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

    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历届北大校长之中,马寅初无疑是最受北大师生和知识界尊重的一位。然而,马寅初在北大也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无尽的批判。那是北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不久,许多外宾来华访问,鉴于马寅初崇高的声望和二十多年的沉默,他们纷纷问及马寅初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专门派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马寅初,希望放些信息出来让海外关心马寅初的人们安心。
    “近二十年来,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马寅初的次子在电话中这样质问记者,并代表马寅初拒绝了这次由官方刻意安排的采访。“我父亲本人和我们家属迫切要求党组织对他落实政策,希望能够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生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党委常委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给北京市委写了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
    这个报告说,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学术、政治问题一起进行批判,要把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还要彻底揭露马寅初的政治面目。具体做法是:以北大人口问题研究会、毛泽东哲学会、经济学会民意出面组织学术报告会,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综合平衡论”等谬论,然后动员群众在校园内贴大字报全面揭发和批判。
    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十二月二十八日,北大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经济学系教师作《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三十一日,北大学报发表马寅初的长篇论文《我的哲学和经济理论》和四篇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的文章。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零年一月下旬,先后有两百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马寅初在这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面前没有屈服,他在反驳文章中指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总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遗憾的是,当时的北大已经高度政治化了,它不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再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北大师生当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和认同马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对马校长的攻击和批判。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陆平继任。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也被罢免。此后二十年,马寅初彻底从公共领域消失了,他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接操纵批判北大批判马寅初运动、并由此当上北大校长的陆平,在六年之后的文革中却成为北大的“黑帮头子”,十年间受尽折磨。在牛棚里、在批斗会上,陆平有没有良心发现的时刻,对自己昔日领导的“批马运动”进行忏悔呢?我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看到陆平曾经向马寅初道过歉。
    这不是马寅初第一次倒霉。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会有好日子过。一九三八年,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不能言。”他直接点名斥责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径,要求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能够“大义灭亲”。在那次演讲中,马寅初大义凛然地说:“今天我将我的儿女都带来了,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今天我的演讲就是我留给他们的遗书,我马寅初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此后,马寅初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软禁直到被捕。一九四四年,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马寅初重新获得自由。就在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发布了自己在监禁期间写作的论文《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是分不开的》。这篇论文即便是放在六十年之后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那些鼓吹“新权威主义”和“王道政治”的学者名流们真该找来认真读一读。
    追求真理就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任何一种真理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马寅初先后在两个政权下度过了将近两段加起来接近三十年的幽居岁月,这就是他付出的沉重代价。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方才亲自批示给马寅初平反。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给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
    北大有负于马寅初校长。当年那些自愿或者被迫参与辱骂和批判马寅初的北大师生,有谁向老校长道过歉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公开地道过歉。我相信,当年不少的参与者,如今正是北大各个学科领域中风风光光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大家都把自己年轻时候的罪过与错误深深地掩盖起来——自己原谅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这是中国人最精通的、无师自通的生存秘诀。
    然而,我相信,如果作为整体的北大和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北大人,不向马寅初校长道歉,不向每一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师长、同学、同事道歉,北大就无法完成自我更新,北大就无法与蔡元培的传统完成对接。如果真相和真理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北大也就无法健康地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这不仅对已经逝去的马寅初校长来说是一个问题,更对每一个北大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博讯首发

孤行:从王丹年龄被虚报说起

   听余杰说起在美国与王丹会面的情形,很惊讶听到他说王丹只比当时作为中学生的他大三岁—–八九年只有十九岁。因为作为八九民运的亲历者,清晰记得“六四”以后中央台的通缉令明明说王丹24岁,是无孔不入的政府情报网获取的情报有误?

    想一想,马上就明白了,也很容易猜想到是事出何因。

    八九年六月四以后,把自己亲身经历、见闻与钦定作为喉舌的舆论机关颠倒黑白的宣传和无耻的捏造两相对应,就象听到一个道貌岸然的法官有一天突然换了一副狰狞的面孔宣判一个情窦未开的幼女强奸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壮汉,证据就是:破裂的处女膜和壮汉身上的抓痕。

    从此,我宁可相信贞洁受孕、相信所有的卖淫女都属于一个团结战斗的纯洁集体,也不再相信共党。

    自那以后,以这种经过形象刺激更强化的否定思维为基调,凡是有争执的事,不用思考,只要站在共党的反面不久就会证明肯定是对的,每次根据中共的国际立场不用分析持一个相反的立场是这样,伊拉克战争是这样,法轮功事件是这样,无不正确。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在朋友中博得有先见之明的美名。其实,我只是知道,让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真正正确一次,难呀!从中共总是由下届领导人为上届领导人或活着的领导人为死去领导人决策的事情平反也可看出,中共压根就没做过几件正确的事情,它的强项不是决策正确,而是事后平反。

