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被诉侵权 《可可西里》被指21处抄袭

  昨天(23日),朝阳法院受理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冰河在这里流过》(下称《我和藏羚羊》)的导演刘宇军诉陆川《可可西里》抄袭一案。刘宇军没有提出经济索赔,只要求法院确认侵犯著作权成立。据了解,北京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市紫光影城也都被卷入这起诉讼。

  刘宇军状告陆川抄袭   

  刘宇军在起诉书中称:1991年至2001年,他历时10年,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跟踪拍摄世界濒危物种藏羚羊,并在100多个小时的影像素材中反复取舍、加工,创作出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刘宇军说,纪录片曾在多个媒体播出,并入围2002年第九届上海国际电视节。

  刘宇军说,2004年《可可西里》公映后,有不少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影片有很多地方抄袭了他的纪录片作品。刘宇军这才找来《可可西里》观看,并且很快就发现两部片子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雪地追踪盗猎者”“从车窗发现河中有盗猎分子”“队员脱裤子过河”等。刘宇军认为《可可西里》有太多的情节、构思、创意、场景、现场气氛、视觉背景、镜头构图等方面的内容,都与《我和藏羚羊》过于相似,“甚至一些对白也和我创作的纪录片中的对白完全一样”。刘宇军还强调,几乎所有看过《可可西里》的人都认为它不像故事片,更像纪录片。

  昨晚,记者请刘宇军的律师之一迟玉彬详细指出两部片子的相似之处,被拒绝。迟玉彬非常谨慎并表示等到他与其他律师“统一了口径”后,才可以说话。

  陆川坚称刘宇军炒作

  在“抄袭风波”没有演变为诉讼前,陆川曾这样反驳刘宇军:陆川筹备《可可西里》两年半,采访了守护可可西里牦牛队时任的所有队员及一些老队员,并有10万多字的采访记录。2002年11月,陆川带领剧组人员到可可西里实地巡山考察。同时,陆川提出,他和刘宇军都去了可可西里,都采访了队员,有些地方相似不是不可能。此外,陆川不否认曾参考过纪录片,一部是中央电视台有关可可西里的纪录片,另一部是四川电视台彭辉导演的《平衡》,但确实没有刘宇军的《我和藏羚羊》。

  后来,陆川曾在新浪网发表声明:“我和我的合作伙伴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共同的感受和决心是现在我们应该闭嘴”。陆川指出,他会加快下一部电影的准备进程,拿出更好的作品,因为“如果我们能在一生中拿出五部、十部……现在这些风波肯定会成为历史的笑话,肯定会被遗忘”。

  昨晚,陆川表示,他也是昨天才得知被诉上法庭,“我怎么跟你说呢?”陆川说,“抄袭风波”在一年前已经炒过一次了,而且他已经明确了态度。他说,法院开庭审理时他“肯定会去的,即便我本人去不了,也会叫律师去。我不想再给刘宇军炒作的机会”。

  陆天明绝对相信儿子

  昨晚(23日),陆川的父亲陆天明表示还是从记者口中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老人家说:“刘宇军是谁?”“他到法院起诉去啦?”老人家显然还不清楚此事,但他相信儿子绝对不会抄袭。

  网友指出21处“疑点”

  早在2005年初,很多网友将他们认为《我和藏羚羊》《可可西里》两部片子相似、相同的视频贴在了网上,有21处。

  台词:脱裤子过河的台词;审问盗猎者时所说的台词“最后一次机会”;撒尿的台词

  气氛:片头追杀场景

  场面:转圈祈祷;清点藏羚羊皮

  情景:清晨从车中醒来;从车窗发现盗猎分子;发现藏羚羊的尸体;盗猎者在对岸;鸣枪警告盗猎分子;队员过河;押解盗猎者回来;人抓获,却不见藏羚羊皮和枪支;押解归来;找到皮子;查寻赃物;盗猎者戴着手铐推车(特写都是犯人戴着手铐推车);犯人跑了,队长发火;雪地追踪

品特荣获欧洲戏剧奖

  第十届“欧洲戏剧奖”日前在都灵颁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获得此奖。这位身患癌症的英国剧作家虽因健康原因错过了三个月前的诺贝尔奖大典,但此番亲往意大利领奖。 
  颁奖仪式于都灵当地时间12日晚上9点,在卡里格纳诺剧院举行。舞台上,诸多各方显要及评论家将品特围住,他们在坐在一张很长的桌子边,其情形仿佛再现了《最后的晚餐》的情景。 
  品特作了发言,虽简短,却又一次地利用这一机会继续所关注的事情:力图使欧洲摆脱美国无孔不入的力量及影响。 
  “我想要让欧洲学学拉美的榜样,抵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品特说,“要有一个把自己称作欧洲的这样一股力量,来抵抗正在被美国所滥用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不然的话,这个力量也许会把我们给毁掉。这是个严肃的责任。” 
  都灵还借机举行了为期3天的品特研讨会。品特研究专家,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林顿(《品特评传》的作者)主持了这一学术研讨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品特研究专家聚集一堂,交流他们研究品特的心得和体会。设在美国的《品特学刊》的文献编辑苏珊·梅莉特女士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她也去都灵赴会,并在品特研讨会上发表学术演讲。 
  本届欧洲戏剧奖充分显示出,戏剧比起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恐怖主义,战争,维护民主等话题已不再是政治及社会场景的主角,它们已经反映到戏剧场景之中,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其他任何媒介都难以达到的深度。这是戏剧活力再生的迹象,这种艺术能够使其最崇高、古老的文明作用得以复兴并实现。 

全西班牙恭贺阿亚拉百岁大寿

他是西班牙文坛当仁不让的“堂”,而且活的几乎比20世纪的任何作家都要长。3月16日,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迎来了百岁大寿,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娅亲往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祝寿。 
  国王盛赞阿亚拉的文学成就,且以典雅的语言说道:“他对现实的分析——严厉、理性、深刻而又自由——远非把吾辈引往悲观了事,而是始终让人一窥希望之微光,此乃实现我等梦想之最现实的通途。” 
  埃菲社的报道说,阿亚拉在新闻发布会上感谢了各界的生日祝贺,但又说他更愿意人们关注人类为了尊严和自决而进行的斗争。 
  他同时回顾了自己漫长的一生:1906年生于格拉纳达,童年时有位老师曾对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长大后将一事无成。但20世纪20年代他一举成名,以小说《拳手与天使》(1929)和《黎明的猎人》(1930)冲上文坛。30年代的内战之后,西班牙落入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独裁。阿亚拉远走美洲,成为流亡作家的一员,先后留连于阿根廷、波多黎各和美国等地,晚年方得以返回祖国,参与国家政治的民主转变,直至佛朗哥死去。他说,西班牙“现在是一个现代国家了,有好的,不好的也有,就像欧洲别的国家一样”。 
  说到自己的百岁大寿,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不朽。“从我一生下来,”他说,“我就知道我是终归要死的,但我也知道,人应该平静向前。” 
  阿亚拉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伪装者》(1944)和《优雅花园》(1971)。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惨死如狗》和《杯底》两部小说的中译本,译者李德明。

