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别吵,哈维尔在看书

捷克老朋友米洛斯寄来新年贺片和两款捷克藏书票,说是去年全年他都住伦敦不回布拉格了:「年纪大受不了那边天气冷,冷得沮丧极了。哈维尔下台,山河好像也退隐,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静静过看书听曲的日子。我过不惯这样的修行生涯,真的。」米洛斯嫌这两款藏书票太新派,远远不如当年我们集藏的老书票雅丽:「这些年轻版画家太受欧美新潮影响,不读旧书,没有旧学根基!」我发现哈维尔的文人品味深深感化了他那一代的捷克人。

贝岭说John Kenny划分哈维尔的一生为六幕政治悲剧:史太林式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布拉格之春捍人道社会主义时期;异见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牢狱生涯时期;一九八九年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十三年的总统时期。贝岭相信哈维尔的第七个时期是「后总统生涯」的世界公民时期。贝岭与哈维尔是朋友,去年十一月哈维尔夫妇去台湾他写了不少文章。我在电话说起哈维尔健康听说很差,在台北晶华饭店还了一交要坐轮椅,米洛斯说:「那第七个悲剧恐怕只能半躺看看书了!」

 看书,好像已经成了老一辈人的闲差了;年轻人只顾看电脑看信息。米洛斯那样的书虫早年在英国满街都是,个个渊博,个个怪癖,轻易可以写出Nancy Pearl的《Book Lust》和《More Book Lust》。旧书店老板几乎都是老朋友老同道,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顺口说得出一段书海奇缘,各派作家的风格闭眼睛总结几句胜出学院教授讲三堂课。说我们生逢儒雅盛世固然不错,追猎越深下笔的信心其实越浅:谁还敢售卖半生不熟的学问?

Nancy Pearl是西雅图图书馆馆长,前两天美国报上写她在国会图书馆得全国妇女书会颁授荣誉奖状,说她对书籍世界有过非凡的贡献。她一生与书有缘,卖书,管书,写书,今年六十还清清甜甜的,难怪年轻时做过图书馆告示板模特儿,拍出食指贴嘴「嘘」人的大照片劝人不要吵闹。她说她入行三十年了,从来不敢随便「嘘」人,从来忘不了《Breakfastat Tiffany’s》奥德莉.夏萍在纽约公立图书馆遭人狠「嘘」的一幕:”Imagine shushing Audrey Hepburn!”

米洛斯那样的书虫不会学Nancy Pearl写书教人看书。她的书叫《Book Lust》,叫《书欲》,很好;加个副题”Recommended Reading for Every Mood,Moment,and Reason”加坏了。米洛斯那天在电话说:「文人总统哈维尔,多好;经济总统克劳斯,多市侩!」我说我最希望哈维尔暮年写一部谈读书谈写作的回忆录:他过去写的书都飘太多政治悲剧的幽灵,该回头做一次书斋的老文人了。

《Book Lust》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看五十页才定看不看下去;过了五十岁的人用一百减掉年龄就是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五十六岁的人读四十四页,六十三岁的人读三十七页;到了一百岁,瞄一瞄书的封面就该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嗜书上瘾者是readaholic,跟贪杯的人一样,比百龄老人还气,连封面都懒得看,乾脆要哪位作家写哪一种书!

嵇伟:探讨禁书效应

在21世纪互联网使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今天,仍然用禁书的方法来规范公众的思维,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时髦的礼物

有媒体报道,现在海外华人回中国探亲最时髦的礼物,就是在海外或者香港买的大陆的禁书。

最早在亚洲周刊上看到,今年初,阎连科的九万字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删成五万字后在广州的《花城》杂志上发表,尽管按阎连科的话说“已经根本就不象一个作品了”,却还是立即被北京的中宣部查禁,“不准发行,不准转载,不准评论,不准摘编,不准报道”,已经发出去的那期《花城》全部收回。《为人民服务》因此成为2005年中国大陆第一禁书。

