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4年9月22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对网络作家孔佑平和宁先华的重判，他们在2004年9月16
日被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和十二年徒刑。国际笔会认为，孔佑平和宁先华仅仅是因为和平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遭受监禁，因此是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的。我们呼吁将他们
立即无条件地释放。

根据笔会的信息，报道说孔佑平在2003年11月与宁先华一起被逮捕，是因为在海外网页
上贴了5篇文章和7首诗歌，挑战有关“六四事件” 的官方版本，指控官员腐败。两人
还被控张贴网上文章呼吁建立中国独立工会和支持地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据信，
这两人被判重刑与中国东北正在增长的工人动荡有关，那里的许多工厂工人因为国营企
业的失败而停工，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正奋力而出。孔佑平和宁先华是2004年9月16
日被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的。

请送出呼吁：

抗议对网络作家孔佑平和宁先华的重判，并呼吁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将他们立即
无条件地释放。

呼吁书请寄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国北京 100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司法部长张福森阁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2004年9月21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惊悉，知名网络作家孔佑平先生于2004年9月16日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同案的网络异议人士宁先华先生亦被判十二年徒刑。

孔佑平先生于去年12月14日被辽宁警方拘留，当时的所谓“罪证”仅仅是他当年在国外网页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诗歌，涉及的内容不过是呼吁重新评价“六四”，质疑所谓“北京小阳春”，批评当政者的腐败，以及要求释放被无辜关押的网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北师大女学生刘荻（去年11月被免于起诉而释放）；现在判此重刑，也只是加上了他在互联网上发文支援组建“中国民主党”和“独立工会”的“罪证”。正如“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发表的声明所说，对孔、宁两先生的重判，“是中国政府当前采取的抑制网络言论自由的一长串镇压措施的最近一次”。

举世瞩目的雅典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人们还在回味著和平、友谊、公平、自由的美好的日日夜夜……；

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通过了有关中国的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治罪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停止采用“颠覆罪”来迫害和监禁表达政治观点的作家……；

联合国大会正在召开，世界各国代表为和平、合作与发展，为人类的反恐怖战争在紧张讨论……；

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时，沈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支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网络作家判刑之重，已超过了六年来中国各地对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最重判刑（13年），以言论罪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不仅是自十年前北京法院重判 “自由民主党”三位领导人胡适根（20年）、康玉春（17年）和刘京生（15年）以来罕有的，也是自79年各地镇压“民主墙”运动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少见的，与国内外所期待的“胡温新政”显然背道而驰，对今年初人大会议刚将人权条款列入的
宪法修正案更是公然倒行逆施的严重侵犯。

近两年来，中国各地对网络言论大肆镇压，先后拘捕“网络异议人士”近百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以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为“罪证”而判刑的网络作家已达20多人，使中国成为以网上政治观点治罪人数最多的国家。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为此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各界人士：

──谴责沈阳市中级法院严重践踏中国宪法、对孔佑平、宁先华以言治罪枉法重判的倒行逆施；

──关注孔佑平、宁先华以及所有被以言治罪的网络作家和其他异议人士；

──要求中国有关当局尽快纠正沈阳市中级法院对孔佑平、宁先华的判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孔佑平、宁先华以及所有被因言治罪的人；

──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呼吁书请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
（中国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转）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阁下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张福森阁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注：呼吁书也可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转交

国际笔会第70届代表大会于今年9月7日至11日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市召开，来自世界各地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和来宾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两名代表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万之和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参加大会的中文作家还有：来自台湾的台北笔会两名代表和一位来宾，来自美国的海外中文作家笔会一名代表。流亡印度的西藏笔会也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了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状况的决议案。现将其中以两票弃权一致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决议案根据英文原本全文翻译如下。

关于中国的决议案

考虑到：当局对中国公民以及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正在进行广泛的镇压；

警觉到：40多新闻工作者被关押于中国监狱，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者之一；

反对：国家下令扩大打击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媒体，包括逮捕编辑，停止发行，以及封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新闻；

关注到：香港的言论自由正遭受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证据；

进一步关注到：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采取压迫措施，为限制支持西藏独立的任何表示，而限制人权，或限制认同西藏一体的宗教和文化表达；

担忧：中国当局正将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和批评的网络作家（“网络异议人士”）特别作为打击对象的增长趋势；

督促中国政府：

释放在中国以言治罪而监禁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包括：喻东岳、郭庆海、姜维平、高勤荣、刘京生；

释放在西藏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包括：坚白强曲、坚白曲觉、阿旺嘉参、阿旺普琼；

释放在新疆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包括：历史学者兼作家拖乎提·吐尼雅孜；

停止致力于检查网页，并立即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的所有网络作家；

停止采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迫害、关押和监禁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作家；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以及符合国际标准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