青春小说进入“批量化大生产”时代

 

“韩国伪书事件”引起行业关注,本报记者调查青春小说出版营销全过程

  今年年初,一封匿名信悄然寄到了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在这封信里,举报者罗列了八本被其称为“伪书”的韩国青春小说,并揭露了国内出版者多项炮制韩国青春小说的方式。随后,上海媒体对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对于韩国小说的关注顺势成为年初图书业界热门话题之一,究竟韩国小说是否有伪造的情况也变得有些扑朔迷离。

  同样是在年初,一本名为《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图书登陆市场,该书的作者是郭敬明曾经的朋友一草,郭敬明的恋情是这本书里最大的宣传点和卖点。《青春散场》甫一上市,便吸引了众多郭敬明粉丝的眼球,其中的“恋爱隐私”更是一度成为几个网络上的焦点话题。

  韩国小说事件以及《青春散场》的出版,都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在如今青春图书占据市场半壁江山时,青春图书的制造已经成为各个出版社一个必不可少的“竞争力”。无论是青春图书的内容,还是整个图书的包装、宣传过程都成为影响一本图书是否能畅销的重要因素。各个出版社在每个出版环节也是铆足了劲儿,使出了各种不同的制造和包装青春图书的方式。用一些图书策划人的话说,青春小说单纯注重内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拼的主要是营销和运作。为了营销上的方便,即使在内容上稍作牺牲也没有关系,比如一些流行的韩国小说,它们的中文译本在行文、情节甚至故事的结局上,都和原著不尽相同。“因为这样改编了以后中国孩子更喜欢。”一位策划人如是说。他同时介绍说,一本韩国小说的引进版税大概是1200美元,而一部伪造的“韩国小说”书稿,也需要花10000元左右才能买下,之所以有人愿意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去制作伪书,原因在于纯粹的韩国小说不一定好卖,“买回来还要改编,不但成本更高,而且在运作上也不容易找点。倒是国内写手的作品比较符合市场的需要。”

  当图书用好内容说话已经不再是一种新鲜招数的时候,畅销的青春图书会以怎样的方式提高它们的关注度?市场的需求又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带着疑问,记者开始寻找青春读物的生产模式。调查的结果,青春小说已经形成了一条日渐成熟的生产线。孩子们阅读的很多作品,完全就是批量化生产的结果。

西单图书大厦的青春小说柜台从来都是人头攒动,很多中学生在这里把心爱的小说读完。图中的女孩子挑好了一本小说,显然打算在这里把书读完。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青春书生产线之发现篇

发现一个金矿,可以吃很多年

  可爱淘如今已经不只是一个作者的笔名,它已经成为韩国青春小说在国内的一个代号,只要我们提到韩国小说,“可爱淘”三个字便不可能遗漏。几年以前,可爱淘就在韩国的网络中大红大紫,其作品未出版,便获得了很高的预订量。王立就是这样被她吸引,并从众多的韩国小说中选中她,将她介绍到国内。

  就可爱淘的个案来看,王立对可爱淘的发现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和当年韩寒、郭敬明刚刚走红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也是出版商打造畅销作者的传统做法。

  发现可爱淘

  2004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可爱淘”这个毫无名气,略显怪异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展台上,这个名字属于一个19岁的韩国女孩。和这个名字一起出现的图书叫《那小子真帅》,直白和青春稚气的书名似乎就在宣告它的与众不同。但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韩国女孩和她的“那小子”会在图书市场掀起一场持续的“韩流”。

  早在2004年之前,可爱淘的名字对于那些热衷网络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已不陌生,她的小说《那小子真帅》在网络上连载之后,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而其个人网站会员更达300万之多。她的高人气,也随之被出版商看好并将其网络小说转于传统纸媒出版。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那小子真帅》在网络上进行了预售,其高预订率也创下了当时韩国图书的一个高记录。

  王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众多韩国图书中发现了可爱淘,之后,她和她的同事把可爱淘引进介绍到了中国,《那小子真帅》(1)便出现在了2004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吸引王立引进《那小子真帅》的原因不仅是可爱淘和该作品在韩国的高人气,因为同一部作品在国外的高人气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国内的人气,王立看重的还是《那小子真帅》的内容。“可爱淘在写《那小子真帅》的时候,还不到19岁。作品里写了很多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自己身边的生活,我们觉得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应该也会有很多年轻的读者会喜欢,而这类作品又恰好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才决定将它引进到国内的。”王立说。

  如何将可爱淘作品本土化,以便让国内的读者更易于接受,这是王立他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可爱淘的作品语言既有网络特色,又包括时下最流行的时尚,这让王立他们最后选择了一位曾经在韩国留学的年轻人黄黉担任《那小子真帅》的翻译。王立认为,黄黉在韩国生活过,比较熟悉韩国年轻人的语言,同时又熟悉国内的时尚网络语言,这样的翻译就不会有隔阂,也不会有明显的翻译痕迹,会更自然。

  为了保证作品风格的一致性,黄黉也成为之后可爱淘大部分作品中文版的译者。王立认为,在如今许多译介作品翻译质量低劣的情况下,翻译的质量也是一个图书品牌能够成功的必备因素。

  包装可爱淘

  《那小子真帅》的推出,在市场上受到了许多11至20岁的年轻读者的喜爱,其销售量也在2004年上半年逐步提高。2004年5月、8月,作者可爱淘两次到中国签售,并于8月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内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读者见面会。这场读者见面会打破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可爱淘不仅在见面会上一展歌喉,还和读者进行了互动游戏。而可爱淘和读者交流的范围也不仅仅限于她的小说,音乐、电影甚至服装都成为她和读者交流的话题。

  可爱淘此时在读者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作者,更代表着一种年轻和时尚。随后《那小子真帅》(2)以及《狼的诱惑》系列陆续出版,可爱淘又在国内多个大城市进行了巡回签售,与读者见面。2005年,她的每一部作品在推出之后,几乎都能迅速占领各个书店排行榜的榜首,并持续占据榜单。

  在2004年《那小子真帅》推出的同时,一个名叫淘酷的网站也随之诞生。这是策划引进可爱淘作品的出版方,专门为“淘迷”搭建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淘迷们不仅可以就可爱淘的作品进行交流,还可以就图书为出版方提出各种意见。经过多次改版,淘酷网目前的会员已经达34万。

  可爱淘的作品《那小子真帅》和《狼的诱惑》在韩国本土都已被改编成电影,2004年8月她到北京做签售时,便同时也带来了电影《那小子真帅》的片断。不久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某网站也启动了话剧《那小子真帅》的选秀活动,进一步在年轻人中提高了可爱淘作品的知名度。

  从2004年初到今年3月,可爱淘的作品共有7本引进到国内。每一本新书的推出都配合了相应的征文活动。而据王立介绍,在之后,他们还将陆续出版可爱淘的新作《哆来咪》,并且正在考虑配合新书的出版生产各种衍生产品。

