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笔会奖励中国与加拿大记者 中国记者姜维平获颁 “一人文奖”

(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报道2006/10/4)加拿大笔会奖励中国与加拿大记者,表彰他们维护言论自由的勇气。中国记者姜维平因为勇于揭露中国高层腐败问题而获得加拿大笔会今年首创的“一人文奖”( One Humanity Award)。该项新奖项是表彰“其作品反映和平表达思想的信仰而超越国家分界障碍鼓励跨文化联系的”作家、记者、学者或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

 

姜维平在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后被判刑,已服刑六年。他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文章揭露中国东北地区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由于国际言论自由组织的营救,他在20061月刑期还有十一个月未满时提前释放。目前他在大连以书法家为业。姜维平将获得5000加元(4500美元)奖金。

 

加拿大女记者基姆·博兰(Kim Bolan)获得加拿大笔会/保罗·基德勇气奖(PEN Canada/Paul Kidd Courage Prize)。此奖是表彰“在言论自由方面显示特别勇气与人格”的作家与记者。博兰投入很多精力报道了1985年印度航空公司的空难事件,当时有炸弹在航班182上爆炸,导致329加拿大公民死亡。因为报道此事件,她被列入暗杀者的黑名单。博兰目前是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记者,出版过《失去信仰:印航投炸弹者如何摆脱谋杀罪》(Loss of Faith: How the Air India Bombers Got Away with Murder)。

 

更多资讯请查阅加拿大笔会网页:– PEN Canada: http://www.pencanada.ca

徐文立: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我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这话好像什么都没有说。那么,现代人不常爱说“我就是我”嘛?难道也什么都没有说吗?显然不是,所以我主张用现代的观念历史地去看待已经死去了30年的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毛泽东。

在我眼里,毛泽东曾经是一个不安分的有自己抱负或者说有自己野心的年轻人,随着他的权谋得势,他几乎成了中国的最后一位专制皇帝,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直至现在的胡锦涛,手中的权势和他的差不多,但是都够不上“红色皇帝”这个格。

那么,毛泽东怎样成为了一个红色皇帝呢?他基本上是延续了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特有的改朝换代的全部手段,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毛泽东的手里也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所谓的理论往往就是个工具而已。真知灼见的思想倒是有可能成为独特的精神创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成功了的农民领袖,这个“农民性”跟了毛泽东一辈子,这是解读毛泽东的一把钥匙。只是年轻时代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以及和蔡和森等挚友的通信往来,不能不说是有一些书生意气,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情。

《三国志》看多了,《水浒》看多了,二十四史中那些帝王权谋看多了,而且得心应手,毛泽东难免不把《红楼梦》作为斗争的权术来研究,再加上耿耿于怀永远忘不了的在北京大学打工时所遭受的屈辱,自然形成了他小家子气的刻薄和狠毒。所以,他在成名之后,在给他的老同学的私信中也不忘念叨那些教授们对他的小视和轻狂,这就更加剧了他的小家子气。所以,在他的愤世嫉俗中,理由变得很简单:只要你是城里人、只要你是有产者、只要你是知识分子,便都是他的仇恨的对象和理由。一旦他有了权柄,就把他那整个的党、以至于整个的中华民族都毒化的没了品味。当然,也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和他有同样经历和心境的人,确实在他的威权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好处;以至,这些人成了他的统治基础;以至,这些人袒护他和平时期致七、八千万人死亡的罪孽。直至今日拥趸他的人,还是这类型号的人。于是,毛泽东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如鱼得水,甚至嚣张至今。

BBC专稿

张伟国:维权运动无惧中共打压迈入新阶段

八月中旬以来,中共当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专政机器的打击目标对准了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 8 月15 日,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山东省东营市被警察秘密抓捕;其妻子和儿女也受到警方严密监管,失去自由;19 日,沂南县法院判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陈委托的律师竟被法庭拒之门外;25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宣判《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研究员赵岩有期徒刑三年;31 日,同一家法院以” 间谍罪” 判处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有期徒刑5 年。

期间,在高层的统一部署下,各地警方在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将一大批关注百姓人权的敢言作家、学者、律师和民间活跃人士管制起来,软禁在家中。 北京和全国各地,凡是与高、陈有过联系的人士几乎同时受到威胁、警告,严重的甚至失去自由,如像郭飞雄,刘荻、张祖桦等被软禁在家,或者像赵昕被押解出京。 仅北京一地受到违法监控的就多达上百人。

中南海当权者以”街头化、组织化”给维权运动定性戴帽。今年 2 月,高智晟为营救郭飞雄发动波及海内外的接力绝食运动,虽然他倡导非暴力,与盲人陈光诚一样只是为权利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他们被当局视作”街头化、组织化”的代表和领导者。

以逮捕高智晟、判刑陈光成为标志,中南海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共 对维权人士”收网了”!并将其列为了头号打击对象, 这是一个镇压维权人士的全国性行动。与此同时,各地都发生了维权人士遭殴打事件,这意味着公检法过去还躲在幕后利用黑势力,现在已明火执仗赤膊上阵了。

一个社会屡屡出现维权事件本来就不是很正常的事,而维权行动一再受到打压而演变成维权运动的时候,社会公正和正义已荡然无存,这决不是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而恰恰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对维权运动的公开镇压,表明本来缺少合法性的中共政权,继续讳疾忌医,其一意孤行就像在拼命封堵即将爆发的火山口,实在难以理喻。

胡锦涛在提出防止”颜色革命”的时候,一再要求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式的精神领袖。但是中共拒绝通过政治改革完成转型的一党专政,却在不断制造新的英雄烈士和精神领袖。如今他抓了高智晟、判了陈光成,像重蹈当年邓小平覆辙,又催生出新一代的魏京生。

中共的镇压,从反面证明了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已经出现了烽火燎原的势头,客观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方向,并为中国社会转型准备了强大动力。在被中共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以后,维权运动下一步如何应对?如何在逆境中继续坚持并有新的发展?相信民间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近期关于激进与理性、政治化与否、维权与法轮功关系等问题的辩论,将为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好思想精神上的准备。

中共的打压不可能得逞,日益觉醒的人民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势不可挡的强劲动力,人们期待并完全有理由相信,维权运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世纪新闻网

朱学渊评:陈良宇言论与中共黑材料传统

学渊评:邓小平的“硬道理”之说,肯定是错误的;但坚持“硬道理”的人未必是“生活糜烂”的,未必是“蓄养情妇,非法生子”的。十多年前,陈希同反对江泽民,于是就有“生活问题”了;现在陈良宇反对胡锦涛也有“生活问题”了。彭真晚年很后悔,说毛泽东搞“文革”,是共产党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报应。而历史又重演,江泽民关押陈希同的监狱,现在要关押陈良宇了。我们不要简单地看共产党“害人传统”回潮的热闹,要警惕这是胡锦涛要当金正日,要使中国“北韩化”重要步骤。

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上)

一、关于共产党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需要担心自己会垮掉,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最应该为人民操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能在国际竞争中抬起头来,让人民在国际上抬起头来,让我们的华侨、世界华人在国外抬起头来。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也都是科学,我党在决策的时候要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学。

--我们的党需要专业人才,我们的党校要培养专业人才,就是要培养在专门岗位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懂专业的人才。党校不是学习中央文件政策表决心的地方,更不是结帮成伙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地方。

二、关于上海

--“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上海都在全国的最前列。所以,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上海的发展是稳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稳定发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赖中央。甘肃省目前还需要依赖中央,上海有能力帮助甘肃省摆脱依赖。

三、关于抵制中共中央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了吗?那么谁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道理?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人领会成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应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了,就要等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也达到了之后才可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理解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用这样机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阳升起的时候先照亮东边,不是东边和西边同时照亮,我们只好尊重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尊重科学。平衡发展是好的,平衡发展只能逐步地、平稳地过渡完成,平衡发展不是杀鸡取蛋,杀鸡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学,平衡发展不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

--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只能扼杀发展。

--发展有先有后,发展永远不可能绝对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口号可能对鼓舞人心士气有暂时的效果,当真了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人民群众。

--我们是要老城市更新发展并且建设更多的新兴城市,还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发展和新兴城市崛起?我们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呢?还是要让农民永远是农民呢?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给城市的扩展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人为地加以诸多的限制呢?

