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内容提要」《青春之歌》是17年时期红色经典之一。它的构思、创作明显贯穿着政治意识形态主观意图和价值重构的叙事策略。本文通过探讨作者将个人记忆纳入集体记忆的过程，认识到，“革命文学”的叙事重构，不是一个仅仅关联着形式的小问题，更是一个隐含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关键词」杨沫/《青春之歌》/个人记忆/集体记忆/“革命文学”/重构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色彩较浓的小说。这不仅因为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同杨沫的自传相接近，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自我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即她的“个人记忆”揉进了她所讲述的故事中。然而，与90年代女性小说不断把个人记忆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相反，《青春之歌》是一部经过作者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将个人生活经验缝合进宏大叙事的文本，它不仅试图陈示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的必然性，而且极力指证这种必然性的唯一合理性。因此，这部小说不单是一部个人成长史，它更关联着一种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化的实践。

　　《青春之歌》的重要情节发生在30年代最初几年，背景是1935年北京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故事的一些片断来自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实事，有些则来自作者的见闻和亲身感受：“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我生活在北京的学生群中。他们中有我的许多朋友。所以，他们当时的苦闷、希望和欢乐我能体会到一些。”[1]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作家自己的影子。早年的家庭生活带给杨沫的不是幸福的记忆，而是原始创伤性记忆：父亲是前清举人，靠办教育发了财，长期“花天酒地、嫖妓女，娶姨太太”的生活，使他堕落了，母亲开始还和他吵架，后来也灰心了，不再关心儿女。杨沫17岁那年，为反对母亲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投奔北戴河的兄嫂，但受到冷遇，差一点投海自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并由相爱发展到同居。

　　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悲剧性家庭故事，有多种语义的可能性，具有多重叙事发展的方向，如，反抗旧家庭、恋父弑父等等，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讲述。在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笼罩和监控下，杨沫最终选择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重构早年的生活经历，把它写成了一个“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2]的故事。基于此，从一开始，作者笔下自我形象的建构（包括人物经历、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等等）是通过虚构不断地朝向某种外在理念认同的过程。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杨沫在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使其带上了被压迫阶级的烙印，于是作者的个人体验被提升到“普遍性高度”：林道静生母秀尼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喻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从而把林道静对家庭背叛的个人意义转换成对旧中国反抗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一种革命叙事，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把家庭、个人的不幸和仇恨演化为阶级对抗，并汇入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通过个人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的概括性想像，叙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这种叙事框架中，零乱、破碎乃至隐秘的个人记忆已被某种文化共同记忆筛选，即把自我融入到“一个固定的、抽象的同一体”[3]（P84）中（比如“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青春之歌》因此而被纳入主流文学。

　　然而，正如研究者李扬所说：“在叙事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本质尚未真正建立，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各种自然状况组织到话语状况中来。因此，叙事的文本让我们完整地看到这种组织过程的不自然性。无论多么高明的艺术家，在拼装这两个世界时不可能不留下痕迹。”[4]尽管杨沫把自我成长的经历纳入到宏大叙事的框架中给予讲述，但当时及后来的“明眼人”还是敏锐地看到了作品主题的分裂状态，即在成为“革命者”的林道静的身上藏匿着的“小资产阶级”自我及其情调。如果说，《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是以满足主流思想文化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奋斗史，那么透过文本的表层，我们却看到了与主题不相和谐的差异和异质。试以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关系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悲欢离合的，即非常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在第一章，林道静一出场就给人留下冰清玉洁却软弱无力的可爱形象：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萧、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置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5]（P1）

　　这段美化自我的矫情描写实在很俗，但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弱女子的无助引来一个或几个陌生男子的帮助，展开一个跌宕起伏、泪眼纷飞、引人入胜的情爱故事。因此，《青春之歌》在当时引起“轰动”，并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还有另外一些非政治因素，它满足了读者潜在的心理欲求。

　　从林道静的生活经历来看，小说是一个十足的“小资”故事。虽然一开始杨沫竭力突出她的悲惨遭遇，但她的生活理想和趣味却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在北戴河寻找表兄不得，险遭小人暗算，欲投海自杀，却被北大读书的“新青年”余永泽救起。余非常爱慕她的美丽和浪漫，而林道静在特殊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了，况且余永泽还投其所好地用海涅的爱情诗打动了她，此时两人间的印象相当美妙：在林道静的眼里，余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在余永泽眼里，林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说就此结束，显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新鲜感的“才子佳人”的老套路，而且仅停留在“感情戏”阶段，是不可能完成革命文学叙事的任务。“所幸”的是，林道静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女性，这使小说获得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如果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贤妻良母，小说该怎样发展？）。就在余永泽离开北戴河不久，另一个更为优秀的革命青年卢嘉川进入了她的视野。卢嘉川的冒险、坚毅、果敢的性格以及不俗的外貌（小说中多次用“英俊而健壮”、“多情地”“黑眼睛”描绘卢）反衬余永泽的持重世故，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甚至几分怯弱。可问题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余不仅先来，而且对她有救命之恩，怎么好背叛他呢？然而，林道静毕竟不甘于“平庸”的日常生活，她要过更为刺激的“革命”生活。于是她用心良苦设计种种摩擦，用“自私”、“不爱国”、“不革命”、“没有阶级感情”指责余永泽，夸大两人间的裂痕和对立。其实，小说中的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已经接近婚外恋，他们每次见面谈“革命道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这样余永泽当然要反对，反对则必然在他两人间产生更大的缝隙。卢嘉川的被捕，直接导致两人分手。然而，这还不是这场感情戏的最高潮。林道静在事实上还未获知卢嘉川牺牲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另一个“革命党人”江华的怀抱，她的“小资”式用情不专的感情方式就此昭然于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与江的感情戏路如同她与卢嘉川的翻版，换句话说，“革命”把林道静的不道德行为合法化了，其情感路上的道德焦虑最终被高于道德伦理的政治理念所克服。