九月初去香港做节目,友人送我一本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为人民服务》全本,带回伦敦的办公室传着看,看过的同事居然个个赞不绝口,有的还冒着被老婆抗议的危险,看到凌晨不撒手。

故事简介

现在看我这篇文章的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想还是再简单介绍几句。

书中描写解放军某部师长的年轻妻子由于丈夫的性无能,因此和公务员兼炊事员由性爱发展为情爱的故事。

背景是文革时代。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是他们俩恋情开始的见证物和此后的定情物。因此中宣部的禁书令称之为:诋毁毛泽东主席,诋毁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诋毁人民解放军,诋毁革命和政治,以及滥性的描写。

何为滥性描写

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网上读物和出版读物中滥性描写的东西数不胜数,按照普通的文学标准,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尽管有相当大部分对性爱所作的详尽描写,但似乎很难称之为“滥性”。

只有在为性而写性的时候才叫“滥性”,为主题服务的描写就不应该被贬为“滥性”。相反,它的性爱部分的真实和幽默的描写,很少有其它的当代中国文学能与之相比。

那一节关于使用“反革命行为”来激发性刺激的描写,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夸张,但是谁都知道,生活中的真实,有时比小说更荒唐。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荒唐年代,扭曲和压抑的人性导致反常的举止,我想这应该是阎连科式的真实。

不管怎样,我和我的同事们并不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性描写而赞赏这本书,而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如此严厉的查禁,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读完之后才觉得这是一本真正的好书。

禁书效应

同样,去年中国大陆三大禁书中大陆出版的删节本《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的全本《最后的贵族》,也是先听说被禁了,然后才找来看,结果不仅对反右的内幕有更深的了解,而且被章怡和平静从容地对让人断肠的伤心往事的描述深深感动。

这就是人的逆反心理或者好奇心理所致的“禁书效应”,越禁越热。甚至那些并不值得让人大感兴趣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上海宝贝》,还有章怡和的另一本回忆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等,也因为它们的被禁,或者仅仅只是禁书作者的新作,而成为热门书。

从历史经验看,禁书不禁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一再动用禁书的措施呢?希望能听到各位对这个问题的高见。

刘晓波: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急遽左转有目共睹,他发动“保先”运动,屡屡走访中共圣地,向境内外展示西柏坡和延安的毛式家谱;在分配政策上高举亲民旗帜、关注社会公正,用帮助农民工追逃欠薪和废除农业税来体现关注弱势群体。与此同时,严打开明媒体、自由派网站、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最近发生的《新京报》事件和《冰点》事件,不过是胡温左转的两个醒目的个案而已。

 

然而,如果以为胡锦涛是正统毛泽东传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二十多年的跛足改革,中共的各级权贵家族是最大的受益者,早已形成了刚性的利益集团。他们具有独裁体制给予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特权,把本来应该服务于社会公益的公权力及其公共决策变成权贵阶层的牟利私具。所以,无论胡温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的最大特征仍然是邓小平的极端实用主义,只要对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有好处,他们便照单全收,才不管白猫黑猫,也不问姓资姓社;而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权威遭挑战、稳定遭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

 

就在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当局突然严打左派媒体和新左人士,三家根正苗红的左派网站、新左派朗咸平的电视节目相继遭到封杀。

 

三家左派网站,即“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网”同时被封,还是胡温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不能不令人想起江泽民时代查封了老左派的舆论重镇《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想起胡刚上台的2003年,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

 

这三家网站早就通过中共信息产业部ICP备案,是合法网站。但当局却鸡蛋里挑骨头地关闭了它们。在2月22日,中共网管指控它们属于“政论性网站”,注册资金少于规定的1000万元人民币,所以是非法网站。因为2005年9月中共颁布的互联网管理法规规定,注册政论性质的网站必须经过报批,资金额不少于1000万。

 

“中国工人网”的总编辑严元章在接受境外采访时说:当局的这种封闭人民嘴巴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违背中国宪法的。他们都是为工农服务的志愿者,在思想上以宏扬马列毛泽东思想为己任,而中共当局20多年来实行的经济改革损害甚至葬送了中国劳工阶级的根本利益,违反了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他们无钱无权,只能接受这个结局。

