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歪曲电视采访《走出千年泥泞》

    本来，讨论曹长青文风的文章，我只准备写一篇（见香港《开放》月刊2006年3月号）。这两天稍有闲暇，又突发奇想，不妨把曹加以引证的三篇文章也找来再读一番。（三篇文章是：刘宾雁的《寻找共产党》以及两位记者对刘宾雁的采访《走出千年泥泞》和《八十岁仍在寻找共產党》。）读后，对曹长青的文风又有新认识，现与读者诸君分享。

曹长青十分宽容地写道：“刘宾雁在中国当时那种封闭情形下提出‘第二种忠诚’还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纽约‘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还明确宣称：‘《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精神。’”

——曹长青的以上转述能否信任呢？我找来这次电视采访（《走出千年泥泞——访刘宾雁》）一查对，发现原文与曹文的转述大异其趣。曹长青从原文中删去了对‘第二种忠诚’的解释，代之以省略号，只留下了一头一尾。他删去了什么内容呢？——“我认为有三种忠诚：一种是老黄牛，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愚忠吗（嘛）。第二种忠诚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敢于和党内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我写的两个人都不是共产党人，但都对党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面对面的进行了斗争。”本来，作家采用易于误解的题目和提法（如“第二种忠诚”）属于“走险”，这是需要进行一番解释的。在经过如此剪裁的文章里，刘宾雁成了一个对中共尽愚忠的老顽固：“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还“提倡这种精神”。在被曹长青删节的文字里，刘宾雁恰恰以明确的语言解释了“第二种忠诚”不是愚忠，而是“斗争”。你可以说刘宾雁还不够彻底，共产党不仅仅是错误，而是罪行等等，完全可以，但你不能断章取义，故意省略掉人家的核心内容，歪曲观点，然后武断地宣告“第二种忠诚”就是“对共产党的忠诚”。作为一位著名的成熟的写作者，这有明知故犯之嫌了。

事情还没有完。紧接下来，曹写道：“这家电视台的专访结语是，刘宾雁‘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着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好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同盟军！但是，这里说的，似乎不像是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刘宾雁呀！我只有再去查找原文。天哪，这哪里是什么“结语”！连全文的一半还没到。而且，重要的是，虽然采访的是晚年刘宾雁，但此处所谈论的，是刘宾雁刚刚被打成右派之后的状态，是青年刘宾雁。曹长青在这里有两处要紧的改动：第一，把刘宾雁青年时代的已属于“过去时”的政治幼稚偷换为晚年的“现在时”的愚蠢；第二，把采访者在文章前半部分的一句话偷换成“专访结语”。如此一来，刘宾雁1957年刚当右派时的思想，就神奇地越过半个世纪，原封不动地成了晚年的思想！刘宾雁自1957年之后大半生的贬谪、抗争、流亡及其思想流变，全被一笔勾销。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使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再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

让我们来看看，同样一位曹长青，在几年之前是如何写的。在回顾他曾任副主编的《深圳青年报》成就时，他写道：“该报还独家了发表当时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作家刘宾雁写的有争议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肯定性评价，其醒目套红标题为：‘一个国家没有第二种忠诚就不能兴旺，一个政党听不得不同意见就不会长久’。该报道援引万里的话说，中国这场改革不仅需要雷锋式的第一种忠诚，更需要陈世忠式的第二种忠诚。‘即敢于冒死向党中央上书，呼吁政治决策民主化，反对政治盲从。’”——注意：在曹长青的这篇文章里，“第二种忠诚”就不是忠诚于共产党，而成了“反对政治盲从”。不仅如此，曹长青还在“直接挑战共产主义制度”的小标题下，写了大段介绍“著名敢言作家刘宾雁”的文字。（曹长青：《抗争的声音：<深圳青年报>——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三》）在需要批评刘宾雁时，这些几年前说过的话，他忘了。

让我们再回到电视采访上来。

曹长青所谓的“结语”不是结语，那么真正的结语是什么呢？《走出千年泥泞》的真正结语，是在曹文所引证的“结语”3千余字之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首诗来形容现在刘宾雁也许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他的一生可谓是风风雨雨，坎坷不平。但他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没有因为得到荣耀而变得阿腴奉承，也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屈服权势。他始终保持著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所应有的气节。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由衷地祝愿刘宾雁先生顺利完成他的宏伟写作计划，更期望我们的祖国早日走出那千年的泥泞。”

曹文歪曲多维长篇专访《八十岁仍在寻找共產党》

    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曹长青继续写道：

    “纽约《多维时报》在刘宾雁去世前几个月对他的长篇专访，题目就是‘寻找共产党’，这是刘宾雁用过的文章标题，他对采访者说，他写过的文章，最喜欢的是这篇，该篇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有过了前述阅读体验，我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曹长青文章持无保留的信任。我找来《多维时报》这篇专访，作者是高伐林。听到刘宾雁说他最喜欢的文章是《寻找共产党》，高伐林反问道：寻找共產党？為什麼？！——显然，这又是一个易于引起误解的属于“走险”的题目。于是，高伐林特地把“寻找共产党”定为小标题，进行了大段引述。

记者引述刘宾雁的《寻找共产党》：“八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產党。下场各有不同。”1980年，刘宾雁在张志新的档案里看到，她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不管审讯者问她什麼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因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张志新找党的下场是“被割断喉管”。——显然，张志新要找的党，不是割断她喉管的这个党。——刘宾雁写道：“‘她找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记者继续转述刘宾雁：“又过去了十几年，那个党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还在首都创造了杀人的歷史纪录，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热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找党”呢？刘宾雁继续写道：“真正执著於其党籍的党员，有两种。大量的，不是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就是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產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刘宾雁和这些少数共产党员要找的，显然也不是这个“腐烂”党、“杀人”党。

    接下来，在和多维记者的谈话中，刘宾雁谈到“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曾有意地使15万人活活饿死”，“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血淋淋的真相”，“还多次提到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七十年代波尔布特屠杀百万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训练、装备、经费和军事顾问完成的。后来為保护那批杀人犯，中共又於1979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牵制越军对波尔布特的攻势……”（高伐林：《八十岁仍在寻找共產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刘宾雁要找的党，难道是这个杀人如麻的“血淋淋”的党吗？

    记者另起一行，鲜明地写道：“他要寻找的共產党，当然不是这样的共產党！”

    记者总结道：“文学上有所谓‘永恆的主题’一说，对於刘宾雁来说，这一生的永恆主题是‘中国老百姓’：他们苦难深重的过去，他们不断恶化的现状，以及他们难以预测的未来。刘宾雁以一个最简单的标準──老百姓的处境，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判断是不是该寻找的共產党。”

    综上所述，读完多维长篇专访和刘宾雁《寻找共产党》两篇文章，不怀偏见的人们，应该能得出以下结论了：

    刘宾雁所谓“寻找共产党”，大致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是如张志新那样的少数党员，在寻找理想中的共产党（张志新找到了死亡）；

二是如贪官污吏那样的大量党员，投靠腐烂的共产党；

三是人民将清算双手染血的共产党：“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单是‘六四’和镇压法轮功这两笔帐，它就难以招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吃俸禄者，恐怕至少在道义上不能不分担一份责任。至于满朝文武，更难辞其咎。……有理想、有抱负的共产党员，恐怕现在就该考虑如何同江泽民集团划清界限，另立门户了。”（刘宾雁：《寻找共产党》）

你可以说刘宾雁仍然过于理想主义，你可以说共产党绝不可能改邪归正……你唯独不能说刘宾雁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我真是很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曹长青如此行事？既然对刘宾雁“怀念”、“感动”，还称之为“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又何苦如此这般？行文至此，又觉得文风问题恐怕不仅仅是写作规范和职业道德问题。更深一层，还在思想。真理在握，居高临下，自然想打倒论敌。谦卑一些，对自己留有一线疑虑，则又是另一种态度。

大多数作家并不擅长于逻辑严密的政治哲学式表达。刘宾雁亦然。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的确也使他的许多政治表述有欠明朗清晰。这是不应苛求的。在他为拙作《红色纪念碑》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我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怀有强烈兴趣……我并未发现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同样鼓舞我走向革命的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有任何冲突……”——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是刘宾雁思想的基础；二，刘宾雁认为，他所理解并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曹长青大约不会认同，我也不能简单认同。于是，当大家都说“马克思主义”时，我们三人的所指，显然就不能同一了。这里有名实之辨，是不应粗暴对待而要小心分析的。同理，我们在谈到共产党时，也各有相异的理解。我和曹长青认为那是杀人党，甚至就是“共匪”。刘宾雁虽然也同意是杀人党，但他感情深处，总是难以抹去他自青少年时代就以身相许的经历与信仰，还有那些仍然在苦苦支撑的好同志。这是刘宾雁“不彻底”之处，但这也是刘宾雁比我们更富于人性之处。限于篇幅，此一问题，不打算在这里展开。

