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4年9月21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惊悉，知名网络作家孔佑平先生于2004年9月16日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同案的网络异议人士宁先华先生亦被判十二年徒刑。

孔佑平先生于去年12月14日被辽宁警方拘留，当时的所谓“罪证”仅仅是他当年在国外网页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诗歌，涉及的内容不过是呼吁重新评价“六四”，质疑所谓“北京小阳春”，批评当政者的腐败，以及要求释放被无辜关押的网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北师大女学生刘荻（去年11月被免于起诉而释放）；现在判此重刑，也只是加上了他在互联网上发文支援组建“中国民主党”和“独立工会”的“罪证”。正如“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发表的声明所说，对孔、宁两先生的重判，“是中国政府当前采取的抑制网络言论自由的一长串镇压措施的最近一次”。

举世瞩目的雅典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人们还在回味著和平、友谊、公平、自由的美好的日日夜夜……；

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通过了有关中国的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治罪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停止采用“颠覆罪”来迫害和监禁表达政治观点的作家……；

联合国大会正在召开，世界各国代表为和平、合作与发展，为人类的反恐怖战争在紧张讨论……；

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时，沈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支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网络作家判刑之重，已超过了六年来中国各地对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最重判刑（13年），以言论罪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不仅是自十年前北京法院重判 “自由民主党”三位领导人胡适根（20年）、康玉春（17年）和刘京生（15年）以来罕有的，也是自79年各地镇压“民主墙”运动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少见的，与国内外所期待的“胡温新政”显然背道而驰，对今年初人大会议刚将人权条款列入的
宪法修正案更是公然倒行逆施的严重侵犯。

近两年来，中国各地对网络言论大肆镇压，先后拘捕“网络异议人士”近百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以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为“罪证”而判刑的网络作家已达20多人，使中国成为以网上政治观点治罪人数最多的国家。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为此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各界人士：

──谴责沈阳市中级法院严重践踏中国宪法、对孔佑平、宁先华以言治罪枉法重判的倒行逆施；

──关注孔佑平、宁先华以及所有被以言治罪的网络作家和其他异议人士；

──要求中国有关当局尽快纠正沈阳市中级法院对孔佑平、宁先华的判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孔佑平、宁先华以及所有被因言治罪的人；

──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呼吁书请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
（中国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转）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阁下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张福森阁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注：呼吁书也可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转交

国际笔会第70届代表大会于今年9月7日至11日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市召开，来自世界各地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和来宾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两名代表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万之和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参加大会的中文作家还有：来自台湾的台北笔会两名代表和一位来宾，来自美国的海外中文作家笔会一名代表。流亡印度的西藏笔会也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了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状况的决议案。现将其中以两票弃权一致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决议案根据英文原本全文翻译如下。

关于中国的决议案

考虑到：当局对中国公民以及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正在进行广泛的镇压；

警觉到：40多新闻工作者被关押于中国监狱，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者之一；

反对：国家下令扩大打击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媒体，包括逮捕编辑，停止发行，以及封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新闻；

关注到：香港的言论自由正遭受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证据；

进一步关注到：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采取压迫措施，为限制支持西藏独立的任何表示，而限制人权，或限制认同西藏一体的宗教和文化表达；

担忧：中国当局正将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和批评的网络作家（“网络异议人士”）特别作为打击对象的增长趋势；

督促中国政府：

释放在中国以言治罪而监禁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包括：喻东岳、郭庆海、姜维平、高勤荣、刘京生；

释放在西藏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包括：坚白强曲、坚白曲觉、阿旺嘉参、阿旺普琼；

释放在新疆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包括：历史学者兼作家拖乎提·吐尼雅孜；

停止致力于检查网页，并立即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的所有网络作家；

停止采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迫害、关押和监禁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作家；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以及符合国际标准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

终止镇压在西藏和新疆行使言论主张权的人。

2004年八月二十五日

国际笔会即将在挪威特罗姆瑟召开第七十届代表大会（九月六日至十三日），会上还要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如何推动国际笔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作。本笔会因此愿意以此公开信的形式向贵笔会呼吁，让我们为实现国际笔会的理想，为维护中国地区作家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愿意在此原则前提下和贵笔会进行对话和合作。

以下是我们的看法：

一，贵笔会和本笔会都是签署承认了国际笔会宪章并被国际笔会接受为正式成员的中文作家组织，因此我们应该是有共同目标、共同义务、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的姐妹笔会，我们有进行对话和合作的基础。

二，根据国际笔会的规则，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或同一个语种可以有不同笔会组织的存在，例如美国有美国笔会和美国西部笔会，在澳大利亚有墨尔本、珀斯和悉尼笔会，在中国大陆也有过中国笔会和上海笔会、广州笔会等等。因此，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中国笔会并存，正如香港笔会、台湾笔会和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也早已存在，是不矛盾的，是没有冲突的。

三，根据国际笔会的宪章，笔会是非政府组织，是维护作家写作自由和权益的作家团体，而不是管理控制作家的政府行政部门，更不是干涉作家写作的政府的工具，也不为某一限定的意识形态服务。

四，以上述各项为前提，我们愿意和贵会进行广泛的合作和对话，共同维护中国地区作家的自由和权益。我们愿意向贵笔会无偿提供我们翻译的所有的国际笔会的文件，上载贵会的网页，使贵笔会作家也能够了解到国际笔会的工作项目和进展情况。我们愿意向贵笔会提供我们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整理的因写作而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作家的档案，使我们可以为他们的自由一起努力。

