国政府也对日本做工作,白宫发言人公开表示,希望安倍改善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赖斯乐观地说,在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可能开始走向中国。

日本有舆论说,小泉刻意美化侵略者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安倍必须大胆地与过去失败的政策决裂,修复中日关系,首先应宣布不继续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挑嚣性的做法。

七,中美关系

中国特别注意改善同美国关系,常说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中国搞两手,一手是防范,一手是合作。

中国威胁论是防范一手的理论根据,美国认为中国的迅猛发展是对美国霸业的严重挑战;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和平崛起呢还是象许多新兴大国那样,在崛起以后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还要看,还要对中国的非和平崛起有所戒备;所以要人民币升值来削弱国际竞争力,防止美国尖端武器、尖端技术流入中国,不让别的国家向中国出售军火,阻挠台湾回归中国,如此等等。

美国在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上即防止核扩散方面,如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帮它的忙;一段时期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向合作这一面有所倾斜。

去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国务院第二把手、副国务卿佐列克发表题为《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指中国不是中美建交时的中国,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阶段,变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解决新世纪的各种挑战;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美国除了同中国合作,没有更好的选择;佐列克还说,中国并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根本秩序,恰恰相反,中国断定它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当然佐列克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华外交的另一手:防范。他也提到对中国必须有戒备,他说,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在这问题上用自己的将来做赌注。

今年四月份胡锦涛访美,他和布什都把彼此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都强调两国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布什甚至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伙伴;五月十日左列克在国会阐明美国对华政策时说,中国和美国是今天世界上的两个主要强国,说美中关系是美国在目前及可预见的将来的一项肯要工作。如何对付日益扩大的中国影响,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外交面临的中心课题之一。前不久美国培士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金逊(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是薛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个中国通,他认为中国并不是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美国只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在人权、宗教自由、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军事透明度,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但他认为从发展前途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方面在最大层面上扩大共同利益与相互合作;另一方面,保持强大的戒备能力以防止中国最终偏离同美国利益相反的路线。过去二十五年中,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不断扩大,还将不断扩大。

最近,美国举行中期选举,民主党取得重大胜利,在国会两院都成了多数党;相对而言,民主党在国内更注重于中小企业和劳工的利益,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在国外更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有很强的意识型态取向。美国中期选举以后,国内外纷纷在议论新国会的产生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特别是新任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对中国长期存在很大偏见,台湾方面曾对南希‧佩洛西任议长表示特别祝贺,寄于希望;我估计在新国会的影响下,美国今后一段时期可能在贸易平衡、人民币升值、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国会里关于中国的提案和听证会会更多一些,但布什政府对中国既戒备又合作并逐步向合作倾斜的总方针不会有根本改变,因为这方针已基本上成为两党的共识。这次中期选举几乎没有接触到中国问题,还应考虑到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权主要属总统,如果国会通过过分反华的议案,布什可以否决,虽然民主党不论在两院都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

布什刚上台时,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几年以后,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这次WHO总干事选举中,美国投了陈太一票,也是对中国的善意表示。我想南希‧佩洛西很可能会使台湾失望的。马斯‧科金逊将来掌权以后,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也可能有所改变。

八,中朝与中台关系

台湾问题本是国内问题,但由于美国插手变成了国际问题。中国失去过武力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过由谈判而和平统一台湾的机会。现据美国、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朝鲜战争不是美国纵容南朝鲜打起来的,而是毛泽东、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打起来的。一九四九年,美国杜鲁门政府已经决定抛弃蒋介石,当时国务院给所有使领馆的训令是“准备中共在一九五O年拿下台湾”。但是,一九五O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把南朝鲜和台湾划出了美国东亚共同防御圈之后,金日成以为南进机会来了。金日成到苏联见斯大林,在金日成请求下,斯同意金日成南下,但是他对金说:“你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你如果失败了,我不会动一个手指头来说明你,你必须求救于毛泽东。”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莫斯科之行时,毛不相信金的说法,向苏驻华大使求证;第二天,苏驻华大使通知毛,斯大林确是这么说。毛觉得中国过去得朝鲜帮助不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不少朝鲜人,中共也有国际主义义务,帮助朝鲜统一。更大错误是,毛也估计美不会干预。金日成在毛支持下发动了朝鲜战争,没想到战争的第二天,杜鲁门就派兵到南朝鲜、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结果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