    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通缉令中王丹名列榜首,大概中共靠表面乖顺暗藏阴毒的投机串升高位智商不高的决策者也想到,如果中共通缉令中的第一号人物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那么中共的血腥残暴的嘴脸是不是更加显得狰狞丑恶呢?中共一伙八九十岁的老人决定用几十万大军屠杀的对象就是以王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年龄的学生为第一号领袖的民主运动,这样强烈的反差使一贯以无耻为美德的中共也觉得实在比任何一个黑色幽默小说还要滑稽可笑,便使出惯用伎俩:篡改事实—–改为24岁,邓小平不是说过他二十几岁就做了大官吗?

    我深深知道,用概念、理论、数据改变业已存在的事实是共党从诞生之日起掩盖真相、欺骗群众就运用纯熟的看家本领,这种本领显然是对越愚昧的群体越是行之有效,这也可以解释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称的中共为什么放弃“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首先发迹于农村,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贫穷和愚昧是中共生存发展的水和空气,缺一不可。如果当时有一个比农村还要愚昧、贫穷的地方叫“地狱”的话,它的第一选择就不是农村了,它会首先用“地狱”包围农村,再狭裹农村人口夺取政权。

    原因就是越愚昧的人越好欺骗,欺骗越愚昧的群体,其投入产出比就越大。

    对众目睽睽之下长大的活人年龄都可以造假,联想起不久以前的李鹏、江泽民的党龄造假攀比,原来民间流传的“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并无丝毫夸张之意,原来社会上的“假烟假酒假证件,爹都是假的,只有妈是真的”并非戏言,而是有上行下效的源头和出处的,是必将随中共的存在而长期存在的必然。

    这是人类的假之极限吗?非也,谢天谢地,毕竟日期是真的呀!我们的近临朝鲜日期不都是假的吗!其纪年不就是以金日成的出生为元年的本体纪年吗?

    看来两国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只是这种差距是两国领导人之间都舒适地感觉是最小的,在更多的地方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两国领袖在同一地球上感觉象在遥远的外星遇到同类样的亲切,中国四世领袖说要向朝鲜学习,朝鲜二世也放下帝王架子要学中国,至于相互学习的结果会怎样,是朝鲜最终终于撕破陷人民于战乱、贫困、饥饿的金日成“假基督”面纱把日期改成真的,还是中国名副其实地“再造帝制”最终把日期也改成假的以“胡紧”或“胡套”纪年,就象两个黑帮之间的相互火并和渗透一样,在结果出来的最后一秒钟也不能找到可遵循的逻辑而预知事实的真相啊!

专制政权如何迫使民众服从及赢得官员的效忠?

   专制政权虽然不得人心,却能够迫使广大民众屈服并赢得大批走卒誓死不二的效忠,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有些费解。而这些服从和效忠专制政权或独裁者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被洗脑和被蒙蔽、愚弄的结果。专制国家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普遍的规律,就是都不同程度地对人民进行言论思想的控制。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思想和言论都会遭受残酷打而被治罪。比如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等现代专制极权国家,就是这样,大批因为持反对现有体制、甚至反对现领导人主张或是发表不同言论者,都会被治罪,严重的会被处死。所以,一方面,人们由于长期接受不到新鲜的思想,只能被专制统治者强行灌输一种固定思想,无法认清当局的真面目而被蒙蔽,另一方面则是当局大量使用监狱、死刑等国家恐怖手段给民众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威摄效果,使得人们不敢轻意有所异想或异说。在中国文革期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从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的罪过”等,就是人们因为恐惧和无知而自觉清洗对统治者不利思想的行为。这样长期统治的结果,就是使得一个国家产生了大量的愚民。比如北朝鲜的一个拉拉队的女子们前不久在汉城看见金日成的画像淋在雨中,竟然要求急驰中的汽车停下,前去抢救那幅矗立在大街上的画像,并且因为让领袖的画像淋了雨,而悲伤地痛哭流涕。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是司空见惯的。

二,利用国家机器镇压、清洗和控制,产生足以震摄绝大部分人的国家权力威严,迫使民众服从。这是专制社会必然要采用的手段。一是在建立其统治之初,它们的统治缺乏合理性,不得不采取欺骗、蒙蔽等手段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只有对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和公布真相的言论进行镇压,然后在其权力范围内统一意识形态。二是因为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统治者最初向人民承诺的种种美好前景都已经破灭,它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人民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反对落后而残暴的统治,这时,为了挽救其统治,它们必须加强镇压和控制的力度。这样就可使人民因为恐惧而服从。比如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被武装暴力镇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摄作用,致使近年来国内的民主人士谈虎色变。