五，据我们从国际笔会了解到，贵笔会已经多年没有派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了，而且从一九九七年起就没有上交根据国际笔会规则各下属笔会应该按时交纳的国际笔会会费，没有履行负责任的国际笔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开展和笔会相关的活动，作为下属笔会的合法地位和声誉都已经大受影响，实际已经失去了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投票权。我们希望贵会能积极活跃起来，立即补交会费，派出正式代表参加挪威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使我们有机会开始对话与合作，与各国笔会代表一起，为关注和保障中国作家的基本权益，为促进中文作家和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贵会“中国笔会”的会籍名正言顺，维护贵会作家的声誉。

六，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由蔡元培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创立的中华民国笔会，曾经有过维护作家自由和权益的良好记录。我们认为，现在存在在中文文学地区的笔会，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的笔会，都应该继承这一传统。我们笔会愿意以此为前提和这些笔会全面合作，一起促进中国的言论和写作自由。

七， 为促进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工作，我们笔会将邀请国际笔会的高层领导访问中国，促使国际笔会更加关注中国作家的状况。国际笔会秘书长已经接受我们的邀请准备访问中国。我们希望中国笔会能和我们一起安排他的访问活动。我们还建议，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中文作家的笔会可以一起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一，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网络”协调人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7月20日）

亲爱的朋友：

不久前我发出过一封邮件，征求大家对有关成功地用于中国活动策略的主意，虽然回应
不多，但你们还是可以发现以下的有用看法：

●一般认为，对中国官方直接游说，就所得到回应而言是无用的（西藏问题例外）。而
向媒体公布，则被发现是更成功得多的策略，使中国人权问题得以重视并促成对话。不
过，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确实通过例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获得中国当局对某些案件的
回应。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对他们自己的活动策略做的以下概括将有助于每个笔会：“独立中
文作家笔会目前的活动策略不是直接游说中国当局，而是向媒体公布有关案例，以引起
中国知识界的关注，特别是法律专家的注意，以及国际社会（媒体、著名作家学者、各
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注，从而对中国地方当局以至中央政府处理形成内外压力。”
（这句和以下筹款事项都引自我给凯西的一封回信 ━ 张裕注）。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也在为那些入狱作家及其家属筹款，以资助他们的法律费、生活费
和老幼抚养费，并且提出预算来翻译国际笔会的重要文件。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笔会应
该联系该笔会秘书长陈迈平先生或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张裕博士。我最后有个小要
求，希望有人能帮助翻译四首姜维平的诗歌。（此事我已经完成，是国际记者协会请求
帮助翻译的 ━ 万之注）。

热烈问候

凯西

二，澳洲悉尼笔会会长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及其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齐
普．拉利（CHIP RALLEY）的信（2004年7月29日）

亲爱的凯西：

我们这里对中国问题有些进一步的意见，愿意与“中国网络”的同仁分享，并且与国际
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国际笔会理事会一起广泛讨论，包括希利（JIRI，国际笔会现主
席）、特瑞（TERRY，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EUGENE，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
主席）、萨拉（SARA，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项目主任）、下届秘书长候选人乔安
娜（JOANNA，美国笔会，我们笔会支持的候选人 ━ 万之注）和齐奥其欧（GIORGIO，
世界语笔会，匈牙利笔会）、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候选人，以及其他可能感兴趣的
人。我们观点基本上是：对笔会和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其它事情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在於
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稳定而长期的途径，以开展有关中国的工作，在中国内工作，以及与
中国一起工作。如果你能散发这份信件，我们将不胜感谢。

你给大家传阅的那些意见，在其有效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
积极参与，不仅在中国国内外公布案例信息方面，而且对受迫害作家及其家属提供实际
援助方面，已经使局面大大不同。很可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活力，使中国的有关当
局也紧张起来了。

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可以想到以其他方式与中国一起工作──一种多手并用的途径，既
符合中国的规模和多样性，也符合国际笔会的多样性──至少从一个特别的国际笔会前
景来看中国、中文作家和中文写作的多样性，以及中国有笔会的复杂历史。据我们所
知，中国的笔会1927年成立于上海，并具有国际主义的义务，其创立者是著名教育家蔡
元培，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奠基人。笔会在中国有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分支到了台
湾、香港的笔会，以及散居海外的组织，还有一些疑问：新加坡呢？西藏呢？

我们建议，我们根据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用不同方式来让中国参与笔会事务，用一
些体现笔会独特性质的方式，具有其广义的国际文学协作与更尖锐的言论自由活动相结
合的特征。一种“具有笔会特色的中国途径”？

首先，是使在中国的作家摆脱伤害的方式：这一特殊工作可以得益于国际笔会和相关组
织能够发动的世界性舆论。我们认为，这也可得益于不断的“外交”方式，把我们关注
的问题加入与中国当局的高层对话，比如，一个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可以向其中国同行
提出某个案例，或者向一个来访的中国外长表示这类关注。这项工作需要协调，特别是
通过那些北京视为友好的驻华使团──挪威？瑞典？德国？日本？──以及非政府组
织。就澳洲而言，有一个两年一次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笔会的关注可以加入其中。