　　正如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指出的：“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6]（P27）《青春之歌》无意中契合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也非常“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因为它的故事讲述是按照中国古典叙述模式来演绎的。对作者来说这可能是她无意中落入了窠臼，但对小说而言，它却得益于这个窠臼——读者真正喜爱和为之激动的原因可能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俗套的演绎。然而，无论是“才子佳人”还是“英雄美人”，它们都不具备现实合法性。早在20世纪初，以“才子佳人”为基本模式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因为和启蒙叙事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就遭到“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批判。进入“当代”之后，传统侠义小说中的“英雄”也被具有更高政治道德伦理品格的“时代英雄”所取代。当然，从“英雄”到“革命者”只有一步之遥，即便是草莽英雄也只需稍加装扮就可以，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红日》中的石东根、《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等等。《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江华显然不完全是传统小说意义上的“才子”、“草莽英雄”，准确的说，他们应该是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时代英雄”，即现代中国的“革命者”。这种身份使得一场感情戏很自然地被接纳于革命文学的叙事结构、方式、体系之中，从而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林道静的人生之路和性格成长的合理逻辑，反过来，林道静虽然活动于感情戏中，但由于她的情感世界被植入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解放的集体革命斗争的崭新内容，因此，小说不仅像传统感情戏（如“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那样对读者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也使杨沫个人性经历和体验升华为政治转喻，或有关政治集体记忆的一个注脚，从而达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教谕”目的。（注：林道静的原型是作者杨沫，余永泽的原型是学者张中行。可参阅张中行《流年岁月》第224—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更像一部披着革命叙事外衣的情爱纠葛故事，或者说，是30年代“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也许正因为这样，小说的叙事方式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郭开认为，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表现来进行创造的”，与此相反，小说不仅“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思想斗争……”[7]与此同时，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却对小说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小说描写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是一部优秀的成功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8]，“整个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于毛主席的论断的。”[9]肯定的意见在客观上起到了对《青春之歌》及其作者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使小说不至于被打入冷宫。今天看来，这场论争虽然本质上并无根本冲突，双方都是站在政治角度、阶级立场谈论作品中传达出的教育意义，但这也表明建国后在革命文学叙事的问题上，文学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在顽强地坚持自30年代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独有的文学叙事，另一种意见则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企图压制和排斥知识分子话语在社会主义文化空间中的生存。”[10]

　　为了适应建国后的文化功利目标，杨沫决定对小说进行修改。从1959年9月开始，杨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青春之歌》修改完毕。修改工作主要是结合争论中提出的焦点问题进行的：为了突出卢嘉川英勇献身的革命者形象，作者设置了他带领北大学生去南京请愿，与国民党坚决斗争的情节；为了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修订后的《青春之歌》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工作的八章（第二部7—14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第二部34、38、43章）；另外，作者还修改了其他一些地方，如戴渝的死、林道静的一些心理活动等。这样，小说由最初的1958年版本30余万字扩充为修订版的40余万字，于1960出版，1961年再版。显然，从叙事的角度看，修改只是手段，重构才是目的。也就是说，《青春之歌》是想重构这样一个叙事方式：林道静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结识余永泽，营建个人小家庭；在共产党人卢嘉川、林红、江华的指引下，思想得以升华，成为共产党员，领导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被置换为走向革命的故事。本来，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方式在晚清以来中国各种文学本文中已司空见惯，但通过与主流话语的刻意结合，就成为证明革命历史选择正确性的一个合法的叙事规则。因此，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林道静是如何由寻求个性解放走向“革命”的，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殊的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自我的生存与出路（真正的解放）。这并非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极端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11]（P148）对此，作者杨沫也承认：“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2]这样，小说就从传统侠义小说、30年代“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剥离出来，成为建国后革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经典代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它极大地凸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强烈诉求。

　　由是而知，“革命文学”叙事重构，不是一个仅仅关联着形式的小问题，更是一个隐含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根本性问题。它昭示了一条从最初革命的思想启蒙者，到跌落为“革命同路人”直至成为“革命对象”的悲剧性历程。这样一个命运的转折所导致的，就是知识者不得不“自愿”放弃自己的知识优越感、叙事方式，转而追求更崇高、更神圣、更纯洁的理想。类似《青春之歌》这样的修改现象在17年时期并不是个别的，像《创业史》（第一部）、《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海之歌》等这些出版、再版、重版的一批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本都经历了“修改”的命运。当然，这种命运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自虐到受虐，乃至最后发展为集体无意识的过程。《青春之歌》正是知识分子完成了思想改造后，对自己思想改造必由之路的确认并通过个人的心路历程得到确证的一个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无意中书写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

　　「参考文献」

　　[1]杨沫。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N].北京日报，1958—4—9.

　　[2]杨沫。青春之歌·初版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3][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5]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6][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N].中国青年报，1959，2.

　　[8]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N].中国青年报，1959，5.

　　[9]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N].中国青年报，1959，4.

　　[10]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J].上海：中国比较文学，2004，1.

　　[11]戴锦华。再解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此书尚有另一译名：“异端的权利”。异端究竟有无权利？这一点，我想在目前一个即便是行专制之实的前现代国家也不得不挂民主之名的时代里，应该已无争论的必要。毕竟，“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不时目睹以言论思想为罪打压异己的惨痛事例。这除了国家制宪时一定程度上的伪善之外，恐怕尚有其他原因。比如，果真就是一切言论皆无罪？

言论观点之间难免互有抵触，争论自然也在所难免。然而论战一旦开始往往就会陷入僵局：彼此皆固执地认定自己手中所持方是真理，故而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演变的方向无非两种，且皆因世俗权力的介入而告终。

一是走向恶俗化，由论战沦为“骂战”。太多曾经喧闹一时的论战往往只是隔靴搔痒，甚至顾左右而言其它，不去讨论真正的是非对错，而只是一味诋毁对方的人格品质。于是常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存有一定的修养问题。殊不知除此之外，世俗权力的虎视眈眈却也常迫人无奈。

二则——为我所喜亦为我所忧——成为毫无顾忌的思想撞击。激扬文字，惊世文章，直至世俗权力破门而入，讨论之门遭至摧毁，论战某方乃至双方被押赴刑场，犹难休止。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论战双方出于对争论所蕴含的政治风险的自觉，在论战愈演愈烈之际不约而同地主动将讨论之门关闭。

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一旦世俗权力涉足思想论争，必然产生现实悲剧。

世俗权力之为“世俗”，就在于它追求现时效益，而邪恶言论大多参习“野狐禅”。走的虽是旁门左道，但毕竟见效极快，自也就常受到世俗权力的“赏识”。世俗权力接上了邪恶言论，自然沦为邪恶势力，成为人民公敌。

然而即便世俗权力接上了正义言论——邪恶言论的现时效益毕竟不可能在人类史的每个阶段都高于正义言论，否则又何谈正义的最终胜出？再者，虽然正义言论出于其自身理论的自足性而无需世俗权力的帮忙，但世俗权力却难免会为博取支持而拉拢正义言论，或干脆谎称正义，伪装自己——为巩固其自身，则势必会以暴力强迫一切人在最短时间内信奉其选定的信仰：正义接上了暴政！而此时在野的批评意见就难免会连孩子带脏水一起倒掉，批评暴政的同时矫枉过正地兼批被暴政强绑在身的真理，虽不致成为邪恶言论，但终究是危险言论。

然而不管是邪恶言论还是危险言论，原本作为针对暴君动辄对持批评意见者治以重罪而提出的主张，“言论自由”与“言论无罪”就反倒会成为其招摇撞骗的幌子或肆无忌惮的护身符。故而我虽不承认统治者有杀人翼教之权力，但也颇能理解：毕竟在没有一个迅速有效的评判标准和裁决机构，却又有危及政权之忧时，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政治与哲学终究是两码子事儿。只是往往所杀皆是正义，常令人失声痛哭。