三,专制国家由于没有民主可言,其统治是每一级政府首脑都只对上级负责,专制政权的官员直接受命于上级官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皇帝任命官员和独裁者任命官员,在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叫做“党管干部”。

因此,这就给各级政府官员营造了一个成为一方君主的权力领域,在他的权力领域之内,他成为说一不二的绝对统治者,大的如一国党政首脑成为现代皇帝;小的如中国最底层的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来就一直是村皇帝,同样,乡党委书记就是乡皇帝等等。这种绝对的权力刺激了官员们内心深处那种权力欲望,使得他们为了获得这种绝对权力而不惜出卖良心和民众的利益而成为专制制度的忠实走卒。现代民主精神并非要求每一个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圣人,而是通过制度来限制官员的权力欲望,给民众表达愿望和监督官员的权利。专制制度则禁止民众具备这样的权利而放纵官员的权力欲望,以此来赢得他们对专制制度的效忠。得势的官员必定不愿意民众来与之分权,而只有专制制度能够维护他的绝对权力,因此,誓死效忠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四,除了对绝对权力的渴望能够使官员们发自内心地为专制制度效忠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专制制度为各级官员营造了一条发财之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腐败途径。

在中国,贩毒、造假、盗版和卖淫等问题不可谓不严重。然而却无法得到有效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公安和其他执法机关的人员办案的素质低下,而是这些犯罪行为为各级官员创造了受贿、贪污的机会(相关论述参阅《从盗版、贩毒和言论看中国法制的本质》一文)。专制体制控制舆论的目的一方面能够限制人民揭露其统治的反动本质,同时也可包庇和纵容这些腐败的官员的存在。如此,官员们只有依赖于这样的体制才能保证非法利益收入和权力地位的稳固,同时,专制制度因此而得到了广大官员的强有力的支持和维护。否则,专制制度之不存,腐败官员将焉附?反之,官员如果不贪权和腐败,专制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党管干部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而只有党管干部才能使得各级官员们安全地腐败。

这种特征在专制制度的后期就更加明显。因为这时专制制度已经失去一切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已经深度腐败了的官员队伍。而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也大多都是通过腐败的方式获得,通过腐败的方式来维持。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往往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来获得新生,专制体制本身的修修补补已经无力改善其统治了。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洗脑、控制思想言论、利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关押异议人士、为各级官员营造绝对权力范围和保护各级官员腐败是专制政权迫使民众服从和赢得大批走卒效忠的十分有效的手段。

然而,专制统治者们并非不知道这些手段都缺乏正义基础,它们甚至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行为的罪恶本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去做呢?难道他们有为恶的嗜好?

其实这也是一个专制的“自发秩序”。专制体制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某一个首脑能够良心发现就可以扭转乾坤的。比如前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等人就主张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可是他的这些主张失去了党内大部分有权者的支持,虽然他位高权重,还是避免不了被赶下台的命运。专制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了一种不为任何个人控制,却又符合大多数党徒意愿的合力——专制体制的本能,它不允许任何人来改变或破坏它,而只能来维护它。任何维护这种体制继续运转的措施和思想,都会得到体制内的大力支持,反之就会遭到反对并被剥夺权力。比如三个代表的理论,因能够给专制体制找到新的统治借口(虽然是虚假的,却具有一定的蒙蔽民众的作用),而在党内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并且获得了能够续统到“马列斯毛邓”的祖传牌位之后的殊荣。

由于专制体制对自身安危的维护已经成为上行下效的本能性行为,所以改变这种体制已经不能够仅仅依靠体制内良知的复苏,而需要社会新生力量的激发和冲击,这种新生力量就是人民追求自由的力量和民主的力量。

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

  1917年发生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确深深影响了历史。就中国人而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声炮响”是祸是福,如今已有了公断。中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曾深受俄国人的影响;中国一党专制的现代

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起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学说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科学共产主义”理想曾激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渴望,并把这种渴望转变为行动。然而,历史的诡秘却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中国化”并没有真的

王力雄:“专制亡于内”的原理

   腐败导致失去民心,造成社会不稳,这是当前中共高层对腐败的主要担忧所在,也是其幵展反腐的主要动力。然而之所以叫专制,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社会是这样,当政集团内部也是这样──少数上级看管多数下级,注定有许多看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这时要达到控制目的,就得不断扩大纪检、监察、反贪等部门,同时加重对腐败的处罚,以求产生阻吓效果。

    当局目前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不管部门怎样扩大,也改变不了以少制多的局面,还是会有空子可钻。加重处罚则会从反面促使黑帮化加强。因为在专制政权之内,只要能瞒住或“摆平”上级(黑帮化对此最为有效),再重的处罚也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甚至反腐部门也有黑帮化的可能,将其反腐败的权力用于搞腐败,以此和其它黑帮进行交易,最终变成腐败的保护伞。

