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3月19日狱委讯】(BBC记者 鲁伯特北京报导)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之际，中国当局周五撤销《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的所有罪名。  据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中国当局已经撤销了对赵岩的起诉他将在几天之内获释。  赵岩被中国警方拘留了超过一年半，前此，他被控告泄露国家机密。据信他向《纽约时报》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斗争。  赵岩除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外，还被控诈骗。赵岩本人一直坚持否认所有指控。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根据中国法律，在被告人不存在犯罪行为或是有关的犯罪事实不是被告人所为等情况下，法院有权撤销对被高人的控诉。  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他说，赵岩将很快获得释放，并强调赵岩被无罪关押了一年多，根据法律，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不过他拒绝评论赵岩获释是否和胡锦涛即将访美有关连，但强调当局起诉赵岩没有法理根据。  中国官方媒体指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4月18日展开其2002年接班后首次访美行程，这次访美的规格属于“国事访问”。  赵岩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也曾经担任《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他在2004年9月被捕，并被关押至今。  据信赵岩是因《纽约时报》一篇有关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打算从中央军委主席职位上退下的报导而被捕的。 但《纽约时报》已经否认赵岩是该报有关报导的消息来源。  赵岩在《中国改革》工作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系列揭露中国政府官员欺压农民的报导。

　

    中国有句俗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混日子。中共处心积虑的是专制政权的“千秋万代”，虽然这是天方夜谭，一厢情愿，但当权者却努力维持现状。明知专制制度是邪恶的，明知专制制度迟早灭亡，作为他们个人只不过是“尽责”，也就是尽量维持这个政权不毁在他们手里，于是难免实行“撞钟政策”，当好混日子的“和尚”。

    
    中共每年的“两会”是自欺欺人的所谓“盛会”，高唱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与人民没有任何关联。为了粉饰太平和所谓社会稳定，全中国大陆都处于戒备状态。在北京，警方大肆驱赶“三无人员”，说白了就是驱赶“不稳定因素”，即上访人员，同时对北京的异议人士进行监控，限制其行动自由，甚至不惜直接绑架，大批失踪者迄今仍杳无音信；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各省市县警方对可能的上访群众实行监控，甚至暴力镇压，而对异议人士的行动特别警戒，把他们圈禁在当地或软禁在家中，在“两会”期间彻底失去自由。
    
    中共当局为什么如此害怕？中共当局怕什么？说穿了就是他们心里胆怯，他们也清楚，专制制度越来越不得人心。近一年来，农民、工人、市民此起彼伏的反抗和斗争，已经让当局惊恐不安，当局惧怕的是反抗形成燎原之势，怕的是这个专制制度灭亡日子加快到来。
    
    我一贯主张中国的政治变革是解决中国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而从中共党内开始进行的政治变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方法。早在2000年我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的开端》，但现在看起来中共还没有分裂，似乎还是铁板一块，但看得出来，不过是外强中干。
    
    中共“两会”还在大言不惭谈论改革，这个改革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变革的意义，只不过是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尽量化解社会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政权的命根子，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共的脸皮真厚，真能厚颜无耻！你们不是要自由贸易吗？我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WTO）；你们不是要依法治国吗？我的宪法、法律一直在完善；你们不是讲什么人权吗？我把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我就说中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我就说中国最讲人权——这就是中共的无赖嘴脸！
    
    掌控中共政权的各级大小官员成了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于是他们得过且过，竭尽全力维护专制制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成了他们的座右铭。这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维持下去的一种策略，他们对彻底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心安理得，他们对“三座大山”——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不屑一顾。对于人民的反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镇压，就是利用国家机器——警察、军队、监狱进行镇压。
    
    “两会”结束了，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接下来，人民的反抗不会停止，当局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莫非中国的社会从此走向混乱？
    
    2006年3月17日
    
   

   《亚洲周刊》前期程帆文章指出：中宣部新闻阅评组连腔调口吻、逻辑推论也是文革遗风，被批者从无辩解权利。中宣部新闻阅评组今天检查新闻报道及出版物，可说跟文革年代一样不学无术，一样蛮不讲理，连腔调口吻、逻辑推论也惟妙惟肖。
 