曹文张冠李戴更改引文出处

真可谓开卷有益。在阅读过程中，我多次看见如下一段文字：“刘宾雁在自传中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这段文字，位于曹文“刘宾雁认不清共产党的狼性”那一小节中，目的要证明刘宾雁对共产党的幻想与忠诚。我觉得刘宾雁这段话很眼熟，记得还标了红，不是自传，而是哪篇文章。稍一查阅，果然，其出处是《走出幻想》（《北京之春》1994年第1期）。但曹文明确说引自刘宾雁自传，这就等于说刘宾雁自己抄自己。这倒也不希罕，但怎么一字不改呢？我上网查刘宾雁自传，认真阅读了反右前后几章，没有找到这段话。会不会在其他位置呢？又特地找来一个便于电脑查找的刘宾雁自传文本，分别搜寻了四个关键词：“同心同德”、“创造性”、“献出”和“最危险”，结果毫无所获。也就是说，这段引文并非出自刘宾雁自传，而确实引自《走出幻想》。——这可真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的猜测，读者诸君看是否有理：曹长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证明刘宾雁对党的忠诚与幻想，如果注明引文出处是《走出幻想》，说服力恐怕就不太强了。可是，引文还是符合需要的，不如就把它嫁接到自传上去，反正也是回忆性文字，谁能看得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我误解了，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不过，以我这智商，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果真是这样，也就不好了。

我不反对批评刘宾雁。我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真诚拥护者。刘宾雁确实有局限性，并非完人，但要批也不是这么个批法。我只希望，批评时，要遵守基本写作规范，要注意人的复杂性，不能选择性太强，把不符合自己论点的材料全部扔进大西洋。曹长青使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位他希望我们相信的刘宾雁。他笔下的刘宾雁，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那个真实的刘宾雁：

    “……几乎从我接触中国共产党那一时刻开始，它对于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似残酷的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刘宾雁：《红色纪念碑》序言）

“中国共產党正在向黑社会势力转交政权。官方承认，黑社会已经拥有三千多万人马，是中国除共產党外最强大的有组织势力。共產党和黑社会在广大地区已经组成联合政府。”（《刘宾雁在独立笔会自由写作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见博讯网笔会网页）

“一些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的农民领袖……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对现代文明油盐不进，否定个人和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传统’之名推行全国。残酷、卑鄙和虚伪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宝。”（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曾以为自己献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可以使我们的子女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此刻，我们下一代中的优秀分子不是已经惨死于屠刀之下，便是在被疯狂追捕之中。……/四十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叛亲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刘宾雁自传后记》）

    ——这是我随手摘录的几段文字。这类文字，只要篇幅允许，还可以这样一直摘录下去。如果写下了这些文字的刘宾雁“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分子”，那谁还是呢？是我？是曹长青？难道这就是“眷恋共产党”（见曹文）？难道这就是“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最后这段文字，写于六四镇压之后不久。那不可抑制的义愤至今仍在字里行间燃烧！正是类似的写作和演讲所反复发出的对中共极权制度的绝决声讨，使刘宾雁夫妇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涯。一直到临去世前两个月，被癌症消耗得饮食难进、气息奄奄的老人，还通过广播向欺凌工农民众的统治者发出最后的抗议。为着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刘宾雁确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刘宾雁：人道主义传统的光辉典范

曹长青责问道：“没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产党人的责任，让他们上绞刑架，但他们为什么就死活不承认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果他们都没错，从胡耀邦、赵紫阳，到刘宾雁们，个个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责任，难道中共的所有罪恶，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

这段责问是有一定道理的。每个参与者，都要分担责任，都要忏悔。哈维尔已经把话说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细思量，胡赵刘们参加革命尚在青少年时代，我和曹当官方报刊副主编已在40岁上下，完全懂事了。在这个意义上，曹和我有没有罪呢？将心比心，我们又承担了什么罪责呢？在上述曹长青介绍《深圳青年报》成就的文章中，唯有评功摆好，罪责是丝毫无有的。

中国共产党，从它武装暴动武装割据起，经两度内战、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人造饥馑、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结圈地抢钱，其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但作为这个政治集团中的个人，则又需要具体分析。胡耀邦、赵紫阳作为共产党领袖，确实参与过许多不义与血腥，（手上没血，能爬到高位吗？）但是，当他们为着抗拒邪恶而自觉担当苦难之际，以往的罪错已经洗净，而开始变得圣洁。我找不到法理依据，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动过共产极权社会走向瓦解的前共党领袖们，如匈牙利纳吉、捷克杜布切克、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瞬间之事。刘宾雁对中共革命的认识确有不足，这是他的局限。如果他有更深的反省自然更好。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他参与不深，体验有限。他只是短暂参与过土改，同情则在地主方面。许多青年人抱着高尚理想和献身热情参加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这不是道德悲剧而是历史和命运之悲剧。刘宾雁觉醒较早，中共建政之初，便率先揭露阴暗面，影响遍及全国，一生不改初衷，遭毛、邓、江、胡四代君王嫉恨。两次开除出党，22年右派（其中5年农村劳改，两次“戴帽”），18年流亡外邦，却愈挫愈勇，至死坚贞。如此刘宾雁，还需要怎样追究责任呢？哪怕流亡至死抗争至死，也罪不可赦吗？

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会有政治罪名，不会有集体罪名，更不会有集体的政治罪名。当年，共产党以集体政治罪名“国民党”、“反革命”处决了数百万政治反对派，有朝一日，我们也会翻过来以集体政治罪名“共产党”、“极权主义者”处决政治反对派吗？或者，我们也来打他多少万“左派分子”吗？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会说：“弟兄们，对不起，这不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我也会像刘宾雁那样，和这个新型的专制英勇对抗，并以残存的生命，寻找真正的右翼。

我不是暗示曹长青将会如何，我们这里在谈思想。那么，从思想上敌视、歧视刘宾雁与之“不谋而合”的西方左派也是合宜的吗？曹长青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言之差矣。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人，热烈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对西方左派多有怨怒，倒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再往深处里思想，这里没有异端，或者异端也拥有同等的权利。所谓自由社会，就是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真正自由的社会。一切思想，包括曹长青与我极其厌恶的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都不受歧视，而拥有机会均等，表达自由的一席之地。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其自由、平等可以抵达其逻辑的顶点：那些宣扬不自由不平等的思想，在这里也是自由平等的。（再具体到刘宾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认为“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又没有撒谎习惯，你叫他“承认”什么？）

如果我自称为右翼，那不仅意味着我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而且也意味着我要坚守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来反对他们。

我批评曹长青，并不是说我就比他高明。他的许多文章我都是很赞同的。这篇《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也有积极意义，至少它的出现，促使我们加深了对刘宾雁思想人格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是读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长大的。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与刘宾雁相比，我们的阶级性太强，而人性太弱。我们心中的悲悯太少而仇恨太多。所以，对曹长青的批评，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我的自我反省。环顾前后左右，在我所熟悉的所有同时代人中，刘宾雁还是最纯正杰出，最富于爱心的。

刘宾雁对人民、土地、祖国的永恒之爱，他的坚贞不屈，英勇献身，他的悲悯谦恭，希望信仰，是人道主义伟大传统在中国的光辉典范。这个充满人性的人物，是中国现当代史中深重苦难馈赠于我们的回报。他的生活与思索，超越了阶级、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他属于全体中国人。

2006年2月8??N?D.C.

    《冰点》要复刊了，而李大同、卢跃刚却被撤职了，这是一个比当初决定停刊《冰点》还要搞笑的决定，这是一个沿着错误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定，这是一个对李、卢二人制造冤案的决定。它等于是向世人宣告：别认为只有法轮功有冤屈，别认为只有拆迁户才上访，告诉你们，在中国，谁都可以成冤民，谁都可以成为上访者，老李、老卢不已经开始走上漫漫上访路了吗？ (博讯 boxun.com)

    
    刘少奇成为被冤死的最大冤民，王光美也曾经是一个普通的上访者。胡锦涛如果不拿出勇气根绝冤案，来日冤案不知道要落谁头上呢。你以为丧钟为谁而鸣？李、卢与中宣部、共青团的头头们相比，级别和权力奥援都差一大截，可是并不是世上的任何角落都得拼级别和奥援。李、卢，至少在这件事上，是一种价值载体，新闻自由价值的载体。西谚云：“要埋掉真理得挖很多土”，要埋掉新闻自由，你得动全人类的人心土方。试问老胡，你有这么大的掘土机吗？
    
    并非李、卢不可摇撼，关键是在哪些地方摇撼。在言论自由层面摇撼他们，那是道义上找死。老胡为能纪念一下前胡（耀邦），苦口婆心，说服这个，说服那个，费力大了；如今一个《冰点》，折抵了你的全部辛苦。
    