四、关于政策“变通”

--贪污腐败和政策变通不是一回事。贪污腐败是有人谋私利,政策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我同意赞成的事情我说话算话,有的事情我说话算话但不是我说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说我说的不算的时候,对上面我来负责,你们也会承担后果。你们要明确我说的这一点,我们才能一起干,否则就别跟我干。我这个人,做事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我不怕风险,我不推卸责任,我有话直接说,先说清楚了再来做。

五、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政策

--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

--我们的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纠纷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风应该彻底改掉,这样的做法既不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运作。这种做法会起到煽动作用和制造混乱,这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在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体现在注重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上,不是体现在党的领导同志的权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一个鸡毛蒜皮具体事件的批示,我们不可以不尊重,我们不可以不考虑,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批示算是哪一条法律?我没有背过法律条文,谁来提醒我一下?没有人告诉我,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让法庭去决定。法庭的决定,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动是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设办事处?这些全国给省市在北京设办事处,就扩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费,就给首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业在上海设了窗口?多少外地的个人到上海寻求发展的机会?多少港、澳、台和外国企业在上海设立了机构?这些都在以正反馈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发展。你怎么来要求全国做到“平衡发展”呢?你可以发一个文件鼓励他们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么办?你还要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来个“平衡发展”吗?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房价肯定不会高,但是这有道理吗?这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

--有人怀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我不这样认为,但是,确实有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错误地认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并在实践中走行政干涉这种捷径,我认为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需要纠正这样 的错误理解。

--有人总是拿境外的传媒造谣诬蔑所谓的“上海帮”来说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机会反问这些人几个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传媒如此憎恨“上海帮”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媒体对我国高速发展天天唱衰而对发展停滞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吹捧?我们共产党内有没有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不知道,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动媒体来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发动舆论进攻的话,这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们自己党内的事情不能在党解决?这样的错误作风,和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相比,哪一个对我党的生死存亡更危险?说这种行为是和“反共反华”穿一条裤子是重了点,发展下去就是反共反华也没错。

六、个人主义膨胀和狡辩

--上海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证,上海是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的象征,上海是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实验地,上海是我国的光荣,这就是我党领导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我在中央决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首先对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负责。我的职责范围同总书记是不同的,总书记的职责范围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但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职责范围没有界限,共产党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共产党的领导有分工,共产党是有党内民主的,这个意思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宏观调控的政策没有起预先估计的效果,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实,但是私人的资金和外国的资金继续流入上海,私人之间的资金周转很活跃,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没有政策可以对此采取措施。我们总不能不准张三借钱给李四吧?我党没有这种规定吧?

--我强调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运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没有排斥党的领导,我的意思是在应该和能够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不要认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轻易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会留下我们不想要的后遗症,应该和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不等于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社会事务的比例,我不这样理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国私营企业创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多,我们上海的国营企业创造了上海总产值接近80%,如果要谈谁最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难道不是上海最坚持社会主义吗?那些动不动就想给上海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人说的话不值一驳。上海建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榜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上海没有搞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上海头上不适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国的国营企业国民总产值超过上海再来跟我说上海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否则请原谅,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

七、关于市场经济

--对国务院宏观调控具体措施有意见的干部们,不要只会抱怨,你们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就事论是,一是一、二是二,具体问题具体想办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在经济问题科学办事就是充分保护和利用市场机制,只要市场存在,办法就一定会有,问题就一定能解决。

--资金要流动才能为发展建设发挥作用,不准和限制资金流动就是浪费资金,这是不利益于发展建设的。资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动是有其科学规律的,在某种程度上,里面的科学规律和资本主义经制度下是一样的,你说不一样,那么请拿出科学根据来,你如果只是相信有不同的科学规律,但还没有发现,没有总结出来,那么就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发现了的市场经济规律,就当作代用品先用吧。飞机还没有发明,火车已经有了,有人说既然飞机还没有发明,那我们还是去坐马车吧,谁听得懂?大家会觉得这种人脑子不正常。

--房地产价格过高的地方,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方,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房地产市场机制,没有人逼谁买房子,又不存在单位 摊派的问题。房地产价格过高,这里面说的是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是市中心黄金地段新建的房子和一些绿化环境好、交通又方便的小区,主要是面积较大、比较豪华的房子,价格是高,甚至很高,但不存在什么“过高”的问题。房子的价格过不过高市场自然会有平衡,房屋价格过高了就没有人买了,怎么过高法呢?事情就这么简单嘛!说房地产价格过高的人,实际上讲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通人在市中心买不起这种面积比较大、比较豪华的房子,普通人买不起的那种小区别墅,这类房地产对这普通人当然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但这不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其他不那么市中心的地方的房子普通人是买得起的,政府也努力地帮助他们购买,上海市政府在这些矛盾的方面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在市中心建造一些低规格的房子是为了让普通人能够买得起,他们就不会认为房地产价格过高了,但这样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吗?符合科学的市场机制吗?房地产价格并不存在“过高”的问题,压低房价是应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解决的问题。想通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行政手段是不能解决市场供求关系问题的,市场供求关系有自己的科学规律。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作问题,然后再用不科学的手段试图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样的人当家,有问题啊!

--房地产开发商利润有多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中取得多少利益,都应该让市场来决定,现在是土地供不应求,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寻找更多的土地,现在是房子供不应求,豪华房供不应求,普通房也供不应求,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开发商多盖房子,开发商的利润很高,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加入这个行业,市场竞争机制自然就会达到一种平衡。这些方面,政府只需要制定保护市场机制的政策,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去管房地产的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政府管多了,管错了,市场机制就会遭到扼杀,政府乱管,结果造成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反而使房地产价格更高、开发商的利润也更高。政府乱插手,乱管,造成市场混乱。毫无必要地收紧土地供应、紧缩开发商融资、紧缩房屋建筑材料供应,对开发商采取苛刻的严审制度,实际上不但不会减低房地产价格和开发商的暴利,相反抬高了房地产的价格和开发商的暴利,相反鼓励了投机炒房。供不应求就会造成这些,让市场机制去自然地去运转就会扩大供应,让供求关系自然达到平衡,这样就可以把房地产价格、开发商利润和投机炒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平衡水平下,这种控制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

--江泽民同志在还是江市长的时候给我们提到过:上海酒精厂在 八十年代中期面临停产的事情。上海酒精厂的生产主要原料是山芋干,你们大概叫地瓜干,原来主要是由安徽省供应的。经济改革之后,安徽农民自主决定地里种什么,安徽乡镇企业开始自己生产酒精,上海酒精厂就找不到山芋干就要停产了。你能说这可以怪安徽省搞地方主义吗?上海当时为了挽救酒精厂,开始提高价格收购山芋干,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不但问题得到了解决,上海酒精厂后来还向安徽省等外省市转让了技术,扶持了安徽省等外省市的酒精生产和加工工业,大家都受了益,由于山芋干的收购价格提高了,农民种山芋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并没有出现山芋干收购价格无限上升的现象。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地方在经济上有了自己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的权利,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经济上出现竞争,带动了经济发展。让市场机制按照其科学的规律起作用,结果是良性互动。如果政府来干涉,市场机制就会被人为破坏,就会出现恶性竞争,我说的恶性竞争是政治性的问题,如果当时上海酒精厂按原来的价格收购不到山芋干找国务院,国务院决定安徽不准

生产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来保障供应上海,或者国务院决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保护一方的“地方主义”了,上海和安徽省就一定会在国务院面前相互指责对方搞地方主 义了。但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地方主义”的问题了。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经济决策自由和经济政策开放,我们需要的是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鼓励良性互动。在市场中出现的竞争都是具体的,都是地方的,但都不是有人说的什么地方主义,中央如果对市场竞争进行干涉,就象我前面假设的样子,国务院决定安徽不准生产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来保障供应上海,或者国务院决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购价格,这样反而就出现地方主义了。

八、上海地方主义

--只要上海有全国想要的,平衡发展是不会把上海平衡掉的,这一点我们上海不用担忧。人家不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硬道理,人家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们继续发展,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义。我对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是绝对有信心的,你们也没有人怀疑,这就好了,只要上海在科研、生产、金融、商业、文化,等等方面,处处“保先”,钱,不管人家要把钱怎么去分配,怎么去平衡,钱总是会花到上海来的,我对这一点也绝对有信心。不是吗?