    
    其实，比这种“文革遗风”更加可怕的，是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知识结构和观念的陈腐。以刊载于3月1日冰点恢复之日、由思想极为陈旧僵化的官方史学代表张海鹏操刀的驳袁伟时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为例，该文的“在近代中国109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等论调，完全沿着中国官方史学的代言人胡绳的套路，继续兜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等等老朽教条。
    
    胡绳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权倾一时，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正是根据上述教条论证中国在经历了“封建社会”之后，从鸦片战争开始进入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阶段的历史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个“革命高潮”为主线，交织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较量；结果证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最后便让位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胡绳曾力推李慎之复出，但李慎之坦言与胡绳有不只是对近现代史一些具体观点的分歧，而是整个历史观与历史体系方面的差别的“道不同”。李慎之认为，胡绳笔下的中国近代史，如果不是捏造、至少也属歪曲。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最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便结束了，从那以后便是人类各民族历史上最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一以贯之直到今天，“半封建”说无从谈起。按鲁迅的说法，古来中国只有“吃人”（吃和被吃）的历史，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这两个时期。之所以是“吃人”，之所以是所有中国人都做奴隶或求做奴隶，原因就在于专制主义的统治。在“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中，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专制主义”这一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邪恶力量不断地扼杀对该社会形态构成威胁或可能构成威胁的新经济因素、封杀对这种社会形态构成威胁的新观念、残杀对新制度进行试验的机遇和活力。中国专制主义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妨碍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黑暗力量。专制主义的天敌是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在西方被自由主义击溃了。因而，真正有意义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消长的历史。
    
    李慎之在历史观上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论，认定中国最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便已进入“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长期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使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因而即使形式上的帝制被葬进了历史的坟墓，专制主义的传统仍然变相延续下来。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有中国古代思想史著名专家刘泽华等人，而且已形成新生代历史学者的基本共识。
    
    为此，李慎之专门著文《‘封建’二字不可滥用》，因为“封建”与“专制”不只是概念的不同，更是历史观的差异。“封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早就成为历史。“专制”则依旧存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阻碍着社会的进步、破坏着人们的幸福追求，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孤家寡人满媒体飞
    妃子公主叽叽喳喳
    超级选美后宫满佳丽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好首长子孝夫爱父慈悲
    宫廷一大家和乐融融
    百姓安居乐业处处生机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当悟中土没有了该失意
    日本国天皇大英国女王等
    皇家的荣耀不再光临自己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溥仪成了平民真是奇迹
    袁世凯作恶太多断了龙种
    从此再没了王子公主太子妃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想做龙种当太子的没了戏
    心傲的美人没了宫进
    粗鄙的权贵到处乌烟瘴气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大家都热爱着张国立
    还有他老婆是甜美的妃子
    望梅止渴当要感谢多媒体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皇恩再也浩荡不来这大地
    再也没有天下大赦了
    龙威不再百官贪腐无顾忌
    
    想念皇上的日子里
    小老百姓就图平安无人欺
    没有了皇帝更有坏官吏
    或许有个官怕百姓的新世纪
    
    06-3-16

   在中国，古代帝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毛泽东极权鼓吹“大公无私”的共产理想，而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虽独裁依旧，但不再狂热、不计成本，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无论是购买忠诚还是镇压异见，现政权都要反复权衡利害得失。
   

    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缓解意识形态危机，只能靠发展经济来制造“GDP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带来的惟利是图、普遍腐败和两极分化，也是曾经备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民众对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反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响，甚至有人喊出“改革已死”的口号。即便当局不断变换意识形态口号，并祭出独裁化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不满，也无法重新凝聚起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除了惯用的政治恐怖之外，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于是，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整个官僚阶层把公共权力作为牟利私具，整个社会完全受制于利益至上，其运转大都遵循人治潜规则。利益操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并变成了非个人化的操控过程，它所购买的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个富豪是干净的，没有一个知识人是诚实的。
    