国民党副主席关中说:“感谢朝鲜战争,不然我们早被你们吞下去了。”后来毛泽东说:“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但毛不说自己也犯了错误。

战争打起来了,美国打过了三八线,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一下子把美国向南赶,拿下汉城。这时候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恐慌了,要求同中国妥协,加拿大外长一九五一年一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了一个方案,立即安排朝鲜停火,双方的外国军队分期撤出,停火后召开五大国会议解决远东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当时汉城在中国手里,停火谈台湾问题和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对中国极为有利,美国本来是反对这个提案,但盟国压力太大;美国同时又看准中国不会同意,所以美国决定做好人,投了赞成票。不出美国所料,毛泽东不同意停火。毛泽东坚持用武力统一朝鲜,反而让李奇维把中国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中国失去了一个在谈判桌上取胜的好机会。

一九五四年朝鲜停火后,杜勒斯提出台湾地位未决论,主张搞两个中国,受到两岸同声反对。基于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有共识,中共对台政策由单纯的武力解放转变为武力解放与和平统一相结合,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六年毛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和中国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

这一年,章士钊带了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到香港,中共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一、除外交由中央统一管理外,台湾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管理;二、如果台湾建设资金不够,中央可以拨款补助;三、台湾政治改革从缓,在条件成熟后再说,要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并且与台湾各界人士代表榷商;四、国共双方不做破坏对方的事情。

章士钊把信交《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蒋介石看了几遍,无任何表示;过了一年即一九五七年,蒋介石突然告诉许孝炎,说他决定派人去北平看看,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蒋派宋希濓哥哥宋宜山去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宋与中共统战部长利瓦伊汉举行了会谈,利瓦伊汉提了四个条件: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台湾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三、台湾地区政权归蒋介石领导,中国不派人参加,台湾可派人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四、美军撤离台湾。不久,大陆反右派运动开始,蒋介石一看不对头,不谈了。又失去了一个机会。

一九六五年,蒋经国告诉曹聚仁:说蒋介石希望同中国谈判,他们三人在日月潭讨论了几次,蒋介石提出六个条件:一、蒋介石携带旧部回大陆,可避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省区,蒋介石仍担任国民党总裁,以卢山为蒋介石专用办公与居住地点;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外交、军事外,一切事务由台湾政府全权处理,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协商;三、台湾不接受美国军事、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援数目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人员并入北京编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一个师驻金门、厦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金门合并为一个自治市,市长由驻军首长担任;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之官阶、待遇不变,保证人民生活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正当曹聚仁把北京的响应报告蒋介石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蒋介石一看又不对了,又不谈了。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失去几次机会,都与毛泽东错误有关。文革后,中国多次找台湾谈和平统一、谈“一国两制”,但台湾的形势已经起作变化了;二蒋先后去世,李登辉和陈水扁一步步走向“两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去年三月通过了《反分裂法》,明文规定如果台独分子分裂中国成为事实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完全丧失,国家则采取非和平方式或其它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分裂法》粉碎了台独分子的台独无害论,使台湾各界正视台海危机;台湾立法院中占多数的在野党,纷纷派人到大陆推动两岸和解。美国也怕陈水扁搞过了头,也让台湾派人去中国谈。去年连战、宋楚瑜、郁慕明访问了大陆;宋楚瑜同胡锦涛达的六大共识中,第三点的“只要台湾没有朝向台独发展的可能性,才能有效地避免台海的军事冲突”非常重要,实际上同意了连宋提出的“不独不打”:台湾不独,中国不打。