--江西省XX市要对外招商引资,他们的第一笔钱就是花在我们上 海,在我们上海设了窗口;他们的第二笔钱,还是花在我们上海,在我们上海聘请了业务专家;他们招商引资成功是怎么赚钱的?他们的产品是通过我们上海外贸出口的,我们上海帮他们赚了钱,我们上海也赚了钱,这还不说他们的老总们都在上海买了房子,他们老总们有的家属还在上海开了店,十年以后,他们和我们一样,就都是上海人了,起码他们的下一代会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记得上海的工资比全国低,但全国都到上海来消费,特别是到上海的第一、第二百货商店来买东西,买很多东西带回去。那个时候,上海赚的钱上海没有什么自主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市场机制,不准有市场机制,财政方面是中央统一调拨的,上海只能当“二传手”,上海人只能是从机关、工产弄点有关的便宜货回家,就这点实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这么多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就算上海市政府的财政都给人家控制,只要上海人手里有钱,只要上海的发展能够让全国、全世界的人来消费,来谋求发展,上海的发展就是要停也停不下来的。

九、其他奇谈怪论

--改革开放,遵照科学的发展观保稳定求速度,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为什么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历史反复证明了我们上海不但是甘愿冒风险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历史也证明了我们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海过去被叫作“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再叫一次“冒险家的乐园”有什么不好?求发展就总是要冒险的,上海有一天发展到超过美国的纽约,有什么不好?美国的纽约一直就是世界冒险家的乐园,我们上海不幸的是中断了几十年。我们要是让世界的冒险家都到上海来的话,如果上海能够做到有这样的吸引力的话,那么上海有一天就会超过美国的纽约,美国的纽约中文学校里就开始有上海话的课程了。

--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我们党已经学习讨论过了,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同,如果不是有人要否定或者改变解释的话,我看召集会议再讨论研究,不管名义上怎么说,都毫无必要。如果有人要召集会议讨论研究一下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称,你会认为这是为了对北京这个城市名称加强和提高认识吗?有人刻意避免再提“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走远了我就怀疑有人是儿子不想认老子了。儿子想证明比老子高明,慢慢证明大家看就行了,急什么急?

--我们党的干部要依靠群众,没有说过依靠群众就只能去依靠工农兵和居委会群众,这是过去的说法。企业家、商人,科技、文化和知识界有头脑和有影响的人,也都是我们的群众,外商也是我们的群众,大家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应该依靠的群众。所以我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开放。

(来源:新华社内参部)

新世纪新闻网

昝爱宗:北京不让余杰出访台湾等同于助长“台独”

今年10月,余杰先生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另一片中国土地──台湾出访的计划,意外被一场未了结的民事官司给破坏了。9月22日,余杰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正式通知,被限制离境。

该法院支持的是《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规定的下列一个情形: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不批准出境。显然,司法机关在中国是有权威的,余杰就不能出境了。

可这次出访,本不是什么“出境”,但由于中国特有的“中国两制度”环境,一名中国人从中国的此地到彼地就成了出境,北京的余杰先生到台湾,有法律严格限制,他也只能遗憾“无法成行”了。

本来,余杰到台湾,是为了参加台湾纯文学刊物《印刻》杂志社的邀请,参加纯文学交流活动,但只是不知道他还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事情,起诉他名誉侵权的原告就已经知道了──可见他们的情报系统还是相当厉害的。原告向法院申请限制被告余杰出境,很快得到法院支持。

2004年4月,余杰曾在《南方周末》撰文《作文岂能“爆破”》,批评号称数小时即可教会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作文研究专家”郑北京以虚假广告骗取学生和家长的钱财。2006年,郑北京以余杰侵害其名誉权为名,将余杰告上法院。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余杰败诉,法院判处余杰赔偿对方一万元人民币。余杰遂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9月19日,郑北京向二中院提出申请,限制余杰出境。

9月29日,余杰到二中院与处理此案的民事二庭的李经纬法官面谈。

杰表示,尽管该决定严重损害了本人的公民权和人身自由,但他本人尊重法院的决定,愿意按照一审判定的数额,如数先将一万元人民币缴纳到法院作为保证金。李经纬法官表示,在他15年的法官生涯中,处理过若干民事案件(其中有许多是名誉权案件),但从来还没有发生一起因此而提出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情况。郑北京方面依据相关法律提出申请,法院难以拒绝。可余杰也提出了预交保证金一万元的申请,可这次法院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余杰特向法官介绍了自己将于10月中旬因《印刻》杂志社访问台湾的计划,表示不希望此计划受到影响。法官遂与郑联系,建议尽早审理此案,但郑拒绝,并表示将把此案拖到11月。

这一结果,恰恰表明余杰在法律规定不可出境的条件下,连台湾这个“中国的另一片地方”也无法成行了。按照“一个中国、一中各表”

的思路,我想,不是台湾人在闹“台独”,而是大陆的领导和权力机关在闹“台独”。中国之内出访,何来出境?法院限制余杰出境,偏偏不是出中国“国境”,而是到台湾,这难道不是支持“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吗?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法院法官们有没有想过“不让余杰出访台湾等同于助长‘台独’”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宪法上有关“维护祖国统一”的规定?

“我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这是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即《印刻》)总编初安民的一句名言,时常被媒体引用。现在我套用这句话,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我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余杰此次出访台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坚决不能认为是出境。

《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对公民出境的限制,是指对出了国境、出了国界者的限制,而不是指一国国境内出入需要限制。按照“一中各表”的精神,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司法机关也好,行政和立法机关也好,都应该看到中国政府的胸襟是广阔的,即使大陆人到台湾需台湾当局的申请和限制,但大陆人对台湾人到来应该无条件欢迎,随时申请随时开放,不能有任何的限制。

这次,余杰到台湾,恰恰是台湾方面邀请的,却意外受到了大陆方面的限制,真是非常令人遗憾。

当然,我相信未来有一天,大陆对台湾人士来访也不要限制,或者主动邀请马英九、陈水扁、吕秀莲来访;台湾对大陆人申请防台,也不要有什么限制,大家都属于一个大中国,就没有必要严格区分彼此你我。

回顾余杰不能出访台湾这一“不幸事件”,我们还应该看到,最关键的一点: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不是一句空话?北京二中院无权限制公民余杰出访台湾的自由,或理由不当。对于余杰郑北京名誉权官司的诉讼,法院应该收下余杰递交的一万元保证金,以示对原告郑北京的公允,但就是不能限制余杰出访台湾的公民人身自由。一旦限制,法院就陷入非法违宪境地,形象受损,而且还要舆论指责和承担法律责任。

余杰表示,他被限制出境的时间正好是计划访问台湾的时间,他特别感到不得其解的疑问是原告郑北京如何正好知道他有此访问计划而进行破坏?最合理的解释是:有关方面窃听了余杰的电话和邮件之后,告知郑并唆使其作出限制余杰离境的申请。这恐怕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另一个“杰出”翻版了。

对此,余杰的律师浦志强表示,此事将开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得深陷民事案件的知识分子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而在受到侵害之后,公民却没有任何手段申述和寻求救济,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可以伸张宪法权利。张思之等法学界前辈和萧翰等法学家均表示,因小小的名誉权案件而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可谓史无前例,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不为人知的内幕。

如果说,中国的“以法治国”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那么,这些“反常”现象就容易理解了。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若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这说明人人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法治的中国社会“是怎样一个混乱和无序的中国”,官方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了,尽管表面上是以法治的名义,其实质仍是“非法法也”,根本不可能指望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能够走向进步。

民主论坛

刘逸明:胡哥出手,黄菊能否全身而退?