这样一类谨慎的途径，更有效的是基於一个更普遍的参与背景，从而使对话得对象包括
中国国内的司法和文化机构：司法部、文化部及其下属的作家协会，即在北京的国家机
关，以及各省市特别是上海的地方部门，也许还可包括（中共的）宣传部门。因为中国
的真正辩论多数是“知识分子”开展的，这些人一般与大学相关，所以也可以包括这种
高等教育部门。当然，还有出版商也很重要，包括报纸和尤其是那些能动的非国有的出
版部门。

在最近的国际笔会会议上，有关国际笔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已经有过一些非正
式讨论。齐普已经简要地与尤金讨论过，一个狱中作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
性，而且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笔会代表团访问的讨论。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协调
（和激发）这些努力，并有一个更广泛的中国战略来指导。不论是直接地还是提供咨
询，悉尼笔会都有兴趣参与构思一个广泛的中国战略，并使到访问中国得以实现。这样
的访问任务，也许可以从低层面的事实调查任务开始，可以很得益于请一个了解中国现
场情况的外国学者，比如请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来做。

显然这是一项庞杂的工程，总体上对国际笔会是太大的承担，但这样的途径可以打开与
作家协会代表的中国笔会（北京、上海和广州笔会）对话的大门。这样的对话还应该包
括公开讨论中国作家也认同的笔会类的问题，比如，有关对中国作家的实际状况的理
解，被中国作品在国外通过粗糙翻译和国外市场发行来代表的有害方式所扭曲。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办法通过一些笔会活动的不太尖锐的方面（与狱中作家问题分开）
使中国写作界参与进来。例如，由中国的非官方出版交易会来组织一个有关全球化环境
中写作的论坛，这是今年三月尼克在香港会见香港英语笔会的弗雷德．阿门特鲁特
（Fred Armentrout）、吴玲（Merle Linda Wolin）以及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时由他们提出的一个极好设想。此外，澳洲的墨尔本笔会正计划在明年中举行一
个“亚太作家网络”论坛，会以某种（多种）形式包括中国和中文作家。

我们悉尼笔会对中国事务有特别兴趣，因为我们中有些人熟悉中国，掌握一定程度的中
文。（尼克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刘晓波的老朋友，刘最近在六四事件的十五周年期
间一直被警察骚扰。尼克和齐普都定期到中国旅行。）作为第一步，我们认为搜集有关
中国作家的情况及作家协会等组织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共同的
出发点。我们想到出版一个报告的可能性，由悉尼笔会出资和撰写，并争取获得其他方
面的同意和支持。

我们的看法来自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当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显然黑白分明时，也有大
量的灰色地带。作为背景介绍，大家也许有兴趣看看《伦敦书评》今年七月八日发表的
两篇文章，一是多年为《卫报》报道中国问题的著名记者吉廷斯（John Gittings），
评论王超华编辑的《一个中国，多条道路》，另一篇是孙晓东（Anna Xiao Dong Sun）
评论旅居伦敦的中文作家马建的新小说。

吉廷斯写道：“今日中国有很多争议和辩论，很多都是对党的教条提出挑战，远远多于
西方媒体头条新闻报道的最近对‘异议人士的镇压’所提示的情况。气候常随政治形
势……及媒体选择而变化……。在那些被禁止话题背后的问题──民主对党的稳定性，
言论自由对党的一言堂──构成了一场活跃辩论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提出的问
题，也是过去那个世纪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提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这场辩论
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外界比以往对中国发展的兴趣小的多。”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深入看待这个问题，使中国跳出这个“太硬的篮
子”。也许我们在挪威特隆姆瑟（TROMSO，即今年国际笔会大会会议所在地）可找出时
间来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最好的祝愿

齐普．拉利（CHIP RALLEY），澳洲悉尼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澳洲悉尼笔会会长

三，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8月4日）：

亲爱的朋友：

对悉尼笔会的尼克（Nick Jose）和齐普（Chip Rolley） 提供的笔会有关中国工作和
在中国的工作的策略建议的珍贵反馈，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而且你们中有很
多人表示，大家愿意在特隆姆瑟（国际笔会大会）会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
写信告知大家，萨拉（Sara Whyatt， 国际笔会狱委项目主任）将为此在特隆姆瑟组织
一个会议。不巧的是，我不去特隆姆瑟，但真感谢哪位能向我们这个网络中不去那里的
人带回有关会议的报告。我将很遗憾错过这些讨论，但我希望有圆满的成果并希望听到
并向前推动这些问题。

凯西

首先我很感谢会员们的信任！

在新一届理事会诞生之际，我要特别感谢笔会的初创人贝岭先生，他在笔会创建上的功绩无人可以代替。作为上届笔会的执行主任，他与蔡楚先生一起，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为上届笔会做了大量琐碎而细致的工作。不管贝岭先生今后身处何方，笔会同仁将永远记住他的创会之功，也希望他始终关心笔会的工作，将上届笔会的经验和教训介绍给新一届理事会。

我也要特别感谢上届主席宾雁先生和副主席郑义先生，二位在中文文学界的威望使初创的笔会生辉，不但为笔会过去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此次笔会换届中也功不可没。笔会同仁将永远记住我们的首届主席和副主席。

我也恳请你们三位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给予新理事会以支持，因为笔会需要你们的威望、良知、智慧和经验。

我之所以参与选举并接受这个职位，乃基于对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信念和中国的言论不自由环境之间的悖论：言论自由乃为现代文明的要义之一，而目前的中国恰恰是没有基本言论自由的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反对文字狱和创作更优秀的作品，实为笔会的宗旨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本届笔会的首要责任是按照章程办事，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

