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前，李大同是一名生活优渥的高干子弟。然而一夜之间，他突然成了人人所不齿的“走资派”子女。1968年，李大同与另外几个“黑帮”子女自己拿着户口，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他没有料到，自己在牧区一呆就是十一年，自己并没有改变牧区，倒是牧区改变了自己。
五十多岁的李大同高高的个头，穿一条牛仔裤，满头乌发，架金丝边眼镜，额头几乎见不到皱纹，十分精神，望之不过四十如许。我想，这大概与他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有着莫大的关系。采访过程中，他时常开怀大笑。
笔者（以下简称“笔”）：别的媒体都将自己的栏目夸张为焦点、热点，你们却将自己的栏目命名为《冰点》，基于什么考虑？
李大同（以下简称“李”）：我们恰好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当年确定这个栏目名称的时候，其他媒体都把自己称作热点、焦点，碰到什么事，所有的媒体都蜂拥而去；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在开刊词上明确表示，将关注那些别人很少关注甚至忘却了，而实际上更值得更应该关注的“人群、事件和思想”。这就是《冰点》。那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虽然这个名称初看起来有些怪，但迅速被读者所接受。
笔：袁伟时教授的文章刊登后，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李：读者的反应分为不同层次。知识层次越高，赞同袁伟时先生观点的意见就越多，认为是一篇具有启发性的好文章。当然，也并非赞同他的所有观点。学术问题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总会有一些讨论。比如，以今天的观点与标准去看百年前的事件，是不是恰当？但是鱼龙混杂、愤青大量聚集的地方，比如新浪网，就是骂声一片，骂袁先生是“汉奸”、“卖国贼”。正是因为当局看到了这样的反应，他们才选这篇文章下手。他们认为，这不至于引起众怒，相反可能得到某种舆论的支持。
笔：有没有接到读者的电话和信件？
李：有一、二个电话表示不满，但是也有大量的E-mail（表示支持，）（认为是）好文章。不过，有不同意见才是正常的，有商榷、讨论才是正常的，禁止不正常，封杀不正常。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问题。
笔：正式通知你们停刊前，官方是否对你们表示了不满？
李：那当然有了。比较可笑的是，我们的直接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没有任何批评意见，它不认为有问题，中宣部认为有问题。中宣部（对该文）有两次阅评，最后它就下手，算总帐了。
笔：下手之前有没有信号？比如面谈。
李：那当然没有！他们怎么会跟你面谈！这些人哪敢和我们见面。（虽然）按照党内的政治生活规定，是必须和本人见面的。何况他是要下手。中宣部那帮家伙就是那么蛮横，（它）说了就是“太阳爷”说话，你就得俯首贴耳，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笔：那就是说“下刀子”前，你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李：没有停刊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发阅评骂你，扣上那么多大帽子，这很正常。新闻阅评组历来如此。你骂你的，我办我的，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也注意到这次阅评的最后一段话：一段时期以来，《冰点》连续发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报导与文章，将“人民”的批评置若罔闻。他的批评就是人民的批评？（实际上）人民充满了对我们的赞扬。这个（阅评）是超常规的。因为中宣部吉炳宣副部长曾经严令阅评组超出单篇文章的范围来加以阅评。你说那篇文章有问题，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你不能说办刊方向之类的问题。但（这次）它非常反常地加了个尾巴。当时看到，（不由一楞），为什么要这么写？（心想）可能要出点事。但再怎么着也没有停刊的思想准备呀！因为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报纸都停刊，停刊在这样的中央级主流大报上，1949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毕竟）不是街头的都市报胡登什么东西给关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没有先例呀！
而且《冰点》是《中国青年报》阅读率最高的周刊，是中国记协评的全国名栏目，平均阅读率在75%以上。这么高阅读率的周刊你说停就停，谁能想到这儿呢？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一般说来，对媒体最（严厉）的整肃就是撤消主编，换人。停刊，这证明他们愚蠢。换人，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停刊你就违宪了。
笔：《冰点》是不是以前也多次让他们不高兴？
李：多了，数不胜数！把他们十一年间对《冰点》的所有阅评拿出来，写一本书一点问题也没有。近半年来就对龙应台的文章、胡启立悼念耀邦的文章、平型关大捷真相报道、太石村选举报导等给出了阅评。