    不讲价值取向，只讲官大理就多，就得赢，如果不是心理盲区，就是末日心态，乱来吧，抻一天是一天，顾不了那么多了，开罪整个知识界也不足惜。中国大学里有６００多家新闻传播院、系、专业，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起码好几千，面对中国新闻界这么大的破事儿，面对新闻自由的逆流，你们总不能自始至终一个屁不放啊。官僚们不是收拾李大同、卢跃刚，他们是在践踏我们的行业核心理念！
    
    中青报的老记者、老编辑、现同人们应该说说话，动一动，做点儿什么，就像不久前新京报同人搞的那一下子一样。据推测，袁伟时的文章是李而亮总编辑签发的。这个清样签字，表现是好的；现在你在走钢丝，或为新闻自由的信徒，或为新闻自由的敌人，间不容发，历史老人正擦亮老花镜盯着你呢。
    
    胡主席曾经是共青团的大拿，现在是国家的大拿，你必须心中暗暗有这个准备：像妇科医生刮宫一样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像外科医生揭痂一样揭去中宣部。凡不准备对历史负责的人，必堕落为现实中的罪人；凡不打算上天堂的人，必干下地狱的勾当，这是绝对的。把住当下每一步的滑！否则最终必滑进地狱。而亮、锦涛，当心乎哉！勉励乎哉！
    
    《冰点》要复刊，而且要登批袁伟时的文章。这样的争论文章，难道李大同、卢跃刚约不来吗？如果中宣部和共青团的头头们心态正常的话，用得着撤俩人的职吗？也不能光怨他们，要是胡主席是一个会办事的人，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遂了这帮无聊党棍的愿。
    
    我倒是等着３月１日复刊号上批袁的文章究竟出自何方大圣的手笔，他要是个爷们儿就别用化名。中国政府现在不是强力推行实名制吗？实名制好哇，有能耐把官员嫖娼也搞成实名制才算是伟光正的杰作呢。
    
    对于李、卢的撤职处分，没见袁伟时教授的任何动静，用赵本山的词儿讲，是不是老人家已经吓得“水裆尿裤”了？老爷子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它中宣部、团中央还脱不了清净呢。
    
    中宣部管新闻，等同于一般行政管理的时代，官大一级压死人，见鬼去吧！
    ２００６年 ２月１８ 日 北京

    读了袁红冰教授的雄文《为高智晟辩》，对袁先生的思维模式和行文方式感到一种久违的戾气。以至于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一篇本来应该以理性和严谨著称的法学教授的文章。为此，写下一点读后感想，向袁先生讨教。
    
     文学青年？

    早就听北京法学界的朋友说袁红冰是北大法学院出来的法盲，一个文学青年。我觉得有些夸张，再三阅读了他的雄文，不能不承认朋友所言不虚。
    袁先生据说是法学专家，令人惊异的是，他却在这篇论述法律维权的挺高贬丁的檄文中大量使用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
    袁先生说：“就在各界人士，特别是深受暴政荼毒的底层民众，对‘绝食维权抗暴’运动给予日益强烈的道义声援和实际支援之际，整体上早已退化为软体动物的中国知识界，又一次可悲地裸露出软体动物的本性╠╠他们对高智晟发出的“劝责”噪音，已由私下变为公开，并企图影响历史进程，而近几日“劝责”之文犹如片片枯叶，飘落于互联网上，大有秋风萧瑟，凋残令暴政恐惧的‘绝食维权抗暴’运动之势。”
    这段话让读者哭笑不得。
    其一、劝解高智晟律师暂停绝食的朋友和长者成了袁先生笔下的“软体动物”，可是袁先生知道这些劝解的人是谁吗？他们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在中国维权第一线的法学专家、教授、博士、执业律师、民间专业维权活动家、作家，他们是承担中国国内维权活动的主力军和灵魂人物（袁先生如果需要，我可以列出名单），中国浮出水面的几乎所有维权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有的甚至多次坐过中共的冤狱，没有一个跑到国外去才敢高谈阔论做英雄状，而是一直坚持在国内，一寸一寸地为民众争取权利空间，这些人怎么倒成了“软体动物”？请问袁先生，谁是硬体动物？你这位据说著名的法学家是什么动物？
    袁教授，我查一下你的简历，好像你1994年被抓发配贵州之后，十年来一味韬光养晦，甚至都韬光养晦成了贵州省知名法学家，但从未听到你的任何反独裁声音，你只是一跑到国外，才开始高唱英雄主义，我说得对吧？
    袁教授，当时与你一起搞“劳工同盟”人，周国强和刘念春先生都被劳教了三年，只有你，去了贵州。还当了院长，升官又发财，你能说说你这个硬体动物是怎么当的吗？
    正如廖亦无先生所说的：“都是爹妈生养的人，凭什么你就该一再通吃？退一步说，你得了便宜也罢，低调些。一句话，袁红冰你就说：出逃是为了活得像个人—-这样，在国内硬撑着的我等，或等而下之的他等，心里也要舒坦些，至少要平衡些。然而你顶着党赐给你的会长，院长，教授头衔，却自恋得忘了自己是谁。这许多年来，民主进程与你何干？仁人志士的大苦大难与你何干？你作为法律界知名人物，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底层冤案作了那些关注？打过那些官司？作为六四旧人，你虽属卧薪尝胆，10年磨一剑那一类，可暗中帮过哪些朋友？ 苍天有眼，你真无愧于心吗？”
    廖先生的诘问，你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袁先生，你算什么“硬体动物”？
    其二、袁先生还说，“劝责”的文章如“片片枯叶”，大有凋敝“维权抗暴运动”之势。
    如果我没有说错，袁先生说的那几篇文章当是指敝人的《中国式维权的法律品格》、《把绵羊与山养分开》和丁子霖教授给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几篇文章就是“片片枯叶”？还有，既然是“片片枯叶”，怎么就能“大有秋风萧瑟，凋残令暴政恐惧的‘绝食维权抗暴运动’之势”？暴政都无可奈何的‘绝食维权运动’，几片枯叶竟能‘凋敝’？
    袁先生的这种行文的夸张风格和加罪方式令人不禁想起某位“伟人”71年加罪林彪时的名言：“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虽然这位“伟人”是袁先生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袁大教授跟那位“伟人”的思维、行文方式，那种语气，何其神似乃尔！
    其三、袁红冰是北大出身的法学家，还当过贵州某高校的法学院院长。但是，他身上却没有一点法学家的气味。他蔑视法治，公然贬斥改良，煽动革命，在分析高律师的维权合法性问题上，他也充满了可笑的逻辑诡辩
    袁红冰说：“有“劝责”者断言，政治化会使高智晟“越来越远离那些需要得到您帮助的底层民众”。╠╠这种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就会远离底层民众，难道从事专制政治活动竟会越来越亲近底层民众？即使用最善意的心来理解，上述“劝责”者的断言也是逻辑的反悖。以此等荒谬的逻辑问责，不觉得汗颜吗？”
    作为“法学家”，袁红冰不会没有学过逻辑吧，袁红冰问：“如果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就会远离底层民众，难道从事专制政治活动竟会越来越亲近底层民众？”且不说这是个伪问题，（丁老师和我谁也没有说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就会远离底层民众，丁老师的意思不过是说高律师离开了律师这个位置，会在客观上远离需要提供维权服务的底层民众，这是个事实判断），就是从这个伪问题出发，能推出袁大教授“从事专制政治活动竟会越来越亲近底层民众”这个命题吗？这是两个非此即彼的命题吗？袁教授自己不顾逻辑胡说一气，还说别人的断言“是逻辑的反悖”，反问别人“依此等荒谬的逻辑问责，不觉得汗颜吗？”读者明鉴，应该汗颜的不正是这个袁大教授吗？
    
    偷换概念的大师
    除了行文的随意和夸张，还有偷换概念，还有诛心。
    袁先生说：“劝责”者最不知进退的要求就是，请高智晟“回到维权行列中来”。似乎高智晟╠╠这位维权律师中的英雄，已经被什么权威开除出“维权行列”了。但我坚信，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否定高智晟律师的中国维权运动先行者的地位，也没有任何人配请高智晟律师“回到维权行列中来”。
    首先，高智晟律师不是什么维权先行者，这个不需要否定，高智晟自己也不会承认。如果真要论资排辈，追溯历史，恐怕也要先提张思之，莫少平等维权律师，他们为异议人士辩护的时候，高律师还在新疆卖菜呢。
    其次，丁老师奉劝高律师回到维权队伍中来，是因为高律师已经偏离了维权的路径，走向了政治异议，这是个连支持高律师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有一位坚决支持高律师的作者说：
    “维权”的“维”字是维护的意思。所谓“维护” ，自然是你已经有了，才可以“维护”的。可是，大家不妨看看中国大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维权运动，无论是手无寸铁的村民，还是手持法律武器的维权律师，他们所要“维护”的那些权益，什么时候人民拥有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是有语病的，这语病也正显示其奇妙性。因为，无论是村民还是维权律师，他们“维权”其实也就是要权和夺权！（云飞扬《殊途同归维权路》）。
    中国式维权本来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文本意义，带有泛政治化的倾向，而高律师发动的“绝食抗暴运动
”加上海外各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更是典型的政治化运作，维权的成分已经非常稀薄，所以，并不存在谁把高律师开除了维权者队伍的问题。(如果有，也是他自己把自己开除了)。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袁先生不愿正视也罢，怎么就能得出有人要开除高律师维权队伍、否定高律师中国维权运动先行者地位的结论呢？这里面的逻辑论证在哪里呢？袁教授难道不是在大战风车？
    