  “可爱淘作品本身就有丰富的娱乐因素。针对这个特点,我们在营销和推广其系列作品的时候,必然不会只局限于图书的宣传方式。我们从国外的品牌包装吸取了经验,会从作品本身出发,规划出一系列的推广活动以及周边产品的开发。“王立如此说。

  韩国伪书

  韩国伪书的制作流程

  今年2月,一封匿名信寄到了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这封匿名信中举报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本韩国青春小说,称这些小说都是伪作———即由中国作者撰写,署名却为韩国人的伪书。

  这个写匿名信的人称自己以前也是一个图书策划者,因此他比较熟悉目前国内韩国青春小说的生产方式。在同一封匿名信中,举报者列举了目前几种炮制韩国青春小说的手法,之一:侵权翻译、冒名出版。书商找一批懂韩语且急需经济支持的中国学生,把韩国青春网络小说直接翻译成中文,虚拟一个作者,从出版社买一个书号出版发行。之二:雇用枪手虚拟作者。书商将中国人自己写的小说署上虚拟的韩国人的名字。再以各种幌子蒙蔽出版社,以合作的方式得到书号再出版发行。之三:假冒合著。书商拿枪手炮制的韩国青春网络小说找个韩国留学生,以合著的名义,用韩国人的名字出版。

  之后,有媒体对匿名信中提到的八本书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号称是韩国著名作者李林银、徐亨周的人根本在韩国并不存在,其著作在韩文网上也找不到任何信息。出版方和图书策划方都矢口否认这几本小说为伪作。记者试图联系这八本图书的出版方和策划方,但双方均表示不再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据有了解韩国小说版权交易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韩国的青春小说版权费用并不是很高,大约就在1200-1300美元(其中可爱淘等畅销作品例外)。而在国内找一个作者写一部书大约也需要相同的价格。只是因为目前图书市场上,韩国小说比较走红,因此国内才会出现由中国作者代写,署名韩国作家的伪书。而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者表示,目前这种现象在国内图书市场并不少见。

《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营销宣传步步为营,虽然痕迹很重,却能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是难得的成功案例。

不过书的营销过程给书中涉及的主人公郭敬明(上)、许菁(下是一张网上广为流传的许菁照片,未得到许菁本人确认)以及作者一草都带来不小的困扰。

   “青春书”生产线之营销篇

一草:一个典型的营销案例

  在现在的图书市场,一本书是否能够畅销,除了其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内容之外,图书的包装和宣传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读者每天面对着大量的图书信息,如果一本书能够首先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公众的关注度,那么这本图书至少在销售上就会占据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方就必须为图书选择“亮点”、“热点”,以及“炒作点”。

  就如,今年2月面市的一本名为《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图书,尽管作者和出版方都竭力否认出版它的目的是看中书中关于郭敬明的诸多隐私,但出版方依然在宣传图书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宣传点吸引读者眼球。一本青春图书是否具有有价值的“宣传点”已经成为该图书是否能畅销的关键之一。

  曝恋情书畅销

  在今年三月之前,一草这个名字可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仅仅一个月不到,这个名字便在全国多个主流媒体上频繁出现,而和他一起出现的则是目前最有人气的80后作家郭敬明。把他们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那本名叫《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书。

  今年2月,一篇题为“大哥出书爆料郭敬明情史”的新闻通稿由某出版方传递到了许多新闻媒体的记者手中。这篇新闻通稿里向大家“爆炸性”地指明,一草———这个号称曾经是郭敬明大哥的人,在《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中爆料当红人气作者郭敬明的恋情,甚至称要把郭敬明最真实的一面揭露出来,说郭敬明“城府深,薄情寡义、有财更爱财”。

  几乎在这篇新闻通稿到达媒体的第二天,“大哥出书爆料郭敬明情史”的新闻就零星地见诸各地的一些媒体。同时也有媒体质疑这种看似猛料的新闻,只是出版方为了推广新书的策略,而一草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也遭到了质疑。

  在这之后的2月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媒体的报道关注到了《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此时有媒体采访书中当事人郭敬明本人,郭敬明否认书中所写的恋情,并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书中那位叫“许菁”的女孩。郭敬明的否认,使得一草所写内容的真实性再次遭到了质疑,但同时大众尤其是郭敬明粉丝对该书的关注进一步热化。

  甚至在百度郭敬明贴吧,一个号称是郭敬明同学的网友发文为郭敬明辩解,称一草书中所写的内容与事实大相径庭,也称一草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郭敬明大哥,只不过是普通网友而已。这篇文章引起百度各种立场不同的网友对《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的争论,有人支持一草,有人相信郭敬明,也有人痛骂一草卖友求荣。

  就在此时,《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上市仅一个月,据称就发行约6万多本。该书在一些小的畅销书书店都被书店老板摆放在了店面里最显眼的位置。

  新书出版改书名

  一草,据他自己介绍,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因为在网络上读到郭敬明的文章,便开始和郭敬明联系,并从此成为朋友。那时,郭敬明还只是一个在四川老家上学的高中生。一草告诉记者,《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是他两年多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直到去年年底才最终完成,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如今的出版方。他竭力否认自己是想借郭敬明炒作,他说:“和郭敬明的交往经历是我青春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用文字将之表达,只是我美好的愿望。”

  出版《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是否看中的就是该书具有炒作的价值?该书的策划人称只是看中其畅销潜力,并非纯粹是为了炒作。但记者了解到,《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原名为《青春散场》,如今书名中冒号以后的内容均为在出版过程中,出版方建议作者附加的。从这个书名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出版方在出版该书最初,就早已选定了以“郭敬明”作为宣传新书的突破口。

  该书的策划人表示,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娱乐的时代,郭敬明本身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作者形象,而是更像一个娱乐人物。读者,尤其是郭敬明的铁杆粉丝会希望对郭敬明的生活有所关注,而《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正好给予了读者一个了解郭敬明的机会。同时,正是因为一草曾经和郭敬明有过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一草能够清楚地了解包括郭敬明恋情,以及抄袭《圈里圈外》案等各种事情的内幕。这些原因最终促成了出版方选择这本书,并调整其书名,选择以“大哥出书爆料郭敬明情史”的主题对外发出了宣传攻势。

  作者一草在新书出版之时,为了配合新书的宣传也曾就书做了不少采访。但随着质疑的到来,一草逐渐选择了沉默以对抗质疑。他只是一再地强调自己写作的目的并非炒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写这部作品绝无诋毁小郭之嫌,而书中内容句句皆实。“对于宣传期间一些爆料式话题以及某些媒体夸张式报道,我首先气愤,其次无奈。这种行为不但非我本意,伤害小郭的同时也伤害了我。”

  另一方面,该书策划人表示,在新书推出后不久,在某网站上有位号称郭敬明朋友的人为郭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对《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提出了多项批驳,以证明书中内容的虚假。而在这篇文章中该策划人又发现了新的宣传点,但最终他放弃了新一轮的宣传造势。“一草的心理负担已经很大了,再这样下去对他会是种伤害,同样也会伤害到郭敬明。”该策划人说,对于《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的宣传计划到此为止。