笔：但总而言之，他们批他们的，你们做你们的。
李：也不能完全这么讲。每次阅评我们都会认真看，看看那些东西容易过界，我们并不希望出现颠覆性的影响。因为报纸是读者掏钱订的，我们要对订户负责。大量的读者就是为了看《冰点》才订这张报纸，他一周就看这一天的报纸，其他的都当废纸，至少有40%的订户是这样。
我们（一直）很小心地防范出现颠覆性后果，而且袁伟时先生这篇文章你也想不到会出现颠覆性后果。因为袁伟时先生的历史学观点在历史学界是共识，只是没有进入我们的教科书系统。与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晚清历史的全面颠覆相比，袁先生的文章只颠覆了一小点——义和团烧杀抢掠。根据政治理性判断，不会出太大问题，顶多来一次阅评，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彻底封杀《冰点》。
笔：想到《冰点》会复刊吗？
李：我当时想，如果按照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规定据理力争，有20%的可能，80%不可能。因为根据惯例，停刊整顿就是停刊，不可能再让你复刊。以往遭整肃的媒体都不敢据理力争，统统俯首贴耳。结果（违心）检讨完了，申请复刊，门都没有。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据理力争，要公开化，不能让它悄悄地就把我们收拾没了。我们要公开辩论，完全按照大家共同的规则来辩论。虽然他们以潜规则行事，但我要以公开规则来对付潜规则。
笔：违反潜规则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
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一个现代社会，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我依宪依法依党章提出抗诉怎么会有危险呢？我看没有。我只是按照党内的正常程序递交我的抗诉，抗议信是如何上网的我并不清楚。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正常，我没觉得会有什么危险。
笔：你认为《冰点》复刊是由于什么原因？
李：强大的民意压力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笔：不是他们起初便有此打算？
李：当然不是！这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依法依党内规则公开抗诉取得成效的事件。尽管他们釜底抽薪，使我们的胜利只具有象征意义，但胜利就是胜利，它对中国新闻界的士气很有鼓舞作用。
笔：好像你在停刊时并没有被免职？
李：对。但现在高层下令复刊了，主导停刊的人十分尴尬。下台阶的办法无非有二：一，写检查“奴才罪该万死”；二，免职。他们很清楚我们不会检讨，（于是）就只剩下免职一条道了。
笔：采编人员的情绪怎么样？
李：大家都很气愤！一部份记者会离开《冰点》，估计十三人中最多能留下五、六个人。
笔：有没有感受到政治和精神压力？
李：没有，我这样也不是第一次了。1979年，我从草原直接进入《中国青年报》，1989年我担任学校与科学两个编辑部的主任。1989年5月9号，我作为组织人、信件起草人，发起了一场由一千多名新闻记者联署，要求就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党中央主管宣传的领导同志对话的活动。5月11号，胡启立先生到报社来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对话，达成了广泛共识。他当场承诺，将立即开始新闻体制改革决定起草工作，并邀请对话现场的人员参加。但由于大学生绝食，局势恶化，这项成果没有落实。整个风波平息后，这被认为是一项重大事件，因而我被撤消职务，发配到新闻研究所，呆了五年。我这次是“二进宫”，根本无所谓。而且，我这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乐观，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笔：是否打算再杀个回马枪？
李：这要看十七大以后是否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我估计两年之后有这种可能。
笔：预祝你两年后重返工作岗位。
李：好的。不过回来也干不动了（大笑）。
笔：谢谢你接受我采访。
李：别客气。
2006年3月1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 大陆年轻作家余杰，星期三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谈宗教信仰在中国转型中的作用。
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基督教文化节，星期三开幕的主题是：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重建。邀请了香港基督教学者何崇谦和大陆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基督徒的余杰进行演讲。分别从艺术和社会两方面，分析基督教对当今中国，尤其是大陆的影响。
余杰认为，８９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社会道德伦理全面堕落。