    更令人倍感困惑的是，作为法学教授，袁先生对别人文章随意曲解的那种“大人物风范”。
    袁先生还说：“劝责”者不再承认高智晟律师“维权人士”资格的理由，乃是基于某些“维权律师”对维权运动的界定。这个界定可以如此表述：维权运动只能通过中共现行的司法程式，来实现其价值。
    袁先生指的应该是敝人的文章《中国式维权的法律品格》一文中的观点吧。但是我在文章中说过：
    “维权有多种途径，维权律师仅仅是途径之一，非暴力抗争是又一种途径。超出律师代理案件的范围，作为非暴力反抗的品格，蔑视恶法是正当的，甚至是高尚的勇敢的。”
    “其实，律师代理或辩护只是维权的方式之一，维权行为有多种方式，其基本的原则是相同的。限于篇幅，本文只从律师维权这个角度来切入探讨。”
    我并没有否定非暴力抗争作为维权形式的合法性和道义价值，袁先生怎么能得出“维权运动只能通过中共现行的司法程式，来实现其价值”的结论，然后把它栽倒“某些维权律师”（也就是鄙人）的头上？
    记得林彪元帅曾经如此表达过对“伟大领袖”的不满：“歪曲你的原意，然后栽赃，然后批判，老毛的一贯伎俩”，（大意），我们从袁教授的文章中，是不是也能嗅到这种“大人物”气味呢。
    说到对恶法的蔑视和抗争，丁老师、我和袁先生其实根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意见。恶法当然要蔑视，要抗争，这个没有问题，也没有人要求人民敬畏“恶法”，丁老师说的那句话：“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的精确总结，没有法治传统资源的中国专制社会，两千多年难道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是这段话受到了袁先生的强烈诟病，只是袁先生再一次偷换概念，把对“法”的敬畏变成了对“恶法”的敬畏。于是引出了这样一段大批判：
    “中共建政五十六年以来，正是以法律的名义维护专制，奴役人民。中共恶法是罪恶之法，是剥夺民权之法。就连六. 四血腥屠城，也是在李鹏依据中共恶法的授权而发布的戒严令下展开的。难道“劝责”者是要中国人民敬畏这样的恶法吗？！难道敬畏这样的恶法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
    我真的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位“法学家”的语言，因为我实在看不出这种肆意歪曲，无限上纲的文风和逻辑跟姚文元先生的“雄文”有什么区别，我宁愿相信袁先生是个法盲，一个“文学青年”。
    
    道德高标之上的“英雄”
    丁子霖教授，一位在一场国家制造的悲剧中丧失了儿子的天安门母亲，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丁老师公开信是以母亲关爱孩子般的慈母心肠作立场的，字里行间，我能读出老人家对高律师的爱护和关怀，感情之恳切，与老师当年阻拦自己孩子出门几乎不差分毫。”十七年来为了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默默地抗争，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为了避免十七年前的苦难重演，这位痛苦的母亲给一位后辈写信，其情殷殷，其言切切，这是一封读了令人泫然泪下的信啊。但是，就是这样一封信却被解读为：行“‘亲者痛，仇者快’、‘暴政喜，志士哀’之事”，丁教授也成了不配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名不副实的人”。这位站在道德高标上的袁大教授甚至大言不惭：
    我有一言劝“劝责”者们：你们如果不支持高律师，就请保持净洁的沉默。不要再用所谓“劝责”，对英雄作道义的责难。因为，你们不配！
    我也不妨借用袁教授的逻辑，使用袁教授的口气问一句：
    袁红冰先生，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是因为你逃到了海外就占有了道德高标？还是因为你在国内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维权事业是你享有这种权威？
    我们不支持高律师，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高律师行为的价值和他的人格，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权利提出我们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意见。高律师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他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品牌，我们和他的分歧是维权策略上的分歧。这个品牌出现了问题，损失的将是国内维权相当量的“库存”。让国内的人遭受更多的苦难。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作为“法学家”，哪怕你不懂法律，你也应该懂得，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是谁都不能剥夺的，你让我们闭嘴，难道你想成为一个可以牵制别人言论的毛泽东那样的专职魔王？
    可爱的袁教授，我们早就明白，你其实不是英雄，不管你有时装得多么像，你是个只有到了大洋彼岸才敢敲响法锤宣布逮捕中共领导人的“伪法官”，一个隔岸煽火的起哄主义者。你的道德勇气令人怀疑，你的凌云霸气令人厌恶，至于你喋喋不休的“缄口”奉劝，还是留给你自己罢。

〈本刊编者按〉2005年12月28日，学者朱学勤应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邀请,参加该集团所属民工子弟小学——康乐小学教师座谈，受聘为这个民工子弟小学顾问.现征得朱学勤本人和信孚教育集团同意，将此次座谈发言摘要如下:

　　我从未接受过社会兼职，但很乐意接受这一聘请。原因很简单，不仅因为你们和我是同行，还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的后代。

　　我们今天中国的城市市民,往前追溯,大部分人,不是父辈就是祖辈，总是一个移民，其中很多人做过民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民工的后代.抗战时,我家乡被日本人扫荡,一把火烧光了房子,父亲牵着我奶奶的衣角,坐小船过长江,到了上海.当时的学校是社会主办,不是政府主办,父亲有幸在上学的年龄能入学,终生受益.两个月前老人家临终,念念不忘的就是“我怎么进入学校”。他回忆，五、六岁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一张有字的纸，欢天喜地拿回家，对我爷爷说：“我找到学校了，能读书的学校喽。”我爷爷说，那不是学校，那是教堂的传单。此后父亲进入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和当时校董的女儿同在一个班级。如果当时没有一家学校接纳我父亲，我今天也不知道在那里漂泊，肯定不能在今天与各位见面。那个社会，纵有千般恶，但有一条，在所有小孩受教育权利上，政府没有设门槛，这样才有了移民的后代，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这条路子上，重新回到民工小学，接受这个“顾问”。我后来读的那个小学，非常巧，也是父亲读的那个小学。有一个女教师问我：“你爸爸现在在那儿啊？”回去告诉父亲，父亲说，“哎呀，她可不是一般人，她是校董的女儿呀！”校董的女儿和一个移民的儿子是在一个教室里长大的，后来又作了那个移民儿子的儿子的教师。

　　每次到广州，都感觉到广东的民间社会比上海活跃。上海虽然繁荣，却是个大政府弱民间。你们有机会到上海外滩就知道，它浓缩了整个世界：西面是二、三十年代的建筑，人称万国博览会，我称是“老欧洲”；对面是浦东，全是崭新的摩天高楼，我把它称为曼哈顿，“新美洲”；在地球仪上，大家知道，把美国和欧洲拉到一起，或者暂时割开的是大西洋，外滩的“大西洋”是什么？就是那条黄埔江。黄埔江的两边，一个是老欧洲，一个是新美洲，整个世界缩龙成寸，就浓缩在那里！但你一离开黄埔江，往北、往南走20公里，就会发现另一个上海，那个上海和外滩的差距不是20年的区别，是50年的差别。让我触目惊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门口，每一次从我居住的小区出来，路过两个小学，一个是公办小学，一个是民办小学，就是你们这样的民工小学，那公办学校放学的时候门口挤满了车接送，农民工学校出来的孩子连个整齐的校服都没有，过马路时无人护送，万一被隔壁那个学校的接送车辆撞上，怎么得了？一墙之隔，公办学校是这样，民办学校是那样，俨然两个上海，两个世界。去年冬天，我妹妹的女儿来我家过寒假，我带她到周围民工住宅地带走一走，小姑娘几乎窒息，走出来后喘一口气：“现在才感觉安全着陆”，可见此前所见对她的冲击。我对她说，“寒假作文你有题材了，就把这句话写进作文里。”