——最后或许有必要写下两条建议：

    一是，说自己认真思考过或自己确实相信的话；

    二是，卡尔·波普的故事。卡尔·波普在其由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完成了一部反马著作，但他硬是压下而不急于发表，原因是，当时乃纳粹猖獗之时，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纳粹有压制之效。

 

“在我们心中，仍然不可灭绝的保持着原始幻想：可以找到某一种最终极其公正的赐予人类所有成员，以和平与秩序的宗教的、民族的或社会的制度。”

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隐伏着两种最终幻想，所幻想的则是两种貌似截然相反的事物：一是绝对的自由，一是绝对的秩序。而实质上，对前者的渴望不过是为“免除自己面对现实生活所需的各种努力和思考”，仍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生活层面的绝对自由的渴望。然而不幸的是，对前者的渴望往往造成混乱，对后者的渴望则往往酿成了暴政——人类社会似乎远非如某位哲人所言的那么简单，只是在自由和秩序中徘徊，更多的则实是在混乱与暴政之间摇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绝对自由的不可能性和秩序约束的必要性，于是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也一并转嫁到了对绝对秩序的渴望上：企图找寻一位全知全能的终极领袖或一种无所不能的最终秩序，以“免去自己面对现实生活所需的各种努力和思考”。而事实上并没有人真的希望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是由他人掌控和决策——如前所言，人们对绝对秩序的渴望仍是基于对自由的向往，对自己命运和未来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忐忑心理确实又总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出于对个人能力的不自信以及对复杂和责任的恐惧又使得我们急于寻求一种荫庇，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会选取一位自认为值得信任的领袖或一个自认为值得信赖的团体——往往是由于他或它曾带领我们赢取一定的胜利和幸福。但也正是由于我们对其的信任和依赖，使得我们极易放松对其应有的警惕和制约，任由他们经受权力腐蚀的考验，最终酿成独裁与暴政。且一旦存有外部危险，人们则更容易由于后者的逐日加剧而益发忽视前者。民族凝聚力虽是常由此而形成，但更多的独裁暴政却也往往正是借此而产生。

 

“教规和纪律在出色地实施着，异常为寻常做出了牺牲，富有创造力的自由为毫无反抗精神的奴性做出了牺牲，日内瓦只有在它那个最为独立的市民让雅克。卢梭那里，才会完全摆脱加尔文的束缚。”

但正如你我所知，卢梭的激情或许结束了加尔文，但也正是由于卢梭充满激情的政治理论才使得在其信徒罗伯斯庇尔的践行下酿成了雅各宾专政。一如加尔文结束了天主教专制统治，却诞生了新教神权政治和独裁。每次革命借以摧毁前一制度为目标，成功之后确也必将予人以自由，但若不能迅速建立另一新制度，则难免自由过度，沦为混乱；而即便可以适时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又往往会因贪功而急进，以恐怖治人。“不自由，强迫你自由；不道德，强迫你道德。”——好心而办坏事，令人切齿之外也实在可悲。

这就涉及到暴政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并非如前所述的，人民的盲从和权力的腐蚀，而是统治者或领袖内心的一种伟大理念——暴力压迫下的反抗往往不是出于同一目的，但是最终能够摧毁暴力的形式只有一种：更加暴力。全社会对暴政的普遍不满情绪，如若不能与一种理念相结合，往往就只能流于一种无力的牢骚而无所作为；而即便不与伟大理念相结合也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却又必将因其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而更加危险——而此种伟大理念中最可怕的则莫过于，对自由化和道德化的一种无限愿望，追求所谓的“终极道德”和“终极自由”。

这种理想主义在我眼中实在不过就是“至善论”，总会给我们一个顾准先生所说的“终极目的”。无尽危险便蕴于其中：对某一目标的过度注重必然相应的损害人们对执行手段的注重！

那是否就应该彻底抛弃理想主义？如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个人信仰的虚无主义已为我们做好了回答：不能！万万不能！那我们又究竟该如何放置理想主义?朱学勤先生说：“在野！”让经验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言之有理！但在野的又当是哪一种理想主义？答曰：在野理想主义。以前的理想主义是救世的工具，“缺乏个人意识，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要求人们为之献身和奋斗”；我们现在需要的则是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作为支撑的理想主义，是拯救自我精神的理想主义，是自救的工具。

然而话又说回来，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推行他的伟大理念，仍是源于人民对内部权威的过度信任和依赖，赋予其太多权力而不加以必要的约束。

顺便提一下，我倾向于一种观点：“人民需要的是管理者而非统治者，人民需要的是服务者而不是虐待者。”其实，人民需要的也并非管理者——在国人眼里管理者无异于统治者——而只是意见提供者。而且“应该向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

 

茨威格在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我没敢多想。但仍然觉得很重要，就只有大段摘录了：

  “每一个时代都始终在为自己选择一个其他不幸者的群体，以便共同向这个群体发泄积聚起来的仇恨。一个较小的、较弱的群体，每一次都时而因为自己的宗教，时而因为自己的肤色、自己的人种、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社会理想、自己的世界性，被那些较强的群体选取为发泄潜伏于人性中毁灭性能量的对象；口号，时机在发生变换，但诽谤、蔑视和毁灭的方法却一成不变。”

 

即将完稿时传出了一件事情，使得这篇文章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据说一位来自北京的大一新生在学院学生会招新面试时公然向全学院“挑衅”。接着我就开始听说有人要暗中扣下他填报各社团的报名表，有人则要“封杀”他。看着那一张张几乎和我一样干净的脸，我感到无所适从。加尔文捉弄卡尔特里奥的那一套居然上演在我周围的朋友之间，我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挑衅”究竟有多么的罪不可赦和死有余辜！

“世俗权力一旦涉足思想论争，必然产生现实悲剧。”然而世俗权力必将涉足思想论争，现实悲剧无时不在上演！

一想到辅导员们所辛辛苦苦设计的民主方案就这么被一群学生干部给搅了，竟也有些同情崔永元“上下联合”制约“中间层”的主张了。是啊，每思及至此，我总难免恨恨的想：哪怕再来一场“文革”又有何妨？

      英国的“曼布克奖”启发了亚洲文学界，近日结束的2006香港国际文学节上传出消息，“曼亚洲文学奖”（ManAsianLiteraryPrize）将于2007年秋天面世，主要嘉奖用英语写作的亚洲优秀作家。

　　评奖规则与“布克奖”相似

　　1968年受法国龚古尔奖启发而创立的英国“布克奖”，每两年都会嘉奖一位英联邦的优秀小说家。

　　虽然还未面世，但由香港国际文学节和英国投资公司“曼集团”联合创办的“曼亚洲文学奖已备受媒体瞩目，原因在于”曼集团“以赞助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著称，而从2002年开始”布克奖“已改名为”曼布克奖“，上周四”布克奖“还发布消息称”曼集团“不仅已与“布克奖”续约5年，还将原来的赞助数额翻了一番，即赞助总额为500万英镑。