终止镇压在西藏和新疆行使言论主张权的人。

2004年八月二十五日

国际笔会即将在挪威特罗姆瑟召开第七十届代表大会（九月六日至十三日），会上还要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如何推动国际笔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作。本笔会因此愿意以此公开信的形式向贵笔会呼吁，让我们为实现国际笔会的理想，为维护中国地区作家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愿意在此原则前提下和贵笔会进行对话和合作。

以下是我们的看法：

一，贵笔会和本笔会都是签署承认了国际笔会宪章并被国际笔会接受为正式成员的中文作家组织，因此我们应该是有共同目标、共同义务、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的姐妹笔会，我们有进行对话和合作的基础。

二，根据国际笔会的规则，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或同一个语种可以有不同笔会组织的存在，例如美国有美国笔会和美国西部笔会，在澳大利亚有墨尔本、珀斯和悉尼笔会，在中国大陆也有过中国笔会和上海笔会、广州笔会等等。因此，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中国笔会并存，正如香港笔会、台湾笔会和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也早已存在，是不矛盾的，是没有冲突的。

三，根据国际笔会的宪章，笔会是非政府组织，是维护作家写作自由和权益的作家团体，而不是管理控制作家的政府行政部门，更不是干涉作家写作的政府的工具，也不为某一限定的意识形态服务。

四，以上述各项为前提，我们愿意和贵会进行广泛的合作和对话，共同维护中国地区作家的自由和权益。我们愿意向贵笔会无偿提供我们翻译的所有的国际笔会的文件，上载贵会的网页，使贵笔会作家也能够了解到国际笔会的工作项目和进展情况。我们愿意向贵笔会提供我们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整理的因写作而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作家的档案，使我们可以为他们的自由一起努力。

五，据我们从国际笔会了解到，贵笔会已经多年没有派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了，而且从一九九七年起就没有上交根据国际笔会规则各下属笔会应该按时交纳的国际笔会会费，没有履行负责任的国际笔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开展和笔会相关的活动，作为下属笔会的合法地位和声誉都已经大受影响，实际已经失去了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投票权。我们希望贵会能积极活跃起来，立即补交会费，派出正式代表参加挪威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使我们有机会开始对话与合作，与各国笔会代表一起，为关注和保障中国作家的基本权益，为促进中文作家和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贵会“中国笔会”的会籍名正言顺，维护贵会作家的声誉。

六，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由蔡元培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创立的中华民国笔会，曾经有过维护作家自由和权益的良好记录。我们认为，现在存在在中文文学地区的笔会，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的笔会，都应该继承这一传统。我们笔会愿意以此为前提和这些笔会全面合作，一起促进中国的言论和写作自由。

七， 为促进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工作，我们笔会将邀请国际笔会的高层领导访问中国，促使国际笔会更加关注中国作家的状况。国际笔会秘书长已经接受我们的邀请准备访问中国。我们希望中国笔会能和我们一起安排他的访问活动。我们还建议，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中文作家的笔会可以一起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一，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网络”协调人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7月20日）

亲爱的朋友：

不久前我发出过一封邮件，征求大家对有关成功地用于中国活动策略的主意，虽然回应
不多，但你们还是可以发现以下的有用看法：

●一般认为，对中国官方直接游说，就所得到回应而言是无用的（西藏问题例外）。而
向媒体公布，则被发现是更成功得多的策略，使中国人权问题得以重视并促成对话。不
过，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确实通过例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获得中国当局对某些案件的
回应。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对他们自己的活动策略做的以下概括将有助于每个笔会：“独立中
文作家笔会目前的活动策略不是直接游说中国当局，而是向媒体公布有关案例，以引起
中国知识界的关注，特别是法律专家的注意，以及国际社会（媒体、著名作家学者、各
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注，从而对中国地方当局以至中央政府处理形成内外压力。”
（这句和以下筹款事项都引自我给凯西的一封回信 ━ 张裕注）。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也在为那些入狱作家及其家属筹款，以资助他们的法律费、生活费
和老幼抚养费，并且提出预算来翻译国际笔会的重要文件。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笔会应
该联系该笔会秘书长陈迈平先生或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张裕博士。我最后有个小要
求，希望有人能帮助翻译四首姜维平的诗歌。（此事我已经完成，是国际记者协会请求
帮助翻译的 ━ 万之注）。

热烈问候

凯西

二，澳洲悉尼笔会会长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及其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齐
普．拉利（CHIP RALLEY）的信（2004年7月29日）

亲爱的凯西：

我们这里对中国问题有些进一步的意见，愿意与“中国网络”的同仁分享，并且与国际
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国际笔会理事会一起广泛讨论，包括希利（JIRI，国际笔会现主
席）、特瑞（TERRY，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EUGENE，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
主席）、萨拉（SARA，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项目主任）、下届秘书长候选人乔安
娜（JOANNA，美国笔会，我们笔会支持的候选人 ━ 万之注）和齐奥其欧（GIORGIO，
世界语笔会，匈牙利笔会）、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候选人，以及其他可能感兴趣的
人。我们观点基本上是：对笔会和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其它事情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在於
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稳定而长期的途径，以开展有关中国的工作，在中国内工作，以及与
中国一起工作。如果你能散发这份信件，我们将不胜感谢。