2月27日,被大陆新左派力挺的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也被封杀。郎咸平以香港财务专家身份品评大陆经济改革,强烈批判大陆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问题,揭露一些企业界人士以收购名义,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呼唤改革应该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刮起所谓的“郎旋风”。郎咸平已经变成大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著名的《南方人物周刊》把朗咸平评为年度人物,并称他为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的人物“郎旋风叫板大陆新自由主义”、“朗咸平挑战大陆的明星企业和主流经济学家”、“朗咸平质疑现行经济改革”、“朗咸平引发改革反思”等新闻标题频繁出现;大陆新左派人士力捧朗咸平,在新左派沙龙“乌有之乡”召开“朗旋风”讨论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郎旋风”实录》;朗咸平周游全国和各大著名高校发表演讲,出场费不菲,可谓名利双收。比如2005年11月29日《无锡日报》报道《“郎旋风”下月来锡演讲千元入场券抢手》。

 

朗咸平也不断在电视上露面,上海有线电视第一财经频道还请他主持脱口秀节目《财经郎闲评》,每周两次,重播五次。郎的直说敢言的风格使《财经郎闲评》很受欢迎,跻身于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偶尔还能排到第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还有人专门编辑《财经郎闲评全集》贴在网上。如此火爆的节目却被上海有关部门突然下令停播,主要原因显然不是上海电视台对外解释的经济原因,而必定是政治原因。据报道,停播是因为政治黑状。郎的成功招致那些被他批评和揭露的企业界人士的怨恨,他们联名告状,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背景复杂”和“动机可疑”,他在中国大陆挑起一些经济话题的争论,“起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不能起到的作用”。

 

自郎旋风以来,对改革的质疑甚至发展为“要不要改革”的选择,这种争论也成为此次两会的热点之一,本应提交此届人大会议批准的《物权法》,也因左派势力的反对而暂时搁置。但“改革话语”是中共现政权的政绩合法性之源,更是权贵私有化的保护伞。所以,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胡锦涛就为这场争论定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温家宝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坚定不移地推动和深化改革,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表示,《物权法》已经列入2006年的立法议程。

 

与此同时,在两会期间,曾经在“郎旋风”中备受指责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先后发起反击。政协委员吴敬琏点名批评“朗旋风”掀起的反改革思潮是在“捣浆糊”;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更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系统地驳斥了反对改革的左派思潮。

 

也就是说,形左实右的胡锦涛,必定要坚持跛足改革的方向决不动摇,进一步坚定推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决心。

 

2006年3月1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BBC2006年3月15日)

川歌:又来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前几天(具体日期未得到证实),安徽的侯(身分证上被误写为
“候”──编按)文豹先生被中国安徽省地方司法当局刑事拘留,涉
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是今年以来第几件此类案件呢?笔者没有统计过。反正是又来一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多么可怕的罪名!多么可厌的“罪犯”!大概人们要以为犯这罪的人
面目很可憎吧?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见过侯文豹先生几次面,
也跟他谈过几次话。侯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和善、热情、好动,这大概
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的年龄有关,他才30岁左右,通常30岁左
右的青年总是热情好动的。表面的印象是如此。或许表面的印象并不
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因为人原是一种很会装饰自已的动物,恶
的能装成善的,丑的能装成美的,假的能装成真的。那么,实质性的
侯先生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跟他有限的几次接触,从与他的几次闲
聊(我们当然只是闲聊,并不能如职业政治家、革命家似的作所谓的
正式的会见)中得知他从事过农工维权活动,还为此受过所谓的劳
教。问他何以谋生?他回答了。其实他是什么也没有答,后来想想也
对,他能作怎样的回答呢?象他这样的与当局作对的人又能怎样谋生
呢?外出打工吧,当局监视着,说不定哪一天就悄悄地与他的老板说
一声此人有问题反党,于是吓得老板赶紧将他送走。在家呆着吧,天
上又不能掉下饭来吃。只好写些文章,文豹,文豹。文章如豹,文章
写出来照例是维权的、批评的、呼吁的,照例是为官方不高兴的,国
内自然不敢发,于是就发到海外去,但一到海外就成了反动网站.反
动刊物。在我们的好政府眼里,海外的技术是不反动的,否则也就不
要引进了,海外的思想、理念、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就很成问题,
不加上反动或不合适的标签,就难免有人学习并呼吁借鉴,而一旦借
鉴过来则原有的就不能再用,这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侯先生要为他为海外网站写稿而付出代价了,这代价就是他的失
去自由,还不知道究竟要失去多长时间的自由,这要看决定他的命运
的那些人如何作出决定。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
过成功的辩护案例,只有仍然是来自海外的压力才会对此类案件产生
影响。构成侯先生的罪行的第二个因素是侯的参加绝食。就在他被捕
的那天,他本准备在那一天参加维绝食的,但办事效率极高的官方在
他采取行动之前下手了,官方成功地达到了阻止他参与绝食的行动,
否则在那长长的维权绝食名单上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名字──侯文豹。
现在,身在牢房里的文豹是不能绝食的了,即使绝食,外界也难以确
切知道。