去年九月,胡锦涛参加联合国六十周年庆典与布什会晤时,也达成了这个谅解,这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大调整。中美有了一个共同点:反台独。今年五月四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列在国会明确的说:“我们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希望支持台湾,但不鼓励寻求台湾独立的人;我清楚的说,独立就是战争。”当时有个女议员用国家来称呼台湾,佐列立即予以纠正说:台湾只是个经济体。

五月十一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力公开说,我们政策一直反对台湾独立的,这是美官方第一次不说“不支持台独”,而说“反对台独”。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样有另外一手,十月底,美国对华政策除了一个中国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外,还有一个《对台湾关系法》;我们要帮助台湾自卫,杨苏力在台湾买美国武器问题上还向台湾施加压力。

现在台湾乱得“一塌糊涂”,即使陈水扁下台、吕秀莲上去,吕秀莲搞台独一定比陈水扁更起劲,二OO八年大选,马英九能否出来竞选,也是问题了。马英九就是选上了,我估计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回归中国;他们还是要维持现状,维持一中一台局面。

九,统一台湾的条件

什么时候可以统一台湾呢?我想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国经济壮大到对台湾人民有更大吸引力,台湾经济离开大陆就不行的时候,二OO五年台湾出口有百分之三十六到中国,贸易顺差是五百亿美元。台湾对外投资,大陆所占比例从二OOO年之百分之三十四增长到二OO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一。据台湾陆委会估计,台湾在中国的投资达一千五百亿美元。中国就是要用越来越大的经济力把台湾越来越紧密地吸住。二是军事上要有极大的威慑力的武器,让美国、日本望而却步,因为台湾不可能单独对付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压力。这时候,和平统一就来了,台湾就要同中国谈判了。我常说,只有有战而胜之的本钱,才能做到不战而胜。总之,要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只能靠我们掌握越来越大的实力。

十,回答听众问题

毛泽东在解放以后犯了一连串错误,过大于功。我觉得后人会吸取他的错误的教训。我当过右派,因为我提个口号,“民主多些,特权少些”,结果喂了二十二年猪,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糟蹋了。【武宜三:被中共称为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尚且“犯了一连串错误,过大于功”。那么近亲繁殖、私相授受的胡锦岂不是要犯更多的错误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毛邓、也无论江胡,都是民族的败类,国家的罪人。中共只有顺应历史潮流,走宪政道路,还政于民,才能赎罪衍之万一,否则必遭天谴,为亿万人民所唾弃!】

我们跟美国、俄罗斯都打不起来,因为人家比我们强多了,美国都怕俄罗斯,我们还会跟俄罗斯打吗?要打就是跟台湾打。不是远攻而是近攻,导弹就是为了给台湾施加压力。军事目标,首先是在台湾。但是也要有远程导弹,也要对美国有威慑力。

在领土上中国做过很多让步,建国以后,别国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但对俄罗斯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承认了,当年苏联是老大哥,“算了,给你了”。中俄边界问题是苏联时代的斯大林超过了不平等条约的范围,多占了的地方中国想要回来。跟处理香港问题不一样,俄罗斯占的地方就算了。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北京参加“建国”五周年大庆,布尔加宁曾提出把蒙古归还中国,但赫鲁晓夫没同意。我觉得蒙古返回来也不要,包袱呀;那大的地方,那么穷。从东西德统一看,西德受东德拖累很大。金大中两次邀请我去韩国,他就反对用两德统一的办法统一朝鲜,韩国背不起朝鲜这个包袱。

【武宜三:薛教授不经意地把中共统治集团历来的卖国大计和盘托出来了。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外交总是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反美、反日是为转移人民视线,投靠俄罗斯是为恐吓人民;只要能把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主权、领土、正义、民主、荣耻都可以当破烂扔掉。“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宏图伟业未竟,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祖传老谱还要唱下去,这就是老外交官透露出来的北京当局决策思维。】

首发民主中国

朱健国:大陆人评台北为“中国先锋城市”的寓意

 