你给大家传阅的那些意见，在其有效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
积极参与，不仅在中国国内外公布案例信息方面，而且对受迫害作家及其家属提供实际
援助方面，已经使局面大大不同。很可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活力，使中国的有关当
局也紧张起来了。

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可以想到以其他方式与中国一起工作──一种多手并用的途径，既
符合中国的规模和多样性，也符合国际笔会的多样性──至少从一个特别的国际笔会前
景来看中国、中文作家和中文写作的多样性，以及中国有笔会的复杂历史。据我们所
知，中国的笔会1927年成立于上海，并具有国际主义的义务，其创立者是著名教育家蔡
元培，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奠基人。笔会在中国有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分支到了台
湾、香港的笔会，以及散居海外的组织，还有一些疑问：新加坡呢？西藏呢？

我们建议，我们根据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用不同方式来让中国参与笔会事务，用一
些体现笔会独特性质的方式，具有其广义的国际文学协作与更尖锐的言论自由活动相结
合的特征。一种“具有笔会特色的中国途径”？

首先，是使在中国的作家摆脱伤害的方式：这一特殊工作可以得益于国际笔会和相关组
织能够发动的世界性舆论。我们认为，这也可得益于不断的“外交”方式，把我们关注
的问题加入与中国当局的高层对话，比如，一个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可以向其中国同行
提出某个案例，或者向一个来访的中国外长表示这类关注。这项工作需要协调，特别是
通过那些北京视为友好的驻华使团──挪威？瑞典？德国？日本？──以及非政府组
织。就澳洲而言，有一个两年一次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笔会的关注可以加入其中。

这样一类谨慎的途径，更有效的是基於一个更普遍的参与背景，从而使对话得对象包括
中国国内的司法和文化机构：司法部、文化部及其下属的作家协会，即在北京的国家机
关，以及各省市特别是上海的地方部门，也许还可包括（中共的）宣传部门。因为中国
的真正辩论多数是“知识分子”开展的，这些人一般与大学相关，所以也可以包括这种
高等教育部门。当然，还有出版商也很重要，包括报纸和尤其是那些能动的非国有的出
版部门。

在最近的国际笔会会议上，有关国际笔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已经有过一些非正
式讨论。齐普已经简要地与尤金讨论过，一个狱中作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
性，而且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笔会代表团访问的讨论。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协调
（和激发）这些努力，并有一个更广泛的中国战略来指导。不论是直接地还是提供咨
询，悉尼笔会都有兴趣参与构思一个广泛的中国战略，并使到访问中国得以实现。这样
的访问任务，也许可以从低层面的事实调查任务开始，可以很得益于请一个了解中国现
场情况的外国学者，比如请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来做。

显然这是一项庞杂的工程，总体上对国际笔会是太大的承担，但这样的途径可以打开与
作家协会代表的中国笔会（北京、上海和广州笔会）对话的大门。这样的对话还应该包
括公开讨论中国作家也认同的笔会类的问题，比如，有关对中国作家的实际状况的理
解，被中国作品在国外通过粗糙翻译和国外市场发行来代表的有害方式所扭曲。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办法通过一些笔会活动的不太尖锐的方面（与狱中作家问题分开）
使中国写作界参与进来。例如，由中国的非官方出版交易会来组织一个有关全球化环境
中写作的论坛，这是今年三月尼克在香港会见香港英语笔会的弗雷德．阿门特鲁特
（Fred Armentrout）、吴玲（Merle Linda Wolin）以及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时由他们提出的一个极好设想。此外，澳洲的墨尔本笔会正计划在明年中举行一
个“亚太作家网络”论坛，会以某种（多种）形式包括中国和中文作家。

我们悉尼笔会对中国事务有特别兴趣，因为我们中有些人熟悉中国，掌握一定程度的中
文。（尼克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刘晓波的老朋友，刘最近在六四事件的十五周年期
间一直被警察骚扰。尼克和齐普都定期到中国旅行。）作为第一步，我们认为搜集有关
中国作家的情况及作家协会等组织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共同的
出发点。我们想到出版一个报告的可能性，由悉尼笔会出资和撰写，并争取获得其他方
面的同意和支持。

我们的看法来自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当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显然黑白分明时，也有大
量的灰色地带。作为背景介绍，大家也许有兴趣看看《伦敦书评》今年七月八日发表的
两篇文章，一是多年为《卫报》报道中国问题的著名记者吉廷斯（John Gittings），
评论王超华编辑的《一个中国，多条道路》，另一篇是孙晓东（Anna Xiao Dong Sun）
评论旅居伦敦的中文作家马建的新小说。