　　到广州，看到你们这样的校舍，尤其听说你们有12座校车，把孩子送到广州市的河南、河北，很感慨。在上海怎么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个对比之强烈，让人不能目睹。刚才我对信总、对校长讲，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实施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在逐步化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冲突。如果政府不做，又不许民间接盘来做，这个城市不会太平，上百万新移民及其他们的未来子弟，是会有吴广、宋江、鲁智深出现的，（信力健插言：加上现代、后现代包装，会出现格瓦拉）。这些孩子从小在歧视的眼光中长大，怀着对现代文明仇恨报复的心理打量这个城市，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现代文明的友好接纳，按红灯记的唱词来说，仇恨入心要发芽，要发芽成古代的水浒，现代的格瓦拉。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给我家装修房子有一个民工，很聪明，就是穷。他离开我家不久，有一天半夜突然打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他说他在第二家装修的地方，因夜深返归，被门卫拦住了，进不去。他在上海第二个地方栖身之地，必须设法进那个小区。他看到所有进出小区的小车都不受检查，一溜烟疾驰而过，就问我能不能帮个忙，开车出来，带他进去？我到那里的时候，他蹲在路边暗角里冻得发抖，示意我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好让他在门卫视线之外上车。上车后，他坐在后面的位子上，跷起二郎腿，拿张报纸作首长阅报状，门卫毫不阻拦，扬起栅栏，还敬了个礼! 为了这个“礼”，我们两个人在车内笑成一团。他扔开那张鬼报纸，几乎要在车内站起来：“人进去，要盘查，车进去，不盘查，还敬礼！” 这大概是一个民工在一个城市装修十年，享受到的第一个很可能是唯一一次敬礼。我这个民工的后代给另一个民工当一回司机，并不丢人，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当司机，能让人笑得出眼泪。

　　我到广州是来中山大学开会，待一会还要回到会场上去。那个会议题目叫做“2005年中国政治发展研讨会”，邀请了农民维权调查专家于建嵘，他从美国赶回来，给我们的报告是，2005年农民上访有什么新的特点？总的来说，是走向对抗，走向暴力。还请来了全国总工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专家，谈“工人维权”也出现了类似危机。

　　上午我在会场想，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一根链条的最末几节。下午在这里，似乎又走到了这根链条的开始几节。你们是在社会分裂甚至酝酿社会冲突的上游，每天在消化、至少是缓解这些冲突，让我们的孩子带着正常、健康的心理融入到这个社会，融入现代文明。各位老师功德无量，不光是传授知识、为民工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实际上在培养现代文明最根基的部分，你们是在化解可能引起文明自焚的那些冲突。刚才两点钟开门的时候，我和老信、校长，三个成年人去开校门，外面7、8岁的小娃娃嘻嘻哈哈地打闹着，拍打着校门，挤着闹着要进门，我们能感觉到他们推门的力量，就是一群孩子，合力也很大。我们三个人都被他们冲得连连后退，老信连声说，快开门，快开门！20年以后，如果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要推开一扇大门进去的话，不要说三个人，就是站满一排武警，你看拦得住，拦不住？肯定拦不住。

　　感谢校长，感谢各位老师，你们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个小学的老师和普通公立小学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正常的知识传授，而你们除此而外，实际上正在做更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如果30年、40年以后，我能不受阻碍地如实书写当代史，说我们这个社会在21世纪之交，怎么渡过人均GDP3000美元的多事之秋，侥幸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格瓦拉，首先应该感谢谁？首先应该向你们在座的这些民工子弟小学的教师致谢。是你们帮助这个社会在化解转型期危机，哪怕是杯水车薪，那里面也有你们今天的这一杯水!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媒体炒得很热闹。对于从1840年来，总被外洋漂过来的利炮坚舰欺负的中国人，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今天，怀念老祖宗扬帆出海的伟绩，寄托某种想象，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70年后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如西欧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以为并不值得艳羡。但是，以史论史，郑和等人“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哥伦布首航时，只有三只小帆船。而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郑和下西洋只能是七次劳民伤财却无实际经济收益的“面子工程”。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
    “（永乐三年，公历1045）六月，己卯。遣中官（宫中宦官）郑和使西洋诸国。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自侯显使西域后，中官奉使外蕃，后先相望，而和与显尤著云。”

    寥寥数笔，就点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上，龙椅上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寻找。此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此其二。这是纯政治目的，花费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收益？这种算法只能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讲代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要看郑和七下西洋花钱很多，我们要学会算政治账。

    那时候的政治账是什么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蕃做买卖，是一种现在看来可笑的“朝贡贸易”，大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明通鉴》的作者还以春秋笔法刺了一下郑和，暗示明代太监干政始于郑和等人。

    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及其船队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海目的，他们走得再远，出使的外蕃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给的政治任务而已，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经济目的。我以为大明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型得那样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蕃象征性臣服自己，自己赔本都行，亿兆华夏臣民供养一个皇室足够了。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大明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它是个心态封闭的帝国。心态封闭。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东方印度、中国的富庶。哥伦布的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财富，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吻合的。和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护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使去完成某种特定的政治任务，而是类似一个承包商，从大老板那里转包工程后，自己想办法争取最大的盈利。和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有个人意志，他不像个长官，更像个有自主权的公司总经理。而郑和船队的远航，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伸展。

    攫取财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国王、百姓、流浪汉都感兴趣的买卖，这样的买卖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死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朝廷扬威于海外的政府工程，只是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对大多数人毫无好处，难怪刘大夏一怒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日志。——这没有给大明带来经济效益的远航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这样政府一手包办的面子工程，注定是人亡政息，换个皇帝郑和的命运就大不一样。

    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法简单地类比，如果硬要比较的话，我的结论是，哥伦布因为发现新大陆生前异常荣耀，死后的名字和新大陆永远联系在一起。而郑和，费尽心力下西洋，却没有一片海真正属于过他。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决定一个民族航向的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和制度，所以我们现在自豪于600年前中国人高超的航海技术没有意义。

 

_{《你喜欢勃拉姆斯吗……》萨冈著}

_{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_21.00元

_{《你好，忧愁》萨冈著}

_{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_24.00元

　　“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最出名，新小说和萨冈。

　　萨冈是个作家，是法国的通俗小说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翻译了她的作品。“”新小说“派的掌门人罗伯-格里耶如是说。格里耶肯定不喜欢萨冈，但是他所鼓吹的”新小说“绝对没有萨冈有名。一个18岁就写出了奠定法国文学界地位的小说《你好，忧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并且在全世界发行了300多万册，这样的女孩子，确实会让很多人嫉妒，就连格里耶也无例外地调侃了一下，并且借萨冈提升了一回”新小说“的知名度。

　　很早就读过萨冈的小说，其中最喜欢的是《你好，忧愁》和《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最近又看到她的一本传记《你喜欢萨冈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对她鲜为人知的创作和情感经历有了更深的了解。萨冈是这样一个作家，你可能不喜欢她的作品，但是你不得不为她的经历和生活方式着迷。她时髦、漂亮、不断变换情人；她抽烟、酗酒、赌博、飙车、还吸过大麻。她曾给萨特写过肉麻的情书，令年长她30岁并且失明的萨特不厌其烦地请这位美女吃饭，听她朗读作品。

　　她还与法国总统密特朗有长期的私密接触，这种温柔、暧昧、深情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了密特朗的死。一个女作家，不管是看破红尘、玩世不恭、醉生梦死，甚至水性杨花也罢，却不招男人讨厌，反而更加令人痴迷，这绝对是了不起的女人，难怪连玛格丽特·杜拉斯这样的大家都对其暗藏妒意，一直不肯与她单独见面。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病态”、“迷醉”、“放荡”的混乱生活中，她始终没有忘记和影响自己的写作。一旦开始写作，她就会抛开一切，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不写得自己满意，她是绝不会重回社交场。

　　她写小说，拍电影，还给百老汇写过音乐剧，几乎当时所有的艺术行当她都做过尝试。据说，她从开始发表作品后的不到十年里，就赚了5亿法郎的版税，但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她经常邀请大帮的朋友游玩、聚会，还给许多需要救济的陌生人签赠支票。她说：“金钱既是个好仆人又是个坏主人。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大量的金钱会让我们在奋斗的过程中滋长惰性，还是把钱看淡些吧。“

　　在《你好，忧愁》出版前，萨冈的真名其实叫夸蕾，萨冈这个笔名是取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一个王子的名字，这是她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小说。而《你好，忧愁》的书名则出自法国诗人艾吕雅的诗《几乎变形》：“再见，忧伤/你好，忧愁/你铭刻在天花板的横木条上/你铭刻在我爱的人的眼里”。关于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个逸事，就是在她把书稿寄出之后，总感觉惶惶不安，于是就找到阿贝—格鲁尔特街的一个有名的女占卜师做了一番咨询，她得到的回答是：“你的书将飞越大洋。”不久，她的书真的成了世界性的畅销书，被翻译成21种文字。当时法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安德烈·卢梭在《费加罗文学报》撰文说：“弗朗索瓦丝·萨冈是个在男人世界里自由穿梭的女孩，她清澈敏捷的目光闪电般地穿透男人的肉体，直至他们的欲望、忧虑和自卑。用祖辈们的话说，女孩子深谙世事，从她们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她们早熟了10年，或者比现在某些懵懂的女孩早熟了一生。她们已经知道了一切，如果人们让她们畅所欲言，她们将言而无忌。”