(台北市於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升格为院辖市,划分有十个行政区;五十七年并市郊之六乡镇成为十六个行政区;至七十九年行政区域调整,划为十二个行政区,全市面积约二七二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二百六十万人。台北市政府位於信义计画区内,下辖二十几个局处,尚有捷运工程局、翡翠水库管理局、自来水事业处等直属机关,及台北大众捷运、台北银行二家股份有限公司。)


从101观景台上眺望的台北市府大楼

半个世纪以来被大陆视为“敌营”“匪都”的台北市,近日却被大陆民间评为“中国先锋城市”第二——《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24日的头版第一要目消息:昨日,本报主办的城市论坛评出中国十大先锋城市——十大先锋城市排行榜:1、北京,2、台北,3、上海,4、香港,5、深圳,6、广州,7、大理,8、澳门,9、苏州,10、南京。……

大陆近些年主办过许多“中国十大城市”评选活动,但在2006年前,从未将台北列为“候选人”,如,“中国十大城市”,当选者是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杭州、苏州、郑州、天津; “全国十大文明城市”,更是没有台北的影子。然而从2006年8月起,“中国十大时尚城市”评选中开始出现台北:第一名香港,第二名台北,第三名上海,第四名广州,第五名北京,第六名深圳,第七名杭州,第八名大连,第九名成都,第十名长沙。此次台北更是当选“中国先锋城市”第二——“先锋”是一个城市文化政治经济全面素质的综合先进表现,台北当选“中国先锋城市”第二,意味着中国各大城市欲向台北全面学习,以台北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榜样。

也许有人会说,此次当选“中国先锋城市”第一名者,是北京,似乎说中国人心中的第一榜样,还“北京模式”在先啊。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此次评北京为“中国先锋城市”第一名,只是一种“暗渡陈仓”的策略而已,否则,直接公布台北为第一“中国先锋城市”,太敏感了,官方很可能会否定和禁止此次评选结果。这从北京、台北的评选词之虚实可窥底蕴——北京当选理由:“海淀区顶尖大学聚集,全国最大的梦工厂”;台北当选理由:“台北,离我们很远,又离先锋很近的城市”。品味这两个评语,显然前者虚,后者实:“顶尖大学聚集”虽然可称“梦工厂”,但“梦”既可能是先锋之梦,亦可能是守旧之梦,而且往往成为“南柯一梦”,离现实远着呢;而“离先锋很近的城市”台北,却并非“梦里先锋”或“先锋梦”,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先锋现实。

台北“先锋”的内涵何在?主旨显然并非在台北的衣食住行时髦,而是台北的民主文化制度离世界先进制度的距离近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昔日大陆人被官方喉舌蒙蔽,以为“台湾人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国民党主席频频到大陆访问演讲,又从电视中看到台湾两党民主选举实况之后,大陆人才知道,今日台湾已真正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和民主选举。较之北京年年“两会”(人大会、政协会)的“一党定音”的虚假民主,较之大陆的各民主党派实为中共包养的“二奶”、“花瓶”,一切只能“等因奉旨”而行,毫无独立意见发表之可能,台湾首善之区台北真是太先锋了!谁不愿今天的台北,就是明天的大陆?!

一百年来,中国的先锋城市多在边远地区,1910年代的中国先锋城市是推翻清朝专制的民主运动策源地广州,1940年代中国先锋城市可算延安,彼时的延安高举反蒋专制大旗,是提倡多党制、联合政府、人民民主的大本营(可惜后来中共“一阔脸就变”),自1990年以来,台北则成为了中国民主制度的试验田,具有了百年来中国最成熟最真实最完善的现代多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今日台北,堪称中国民主法治的“希望的田野”。