《烈火如歌》,明晓溪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网络推广打造明晓溪品牌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是如今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部青春爱情小说,它的作者明晓溪和可爱淘一样成名于网络,是目前在网络上颇有名气的青春小说写手。明晓溪是70年代生人,这让她在80年代生人聚集的青春网络写手中显得有些独特。

  明晓溪2003年在晋江文学网崭露头角,当年她的作品便被出版社看中,和可爱淘不一样的是,明晓溪本人并不太愿意露面与读者做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出版方最后选择了在网络上对她进行推广和包装———明晓溪的新作品在300多家网站上同时连载,此外她本人也在网络上和读者进行交流———2004年,她每推出一部新的作品,其读者圈都一步步地扩大,去年,明晓溪推出作品《会有天使替我爱你》之后,她从网络走向了更多普通读者的视野,也逐渐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逍遥·圣战传说》,出版商号称要用100万元包装这部小说的作者林千羽。

  百万元开发系列产品

  林千羽,这个在去年原创文学擂台上初次露面的19岁少年,如今已经被朝华出版社100万签约旗下,并计划为其全方位打造作品。林千羽是凭借其玄幻小说《逍遥:圣战传说》获得新浪原创文学擂台赛前半程状元的,出版方目前已经将这部获胜作品出版。而据策划人介绍,之后,他们还将在网络游戏、电视等其他方面开发《逍遥:圣战传说》的系列产品。

《麻雀要革命》,郭妮的小说,这位作者为什么如此高产,现在还是个谜。

  一年推出10本作品的郭妮

  《麻雀要革命》同样是一本青春小说,虽然这本小说在很多大的书店都没有上排行榜,但它却悄然地进入了“开卷图书排行榜”的前二十名。而在网络上搜索这本书,其信息也多达七万条。《麻雀要革命》的作者是郭妮,有消息称郭妮将以每年推出10部作品的速度进行写作。对于这一消息是否属实,郭妮的助理谢燕并未给予承认。她只是表示,今年郭妮已经出版了两本书,同时还有两本书正在印刷和出版过程中,而五月之前,郭妮可能还会写作完一部作品。

  而另外记者也听有业内人士称,郭妮之所以能以如此快的速度推出作品,是因为其背后有几个作者在共同写作。不过这一说法,被《麻雀要革命》的图书策划人路金波完全否认。

从漫画到电视剧,再到小说,《浪漫满屋》是产业整体开发的范例,现在,它的续集也正在打造之中。

   青春书生产线之制造篇

没有热点?我们造一个出来!

  韩国图书的走俏,让国内的出版商意识到了商机,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韩国小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突然之间,有人指出许多韩国青春小说并非真的出自韩国作家之手,而是假以国内的写手。

  同样的,韩国电视剧红遍国内,也使得同名的电视剧小说在国内畅销。就这样,我们看到了即将推出的《浪漫满屋》续集,一个由中国女孩撰写的故事。只不过她沿用了《浪漫满屋》原著的名字,以及故事的主人公。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而出版方还有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想把这部中国续写的故事转入韩国,让它真正成为电视剧《浪漫满屋》的剧本。

  青春图书已经不再是僵硬地排列在书店里等待读者选购,它们已经被出版方生产出了热点,被推到我们的面前。

  国内写手续写畅销小说

  霍艳,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这个20岁的女孩在今年年初之前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和那部风靡一时的韩国电视剧《浪漫满屋》扯上点关系。而现在,她已经成为了《浪漫满屋》的续写者,之后,她还有可能再续写第三部。

  今年年初,霍艳从朋友那里得知网上在寻找一位年轻的作者为《浪漫满屋》写作续集,她便投出了自己的几部作品以及个人介绍。最终她被出版方选中,她自己都有些意外。选中霍艳,对于出版方也意味着,他们推出《浪漫满屋》续集的出版计划正式启动。

  韩国电视剧《浪漫满屋》的走红,不仅让rain成为目前最红的人气偶像,也顺势让同名小说成为国内图书出版商争抢的对象。在《浪漫满屋》由出版社引进之后,该书也随即成为去年较为畅销的韩国青春小说之一。

  去年十月,《浪漫满屋》中文版的引进方负责人之一崔佳在百度输入《浪漫满屋》查询,搜索的结果是35万条,这让崔佳他们意识到,《浪漫满屋》的余热效应还将持续,这使得他们策划《浪漫满屋》续集的计划更加坚定。

  在续写开始之前,霍艳向出版方提交了5个故事方案,出版方从其中选择了一个方案,并召集霍艳一起就此方案进行讨论,安排策划《浪漫满屋》续集的故事情节。学编剧的霍艳,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让出版方很满意,这让崔佳他们更认定选择霍艳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浪漫满屋》原著风格是轻松,幽默中带着些小的感动,续集如果要保持和原著风格的一致性,就必须要求霍艳的写作也沿袭原著的风格。但轻松和温情的风格并不是霍艳的擅长之处,她以往的作品大多比较忧郁和伤感。在写作最初,霍艳便遇到了困难,这使得续写工作出现了停滞。

  最后,崔佳告诉霍艳,她也许可以多看看可爱淘以及明晓溪的作品,学习一下别人的写作方式,崔佳特别向霍艳推荐了明晓溪去年最火的作品《会有天使替我爱你》。霍艳随后便去书店买了很多明晓溪的书来看,她告诉崔佳,没想到这个作者能写得如此感人。但令崔佳没想到的是,霍艳在读了明晓溪的作品之后,自己的写作风格、文字结构完全走向了模仿。这样的结果让崔佳有些哭笑不得,同时也担心霍艳不能完成续集的写作,他们的整个计划也可能会受影响往后推延。

  “但没想到后来她越写越好,自己的风格也树立了,完全摆脱了模仿的趋势。而她编剧专业的优势也发挥了出来,情节的起承转合非常自然。”崔佳说此时霍艳的写作已经完全达到了他们的要求,最后的交稿时间也比预定时间提前了。

  为电视剧续集提供备选剧本

  之后,霍艳写作的故事被出版方提交给了韩国,此时的韩国方面,正在筹备拍摄电视剧《浪漫满屋》的续集,但剧本还没有最后选定。崔佳的公司想借此机会,把霍艳续写的故事推介给电视剧剧组,让霍艳的故事走向电视屏幕,以此来推动国内图书的销售。

  续写的小说是否需要原著的作者授予版权?续集的策划方向律师咨询过后,虽然得知续写并不存在版权的问题,但他们还是决定通过版权中介机构获得韩国方原著作者的授权。“我们要表示对原作者的尊重,就还是需要作者的授权。另一方面,有了作者的授权,那么此后霍艳的故事如果被拍成电视剧,那也就更加名正言顺。”

  崔佳告诉记者,续集只是《浪漫满屋》开发系列作品的一项,在之后他们还打算推出《浪漫满屋》第三部。第三部他们希望能够找一个韩国作者和霍艳共同完成,“我们希望第三部能够融入两个国家的写作风格。”