    1，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权及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2，官员们的行为在从政道德及其责任之外运行，同样可以用机会主义的“饭碗论”来加以解释：他们执行上级指令，不是出于从政信念和职业道德，也绝非因为遵纪守法，而是基于乌纱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上级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抵抗，也是基于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要量化到各级权贵家族及其个人；他们对民间的和平反抗进行暴力的黑社会化的镇压，也是为了对民间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现在的官员都不愿意在各类文件上签下个人的名字，特别是那些“干脏活”（担任镇压性职务）的官员更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正如任何个人宁愿主动自我约束而不愿向组织写下个人保证一样。甚至，中共官员的肉体已经堕落到了必须用党纪加以约束的程度。比如，2004年2月18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重婚、包养情妇（夫）、进行色情淫乱活动、组织卖淫嫖娼、传播淫秽品，都要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无怪乎一位网友感叹到：中国正处在“鸡巴比嘴巴自由的时代”！
    
    3，中共当局用“金钱外交”代替了“核对抗外交”，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必须承认，冷战结束后，东西对抗的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昔日苏联。最大区别在于：解体前的苏联并没有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也没有加入经济全球化，而今日中国却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放眼世界各国元首的环球旅行，似乎谁也不如中共寡头们有钱且大方。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独秀”相匹配，胡、温的钱包自然也鼓胀得“一支独秀”，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不发达的穷国也好，早已发达的富国也罢，与中共同病相怜的独裁国家也好，与中共对立的自由国家也罢，皆要对怀揣超级金卡的中共寡头刮目相看。
    
    一方面，独裁中共与自由西方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及制度的对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经贸交往。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权的“金钱外交”让欧洲大国不断讨好中共独裁者，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也让西方大资本争相进入，即便不是在中国市场上赚得手舞足蹈，起码也要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抢占尽可能大的份额。所以，中国市场变成了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另一方面，中共用四处撒钱来收买那些无赖国家。中共用慷慨援助收买朝鲜、古巴、缅甸等残余极权国家；中共与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展开大规模合作、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中共与最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伊朗达成协议，北京将向德黑兰投入1000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做的最大一笔生意。
    
    4，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为，不仅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规则之外，精英变得越来越无耻，民众变得越来越犬儒，个人的双重人格及其对尊严的自戕自贱越来越普遍，导致了个人操守和社会公德的双重死亡。而这种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来的“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怎么干，都是天经地义，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王败寇，不择手段。”也正如那些 “狼图腾”崇拜者所言：“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 （见《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版）
    
    5,与发家致富和利益收买并驾齐驱的，一方面是民众远离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尚的盛行。官方鼓励人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个人安乐窝的经营上和物质享乐上。在物质消费上，鼓励名车、豪宅、名牌、时装、养生、盛宴、旅游、精装修、一夜情、泡小蜜、包二奶等；在精神上消费上，鼓励晚会、搞笑、追星、选秀
、大片、喜剧、肥皂剧、下半身展示等小品化调笑。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的毛泽东时代而言，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在公共参与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体制下，强权下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代价，是让本来就极端匮乏的公共参与自由变得更加匮乏，是社会责任感的普遍丧失，是严肃话题和人文关怀的边缘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原子化公众。也就是说，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畸形膨胀，并不是一种大众欲望的自然而然的表达，而是独裁强制、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着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小康社会和或盛世再现。
    
    现在的中共独裁，完全不同于极权时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弥漫的匿名的秘密的威慑性统治，在国内，利益要挟已经代替政治镇压而成为日常性操控的统治手段；在国际上，“金钱外交”也代替了“武力对抗”而成为应对西方压力的杀手锏。绝大多数人都会驯顺于收买或要挟，政治镇压只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和无所要挟者，足矣！
    
    换言之，大城市的物质繁华和权贵阶层的灯红酒绿之下，不仅是边远地区和无权无势阶层的利益受损，而且是道德上精神上的人性废墟，官权腐败、富豪黑心和精英犬儒的示范，中国人变成金钱及其消费的奴隶，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
    
    2006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6年3月号）

    我先前发表过一篇文章谈中共政权的黑社会化，那里所说的黑社会化主要是指政府公然不顾起码的法律程序，雇佣流氓和暴徒，有时甚至干脆由公安武警出面，直接对维权人士施加人身伤害，用黑社会式的暴力威胁你的生命。这是中共黑社会化的一种表现。中共的黑社会化还有另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共自己变得越来越象黑社会。
    