　　不知疲倦地写作和我行我素的对爱情与友情的追求，构成了萨冈多姿多彩的人生。她一共谈过两次恋爱，都是无疾而终，但是与他产生暧昧关系的男人却多不胜数。她对婚姻是怀疑的，她曾说：人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获得幸福的婚姻。因此友情更让她感到自在与快慰。然而，她对友情的要求又是异常的挑剔，她说：“我要求我的朋友有两个主要品质：幽默和无私。幽默，意味着智慧和谦虚；无私则是慷慨和善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她的周围自然形成了一个令巴黎人又恨又好奇的所谓“萨冈帮”，他们经常彻夜地饮酒狂欢，搞恶作剧，他们在各自的家庭和婚姻之外寻找和保持着富有传奇色彩的友谊。在这个圈子中，她与舞蹈家雅克·夏佐的“友情”是最耐人寻味的。两个人彼此倾慕交往了40年，却从没有真正地结合。夏佐回忆道：“在我和萨冈之间，从来没有嫉妒，没有独占对方的想法，这是完美的默契、温柔，没有猜忌的爱，激情还未爆发的爱。我们两人甚至都想到过结婚。麻烦的是，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同时在我们身上产生。”当萨冈有一次正式向他提出结婚时，他心不在焉地拒绝了。几个月后轮到夏佐提出请求时，萨冈的回答则残酷而又坚决，她说：“不，今晚我并不感到忧郁。”婚姻错过了，友谊却保持了，这也许是萨冈更想要的幸福。

　　可惜，晚年的萨冈并不幸福，几个最亲近的人（母亲、哥哥）和朋友（包括总统密特朗）相继离开人世，同时毒品事件、官司、癌症，媒体恶意的人身攻击，还有与人合作的生意受挫等等，使她经受了人生最大的困境，她几乎停顿了写作。幸好有一位拉丁美洲贵妇在这个时候给予她庇护，使她得以避开纷乱的事物写完了她最后的作品。

　　2004年9月24日，萨冈终于走完了她传奇的人生之路，也告别了缠绕她一生的“忧愁”。死亡使她得以安睡，死亡也让法国全社会一夜之间重新认识了这个可爱的异类，他们甚至给她了过高的评价，而她在10多年前给自己写的墓志铭则低调和满怀自嘲。她写道：“1954年，她以一本成为世界丑闻的菲薄小说《你好，忧愁》出道，在经历了同是令人愉快而又草率的一生和一系列作品后，她的消失却只是一个对她自己而言的丑闻。”

 

_{《有关品位》彼得·梅尔著}

_{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_{2006年2月版}

_{定价：29.80元}

_{相关阅读：}

_{《餐桌上的普罗旺斯》}

_{（法）乔鹿著郑志仁翻译、摄影}

_{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_{定价：26.00元}

_{《永远的普罗旺斯》彼得·梅尔著}

_{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_{定价：28.80元}

　　彼得·梅尔一直对生活细节热情不减，连续写出三本普罗旺斯生活的故事，成为畅销全球的悠闲读本。写作的成功给了他创作的动力，此后他笔耕不辍，出版了两部小说，又推出两本时尚读物。大概早年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广告生涯让他见识并体验了大企业主和富商的雄心与眼光，他对花钱换得奢侈并不十分赞赏：“这些东西带来的麻烦远远胜过它们的价值。”他肯定地如此认为，并选择远离都市喧嚣的乡间小镇普罗旺斯定居下来，过着叫人心生羡慕的隐居生活。或许悠闲的日子给了彼得·梅尔优越的品质观念，在享受宁静的同时，他忍不住对号称人生最佳享乐之事产生兴趣。老习惯使他对精致生活展开新的观察，老毛病让他将所见所闻变成新的文字。凭着才华和耐心，他的《有关品位》写得满怀喜悦，读起来让人觉得悠然自得。

　　这种个人意趣和修养，虽然只是与众不同的私人爱好，却也是审美与实用的和谐融会。彼得·梅尔驾轻就熟将这些衣食住行的故事落实到他的记叙中，又理智地把自己对品位的理解贯彻在见闻里。尽管《有关品位》述说的都是名贵与挥霍的往事，却从来没有给人银货两讫、一走了之的交易场景。这是彼得·梅尔的长处，他惯于利用情节沉着地表达出他的观点。“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喝一口廉价的香槟。人生苦短啊！”这个心怀芥蒂的英国人对他们的老对头法国情有独钟，一点都不掩饰对巴黎那些奢侈生活的憧憬，抽出时间，他会毫不犹豫带你去拜会道格拉斯·海华那家历史悠久的西服店：“他们的店号从不做时兴广告，纯靠口耳相传。店内气氛静极了，叫人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毛手毛脚、贸然行事。客人们的交谈多是沉吟良久，轻言细语。这中间偶有低低的吱嘎声，像突然出现在乐章中的高音符，谈话也就终止了。”老品牌制造的流金岁月，经彼得·梅尔深情款款地渲染，高贵的气势逼人而来。就算“老友路易”这家巴黎最贵的小吃店不在你家隔壁，彼得·梅尔都有办法描绘出它的美味，让你有信心去回顾和体会历史承载的光辉，为自己品尝佳肴寻找花钱的借口。

　　英国人对传统的保守似乎与生俱来，他们对品位的要求一丝不苟，并将这些讲究发展到极致。彼得·梅尔对简单的日子无怨无悔，又对享受的生活推崇有加。

　　尽管英文里没有几个词句可以立即勾起人们对财富、享受以及美味的联想，但彼得·梅尔对品位的讲叙足够使人对素养和品位产生景仰。既满足了自己的奢侈愿望，又让别人为之肃然起敬，《有关品位》为读者精心展示的都是优越的品质观念。当你面对生活的盛宴时，仅仅享用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具备欣赏的素质。艺术早已像苍蝇一样盯上了华丽的生活，考验着你的耐心和眼光。对生活的鉴赏，对细节的欣赏，对心灵手巧的玩赏和对品质的观赏，决定了你能否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品位的人。由此看来，彼得·梅尔用优雅的伦敦口音讲述他对生活的认知和态度，彬彬有礼地将《有关品位》抒写得趣味盎然。

　　少数人的精致生活培育了社会大众的时尚需求，物质生活也就不可避免成为精神享受的表达方式。彼得·梅尔在《有关品位》一书中阐述的，是他领略了不同类型的生活后，重新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举起酒杯迎向灯光，端详细小的泡沫由杯底升腾时的私语。不管岁月用了什么手法，都不曾制服这些泡沫。”懂得生活的人善于观察生活，而品位却需要金钱和时间来打造，明白了这个道理，彼得·梅尔沿用了他说故事的本领，尽量不在书中对读者说教。他能把普罗旺斯的恬淡生活写得令人神往，也能将生活中的品位展现得引人入胜。

　　每个人首先应该在生活中对自己有所约束，才有可能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得富于教养。彼得·梅尔在《有关品位》中的提示，或许会帮助我们对精益求精的生活品质有所思考。

张中行与夫人

 

   今日凌晨两点左右，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扬子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中行的大女儿张静，刚从医院回到家里的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张中行因为心脏和肺部问题，去年9月便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治疗，昨日凌晨老人因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辞世，“我父亲走得很安详，到他这个年龄早已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直到去世他的神志都很清醒，但他却什么话也没给子女们留下，他说自己要说的话要叮嘱的事都已经全部写在
书里了。”据悉，张中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2日上午十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布衣学者安守“都市柴门”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与杨沫半世无以言说的纠葛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怀张中行翁

　　东京大学教授 靳飞

　　张中行先生去世了。友人们都知道在行翁晚年，我与他曾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所以现在就希望我来谈谈这位刚刚离去的文化老人。从我本意来说，却是不想多说的；为此，几年前我还预作了副挽联，且于行翁病榻前念给他听过。联曰：“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个中的意思亦不必去细解了，因为老人是能知道我这番心意的。可是，《扬子晚报》文化部朋友鞠健夫兄一定要我写一些话。以我与“扬子”的交情，又是不能不遵命的。这也是“顺生”吗？

　　文坛老旋风

　　张中行先生成名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虽然此前文化界就在传说，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位老编辑，学问好生得了，又云即是《青春之歌》余永泽原型，更添几分传奇。但是，大家真正开始熟悉他，还是在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问世以后，继之是《禅外说禅》、《顺生论》、《负暄三话》、《流年碎影》。我与他相识是在《负暄续话》印出时，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可能是第一篇关于行翁的专访，题目是，《没写〈围城〉的钱钟书》。我要说的是，张中行翁因为没有写作像《围城》那样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所以没有钱先生的知名度。行翁不赞成我的这一说法，他说，“人家钱先生多大学问！怎麽能和钱先生比呢！”我说，“不比就不比吧，待我另拟个徽号。”新的徽号即是“文坛老旋风”，现在不少人还记得这几个字。