　　据悉，“曼亚洲文学奖”评奖规则与“布克奖”相似，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规定只有亚洲作家可以参与，报名作品必须为未出版的近作，并且必须为英文作品，或者是即将出版英译本的作品。获奖作品将被出版并推荐到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据2006香港文学节的官方资料显示，“曼亚洲文学奖”将作为非盈利项目操作，评委将从国际文学界和学术界里选定。至于报名与评奖详情，以及奖金多少等细节，香港国际文学节称，估计在今年秋天公布。

　　放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音量

　　对于为何创立“曼亚洲文学奖”，香港国际文学节的总监彼得·哥顿（Peter Gordon）表示，亚洲作家在全球文坛的角色日益重要，“亚洲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出版商推出新作品的发源地，‘曼亚洲文学奖’在其中的角色是协助把亚洲文学译成英语并出版。这样一来该奖不仅着眼于已出版的作品，更会集中推荐还没有英译版的新作。”

　　“曼集团”亚太区总监马特·狄龙（MattDillon）说，设立该奖的宗旨是要“加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音量，以令更多人听到这些新的声音”。他认为当今的世界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讲英语的人应该对亚洲的社会和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曼亚洲文学奖”能助此一臂之力。

　　爱尔兰各界准备以一系列盛大活动，隆重纪念伟大的现代剧作家、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缪尔·贝克特(1906-1989)今年4月13日的百岁诞辰。 

　　爱尔兰政府已将这一系列活动，冠以“贝克特百岁节”之名。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都柏林著名的大门剧院将上演贝克特的九部现代经典剧作，包括人所共知的《等待戈多》，以及《啊乔》(EhJoe)的新改编本。 

　　3月16日，爱尔兰艺术、体育和旅游部长约翰·奥多诺休(John Ochr(39)Donoghue)宣布，政府将为“贝克特百岁节”提供53.6万欧元的资金。 

　　“贝克特乃天赋独特的伟大人物。”奥多诺休说，“值其百年诞辰之际，世界各地都在筹备纪念活动，包括许多国家，并跨越多种形式。” 

　　爱尔兰国立美术馆将从6月15日到9月17日，举办名为“贝克特：画中激情”的展览，意在向观众展示贝克特对绘画的热情。 

　　在爱尔兰电影学院的组织下，都柏林市内的多家电影院还放映一系列涉及贝克特生平，或由其作品改编的电影。 

　　4月5日到9日，贝克特当年求学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也将举办多场座谈会，众多学者将聚集于此，就“贝克特与戏剧”和“贝克特与爱尔兰”等专题展开研讨。 

　　此外，还将有一系列的电视、广播专题节目，图书展览和公众阅读等活动也将随即开始。 

　　“贝克特百岁节”的官方网站：www.beckettcentenaryfestival.ie。

   最近，我们这儿出了两件新闻，一是，据零距离网站“QQ中心”网友报道，及其他网友的补充报道，一半老徐娘看A片，忘乎所以，跟白色的哈巴狗亲密接触，结果太和谐而难舍难分，惊动一一○，最后救人不救狗，宠物以殉情告终。有网友认为，徐娘给宠物这种待遇，就像给叫化子吃了野生甲鱼。还有网友认为，如果那天当事人的老公不出差，狗就不会越俎代庖，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私下认为，叫宠物代劳，让它冒着生命危险沾便宜，还不如我亲自操作。遗憾的是，当时我不在现场；第二件新闻，一位姓金的富婆不计成本养和尚玩面首。
    这富婆，应加引号，其实是诈骗犯，或者称规模达数千万的非法集资者，据有关方面透露，目前已拘押。和尚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两个甚至多个小和尚成了她面首，还有一种说法，一个大和尚成了她面首。不管上述说法是否属实，反正肯定有人当了富婆的面首。该大和尚地位在本地某寺庙相当于第二梯队，势力比较大，心腹亲信有不少，架势有点像上海滩上的王洪文。平时对掌握其升迁大权的市宗教局首长们不忘孝敬，因此方丈一旦圆寂，他有可能扶正。事实上，方丈年老力衰、体弱多病，基本不管事，权力部份已落入其手中。该和尚被富婆包养多长时间尚无定论，发生过多少次鱼水之欢，我也不晓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该大和尚时常戴着鸭舌帽出入夜总会唱卡拉OK。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富婆养这个面首花了大钱，不但给他买了劳力士手表小轿车，还给他买了套跃层式房子，据可靠消息说，房子在本市某某星城。案发，已查封。
    富婆手段高强，不但有本事卷大款的钱（至少有一饭店老板被骗上百万），另外的消息渠道说，她还跟好几个花和尚有一腿，也不知和尚是饿煞鬼，还是富婆是武则天。富婆忙里偷闲掏情夫的皮夹子，在情欲的汹涌澎湃中，仍然像娼妓那样惦念着铜钿，已成为乡镇茶馆津津有味的谈资。有不少茶客认为，她的身份很复杂，介乎于娼妓跟诈骗犯之间。面对权欲熏心类似鸭溜溜的第二梯队，她又像个挥金如土的女嫖客。不过，一位重要人士公平的说，该富婆既是个诈骗者，又是个受害者，许多集资款其实被别人骗去，她不过是个二传手。
    据说，有好几个和尚给她骗了，最少的有二十万，最多的天晓得。据有机会接近他们的人士说，近日这些和尚端的是两袖清风身无分文，他们愁眉苦脸，神思恍惚，常用苏北话说：“亏尔罗，嗬，要死罗，嗬，大个臭比（翻译：亏了，完了，这个臭的女性生殖器。嗬，语气词，惋惜无奈带哭腔）”。茶馆台上的老茶客说，也不知这些按理只拿生活费的小和尚哪儿来的钱。
    在我记忆中，和尚大多是方丈的苏北同乡，或许都跟他牵亲带眷，才有机会到江南击鼓撞钟。他们也许多亏了同乡的提携，才端上了和尚这只省力饭碗。在我眼里，方丈的“悲天悯人”，带有开后门、扶贫和救人于沟壑的混杂性质。十五年前，这些不知佛教为何物的小伙子陆续出现于该寺庙，个个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能吃饱喝足就满足，并不奢望于女人与肥肉。他们看见香客怯生生的，低着头敲木鱼，哪儿敢说一句话。小和尚的可怜相，让人同情，我也觉得他们为了上面的嘴巴而不顾下面的鸡巴，花了太大的生存代价。
    一晃多年，这些和尚今非昔比，一扫往日的寒酸气，个个肥头大耳、富得流油，走路摇摇摆摆。他们打手机，不吝啬电话费，可以聊很长时间；有的在寺庙茶室可以对脚板，跟年轻妇女聊二三个小时；有的学开车时，当着大家的面吃起了红烧肉；还有的还会巧妙的让香客给他买手机。反正鱼有鱼路，蟹有蟹路，捞铜钿都有一手。
    其中二三个小和尚脱颖而出，成为庙堂里的佼佼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排挤了不一路的坚持佛门清规、道德底线的异地高僧，甚至逐出寺庙，迫使他还俗。随后自相残杀、狼烟四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宗教局局长副局长都因他们的内讧而东窗事发，为了区区五万、三万人民币的油水，一个吃官司，一个开除公职。兔死狐悲，地方某些干部对这些和尚耿耿于怀，觉得他们做事过火，争权夺利没有底线。
    这些小和尚天没洋帽大，一方面做手脚，大捞善男信女的香火钿，一方面将清代翁同龢恭维他们的诗句──“山中藏古寺，门外尽劳人”，挂在寺庙大门上，讥笑羞辱供养他们的世人。和尚们居高临下，眼睛插在额骨头上，按香客的手面来决定热情的程度和接待的规格。扒分轻车熟路，比如，年初一烧头香要招标，元旦听钟声门票要上百元，平时还要超度做佛事赚外快。
    该寺地处城郊，历代香火旺盛。近几年年初一拜佛烧香，香客如潮，人流如海，踏破寺庙门槛。半夜时分就要出动大量警力才能维持好秩序。生意之好，门票收入之高，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年为创建爱国卫生城市，寺庙迫于压力，一举孝敬一千万。
    环境也不错，四周竹径通幽，绿树成荫，小溪潺潺，风景异常秀丽。它是有名的齐梁古刹，属南朝四百八十寺之列。常有文人骚客在此吟诗作文。唐常建写有《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馀钟磬音。”近有康有为在此吟诗题墨。近年也有作家学者在此休闲歇宿，武汉女作家池莉赞叹此地的幽雅，曾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
    我没事常在空心潭旁吃茶看书，跟人乱嚼山海经。小说《细麻绳》、《当风点灯》都在这儿修改定稿。此寺庙，在我眼里一直是佛门净地，是我心灵的栖息之地，和写作灵感的源泉。没想到这些曾是面露菜色的农家子弟，腐败速度如同拉肚子，不过十多年，变得面目全非。他们劫持寺庙，绑架菩萨，蒙骗世人，将功德箱当作提款机，玩香客于股掌之中。怪不得茶馆桌上，茶客念起了顺口溜：小姐傍大款，富婆养和尚，和尚吃菩萨。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行善积德、普渡众生的特蕾莎修女。她曾将教皇赠送的奔驰600，和诺贝尔和平奖40万美金，以及晚宴费用7800元美金，全部捐献给了穷人。她在授奖会上说：她不配领奖，她是代表穷人、麻疯病患者、残疾人、无家可归者领这个奖的。
    为了门票收入安全，为了捐款香火钱有个可靠的着落，为了建设一座和谐寺庙，在此，我建议：派驻工作组清理账目，撤换并惩办违法犯罪者，最好哪里来哪里去，将这些没法保鲜的、也没法双规的、已经蜕化变质的小和尚遣送原籍，重换一批新鲜血液。
   