余杰：“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历史造成三个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第一个是，事件中中共用坦克和机枪镇压无辜的市民和学生，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在这一次屠杀中彻底破灭。
第二点，在官方的体系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这些开明派和改革派，这次事件之后全军覆没，至此以后，中共内部完全丧失了一个改革和变化的可能性。
第三点，因为一次爱国的民主运动也会遭到这样残酷的镇压，使得中国的民众完全丧失了希望，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要能活着就当作一个最高的一种原则和价值。
所以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到现在，17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社会道德伦理逐渐的堕落，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堕落跟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成反比，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谎言帝国，中国也成为一个庞大的造假帝国。”
余杰用民工王斌余追讨欠薪杀人事件，以及大学生安然情杀事件分析现今中国社会的一大危机，即在不公的社会制度下，缺少爱和信仰的环境中，民众的愤怒郁结会将他们推向绝路。
余杰：“王斌余和安然的杀人事件，两人的身份不一样、教育背景不一样、杀人的动机不一样，但是他们杀人的深层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对这个社会的绝望，是因为他们感到被这个社会所抛弃。
从不同的层面呈现出今天中国大陆社会浓浓的血腥味道，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是一个欲望泛滥的社会。在我看这个社会最缺少的是爱和信仰。”
他认为，共产党教育中主张物竞天择的斗争哲学，将爱和怜悯边缘化，造成了现今大陆的许多社会问题，包括不公不义及精神世界的不健全。
余杰：“以王斌余而论，他的悲剧首先是来自于，四九年以来，中共的统治结构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延伸出来的农民在中国是次等公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以安然来说，悲剧首先来自于中国大陆教育中爱的教育的丧失和匮乏，长期以来中共用狼奶喂养孩子们，不加思考的接受了、相信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种社会进化论，并且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爱和怜悯长期以来被当成软弱的标志，而在一种社会转型激励的竞争中，软弱也就意味着失败。”
余杰认为要从改变人心来推动制度的改善。而他认为信仰往往是参与社会公义事业的推动力，香港亚洲周刊选出１４位维权律师为中国０５年的风云人物，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基督徒。
余杰演讲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目前这种处境下，一个有正义和良知的律师、知识份子，如果他能够凭着一种更加超越于自身的信仰和信念的话，我觉得他会有真正的勇气。”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一、“两会”何物？
一年一度的“两会”终于闭幕了。阿弥陀佛。
果然是盛世的中央大会，会前就有不少响动。我的一些在国内的朋友，今年比往年更早得聆喜讯，离两会召开还早，他们就提前高升，获得了部长级或副部长级被保护的待遇，天天有警卫在楼下站岗，出外还有专车护送，无须自己掏钱乘出租。看来，称“胡温新政”格外关心弱势群体还真不假。谓予不信，请看对刘晓波、余杰、张祖桦….等这些“无业游民”的弱势者，以及胡佳、温海波、欧阳小戎、马文都、严正学、杨在新、蒋美丽、莫珠洁、王水珍、马亚莲这些形形色色的被送走保护或被看护在家的“弱势者”，关怀是何等无微不至，个个荣膺高等级别的警卫照顾，的确货真价实，可谓皇恩浩荡。
此外，还有好些网站，在上级关怀下，在两会前夕也获得了休长假的机会。它们不上班，领导不仅不怪罪，似乎还格外优容，显得由衷地高兴。
但是，居然也有不体悯上级关怀苦心的狂徒，在网上发出雷霆之怒：“年年开无实效的假两会，不仅不能广开言路，反而还带来自由网络关闭，这样有百害无一利的两会，百姓何必还要纳税任它浪费？！”
话是有点狂。不过细细想来，反复琢磨琢磨，应当说，话糙理不糙。试问，“两会”何物？它一召开，其前奏曲就是：封网、封家、赶人。即，关闭一些敏感网站，不许说三道四；增添“警卫”于一些敏感人士门前，限制出门走动；礼送另一些敏感人士出京“旅游”，熬过两会方返。
如此扰民之会，它不付我们钱，我们反而要替它“买单”，成何体统？
有人会说，毕竟他们是我们的代表嘛。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谁委托他们代表我了？通过什么程序授权给他们作为代表的？对此，衡南县人大常委会联络工委主任阳健倒是承认得相当坦率：“目前，我国尚未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根据工作需要，一些身处重要工作岗位的官员通常被安排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原来，代表们是党被安排出任的。与“我们”何干？