震惊中外的上海社保资金案涉案范围之广、级别之高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中纪委对祝均一、秦裕的查处正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那样,是胡锦涛在敲山震虎,抓捕小喽罗正是为了顺水推舟擒获后台老板。之前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是我行我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陈良宇做梦也不曾想到,胡锦涛在高调出版《江泽民文选》以后会对他痛下重手。据说,被查处的陈良宇头一天还在上海体育馆兴致勃勃地观看刘翔跨栏,刘翔倒是跨过去了,而他自己却栽倒了。陈良宇作恶多端,罪该万死,上海民众对此尤为清楚,然而,他幡然落马的主要原因却非贪污腐化,而是因为没有及时地转变政治立场,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已经铺天盖地的今天,陈良宇仍然对“三个代表”念念不忘,且不失时机地对抗胡温。陈良宇能够爬到上海市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官场老手,他的落马并不能说明他不懂中国官场的潜规则,而只能说明他对江泽民和上海帮的影响力过于自信,自信到自高自大的地步。

 

陈良宇在上海早已经开始了违反党纪国法、搜刮民脂民膏的活动,但其超大的权力注定无法让上海当地的老百姓将其搬倒。原本以舆论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在陈良宇的治下更是充当着名副其实的喉舌角色,相反,媒体倒成了被陈良宇监督的对象,电视节目《财经郎闲评》就因为谈到社保资金不能挪用的问题而被坚决叫停,足可见得陈良宇等人做贼心虚的强盗心态。陈良宇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戏剧性变化为他的人生划出了一道高顶点的抛物线,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颗闪亮的流行,在迅速崛起后又迅速落下。陈良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开玩笑,除了因为他自己的骄横跋扈、有恃无恐之外,当然还有他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性格在作祟。

 

凡属大案,一般都会牵涉到高级别的官员,上海社保资金案亦概莫能外。陈良宇看似此案的最高指挥官,其实不然,据说,涉足其中的还有更高级别的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黄菊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和陈良宇一样,也是上海市委书记,因为他和江泽民如胶似漆的关系,所以外界一直都把他看作是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之一,更因为上海是江泽民的发迹地,所以黄菊被有些媒体视为江泽民的家奴。陈良宇被免职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干以胜26日说,随着调查的持续进行,可能还会涉及其他人士。陈良宇落马会牵涉到一大批上海官商自不必说,也不足以给外界以悬念,唯有比陈良宇级别更高的黄菊才是外界最为关注的。干以胜虽然发出了狠话,但动不动黄菊并非他所能决定,甚至于连胡锦涛也无法决定黄菊的命运,因为政治局的9人决策体系当中,起码还有5人属于上海帮人马。胡锦涛在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之际毅然祭出了“反腐败”的大旗,但其后的中国媒体对“反腐败”的呼声却不见强烈,因此,胡锦涛的那次发言被很多人认为是准备以“反腐败”之名剔除政治异己的信号。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官方已取得足够证据,显示黄菊之妻于慧文也涉入社保基金丑闻,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黄菊或其妻子采取公开行动。

 

黄菊因为没有参加春节前的一次理应有他参与的会议,今年春节过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为外界所关注,有媒体爆出他罹患胰腺癌的消息,但他消失了几个月后,仍然有他的指示见诸媒体,近来更是强撑着在公开场合露面,以显示他的存在。就在928日,黄菊还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不过,黄菊确实面容憔悴,精神不佳。另外,就在黄菊的妻子余慧文25日被“双轨”以后,黄菊在26日突然高调荣登新华网“焦点新闻”,从该新闻所配图片来看,除了和黄菊握手的那位高技能人才笑容满面之外,其余的人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是否是胡锦涛等人的有意安排,我们不得而知。据世界新闻网报道说,黄菊已经病入膏肓,他每出来一次对身体的损害都很大,他现在靠刺激末梢神经系统的进口药和大量止痛药以及激素维持生命。可见,在如今四面楚歌的境地,黄菊对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所顾忌,在他看来,露面也许会比延续生命更重要。

 

明年中国便要召开十七大,按照年龄,黄菊理当退出政坛,但他作为江泽民的心腹,在江泽民有心恋栈的情况下,他并不情愿放弃现有的政治地位。胡温的政治势力正日益扩大,昔日如日中天的上海帮势力却是江河日下,陈良宇的落马便是最明显的标志。既然黄菊的妻子涉案,黄菊就没有理由逃避责任,即使他没有主持操作,但他至少也是一个知情者。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黄菊,对家属违法行为的默许便是对犯罪行为的纵容,因此,于法于理,他都责无旁贷。不管是从“反腐败”的角度还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讲,胡温都应该彻查黄菊及其家属,穷追猛打上海帮,既扫清障碍,又取信于民。黄菊能否在十七大前全身而退,看来是凶多吉少。

 

2006103

民主论坛

綦彦臣:因被遗弃而来的幸福

——电影《约瑟的故事》评论(上)

由贝塔电影公司与鲁克斯、特纳昆塔两公司联合制作的《约瑟的故事》,取材于《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4章至48章之间以约瑟为主的历史叙述。

这是一部因宣扬爱而震撼人心的巨献。

在我看来,全部四集的故事只讲了两句话:“饶恕比仇恨更伟大”、“怜悯比愤怒更有力量”。这两句台词满带12世纪圣弗朗西斯修士祈祷文的色彩,并且《创世纪》上并无些原文,所以说,我才判断这两句话是电影剧本写作者的“态度”。(“态度”,一个影视学专业术语)。

坦率地说,作为一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因为此片,我改变了对“三自教会”的某种长久以来的偏见。这部巨片的翻译是由中国的“两会”──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来翻译并发行的。

之于影片的主人公约瑟,当然是上帝计划中的人,但是,他的被遗弃在一个肉身上却悖论性地显明:这正是他日后幸福的源泉。

我说的“因被遗弃而来的幸福”并不是指他被另外十位弟兄卖给了埃及人,而特指他在奴隶行列中脱颖而出,成了埃及法老护卫长波提乏家总管之后的遭遇:波妻欲火中烧,要让约瑟成为自己的性工具,但是约瑟敬畏于自己唯一神耶和华的律法而拒绝了波妻,于是,波妻反欲约瑟欲行非礼;狡诈的女贵族的计划(判约瑟死刑)因其丈夫的明察而失败。波提乏,这位埃及人的代表,也是创造希伯来人与埃及人形成政治蜜月的智者,给约瑟一条出路──把约瑟投进监狱里,以期让约瑟自己的唯一神在某个时刻彰显救赎的大能。

约瑟被遗弃了。

约瑟的幸福即将来临,而这幸福不是源于他解梦的才能而是源自他作为优秀的财政专家或曰实践型经济学家的天赋。

难道约瑟就是经济学始祖古希腊色诺芬的“学术始祖”吗?──这还是个有待考证的有趣的学术项目。

约瑟从囚徒到宰相,在凡人眼里是个奇迹;在信徒眼里,这却成了他的唯一神耶和华借埃及的丰富地力拯救以色列人之计划的一部分。约瑟得法老的敕令,迎接父亲雅各(又名以色列)及兄弟们去了埃及之后400年,以色列人口达到200万。于是,400年后,所谓太阳神即埃及法老不再宽容,或曰原长达400年的两族政治蜜月变成一方难以挥去的惊恐。