  据介绍,霍艳的续集保持了原著的幽默、感人,在故事情节上也很满足青少年的口味。崔佳说当初引进《浪漫满屋》的时候,也对原著的内容做了一些修改,以适合国内读者的习惯。而他们也计划将《浪漫满屋》续集作品打造成一个新的品牌。崔佳透露,霍艳的续集推出之后,出版方将可能策划一个网络擂台赛,邀请网友和霍艳打擂。“很多网友可能也认为他们有实力续写故事,那么就让大家一起参与,和霍艳打擂吧。”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甘丹

   ■编辑手记

  一点小小的愿望

  过去两年,我接触到无数的青春文学作品,有的出自出版商的包装,有的则完全由出版公司运作。这些书里面不乏好的作品,诸如彭扬之类的作者也让人看到不俗的潜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书或者赚钱或者失败,在读者的眼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当然,也有例外。可爱淘,她的书已经出了7本,每本都登上排行榜,明晓溪,她的写作相当低调,但在网上却拥有了巨大的读者群,此外像萧鼎、像一草、像郭妮,这些作者来势汹汹,跟在作品旁边的则是绯闻、超高的媒体曝光率,还有快速的作品更新方式。现象背后,人们不难感受到这些人后面强大的产业支撑,果然,不出一个月,人们也就记住了一草之类的名字……

  这,就是产品和产业的区别。

  产品与产业,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说起来只是出版商包装意识和手段的不同而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青春文学市场越来越大的今日,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书商开始用产业化的手段系统地包装自己的产品,有些产品,甚至完全就是根据市场需求量身定做。于是,青春文学产业链在很短时间之内已经初具规模,并开始深深影响到孩子们的阅读。根据开卷的调查结果,郭妮的《麻雀要革命》已经在今年2月进入畅销书的行列,至于一草和他掀起的话题,更是在网上热闹了整整一个月,而像《浪漫满屋》续集这样的产品,如果能进入国际市场,恐怕还要引起更大的反响。

  “做”出来的书不一定不好,就像“写”出来的书不一定好一样。但是毕竟,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肯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有的书商喜欢把引进的韩国小说改掉结尾,以适应中国读者的喜好,有的书商则会根据市场反响调整系列小说的长度,至于诸多生产线上下来的作品从构思到情节甚至到语言风格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读者来说,长期面对这类产业化的读物,阅读面难免单一,于是认清这类读物的操作手法也就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起码,读者可以在这些“产品”之外,选择一些不同的阅读。

  我们的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对来自“生产线”的青春文学作品进行了观察,这些书或者本身有着良好的题材,或者借助于书商的包装而走红,或者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概念。现在,青春读物的产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出版商们的运作手法只会越来越新、越来越丰富,但作为文化产品,它们最终都是要面向读者的。而在了解了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之后,读者面对这些书的时候或许会稍稍有一些不同的判断,这,是我们做这个专题的小小愿望。

陈彦:全控型国家下的知识分子

──魏承思新书《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读后

乍看起来,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话题都似乎甚为时髦。但实际上,中文世界里对49年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总体状况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的著作却并不多见。不仅在处于言论封锁状况下的中国大陆,海外也少有此类著作问世。99年香港出版的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系统回顾了49年到89年的中国“思想运动”,但思想史并非知识分子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魏承思的新作《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知识分子“工具化”的历史

此书研究的地理范围限定于上海,但由于上海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以其对外开放的程度,吸收新知的便利,大学、文化的发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摇篮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系统地剖析上海知识分子群体,从很大程度上讲也就是系统地对中国整体知识分子的剖析。正是因此,魏承思的这部《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实乃近年研究红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扛鼎之作。作者魏承思上世纪80年代曾是活跃于上海的知识分子,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主编过“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等著作。89年以后,魏承思游学美国、香港,接受了坚实的社科研究训练,此书是在其师从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教授写作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共分十章,以全能主义政治作为研究和叙述的主线展开。整个中国从1949年到80年代末期的历史,从知识分子史这个层面来看,正是“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登陆、形成、确立然后又由盛而衰渐渐走向式微的历史。与全能主义兴衰过程相平行的则是知识分子从独立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轨迹。

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

作为一部研究著作,此书运用大量数据和翔实的材料,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各个时期的比重和不同地位。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实地采访了10位上海如今仍然健在的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和反思不仅为这部学术著作注入了血肉质感,也为作者揭示49年以来中国极权主义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视角。

从1978年中共官方反动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应该说,全面的、系统的以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概念为分析手段严密解剖中国社会演变的研究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中国国内知识分子自80年代以来,突破官方的封杀,对具体的历史惨案如胡风事件、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一类历史灾难进行剖析、反思,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但是,对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分析和反思的研究在中国国内却难以进行更难以发表。

魏承思以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并触及到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不同。政治学界对极权主义的定义一般以德国政治学者阿伦特的经典定义为准,意指在一个国家之内,一个惟一的政党通过对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权利垄断来统治社会。可惜作者并没有深究此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绪论中,魏承思讨论了有关各家理论,将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归结为全控型国家。所谓全控型国家,即是国家将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作为自己存在的主旨。也就是说,一旦共产主义作为制度登上了某一个国家的历史舞台,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统统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

知识分子被改造背后的秘密

从这一研究范式看《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一书,笔者认为,魏承思这部著作有两大突出的贡献。一是将中国49年以来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看作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主义过程并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此书将1949年到1989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57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阶段;1958至1976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确立」阶段;1976至1989年为「知识份子去工具化」阶段。从这一视角去看如武训传批判、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革命等政治运动,就可发现,每次运动既是全能国家对仍然存在的社会的野蛮吞噬,又一步一步将全控型国家推向顶峰。

此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充分地论证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过程并非单纯由于思想改造的奇迹般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一结果是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掌控整个社会然后掌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作者几乎在每一章都有专节论述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通过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描述,作者揭示了知识分子被共产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这一事实背后蕴藏的秘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工具化实乃是在被剥夺了基本生活条件之后唯一的选择。

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展到89年以后市场经济加政治垄断的中国社会,但作者关于极权主义通过垄断一切生产与生活手段进而垄断人的思想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揭开了今天中国社会向后极权演变的规则。

刘晓波: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在今年两会上,党魁胡锦涛颁布道德“圣谕”,为全党全民钦定了所谓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会上会后,中共各部委、共军各总部、全国各省市和社会各界,又开始仰望着“皇帝的新衣”手舞足蹈了,据报道,中组部将“八荣八耻”列入考核干部的标准,中宣部把“八荣八耻”变成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教育部要求大中小学校把“八荣八耻”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务必做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北京各高校已经召开学习“八荣八耻”的座谈会了,号召全国高校都要把胡氏“荣辱观”引入课堂;人大附中学生会的同学们亲手制作的“八荣八耻”便携式卡片发放到了全校每一位同学手中,号召大家争做“少年君子”;还有小学生马上谱写出《荣辱歌》和《八荣拍手歌》,在全国中小学传唱。