    江苏／陆文
    2006、3、19
   
   陆文说明：
    以上材料未经核实。
    本市地方不少党员干群及宗教界人士，他们基于公理及良知，无偿的提供上述材料，在此鸣谢。
    我不反对和尚吃红烧肉，但既然佛门戒律不许吃，作为和尚就不该吃，至少在公开场合不宜吃。

3月21日，《成都日报》等全国众多媒体纷纷报道“武大博导涉嫌抄袭论文被起诉”的消息，特别提到那本惹麻烦的“法学名家经典系列丛书”《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今天，我终于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这是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人的着作。周教授在书中提到“宪政”、“共和”的内容是“天下为公”，“共和意味着尊奉人民主权和被统治者的同意”，一看就知道是个热门话题，因为宪政这个一百前年前就在中国播种的观念，到了百年之后还没有长成大树，甚至连幼苗都不是，这样的话题能不牵动人心吗？

当然，一部着作，一旦出版进入公共领域，无论是否有争议，或者有值得质疑的地方，读者对该书自由评点和媒体各负其责地评论，是合适的，也是开放社会所必须的。大致翻阅此书，发现引文非常多，这很正常。只是少了原告王天成的名字，多少是一个错误，势必以后成为麻烦。据消息来源告之，5月10日上午九点将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王天成诉周叶中侵犯着作权案，届时我不知道有哪些新闻媒体会获得准许关注并报道，但我相信这个即时新闻，一定是网络热点，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多少会给相关当事人带来一些新议论。

为此，作为读者，借助网络平台呼吁，当事双方能否以公开和平等的心态对话，或公开辩护。法院判不判、何时判，归法院。学术研讨可以不求结果，只求发表各自的观点，真理越辩越明。现在，原告王天成先生已经在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表自己的证据和见解，以至于地球人都知道了，如该文中罗列周书中涉嫌抄袭段落共36处，并指出“《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共四章、268页，外加前言、后记，除了读者可以不看的后记以外，从前言到最后一章，每一章都抄袭了我的文字”。

对此，周叶中先生却不那么开放，没有拿出文章进行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被动采访时，表示此事“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跟我们作者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没有任何问题。”（2005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包丽敏采写的报道，《谁该为宪法学家的“剽窃”负责？》）。据王天成诉状援引记者的报道，说周叶中暗示“这个事情太复杂。”第三被告人民出版社顾虑原告的身份，在周叶中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书中原有的相关注释全部删除了，因而此事“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跟我们作者一点关系没有”。周叶中特别强调，这件事“不仅跟第一作者，跟第二作者也没有关系”。他表白自己“问心无愧”，“做任何事非常谨慎小心，该怎么做就一定怎么做”，还说“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也不希望事情牵扯那么复杂。自己受点影响，吃点亏，就任它去吧。”对于王天成指控的这桩抄袭案，周叶中的态度是，“第一，不管会怎么样，我都不会去理会这个事；第二，怎么样自有人会有说法；第三，该负什么责该会承担责任的自有人会负责会承担责任。”但他又对包丽敏承认，（在写作时）“从网上看到了王天成的论文”，只是“有些方面我不好苟同，有些方面还是有些道理”，而且“在写文章之前不知道他的身份”。本来，王天成试图庭外解决纠纷，但最后这个希望落空，他只得走法律维权之路。