当局常常信誓旦旦，声称自己要与国际主流秩序“接轨”，国内外善意的人们也乐观其成。而据一些“与时俱进”的朋友说，中国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或下院与上院；总之，两会是可类比于其他国家的议会（parliament）或国会(congress)的。不过这样一来，喜欢较真的人，就往往要使这些朋友尴尬了。是的，大家都叫congress，不过，此congress非彼congress 也。套句中国老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举其荦荦大者：
从代表的产生看，两会代表是被安排的，而非（如其他国家那样是）选举产生的。
从权力功能上看，如前所述，很多两会代表系官员而兼议员，行政权与立法权混淆，执行者与监督者混淆。如何立法？如何监督？（上述那位阳健主任就告诉我们说：“某些官员代表是因其职务岗位而当选的，而不是因具体个人而当选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行政官员要被唤去国会聆听质询，常常被议员问得满头大汗，张口结舌。中国倒好，官员就是议员，完全可以取消质询这一主要功能了。或，那里存在的是“中国特色”的自我质询，自问自答。如此妙策，还有什么预算、政策、人事案不能批准？
从代表的素质看：有不少被安排的代表是各界明星花瓶，缺乏议政专业能力；且代表总体数量众多（近三千人，如何质询辩论？）。于是，大家主要被安排去学习领导报告，其发言则是学习的心得体会，永远不变的“三部曲”：1）肯定，2）结合实际说明，3）建议。
当然，更大的区别在于，在两会与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国共产党——凌驾一切。连号称“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都得俯首听命，在它操控之下，逃不出如来佛（党）手心。这一中国特色，当然更是所有文明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了。
二、“物权法”、“天安门母亲”与制度困境
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喧嚣了多年的“与时俱进”，也并非纯为虚言。据说，为摆脱“橡皮图章”的名声，一些代表今年也在勉力表现，是故，本届中国两会提出的议案较往年多多。政协大会提了五千多和人大会议提了一千多件提案，颇为壮观，而且有些还确实关乎国计民生。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提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作家张贤亮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功民提出的安乐死合法化提案、代表迟夙生提出的娼妓合法化提案、吉林人大代表王维忠提出的新闻监督法提案、以及为保护中国农民工有代表提出修改劳工法、为终止刑讯逼供有代表提议对死刑的审讯过程进行录像等提案，如此等等。然而，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由于上述提案并非党组织预先安排提出，因此，其命运只能是走走过场，无疾而终。
人说，在缺乏言论自由社会的公开文本中，遗漏的句子往往比呈现的句子更能反映实质。信哉斯言。观察家注意到，，在两会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无法曝光的提案。要看清会议的实质意义，与其去阅读已经公开的提案或故事，不如去研究胎死腹中的那些东西。在中国这类“黑箱国家”，被遮蔽者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是物权法草案，二是年年都有的天安门母亲对两会的上书。这些在公共媒体上被遮蔽被消声的东西，恐怕更反映中国的真实。
两会召开前，很早以来，在法学界、政界、商界就有消息称这次两会将通过一部酝酿制定了八年之久的《物权法草案》，以落实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保障的条文。然不久，北大左派教授巩献田突然出手，对该《物权法草案》提出了违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质疑。这顶“贴标签”的政治帽子居然一下子使一大批法学家噤若寒蝉，并使一部酝酿了八年的物权法草案置诸高阁，没能拿出来诉诸两会讨论审批。为什么中国民法学界居然被这样拙劣的一手就逼入了如此尴尬的境地，乃至那种戴帽子贴标签的论战方式，竟然还能得逞？这说明当下中国实际公共政策和它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巨大分裂已经无可掩饰，二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危如累卵，摇摇欲坠了。其实，作为法学教授。巩当然知道“违宪”必须是对宪法中的“禁止性条款”的违反。在中国宪法没有制定“不得立法”条款的情况下，竟然还拿“违宪”的帽子吓人，而
且还吓住了人。这是很说明中国社会的问题的。
“巩献田现象”，彰显了在中国，共产意识形态仍保留有残余威慑力。一个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它所披的共产外皮，二者必定是要打架的；一部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宪法，同时又是一部写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条款的宪法，这两部“宪法”，最终也是必然冲突的。只要当局仍然保持共产党之称谓，则上述“两张皮”的难局，势将长期地困扰中国社会。像巩那样的一个红色老鼠就能搅坏一锅汤的局面。将反复再现。而共产幽灵，仍不时会降临到中国脑满肠肥的权贵富翁的清梦中，使他们午夜惊醒，难于安眠。