1，本届笔会的主要责任是：推动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中文文学的繁荣，反对压制言论自由和维护会员的言论权利，帮助笔会会员进行创作上的国际交流。为此，将设立自由写作工作组和狱中作家工作组。

2，特别致力于帮助文字狱的受害者，关注的重点当以笔会会员为主。同时，也关注其他因言获罪者和其他缺少言论自由国家中的文字狱。需要强调的是，会员的言论安全是本笔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但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3，基于特定条件的限制，此次笔会的换届只能通过网络民主进行。相信会员们与我的心情一样，非常珍惜现在所试验的网络民主，通过互联网践行民主还是新鲜事物。我决心与所有理事和会员一起，将网络民主试验推动下去，日益完善笔会的民主规则、议事程序和决策程序。在此，我要特别感激万之先生、蔡楚先生和孟浪先生，三人作为换届小组的具体操作者，为这个网络民主试验所投入了大量精力、积累了初步经验和取得了高质量的工作成效。也要感谢郭罗基先生和王丹先生为投票、记票所作的工作。你们的具体操作和会员们的踊跃参与，使笔会的网络民主试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此次笔会选举的会长候选人提名，自始至终只是我一个人，希望今后出现“二人竞选”、“多人竞选”的局面。为此，我也要感谢蒋品超先生自愿参与竞选理事的热情和行动。

4，笔会既然是公益事业，那么本人在担任会长期间，凡是涉及到笔会工作，皆以公益为唯一标准。或者说，对于我自己而言，协调公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乃为首要责任，这也是对我的考验。我的理解是，不必讳言私利，但凡是决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唯有将公益做好，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负起个人责任，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能在公益最大化之中。所以，大家的信任和本人的意愿，已经使我意识到：必须尽到会长的责任，与其他理事和全体会员精诚合作，做好笔会的公益，就是我个人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我也希望所有自愿加入笔会的会员，能承担起与会员身份相当的责任，也就是笔会章程对会员提出的要求。

5，尽量保证使笔会的正常运作，克服国人的窝里斗传统。私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箱和背后小动作，只要凡事公开，摊在桌面上，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哪怕是讨价还价，即便做不到绝对公正，起码也要力求公正，特别是在涉及到会员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按章程办事，该由理事会决定的事，定要征得理事会多数的同意；该提交会员大会决定的事，定要征得会员多数的同意。随时欢迎会员提出建议和进行监督。我相信，爱自由就是爱生活爱他人，爱权力就是爱自己。

6，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内，一律不参与笔会本身设立的“写作自由奖”的评选、由笔会出面争取到的其他资助。此条现在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因涉及其他理事利益，章程又没有规定，须经民主协商议定。我希望提交理事会和全体会员讨论。如果多数同意，可以作为理事会议事、决策的规则之一。

7，在笔会会员杜导斌先生因言获罪的个案上，我们笔会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万之先生、茉莉女士和高寒先生。万之先生，不仅在我通知他后的第一时间，高效率地写出上报国际笔会的英文文件，使国际笔会在我们笔会的声援文件发表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给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张福森部长（司法部）的公开信，表示对杜导斌案的严重关注；而且，万之先生还亲自给马悦然、黎安友等著名汉学家写信，征集这些有影响的学者签名，这在近年来大陆的人权个案中还是第一次，证明我们的笔会具有一定的动员力。此次万之和王一梁去墨西哥参加国际笔会年会，还将重点向与会者介绍杜导斌案，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茉莉女士和高寒先生在为杜导斌案征集签名和捐款方面，做了大量繁琐而具体的工作，并为此类工作积累了资源和经验，是我们笔会未来的人权工作的宝贵财富。

8，在强调本笔会对会员的言论自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本笔会还注重会员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质量，笔会在吸收会员和评奖时，其标准要兼顾会员的道义良知和审美质量，决不可使笔会变成泛政治性的组织。

我相信：提高笔会和自己的威信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提高同仁们的地位和威信。尊重会员的选择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是一种尊重，发生分歧时的公开化的协商、谈判和达成协议也是一种尊重。

以上承诺，请全体会员监督。

2003年11月21日于北京家中

　　罗伯特·格雷(1945—  )是当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曾获得过许多大奖,享受英国、德国、日本及美国授予的研究津贴和基金。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现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在澳大利亚,他的诗是许多中学生的必读材料。格雷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溪水日志》(Greekwater Journal),接着又连续出版了七本诗册,《余像》(Afterimages,2002)是其最新佳作。他的最好作品的选集《1963—1983诗选》(Selected Poems 1963—1983)于1985年出版,随后在1998年又出版了《新诗选》(New and Selected Poems)。本中文译本选自1998年版《新诗选》,另外还包括了《余像》中的最后十首诗。

　　格雷的诗脍炙人口,令人难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他的诗风以清新、明晰见长。虽然诗中充满了意象和隐喻,但并不晦涩难懂。格雷的文风,正如他在许多诗中表达的那样,力求清晰,尽可能地将他看到的和理解的精确地表达出来。他经常向我们提及著名的画家及他们的名画,似乎暗示他的诗与强调视觉艺术的画家显出的形象的敏锐与洞察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88年版的《钢琴》(Piano)中有一首名为《在夏日的绿阴下》(Under the Summer Leaves)的长诗,在这首诗中,格雷利用我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知识来解释他在创造意象时使用的方法:“名画大师那儿学到的详尽描述”,他讲述了他描述澳大利亚复杂的自然风景的努力。稍后,在同一首诗中,描写澳大利亚蓝天上云浪翻滚的轻柔时,他自认受到了提埃坡罗的影响。他对澳大利亚两个最著名画家的风景画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   