出埃及,因此而产生。

《约瑟的故事》的整个线条,可由这样一些点来描述:异教、天赋、欲望、辩护的自由、坚定的信仰、理性的宽容,等等。

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模写这样一个宏篇巨帙,让信仰、阅读、观察再一次造就出“震撼人心”。可惜,目前的“自由生活”绝不比约瑟在埃及的监狱里要宽松和宽裕。然而,正是由于有在监狱生活的经历以及目前尚可在境外电子媒体上发表文章的“灰色的自由”,我也体味到了“因被遗弃而来的幸福”。这种幸福,虽然还没让我成为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总能干“经济学家老本行”之外的许多事情,比如甘当一家“微型家庭教会”的义工──我会以经济学家和作家的世俗身分来给那些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者或市场上的小贩或是郊边养猪农妇等各色的“贱民”斟茶倒水,对于高傲的我──这没有别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又比如,我可以“冒充内行式”地暂当影评专家,写下是文,来表达一个“被感动了的旁观者”的深切感受。

也许,这就是我与约瑟共同敬拜的唯一神给予的启示。

约瑟变为埃及宰相时,原来的他的主人波提乏与监工埃德南都转过请求他的善待,(电影上的)约瑟才说出了那两句震撼人心的话:“饶恕比仇恨更伟大”、“怜悯比愤怒更有力量”。

我不曾妄想自己成为“宰相约瑟”,但是为能与这位信仰祖先是同行而欢欣无比。

“经济学家”这个在今日大见贬值的“荣号”,对我也许已经不足为道,因为我已有数本历史著作为“新的身价”,同时在“灰色的自由”中我又写完了两部。然而,因为《约瑟的故事》,我又重拾了一个已经放在一边的写作计划,写一本通俗的经济学读本《经济学:一个神话的流传》。

写这样的书,对于我来说,当然要比仿写《约瑟的故事》容易多了。

在继续写作之时,我想改写马克。吐温的一句话,他说:“感激仁慈的上帝创造了我们这帮无知家伙,更高兴我们能冒险改变这个计划。”

我则说:“感谢仁慈的上帝创造了我们这帮无知家伙,更高兴我们能够通过约瑟知道上帝有一个计划。”

「小记」

2006年10月2日夜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约瑟的故事》(光盘是一位家庭教会传道人赠送的),10月3日凌晨写成本文并叫醒太太作电脑录入;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专用的家庭电脑上她也看完此片。当然,此前她曾被本地公安局国保工作人员礼貌地约谈了她的信仰问题。

民主论坛

Budapest 1956

Budapest 1956

Arch Puddingto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fighting an adversary at least as menacing as the one it confronted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aring some of the same traits. Like the Soviet Union, al Qaeda, its affiliates, and its imitators are in the thrall of a totalizing ideology, are implacably hostile to liberal democracy, and are determined to overthrow and replace it wherever they can. As in the cold war, too, Americas conduct in countering this adversary has occasioned fierce debate here at home, pitting hawks against doves and so-called realists against neoconservatives, along with many other lines of political division.

Of cour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d war and the current struggle are enormous. The Soviet Union was a superpower with a continental empire at its disposal and a huge arsenal of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tipped with nuclear weapons to deter the U.S. from action. With notable exceptions like Iran, our adversaries today are not even countries but shadowy and constantly evolving sub-national groups, some of them autonomous cells, that neither hold state power nor, for the time being, have access to sophisticated weaponry.

Still, even with the marked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conflicts in mind, it is useful to look back at cold-war America for lessons, whether heartening or cautionary, about the foreign-policy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Among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at earlier conflict,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an event that occurred exactly 50 years agosheds its own special light on our present situation.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and well-researched book by the historian Charles Gati aids in reassessing this highly controversial and still-pertinent chapter of the past.1

_____________________
Like the other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Hungary fell under Soviet control after World War II. Throughout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October 1956 revolution, its rulers, hand-picked by Moscow, proved especially brutal in implementing the Kremlins decrees. No institution of public or private life was left untouched.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were destroyed, the economy was reorganized to benefit the USSR, private property was seized, and peasants were displaced from their lands. Democratic politicians were shot or jailed or forced into exile, and large numbers of ordinary citizens were similarly imprisoned or executed on spurious political charges. Priests, too, were executed or jailed. Newspapers were transformed into instruments of propaganda, Hungarian national culture was suppressed, and education was turned into a transmission belt for indoctrination.

By the mid-1950s, the ground had been thoroughly prepared for an anti-Communist revolt. As it happened, this was a moment when the Kremlin itself appeared to be rethink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its subjects, and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 thaw. In 1955, two years after Joseph Stalins death, the USSR withdrew its troops from adjacent Austria, allowing it to become a neutral power. Many Hungarians began to speculate that they too might soon enjoy a similar status. Expectations were further raised by news of Nikita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to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20th Congress in February 1956, in which he denounced Stalins tyrannical rule.

_____________________
On October 23, almost spontaneously,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erupted. Initially, the rebels voiced rather modest demands, centering on reform of the prevailing Communist order. But then the security police opened fire on crowds surging toward the parliament, killing hundreds and radicalizing the rest. A full-scale program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cluding demands for multiparty electionsand Hungary’s removal from the Warsaw Pact, became a national rallying cry.

Moscow’s response was at first hesitant. The Soviet politburo, with Khrushchev presiding and a collection of Stalin’s other henchmen—some of the 20th century’s worst butchers—taking part, was hardly unmindful of the seething discontent in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On October 30, it approved a declaration holding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increased sovereignty for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a withdrawal, if requested, of Soviet troops.

But the limits of discussion inside the Soviet hierarchy were narrowly circumscribed, and its uncertainty over how to deal with the mounting resistance proved intensely volatile. Just a day later, on October 31, the politburo, now invoking orthodox Communist ideas, changed course and voted for decisive action. Failure to intervene, Khrushchev himself argued, would show weakness and “give a great boost to the . . . imperialists.” Only one member of the ruling body objected, noting that in light of the previous day’s declaration, a decision to invade would be interpreted as itself a sign of weakness. But the majority dismissed this argument: a reversal was not a reversal, ran its Orwellian formulation, if the politburo so decided.

On November 4, Soviet tanks entered Budapest. After several days of fierce fighting, Soviet control was restored. In the battle, several thousand Hungarians were killed; many more thousands were deported to the Soviet Union. The revolution’s leadership—including Imre Nagy, who had previously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but had been expell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liberalizing tendencies, only to become prime minister again during the upheaval—was seized by the Soviet military, placed on trial, and, in the case of Nagy and a few others, executed.

Diplomat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fallout was mixed. The Kremlin found itself on the defens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uffered a further hemorrhaging of support from leftist circles in Western Europe. Khrushchev, who had won international praise for his de-Stalinization initiatives, became known for a time as the “Butcher of Budapest.” But, for Moscow, such public-relations setbacks were more than offset by the salutary impact of the invasion on the Soviet 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action sent an unambiguous signal that the USSR would employ all necessary means to protect “socialism.”

And that message was heeded for a long time. In 1968, the Kremlin was tested again in Czechoslovakia. But after it put down the “Prague Spring,” once more using tanks and once more shedding blood, no significant popular movement for freedom emerged in any East European country until the rise of Solidarity, the Polish trade-union movement, in the 1980’s. By then, however, the decrepit Soviet Union was losing the will to preserve its empire, and in another decade its entire 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would collapse like a house of cards.

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Charles Gati shows in Failed Illusions, the defeat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was a humiliating setback.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 had expressed a rhetorical commitment to the doctrines of rollback and liberation, by which was meant the elimination of Soviet control over Eastern Europe. Indeed,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regularly competed to get in front of each other on this issue: the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in 1956, an election year, excoriated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for its “heartless record of broken promises to the unfortunate victims of Communism.”