　　策划行为艺术

　　我们曾在闲谈时一起策划过类近行为艺术的游戏。说，选某风和日丽之日，组织钱钟书、季羡林、、启功、周汝昌和他等数位“老朽”，每人携著作数册，于北大未名湖畔摆摊，签名售书；可携老妻照顾，不许秘书帮衬，严禁媒体宣传，售书款用于事后聚餐。我们想得极细致，谈得极热闹，他还作情景描述：“要是有年轻学生肯过来翻翻，抬头一看，面前的老头子就是钱先生、季先生，那还说得出话来吗！”他笑得直用手擦眼泪。

　　随手要赠宣德炉

　　他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而眼高过顶。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对我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我把这话转告了行翁，行翁想都不想便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我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我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行翁看我恼怒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麽呢？”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我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我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

　　人何以堪

　　老鬼写他妈妈杨沫时，又带出了行翁的事。老鬼怎样说，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行翁一直是对杨沫有着深情的。我总在说杨沫的不好，老先生则不断为杨辩解，最多只是说，“杨沫胡涂。”待到杨沫写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行翁真的动了火气，对杨沫的看法全变了。杨沫去世，吴祖光先生打电话到日本，要我劝老先生参加杨的丧事。我对行翁说，“看最后一面吧。”他在电话里平静地说，“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个态度与他以前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来怀念杨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了。

 

                      张中行生平

　　张中行

　　1909年生，河北香河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

毕业后，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曾任佛学杂志主编、副刊编辑。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主要著述：

　　人称“杂家”。19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采访手记：老实说，我并不忍心采访张中老。不忍之一，长者宜静养，不耐俗世中人横加扰乱。而人间最堪伤者，“美人迟暮英雄老”而已，所以周作人念念不忘“寿则多辱”，以景慕之心，见衰弱之人，相见实不如不见，此二不忍。

　　但我到底还是去了，为了一次精神朝圣。踩着医院长长的走廊，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邂逅先生的文字，说老北大的衣食住行、奇人异事，文气散淡飘逸，平和中庸，惊为天书。后来，在中华书局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已垂垂老矣，却是雅达如故，记得他的轻言细语，好似怕惊扰了他人一般；记得他把饭吃到最后一粒，碗如洗过一般干净；记得他与人说话必要站起身来；还记得他长得出奇的耳朵——在佛教中，这每每是高僧大德的表征。

　　再后来，在电话中听先生言，才知道他的软语温言也可作狮子吼，才知道他于慈眉善目之下，对人间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对人生还有断不回头的决绝。听他坦言平生憾事，听他婉道人间百态，才知道，必要谙熟透了方内，才能真的超然方外。

　　先生到晚年（80岁上）才“暴得大名”，人称“老旋风”，竟至今不衰。古人有言：仁者寿。诚哉斯言。人寿文亦寿。

　　今天的先生静卧床上，身体各个器官都运转正常，他却固执地滴水不沾，像辟谷的高僧。张老的四个女儿，张静、张文、张采、张莹，轮流看护在侧。在照顾老父亲的间隙，她们零星地说到了父亲——

　　老实说，我们不算很了解父亲，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父亲跟外界宣传的那个人不太一样。父亲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媒体才知道的。而我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媒体可能并不关心。我们现在收集父亲发表的文章、别人采访他的文章，有一大摞呢。

父亲的人生：平淡中有坎坷

　　父亲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他的名字有点来历，本来的学名叫张璿，他的字“仲衡”是小学老师刘秀才给起的，是《尚书》的典故：“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北大毕业后，他去掉“仲”的人字旁，“衡”字中间的鱼，减缩成了张中行。其实“中行”两个字也是有典故的，《论语》说“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还有《易经》的“中行无咎”，父亲还刻过这方闲章。

　　父亲的人生经历总的来说挺简单的，年轻时一直读书，北大毕业后在贝满女中等学校教书，40年代，他还帮巨赞编过《现代佛学》杂志，后来巨赞出国了，他就代主编工作。《现代佛学》就是现在的《法音》，中国佛教协会的刊物。建国之后，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

　　父亲在“文革”中吃过一些苦。父亲虽然出生清贫，却被定了个“富农”成分，开始是跟随单位的人一起发配到安徽的凤阳干校劳动改造。还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挑水的时候把水桶掉井里了没捞上来，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挨过批评……

　　1971年5月底，他刚从干校回来，就接到命令，要他回香河老家，可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离开北京的，可是说起来我们当时也真是单纯，就是很傻，催着逼着乡下赶紧把房子搞好，10月他就一个人回了香河。当时张莹大学毕业刚结婚，在唐山劳动锻炼，送他去的，到了后给他挑满一缸子水，也不敢久留，当天就回来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70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他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我们每月到人教社在北京的留守处去领，记得朱光潜的夫人就在留守处工作，每次把钱交给我们还要嘱咐一句：“拿好钱啊，别丢了。”可是父亲回香河就没有工资了，户口都打回去了，不过还吃商品粮。按照那时的政策，摄氏4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张文的家里，每次回来我们还要赶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否则被查出来就不得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1977年，父亲终于回京。80多岁时，我们才想起他在人教社工作了几十年，怎么都没分房子，这才去要。于是在燕园分了一套三居，很普通的，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只有“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在这之前，他一直跟张文家一起住，都想不到向单位要求什么。不过，单位对他也是蛮好的。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

　　对我们来说，父亲的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我想，要是我留级了估计他都不知道。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

　　父亲很重情。他1936年跟母亲结婚，“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父亲总说母亲人好，忠厚善良，能忍耐。他们的感情很深。父亲写过一句诗，“添衣问老妻”，大意是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他盛饭了，那就一定是他已经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没有给他添衣，就说明他是暖和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生活和谐美满。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前几天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要说起他的善良，故事就多了。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被偷了，很难过，父亲知道后，就给了他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我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抱了只猫回来，说它被丢在外头怪可怜的。回到家才想起，要是这猫原来有主人，找不到怎么办，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条，说一只什么什么样的猫在谁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呢。

　　对猫尚且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对人很好，有人总结说，他是对朋友热情，对保姆客气，对子女严厉。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不但来者不拒，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他常常上午写字，下午题款，说是“还文债、字债”。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他们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的，他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签”！可是他从来不为我们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我们，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我们也知趣了，不找他求字画，所以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名人字画。

　　曾有中学生给父亲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父亲认为他很诚实，把书寄给他。他这样给很多人寄过书，他常说，人家是我的读者，肯花时间、花钱看我的书，应该感谢人家。但也有人寄了钱来，说买不到他的某一本书，要他代买，他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卖书的，把人家的钱退回去了。

　　父亲做人很实在，也很节俭，出去吃饭总要打包。他有些言论，我们从别的渠道知道后都会很吃惊，比如唐老鸭（唐师曾）回忆有一次父亲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老鸭答不出来，父亲就自爆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他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还曾把婚姻分成“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四类，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是说不出这样坦荡率真的大实话来的。

　　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反正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我们小时候和读中学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和爱因斯坦的故事，带我们认星星，我们现在还记得，父亲说宇宙是“有限无边的”，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到老了还关注新事物，跟得上现代科技，比如1999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千年虫”说得很厉害，他就挺在意的。他还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书法、喜欢收集砚台、喜欢考古、喜欢戏曲，还喜欢喝点小酒。他在北大张文家里住的时候，常去圆明园散步，总会带一些小石头什么的回来，洗干净了，后头写上字，磨一磨作砚台用。别说，还挺漂亮的。我们出门就发现不了这些瓦砾石头。

父亲的思想：教育的成功在于让人不信

　　父亲常说，教育的成功就在让人不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多念书，少信宣传”，还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自己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结合。

　　父亲一生都很怀念大学生活，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们家三代一共有8个北大人，但除了他，只有小女婿一个是学文的。

　　父亲做学问的面很宽，但主要从事的是文史、语言研究。自大学高年级起，他就对人生哲学感兴趣，一直思考，后来专门写过本《顺生论》，就是他对人生总的看法，他说那是他花力气最大写的一本书。

　　说到民族的优劣性问题，父亲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把一个无辜的人绑起来，让别人可以随便打，打了白打，看有多少人会动手。残害同类的是糟糕的民族，只有宁肯自己挨打挨骂也绝不打人骂人的，才称得上优秀。

　　父亲平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如今，父亲已经过了97周岁生日，我们都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因为，不管他是不是国宝，他可是咱家的宝贝。

       曾经被称为“理想斗士”的梁晓声，在上世纪80年代以《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描绘一代知青的青春年华。如果要为他设定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理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商业社会的猝然来临，梁晓声也开始了从理想主义向人文主义的悄然转变