    我们知道，黑社会是指在社会上暗中活动的犯罪集团。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其活动的非法性，黑社会的成员都知道他们的活动，按照现行法律是非法的，是犯罪的。黑社会要吸收新成员，首先就要求你去干一件犯罪的行为。黑社会中几乎没有无辜的人，你只要身在其中，你就必须和别人一道干坏事，否则你就无法在里面混下去，别人就要把你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你。
    
    原福建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就是不甘心与同僚们同流合污，要揭发其他官员的腐败行为，到头来反而被别人扣上腐败的罪名。不久前，原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成都中级法院受审。同案犯之一是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杨国友在法庭上说，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才不得不受贿的，否则，自己将会受到党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田玉飞的打击报复，这是官场的?潜规则?。
    
    在当今的中国官场，一个官员想洁身自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你会被贪污受贿的大多数视为异类，不但工作上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会受到排挤，乃至遭到报复，被人?整倒?。时至今日，中共统治集团已经堕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贪污腐败集团，一个犯罪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黑社会。和其他黑社会一样，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一方面矛盾重重，彼此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互相火併。但是另一方面又显得非常?团结?，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贼船上，面对法律，面对广大人民，大家都是罪犯，不团结对外不行。早在十年前的反腐败小说《天怒》里，作者就通过书中一位贪官之口指明，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们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正如一位署名?凯子王?的网友所说：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专制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获得成功，但是从未有过一个高度腐败的政权自动改革，还政于民的先例。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专制的、独裁的，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依照这个政权所颁布的法律和政策进行工作并得到相应的待遇。一旦最高统治者要进行改革，改变原来的法律和政策，一般官员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受到处罚，他们只要照新法律新政策办事就行了。他们可以把过去做的错事坏事推给先前的最高领导者，推给原来的法律和政策，推给旧体制，他们自己则可以免予被追究。因此他们不必担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顶多是使自己的利益受一些损失罢了，所以他们也不会拼命反对改革，不会拼命维护旧体制。毕竟，他们与旧制度还没有到生死与共的程度；与新制度也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但是一个彻底腐败的政权就不是这样了。因为腐败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法律被贪官的意志所架空。彻底腐败，意味着大部分官员都处在所谓无法无天的非法状态违法状态。即便按照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他们也是罪犯。虽然说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毕竟，腐败不腐败是个人的选择。你不能，起码是很难把自己的腐败罪过全都推给上级领导者，推给原来的法律和政策，推给旧体制。就象前面提到的那位原犍为县县长杨国友，杨国友说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才不得不受贿的。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毕竟还是犯了罪，你终究无法免于罪责。可以想象，一旦实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不要说再有什么新的，更公正廉明的法律，即便按过去的法律，大部分官员也很难避免因腐败问题而被清算。因此，他们和民主改革是根本敌对的。
    
    我早先曾经指出：一般而言，政治清算要惩罚的人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其它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责，也许只需要对少量领导者实行惩罚；追究经济犯罪，免不了要对一大批官员问罪。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非但不再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且还变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寄希望于统治集团的自身改革。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加离不开民间力量。如刘晓波所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正象刘晓波指出的那样，固然，权贵者们恐惧清算，因此千方百计地抗拒清算。但是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强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为底线?。应该说，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也最棘手的问题。
    
    六四之后，经济改革非但不再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且还变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时至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寄希望于统治集团的自身改革。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加离不开民间力量。

   提示：信息公开，信息传播自由，是民众要知道真相，要知道谁应该负责任，谁能
够对人民负责。英国爱尔兰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有句名言，“自由
意味着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惧怕它的原因。”（自《革命家箴言》）很多人在
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往往是只取前半句，把后半句给扔掉了，结果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
似乎很不喜欢自由，并扔掉自由，扔掉责任，接受愚昧。一个不要责任的人，也就是一
个不要自由权利的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更是一个扭曲社会而非公民社会的产物。
萧伯纳还说过，“权力不会使人堕落，然而，当傻瓜掌权后，他们却使权力堕落。”换
句话说，我们的政府不能教育人民成为不要自由并扔掉责任的人民，而是教育和培养人
民成为政府的监督者。