据我熟悉的武汉大学的情况（或其他国内大学大致一样），研究生写着作，教授当第一作者，以及抄袭，剽窃，花钱找别人代写，论文有偿发表等，已经司空见惯，无所顾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整本着作，指导教授一个字不写，却是第一作者，甚至是惟一作者，这在追求学术道德的今天是一种可耻行为，更是对正常学术研究的一种“谋杀”。周叶中先生作为着名法学教授，假如他真的是引用王天成的文章并注明出处而被出版社编辑无端删除的话，他应该在此天下人关注的良机面前，以“天下为公”的心态，主动与王天成握手言和，公开真相，得到天下人的谅解和支持，今后让更多的“抄袭榜样”无处藏身，引以为戒，轻易不敢冒抄袭或剽窃的风险。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大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巴别塔，巴别是变乱的意思）了。”周叶中、戴激涛在《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第三章提到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1章上述内容，并说“圣经中的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如果人类有了共同的语言，协同工作，他们的力量就会大过上帝。《旧约.阿摩司书》第三章亦有‘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的记述。由此可见，共同之理想、共同之信念、共同之力量、共同之奋斗，乃成就一切伟业的根本要素。建立和巩固共和国，同样需要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需要他们把共和国看作一项事关自身的共同事业。”

这段话说的好，天下者，非封建专制一人一家一党之天下；天下者，也非独裁专政暴力一人一家一党之一种声音。一个真正的天下，应该是共和的，天下为公的，多元的，有活力的，事关你我他的，既保护少数人，也保护多数人，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的极权”。为此，希望周叶中先生能够把以往没有说清楚的事情，加以说清楚，彼此与所有关心中国宪政建设的人们一起，共同为中国百年未栽种起来的宪政幼苗茁壮成长而施肥、耕耘，为中国的宪政制度建设争取双赢的结果，天下人不就明白了嘛，彼此相诉不就成了彼此坦诚相待嘛！

九十高龄的邓力群，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八十年代曾官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由於他顽固坚持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中兴风作浪，对党内外知识分子“打棍子、扣帽子”，竭尽迫害之能事，被《争鸣》杂志率先揭露、批判其恶行，并冠之以“左王”的头衔。

投机钻营的二流政客

一听“左王”，不要以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家，或者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绝对不是！邓力群充其量只是一个野心勃勃、惯於投机钻营的二流政客。早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就暴露了极为丑恶的私德——乘人之危、破坏战友同志的家庭。在中南海权力斗争中，他热衷於在邓小平、陈云之间播弄是非，向来就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行家里手。

他一直有一个心结，认为中共总书记的权位非他莫属。这在当时的政坛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种野心，理所当然地把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当作政敌。只可惜，尽管有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人作靠山，当年的邓力群还是作了胡赵的手下败将。而后，在中共老人邦废黜胡赵的宫廷政变中，热衷於权力报复的邓力群，每次都扮演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推手。

因为同胡赵斗争，连带着迁怒於他们呕心沥血的改革大业，邓力群逐渐异化成一个反对历史进步的“弄臣”，被公认为中共党内的头号改革大敌！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官场，胡赵赢得的威望和邓力群遭到的唾弃，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邓力群却不以为耻，反而在异化的泥潭越陷越深，大有矢志不渝、葬身其间的架势。

精神“鞭屍”令人发指

在胡赵去世之后，邓力群继续要圆自己的春秋梦，他精心策划出版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从一九七五年到北京任职至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员落选，记述了他毕生最重要的政治生涯。字里行间，充满了恬不知耻的自吹自擂，别有用心的颠倒是非，试图利用自己还能看见的时候，拼命洗刷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打扮成中共左派的“精神领袖”。

然而，他又不忘对改革派营垒中一切他痛恨的人肆意挞伐，就连已经逝去的胡耀邦、赵紫阳，他也不放过，尤其是对胡赵的恶毒攻击，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鞭屍”。这种令人发指的反文明的狭隘报复，为世人所不齿。本刊重新刊登一九八七年《动向》三、四月号（三十六、三十七期）的两篇相关文章，旨在提供历史见证，相信读者以此来对照比较邓力群的《自述》，可以看清楚这位当事人叙事背后的真实意图。

邓力群这本《自述》，起初是“征求意见稿”，由他自己经营的自留地——当代中国研究所限量印行两百册，然而从它问世之时起，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和北京的知识分子便开始群起反驳。比如原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吴江，给邓力群写了一封六千多言的长信，对当年邓力群怂恿王震，从中央党校的理论研究室阮铭、孙长江身上下手，对胡耀邦实行“清君侧”，作出了坦率的批评。此外，原毛泽东秘书李锐也着文介绍，当年他给邓小平写的信以及邓小平的批示，同时还附录了延安时期杨尚昆给邓力群做的总结，结论是“道德败坏”——揭示八七年邓力群下台的内情，从而澄清了邓力群把自己的下台称作赵紫阳“阴谋”的不实之词。据知，凡是在邓力群回忆录中被点名的人士，都在准备用各种方式展开“自卫反击”。

暴露胡锦涛的极左渊源

邓力群的《自述》之所以会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不仅因为邓力群代表了横卧在中国政治进步道路上的拦路虎，更在於现今当权者胡锦涛对这位“左王”的欣赏——这本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出不了的书，现在拿到香港公开出版；邓力群昔日的幕僚们摇身一变成了胡锦涛倡导新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顾问。这可以看出胡锦涛本人思想和政治上的极左渊源。此外，胡锦涛也难免有利用邓力群作枪手，企图消解胡赵的影响力之嫌疑。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书写历史已非胡锦涛、邓力群的专利。邓力群昔日“十二个春秋”的黄粱美梦，从极左派的角度，披露了大量的中南海核心机密，这不失为一种贡献。如果人民群众可以行使自由的比较选择权力，邓力群和他的精神后代是成不了气候的。但是，邓力群的极左思想理论如果重新支撑起胡锦涛的春秋大梦，就会变成一场新的灾难。兴许，唯有中共春秋梦碎之际，才是春回神州大地的时候。

——《动向》2006年3月号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乱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 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 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 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 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 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 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1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考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二、一九八六年做的几件事情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 “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木、启立还有中宣部的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儿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儿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摘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赌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 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 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
修井冈山水电站，儿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伺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人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明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制是要解决企业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但厂长的行政指挥也不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厂长的行政指挥要有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党委领导和厂长的行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两者的基础是共同的。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搞得好的，如大庆等先进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数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8、在湖南调查谈干部理论学习

10月和11月，两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0月 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还到了湘西，参加贺龙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湖南走访了六个地市州、十个县市。

我在岳阳与长岭炼油厂党委同志开座谈会时，向他们提出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第一次说了我和乔木共同准备的干部学习理论的一系列书，马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共四本著作选读；然后是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刘、周、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与马列著作串起来了。这些著作选读的总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然后再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9、为军队政治工作决定加写一个纲

12月，中央军委要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八总政邵华泽受杨尚昆、余秋里的委托，让我帮他们把文件搞得好一点。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形成的文件是这样的，即首先必须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国家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是什么，这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官兵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人的天职。为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写了约，千字。加上这样一段话以后，就为这个《决定》以至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确立了一个纲。这一段加得和写得都比较好，杨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三、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

1986年夏天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己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 25目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儿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改出来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来儿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开始两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马列著作选读的讨论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启立第三次又打来电话，非要我去不可。这样，我只好去了。

1、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发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带了一部分-「 -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精神文明问题的材料，认真一对照，就发现在不少问题？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比原来的提法后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下面就是这次发言的记录全文。

（以下略去全文）

2、送审稿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

我的发言主要讲了送审的稿子有“三个不够”，作为党内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提点这个、那个意见，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

发言提意见，我还是很委婉的，实际上文件存在的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提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倒退的问题。比十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倒退了，与三明会议形成的精神、经验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说是比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倒退了。

十二大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4 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而我则主张保留。

在北戴河讨论时，看出来胡乔木的意见很多。但他在公开场合讲话很少。他只讲了在工作中要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观点。胡耀邦不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说反对“一切向钱看”，那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没法做了。乔木私下跟我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啊!