    有了黑帮的分赃协议和攻守同盟,腐败能量可以大大扩张﹔有了与反腐部门的黑帮互惠,腐败可以放心大胆﹔同时增加了贿赂反腐的“保护费”,又需要进一步扩大腐败份额。于是腐败造成的社会问题没有在反腐中解决,反而可能继续加重,当局不得不继续扩大反腐部门,创设新的制约机构,增加“内部人”数量,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由此进入下一轮循环。

这种现象被称为“内卷化”。此术语是形容这样的现象: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矛盾,政权只能靠扩大统治机器来增强控制力,然而统治机器自身的“内耗”也会随统治机器扩大而增加,新增的控制力不得不分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解决新增的“内耗”,因此能够输出的控制力与统治机器的扩大不成正比,增加控制力的成本越来越高。

如果说从失民心的角度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瓦解专制政权的趋势,更多是道义上的定性,不能进行定量分析,“内卷化”却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幺腐败一定会瓦解专制政权。因为“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扩大政权机器对加强控制力的效益将会越来越小,最终会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破产甚至社会性的经济危机。那时,如果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因素还在继续增加,政权就会支持不住。

导致政权垮台的“最后的一击”仍然可能来自当政集团内部。丧失了信仰且唯利是图的“内部人”在有利益时看似铁板一块,一旦到了无利可图的最后关头,可能一夜间就纷纷“起义”,变成旧政权的掘墓人。这种投机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生动的表演。

王力雄:专制政权如何保证“内部人”效忠

专制统治靠强权。强权说到底是组织起来的人──如官吏、军队、警察等,这些人构成专制政权的“内部人”。政权能否有效地统治社会,取决于“内部人”的效力。政权是否牢固,也主要取决“内部人”的忠诚。
  
促使“内部人”忠诚和效力的来源,一是信仰,一是利益。毛时代主要靠前者,今日中共失去信仰凝聚,因此只能靠给予“内部人”足够的利益来换取他们的忠诚和效力。尤其在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利益分配愈益不均,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更得保证“内部人”得到利益,才能靠他们增加统治“力度”,实现稳定。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中共为保留其合法性源头,不能放弃以往奉行的“天道”,而与那“天道”相联的,如共产党多年自诩的为人民服务、当社会公仆、不搞特权等,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化为潜意识的衡量标准。若是直接给予“内部人”过高利益,无法对民众交待。何况“内部人”的数量太多,财政也不堪承受,因此中国官员的工资一直不是太高。

当整个社会都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就和明代朝廷给官员低微俸禄,虽然减轻了财政负担,但也得同时默许官员收索贿赂的陋规一样,既然只有用利益去“羁縻”失去了意识形态忠诚性的“内部人”,又不能给其太多来自正规渠道的利益,那就只有允许“内部人”自己利用手中权力去寻利。否则,不给好处只让“奉献”,“内部人”凭什么效忠?他们大多精明过人,当前社会有其它众多途径和机会,官场无利可图,自会去寻求另外的道路,当政集团就将面临无人可用和无人效忠的局面。

这一点,是今日中共政权不可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

吸引“内部人”保持效忠的无疑不是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数十倍上百倍。其中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总之都是权力带来的。其中“灰色”和非法部分的比例远大于合法部分。

不错,中共也有整肃吏治的一面,为争取民心维护统治而反腐败。近年立案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史空前。然而古代皇帝何尝不整肃吏治,查办腐败?朱元璋对贪官实施的“剥皮实草”(剥成人皮桶以草充塞挂在衙门梁上警示后任),“力度”远非今日可比,又何尝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究其根源,一方面专制制度的反腐永远只能自上而下,以少制多,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官官腐败,牵扯广泛,若是彻底查办就会瓦解整个权力体系,因此专制制度的反腐败只能停留于帮派之间的“合法伤害”,或是惩治没有背景者来表现反腐“政绩”。

除了专制制度本身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已经实现了黑帮化的各级权力单元也有维护各自“内部人”效忠的需要。在那种黑帮关系中,不是反不反腐败的问题,而是只有利用腐败才能保证黑帮的形成和稳定。越腐败黑帮就会越牢固,因此黑帮内部除了有防止内部检举和上级查办的功能,更主要的是扩大分赃和庇护的腐败联盟,让不腐败的人变腐败,让腐败的人更腐败,全都绑在一个战车上。这种把单干变成合作的腐败联盟可以让腐败利润大大增加,风险却大大降低。专制政权对付外部反叛可以雷霆万钧,对付“内部人”这种联盟却是最无办法。考虑到这一层,可以断言:专制制度不仅不能防治腐败,而且只能越来越严重地腐败下去。