　　在汤姆·罗伯茨的小树苗

　　和诺兰的树皮中有一种节奏。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格雷用一系列绘画的手法,如风景和具像画来阐述他最新的作品《余像》。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是由视觉经验转化成的语言”。

　　格雷诗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擅长描写已知的世界和自己对此的反映。他不是一个超自然或纯理论诗人,作品以对自然和纷繁复杂世界的敏锐感觉为基础。他认为明晰的写作风格最能表达他直接看到的事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我来说意象似乎是表达物质观时最合适的方法。”在本书一首名曰《在一个小港湾》(At the Inlet)的诗中,他写道:生命的圆满在于对事物的沉思。1993年版的《某些事物》(Certain Things)中有一首名为《幻想》(Illusions)的诗,其中他又写道: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而在本书的另一首诗《证言》(Testimany)中,他强调不要相信那些以任何方式许诺有什么可以比地球更美之徒;相反地“我们惟一的天堂是平常的一切:我们为此处的实际存在所滋养。”

　　第三,格雷的写作技巧和多样化诗风令人瞩目。他能娴熟地驾驭自由体诗和传统的韵律诗。其诗的体裁包括短篇、长篇、散文体和叙事体。他的散文体诗(如本书中的《一首关于大自然的诗》)和他最好的抒情短诗一样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意象性。

　　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格雷对佛教中的禅宗和运用东方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反对西方的“元叙事”概念,这些概念用神学和绝对的方法来解释人类。他特别强调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直接的东西。格雷不认为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能控制和影响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相反地,他的诗暗示我们,我们正是通过格雷所见所感来理解这个世界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的许多佳作中,他总是在描写观察客观事物所带来的激情和愉悦之间体现一种精细的平衡,同时努力探索这些事物的意义及于我们生活的重大关系。格雷的作品告诉我们,诗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敏锐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世界包含了什么。

　　作为诗人,格雷对我们首要的影响是他呈现了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生机勃勃的风景,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在《旅行:北海岸》(Journey:the North Coast)这首诗中,他描写到他在“装修好的房子过了十二个月”后,乘火车回到他早年生活的地方。以下是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情景:   

　　列车的影子,就像鸟影,

　　疾驰在银灰色的田野上,

　　越过那些看似从石头上劈开的篱笆

　　和一丛丛羊齿植物,

    　一个尽是草根的红泥土堆,

　　越过那漂满原木、树叶

　　和腐朽发黑的树干的小溪   

　　这些意象非常清晰引人,格雷用直白精确的语言来表达其视觉感受,确立了他早期的声誉。他被称为“澳大利亚诗坛上最具慧眼的诗人”。毫不奇怪,这种将视觉感受具象化和语言化的能力使格雷对用意象手法写诗越来越感兴趣,如他用日本俳句的传统手法创作的诗。在《溪水日志》中有几首诗就是这样的,而后来的每一卷诗中则更多:   

　　闷热的夜晚。

　　月亮又微小且模糊,

　　就像一杯水中的一粒阿司匹林。

　　……

　　烟囱,夜晚的天空;

　　这缕轻烟,踌躇水下的一位女子的长发。

　　(摘自《溪水日志》中的《组诗十三首》)   

　　这些诗作的魅力在于所用的隐喻是那么确切和大胆。显然格雷的兴趣和能力已远远超过对自然景色的简单描述。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攫取外部自然世界中贴近得令人惊异的形象,使我们对所看到的周围的事物更加敏锐。

　　格雷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佛教感兴趣。在澳大利亚诗坛上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先入之见。在他的第二本书《草书》(Grass Script,1978)中,他将佛教中的发现直接体现在对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风景的持续关注上:   

　　我在树下整天地研读,

    　对中国古人

　　着了迷,

　　他们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

　　发现人必须顺应自然,

　　顺应

　　我们自我以外的东西;

　　他们热爱这个世界。

　　(摘自《达摩载体》)   

　　在同一首诗中格雷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自此它也一直成为他作品的中心。没有不变之物,他写道,没有什么可称永恒,只有变化。   

　　事物的本质

　　只不过是一空无

　　存在于乌有之乡。

　　这是它自有的本性。

　　它的根本特性就是“空无”。   

　　在格雷最新的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他说,“谁可能逃脱?”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法则和形式。   

　　世上的万物都在流动,这意味着

　　没有什么实体,在现实的

　　某个层面上,一切都在变。

　　 (摘自《事物的漂流》)   

　　在澳大利亚,罗伯特·格雷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论的诗人。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一直信奉意象主义,这限制了他,使他不能超越眼前和表面的东西而看得更远。另一些人则认为他那种禅宗的超脱表明他与他人的普通生活是疏离的。另一方面,格雷因其写作的激情、意象的力量与纯粹,以及广泛的兴趣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受到大家的尊敬。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具有亲和力,作品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是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此次将他的佳作译成中文,将有助于巩固他的国际声誉。
   　　　　　　　　　