But, Gati observes, while th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American cold-war policy—the Marshall Pl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O alliance, the enunciation of the Truman Doctrine—had indeed succeeded in preventing a Soviet push beyond the borders of Eastern Europe,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progress in bringing freedom to the satellites. Policymakers had developed a long list of potential schemes, most of which involved psychological warfare projects to undermine Communist stability, Almost all, however, were impractical and quickly forgotten. By 1953, when Eisenhower assumed the presidency, it had become clear, though seldom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struments available to facilitate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were quite limited. Given the danger of conflict with a nuclear-armed USSR, any form of direct intervention inside the Soviet orbit was too risky to contemplate seriously.

Hence, whe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erupted, the United States possessed virtually no capacity to influence events on the ground. The CIA had few agents o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side the country and lacked Hungarian speakers among its ranks. Some of the analyses it produced, Gati writes, showed a complete lack of familiarity with internal developments, for instance naming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peasantry as critical forces when both had been thoroughly beaten down by Communist oppression and would play no role whatsoever in the uprising.

With little ability to see, the U.S. was ill-positioned to act. Aside from expressions of sympathy for the freedom fighters and condemnation of the Soviets, the best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could muster was a proposal to place the Hungarian crisis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Preoccupied with the Suez war, which erupted while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was unfolding, Eisenhower never considered concrete steps to bolster Hungarian independence or to dissuade Khrushchev from launching an invasion.

The only weapon in the American arsenal at all capable of shaping event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was Radio Free Europe (RFE). But Gati stresses that during the crisis this was a problematic instrument. Established in 1950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o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media of East Europes Communist regimes, RFE oscillated between news and analysis on the one hand and polemical commentaries on the other. Although a team of American managers in the stations headquarters monitored broadcast content, RFE was decidedly not an official voice of the U.S.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that fact was not always clear to its listeners.

The Hungarian service of RFE suffered from a weak editorial leadership and a staff that often resorted to invective and polemics when reasoned argument was called for. Gati, who gained access both to unpublished RFE internal memos and to actual program tapes, builds a strong case that its broadcasts were shrill, propagandistic, and misleading, both prior to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volution.

Among other things, the station conducted a relentless assault on Imre Nagy, a genuine reformer, who was treated as a stooge of Moscow. One commentator even asserted, inaccurately, that Nagy had requested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thus had Cains mark on his head. Hungarian listeners were exhorted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Soviets even as RFE failed to emphasize the low probability that America would come to their aid.

_____________________
Subjecting the various strands of American policy especially broadcastingto critical scrutiny, Gati hands up a strong indictment. His main charge is that, toward Hungary as toward Eastern Europe more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he cardinal sin of any foreign policy: willing the ends but not providing the means to accomplish them. Enunciating radical goals like rollback while doing nothing to implement them, the U.S., Gati suggests, shared responsibility with Moscow for the revolutions tragic fate.

This is a considerable overreach. Gati ofers scant evidence that had the U.S. possessed better intelligence or conducted itself differentlyby broadcasting more prudent dispatches, for example, or by making it utterly clear that we would not intervenethe course of events would have been much different.

A more relevant issue, but one that Gati unfortunately does not develop, is what lessons the United States drew from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for the subsequent conduct of the cold war. In this realm, one of the revolutions healthier consequences was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 when American policymakers spoke about Eastern Europe. The words liberation and rollback were in effect banished from the political lexicon.

True, on some occasions the pendulum swung too far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Many officials viewing East European developments began to suffer from the affliction that came to be called the Hungary Syndromethe conviction that even modest support for democratic stirrings in the Soviet bloc risked provoking a military response. Bu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ed through a period of hesitancy and self-doubt in the wake of the Hungarian uprising, it never abandoned the goal of contributing to the eventual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Even during the Nixon-Kissinger era of détente, when Washington was striving to patch over its differences with Moscow, we declined to recogniz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nto the USSRa small gesture in the overall scheme of things but one that importantly signaled the enduring nature of American goals. Beyond such symbols, and beyond the enormous military aspect of containment throughout the remainder of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lso never gave up on more forward efforts to foster freedom. The changes that were instituted at RFE after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made the station a more credible and therefore more powerful voice of opposition to Communism. Much later, in the Reagan era,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quasi-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enabled the U.S. to channel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ssistance to the opposition in Poland and other Soviet-bloc countr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pite setbacks like Hungaryand far worse debacles to come in Southeast Asiathe United States ultimately prevailed in the cold war because it came to recognize early on that it was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To a certain extent, Gati is right: some of the mistakes he highlights were the result of professed goals on which America could not readily deliver. But once Washington rid itself of illusions about the duration of the struggle, politicians of both parties wer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containing the Soviets and, wher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themselves, expanding freedoms reach.

Learning from its mistakesand, over five decades, there were certainly manyAmerica ultimately emerged victorious by, first, retaining a firm and unquestioning faith in the superiority of its democratic values and, second, by meeting its challenges with fortitude and patience. The same two sets of qualities are needed if we are ever to declare mission accomplished in the conflict with the committed and merciless set of adversaries we are confronting today. The grea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qualities still persist to the same degree within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 as many hearts, as they did a half-century ago.

Arch Puddington is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Freedom House and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Lane Kirkland: Champion of American Labor.

1 Failed Illusions: Moscow, Washington, Budapest, an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t. Stanford, 280 pp., $24.95.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They Know It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They Know It

What do Christian millenarians, jihadists, Ivy League professors, and baby-boomers have in common? They’re all hot for the apocalypse.


T he week of September 11 (two weeks ago, not five years), I noticed a poster up at Frankies, my sweet neighborhood trattoria in Brooklyn: It advertised a talk on 9/11 by Daniel Pinchbeck—the former downtown literary impresario who has become a Gen-X Carlos Castaneda and New Age impresario. My breakfast pal nodded at the poster and said, “The guy is selling his apocalypse thing hard.”

Apocalypse thing?” I knew of Pinchbeck’s psychedelic enthusiasms, but I’d somehow missed his new book about the imminent epochal meltdown. In 2012, he interprets ancient Mayan prophecies to mean “our current socioeconomic system will suffer a drastic and irrevocable collapse” the year after next, and that in 2012, life as we know it will pretty much end. “We have to fix this situation right fucking now,” he said recently, “or there’s going to be nuclear wars and mass death …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United States in five years, okay?”

The same day at lunch in Times Square, another friend happened to mention that he was thinking of buying a second country house—in Nova Scotia, as “a climate-change end-days hedge.” He smirked, but he was not joking.

On the subway home, I read the essay in the new Vanity Fair by the historian Niall Ferguson arguing that Europe and America in 2006 look disconcertingly like the Roman Empire of about 406—tha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at night, I began The Road, Cormac McCarthy’s new novel set in a transcendently bleak, apparently post-nuclear-war-ravaged America of the near future. And a day or so later watched the online trailer for Mel Gibson’s December movie, Apocalypto, set in the fifteenth-century twilight of, yes, the Mayan civilization.

So: Five years after Islamic apocalyptists turned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o fire and dust, we chatter more than ever about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ight a war prompted by our panic over (nonexistent) nuclear and biological weapons, hear it coolly asserted this past summer that World War III has begun, and wonder if an avian-flu pandemic poses more of a personal risk than climate change. In other words, apocalypse is on our minds. Apocalypse is … hot.

Millions of people—Christian millenarians, jihadists, psychedelicized Burning Men—are straight-out wishful about The End. Of course, we have the loons with us always; their sulfurous scent if not the scale of the present fanaticism is familiar from the last third of the last century—the Weathermen and Jim Jones and the Branch Davidians. But there seem to be more of them now by orders of magnitude (60-odd million “Left Behind” novels have been sold), and they’re out of the closet, networked, reaffirming their fantasies, proselytizing. Some thousands of Muslims are working seriously to provoke the blessed Armageddon. And the Christian Rapturists’ support of a militant Israel isn’t driven mainly by principled devotion to an outpost of Western democracy but by their fervent wish to see crazy biblical fantasies realized ASAP—that i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by the Antichrist and the Battle of Armageddon.

When apocalypse preoccupations leach into less-fantastical thought and conversation, it becomes still more disconcerting. Even among people sincerely fearful of climate change or a nuclearized Iran enacting a “second Holocaust” by attacking Israel, one sometimes detects a frisson of smug or hysterical pleasure.