王力雄:专制政治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

导致中国经济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专制政治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举例说,中国经济大量吸收外资,2002年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达世界第一(527亿美元),占中国GDP的4%,是中国GDP年增长率8%的一半(尚不考虑虚报的GDP),足以见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

为何在永远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眼里,中国成为乐土?资本如同水一样总往低处流——哪里没有民主法治的众多制约,只需打通权力;哪里不允许工人为自身权益斗争,可以尽量压低工人福利;哪里没有对环境保护的严刻要求,或者要求也是表面文章;哪里的政府不是维护本国人,而是专给外国资本开绿灯,资本当然就会往哪里去。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资本情有独钟之地,专制政治的“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希望引进外资,就可以按照资本的意愿提供各种方便,而民众却没有表达意见和进行反对的可能。

资本在中国可以把成本压到最低,从而廉价地向世界倾销产品,把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中心”。然而这并非是值得骄傲的角色——付出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供给的是外国人。一棵生机勃勃的树长在地上不是GDP,把它砍倒了就成为GDP,把它卖到国外就成了出口额。即使眼下能够挣到一点钱,对一个已经处于生态危机边缘的社会,长期利弊孰轻孰重?

专制政治对经济的另一种拉动是靠财政投资——所谓的“上项目”。专制权力永远有建设大工程的动力,尤其是由工程师构成的决策核心。一方面其个人的纪念碑情结会物化于“世界之最”、“史无前例”一类工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为解决社会难题还是表现个人政绩,在其他方法难以推动经济的时候,政府投资就成了最方便的手段。而对于各层官僚,每一个“项目”都有众多获利机会与弄权可能,因此上下一心,相互配合。“上项目”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权力集团最热衷的活动,整个中国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工地。无疑,所有项目都会成为GDP,并且带动链条创造更多的GDP。然而这种GDP带来的好处只是一时。长远看,由于项目是被权力意志决定而非产生于社会需求,很多项目的结果都会是劳民伤财,破坏生态,没有效益,反而导致巨额财政负担甚至财政破产。这在中国基层政府项目中已是普遍现象。中央政府的大型项目,若干年后将会显露更严重的恶果。

中国的专制制度覆盖广泛,政权对银行的控制程度世界少有。这也是专制政治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可任意调用居民存款,一方面作为上项目的资金,一方面可以填补以往造成的亏空。中国银行的几万亿元坏帐,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权力制造。而那几万亿元往外花时都算GDP,也都构成经济增长的百分点,造成的问题却被掩盖于黑箱。然而无论财政赤字还是银行坏帐,最终都不能因为被掩盖而消失,只是拖后而已。拖得时间愈久,未来的麻烦愈大。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虚报数据,也应该算作专制政治对经济的独特“拉动”。

上述几方面加在一起,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到底能达到多少,恐怕不容易算得清。我相信占的比例不会小。但如果有人就此得出专制政治适于经济发展的结论,倒不让人同意。因为这就像农民讽刺的那种“拿盖房钱下饭馆”的败家子,头几年可以吃得满嘴流油,以后却会连安身之地都找不到。

刘晓波:一党专制的经济成本

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

中国制度的综合社会成本的高昂已经是众所周知。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高速经济增长,使人们往往只注意制度的政治成本而忽略了制度的经济成本,对腐败的指责也多集中于违反现行法律的案件。最近,又有胡长清、成克杰等高官因非法的腐败而命归黄泉,似乎中共政权下决心制止腐败。然而,我认为中国式的腐败不仅是那些违反现行法律的腐败,更根本的是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和合法挥霍。在屡禁不止、越反越猖狂的非法腐败的背后,是执政党拥有支配社会所有资源的绝对权力的制度性合法腐败,其经济成本之高昂和经济效益之低下,决不在其它社会领域的制度成本之下。中共执政后,权力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的所有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都成为维护为所欲为的权力的工具,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让权贵合法地占有主要的社会资源以从中牟取巨大利益,是保证政权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减少摩擦。现在的反腐败决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任何腐败都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没有制约权力的制度,本身就是腐败的。仅举几项就能说明问题。