　2006年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年纪念，贯穿全年重新为作家“立碑作传”的活动，1月中旬在作家辞世的奥斯陆率先展开。
　　挪威中国艺术家共推新版《玩偶之家》
　　1月14日，“全球纪念易卜生系列活动”开幕晚会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挪威国王和王后出席了有中国杭州越剧团参演的两小时盛会。世界各国10位杰出演员被授予“易卜生100年”特别奖。1月15日，以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主题的雕塑展在挪威国家图书馆开幕，主要展出挪威女雕塑家妮娜·孙德拜（NinaSundbye）的作品，挪威财政部长与丽芙·乌曼等10位刚获“易卜生奖”的演员列席。在易卜生的出生地希恩（Skien），易卜生博物馆将于5月23日重新开放。易卜生剧院总监英格尔·布尔逊（IngerBuresund）介绍，曾在2004年来京演出《培尔·金特》的易卜生剧院将制作一台新版本的《玩偶之家》，由中国国家剧院和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出演，易卜生剧院邀请一位挪威“新一代”导演与林兆华合作执导，音乐委约郭文景创作，最特别的是会请来中国的剪纸艺人担任“舞美总监”———给舞台剪出红纸的“玩偶之家”屋子。该版“娜拉”计划于今年9月25日在北京首演，2007年初到挪威上演。英格尔提到，易卜生剧院擅长做户外即兴表演，变换演出地点的时候，用车将演员连观众一起运到新地点继续演。2004年在北京的演出原本已经计划好在东便门一带做户外即兴演出，但前年年初的“密云事故”导致计划临时搁浅，然而在天桥剧院演出得到的反馈“还是很不错”，之后还邀请了中国国家剧院八位演员到挪威继续演《培尔·金特》，并引发了剧院再访北京的打算。
　　挪威掀起易卜生热潮
　　在奥斯陆城内，可以随处看到易卜生“复活”的迹象：他逝世前最后17年每天中午准时12点前往喝咖啡的“大饭店”，成为挪威导游介绍给旅客的必游之地。从“大饭店”步行可到的易卜生故居正在全面修葺中，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快就能亲临1906年易卜生谢绝一切访客的书房。奥斯陆市中心的墙上、咖啡馆和酒吧的窗上，随处可见易卜生的肖像，剧场海报上可见“好莱坞易卜生”等等。在易卜生出生地希恩的易卜生剧院，今年夏天将排演一部综合性的易卜生作品“串烧”，英格尔说主要与自然景色结合，形式包括音乐、舞蹈和戏剧。而每年3月20日易卜生诞辰那天，挪威政府设立的“易卜生戏剧奖”都在希恩颁发。
　　易卜生剧院的执行总监格蕾·韦（GryWie）告诉记者，易卜生剧院一向极少演易卜生的剧作，今年是例外。希恩的居民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喜欢看易卜生的戏剧，因此剧院主要针对外地观众，在选择剧目上以新创作为主，即使是易卜生的作品，也偏重创新的演绎方式，主要就是演《培尔·金特》———“金特在45年内足迹遍及欧洲，我们特意把易卜生和金特两个角色分离开，让观众随着金特周游历国”。说到《培尔·金特》，英格尔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培尔·金特》组曲的作者格里格有信件显示，当年易卜生向格里格委约作曲时，格里格原本“非常厌恶该剧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答应易卜生后打算以同样富含“民族主义”的音乐讽刺该作品，不料反响奇好，而且没有人读出当中的反讽意味。英格尔说，在挪威大家对这一段掌故都三缄其口，不愿意破坏《培尔·金特》在戏剧和音乐上的双重“国宝”形象。
　　在挪威期间，记者分别对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Knut Brynhildsvoll）和挪威电影及戏剧界“国宝”丽芙·乌曼（Liv Ullmann）做了采访，他们谈了自己对易卜生的感受，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到今天易卜生在挪威人心目中的地位。

　　丽芙·乌曼：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
　　新京报：你在挪威被公认为演易卜生最有名的演员，你演了易卜生的许多角色，有何体会？
　　丽芙·乌曼：很难说我如何理解易卜生，因为女性是个体的人，在易卜生不同的戏剧里有不同的形象。但他剧中的女性大多象征是在往“真知”的路上，途中总遇到因为成长背景或社会现状带来的阻力，她们中间因而产生了分化：一部分选择回头，一部分选择继续向前。因此我理解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新京报：你会把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跟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到一起吗？它们有怎样的联系？
　　丽芙·乌曼：我从易卜生的戏剧中领悟到许多智慧，不少角色我演了不止一次，每次演，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我都有新的发现。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我没有最偏爱的角色，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我演得最多的，对我来说也最具有启发：我们女性，其实一直都像娜拉那样不断起舞，但并不是绝望的舞蹈。我们在以各自的方式起舞，在大多数依然以男权为上的社会中，在追寻真知的路上。
　　新京报：比方说，第一次演《娜拉》和现在看剧本，感觉具体有什么不同？
　　丽芙·乌曼：我第一次演娜拉是25岁的时候在电台，第二次是30岁在剧院演，然后32岁的时候做巡演，40岁的时候去百老汇演。现在我重看剧本，感觉完全不同：最强烈的感觉是娜拉要展示的是许多不同的大写的“人”，而不仅是一个个体。
　　丽芙·乌曼，挪威最有国际影响的电影、戏剧演员兼导演 