为了避讳,此次城市论坛的全称是“城市文化的先锋走向——‘先锋•城市论坛’”,该活动于2006年12月22日开始在深圳红树西岸上善生活馆举行,评委虽为李银河、张颐武、朱大可、许子东、梁文道、孙振华、南方朔等十名大陆香港知名文化专家,但意见却是事前充分征询了全国许多城市人意见的民意。尤其是论坛将“城市先锋”的时间范围定义在未来三十年内——“2030年国内哪个城市更有可能成为先锋城市进行探讨”,更是耐人寻味。许多人感叹,幸亏当年有个台湾没有被毛泽东打下来,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制度都将失去最后的堡垒和滩头阵地,今日中国到哪里找个“并非王土”的民主试验田?诺大中国,总须先有个民主训练基地培训人才试验摸索,才有利于有序地全面推进民主共生制度。

今日大陆人盛誉台北,大陆人热评台北为“中国先锋城市”,实为痛定思痛后的“一言兴邦”的明智之举。

2006年 12 月 24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82期

昝爱宗:语言即思想:“喝血社会”及“与府谋币”

 

邓小平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儿子

邓小平说话直白,老百姓听着似乎明白,却不大真明白,比如他的语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老百姓未必明白他到底是哪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北京大学贺卫方先生倒是比老百姓明白,他说:邓小平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儿子。

依我看,我没有贺教授的姿态高,因为我不敢当邓小平这个中国儿子的爸爸,我倒愿意通过他的那句“领导就是服务”解读:邓小平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公仆,或者仆人。只是他说到,未必能做到,甚至他的后人、接班人也未必能够做到。

不能枪指挥党,要“党指挥枪”

有什么样的仆人就有什么样的主人,所以在中国,仆人就是领袖,如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就是现政权高举的杰出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但是,对于中国的主人来说,倒是错位:主人随时对仆人言听计从,仆人有什么号令,主人都要认真学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泽东说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且不能枪指挥党,要“党指挥枪”,所以邓小平当了军委主席,就可以越过总书记而号令天下了,总书记可以随时撤换,军委主席只有他一个是“不倒翁”。

和谐社会咋成了“喝血社会”

前几天,一些退休老工人(少说有上千人)来到一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门口要分享市场经济建设的胜利成果,因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利益分享,只是他们的退休金还没有着落,政府的某些承诺没有充分兑现。他们就要找领导,要说法,要求清查贪官污吏,有些表现踊跃的屡被打击,还有被关押,本地的报纸没有报道,电视也没有,网络上也没有,仿佛天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和谐社会,有人在网络上戏称是“喝血社会”。

“与府谋币” 远比“与虎谋皮”艰难

于是,有退休工人说,这些堵市委市政府大门的众多退休工人是“与府谋币”,远比“与虎谋皮”也艰难得多啊。古代有“苛政猛于虎”,今天有“与府谋币”,有望进入下一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辞典》吧。

希望“你们自己遵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前几天在华盛顿特区,拜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教授,他是主管对亚洲几个国家人权事务进行表示关注的官员,听了大陆来访的李劲松、李建强、李苏滨律师和我的自我介绍后说,美国公务员多次对大陆的外交部提出过若干人权事件,比如对于高智晟、陈光诚案的关注,可中国大陆外交部只是说“谢谢”后就没有下文了,柯教授认为他们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是希望“你们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自己遵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至于普世价值,中国只是强调坚持“中国特色”,意味着许多普世价值的原则在中国并不通行。

宋祖英不是“YOU”,芙蓉姐姐才是“YOU”

2006年12月17日一项“中国和乐家庭日”活动中,官方的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发布了“2006年影响生活方式的十位女性”:宋祖英(江泽民时代推崇的向党歌功颂德型政治演员)等。

这些名女人都是可以公开说话的人,可她们又对我们这个现实社会说了多少真话呢?我知道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有“八荣八耻”理论,但我认为这“八八战略”之后最好再加入这么一句:“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成为“九荣九耻”。

同一天,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很悲哀,但看了《时代》周刊的2006“年度人物”:YOU——你,我们的网民,又觉得这个时代不那么悲哀,幸好还有网络,还有追求自由、想做就做的芙蓉姐姐,还有真话。