财政开支的任意性

一、政府的财政开支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在宪政民主制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都有法律可循,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都要经过国会的充分辩论和批准,包括外援的资金,纳税人有合法的渠道和公正的程序,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而在中国,虽然每年的人大都要听取和批准由国家财政部长提交的财政报告,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像其他的所有决策一样,不是透明的,而是灰色的;不是法治的和有章可循的,而是人治的和任意的。多少劳民伤财的浩大公共工程,仅仅凭着执政者的个人偏好,就可以不经任何民意的或程序性的讨论和批准而上马。五十年大庆、中华世纪坛和国家大剧院的巨额开支,执政者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或经过人大代表的辩论吗?多少为了执政党的政权稳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对外援助,可以不经人大和政协的任何谘询、讨论和批准,只是执政者大笔一挥就无偿赠送了,而且大都是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ROGUE STATE)。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国家间的军事交易都要经政府与国会的双重批准(如最近的就是否卖给台湾「神盾舰」的辩论),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和武器交易基本是黑箱运作(如从俄罗斯购买飞机、军舰和从以色列购买预警飞机),决不会经过人大的辩论和批准。

在预算外任意徵税收费

二、政府预算外的任意税收和行政收费。尽管税收在表面上有法可依,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据行政命令的任意行为。比如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长项怀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在表示自己对朱镕基出任总理的新政府的效忠时就说:朱总理命令我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内,税收要比预算多收二百个亿,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争取到年底超额完成二百亿的任务。连堂堂一国的财政部长都不觉得「多收二百亿」、「超额完成」有什么犯规之处,可见中国各级政府的任意行为有多么普遍,否则的话,项怀诚决不会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如此底气十足、大言不惭。尽管有行政收费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的规定,但是了解内情的专家认为,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部门收费,按保守的估计也相当于当年GDP的百分之八──百分之十。这种任意搜刮民财的政府行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大都是合法的或准合法的。

违反市场机制的行业垄断

三、由体制支撑的行业性垄断。中国的行业垄断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授权的不公正的行政行为。这种垄断不仅侵吞了大量民间资产,而且造成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和畸形市场。仅以电信业为例,垄断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曾经高达五千多元人民币的天价,使中国的移动电讯的单机价钱曾经高达三──六万人民币之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通话费(特别是长途话费)最贵的国家。再如,在中国,执政党聚敛民财以支持党产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金融业的垄断,特别是朱镕基实行集权式改革以来,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被国有企业拿走,而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GDP的百分之六十、税收的百分之七十五的非国有企业仅占贷款的百分之三十,这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还被集体企业拿走,三资企业仅占百分之五,个体和私营就更可怜,只有百分之○.五四。政府还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存进去的主要是老百姓个人的钱,贷出去钱大部分进了国有企业(党产)腰包,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损失,恰好就是国企从利率降低后的贷款中得到的好处。这一损一补非但没有变成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的动力,反而使国企躺在国有银行的金床上,坐吃山空。这种拿全民的资产去添效益低下的党产的财政政策,什么时候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所谓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改革战略,是以民间资产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再如党政军警法齐经商。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部门在市场上具有先天优势,通过垄断公共权力这一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就能够直接占有大量稀缺的经济资源和信息资源,而这种明显的市场歧视和权利不平等在中国却是完全合法的。仅以国内贸易部为例,部署企业就多达近一百家,而且大多数公司在本行业中具有程度不等的垄断地位。

以全民资产供养庞大党务机关

四、臃肿而重??的党政机构。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政府机构靠国家财政(纳税人的 钱)来养活,而任何政党都只能靠民间资金而不能靠国家财政来养活。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执政党不仅靠强权剥夺民间资源,聚敛了巨额党产,而且纳税人所支撑的国家财政在养活政府机构之外,还要供养庞大的党的机构。从上到下的党委会(包括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常委会)、党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党的各类代表大会、全会以及所有大小会议,都要由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朱镕基进行的减员增效的机构改革,触动的也仅仅是政务系统的皮毛,丝毫没有触及党务系统。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超过预算一倍以上是普遍现象。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讲,有一个政府的行政系统足矣。而在中国,则是党、政两套系统,不但白白浪费一套系统,而且党对政府的干预造成政出多门的管理系统的混乱,使国家付出双倍的管理成本。事实上,纳税人为庞大的党务系统付费,既造就不了公仆也得不到与之相应的服务,既没有应得的权利也无法监督执政党,而只有为执政党做无偿奉献的义务。比如,县级党政机构通常要有五十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党委系统的六个部、办,政府系统的二十多个局、委、办,人大、政协及其下属机构,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其下属机构,还有一个武装部,仅正式人员就上千人,从实际的业务量的角度讲,仅有五百人足够了。什么是中国式的制度腐败,这才是根本性的中国式的制度腐败──以全民的资产供养一党的政权。还
有充当政治花瓶的八个民主党派,这是中国制度最大的怪胎。他们既非国家公务员,也不是民选的民意代表,连人大代表的那种表面上的合法性都没有,中国的纳税人凭什么养活他们?他们的经费凭什么要从国家财政开支?