吉廷斯写道：“今日中国有很多争议和辩论，很多都是对党的教条提出挑战，远远多于
西方媒体头条新闻报道的最近对‘异议人士的镇压’所提示的情况。气候常随政治形
势……及媒体选择而变化……。在那些被禁止话题背后的问题──民主对党的稳定性，
言论自由对党的一言堂──构成了一场活跃辩论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提出的问
题，也是过去那个世纪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提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这场辩论
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外界比以往对中国发展的兴趣小的多。”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深入看待这个问题，使中国跳出这个“太硬的篮
子”。也许我们在挪威特隆姆瑟（TROMSO，即今年国际笔会大会会议所在地）可找出时
间来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最好的祝愿

齐普．拉利（CHIP RALLEY），澳洲悉尼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澳洲悉尼笔会会长

三，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8月4日）：

亲爱的朋友：

对悉尼笔会的尼克（Nick Jose）和齐普（Chip Rolley） 提供的笔会有关中国工作和
在中国的工作的策略建议的珍贵反馈，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而且你们中有很
多人表示，大家愿意在特隆姆瑟（国际笔会大会）会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
写信告知大家，萨拉（Sara Whyatt， 国际笔会狱委项目主任）将为此在特隆姆瑟组织
一个会议。不巧的是，我不去特隆姆瑟，但真感谢哪位能向我们这个网络中不去那里的
人带回有关会议的报告。我将很遗憾错过这些讨论，但我希望有圆满的成果并希望听到
并向前推动这些问题。

凯西

首先我很感谢会员们的信任！

在新一届理事会诞生之际，我要特别感谢笔会的初创人贝岭先生，他在笔会创建上的功绩无人可以代替。作为上届笔会的执行主任，他与蔡楚先生一起，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为上届笔会做了大量琐碎而细致的工作。不管贝岭先生今后身处何方，笔会同仁将永远记住他的创会之功，也希望他始终关心笔会的工作，将上届笔会的经验和教训介绍给新一届理事会。

我也要特别感谢上届主席宾雁先生和副主席郑义先生，二位在中文文学界的威望使初创的笔会生辉，不但为笔会过去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此次笔会换届中也功不可没。笔会同仁将永远记住我们的首届主席和副主席。

我也恳请你们三位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给予新理事会以支持，因为笔会需要你们的威望、良知、智慧和经验。

我之所以参与选举并接受这个职位，乃基于对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信念和中国的言论不自由环境之间的悖论：言论自由乃为现代文明的要义之一，而目前的中国恰恰是没有基本言论自由的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反对文字狱和创作更优秀的作品，实为笔会的宗旨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本届笔会的首要责任是按照章程办事，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

1，本届笔会的主要责任是：推动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中文文学的繁荣，反对压制言论自由和维护会员的言论权利，帮助笔会会员进行创作上的国际交流。为此，将设立自由写作工作组和狱中作家工作组。

2，特别致力于帮助文字狱的受害者，关注的重点当以笔会会员为主。同时，也关注其他因言获罪者和其他缺少言论自由国家中的文字狱。需要强调的是，会员的言论安全是本笔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但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3，基于特定条件的限制，此次笔会的换届只能通过网络民主进行。相信会员们与我的心情一样，非常珍惜现在所试验的网络民主，通过互联网践行民主还是新鲜事物。我决心与所有理事和会员一起，将网络民主试验推动下去，日益完善笔会的民主规则、议事程序和决策程序。在此，我要特别感激万之先生、蔡楚先生和孟浪先生，三人作为换届小组的具体操作者，为这个网络民主试验所投入了大量精力、积累了初步经验和取得了高质量的工作成效。也要感谢郭罗基先生和王丹先生为投票、记票所作的工作。你们的具体操作和会员们的踊跃参与，使笔会的网络民主试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此次笔会选举的会长候选人提名，自始至终只是我一个人，希望今后出现“二人竞选”、“多人竞选”的局面。为此，我也要感谢蒋品超先生自愿参与竞选理事的热情和行动。

4，笔会既然是公益事业，那么本人在担任会长期间，凡是涉及到笔会工作，皆以公益为唯一标准。或者说，对于我自己而言，协调公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乃为首要责任，这也是对我的考验。我的理解是，不必讳言私利，但凡是决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唯有将公益做好，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负起个人责任，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能在公益最大化之中。所以，大家的信任和本人的意愿，已经使我意识到：必须尽到会长的责任，与其他理事和全体会员精诚合作，做好笔会的公益，就是我个人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我也希望所有自愿加入笔会的会员，能承担起与会员身份相当的责任，也就是笔会章程对会员提出的要求。

5，尽量保证使笔会的正常运作，克服国人的窝里斗传统。私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箱和背后小动作，只要凡事公开，摊在桌面上，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哪怕是讨价还价，即便做不到绝对公正，起码也要力求公正，特别是在涉及到会员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按章程办事，该由理事会决定的事，定要征得理事会多数的同意；该提交会员大会决定的事，定要征得会员多数的同意。随时欢迎会员提出建议和进行监督。我相信，爱自由就是爱生活爱他人，爱权力就是爱自己。