3、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还看出了一个新苗头，过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时，赵是维护邓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赵根据邓的意见要改正胡与邓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赵和胡有这样一种不同吧。而这次赵和胡是互相支持的，这种互相支持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们二人这次联合起来对付邓力群，则是非常明显的。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了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就更加起劲。

4、致信各常委分送书面修改意见

经过北戴河的讨论之后，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对这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认真地阅读和加以对照，同前稿比较，我们感觉这一稿确实有了进步。我们又就这一稿提了一些意见，如这里、那里应加句什么，补充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

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书面修改意见时，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

精神文明决定8月16目的稿子，书记处研究室几个同志和我一道，仔细阅读，认真讨论，多方比较，共同认为比8月3目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时也觉得，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体现得不够。我们力求从这方面做些修改、补充。改稿送上供参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主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讲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一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很难合法存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实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我想将是严重的。希望针对当前思想界的情况，总结几年来贯彻执行十二大、党代会方针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完整地准确地把十二大、党代会的精神体现出来，使决定改得好上加好。5

我的信和书面修改意见，还送了列席常委会的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还送了王忍之和何东昌等人。

5、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

书面修改意见送出后，9月9日，邓小平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6” 9月10日，陈云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说：“启立同志并告耀邦同志：我身体不大好，关于精神文明决议（征求意见稿），断断续续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句话删掉了。在8月16目的征求意见稿上写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在9月17目的稿子上则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后来我也没对照，我们的哪些意见被吸收了，哪些没被吸收，反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坚持，而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6、邓小平与我的一次重要谈话
（1）9月18日邓小平谈话实录

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改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八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恩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恩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走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总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主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计。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

（2）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7、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和《决议》的通过

（1）概况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 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2）争论经过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同志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 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 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文化 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 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话是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 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 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 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同志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3）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 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 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 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O年通过一个议案， 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干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已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
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

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8、实践的检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释：
1. 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3日。
2.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4页。
3.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页。
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页。
5. 1986年9月7日，邓力群致启立并报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6. 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第l1页，邓小平删去的一句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7. 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一、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这是 1999年北京50 周年“国庆”大游行之后，一个叫李慎之的老人在北京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最后一段话。不久，这篇文章传遍海内外，李慎之也因此而名动天下。

三年多之后，2003年四月，在SARS肆虐的北京城，李慎之先生溘然去世。消息传开后，悼文蜂起，哀思潮涌，数百篇纪念文章在中国内外的纸媒与网络出现。

李先生的文章及其逝世，何以牵动如此之多人的心绪和情感？

重要的原因，除了文章本身的内容外，还在于作者其人——李慎之先生被视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

李慎之, 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店小老板，父亲以商会文书和报社记者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学时期阅读了大量文史哲类著作，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46年，进入新华日报社，后去延安，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起，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即所谓“大参考”）和《参考消息》。曾参加板门店谈判。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反右期间，因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泽东亲自打成右派，开除共产党党籍。1973年回京工作。参加中共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顾问。1980年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筹建。1982年任该所所长。1985年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六四后放言“决不在刺刀下做官”而挂冠辞职。

李慎之在晚年，大彻大悟，潜心研究并广为传布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被誉为中国世纪之交自由派的领军人物。

李慎之早年背叛殷实的家庭、弃置燕京大学所学之经济专业，投奔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的革命生涯实可称少年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未届而立之年便官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分管编辑供最高领导层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和供普通党员干部消费的《参考消息》，还作为国际问题的高参策士、经常接触上至周恩来总理之类的上层人物。

既然少年得志，未免出言张狂，顺理成章，李慎之糊里糊涂地受到飞来之祸的严重打击。因为工作关系，李慎之广泛接触有关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问题和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材料，引发他对共产党政权体制的思考，得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总根源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民主制度。并且，他当时还受到内部传出的毛泽东批评新中国的“愚民政策”和“专制主义”的激发，遂在1956年的鸣放运动中倡议“大民主”，要求“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等。结果因言罹祸，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李慎之比多数右派同胞想得更深入之处在于，他在六十年代就明白了真理在他手中，并以身为右派为荣。但在经受了反右的严酷打击之后，他也丧失了挑战党国的少年之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噤若寒蝉”了。而且，他在这一时期似乎还未完全认清所谓“新民主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反民主本质。后来，他2000年10月给舒芜的信中说：“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

二、

李慎之的思想飞跃发生于1997-1998年。其自由主义言论始于1997年评论顾准的文章。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铸成了晚年的辉煌。

他的自由主义转向与中国文革后的戏剧性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李慎之在经历了漫长的右派之灾的炼狱之后，于1973年由周恩来点名从干校解放，重回北京新华社工作。1979年以外交顾问身份陪新主邓小平出访美国，1982奉命参与中共十二大文件的起草，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由于前面曾提到他的“噤若寒蝉”的精神状态，因此，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风起云涌，虽然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如苏绍智等都是他的老朋友，但李慎之仍与他们保持着距离，隐忍不发，维持低调。然而，当1989狂飙突起，以及随后的血腥屠城发生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破门而出，公开亮相了。在六四事件后，他决绝地表示“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因而第二次罹难，遭撤职查办。不久，“苏东波”起，红色大帝国苏联轰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李慎之于此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达到对专制主义的大彻大悟，在思想和行动上告别了党国体制，并终于在九十年代公开改宗自由主义。

李慎之的风格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在九十年代的改宗自由主义，其姿态之彻底决绝，已经超越了它的那些朋友同道，与他的多数党内的社会民主派朋友不同，他扔掉了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仍然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羁绊，一步到位地立在了自由主义基地上。在1998年春天，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分子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思潮，李慎之出来“破题”，他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这是他改宗转向的自由主义宣言。

自此之后，他加强了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界的联系，特别乐于与年轻一辈的中年知识分子相互分享和辩难自由主义，以其学识、年龄与声望，李慎之隐然成为北方自由派重镇。1999年，在亲历了江泽民这一代中共新贵好大喜功、极度夸饰、大肆挥霍于典型极权主义式的五十年庆典后，他愤而命笔，其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遂流布天下。以历次庆典目击者和国家磨难目睹者的身份， “风烛残年”的李慎之，毅然点燃了自己那支在中国的风雨中已经明灭摇曳了几十年的烛光，厚积了其“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喷薄而出，痛斥当道“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痛斥“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不知后悔”，痛惜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视若无睹，轻轻放过”；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政治改革的步子却依旧不肯迈出。全文史论交融，辞意恳切，拳拳之心，跃然而出。