    胡锦涛钦定的荣辱观,只能让我想起中国陈腐而野蛮的圣谕传统。由今天向过去追溯,想起江泽民时代颁布《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以德治国”运动,想起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等一系列再造共产新人的道德运动,想起孙中山的“训政”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想起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朝历代皇帝钦定的礼仪。

    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据对明史颇有研究的吴思先生介绍,朱元璋曾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每个月月初皇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在金水桥南头向跪在那里的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宣读圣谕,交给,聆听并领了圣谕的乡绅耆老回去后再向百姓宣读。

    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领旨。宣读圣旨的官员和前来假装领旨的痞子都收了好处,二者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皆大欢喜,共同在神圣的皇宫大门前、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大陆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在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三天一个“纲要”,五天一个“决议”,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更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中国,中共党魁居然还把民众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

    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胡荣辱”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

    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狂妄的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因为钦定道德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蔑视,造就的只能是最为反人性的主奴关系:发号施令的主子高高在上,唯唯诺诺的奴才俯首在地。统治者依靠君临天下的独裁权力,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德行和智慧之外,而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一个人代替众生进行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因而也就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更为野蛮的是,当奴才不遵守主子颁布的道德礼仪时,比如,一个寡妇没有守节,一个士大夫没有守丧,一个清官提出与皇帝不同的政见,主子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奴才,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奴才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违反了三从四德的古人,抗拒了最高指示的今人,主子才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或雷锋精神来教育大逆不道的奴才,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或无产阶级专政来惩治。换言之,主子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掉人的肉体,更是用钦定道德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就在胡锦涛的“荣辱观”刚刚公布,网上马上出现民间版的八荣八耻:

    以普世价值为荣,以专制主义为耻;以尊重人性为荣、以剥夺自由为耻;以宪政法治为荣,以苛政人治为耻;以保障人权为荣、以维护特权为耻;以海纳百川为荣,以打压异议为耻;以选贤与能为荣,以选劣汰优为耻;以真话直言为荣,以假语伪装为耻;以公私分明为荣、以借权谋私为耻!“

    同时,在党权及其官员变成民间笑话的时代,胡锦涛的荣辱观也难逃戏谑:

    以当官为荣,以做民为耻;以豪富为荣,以贫困为耻;以厚颜为荣,以谦卑为耻;以巧取豪夺为荣,以诚实劳动为耻。

    这样的戏谑甚至出现在党的最大喉舌《人民日报》下属的“强国论坛”上(2006-03-16):

    “八荣八耻”,教育部最新解释:第一荣耻:教育部干部,以找到年轻漂亮的女生陪舞为荣,以枯守老妻为耻。

    第二荣耻:大学本科招生,以扩大相对不公平为荣,以追求绝对公平为耻。

    第三荣耻:研究生招生,以多招高官美女为荣,以择优录取为耻。

    第四荣耻:教授业绩,以少劳多得、能蒙会骗为荣,以追求真理、不会造假为耻。

    第五荣耻:大学校长,以山呼海吹、肆无忌惮为荣,以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为耻。

    第六荣耻:博士点评定,以行贿巧妙为荣,以凭真本事为耻。

    第七荣耻:吸引海龟,以吸引到杨振宁、田刚、陈进者为荣,以吸引到老实八交者为耻。

    第八荣耻:全教育部系统,以搞到金钱为荣,以清贫自守为耻。

    看了民间版“耻辱观”的缎子,任何人都会明白,无论官权如何鼓吹党魁钦定的道德,也再也糊弄不了大陆百姓了。他们眼明心亮,早就看穿了官权的真相:统治集团既想扮演最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钦定道德标准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2006323日于北京家中

傅国涌:寻找旧王朝 老面孔背后的新意

 
春节前后,坊间流行一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老实说,这七张面孔,我们都并不陌生——朱元璋、朱棣、海瑞、魏忠贤、张献忠、吴三桂、郑成功,这些文章大部份我都已读过,其中四篇先前也曾收入《另一面》中,但是将这七张同属一个朝代的面孔放在一起,感觉竟然就大不一样了。
一个开国皇帝,一个建功立业的篡位皇帝,一个名动青史的清官,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一个杀人如麻的造反枭雄,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贰臣”,一个无意中成了民族英雄的末代忠臣,七张面孔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清晰的王朝剪影,兴衰荣辱、是非成败,尽在其中。

其中的有些篇目,我在杂志上陆续读到过,而且一年多以前就写过一篇小文《重写历史的可能性》,就文学想像与历史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1644年的吴三桂不过三十出头,“这是一个充满激情、欲望、才华和能量的生命”, “冲冠一怒为红颜”,作者的思维没有停留在多少世代以来人们早已形成的定式之中,对一个被唾骂了6个甲子的吴三桂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并力图从人性的、特别是心理的角度去重新解读吴三桂当年的选择。

对于两个注定被后世记住的皇帝,年轻的张宏杰察觉了“历史的惯性”,也看到了“权力的奥秘”,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塑造了朱家王朝的性格,当然,历史的巨大惯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王朝的命运,尽管绵延几百年之久,毕竟走不出那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仿佛橡一个圆圈般,绕来绕去,总是在原地踏步。宫廷权力的故事总是重复着血的轮回,篡位的阴谋,武力的后盾,堂皇的装饰,这一切都被高高的宫墙挡住了。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没有关注制度性的缺陷,而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人性深处,试图揭示人性的复杂性,特别是人性的幽暗一面,飞扬跋扈的张献忠连自己有时候都对难以抑制的嗜血欲望无法理解,只好以所谓“收人”的使命来自我安慰,他对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文人以及投降者大开杀戒,为四川留下了浓重的血的记忆。

令人谈虎色变的魏忠贤,不过一个弄权的太监,却能挟天子令天下,他身材高大、性格开朗,重感情,也有一肚子的抱负宏愿,他容不下任何对他的专横跋扈不满的声音,对于不服者毫不留情,在面对政敌的时候,他浑身上下似乎都弥漫着一股杀气。@

就是连那个在历史中留下了好名声的大清官海瑞,在人性、人格的层面也并不是那么完美,作者从史料判断这位清官是个“偏执症患者”,所谓清官也不过是中国发达的贪渎文化中一朵病态的奇葩,越开得艳丽,我们的民族就越可悲。

如果说“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那么多读一点历史对我们总是有好处的。

川歌:从老米说起

2006年3月11日,南斯拉夫联盟前领导人米络舍维奇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病亡。那天,当人们发现他在他的床上有异样情况,他已经不治。米络舍维也纳奇被一部分中国人称为老米。这老米可是一个尊称,正象这一部分中国人称萨达姆先生为老萨一样。老米、老萨、老卡(卡斯特罗)、老金(金日成),还有老齐(齐奥塞斯库),还有老毛(毛泽东),老马(马克思),这许多“老”都赢得了这一部分中国人的尊敬与爱戴。不管是真心的还是虚情假意的。