As in the excited anticipatory chatter about Iran’s putative plans to fire a nuke on the 22nd of last month—in order to provoke apocalypse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return of the Shiite messiah, a miracle in which President Ahmadinejad apparently believes. Princeton’s Bernard Lewis, at 90 still the preeminent historian of Islam, published a piec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o spread this false alarm.

And as in Charles Krauthammer’s column the other day: He explained how a U.S. military attack on Iran would double the price of oil, ruin the global economy, redouble hatred for America, and incite terrorism worldwide—but that we had to go for it anyway because of “the larger danger of permitting nuclear weapons to be acquired by religious fanatics seized with an eschatological belief in the imminent apocalypse and in their own divine duty to hasten the End of Days.” In other words: Ratchet up the risk of Armageddon sooner in order to prevent a possible Armageddon later.

I worry that such fast-and-loose talk, so ubiquitous and in so many flavors, might in the aggregate be greasing the skids, making the unthinkable too thinkable, turning us all a little Dr. Strangelovian, actually increasing the chance—by a little? A lot? Lord knows—that doomsday prophecies will become self-fulfilling. It’s giving me the heebie-jeebies.

Declinism is the least-troubling species of end-days forecast, but still, it’s apocalypse lite. These forecasts are grandly gloomy, commonly depicted as a replay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Rome that ushered in the Dark Ages. “As Rome passed away,” Pat Buchanan writes in his new anti-immigration best seller, State of Emergency, “so the West is passing away.”

Not so long ago, it was only right-wingers and old crackpots making decline-and-fall-of-Rome claims about America. But Niall Ferguson is a young superstar Harvard professor, and he argues that we—undisciplined, overstretched, unable to pay our bills or enforce our imperial claims, giving ourselves over to decadent spectacle (NASCAR, pornography), and overwhelmed by immigrants—do indeed look very ancient Roman. He suggests, in fact, that Gibbon’s definitive vision—the “most awful scen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is about to be topped.

Jared Diamond made his name back in the fat and happy nineties with Guns, Germs, and Steel, explaining why the West ruled. His second best seller was last year’s Collapse, about how irrational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al recklessness destroyed previous societies and how America looks to be on the same suicidal path. Meanwhile, the unambiguous trend lines of everyday economic life—China’s rise, the dying-off of Detroit and old media—become the reinforcing background beat that makes the new declinism feel instinctively plausible.

There is something of the appeal of pornography here: sensational, shocking, simultaneously appalling and riveting, brutally frank and fantastically stylized. As with porn, it was mainly a fringe taste that has lately gone mainstream. And as with real porn, too, apocalypse porn comes hard-core (Krauthammer) and soft (Diamond), in fiction ranging from the hideous (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 to the absurd (the “Left Behind” series) to the merely dopey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nd now, with McCarthy’s The Road, something else again. I resisted. A nameless father wandering across a dead, denuded, anarchic America with his son, hiding from roving packs of monstrous killers? Not my usual cups of tea.

But the novel is awesome, a kind of reality-based Beckett, moving and unbelievably believable in its portrayal of horror and dread and hopelessness in the next Dark Age … with an announced first printing of 250,000, a gigantic number for any work of literary fiction, let alone one that barely has a plot. McCarthy is a high-end brand name, but The Road will be a best seller propelled by an end-times Zeitgeist that has smart people as well as fools and freaks in its thrall. As fine a book as it is, I still felt a little ashamed to enjoy its grisly what-if jolts; the pornographic aspect is there.

From a commercial point of view, The Road’s lack of any detailed backstory will be a boon: Because we never learn anything about the precipitating cataclysm, every reader can fill in the blank—nuclear war, meteor collision, attacks by extraterrestrials, or Gog and Magog. It accommodates an apocalypse of your choice.

Even the young people will find things to like in The Road. There are zombies, more or less—lots of cannibals, anyway, and “bloodcults.” “We’re not survivors,” the hero’s late wife said before she died. “We’re the walking dead in a horror film.” (The booming zombie genre is, of course, a pulpy subcategory of apocalypse porn.) And The Road also has marauding “roadagents” and a small army of slaveholders with spears made of repurposed auto parts—Mad Max touches.

It was in those movies, as a lone ranger in post-nuclear-apocalypse Australia, that Mel Gibson became a star. Then he won an Oscar for glorifying a Scot leading his people to a kind of Armageddon, then became the Evangelicals’ favorite movie star with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And now the very eagerly awaited Apocalypto. “The parallels,” his co-writer told Tim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imbalance and corruption of values that doomed the Maya and what’s happening to our own civilization are eerie.” Mel himself goes further: “The fearmongering we depict in this film reminds me a little of President Bush and his guys.” Mel Gibson, meet Mahmoud Ahmadinejad—runty, Bush-bashing, anti-Semitic, 50-year-old fundamentalist religious mystics with an abiding visionary interest in apocalypse.

Apocalypticism is one of those realms where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bends into a circle and the extremes meet. The nuttiest Islamists and Christians agree that the present hell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hopeful sign of the end-times, that an Antichrist will temporarily take control of the world. Muslims expect him to be a Western Jew; in many Christian versions, he comes to power through the European Union—although on his “Bring It On: End Times” Web page, Pat Robertson says Islam itself is an “antichrist system.”

For both sects as well as the New Age psychedeloids, apocalypse still has its original meaning—revelation, the appearance of God following destruction. The subtitle of Pinchbeck’s book is The Return of Quetzalcoatl, referring to the Mesoamerican Über-god. After the awful existential reboot in 2012, people will develop psychic superpowers to solve global warming and achieve communistic bliss. Not all people, alas, because just as the Rapture is strictly for Christians, and Allah will know his own exclusively, Pinchbeck apparently believes that only people like him—“those who have reached a kind of supramental consciousness,” according to a Rolling Stone profile—will achieve paradise. Speaking of 2012: That’s also the target year,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tial Saudi theologian Sheik Safar Al-Hawali, for Allah’s “day of wrath,” meaning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and the Muslim reconquest of Jerusalem. Which could jibe with the timeline on the Christian-porn-mongering site ApocalypseSoon .org, which envisions Israel nuking Syria in order that Isaiah 17:1 (“Behold, Damascus is taken away”) be fulfilled.

Let’s not freak out just yet. Apocalypticism has ebbed and flow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present uptick is the third during my lifetime. Among my most vivid childhood memories are LBJ’s mushroom-cloud campaign ad, a post-nuclear Twilight Zone episode, and my mother’s (scary) paperback copy of On the Beach.

The next brief spike in apocalyptic shivers and dystopian fevers came twenty years later, coinciding with our last right-wing president: the nuclear-freeze movement, The Day After on TV,the post-apocalypse novel Riddley Walker (written in a prescient text-message-ese), Blade Runner, Mad Max.

And now, another twenty years later, here we are again—but this time, it seems, more widespread and cross-cultural, both more reasonable (climate change,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more insane (religious prophecy), more unnerving.

I don’t think our mood is only a consequence of 9/11 (and the grim Middle East), or climate-change science, or Christians’ displaced fear of 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It’s also a function of the baby-boomers’ becoming elderly. For half a century, they have dominated the culture, and now, as they enter the glide path to death, I think their generational solipsism unconsciously extrapolates approaching personal doom: When I go, everything goes with me, my end will be the end. It’s the pre-apocalyptic converse of the postapocalyptic weariness of the hero in The Road: “Some part of him always wished it to be over.”

Have a nice day.

Censorship, Scepticism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Censorship, Scepticism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By Cameron Abadi in Tehran

Information in Iran i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leading many Iranians to discount all media, no matter where it comes from. Wacky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a healthy skepticism are the result.

It's not always easy to get straightforward information in Iran.

Zoom
REUTERS

It’s not always easy to get straightforward information in Iran.