“公开为前提，不公开为例外。”这是已被列入国务院2006年一类立法计划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定的原则，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一司长徐愈表示，该条例将于
今年出台。施行后，将对政务信息公开做强制性要求。
   按照中国的国情和体制决定，全国人大立“法”，国务院制定“条例”。“条例”
又叫行政性法规，比“法”效力低些。而省里的“条例”，则是由省人大制定。省政府
不能制定“条例”，只能制定“规定”、“办法”，或者“红头文件”。有时候，“红
头文件”比法律法规还管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57年8月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
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快50年了，却一直没有被废止。后来，公安部发布的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其依据就是上面的那个“决定”。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
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
中国人喜欢问“权大，还是法大”，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国务院的权不能
说不大，但退休之前的教育部副部长却直言“中南海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假若上面
那个关于劳教的“决定”废除了，公安部的那个“办法”自然就没有了依据，或依据不
足，不符合法治社会依法行政的要求，自然就要“下课”。
打造阳光政权，建设透明政府，如切实做到“公开为前提，不公开为例外”，那么像湖
南嘉禾县委县政府以前提出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就会成
为阳光政权的污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不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对政务信息公开做强制性要求，对以往层出不穷的恶性事故、丑闻和媒体的批评逼着政
府公开政务信息、改进工作是一个进步，又是一个鞭策。3月14日，在温总理中外记者
会上，台湾人权记者周自立先生提出“上海的水简直就不能吃了，而且是黄的”，却得
到了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应，天津日报网-城市快报用的标题是：上海驳斥“黄水说”。
上海《东方早报》也在标题中使用了“驳斥”。上海市水务局有关人士认为，“这种说
法是以偏概全、不负责任的。”这恐怕是对“政务信息公开做强制性要求”的严重不适
应。
3月15日，新华社上海发表电文报道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的表态“上海饮用水水
质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并用数字说话：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供水水质四项主要指标（余
氯、浊度、细菌、大肠杆菌）合格率达到99．95％（建设部考核要求为98％），35项指
标综合合格率达到99．92％，高出国家指标3．98个百分点。 但她又不得不承认“个别
地方出现的自来水发黄，主要是水管老化产生的铁锈，或饮用水完全达标指责以偏概全
不负责任者是新安装的水管质量不够好”。 或许，真相并不仅仅这些。

信息公开，信息传播自由，是民众要知道真相，要知道谁应该负责任，谁能够对人民负
责。英国爱尔兰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有句名言，“自由意味着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惧怕它的原因。”（自《革命家箴言》 ）很多人在引用这段话
的时候，往往是只取前半句，把后半句给扔掉了，结果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似乎很不喜
欢自由，并扔掉自由，扔掉责任，接受愚昧。一个不要责任的人，也就是一个不要自由
权利的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更是一个扭曲社会而非公民社会的产物。萧伯纳还说
过，“权力不会使人堕落，然而，当傻瓜掌权后，他们却使权力堕落。”换句话说，我
们的政府不能教育人民成为不要自由并扔掉责任的人民，而是教育和培养人民成为政府
的监督者。
正如事实为自己说话一样，人民需要用事实来说话，用说话来了解事实真相–虽然有些
真相比较残酷，比较可怕。如3月15日，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一艘农用船非法载人，在
嘉陵江支流酉溪河(非通航水域)翻沉，造成28人死亡。1月13日，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
新甸镇魏湾村一艘农用船非法载人，在白河与溧河交叉处翻沉，造成12人死亡。交通部
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1-2月份，全国共发生运输船舶水
上交通事故41件，死亡26人，分别比2005年同期下降46.1%、72.6%。但是，农用船等非
运输船舶非法载客现象比较严重，已造成多起重特大沉船事故。
按照中国的安全生产规定，三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就要报告中央。按照打造透明政府的需
要，还应该通过媒体同时向人民报告，因为仅仅在事故后发几个紧急通知是无效的，不
起作用的。政府，不但要随时报告事故发生，还要随时报告处理结果，哪级官员还负什
么责任，就该哪级承担。否则，透明政府和阳光政权就会成为形式，成为“认认真真走
过场”。
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一起安全生产简要显示，仅2005年12月5-11日一周时间，就发生一
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4起，死亡和下落不明162人。其中，12月7日，浙江宁波市象
山县所属一艘“浙象渔运079”(载船员20人)在台山列岛以北约20海里处作业时，船体
进水沉没。经抢救，4人获救，造成3人死亡，13人失踪，属于渔业船舶发生重特大事故
，但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目前还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还是“例外”，似乎
我们政府的效率和政务公开一样都是慢半拍的。
   早在2003年5月，也就是本届中央政府第一年的时候，国务院有关会议要求各部委
加快推进信息公开步伐，但进入第四个年头，从全国来看似乎刚刚开始。广州市政府是
2003年初率先实施《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之后上海、湖北、吉林、江苏等省
市以及国土资源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中央部委也先后制定颁布政府信息公开
方面的法规、条例、办法等。2006年1月1日，中央政府网站正式推出，使公民参与公共
政策的议程设置成为可能，而政府也通过网站来了解社情民意。目前，媒体反映信息化
建设还在税收、工商、海关、公安等行业系统取得阶段性成果。