又一中国特色:办事处现象

五、办事处现象。走遍世界,有几个国家的首都像中国的北京这样,充斥着如此多的由各级地方政府(从省、市到县、镇)派驻的办事处,而且差不多每一个办事处都有可与商业性饭店媲美的豪华大厦。据保守的估计,北京现在有一百多个外地驻京办事处。不仅是首都北京,而且各省的省会、具有优惠政策的沿海特区(如深圳)和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都有许多地方设的办事处。这些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办事处的开支皆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这些办事处都「办」什么「事」呢?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接待本地区的官员,疏通各种关节,每逢节日向上级机关的官员们送礼。

养活大批人实行意识形态专政

六、审查制度。中国有以中宣部为核心的审查制度,以维护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权利,窒息了社会的精神创造力,使国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为了把住意识形态的关口,中共政权就必须雇佣大量人员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进行审查,这些人的工资福利以及相应的设备皆由国家财政支付。对某些商业化的出版物和音像产品的事后审查和禁止,常常使出版社、制片人的投资血本无归。即便有些作品经过漫长的审查,修改后解除禁令,投资效益也会受到很大损失。田壮壮的《蓝风筝》被禁映,王朔执导的两部电影被封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审查时间长达十一个月。最近,姜文用了两年时间、耗资一千多万拍摄的影片《鬼子来了》,获得今年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中国的电影管理部门,先是阻止影片去参加电影节,现在又严禁影片的公开放映和发行。虽然姜文仍在努力说服官方,但是解禁的希望极为渺茫。一千多万人民币的投资和几倍的市场效益全部化为泡影。与此同时,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家喻户晓,中共宣传部门不惜成本投入巨资,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灌输,而这些投资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每况愈下,以至于老百姓对此视若罔闻。

徒劳无功的收买人心

七、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众所周知,为了维护一党政权的稳定,中共政权一贯依靠强权在经济上制定歧视性的优惠政策。比如,从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西藏的民主改革造成了达赖流亡政府之后,西藏就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中共为了西藏在政治上的稳定,对西藏采取政治上(宗教上)打压和经济上收买的政策。国家财政不仅给西藏无偿拨款,累计高达四百亿,而且免除西藏向中央财政纳税和进口关税。这种依靠专制强权实施的财政政策,对于其它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歧视性的;对于纳税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政府性剥削。因为这种政策的确定,既没有经过向中央财政纳税的各地区政府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民意代表的辩论和表决,就把其它地区上缴的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钱送给了西藏。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在西藏进行的投资,在根本上与发展民族经济和还历史欠账无关(像澳洲政府对原住民的补偿性优惠政策),而是一种政治性投资,用无偿的经济优惠收买西藏的人心。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收买到藏族的人心,政治上的高压和思想上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一个以宗教为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民族,对一个无神论的世俗的汉人强权充满了不信任和离心力。现在,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了,西藏人对中共政权提出的最大政治诉求,恰恰不是经济上的优惠,而是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文化上的保护藏传佛教和固有传统。这一诉求是经济优惠所无法收买的。类似西藏政策这样的高成本、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政府行为,是现行制度的常态。

大小权贵合法瓜分全民资产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社会实验的全面失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由于制度成本的过于高昂造成的,以至于最后弄到资不抵债,赔光了家底,只能破产关门。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成本之高昂,以至于使中国经济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文革十年,即便其它的社会成本忽略不计,仅经济损失就高达五千亿到七千亿,几乎是四九年以后的全部积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制度成本就不高昂了吗?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杨帆作过最保守的统计,截止一九九六年,大小权贵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渠道所瓜分的全民资产至少有三十万亿,相当于六年国民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这其中有大量的财富都是现存制度下的「合法」占有。现在,中国的人均产值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一百位之后,而中国的仅仅是非法腐败程度却排在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二位,衡量收入差异程度的基尼指数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民间调查为○.五九,大大高于国际安全标准○.三五,已经到了高危机边缘。中国的改革首先应该还产于民。还产于民的前提就是执政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全面垄断,消除权贵们的市场准入的特权,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地进入市场的应得权利。

 
邓和毛的区别何在?