As August came to a close, Reza Hashemi, the manager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in northern Tehran, received an upsetting letter from the police. The note contained an ultimatum: Remove the satellite receivers from the roof, or we’ll remove them for you. For a few days, Hashimi assumed it was an empty threat. A law against satellite dishes had been on the books in Iran since the mid-1990s, but it had mostly gone un-enforced — even if it was an open secret that many Iranians used the technology to receive “un-Islamic” television shows from abroad. Then the police came knocking at a neighboring building.

“They came with an empty truck; when they left it was full of satellite dishes,” Hashemi said as he went door-to-door in his building, breaking the bad news to his tenants. “At other buildings, they came with hammers and destroyed them right there.” At least on one occasion, the police didn’t even bother with tools. Last week, an Iranian wire service distributed a photo of a police officer casually dropping a dish off the ledge of a skyscraper rooftop.

Satellite dishes have not been the only target. A law passed by the Iranian parliament this past spring bars Iranians from appearing on foreign-produced broadcasts. Jamming of unapproved radio signals and Internet sites is common practice.

Dismissing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In all, the Iranian government seems intent on defending itself against foreign efforts to break its monopoly on broadcast journalism within the country. Some of these efforts from overseas are, indeed, unabashed. Earlier this week, President Bush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 portion of which amounted to an expression of his administration’s hope for regime change in Tehran addressed directly to “the people of Iran.” Meanwhile, earlier this year, the US Congress committed $50 million dolla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Farsi-language satellite television channel. It will join the myriad of private broadcasts hostile to the Iraian regime that are produced by Iranian immigrants in California.

The Iranian people, for their part, seem largely indifferent to the battle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for their hearts and minds. Indeed, when considering the issues of the day, Iranians display remarkable self-sufficiency. Many Iranians will consult a diversity of media outlets foreign and domestic, but ultimately dismiss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ltogether. Instead they devise their own idiosyncratic analyses of current events, drawing on a long Iranian tradition of conspiracy theorizing. “Iranians,” says Professor Abbas Milani, Director of the Iranian Studies Program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California,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special language for dealing with the world.”

The prevalent cynicism with which Iranians approach the news media is largely a product of the country’s distorted media landscape, where journalism is ubiquitous, but objective news reporting is rare. “We don’t have a free market,” a journalist from a conservative Iranian wire service admitted to SPIEGEL ONLINE. “The government sets the tone.”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n the news media is nothing new. According to Vasij Naderi, professor of law in Tehran, “Iran has experienced only two short periods in its history when the press has been able to function relatively unfettered: the years between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coup against Mohammed Mossadeq (in 1953) and the months after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Khatami in the late 1990s.”

Unabashed partisanship

But, even the reformist transition of the late 1990s never managed to wrest domestic television from the hands of the state. Without a satellite dish, television viewers in Iran have access to six stations, all of which are staff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Islamic government. Unsurprisingly, broadcasts are exceedingly pious. In one “Dr. Phil”-type segment, a cleric warned about the evils of abortion and praised a young boy who had memorized the Koran. The reports are also unabashedly partisan. UN resolution 1701 is routinely described as a Hezbollah victory rather than a cease-fire, while Israel is exclus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Zionist regime.”

State television’s coverage of the nuclear conflict is painted in equally bold strokes.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resented, whenever possible, as a symbol of scientific, not military, progress. At the stage-managed evet in February celebrating Iran’s successful enrichment of uranium,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delivered a speech before a backdrop depicting a flock of doves, after which a group of interpretive dancers performed a ballet about the beauty of enriched uranium. Meanwhile, Israel and America are depicted as dangerous war-mongerers.

The government maintains similar, if more subtle, control over the print media. A cursory glance suggests a thriving newspaper scene: Iran boasts dozens of daily papers, which, when seen spread on the sidewalks before newsstands, can give the impression of an active national debate.

None of them, though, are free from ties to the Islamic government. Aside from the subsidies that most newspapers receive from the state to help cover costs not met by advertising revenue, all newspapers are required to mind what are informally referred to as “red lines.” “Red lines” mark the minimum respect that ought be paid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les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revoke the paper’s license to publish.

Photo Gallery: When the World Watches Iran

  • AP
  • REUTERS
  • AFP

Click on a picture to launch the image gallery (8 Photos)

Alas, it’s not always clear where those red lines are. The popular reformist paper Sharq was shut down in early September after publishing a cartoon in which a donkey with a halo and a horse discussed the regime’s handling of the nuclear crisis. Editors argued that it was an innocuous doodle, but the government’s press-supervisory board charged the paper with religious blasphemy.

The ambiguous guidelines result in an atmosphere of fear and intimidation. “The rules are kept ambiguous so that journalists learn to police themselves,” says Milani. In practice the myriad of daily newspapers all hew close to the government line. And with Iranians forbidden from appearing on foreign broadcasts, there’s no other sanctioned outlet.

Idiosyncratic conspiracy theories

“We are in a vicious circle. With these crackdowns, more Iranian intellectuals, journalists, scholars are taking refuge with outside-based media to express themselves,” says Masha’allah Shamsolva’ezin, spokesman for the Iranian 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Journalists. “Then they’re accuse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media and arrested.”

The Iranian public responds, in turn, by approaching news reports with scepticism. It is a mechanism Iranians are accustomed to. The traditional Iranian social custom of taarof is a ritualized manner of offering something without actually meaning it. It’s typical, for example, for taxi drivers to initially refuse payment at the end of the ride, until the passenger insists on paying. Having been raised with this quotidian variety of double-speak, Iranians are used to not taking what they are told at face value.

The cartoon which doomed Sharq. The donkey and the horse are discussing the Iranian regime's handling of the nuclear crisis.

Zoom
AP

The cartoon which doomed Sharq. The donkey and the horse are discussing the Iranian regime’s handling of the nuclear crisis.

They don’t typically restrict their skepticism to the Iranian media, though. Most Iranians that tune-in to American-funded Voice of America and lower-budget LA talk shows are well aware that those broadcasts are aiming for regime change. “None of these channels are credible. They exaggerate and stretch the truth. No one would start a revolution on the basis of what they say,” says Professor Naderi. Iranians watch these programs not because they trust the broadcasts, but rather because they’re seeking a source to balance out the Iranian state media. “Even Ayatollah Khomeini used to listen to Voice of America and Radio Israel,” points out Professor Milani.

Ostensibly objective news outlets like CNN and the BBC are dismissed in the same way. “Every country is just giving its own version of world events,” says Ryan Kazemi, a student at Tehran University. “It’s clear from CNN that America wants to start a war. Really, it’s up to each person to make up his own mind.”

With no consensus on what’s to be trusted, many Iranians tend to formulate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events that effectively oppose the official stories offered by their government and Western media outlets. But the private analyses of most Iranians come across as little more than idiosyncratic conspiracy theories in which American power plays an outsize role. Public power, in this view, is never to be trusted and intentions are never what they seem. “Iran already has 10 or 15 nuclear bombs,” reports a taxi driver; “America wants perpetual war between Israel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xplains an accountant; “Ahmadinejad raises the pice of yogurt only so he can get credit for lowering it later,” reveals a hairdresser.

Milani, for one, is not surprised by the paranoia.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the natural result when there’s no sense of social agency,” he says. “There’s no other way to make events cohere.”

Still, one Iranian journalist who preferred to remain anonymous suggested that the Iranian approach to news had advantages over the Western attitude. “Europeans are complacent,” he says. “They’ve forgotten how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and so elites control public opinion.”

Whatever merits such an argument might have, it seems though that Iranians wouldn’t mind a respite from the need to constantly formulate their opinions and re-orient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The information war between the West and Iran continues unabated, but many Iranians seem just as content to tune out. Indeed, the one tenant who objected most vehemently to Hashemi’s request that his satellite dish be taken down wasn’t lamenting the loss of CNN or the Voice of America. “Please, no,” he cried. “There’s a soccer game tonight! Germany plays Ire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