6，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内，一律不参与笔会本身设立的“写作自由奖”的评选、由笔会出面争取到的其他资助。此条现在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因涉及其他理事利益，章程又没有规定，须经民主协商议定。我希望提交理事会和全体会员讨论。如果多数同意，可以作为理事会议事、决策的规则之一。

7，在笔会会员杜导斌先生因言获罪的个案上，我们笔会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万之先生、茉莉女士和高寒先生。万之先生，不仅在我通知他后的第一时间，高效率地写出上报国际笔会的英文文件，使国际笔会在我们笔会的声援文件发表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给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张福森部长（司法部）的公开信，表示对杜导斌案的严重关注；而且，万之先生还亲自给马悦然、黎安友等著名汉学家写信，征集这些有影响的学者签名，这在近年来大陆的人权个案中还是第一次，证明我们的笔会具有一定的动员力。此次万之和王一梁去墨西哥参加国际笔会年会，还将重点向与会者介绍杜导斌案，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茉莉女士和高寒先生在为杜导斌案征集签名和捐款方面，做了大量繁琐而具体的工作，并为此类工作积累了资源和经验，是我们笔会未来的人权工作的宝贵财富。

8，在强调本笔会对会员的言论自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本笔会还注重会员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质量，笔会在吸收会员和评奖时，其标准要兼顾会员的道义良知和审美质量，决不可使笔会变成泛政治性的组织。

我相信：提高笔会和自己的威信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提高同仁们的地位和威信。尊重会员的选择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是一种尊重，发生分歧时的公开化的协商、谈判和达成协议也是一种尊重。

以上承诺，请全体会员监督。

2003年11月21日于北京家中

马英九访美，海外的中文媒体十分捧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分析家认为这是华府为了表示对陈水扁总统近期的“废统论”，表示强烈不满，借机抬马“踩扁”。然而，这里所谓的“高规格”说来怪可怜见，十分寒碜，充其量不过是同美国的一些政务官，包括副国务卿们、几个大城市的市长们会谈，并在几所名校（包括他的母校哈佛）和智库演讲等。以他的台北市长和在野的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以及可能成为未来台湾的强势总统候选人的态势来看，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台湾政治家到美国来，竟能轻松走一遭，而没有被北京超强的抗议声淹没，东道主的美国政府不尴尬、不遮掩，亲切兴致地接待他，这倒确实跟以前历次台湾政治家过境美国——要么不能落地，要么不能出界——那种狼狈的情景大有区别。

至于北京为何如此温和收敛，那也并不难理解。自从连战、宋楚瑜这种过气政客和下三烂的政痞李敖被邀到大陆去“认祖归宗”，甘当家奴之后，中共的统治者信心大增，统战策略更上层楼，国民党对他们来说，已经有点自己人的味道了。不过，北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天下人都可以收买，殊不知马英九是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他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坚定，不会轻易受民族主义的蛊惑，这从他对六四的说法上就可看出来。中共有一个幻觉，认为跟国民党打交道比较容易，不像民进党那些人“数典忘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跟前者的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跟后者则是“敌我矛盾”。

然而，北京方面得有心理准备，如果外省籍的马英九两年后真的当上了民选总统，那么台湾的省籍情结就更进一步化解，民主化的进程更加成熟，民族主义那张符咒再也不能往台湾人身上贴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锦涛要补上被卡崔娜一风吹的去年那次泡汤的美国行，正正规规地踏上他的“国是访问”。（礼炮21响乎？红地毯加晚宴胡乎？缺一不可，“祖国”面子的事儿不可糊糊。）胡大人可不想在自己行前跟美方呕气，否则人家在礼数上一扣刻，那可是失节的大事吶。

台湾的二二八就像大陆的六四，都是执政党向人民犯下的血案。今年二二八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受难者纪念碑前深深地鞠躬谢罪，令人印象深刻。陈水扁总统也在这一天终止了十四年前国民党时代立下的“国统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把这个近些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的废纸和废物在二二八这天废弃掉，很有意义，也需要勇气。陈水扁在中英文字上耍了一个滑头，把他使用的“废除”（abandon, abolish）二字在翻成英文时，掉包成为“终止运作”(cease to function)，听上去十分滑稽，好似黄包车、水肥车在摩登城市里停止营业一样。

但是此举掀起的风浪依旧不小，不仅台湾的蓝营反对、北京跳脚、连美国都有些儿震撼。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3月2日对阿扁的动作作了解释说：“台湾方面已明确表示这个机构（国统会）目前没有被废除，他们重申了不采取单边行动改变现状的承诺，并表示将遵守[陈水扁]就职演辞中的各项保证。”“陈水扁在2000年和2004年发表的就职演辞中承诺不改变北京政府与台北政府之间的现状。”这番话显见是为了安抚北京那根绷紧的神经的，而阿扁在这之后，弃“废除”、用“终止”，依然毫发无损。