政府信息公开，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开发，解决部门间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瓶颈问题，
必须有人民群众在后面逼着才有大的进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需要法治政府，
高效政府，透明政府，因为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必须打破信息资源垄断，逐步提
高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为公众服务能力，才具备执政
资格，才取信于民。
政府信息公开，意味着政府对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报载，当前已进入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求职的高峰期，一份关于“2006大学生就业力调查”的报告显示，目前“零工资
就业”的人已占被调查者的0.8%左右。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据统计，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338万人，总人数比2004年增加58万人
，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大学生近1%“零工资就业”，就等于有一部分人“白干活”，而且还要不惜“牺牲”原
应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再要求用人单位尽他们应尽的义务 ，比如他们不要求单位缴
纳养老保险、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主动牺牲保障”。这个现象是明显违法的，违
反劳动法，政府应当制止，并强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
当然，这个背后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状况，用人单位若关闭用人的大门，又能怎么办？
这个时候，政府应该作为什么，不应该作为什么，就需要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了，政府
不能再把这个责任反推到社会。
以往老是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现在教育出来人才了，孩子也长
大可以就业了，反而这些人成为包袱或者负担了，这难道仅仅是扩招的原因吗？扩招肯
定有问题，但政府现在应该干什么呢？政府不能站错位置，是现实在逼着政府作为，政
府应该引导社会消化这些人力，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不能不说，政府若不称职，这样
的政府就是“例外”的政府了，是过不了民众监督的透明政府这一关的，也赢不得广大
民众的信任，恐怕是倒退的政府。

 

                                              日本当红作家继《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之后再推力作

^{日本作家片山恭一}

^{《最后开的花》 片山恭一著}

^{小学馆  2005年5月版  定价：1470日元}

^{片山恭一最新作品 《天空的透视镜》}

^{讲谈社  2006年3月版  定价：560日元}

　　□林少华

　　文学的使命，一是直面现实，二是拯救现实。拯救现实，就是要找回现实中流失的东西。无须说，作为现实，我们生活的物质版图正急剧扩张。你可以坐德国的车、嚼美国的牛排、吃巴西的水果。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哈啰”一声随时打电话给布什父子。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疆土却越来越瘠薄，越来越萎缩，以致除了自己几乎养不了也装不下第二个人。换言之，爱这一最可宝贵的水土正在迅速流失。相比之下，不少中国作家似乎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日本当代作家片山恭一宁愿致力于填补水土流失造成的空缺，致力于对现实的拯救———呼唤爱，呼唤善，呼唤悲悯。

　　他的那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无疑是这方面一个璀璨的结晶，和同名电影一起在日本创造了销量奇迹和票房神话，但片山恭一并未就此止步。他把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中意犹未尽的部分不断扩衍和深化，终于在去年推出又一部力作《最后开的花》。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再是《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中的毛头小子，而成长为一家证券公司年富力强的基金经理永江，一个天天同钱打交道的股市操盘手，而且是出类拔萃的高手，以丰富的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在波谲云诡的股市上赚得钵盈盆满，深得公司的器重。他自己也得到了构成世俗享乐的所有要素：高档公寓、高档家具、高档西装，出入高档餐馆酒吧，连离婚后结识的女友也是高档白领。这期间他偶然见到了十几年未见的大学女同学由希。由希身患先天性心脏病，重逢之初还能生活自理，也能和永江一起外出旅行，但病情的发展从未停止，绝无好转的可能。五年后，由希几乎卧床不起，甚至住院抢救，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然而就在此时，永江断然作出一个决定：辞去基金经理工作，断绝同女友的往来，即刻同由希结婚，陪她走完所剩无多的生命旅程……