据说,构成侯先生的罪状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竟然为他的朋友在
他之前入狱的杨天水先生呼吁:他请求一切能够帮助杨的人对杨伸出
援手,这也成了他的罪行。呜呼,中国!呜呼,中华!

写文章、绝食维权、呼吁营救受难的朋友,成了一个人构成犯罪的主
要罪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这又是依据一些什么样的法律
呢?是什么样的意志在决定着这样愚蠢的政治决定—将那些持不同政
见的人、依法维权的人投入监狱?不要忘记,现在是21世纪,不是12
世纪。历史上的那些文字狱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即便如此,那
些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众多的文字狱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正义人类与后
代历史的严正谴责。在21世纪的中国制造文字狱会让人们怎样看呢?
诚然,国内的人们是被蒙着眼睛的,他们不知道真相实情不能参与发
表意见,可是,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世界则没有被蒙上眼睛(蒙也蒙不
住),那里总会有人对此现代的文字狱、野蛮的政治迫害发出抗议与
反对的声音。谁能阻止在自由的世界里发出的自由之声呢?

我们的好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自已独特的意愿(此意愿可不受正义人类
的赞同)继续制造当代的文字狱,完全可以(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继
续不断地将那些为中国人民呼吁争取权利的人们,将那些独立表达政
见的人们关押起来,它也可以将本文的作者──一个当代的中国诗人
与作家关押起来,但是它必须明白那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过的
真理:自由的声音是终将封堵不住的,人们有权利得到自由,包括言
论自由。所有以强权暴力惩治自由言论的行为将被证明是愚蠢的至少
是不智的行为。最后,我将以我国当代伟大的思想家、政论家东海一
枭先生的如下判定作我文章的结束语:监狱为我等而设,而地狱则为
尔等而设。(大意如此。)

朱健国:“两会”与“公车上书”

三月一日《新世纪》网发表特稿《朱健国建议停开两会》(原题《一条新闻建议停开“两会”》,许多媒体转载,海内外读者纷纷对我表示支持和关心。也有人质疑,以“有中国特色”的大陆现实,要真正实现“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改变“被层层机关「安排为人大代表」”的局面,恐怕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在这期间,若真的停废一个可以集各地代表集中议论国是的全国性会议,也不能说没有遗憾与损失,可有什么便利改造“两会”的过渡方法?“公车上书”与近代政治起点这问题让我想到了“公车上书”。汉朝时朝庭时兴用车马接送被徵举的读书人,尔后,“公车”成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五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同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期间突来《马关条约》消息,震惊全国。各省举人先后到都察院请愿,反对签约。康有为抓住机会起草了上皇帝万言书,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签名,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请求都察院将上书代呈光绪皇帝,但遭到拒绝。“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思想由书生议政、舆论宣传发展成为社会请愿、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的起点。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的“戊戌变法”,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都有“公车上书”的巨大影响。

