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不被理解的精神求索者，尚待深入研究的文化大师
徐梵澄木刻自画像。
徐梵澄的履历表，简单到极致。
梵澄在印度时期的部分作品。
2002年3月，徐梵澄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学者刘小枫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圣人的虚静》，感叹徐梵澄不为世人所知，虽然学术成果累累，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大师”的名分。
刘小枫究其缘由，认为这是因为徐梵澄没有弟子门生的缘故。如此分析当然自有道理，也确实符合学术界的实际情况，不过不可忽视的另外一点是，梵澄不但为人低调，思想更是不易把握。所谓曲高和寡，以梵澄对中、印、西三大思想的造诣，能与他对话的学人实在没有多少，再加上梵澄的精神哲学与最近20年屡次变幻的学界潮流都毫不相关，他不能为学界所重，也就在所难免了。即使尊称梵澄为“圣人”的刘小枫，也只是谈梵澄翻译的尼采、注译的《老子》，对于《神圣人生论》，则坦言没有读明白，至于《五十奥义书》，那更是连开卷都不能了。
由此观之，伟大的梵澄毕竟只能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虽然有论者以为他是当代的“玄奘”，从他的作品来看梵澄也当得起这样的赞誉，但势异时移，梵澄的著译已经不可能像千年前的先哲那样影响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了。
仿佛来自远古的异人
梵澄廓清中、西、印三大思想，追本溯源，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并终期转化社会与人生。说到底，作为异端的梵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希望会通。不仅仅会通学术、会通思想，也会通人类的文明。
和梵澄的学术地位不相称，描写梵澄的文字少而又少，仅有的几篇，也抓住他是鲁迅的私淑弟子之类的话题不放，想来是希望借此引起一般读者对梵澄的兴趣。其实梵澄就是梵澄，他虽然受鲁迅影响极深，却并不以此为资本。个性有些狷介的他，大概也不会太在意自己在世人笔下的形象吧。
徐梵澄，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生于1909年10月26日，2000年3月6日在京逝世，享年91岁。梵澄年轻时似乎脾气很大，尝言或者革命，捐生喋血，或者不如就干脆出家当和尚。
后来因为鲁迅的建议转向学术，留学德国并翻译尼采系列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又去印度留学，一直到1978年才回国。其间著译众多，尤其是翻译印度古代经典和印度当代圣哲阿罗频多的作品，蔚为大观。回国后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又有大量著译问世。如此生平，以平淡无奇四个字来形容，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有意思的是鲁迅不同意梵澄出家当和尚时说的一句话，“人生在世界上，是‘出’不到哪里去的。”老年梵澄曾经说：“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处对我的一个重要指点。”现在回过头来看，梵澄半生漂泊，思想的根却真的没有逸出。他的人生道路和研究方向虽然和时务迥然不同，却始终抱持着一种入世的态度。
虽然看上去，这种入世更像是异端。
梵澄之异于他人，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早年鲁迅就曾经为此惊奇不已。
而从年轻直到临终，梵澄所做的事情，更是往往异于他人。他早年研究版画，虽然在美术史上地位不彰，在当时却是创举，后来用古雅的汉语翻译印度经典，更是人所不能，尤其有意思的，他在印度期间不但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更编辑了一册《小学菁华》，以英语对照古汉语，据说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如今《徐梵澄文集》出版，洋洋洒洒16大卷，字数以千万计。不过随手翻阅，却不难发现，梵澄几乎没有经世致用的文字，对于20世纪中国与世界轰轰烈烈的变化，他的文字也少有涉及。他仿佛真的是一个从远古走来的圣人，思考着亘古常新的问题，却对时代的变迁不屑一顾。
如果真是这样，梵澄就不是异端，而真的是一个出家人了。但事实上，梵澄半生漂泊，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家国之思，从《蓬屋诗存》就颇可以感受到他的个人情怀，便是那些超脱于时代之外的文字，细细品读，也不难感受到思想的根源。而他在译介印度学术思想的同时，撰写“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论”，介绍于西方和世界，其中自然更是有深意了。其实梵澄的思想，颇受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影响，阿罗频多被尊为印度三圣之一（其余二者为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修道者，更在于其思想的实际影响。阿罗频多曾经建立“超心思”之学，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并终期转化社会与人生。虽然不被当政者所取法，但在学界和民众中均影响深远。梵澄廓清中、西、印三大思想，追本溯源，所抱持的希望和阿罗频多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说到底，作为异端的梵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希望会通。不仅仅会通学术、会通思想，也会通人类的文明。
尚未被解读的大师
梵澄面临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很多人尊他为大师，但并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他。他留下诸多的文字，但敢于入宝山探索的人却并不多，人们在对他肃然起敬的同时，似乎也有点儿敬而远之。