在另一方面，今年两会前夕，丁子霖等126位”天安门母亲又发表了“致十届四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公开信”。自从1995年以来，每年一度， “天安门母亲”都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合理赔偿，以及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如今，离她们提出这些要求和建议已经十一年了，她们年复一年向两会的提案，在中国的两会上在传媒上总是渺无踪影，永远是“隐身提案”。六四问题始终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与政府当局的对话也始终未能实现。但是，如此与中国国民权益切身相关的重大历史血案，如此在现代中国留下巨大阴影的政治伤痕，在中共控制下，年年两会竟然置若罔闻，这极其充分地证明了两会与国民意志无关的严峻事实，充分表明它作为中共橡皮图章的非法性，充分映证了两会和行政当局的所谓“以人为本”的虚伪性。若比较一下上世纪初的中国国会状况，中国当代两会这一日益凸显的冷酷和伪善，其傀儡性和装饰性就更加赫然在目了。而上世纪初的中国的历史也表明，拖延和阻挡历史大案的调查和审理是必然付出巨大代价的。
三、从近百年前的国会两院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该年8月，著名宪政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先生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反袁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主张内阁制；期望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实现其责任内阁的主张。为扩大政治基础，宋修改并缓和了同盟会的激进主义，使国民党吸收了更多的政治盟友，以便实施“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果然，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上海，一路发表演讲，锋头甚劲；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宪政，竭尽全力。然而，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当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北上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于22日去世，时年仅32岁。宋既亡，全国朝野悲恸。上海司法当局着手审理，并发出传票，传唤嫌犯、时任总理的赵秉钧出庭，引出一场地方法院与中央政府的对抗。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另一位颇有声望和社会清誉的梁启超先生，则在袁世凯建议下，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于1913年5月29日改建为进步党，成为进步党党魁。主张实行总统制。两套不同政见的主要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在国会进行着激烈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竞争。
后来，由于宋案未了，孙文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未几，革命失败。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梁启超的进步党开始抵制袁世凯的专制倾向。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意图公开化以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当时的言论环境，使他能够发表著名的反袁檄文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袁氏的最后垮台敲响了丧钟。
对于民国初年那一段议会政治，有人常用于举证中国根本就不宜于民主宪政。而笔者看到的，恰恰相反。当年的中国国会两院，洋溢着比当下中国的两会活跃千百倍的自由精神，进行着生气勃勃的政党政治的民主试验。无论在代表的选举方式、权力功能的分殊，代表的素质，言论自由的程度，特别是没有如中共一样绝对凌驾于国会之上的“太上皇”，都大大强于今天两会。
我们没有根据以一次的成败来断言历史取向。一次失败并不必然证明二次、三次必然失败。况且，那次失败，一些偶然的原因（如宋教仁的被害）是占了相当大的分量的。对于今天一意孤行仍想继续维持专权的统治者，梁启超的讨袁檄文应是一副清醒剂吧：
“今大总统如若‘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希望大总统以前清之灭亡为借鉴，不要‘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近百年了，言犹在耳，北京当局宜深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