众人皆云马英九这次访美，独获青睐，跟美国的“踩扁”有关。其实这整个“废（终）统”的情事上，阿扁通吃，他把台湾人的心愿明白表露了，选择了二二八这个日子，堵住国民党的嘴，并顺手给彼岸一巴掌。 将近一甲子之前的这一天，国民党军警屠杀了欢迎他们从日本人手中前来接收台湾的本省百姓。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把台湾人的精英阶层一网打尽，他们或下狱、或流亡、或噤声。被日本人殖民了半世纪的台湾人，接着又当了外省籍国民党治下几十年的顺民，终于在二十一世纪能有自己的民选总统了，难道他们还愿意重新当中共治下的二等公民吗？台湾人的百年隐忍超过香港人，比中国任何少数民族（也许西藏除外），都要承受更多的屈辱。阿扁试着着踩过历史的地雷，何过之有？相反地，大陆的当权者可以向阿扁学学历史，像他那样利用历史上的特殊日子，移花接木，兵不刃血，一举造成既成事实，真堪称武林高手。奉劝北京政府翻翻月历，共产党作恶半世纪， 一年到头人民几乎每天都有灾难，每天都可算作国殇祭日，只要有心，不必等六四，随时可以向人民下跪请罪，放下屠刀。

马英九三月和胡锦涛四月的访美一前一后，两人的身份背景殊异、国内的政治格局不同，华盛顿东道主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和会谈内容自然也回异。不过有一点倒是非常现实和真确的， 即美国政府、舆论和社会对他们所表现的热络程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国内的声望和地位。马英九来美被称为“选前暖身”，而胡锦涛卯着劲儿要争取“高规格”，其目的并不是为国家争面子，而是想为个人镀镀金，好回去压惊，镇住那些他有点儿罩不住的军、政敌对势力和社会上不断涌现的民愤暗流。

只是要讨好布什政府，不是带着几亿合同就能宾主尽欢的。不说这两个国家的基本体制，一个民主，一个专制，在理念上有着南辕北辙的对立，美国对极权的共产国家有着本能的疑虑和反感，即便在实际的利益对等上，如能源争夺、智慧产权的保护、贸易严重失衡、军购和中共军力提升等问题上，将有很多棘手的谈判，加上台湾、西藏、北韩等问题，要达到共识谈何容易。台湾问题是大陆统治者是否稳坐权力交椅的风向标，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时，一祭出统一台湾这面 “民族大义”的旗子，就能压倒杂音。胡锦涛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纠缠，倒也不是说他党内的那帮人马都铁板一块，只是当前社会的问题太多太积重难返，陷阱处处，稍不留神，就万劫不复。何况他还要继续对外打出“和平崛起”，对内“和谐社会”的招牌，虽然现实正好相反。

民主国家的可爱处在于国会可以跟政府分唱白脸和红脸，舆论和民意可以自由表达和流露，哪怕是极伤人脸面的。布什政府定然会按着礼仪给予中国的国家元首（虽然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应有的高规格接待，但是国会两大党的一些议员们已经在筹划着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迎接”关押网络作家和记者、打杀宗教人士和法轮功、枪击和平争抗的村民的中国头号人物了。媒体在静观、民间组织在酝酿，胡大人的访美可不会是马英九那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场面了。