从年轻时代开始，梵澄就是个有个性的人，这大概也为他后来转向个人化的精神探求奠定了性格基础。关于他的性格，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和他的老师鲁迅有关。据说梵澄从德国留学回来之后，有一次往访鲁迅，结果被告知先生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结果梵澄立刻买来一大束鲜花，然后闯入鲁迅的宅邸，把鲜花放在鲁迅的身旁，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如此狷介，难怪连鲁迅都感慨此公有个性了。不过在此之外，关于梵澄的故事却不算多，特别是他在印度的那些年，除了他自己的诗里所记载的，国内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记录。
等到梵澄回国，已经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梵澄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是在印度度过的，特别是在室利阿罗频多学院。那时候对他影响最深的，应该是法国人，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的主持人“神圣母亲”密那。晚年梵澄与人交往似乎不多，不过每次忆起“母亲”，则往往动容。“……母亲对我太好了，太器重了。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不好意思离开她。”
1978年梵澄回国，旋入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当时的气氛显然与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完全不同，而梵澄本人，似乎也有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个人精神探寻，再次回到世间的感觉。从那时候起直到去世，梵澄闭门为学，绝少抛头露面，在世人眼中留下了一个似乎相当孤独的印象。不过从友邻的纪念文字来看，梵澄其实是个相当开放的人，他只是不再像年轻气盛时那样介入世事罢了。其实年轻的他又何尝不是开放的？他研究佛学，却并不皈依，最终因为思想上的分歧与结婚数月的妻子分离，据说他的夫人游女士后来皈依佛门，在佛学界颇有名气。而梵澄则继续在精神哲学的道路上独自求索。刘小枫的文章转引梵澄给陆灏的回信：“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刻舟求剑，其可得乎？时过一甲子……陈年日历，何所用之？”以此印证“圣人的虚静”。我们从这短短的文字中亦不难感受到哲人晚年的心境。
关于梵澄的思想，人们往往用“精神哲学”来概括，这也是梵澄自己的说法，不过这“精神哲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却少有人能说明白，我们只知道这学问是指向精神、指向内心，是需要修身的。
刘小枫那篇《圣人的虚静》算是关于梵澄思想相当深入的文章了，却得到诸多诟病，以为曲解了梵澄的思想。
看起来，梵澄面临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很多人尊他为大师，但并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他。他留下诸多的文字，但敢于入宝山探索的人却并不多，人们在对他肃然起敬的同时，似乎也有点儿敬而远之。
毕竟，“精神哲学”完全指向个人，需要时间和精神的双重磨砺，而且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身处的时代，现如今，恐怕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了。据说梵澄晚年出版《老子臆解》之后，对于没有引起任何评论文章一直有些耿耿于怀，推想起来，他应该是为自己的思想没有引起回音而感到遗憾吧。
隐蔽的影响
如果要想让梵澄的思想有更多的影响，那不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恐怕还需要一个通俗化的过程，出书仅仅只是第一步的工作。
梵澄以为，“若使大时代降临，人莫知我，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故应广挹世界文教之菁华，以陶淑吾华当世并启迪后人。”这应该是他大力翻译印度和西方经典的精神原动力。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个想法虽然未必应时，但在读者中还是能引起共鸣。虽然因为他的文字古雅，因为印度哲学的边缘化，学界关于梵澄的研究还不多。但在民间，梵澄文字的影响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梵澄的几册小书，诸如《周天集》之类，一直是诸多读书人搜求的对象，而梵澄其他的众多作品，也一直有读者在等待。前些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印行一辑密那《母亲的话》，引来的是读者更多的期待。如今《文集》不但把《母亲的话》完全收入，包括他的英文著作也都收入完整，这是读者的幸事。不过如果要想让梵澄的思想有更多的影响，那不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恐怕还需要一个通俗化的过程，出书仅仅只是第一步的工作吧。
当年玄奘翻译佛典，最终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靠的不仅仅是玄奘一人的学识，还有他那些门生的普及，更有朝廷的大力支持。如今梵澄的学术边缘化，要达到类似的影响显然已经不可能。
而从梵澄学术的本质来看，本来也就是指向精神，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省。
据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到第七卷的时候，终于达到一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想来这该是一种澄明之境。晚年的梵澄，会通三大文化，大概也是处于这种澄明的状态吧。□涂涂
本文写作参考刘小枫《圣人的虚静》、孙波《再忆梵澄》、李小文《徐梵澄先生及其手稿》以及姚锡佩的回忆等文章。作者对梵澄思想了解尚浅，不当之处，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