自一九○五年废除科举考试,中国士人似乎再没有“公车上书”的机会了。不过从全国各地代表云集京师议政这一角度来看,各类“国民代表大会”似有取而代之“公车上书”之功能。以今日中国大陆的“两会”制度来看,就不乏“公车上书”之基础。

关键是体制内外的合力据史学家姜明先生的新着《天公不语对枯棋》考证,“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钦差大臣刘坤一四月十六日得知消息,立即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棠、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嵩、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睿、陕西巡抚鹿传麟、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达五七五人次之多。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

“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激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五月二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公呈,共计八批,签名者三一一人。这样的转奏,直至五月八日方才结束。”

这里,我们撇开姜明先生关于“‘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是“假新闻”之论不考,可以先研究一个重要史实:所谓“公车上书”之功绩,其实是由体制内“大批现职官员”和“体制外”举人士子合力而成。

而今日所谓“两会代表”的主体,正是官员和士人(知识分子)——人大代表多是官员,政协委员多是知识分子或“学贾”。这固然说明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变革,中国人议政的基本力量仍是官员和士人,没有依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广泛扩展到市民工农商人,让人悲哀不已,但也提示人们,既然如此,何不设法让假民主的“两会”向“公车上书”的“两会”方向努力呢?

“贾主席”与“假主席”

据中央电视台三月四日新闻频道“两会报道”,一些“政协委员”在发言中常常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贾主席”,让一些人联想到“假主席”,暗暗发笑——全国政协既是一个“花瓶”,其主席焉能不假?“假主席”之影射是否有意为之,固然有待考证,但眼下许多官员常常在酒席宴会相互传播“政治笑话”与“腐败段子”佐酒,却是人皆可证的。而今官员们甚至常常互发一些这样的“手机短信”:“升不了官——咱是寡妇睡觉——上面无人;官位不稳——咱是小姐睡觉——上面老换人;天天烦恼——咱是与老婆睡觉——自己人搞自己人。”“当官靠后台,挣钱靠胡来。真理在报上,清官在戏台。”“上午,你说我、我说他。中午,你吃我、我吃他。下午,你赢我,我赢他。晚上,你搂我,我搂她。”“村级干部喝烧酒,说骚话,做骚事;乡级干部喝白酒,说白话,打白条;县级干部喝啤酒,穿皮衣,搞批判;地级干部喝黄酒,亮黄牌,看黄碟;省级干部喝红酒,伴红裙,收红包;国级干部喝洋酒,说洋话,泡洋妞。”“一请就到,一喝就冒,一捧就笑,一给就要,一苦就叫,一劝就躁,一批就跳,一查就倒。”……

这说明“在职官员”们也多对“现实不满”,只是还没有出现“新《马关条约》”之类大事件,让他们放弃“明哲保身”,奋起“电奏反对”。但从中国近年“群体事件”频发和“台海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中国随时可能出现“新《马关条约》”。一旦出现,“两会”就可能成为“公车上书”,导致“强学会”、“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如果坚持不改革“两会”,拒绝“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两会”势必突然成为新时期的“公车上书”。

到底是平稳地民主改革“两会”好呢,还是让“两会”成为新世纪的“公车上书”引发社会大动荡有利?

我们应该仔细进行“成本核算”。

于深圳“早叫庐”

郭飞雄今天被警察拦截软禁

 

【2006年3月16日狱委讯】郭飞雄15日下午从襄樊乘火车去北京被警察拦截,被强行拉上一辆车,现已被软禁在湖北襄樊军分区招待所。 

郭飞雄的短信:我是郭飞雄,现在被湖北襄樊国保软禁在襄樊军分区招待所。可能长期被软禁在这里。这从侧面证明了胡访美结束后中央会对维权运动下重手。我们甚至存在被长期军管的可能。我现在面临三种命运:一、被长期软禁;二、步行到北京;三、被绑架回广州。我从现在开始政治化,在步行到北京或被绑架的路上,人多的场所全部演讲,宣传民主法治。