　 梁晓声的新小说《伊人，伊人》放在案头，40余万字的长度，四分之一世纪的重量，书写的却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主题：爱情。

　 “人们习惯于在我的小说中看到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看到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命运。而我，特别希望写出一部与以往打上‘梁记’风格的小说不一样的作品，”梁晓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因此，梁晓声刻意剪除了宏伟的背景，整部小说似乎也无关理想，简单的情节、简单的人物关系，一切像暴风雨过后归于平静。是平淡的，也是唯美的。“我写了一个关于大爱的故事。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爱与被爱。”梁晓声说。

　 小说主人公乔乔和乔祺的生活，也是梁晓声自己渴望的生活——无数次，他在公开场合坦言，江南小镇的生活将让他倍感亲切，“两三排砖房，门前养鸭养鸡，有洗澡的热水，这是最幸福的。”如果年龄能够倒退十几年，他会像乔祺一样，在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秦岑和乔乔中，选择与乔乔在乡间生活：“乔乔所需极少，她对于幸福的概念很简单。一个男人和乔乔生活在一起，他会变得简单，变得快乐。”

　 他仍居住在北京简陋的房子里，不用电脑，亦没有手机，保持过最简单的生活，唯有写作让他安心：“我习惯了，伏案心就会定下来。”

　 只是，小说的最后，他宣布了乔乔的死亡，如同物质生活的盘剥有时让他这个所求极少的人也感到无所适从：“我必须宣布乔乔的幻灭。即使他们依然相互支撑，当他们过江到对面城市的时候，钱可能就不够花了。他们居住的坡底村，可能慢慢地也会变成江那边的世界。”

　 于是他叹息：“小说中还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其实我知道自己太理想化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真正幸福。”他也了解，他所渴望的江南小镇生活是地主生活，并非真正的农民生活：“当你遭遇到真正残酷人生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还能说什么呢？”他很无奈。有很多事情，并非靠一根笔杆子所能改变。但他，仍然执著于用写作来寻找社会公正。
或许，20余年的理想并未褪色，改变的只是形式。他在一个文学已经降到最小值的时代里，找寻一个“最俗常化、最泛滥”的情爱题材，以一种“最不可能、最冒险”的方式，来追问当代：理想的分量，究竟还有多重？理想主义包含献身的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北大荒度过了将近7年的时间，并在那里开始你的小说创作。

那一时期，有什么事情对你的写作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吗？

　 梁晓声：我是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1968年到北大荒。北大荒和很多地方不一样，那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开始写作。

　 但我早期的作品，受现实生活的影响不大，在精神上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更多。如俄罗斯文学中，有作品描绘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爱情追随着他们，这种带有一点悲壮色彩的故事对我影响很深。此外，共青团的理想也对我的写作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1984年是“梁晓声年”，认为你在那个时候扛起了理想主义的大旗，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我想，同为青年，当年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非常不一样。如果再搞一次“上山下乡运动”，把今天的独生子女放到那个环境中去，苦闷、挫折、玩世不恭，这一切都会在很短时间内呈现出来。然而，那个时代的青年呈现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我”两个字，如果一个人流露出较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不是成为另类，就是成为受批判的对象。因此大家的群体意识和个人服从集体的意识非常明确。大家的基本共识是：“我是集体中一员，我必须忠实于集体。”因此抗艰苦的能力特别强。我们的理想恐怕是这点。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理想，但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含有随时准备奉献的精神在内的。为了别人、为了集体，随时准备牺牲自我，富有牺牲精神的这样一种主义才叫理想主义，否则和我们今天对于房子、车子、票子的追求有什么不同？理想主义让我遍体鳞伤
《第一财经日报》：1993年、1994年前后，你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感慨“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

你是不是有过一段比较失落的时期？

　 梁晓声：1993年的时候，我已经会看，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说失落也对，我预感到时代的变化。1993年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恨不得从商、下海、挣钱，那是一个极其浮躁的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坚信，我们就是这个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是与以后的新人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商业时代来临的时候，很容易就使我们变得和下几代一样。

　 《伊人，伊人》中，我借用乔祺的口问当代人，问当代已经超越贫穷的人：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贫困地区的百姓，当他们挣到一点钱，过年拿回家的时候，他们很快乐。但在城市里，很多人的快乐指数不高，他们在不断折腾自己。已经不穷的人想变成富有的人，因而变得焦躁不安。这跟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外很多普通人的脸上都焕发着快意。
《第一财经日报》：你渴望过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生活。但有没有想过，当商业狂潮一步步紧逼的时候，连简单生活的权利也会被剥夺？

　 梁晓声：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严格说来，这样生活也是不可能幸福的。电视、资讯、报纸、广告，你的平房后边可能就是豪宅，这些东西都在你身边，它咄咄逼人。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的理想主义，让你们遍体鳞伤。

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梁晓声：有的。我想，我要在商业时代里站稳脚跟不被冲动，我的脚下就必须有一块稳定的基石。对我来说，这块基石就是我从20多岁开始从事的写作。以前我们把写作的意义尽量放大，放得越大，我们感觉越有重量，感觉自己站得越稳，因此就别无旁顾。因为你抓住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就超过任何物质的诱惑，超过其他享乐。现在，我不认为写作这件事的值被扩大了，相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值已经向最小的方向靠。但我必须还得相信它有一定的意义。否则，你就会被冲走，这并非指被遗忘，而是指变得和别人一样。

抓住理想我才能继续前进

　 《第一财经日报》：1999年你为《保尔·柯察金》改编剧本的时候，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阐释，你要借此回到人性的立场上？

　 梁晓声：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在临去世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一段我们从小就能背诵的话。但是，按照我的剧本，保尔逝世之前说出的不是别的话，而
是“我爱过”。然后，这句话通过他的妻子传达给其他人。我当时在改编《保尔·柯察金》的时候，我已经将他定位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一生无论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什么，都是他带给别人的。对于他只有一次的生命，如果他没有真实地爱过，或者获得过爱，肯定是令人忧伤的。这是我的生命观。

　 我也把这一生命观用到乔乔身上。她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没有牵挂，她知道自己生病以后，只要那份爱。乔祺把爱给了她，她的遗憾就少一些。这是我从改编《保尔·柯察金》的时候延续过来的情结，乔乔也会说：我爱过。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计长短，如果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不是那种为时代和社会做动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普通人，最后我们也能说“我爱过”，就是一种安慰。

　 但如果我们真的去聆听，我们会发现对爱感恩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以前的爱像松木、红木，现在的爱就像合成板，质地变得非常疏松，但是乔祺和乔乔不一样，双方都因为拥有对方而对世界感恩。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种爱面前，宏大的理想也退位了，是吗？

　 梁晓声：一篇作品就是写一些元素而已，在《伊人，伊人》中，我坚决不允许宏大背景进入，不允许特别戏剧化的情节进入，也不允许那种大张大合、特别激情的语言进入。这部作品和从前的理想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剩下的就是一种情愫。

　 理想主义几乎只能是非常时代的一种精神特质。在这样一个俗常时代，人没有信仰，我就是用最俗常的爱情作为主题，看看我的小说能变化到什么程度。其实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几乎意味着是一种行为艺术，是我自己有意识地将自己放在一个大家都认为已经泛滥成灾的主题上。
《第一财经日报》：你现在特别强调“人文主义”，这是不是一个在《今夜有暴风雪》的时代被遮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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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写《今夜有暴风雪》的时候，我还想不到这些。此外，我的很多作品当时处于能发出来和不能发出来的边缘，是理想主义拯救了它们，使它们能发表。

《第一财经日报》：写《伊人，伊人》是为了回到这个立场？

　 梁晓声：《伊人，伊人》不能完全涵盖这一立场，因为其中不包含社会公正。我还写过很多杂文、议论文和散文，分解掉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话题。
《第一财经日报》：对你来说，“人文主义”的立场是否就是一种平民的立场、情感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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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是的。为富不仁肯定是最令人嫌恶的。西方文化已经成功地用200余年的时间教育了西方社会，使穷人在心理上自强、自立，同时，社会在道义上给穷人提供更多帮助。这也使富人了解到富人对社会公益的义务远远多于穷人，使他们明白那才是富人受人尊敬的一方面。而我们却帮助富人炫耀他们拥有财富之后所过的那种得意的生活，以此在文化上进一步伤害穷人，伤害穷人的人生感觉。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你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告别了理想主义，但还是理想主义支撑着你。

　 梁晓声：说到底，所谓理想主义有一个特征，它总是企图抓到一点，现在我抓住的就是人文主义，我一定要说服自己相信它。如果哪天这一点都在我的搂抱中动摇了，确实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

　

人物档案

　
梁晓声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使其一举成名。之后，随着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等作品的发表，梁晓声成为知青小说代表作家，1984年因而被称为“梁晓声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