　　这里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一个是永江同波佐间的交往。波佐间为永江的大学同学，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为了生男孩继承这家由祖父创办的公司老总职位而采取了胚胎基因诊断方法，不料生下来的男孩儿却有先天性情感缺陷。波佐间因此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决心跳崖自杀，永江随后进山寻找。永江在同波佐间交往的过程中、尤其在山中相遇后，两人对“9·11”事件后的世界形势和金融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例如，认为“和平”时下已沦为美国军事机器生产的“商品”，沦为“极其注重实利且浑身血污的东西”；认为“所谓全球化，无非是力图在货币这一超宗教之下对世界进行重组的运动”；认为与胚胎移植相关的基因工程已成为股票投资商们趋之若鹜的“实质上把人商品化”的商业活动。这一背景充满张力，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另一背景则是永江对自己同由希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静静的夕晖，柔柔的晚风，轻轻的话语，伴随着淡淡的哀愁、绵绵的情思，时间在其间缓缓地流逝。

　　不难看出，正是这可谓一硬一软的两个背景使得主人公异乎寻常的纯爱有了质感，有了说服力。一个让主人公痛感灵魂的操守和生命的尊严正在遭受“世界的劫掠”；一个让他觉得只有由希、只有同由希的关系才能使自己避开“世界的劫掠”，使灵魂得到净化和救赎。从中，我们既看到了纯爱的依据，又看到了纯爱的价值和力量。

　　作者在小说出版不久后对媒体说：“由于物质和信息的介入，我们已无法真切地感受他者。他者完全成了景物、成了符号，于是社会变得一片荒凉”（《每日新闻》2005年7月17日）。为了让荒凉的社会和心灵的地表恢复植被，惟一的办法就是播散爱的种子。爱———近乎宗教感情的悲悯、对于他者设身处地的体察和不计功利的关怀，只有这种纯爱、博爱之情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免于沦为不毛之地，使我们的灵魂不失贞操并得到超度。换言之，爱乃是人世间最后开的花。除了它，还有什么更值得我们珍惜的呢？

　　（本书中文版由林少华翻译，2006年5月即将由青岛出版社推出）

美国新传记讲述英国最具争议的诗人激荡的一生

^{《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

^{理查德·布莱弗德著}

^{美国欧文·彼德出版公司  2005年8月版  定价：49.95美元}

　　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1922—1985）

^{英国诗人。1922年8月9日生于考文垂。英国诗集学会主席、英国文艺促进会文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文理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诗集《北方船》（1945）、《少受欺骗者》、（1955）《降灵节婚礼》（1965）和《高窗》（1974）。曾获女王诗歌金质奖章（1965）、美国艺术和文学学术院洛安尼斯奖（1974）等，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

 

　　□啸慷

　　当今诗人的地位在世界各国停止下降，因为已经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在我们中国这样曾经是诗的国度的地方，已经很少有人读诗。英国曾经产生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这样伟大的诗人，但是诗人仍无用武之地，我在英国的大学读写作班时的老师曾被誉为英国上世纪90年代最杰出的青年诗人，曾是20世纪诗圣布罗斯基的高徒，最后也只好客走美国，到波士顿大学创作班任教。美国是20世纪世界诗歌最鼎盛的国家，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金斯伯格为首的所谓“垮掉派”诗人，几乎独挡一面地领导了美国的“文化大革命”。金斯伯格纵情声色、中年仙逝，他当年的战友们今天仍是美国诗坛的天皇巨星，但可惜他们振臂一呼、翻云覆雨的时代好像不会再来了。