(来源:博讯)

 

朱学勤: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

  林达写过三本有关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患》、《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这些书深入浅出,不是专业著作,却比专业著作更能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制度。我把这三本书列为研究生入学以后的首选书目。现在林达推出了第四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她以一个经历过美国生活磨炼的中国人眼光看法国,看出了很多门道。我恰好这个学期开设一门新课,牵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对比,于是再把这本书列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我看重这些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接触了不少赴美留学的同代人,多数让我失望,只有林达选择的这条写作道路令我惊异,由惊异而生敬佩。
  
  我与林达五年前偶然相识。我见过他们夫妇生活的美国农家环境,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林达回过一次上海,我请她来学校与我的几个研究生见过一面。她只要求与学生随便聊聊,不要有一本正经的学术礼仪,她受不了这个。
  
  林达初去美国,即打定主意,离华人而行,扎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到远离城市的农业地区,第二次“插队落户”。我到那里的时候,曾惊讶他们的生活勇气:南方农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是一个百年前的老屋。没有院墙,却有一个将近五十亩的老树林。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树林,可惜华人、留学生集中在大城市,都不愿意屈尊居住这样带树林的老屋,尽管这里的房价只相当于城市里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树林里散步,能看到野鹿出没,也能看到北美小狼的踪迹。听林达说,在他们放洗衣机的那个陈年小谷仓,有一次把手伸进洗衣机,还碰到过一个冰凉的身体在蠕动,估计是响尾蛇。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里路之外,而且没有一个华人,却有像“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还有六十年代参加过“三K党”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些邻居告诉他们的美国往事,使他们突破了聚居城市的留学生们的狭隘眼界,也发现了教科书里天天在教导人的荒谬成见。他们最早萌发冲动,以书信体写作那三本有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林达原来的专业就与艺术相关,能写,也能画。前三本书里没有插图,此次《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一次出现她自己手绘的插图——巴黎市景和建筑,也很耐看。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她的劳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经常见到那种艺术家在地铁车站给人画肖像或卖画,而是彻底的体力劳动与自食其力。她开着一辆运货车,外形有点像中国常见的“依维柯”,里面装满各种小艺术品,走府过县,赶集出售,多与美国的乡下人打交道。有时候长途跋涉,要越过好几个州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圣诞来临,有两个小贩从南方开车来波士顿看望”。他们为“小贩”二字笑弯了腰,却喜欢这样的称呼,觉得很贴近“劳动人民”身份,他们害怕被看成是专业学者、专业作家或艺术家。夏天我去南方,也曾经跟车到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地名的小地方,“赶”过一次“集”。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波西米亚气息。和所有去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梦”。这个“梦”很简单,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他们没有精神负担,一定要挣出一个脸面带给中国老家看,也因为生活在底层,比那些挤在城市里的留学生更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他们只是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只是一个低调、平实的眼见为实,民间而自由地写作,倒反而写得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免与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跟随美国教授突然拔高音调的留学生辩论,也有过与从前的落难挚友后来成美国老板的成功人士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但是到了南方,到了那个乡间小屋,在那个老树林里走一走,就算见到北美小狼的脚印,心态却反而平静,用他们的话来说,改正了我的中国病:“刚忿”。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屋了,却怀念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我因此而要求学生要重视这些并不是用来评教职,而是在自家火炉边用自家劈柴取暖而写成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书,在知识界很难出现。我甚至认为,在南方农舍,比在哈佛的日子能教给我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更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