我不太知道老米的具体政治行为,因而也无从对他进行全面评判。我只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强硬的前共产党人,骨头很硬,敢于与西方世界对抗。这大概也是那一部分中国人对他表示欣赏的原因。但我以为,价值标准虽然多种多样,人们总应该取那为最多最广泛的人类所认同的价值标准来进行事物认知。从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来看,老米概确实是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比如他在对惩科索沃发动的战争中可能确有违背人道之处。这也是他受到国际法庭惩处的原因。

老米死了,老萨、老卡都还在。这几位老字号的政治家有些什么特征呢?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个人才能突出,拥有所谓的领袖魅力,在他们的国家中大权独揽,几乎为所欲为。当然,现在萨达姆不一样了。

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成为监狱里审判台前的一个被告。他们的共同特征还有他们都维持着或曾经维持着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他们以个人的思想笼断着他们国家全体国民的思想,比如金家父子的所谓主体思想,卡斯特罗的古巴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的现代王座上享有巨大的特权。众所周知,萨达姆挥霍成性;金正日贪婪奢侈;卡斯特罗则将整个国家视作他的庄园。而在他们所统治的国家里,人民总是生活困苦。民不聊生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就算是在伊拉克这样本应十分富裕的海湾产油国,也是一样。

这些老字号(除了马克思,他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无一例外都是他们国家的独裁者。当然,他们独裁的程度是有区别的。象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萨达姆、卡斯特罗可称为一级独裁者,而其他人则可称为二级或三级独裁者。

对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独裁者,我们的一部分中国人却还是对之抱着敬仰、亲爱的态度。这真是让人叹息的事情。当然,独裁者并非对所有人都坏,他们也有对人好的地方。比如,独裁者对他们的追随者也时常给一些好处。此外,独裁者也会高叫正义的口号,也会以美妙的东西将人迷惑。这些都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发生错误的认知,而对独裁者产生好感。老米、老毛、老金,就是这样叫出来的。

当然,也有人叫老米、老金、老毛是带有嘲讽之意的。对于这些人自然与我上述的那些人不能混为一谈。

让这些老字号的人从我们的眼中消失吧。历史将会证明,这些老字号的独裁者将会无一例外地为正义所谴责,为公正的历史所审判。那些谴责与审判已经开始了,有的则将开始。

人们不必羡慕卡斯特罗们还在那里面威风八面地享有尊荣。独裁者们的好景总不会长久。总有一天,那些独裁者将从他们的好运巅峰跌落下来而成为人人唾弃的对象,就象现在的萨达姆一样。

彭小明:德国如何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

   我来到德国最初的日子,开始会讲一点德语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在与德国友人的交谈中,他们竟不知道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在中国,据说也在日本,都非常有名,几乎家喻户晓。我不仅儿时听母亲给我讲故事讲过,后来当小说读过,英文课上也上过,到了海外,给中文学校上中文课,也曾授课。故事的内容涉及十九世纪普法战争时期,阿尔萨斯地方的人民因法国战败,不准再使用法语,必须学习德语的辛酸过程。小说的描写,不以成人视角来呼天抢地,却以一个淘气的小学生懵懂地进入了全镇百姓痛惜法语环境,痛恨强制推行德语的精神氛围,演绎出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的名篇,知识程度一般都不低的德国朋友竟然很少有人读过?深入一想,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篇仇视德语文化的作品,德语民族怎么会轻易对待呢?第二次大战以前德国的教育思想深受纳粹法西斯监控,肯定不能容忍如此抗拒德语的小说。战后一段时期,德国的思想文化是受到占领军严密监控的。查禁一切纳粹书刊和意识形态表现,是美英法当局的明文规定。后来的联邦议会立法限定,相关史书必须包含谴责纳粹罪行内容。作为青少年教育的主要手段教科书当然也不得掉以轻心。《最后一课》这类内容比较容易挑起民族意识冲突的作品,可能被纳粹残余所利用,当然不宜入选为教材。这样的短篇名作,可以在英美法俄中日各国选入教材,在德国却的确不宜渲染。作为文学名篇,不如让大学生到大学的法语文学课程中去领略它的文学底蕴去吧。其实关于这篇小说的背景,日本学术界教育界也曾有争议。阿尔萨斯地区的语言本是德语方言的一支,当地人民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倾向而认同法国,其实法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这些问题就涉及民族、宗教、语言和历史等许多方面,而不是简单的小说故事了。总之,德国人民普遍对这篇小说十分陌生,与教科书的取舍有关,而且美英法占领军当局和嗣后的联邦政府的这类取舍也是十分明智的。

    无独有偶,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最近报道,德法两国将在20067月分别用法语和德语出版同一套历史教科书。两国首脑在柏林的会议上表示,这套教科书的编撰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法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摒弃了仇视和觊觎的宿怨,从钢煤联盟发展到共同市场,终于构建了欧洲联盟;而且从思想文化上确立了全新的宽容、融合与共处的民族观和世界观。关于最后的这场战争,评价已经趋于一致,共同编撰的教科书将使得青少年更好地廓清两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出版的这一本教材,讲述的是1945年以后的历史。嗣后陆续出版的另外两本则分别讲述古代史和从十九世纪到1945年的历史,都是两国高中的历史教材。

    战后,戴高乐和阿登纳等明智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幡然醒悟,两个领土毗连,肌肤相亲的民族何苦要长期敌视而征战不已?为什么不能友好和睦相处,共同幸福?人民也逐渐摒弃了民族主义的偏执,接受了宽容和多元。我读过的专门给外国学生阅读的德语课文,说的也是战争时期饥饿难耐的德军士兵竟得到了法国妇女施舍的土豆;我们偶然过境到达法国一侧,发现许多地名显然是德语文化的产物,那里或者曾经是德国的土地,或者曾被德国长期占领。如今两国成为欧盟的政治经济主要基石。边界已经拆除,边境地区的人民都会两三种互通往来的语言。贸易频繁不断,青年互相恋爱通婚,学校不断举办两种语言的演讲或作文比赛,优胜者由地方机构颁发奖项。其乐也融融,历史恩怨于我何有哉!当然,前提是侵略民族的后继政府也确实做出了诚恳的忏悔,勃兰特总理本人在波兰死难人民纪念碑前的下跪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扉。

    不仅德国跟国力相仿佛的法国有这样的协商编撰教科书计划,德国在战后还跟以色列、波兰和美国都建立了教科书合作委员会。德波两国之间在历史、地理教科书编纂上曾经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1972年建立委员会,经过三十多次的会晤协商,解决了很多问题,共同编纂了相关的教科书。1985年波兰、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公布了有关的调查报告,对此后的德国教科书修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捷克与德国之间因苏台德地区的问题,分歧仍很严重。著名的故事片《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就是该地区的德裔捷克人。这些居民跟本地捷克族居民仍有纠纷,例如战后的过火复仇清算等等,所以全面解决问题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协商。