因接受日文《大纪元》之邀做《日本应帮助中国推进民主人权事业》的演讲，一衣带水
两边的朋友苦口婆心加以劝阻，有朋友甚至不惜发来绝交书。自日返国后，研读诸友的
来信，可归纳出四个劝阻的理由：一，作为基督徒，不该进异教的圈子；二，作为笔会
的访问项目，应该为笔会的安全考虑；三，《大纪元》随意剪裁采访对象，法轮功跟共
产党差不多；四，将失去日本主流社会的朋友。这四个理由背后的一个总理由是：法轮
功、《大纪元》是中共最敏感的敌人，我们得自律着点儿，千万别沾。
这些理由在我皆不成立。第一，基督教最初只有耶稣一个人，睁眼所见，皆为异教之人
，举足所往，无非异教之区；保罗去罗马，利玛窦到中国，也都是进异教圈子，不进异
教圈子就没有今日的基督教世界。第二，笔会安全不安全，与你做什么无关，与官方的
心情有关，而它的心情像龙颜一样莫测高深，凡事我们只能按自己的心情做，没法按它
的心情做。
第三，世界上不存在对采访对象照单全发的媒体。《人民日报》乃至大陆所有媒体上连
我们的名字都不能出现一下，为什么在《大纪元》上我们就要牛得金口玉言、一字不许
动？《大纪元》比《人民日报》好欺负？有朋友甚至发誓不再接受任何法轮功媒体的采
访，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本事不看《大纪元》，不用法轮功人士发明的软件上海外的网
站？
第四，在日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日本主流社会已经沦陷为政治中国的精神殖民地，该
失去的理应大胆地失去，就像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失去中国官方社会的“疼爱”一样，
不必感到可惜。事后证明，此举并未失去日本主流社会的朋友。日本一家大媒体的记者
告诉我：“日本人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并不认为它是邪教。我们之所以与
他们保持距离，只是怕你们的政府不高兴罢了。你这次演讲，对我们日本人和日本媒体
也是一个突破。”
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更明确表示，愿意为我提供为期一年的访日项目。不是由于我向他们
透露了江泽民要辞去军委主席之类的所谓国家机密，也不是由于我与他们秘密签订了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或者马关条约，乃是由于我的独立不依、人道至上。
当我们书架上的一本书找不到的时候，我们没法通过喊它的名字而让它从群书中自动出
列，因为它是死物，我们是活物，死物与活物之间没有这种沟通渠道；当我们希望与我
们养的阿狗阿猫交谈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是人，它们是动物，人与动物之间
不存在这种沟通的管道；当我们渴望与死去的亲人相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
分别在阴阳两界，阴阳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沟通管道，可是活人与活人之间本是存在这种
沟通的管道的，为什么也要人为地加以隔绝？
把地主分子孤立隔绝起来，把右派分子孤立隔绝起来，把异议人士孤立隔绝起来，把法
轮功孤立隔绝起来，把上访者孤立隔绝起来，把高智晟律师孤立隔绝起来，把冰点事件
孤立隔绝起来，把中国人民用互联网上的防火墙孤立隔绝起来。孤立隔绝是他们的治国
御民术，我们没有义务像他们肚子里的蛔虫那样揣摩他们的圣意，从而自觉做出正中他
们邪恶下怀的选择。
关于这四个理由背后的总理由，我的想法是：如果官方的敌人，我们也得当成敌人；官
方敏感的，我们就得跟着敏感，那我们拿我们自己怎么办？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被官方所
敏感的，甚至被当成敌人的，莫非我们自己也得敏感着自己，敌人着自己吗？
理由尽管不成立，可毕竟是朋友们的劝告，演讲去还是不去，那两天熬煎得我满嘴起了
热之花。日本人称上火起的水泡为热之花。现在熬煎已经过去，在女共产党与女法轮功
之间，我宁愿讨个真善忍的法轮功女子做太太，做个男性王昭君，倒插门到法轮功世界
来和亲。
2006年3月24日 北京

    当胡戈被指“恶搞”陈凯歌，风头慢慢小下去的时候，又一匹“恶搞”黑马横空出世，只是他搞的不是陈凯歌这样的名人，而是总理，一个手里掌握着巨大国家资源的掌权者。
    
     据东北网转载俄罗斯新闻网的报道称，3月下旬，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一段录像带，画面清晰地拍摄下一个长相、衣着酷似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男子，在欧洲议会大厦车库处猥亵一名比利时女警察，在警花背后做出臀交的猥亵动作。不过，这个“胡戈”没有留下姓名，却有着比胡戈更加非凡的勇气。这胡戈搞陈凯歌，让《无极》变“无耻”；那“胡戈”恶搞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让这位总理说不清楚短片上到底是谁，而且更难摆脱传闻中的“总理调戏警花”的难堪。
    
    
     其实，我只是身处中国的背景评论这位“胡戈”有非凡的勇气，是因为他针对的意大利总理，估计他是意大利人。而在民主的意大利，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胡戈”。
    
     据3月30日《环球时报》报道，这段短片在网上公布后大受追捧，几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3月24日、25日布鲁塞尔举行首脑会议期间忙里偷闲观看了这段短片，结果使这个短片成为欧盟峰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有人认为，意大利议会将在4月9日举行大选，这盘涉嫌蓄意伪造的“性骚扰”短片可能出自反动派之手，据称企图利用录像损害现任总理的形象。此前，据称互联网上曾一度流行另外一段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丑闻录像带，画面上表现的是一个长相、衣着与他酷似的男子在会议期间用手指挖鼻孔，之后搅拌咖啡，喝了几口。
    
     民主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不但可以用选票更替政权，更换领导人，还可以用选票保卫政权和领导人的当选和履行职责。意大利总理在网上遭遇 “恶搞”，并不妨碍他在任职内履行职责的安全，同样他掌握的政权也是安全的，因为民主政治是理性的，既保护多数人的权利，也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既不让多数人发展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也不让少数人有获得暴力的特权。“恶搞”只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国家对于这样的恶搞应该说是感兴趣的，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换句话说，就是意大利的“胡戈”可以任意“恶搞”意大利总理，意大利总理被“搞”却无可奈何，他手里的权力不能伸向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个权利神圣不能侵犯。
    
     不过，这个总理虽然被言论“恶搞”，但他却不甘心，最近他大放厥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些禁忌开始说三道四了，似乎要“恶搞”一下中国。报道称，4月份，这位总理将为大选助选前夕，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场造势大会上说，在1949-1976年之间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曾把婴儿煮了做肥料。贝卢斯科尼说，“去读读《共产主义黑皮书》，你会发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不吃小孩，而是将他们煮了，当成肥料来灌溉田地。”法语书《共产主义黑皮书》，是一本政治内容的书，最早于1997年在法国出版。据称“该书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权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而贝卢斯科尼本人所拥有的出版社也在意大利发行了这本书，在其竞选运动中，贝卢斯科尼曾多次使用书上的言论，以达到妖魔化意大利共产党派的目的。
    
