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因为牵涉到历史上的满汉之争和现实中的台海问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就立即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施琅历史定位的激烈争论。施琅因为先随明朝将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清朝，后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再后来再次降清，并率清兵渡海攻台，导致后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虽然施琅现在几乎受到大陆官方和大部分学者的充分肯定，但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施琅的评价也开始呈现混乱状态。即使在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分歧也非常严重，最近发生在儒学联合论坛上的大陆新儒家和汉族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反对者认为，《施琅大将军》是“愚蠢的电视剧”，“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因为在推翻满清统治的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施琅一直是与吴三桂、洪承畴一流一样，是汉奸、卖国贼的同义词。他们引用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的文章指出：“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例如歌颂郑成功的叛将施琅，便含有这样的用意，他们的意图也许无可非议，然而却达不到目的。因为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帝国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纯粹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仅仅是形式类似，性质截然不同，绝对不能相提并论。”
　　
　　针对这种看法，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原道》主编陈明在其主办的儒学联合论坛反问“为什么这样说”？而且声称“这个剧本是我最先倡议搞起来的”。儒学联合论坛的主持者王达三也声言：“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先人有功于国家民族，未若空谈心性之腐儒。到得头来，投降卖国的恰恰是空谈心性之腐儒。施琅真真大英雄！”此言一出，反对者尤其是来自汉网的民族主义者猛烈攻击陈明、王达三等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有何面目面对先师，面对千千万万的华夏英魂！”“把历史主义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站在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原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可鄙的。”“清兵占据中原后，郑氏台湾就成了复兴华夏的最后圣地，施浪灭郑，是扑灭了华夏文明复兴的最后火种。在历史语境下，郑氏台湾代表了华夏，清政权则是鞑靼侵略者，施浪是汉奸，清集团与郑氏当时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国内内部矛盾。用当下的语境去诠释历史是很危险的，实用主义为政治服务，更为儒者所不齿。”
　　
　　陈明跟帖回答道：“这是可以争鸣的，也值得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很有意义。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
　　
　　这场争论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时间总是均衡地直线前进，惟有一系列历史事件，歧出于固有的日常生活，由是竟斩断了时间的进程，让一个历史事件前后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来。在晚近的中国历史里，没有比“八十年代”更加容易构成一个“时代”的了。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的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一种新思潮的端倪，也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怀念，是必要的
　　
　　　　但今天我们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是指那个烙上“新启蒙”的时代本身，与那个时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是八十年代出生，这几年开始在知识界、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然而，前者还没来得及回顾自己的历史，后者便褫夺了他们的名号。
　　
　　　　这两代人，无论是在生活背景上，还是在精神特质上，都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的中坚力量，主要都出生在1949年到1966年，他们的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激情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被严重扭曲了。直到“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他们才开始有一个重拾山河破碎的空间，于是便从五四先贤那里，继承了“启蒙”的事业，在一片精神废墟上卷起一股“文化热”。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前现代的文化言说沉寂下去二十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前现代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身上却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后现代气息。这一代人，是“后理想主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太多后理想主义的特征。理想主义意味着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向度的存在，这种道德向度召唤人们去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乃至献身。而后理想主义的时代，则是理想刚刚破灭，激情顿然消失的时刻，这一代人不再激情满怀地高亢，甚至赶不上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却熟稔地学会了随口说出周星驰的经典台词：“我靠”！
　　
　　　　在这样的时候怀念八十年代的精神，是有必要的。
　　
　　　　理想与启蒙
　　
　　　　八十年代留下的是什么呢？从学术的角度看，十年之间，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老一辈的大师们已经无力拿起那根搁下了整整三十年的笔。即便有像冯友兰老先生那样老骥伏枥，完成“三史释今古”的工作，但是他晚年的学术成就，也远远比不上年轻时代。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则是在学术、思想都青黄不接的时期完成他们的教育的，在八十年代，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学问的积累。———甚至到了十几年后，“学问家凸显”的时代过去之后的今天，总体上的学术状况也仍然让人乐观不起来。
　　
　　　　在思想上，八十年代留下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回归常识。回归常识意味着告别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的癫痫，回到现实世界中来，重新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谱系，继续引入现代文明。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两个凡是”才被彻底否定。接下去，一些民间文化团体为思想启蒙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来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功绩在于吸取各种灾难的教训，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常识，回到对个体尊严、自由的言说上来。
　　
　　　　八十年代最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其时代精神———理想主义激情。相比于九十年代之后而言，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五四之后又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几乎一切的“学者”，都是思想者，陈独秀、鲁迅，成为知识分子的榜样。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困惑的时代，一个混沌的时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这样的时代里探求中国的未来，并把这种探求视为他们真正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继续“五四”先辈们，开始构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寻找失落的世界
　　
　　　　九十年代之后，不乏对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的反思。例如，反思八十年代的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便认为那是浮躁空虚的表现，由此便有了“国学热”的反弹与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李泽厚先生对比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说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很快变成了对八十年代的反动，九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放弃了个人立场，进入学院，纷纷在体制内谋求个人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学院中成了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机械的技术专家，而其民间情怀，则急遽淡化了。知识在现代学术分科中碎裂了，知识分子也分裂了。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八十年代时候定义的知识分子，连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精神，正在消亡。
　　
　　　　在这样的时候，八十年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提供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范本。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八十年代生”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也将成为开创新世纪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后理想主义时代，这一代人只能去承担后理想主义带来的各种混乱与迷惘，苦痛与彷徨，并且创造出自己的时代。对新一代人而言，如果失去了八十年代这一参照的维度，不啻于失去距离我们最切近的精神脉络。在这种时候，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应该成为当下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应该把“八十年代”这一称呼还给在八十年代用青春去追求他们的理想的一代人。

  一月份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邀请，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一行前往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考察。虽是走马观花却也感触良多。先整理部分与众位网友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