丹·布朗法庭大谈创作经

《达·芬奇密码》被诉侵权以来,丹·布朗一直保持沉默。日前他在伦敦高等法院为自己及其出版商进行辩护时,竟然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奋斗史。
    穿着深色外套、蓝衬衫的丹·布朗看起来并不像美国最富有的作家,而更像一个数学教师———这恰恰是他父亲的职业。自称从小在一个“弥漫着数学、音乐和语言”的新英格兰教师家庭中长大,丹·布朗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新英格兰口音,只有当《圣血与圣杯》作者的代理人向他提出一些令全场都费解的问题时,才表现出他的愤怒。
    原告一系列提问纠缠于丹·布朗是在何时阅读包括《圣血与圣杯》在内的300份相关研究文献和40本书的。而丹·布朗长达69页的证词则在暗示,自己如何成为一个以惊悚为题材的成功“密码小说”作家。
    “你得有一个以算术方式进行思维的父亲,不是像别的父亲那样,把你孩提时代的圣诞礼物放在树下,而是给你一张布满密码和线路的藏宝图,让你在解开难题和字谜后才在屋子的某个角落找到它们。你还得有一个非常热衷探索研究的妻子,会把她的研究成果进行详细注释,并输入你的电脑。然后你需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场景。”丹·布朗说,自己曾经考虑将一部惊悚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加拿大,但新斯科舍省还不够神秘。而一次在罗马梵蒂冈的度假旅行却使他越来越有创作热情。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出口,据说曾有一位主教从那里逃脱了敌人的追捕。这个秘密激发了他创作《天使与魔鬼》的灵感。“场景就是一种性格。在那次旅行之后,我相信梵蒂冈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场景。当然,在那之后,你还得有出色的创意。”
    丹·布朗称,在《达·芬奇密码》中,这个创意就是神圣的女性或女神崇拜。他最早是在一本名为《带雪花膏瓶的女人》,而不是《圣血与圣杯》中偶遇这一观念并开始构架小说的情节。“想法是很容易冒出来的,它无处不在。困难的是把想法变成小说。”他宣布已将一个写作大纲交给代理人,并将创作另两部建立在该主题上的小说,暂时命名为《波提切利的密码》和《占卜者的密码》。
    在大谈成功经验后,丹·布朗也勉强提到了自己的作品有多少借鉴成分。他说,人们很容易把一位作者与前作者扯上关系,但很多时候,同样的材料浮现之后,情节却可以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起初,我并不打算在《达·芬奇密码》中引入关于耶稣血统的观点,因为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但是我妻子说服我采用这个我曾在《圣血与圣杯》之前的许多作品中发现的主题。事实上,直到《达·芬奇密码》创作的最后阶段,我和我的妻子才读到《圣血与圣杯》。” 

谭恩美笔下的灵异东方

    作家简介

  谭恩美(Amy Tan),美国华裔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曾就读医学院,后取得语言学硕士学位。她因处女作《喜福会》而一举成名,成为当代美国的畅销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为儿童创作的《月亮夫人》、《中国暹罗猫》等,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奥一网讯 好的小说家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唤云呼雾,酝酿出朦朦胧胧的弥天气场。即使是无意进入者,路过此地时也会被这个气场吸纳,身不由己陶醉其中,痴痴迷迷地读他(她)讲述的故事。

   扶乩、占卜、生肖相克、阴曹地府,“龙骨”乃至书法,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将这些在西方人眼里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华夏文化词语,招聚拢来。一番嫁接、拼合、组装,它们即如同被施过魔法的精灵,来回穿梭于字里行间,翩翩起舞,成为一部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铺陈一方气场,在灵异氤氲的气氛里,讲述了上世纪移民美国的数个中国女子的传奇故事——《接骨师之女》。

  与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一样,《接骨师之女》的笔墨仍细致入微地探触母女情感纠葛的丝丝缕缕。女性情愫如水,滋润了历史的陈年尘埃,唤醒了被覆盖的往事,追踪女儿、母亲、外婆三代人的生活岁月,任凭情节游走在北京、香港、旧金山不同的地域空间。爱、恨、怨、嗔,喜、怒、哀、乐,纠缠着人物的悲欢离合,也撩拨着读者,特别是美国人对东方民族文化神秘兮兮的好奇心和窥探欲。难怪《接骨师之女》面世后,会立即被美国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关注。