　　布伦希尔斯沃勒：易卜生不局限于时代
　　新京报：请介绍一下易卜生研究中心的情况，挪威本地的学生多吗？
　　克努：易卜生研究中心是挪威惟一研究易卜生的学院，我们每门课程有10到15人，不想再增加人数，因为教授只有两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挪威人，因为研究中心是用英语教学的。目前有两个中国人在易卜生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我们跟中国的清华大学等都有合作，去年我们在中国有过易卜生研讨会，今年8月我们会在南京举办研讨会。
　　新京报：易卜生今天在挪威受欢迎程度如何？
　　克努：这一代我不确定。我们那一代读书的时候，课本里都有易卜生的作品，是必修的，但今天不是每个学校都这样了，今天的教学只是鼓励学生结合挪威、瑞典和丹麦的文学传统去自己写作。但我认为人们还是需要阅读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的，强制阅读在某种阶段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易卜生擅于刻画19世纪的社会现象，你认为易卜生的作品是不是有时代局限性？2006年挪威要发起全球纪念易卜生的系列活动，你认为会不会勉强？
　　克努：易卜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代，他的作品也不限于关注社会问题。只有阅读过易卜生，才会了解他的东西多么有意思。他的作品蕴藏着不同层次的含义，可以代表不同的象征意味，任何一个时代读他都会有新的视角、新的领悟；易卜生的作品也会令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也许这是易卜生的戏剧登台之多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原因。
　　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

　　张广天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名为《人类的当务之急》。“这个题目是我的发行商给我起的‘命题作文’，而其实我是朝着干掉这个题目去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很有挑战。谁会适合回答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可信的地方在哪儿？最后，人家信了又怎么办？我的意图，不是让人信我，而是怀疑我。”张广天这样解释自己出书的动机。他说《人类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质疑理想，“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理想，或者也可以说什么是理想。但别人的理想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理想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看了，有意思就行，不是为了让你信我，而是为了让你有趣。”
　　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好像戏的四幕：第一部分写作者的朋友一个叫京不特的人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独白，第三部分跳到一则神话故事，最后一部分是作者的排练经历。张广天称，这样安排，是努力先让读者相信这个叫京不特朋友的离奇故事，和一个怪导演的怪想法；但在后面，又走进神话去闹事了，这就看起来离谱了，也就是说，刚建立起来的可信被消解了。
　　在戏剧创作方面，张广天表示今年打算跟奥地利合作弄五六个戏，自己做一个，还有的请别人做。“我准备排《英雄广场》，伯恩哈德的剧作。他反法西斯，但不是骂德国，而是说奥地利人自己。他的作品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中国也特别重要。我们这几年来，民族主义也很喧嚣，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啊。”

     在我的友情链接里，“安替博客”和“blog中文翻译”在2005年里曾先后被屏蔽，我也为我的这两个链接做过“黑色XML标志”[见左图]，算是祭奠。今天去看“blog中文翻译”是已恢复。安替则不同，在第一次被屏蔽后，曾另择它处而居，又活泛一时，最终再殁！
     我之所以祭奠一些博客——现在想祭奠已多的忙不过来——是为了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的说话的权利而非其观点或者说部分观点，恰事实是我不喜欢第一次被屏蔽后择居复出的安替，因为以前的文字更具思辩。现在的安替是又一次被屏蔽了，其内幕不详，我也向来不愿追问其背后的为甚？因为那太累太烦，亦往往于事无补。我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话，像人一样。另外说话是否也要分出个三五九等呢？
     因为不喜欢你的说话就贴胶布于你之嘴，是我们的施政技巧之一。这在17年间（1949-1966）有过；在十年间（1966-1976）也有过；直到现在（1976-）依然有着。这就无不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幼稚得试图抵御现代文明的进程，阻止现代科技的发达，甚至是要阻止人体的天然机能，生物性的嘴唇开阖。这就尤其像是“欲盖弥彰”或者说是“掩耳盗铃”了。我为我活了半个世纪没有遭遇战争而庆幸，我亦为我活了半个世纪说话须得掂量而行而悲哀。
     湘籍作家何立伟最近著作《大号叫人民》此名委实是好，启示匪浅！假如人民代表有一天也只懂“一手举馒头，一手举拳头”时，那么人民代表就只可在民间存在，因为大号叫人民的人民尚有最终的发言处。博客就是了！因此“博客”亦可算作人民代表提案处呢。你还关闭这个“处”吗？当然，由你。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我们就看看历史上我们的《中国话语屏蔽史》[我的，想成书但尚未成书]。
     1989年之前，我们还有公然巡游于街头的无线电监控车，由此至前，到1949年算起，早期的监控说是为了防止美蒋特务与国内地下反动组织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的颠覆目的，这个尚可接受，稍后的和平时期则全然转换功能为监控人民的话语了……那样的历史到得文革十年，已经恣肆至极点。“下乡知识青年之歌”就曾是典型一例。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里，曾经于地下流行过大量反映知青情绪的歌曲，如：《西昌知青之歌》《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南京》、《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沈阳啊,沈阳》、《蓉城知青之歌》……
     手头收藏的有以下三首的歌词——

其一：《蓉城知青之歌》[根据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改编/原唱  龚秋霞 /彭丽媛唱“秋水伊人” ]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呦/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其二：《山城知青之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伴着知青去远方/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秦岭大巴山一山高一山/你让我们天各一方/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数不尽的苦和泪/压不弯的腰和腿/跟着太阳出踏着月光归/泪水湿透破衣裳/啊/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