　　美国欧文·彼德出版公司去年隆重推出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新传《开始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普·拉金的生活》，不知情的人也许会觉得蹊跷，纳闷为什么美国人对一位英国诗人这么重视。中国诗人中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应该领教过拉金的诗篇，那时他虽然已经步入晚年，但仍然霸占着当代英国最伟大诗人的宝座，在英国社会的影响超过自杀身亡的美国才女普拉斯的绝情英国老公：英国诗坛上另一位霸主塔特·休斯。当时被中国作家奉为经典的那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拉金的诗当然入选，《外国文学》等刊物也对拉金进行广泛介绍。拉金是上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优秀的抗议诗人，专对英国中产阶级进行嘲弄和讽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首选了他的名诗《癞蛤蟆》，诗中写道：“我为何听凭癞蛤蟆的差事/重重压我身？/难道我不能用我的聪明做筢子/赶走这畜牲？//一星期有六天我都让它用毒腺/玷污我的气质———/就为付几张账单！/得不偿失。//靠小聪明过日子的人不少：/有的演东讲西，有的专耍嘴皮，/还有那伙流氓无赖、助理医师、庸俗臭东西/到头来也饿不着肚皮！”

　　英国学者、厄尔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布莱弗德，在他这本最新的拉金传记中试图为拉金平反，其中原因颇多曲折。拉金1922年生于英国考文垂，1985年死于英国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上，他一生置身象牙塔中，不爱抛头露面，只是偶尔发表两首诗作，虽然产量很小，但句句是鬼斧神工。虽然他的语言刻薄辛辣，但是他为人却循规蹈矩，到死时头上也戴着品德高尚的诗圣的光环。但是1992年，在拉金已经绝尘七载之后，拉金诗集的编辑、英国文学评论家安东尼·杜怀特发布了一本拉金私人书信集，令全世界英语国家中拉金的崇拜者们大吃一惊。拉金在给一两个密友的信中出言险恶，他骂所有女人都是蠢货，骂英国医院里的阿拉伯医生是只会傻笑的阳痿患者，他甚至痛骂工人阶级说：“我希望看到他们饿死、工资每年递减一半、他们的老婆穷得没有饭吃，只好都趴在地上啃草皮！”拉金还在信中道出令人惊愕的变态性心理，足以令每个中学学生的家长感到胆战心惊。

　　拉金的信件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

　　很多与拉金同时代的作家、学者感到困惑不解，英美高等院校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学者们对拉金的言辞最为愤怒，她们中间有人甚至宣称应该禁止各所院校讲授拉金的诗作，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她们就要竭尽全力找出拉金每篇诗作的字面含义与其肮脏内心世界的关系。曾经崇拜拉金的神奇诗才的读者们，一时间变得“谈拉金色变”，拉金在一夜之间变成当代英美文坛上最具争议性的“反动诗人”。

　　布莱弗德试图从两个方面为拉金辩护。首先他研究了拉金书信集中公布的所有信件，发现拉金那些荒唐的言语全部集中在他写给两个具有极右翼思想的朋友的信中；其次，布莱弗德研究了拉金大量的生活细节，发现挖苦讽刺别人是拉金的“天性”———如果不是“天才”的话！而讽刺的对象永远不固定，他甚至在著名的英国历史遗迹上面撒尿，表现自己蔑视权威的性格。布莱弗德认为拉金是一个具有多重思想性格的内心矛盾的作家，在受到思想右翼的不良朋友的影响下才出语伤人，其实那些话语并不能代表拉金的真实思想。但是当今英美文学界的评论家们对布莱弗德的论断仍然不能接受，多数人认为：“像拉金这样英国优秀的民族诗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他自己的语言思想已经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那曾经崇高的文学地位已经使他成为英国文化的化身，他不仅亵渎了自己也亵渎了英国文化，绝对不能够得到宽恕。”

　　纵观至今仍然围绕拉金的生平与传记发生着的种种事端，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认为拉金是在为他自己作为讽刺诗人付出代价，他的职业本身造成了他拿一切开涮的极端习惯，无论是对多么恶劣还是多么神圣的事物，如果对讽刺对象稍微把握不当，他必定成为千古罪人。第二，我看到如今一位诗人不能以其作品吸引读者，而只能以其轰动性的政治影响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