2006年的年度人物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50岁以下的人。《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2006年的年度人物将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如果你选择一个个人为年度人物,你必须得给出他是如何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理由。但是如果你选择数百万人为年度人物,你就用不着给出理由了。”

语言即照耀在黑暗中的光,即思想

语言即思想,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多少书被禁,多少记者被关押和打击,多少家书店被关门,多少个嘴巴被暴力封锁,所万幸的是人们还有良心,还有自由的心灵,她不可战胜,她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将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见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序言)

越是被关在黑暗时代的人,对言论自由所做的抗争就越强烈。一个读者朋友这样述说:“我本是一个对政治不太关心的人,目前还在为生计忙碌,为考研而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是一个胆怯的人,因为我不想让家人失去我,我还有在穷苦中挣扎的父母兄妹。他们需要我这个有点出息的亲人。中国历史充满着灾难,就在解放后,我外公的几个兄弟的几十口人因为3年‘人为’灾害而全部饿死。外公因为在村里当会计,靠从乡里分来的潲水把一家人从死亡里拉出来。回忆这段历史我止不住泪水,我的大侄女因为父母都出去打工无人看管12岁淹死在河里。中国在进步,可制度进步得慢,很多事情是可以管好的,现在变的没人管或者管不了。我关注亲人的命运,也关注所有弱者的命运。我希望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通过制度的建立,每一个声音都能得到表达,避免对生命对自由的蔑视与践踏的再次发生,避免流血与牺牲,避免王朝循环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与毁灭。”

首发议报第282期

顾彬续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还是相信人的。”

“关心我的中国朋友都告诫我,不要再和媒体见面了,当心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对我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但我,还是相信人。” 灰白头发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我们打开书柜连天的办公室的门。一段时期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肇事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还是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谈。

德国之声:大约三周前,您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媒体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是否感到惊讶?

顾彬: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还记得2004年,大概是五六月份,我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状况”。今年3月31号我在人民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报告。我的对象都是中国人,不包括什么外国人,但是无论我说什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和立场。另外上次在上海做的那个报告,去年已经在德国用英文发表了。现在《Shanghai Daily》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他们会选哪一部分我不清楚。原来《读书》也要发表,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拖,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敏感的地方。我知道在中国不能提两个人的名字:高行健,黄贝岭。他们原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一个朋友犯了错误,我也会公开地说。我也许是汉学界唯一的人,老公开批判高行健和黄贝岭。很多外国汉学家为此不太高兴,要求我保持沉默。

德国之声:我们所收到的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认同您的观点。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网民投了赞同票。就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也是支持者占多数吗?

顾彬:是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可怕。因为Max Weber说过,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赞成我的提法,我要反问我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学者吗?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报社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不会因此而报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们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到今年三四月份,中国大陆不少学者——非常重要的学者,都说过这类的话。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您有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她们的作品?

顾彬: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现在我培养的一批翻译家,为了赚钱,专门翻译一批庸俗的、通俗的作品。棉棉她们这一代非常聪明,她们在欧洲出书以前,专门跑到美国去找什么经理,经理从她们那里买好了版权之后,再卖给德国。之前,她们的书会先行在美国上市。德国出版社会也会同意在德国为她们出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的学生都在翻译一些从我这里来看水平低下的中国作品。由于他们的德语非常地好,所以德文版的棉棉、卫慧、虹影要比中文版的好看得多。如果他们把她们原本非常破的中文照样翻成非常破的德文,那么出版社就会拒绝接收,翻译家也根本无法在德国过日子。

德国之声:可是卫慧、棉棉的作品在中国也一度非常火爆,如果她们的中文很破,文字不好,为什么也能在中国有市场呢?