    从德国教科书的国际合作编纂中,我立刻联想到中日韩俄诸国的教科书问题。中韩等国家的人民一再抗议日本教科书中为侵略战争掩盖真相。自由知识分子近年来更加提出了中国官方教科书隐瞒自然灾害真相,避讳领导人残害人民罪行的问题。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也都应当效法德国和欧美各国,坦然面对历史,共同协商编纂历史地理教科书。在双边共同商定的教科书中,日本方面真诚地检讨历史上的侵略行为,认真向受害民族道歉,让每一个受害民族的中学生都阅读和聆听到日本人民痛切的忏悔之声。从此再也无需在后代之间继续纠缠。中俄朝之间也可以共同查明真相,到底朝鲜战争和三年困难时期,到底俄、中、朝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各届政府和领导人应当承担多少罪责,各方忍受了多少人员的伤亡和财政的债务,造成了多少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如果眼光再向先前追溯,双边协商共同核查历史上的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以客观公正的说辞,向人民讲明真相。青少年从一开始就了解了真相,军国主义、狂热民族主义之类的极端思想就无以售其奸。

    或许有人说,日本还有一小撮极右派,中、俄两国也有死硬派共产党人,所以要进入德国教科书模式,还有很大困难。这种看法错了。德国何尝没有极端的新纳粹团体,德意志民族民主党,德意志民族联盟,共和派,招牌应有尽有。可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已经确立,承认、铭记和反省纳粹和大屠杀的罪行,接受知识界中坚的基本观念,民主、和平、宽容、人权至上,都成为社会的共识,教科书委员会就容易达成一致,统一教科书就能够以多种语文同时发行,惠及相关各国的青少年教育。

    说到底,最害怕双边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就是中国党政当局。因为独裁集团要不断美化自己,抹黑他人,结果中国的教科书谎言最多,举凡涉及共产党或党所评价过的史事,都免不了谎言。尤其是国民革命史、国共两党史、长征史、抗战史、内战史、朝鲜战争史、中苏关系史、历次运动史,包括文革史,都有大量谎言。与国内史书相悖的史实是,长征乃逃亡而非为抗战、张学良有中共党员身份、延安坚持避免抗击日寇的策略、大生产的实际方式是销售鸦片、朝鲜战争起因于金日成撕毁和平协议、三年特大饥荒的真实原因在于大跃进破坏生产和毛周大量出口粮食等等,不胜枚举。相反,日本的教科书现有多种版本,多半都承认侵略罪行,承认南京大屠杀,只是被杀人数上有待周详核实和评估,仅有极少数极端法西斯团体的版本否认侵略,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

    理直才能气壮。中国党政当局有那么多历史的虚弱点,他们哪里会有浩然之气去申斥日本和俄罗斯的谎言编造者?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刚刚要把“义和团”这个历史范畴提交给人民讨论,并且面对国际舆论的时候,党政当局就已经预感到挑战,便立刻选择了封杀。

    一个曾经对本国人民实行独裁、对犹太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犯下过灭绝人性罪行的国家,今天竟能坦然面对国际的协商并共同编纂信史。一个饱受侵略、遭蒙无数损失的民族却至今不能向昔日的侵略国家彻底地讨还公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不是历史的主人,党的独断结论替代了人民的结论。共产党的一党私利妨碍了中华民族利益的伸张!

    德国回避了挑动爱国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手段,即令舍弃文学名著也在所不惜,却动员各当事民族的史学家共同协商编纂和审定历史教科书,训育有方,冷静而坦荡。套用一句史书的老古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我们若能借鉴德国的办法,必令所有残害人民、篡改历史的独裁者、作伪者胆战心寒。

焦国标:畸形的日本亲中派

在日本访问,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普通日本人不是亲中国,就是怕中国。这个中国不是人民中国,而是政治中国,是中共。这一点与美国人很不一样。在美国,一谈中国,美国人心中立即涌起的往往是对具体的中国人的感情。然而在日本,一谈中国,笼罩日本人心灵的似乎只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

      我在韩国呆过一周,这一点与韩国人也不同。韩国人对于政治中国,精神上很独立,没有特别的畏惧或亲近。日本很不同,历史的愧疚感,加上亲中势力长期主导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使得普通日本人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对此我感到有一种别样的心酸。

      要说愧疚,再没有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感到愧疚了。它直接杀死和间接杀死的中国人民比日本多,它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比日本深重,可是至今它仍然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仍然到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相比,即便是日本那些亲中的左翼政治家也都太善良了。

      仔细揣摩日本朝野的亲中,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亲中国,而是迁就中共,不愿得罪中共,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怕字。在日期间接触的日本朋友,或为学界的,或为商界的,他们几乎全都要与政治中国打交道。学界的怕进入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自由出入中国,商界的怕被中国政府盯上影响在中国做生意。为此而做出亲中姿态,他们是为违心的,自己不舒服,也令他人不舒服。

      一位日本教授告诉我,不久前他在中国某大学作学术演讲,自我介绍时提到,八九六四时他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是驻北京记者。就这么一句话,吓得东道主在台下直搓手:“提到六四,这可怎么办哪!”作为民主国家的学者,他内心对中国同行如此恐惧和对中国政府封杀六四是不齿的,可是他又不能不克制自己的言行,隐藏自己的褒贬。

      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会上,我对在场的所有学者和学生提议:一切关注中国问题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一切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一切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在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发声,而不应只是在人权灾难和各种反民主、自由的丑行在中国发生之后,你们正好拿来做研究中国的例证。

      这样的学者和学生是不负责任的,是冷血甚至是嗜血的。凡爱中国者,都不应把现实中国纯粹当成戏园子,都不应只把中国的各种反人道现象当成纯粹的分析研究标本。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民主化历程中,需要无数的吹鼓手和活动家。这是日本和中国所有关心人权、自由、民主问题的学者和学生的一块新的用武之地。

      其实不仅是日本,欧美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的心态也都是扭曲变态的,是怕流氓的亲流氓,是怕绑匪的亲绑匪。这种态度不仅害自己,也害了流氓,害了绑匪,使得他们在耍流氓和绑架的邪路上越陷越深。他们因此以为耍流氓和绑匪生涯可以吃遍天下。

      《朝日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曾驻北京,从广岛乘车五小时到大阪看我。我们谈论了许多问题,交换了广泛的看法。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文章,非常喜欢。他特意从网上下载一篇被译成日文的短文《汉语的复数问题》带给我,说这篇学术短文写得真好。

      可是有一点,我的《讨伐中宣部》里有称中国政府是“非合法的”政府,他不能认同。“难道不能用‘腐败的’吗?”我说不能。我们争执了半天,始终不能彼此“搞定”.最后我说:“你说你们日本政府也不尽如人意。是的,我承认。可是尽管日本政府不尽如人意,毕竟是你们日本人四年一次选出来的。可是我们中国的政府,自打1949成立以来,五十七年从来没有让人民选举过,你说它是不是‘非合法的’政府?”

      他很不解:“你们每年不是有人大会吗?现在两会还正在北京进行。”我说:“是的,我们有人大。可是你知道吗?那些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各级党委书记圈定的?”“原来如此。”“可不就是原来如此!”在场的中国同胞事后告诉我:“这是典型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说不出的曲意回护。”我说:“今后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这点,迁就中共不是亲中国,甚至也不是亲中共,实际上是害中共。”

    2006 3 21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