     贝卢斯科尼被视为是拥护“共产党威胁论”的意大利领袖。在冷战时期，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柏林围墙倒下、苏联瓦解后，大部分的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就转投左翼民主党，该党目前是意大利主要的反对党。中间左翼的反对党联盟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该联盟成员包括三个共产党。一般相信，贝卢斯科尼这个时候发表上述言论是为了打击反对党。他在2001年的选举活动中说过：“我可以举办一个讲座，证明共产党确实吃过婴孩，他们还干下更恐怖的事。”
    
     3月29日《联合早报》刊登新闻称，中国谴责意总理“煮婴论”，中国外交部28日在传真给路透社的文告中说，“我们对这种无稽之谈表示不满。”文告还说，意大利领袖的言行应该顾及到中意友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才对。2006年是“中国意大利年”，中意两国将开展一系的文化交流活动。不过，这个“插曲”似乎更让中国的共产党人觉得不能容忍。3月30日，光明日报报道“意大利总理诬蔑中国煮婴儿作肥料遭谴责”，称总理贝卢斯科尼27日在那不勒斯竞选演说中捏造谎言，恶毒攻击我国曾经“把小孩子们煮了作肥料”。这种肆意侮辱别国、破坏两国关系的行经，不仅遭到中方谴责，也受到意大利许多政党和各界人士的普遍痛斥。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中左联盟领袖普罗迪发表谈话说:“贝卢斯科尼的言论是对13亿人民的攻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的谴责。他的言论再次损害了意大利的国际威望。”重建共产党、民主共产党、意大利价值党等各党领袖一致指出，贝氏为了竞选而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故事去伤害一个伟大民族，显示了他的“狂妄自大”，“他根本不配领导国家”，同时也表明现政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一些学者纷纷发表谈话，指出贝氏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意识形态作祟，完全出于其“反共情结”，应当受到谴责。历史学家萨尔维亚蒂说:中国确曾发生过自然灾害，但绝未发生过贝卢斯科尼所讲的荒唐故事。另一位著名汉学家说:“贝卢斯科尼称其言论是引自一本书，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意大利也出版了许多批评他本人的书，检察院也就其贪污、行贿、甚至与黑手党有关联等问题多次调查和起诉，他为什么就将这些都斥为‘编造’和‘诬陷’了呢?”
    
     3月30日中国日报网站还报道，贝卢斯科尼3月29日承认，他上周做出的关于“中国煮婴儿做肥料”的言论非常不好听，但拒绝为此进行道歉。他同时认为中意关系不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政治就是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国家利益。对任何政治人物的批评，都是符合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意大利总理被“恶搞”，和他“恶搞”中国，同样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因为意大利保证了反对派的权利，以及公民对总理的批评和抨击。不过，作为中国公民，倒是希望阅读、分析和批判一下《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一个大国，打造阳光政权，应该以开放的气度“透明”党和国家领导人，让中国自己人完全掌握世界和中国的真实历史，以及国际舆论的真实评价，才能使中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About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is a non-politi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writers that figh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ublication, and works toward ensurin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 prerequisite for a truly open society.

Founded in 2001 by a group of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and in China, ICPC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s of Chinese language wri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CPC is an official affiliate of International PEN,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writers dedicate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defense of writers suffering governmental repression. Through the world-wide PEN network and its own membership base in China and abroad, ICPC is able to mobiliz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writers and editors within China attempting to write and publish with a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views, ideological standpoint or religious beliefs.

In April 2002, ICPC established a website  www.penchinese.net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members. Since August 2002, ICPC has posted the works of more than 60 members to its website that otherwise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due to political suppression.

To fulfill its mission in defending freedom of writing and expression, and to help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s, ICPC documents the cases of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s, reports their cases to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writes petition letters to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imprisoned writers to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nd others, and solicits donations for imprisoned writers. ICPC recently has advocated for the cyberdissident Du Daobin and raised funds for his family. ICPC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imprisoned writer’s family.

With the guidance and help of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in-Exile Committee, ICPC will assist Chinese writers-in-exile to find safe haven in a new country and thus resume their careers. Specifically, ICPC will help them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s Hellman Hammett Prize and have their works translated into local languages in order to allow them to enter local literary circles.

Literary activities are ICPC’s primary focus. ICPC will organize literary seminars, poetry readings, and conferenc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ublication of a literary journal is also under planning with the hope of soliciting manuscripts and distributing it in China, in order to break the barrier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CPC established a Freedom to Write Priz in 2002 to honor writers who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literary writ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e award is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freedom among Chinese writers. The first award was given in June 2002 in Boston and and the second award was given in October 2004 in Beijing. It will be given every 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