顾彬:市场不一定要求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很高。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出版社基本上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如果内容有意思,他们会说”好”;如果内容没意思,但是语言美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不发表”。我不否认棉棉、卫慧写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也不否认她们的作品有一部分有可读性,但是她们的基础不对。一个作家的基础是语言,这和一个足球运动员要掌握脚下的球一个样。

德国之声:那么,相对于”垃圾”作品来说,一本”精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谁来评判?由市场、读者还是文学泰斗、业界权威?标准是什么?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这个方面非常困惑。怎么回答,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中国20世纪的文学,我的标准还是1949年以前的思想水平和语言水平。如果一个读者不同意我的话,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还要求一位作家的语言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对比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和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么后者基本无法媲美。茅盾早期的文学创作、丁玲42年前后在延安写的东西、鲁迅20年代的作品,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但是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一批诗人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使命。不光是北岛,还有很多其他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如翟永明、西川等,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汉学界的人、搞文学的人、德国的文人和作家们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不可能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单单是诗歌这一小部分有所建树,而小说、散文等都比不上49年以前的水平?

顾彬: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也就是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诗人,无论是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都知道写诗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国诗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情况特别不好,但还是拼命地写,发表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不一定考虑到钱的问题,但是小说家的意识不一样,他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有所谋求。所以,为什么92年以后,这么多的小说家下海,包括张贤亮等人,但基本上没有诗人。因为诗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而小说家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方式。

德国之声:前不久,中国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400万人民币的资产高踞榜首。这样的一笔个人财富对于作家来说是算高还是恰如其分?

顾彬:在中国当然算高,在德国也算不错。余秋雨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他会写,他会提问,但是他缺少勇气,最后不敢面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好像是中国作家当中最会赚钱的。因为不少中国人告诉我,”根本不喜欢看他的散文,因为这个人太油。”他太油?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在波恩也发表过他的散文,当我修改德文,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会写,但最后总不忘加上一个金黄的尾巴。这个我不喜欢。

德国之声:作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难道不应该以此来谋生,以此来赚钱吗?为什么世界各地,比如德国就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家都能生活得富裕而安定?而中国小说一走上市场,质量就下降了呢?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在德国也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是作家,我也是本州南方作协的主席。我们这个协会大约70位作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家,他们不能够依赖写小说过日子(笑)。我也写小说。我发现卖我的小说比卖我的诗歌还困难。但是我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一个月赚5000欧元没有问题。这在德国还算不错。虽然他们靠写小说、散文、评论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质量不会跟着市场走。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知道怎么写,知道市场会接受什么,所以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模式。如果离开这个模式,他们就不会这样成功。

德国之声:您还批评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说的原因?

顾彬: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是面对德国媒体来提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上一次,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那个时候没有回答。因为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太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我自己觉得,政治和文学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回事儿。二战以后,德国一些作家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包括总理、总统在内,包括资本家、工厂代表、业界权威等等,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承认他们的勇气。比方说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伟大的道德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批人。德国有过可怕的过去——30年代、40年代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敢于面对他们的过去吗?到了68年,他们好像已经忘了纳粹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些勇敢的作家,我们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和日本政府一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林语堂在2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他说:”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这句话,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儿,可是文学和政治分得了家吗?

顾彬:我同意,是很有困难的。我主张作家要有他独立的声音,他应该公开地为老百姓说话,他基本上没办法避开政治。所以我的那个说法是矛盾的。我同意。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

德国之声:所谓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理解很差”是从何谈起?中德之间的书籍交流不是一直都处于逆差状况吗?甚至文学界有批评说,青年作家对于欧美文学的顶膜礼拜远远多于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

顾彬: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我知道德文是复杂的,中文也是复杂的,但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学中文,折磨自己,基本上都学得不错。中国也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在拼命地学德文,但是在翻译方面,中国人认为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重要作品早就翻成了中文,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德国人想要了解49年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到处都能看到一本。有些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杨炼、顾城、北岛等在内,在德国会有5到7本诗集。八十年代末,德国也有世界一流的诗人,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中文译本。当然,我同意,中国学者把我们的一些非文学作品也翻成了中文,所以在书籍总数上,介绍到中国去的德文书可能要更多一些。至于中国青年作家不爱看古典文学,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在20岁的时候也只看当代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也许等他们老了,就会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妙。

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他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