其三：《南京知青之歌》[ 去听：1  2  3 ]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宵/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我的肩上/
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亲爱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小伙子把你爱上/高山啊你弯下腰/急流啊你闪开道/让我飞到她身边/细细看上她两眼/

     明眼人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我所找到的三首歌曲里多只是些小资调的离情之作罢了，于国于政并无大碍。其中或是多愁善感之作如“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或是恋乡思旧如“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也有在那时令人难以想象可以存在的对于恋人恋情的公然表露如“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值得我们认真的是，其中亦不乏含有那时期烙印的反映革命的万丈豪情之词之句如“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就要认识一下知青之歌的许多根本的不同来。恰恰长时期来，人们网开一面，对于那时期的遭遇者持同情态度而兼收并畜这些思想之作。因此广为翻唱，直到近年。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音乐、文学爱好者于困苦时分的自然情感抒发而已，谈不上认识的深刻。有的甚至是极左思想产物与颓废思想的杂揉，如“沉重地修理地球……”与“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的前后矛盾。
     一时期，大陆视台湾对大陆广播为瓦解目的的“敌台”，亦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华华语广播为“敌台”，更视“美国之音”为头号敌台。而以上所有知青之歌又都是敌台们用以反间的最佳工具。
     1970年，我在大巴山深山与世隔绝的三年里，正是用一架八只晶体管5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夜夜从中国干扰台的杂波缝隙里搜寻着千山万水间隔之外的那“敌台”。知青之歌便是在那时与我相识。坦率说这些歌曲简单到只有哀怨，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被阻止，思想被禁锢，知识青年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在中国历史上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悲剧角色。原谅他们也只有缩回到自己的思想后院，做着一些对花落泪的小勾当。而襄渝铁路线上涌动着的数十万学生劳工却一律是童工年龄的16至17岁年纪，这个在政府是否该作以解释呢？尽管那已历史。
     因为童工，思想并不成熟，知青之歌的软弱和消极，以及他们思想的贫乏和欠缺深度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情绪也被当时政府视作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扼杀而屏蔽。也就是因为我有全连唯一的一台“可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我在“路线斗争教育”运动中被“专政”，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贵族小集团”而遭到批判。那年我17岁。
     事情发展到极端，众所周知，知青之歌的部分作者后来遭遇了被捕、专政、流放，以至终其政治生命于一生的对待。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这‘史无前列’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然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乐句或动机，甚至一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真的忘了？那是3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知青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序曲 岁月如歌》[孙伟语]

     中国的话语屏蔽史是悠久的，其现实中的表现总是变换着或慈善或公允或“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要”的说词和面目。这个让我时不时想到着王克平[星星美展主要成员]的名言“那是要争取来的，而非恩赐可得……”[大意]。

　　回望2005年的图书，除文学类图书，一批非虚构类图书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出现，让2005年的阅读异彩纷呈。

　　畅销不衰的史书

　　史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常胜将军，2005年也不例外，先是海外学者唱主角，接着国内学者也不甘示弱，史书可以说从年头“红”到年尾。
2005年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刮起的“大历史”之风还未过去，同样来自美国的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6本又掀起海外史书高潮，作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史景迁最擅长的写作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作品中既有《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倾力宏大主题的名篇，也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关注大时代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佳作，不仅赢得了学术圈内人士的首肯，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业绩。此外，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海外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

　　严肃的史学著作如何在保证学术品质的同时尽量“好看”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无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等人的《万历五十年》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明显有着《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它们的畅销证明“大历史”仍有其市场号召力。

　　去年，值得注意的畅销史书还有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可惜，这股从电视荧屏刮来的“正说”之风，很快被淹没在拙劣的跟风之作中。

　　热闹非凡的红楼书

　　2004年销量超过10万册的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似乎启发了出版界，令2005年几乎成了“红楼年”，一下子出了几十种“红楼书”，仅周汝昌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红楼真梦》、《定是红楼梦里人》、《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等好几种，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王蒙活说红楼》、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闫红的《误读红楼》以及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书，几乎“染红”书店。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更是将这股红楼热推向高潮，并引起红学界的大争论。虽然有学者指出，这是一股红学虚热，要小心红学泡沫泛起，但似乎并不能阻挡这股热潮的继续。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有《刘心武“红学”之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红楼书现身。

　　耐人寻味的私人叙事

　　几本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让2005年的阅读，有些忧伤，有些淡定，感喟不已。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柳亚子、胡风、胡适等14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日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对了解这一群体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近距离的观察角度；老鬼的《母亲杨沫》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对史料引用严谨，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此外，《我们的钱瑗》、《逝去的大学》、《我的父亲沙飞》、《我与胡适先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书，以“小我”回望逝去的历史，追忆生活的碎片，更让人寻味。

　　妙趣横生的学者随笔

　　与稍显沉重的私人叙事相比，2005年出现的一些学者闲文趣文，便显得轻松，学者们“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使得这些“小文章”无论说史还是评论，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于活色生香之间、历史缝隙之处，让人眼前一亮。余世存不添油不加醋，老老实实讲述的《非常道》，以《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序和跋的细节史；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可以说是大历史的“八卦”读物，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立体生动起来。

　　李零的《花间一壶酒》，孟晖的《潘金莲的发型》，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周泽雄、周实、张远山三人化名庄周合著的《齐人物论》等，轻松之处均透着深刻思考。

　　此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的博客书、形成各类品牌的学术书、打造新科普概念的科学书等，都在2005年留下脉脉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