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讲,毛时代的个人独裁导致了制度荒废,毛泽东在书房里用一支毛笔圈圈划划,就把中国的大小事情──从消灭反革命到消灭苍蝇、从剥夺全民资产到文化大革命──都办了。邓时代的一党专制导致了制度失灵和制度腐败,邓小平在客厅里走钢丝,玩弄着忽左忽右的危险平衡,依靠屠杀的残忍和小康的怀柔的一硬一软,总算维持住了政权的稳定和权贵集团的利益。在精神资源上,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过渡,是一个由抽象的精神乌托邦到现实的灵魂废墟的过程。在物质财富上,毛泽东式的革命使一个让少数人过分富有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只有一党私产而使所有百姓全都贫困的社会,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社会地位上的──由钦定的政治身份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邓小平式的改革使一个普遍匮乏的社会,又变成极少数权贵一夜暴富的社会,分配的差异是由权力的差异所导致的财富上的贫富悬殊。

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

改革的过程就是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他们在每一次社会资源再分配和资本转换的机遇中,都得到了最大的份额。虽然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能力,在「身份评价」之外,采取了「成就评价」的用人原则,使有些出身平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挤进了权贵阶层,但是这些新权贵身份的确定,大都是通过向执政者效忠才得到承认的。在这些人中,有的以出卖智慧、论证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而成为高级幕僚,有的以钱买权买地位而成为执政党的「诤友」和「社会名流」。但是,一旦进入了权贵集团,他们就必然按照腐败的游戏规则出牌,否则的话,执政党一翻脸,他们得到的那点儿残羹剩饭,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由毛式革命到邓式「小康」改革,除了新的权贵集团内部的政治角色和经济角色的区别之外,特权阶级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以继承毛泽东思想遗产著称的「新左派」,才能够树起民粹主义的大旗,要求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鞍钢宪法中汲取思想资源,要求经济民主和分配平等,才会有重新高扬「革命万岁」、「造反有理] 的话剧《切.格瓦拉》的轰动效应。

如此专横的制度和如此悬殊的不平等,合法的掠夺和非法的占有,使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最广大的下层民众,正等待着又一场毛泽东式的革命。如果中共不从现在开始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由独裁权力造成的制度刚性一旦破裂,渐进式转型就会被突发革命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新一轮治乱交替又将到来。但是,如果制度不改,那就万变不离其宗,主人可以走马灯式地更换,交椅却岿然不动。

独裁专制下没有“和谐社会”

  今年人大、政协两会说得最多的就是建立所谓“和谐社会”。中国的
政治,听话听反话。共产党说要建立“和谐社会”,恰恰说明当今社会极
不和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权贵资本主
义,也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进行疯狂的经
济掠夺和政治压迫。这在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前所未见的。中共
不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以专政的名义对富人进行了暴力剥夺
,而且又对穷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二次剥夺。

  中共御用文人康晓光把这描述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共
同对大众进行有节制的压榨”。殊不知特权者的贪婪是没有节制的,压榨
也就没有节制。想一想吧,那些下岗工人被迫下岗了,他们过去被剥夺了
;他们的房屋被强制拆迁,现在被剥夺了;现在,他们没有任何脱贫转好
的希望,只能沦为赤贫。他们连过去的右派都不如,右派还有被平反的希
冀,下岗工人没有未来。

  我乘车在深圳|──珠海的高速公路上,看到公路旁电子元件工厂的工
人下班后排着队被搜身。同行的当地人告诉我,农民工工资太低,只能糊
口,不能养家,他们只好想方设法偷出电子元件来卖,所以要搜身。我去
北京有名的松堂养老院,看到许多老人的床头卡上写着:“不治疗,病危
通知家属。”医生告诉我,这些老人都享受医疗保险,但医疗保险不保险
,大部分医药费都要自己拿,拿不起了,只好等死。江泽民的13年,是一
戳即破的“太平盛世”。民不聊生,假改革引起了真革命,人民的维权、
抗争此伏彼起。所谓“胡温新政”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愿望。连这种愿望也
已经权术化,是无权者无奈的权术表演。人们不是拿“胡温新政”的幌子
蒙自己,而是诱导胡温向前走,试图把这种愿望转变成胡温脱离旧政的原
动力。

  胡温努力与江拉开距离,打出“新三民主义”。人们常常惊讶于共产
党的愚蠢:孙中山100年前就提出了“主权在民”,只要实现了“主权在民
”’人民会用选票罢免执政者,执政者敢不“权为民所用”?敢不“利为民
所谋”?敢不“情为民所系”?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不仅在时间上比孙
中山的“主权在民”落后了近 100年,而且在实质上更是本末倒置,逻辑
不遇。它回避了权力的来源问题,是对当今丑陋现实所做的欺诈性的伪装
,从而成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

  独裁专制下没有“和谐社会”,而只能是假和谐,真镇压。共产党的
洗脑,把自己都洗成了幻想狂,专做“和谐”的白日梦。“六四” 带给中
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共产党丧失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共产党赖以存
在的基础挤塌了。四川汉源农民的激烈抗争,被中共定性为“‘10.27’不
明真相的移民大规模聚集事件”。试想,如果中共按以往那样将其定性为
“敌我矛盾”,有谁会相信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是“敌人”?而谁是人民真
正的敌人,不是一清二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