  文学探究的是人性。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倘若形象阐释“宿命”的复杂意蕴,又驱使神秘色彩与日常生活的细琐同步行进,小说的可读性就与市场卖点“一荣俱荣”。谭恩美似乎深得其中三味。《接骨师之女》又成功地借得历史事件做背景,于是,虚构的人物和场景真实得似乎可以触摸,情节就这样流畅如水,蔓延开去。


《接骨师之女》,谭恩美著,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30.00元

  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华裔女子露丝衣食无忧。她与同居男子亚特的情感正不尴不尬地原地踏步。她对步入老年的母亲茹灵亦放心不下。夹缠在露丝与茹灵之间,阻碍母女交流的,不只是茹灵的老年痴呆,更是茹灵早年在中国的往事、与她先后有过两个丈夫的经历。走出这个迷宫的线索,是茹灵用中文写的一部回忆文札。可笑的是有个中国名字“如意”的露丝,要借助汉英词典,才能一个个读解回忆文札的词组,尽管露丝的英语写作水平,已能为人“捉刀”,写出一本又一本有销路的励志生活读物。亚特将露丝的这个职业称为“书本大夫”。一般人却称其为“鬼写手”。茹灵却说“鬼写手”这个词的中文涵义,有可以与鬼魂写信沟通的意味。瞧,小说有意无意就用“神秘”色彩,忽悠着读者的想像力。

  高龄的茹灵生活中举止乖张异常。为了纠正这类举止,露丝常抬出一个人的名字“宝姨”,逼茹灵就范。“宝姨”原先是茹灵在回忆往事时,多次提及的一个女性。她似乎是个生前不守规矩,死后又被打入阴间,无家可归的幽魂,茹灵却对宝姨负有愧疚而敬畏有加。在美国的茹灵多次让露丝用扶乩的方式,请宝姨显灵,连股票投资都按沙盘中宝姨的指点下单……露丝请人将茹灵写的回忆文札翻译成英文后,读完才明白,原来“宝姨”的真实身份是茹灵的亲生母亲、自己的外婆。她天生丽质,是个接骨师的女儿,由于遭奸人暗算,在出嫁那天,父亡夫丧,在这个大喜日里成为孤儿寡妇,并由此被认为不吉之人。在无奈和痛苦中她自尽未成,却毁了容……至此,小说的华彩乐章才开始奏鸣,漫长又悠远的节拍,将读者从神秘色彩的氛围中,引渡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一个制墨世家的兴衰,“龙骨”即古人类和动物化石的发掘,卢沟桥的炮声,日本侵华战争和抗战胜利等等历史背景,相继衬托出“宝姨”、茹灵和露丝等三代女性的命运变幻。母女情感和寻根意识,是《接骨师之女》中两个强烈的旋律,三代人的遭际、时光的延伸,正是在这两个旋律时而你隐我显,时而齐驾并驱中,抽丝剥茧地逐渐显露。东方神秘主义却伴随着故事情节,如同一个阴影,不时探个头露个脸的,挑逗着读者的猎奇心理,设下一个个情节悬念,许诺人们只有读完小说,才能破释谜底。

  中国人移民美国,生活中最强烈的感悟可能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华裔女子在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中生活,如何认同自己的华夏血统成份,了解自己家世的缘由,同样是挥之不去的疑问。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文学无法回避这类作品,而出色地描摹小说中人物如何在两种文化互搏和争夺中生活和思考的文艺作品,理所当然地会被评论界所重视。好小说不应该止步于人物性格、命运的描述上,而通过故事情节,拷问文化的冲突,方能显现作品的思索和挖掘生活的深度。

  名厨师的出色,在于调料使用的独特和烹制火候的适当。名作家的艺术造诣亦同此理。据说谭恩美写作《接骨师之女》,有较重的个人色彩。该书美国版封面用的,正是谭恩美外婆本人的一张照片,似乎与书中“宝姨”的故事相呼应。或许某些好探究作家身世者会由此而作种种猜度,可《接骨师之女》充分运用、调动东方文化的神秘气氛,命令虚幻伴随现实起舞,这一番手法却是拿捏得分寸适度,足以显露出谭恩美在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