大作既发，天下景从，赞声不绝，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共鸣。对仍留在中共党内曾与他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同道，该文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对于已经弃绝中共的自由派，对于为民主中国奋斗的各类异议人士，该文也有一种痛快淋漓清澈透明的鼓舞力量。其文刊出之时，李慎之已年届76，这是他晚年诀别中共的个人一纸“独立宣言”，这是中国大地上引动万千人聆听的晚鸣的自由祷告钟声。这钟声，标志着李慎之决然扔掉了一切历史包袱，真正像一个独立人一样站起来，决志发出独立之声，在垂暮之年，生活在尊严之中，生活在真实之中。

作为一位其大半生与中国共产党纠葛缠绕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剔骨還父，剜肉還母”的曲折痛苦经历，是中国一部分左翼知识人的典型缩影；而他的晚年皈依自由主义，则标志了这类秉持良知的知识者的基本精神归宿。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不乏局外人的深刻论定与批判，但是出自一生魂魄精血系之的亲身经历者的反思批判，则另有一番独特的深度和撼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李慎之们在自由主义复兴史上，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观察》首发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俄语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俄语歌，歌词翻译出来是：“斯大林和毛，在听我们，在听我们，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广大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饥饿的强烈感觉尚未忘却，但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光明和雄壮，觉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应和着歌的旋律，生气勃勃地齐步行进在历史的大道上。后来虽然这种感觉被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破坏了，但一提起列宁和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内心仍然有一种纯洁的崇敬，包括后来在乡下冒着被检举的危险用半导体偷听“苏修”的对华广播，经常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每次都涌上一股激动和向往之情。奇怪的是，真正使我从这种幼稚的幻觉中走出来的并不是愈演愈烈的中苏对立，而是一本小说，即鲁迅翻译的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另有人译作《水泥》）。这本书今天已经不大有人会去看它了，但当年对于我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它把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那种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勾斗和权力对人性的腐蚀非常真实地揭示了出来，而且充满了哲理。我猜想鲁迅当时之所以译这本书，未尝没有心怀对未来中国的前途担忧的意思，他早就料到一旦革命成功，他将是第一批被清除掉的“分子”。当然，尽管如此，他仍然拥护这场革命，就像革拉特柯夫书中所悲壮地宣示的那样。但他早在《失掉的好地狱》中就表明了他对于“革命”的黯淡的评价，是不同于一般未经世故的“左翼文学青年”的。至少他表达出这样一个思想：如果“革命”最终不能使人性得到解放，而只是使人性从一个地狱堕入另一个更坏的地狱，这样的命，不革也罢。

　　《斯大林晚年的离奇事件》，以最真实和确凿的事实，揭示了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绝对控制下人性堕落的残酷现实。在所谓“医生案件”中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除了以犹太籍医生为主体的苏联顶尖级的一大批医学泰斗外，还有一大批在卫国战争甚至十月革命年代建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他们在当年是那么的英勇无畏，勇于牺牲，但现在却变得如此猥琐、油滑、工于心计，在与同僚的互相倾轧和各人自保的残酷斗争中竞相比赛着谁更加卑鄙无耻。在政治较量中通行的规则是，那些下手最狠的人往往是那些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的人，而这种人通常都是一些无名之辈，甚至是一些宵小之徒和有劣迹的人。例如通过阴谋手段排除他的德高望重的上司而爬到权倾一时的高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专案重案局局长）的留明之流，他们没有尺寸之功可以依仗，甚至还必须洗刷自己过去的污点，所以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充当着打手和“积极分子”的角色，干出匪夷所思的“绝活”来。所以每当一个政治运动需要人为地大力来推动之际，这种人常常受到重用，哪怕当权者明知他们品质恶劣，虚报浮夸，不可信赖，也仍然为了一时的需要而委之以重任，因为他们作为整人的工具最好使、最无二心。这样，由人为导演而产生的“小人物打败大权威”的戏剧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而且，由于这些人除了依附权势之外别无一能，或者由于他们的劣迹被导演者掌握在手，在用不着他们的时候清除起来也更容易，因此他们的下场往往也很悲惨。

　　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不少人明明知道在这种局面中玩政治是一个火坑，但出于眼前利害的驱使还是要不由自主地往里面跳，其中的两难和不得已，往往不足为外人道。其实在苏联高层圈子中，与“克格勃”特务无处不在的同时，也不乏对苏维埃国家和斯大林本人绝对忠诚的人。例如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图监测员季马舒克，日丹诺夫之死的案件的揭发者，本人就是一名克格勃特务。她出于对本职工作的忠心耿耿而冒着极大的风险给有关方面和斯大林写信，告发她的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在对日丹诺夫的诊治过程中玩乎职守，说他们故意违背医学常识，导致了日丹诺夫同志的非正常死亡。这一告发后来成了“医生案件”的导火线。季马舒克的告发信先是得不到上面的反应，反而被透露给了她的顶头上司，导致她自己被撤职下放；然后在上面感到“适当”的时候，对“医生阴谋”立案调查，她一夜之间成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的英雄，被授予“列宁勋章”；而斯大林死后，“医生阴谋”被证明子虚乌有，挨整者纷纷得到昭雪，整人者受到惩处，季马舒克的奖章也被取消。这个小人物在这场不是她所能控制甚至也不是她所能理解的惊涛骇浪中的命运沉浮，特别引起我的同情。但她也是我考察政治运动中的群众心理学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在一场毫无道理可言的政治运动中，一个只认死理的小人物要么面临自己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要么对他人构成极大的危险。

　　所以我对巴金老人所提倡的“讲真话”历来持有不同意见，虽然刚刚辞世的巴老是我极为尊重的少数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讲真话”的原则未免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人不可以单凭自己讲了真话而没有讲假话就问心无愧的，须知有时候讲真话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制造灾难，来伤害无辜的人。更何况由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人并不总是能够辨别什么是真话，而什么只是自己以为是真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连自己所说出的话是不是“真诚的话”都无法肯定。如本书的结尾在引用了莫落托夫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致词后所意味深长地说到的：“并不仅仅是伪善使莫洛托夫在心中珍惜斯大林的‘不朽的名字’；也不是伪善使得爱伦堡在斯大林的葬礼两天之后说：‘斯大林不朽。’像他之前的很多人一样，只要斯大林需要，莫洛托夫肯定会将斯大林的名字挂在嘴上说到死。探讨这种不可知的忠诚的原因将会把我们真正带向内心的黑暗深渊，而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达到了深渊的入口。”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2005年10月 新华出版社 残雪 邓晓芒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