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2月17日狱委讯】著名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理事赵达功先生搭乘15日9点的班机前往北京办理出国签证。离家后没有象以往一样向家人报平安，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到机场接机的马文都也失踪。博讯记者了解，到16日午夜，赵达功仍无任何消息。马文都家的电话和手机也不通。 高智晟发出消息，称他的三个助手也失踪。此前北京齐志勇、胡佳也先后失踪。 BBC报道称，这次大规模逮捕可能和维权绝食运动有关。 在北京的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感到北京气氛有点紧张。他认为，每年两会前，警察都要来站岗，但也就是提前一、两天。但今年在2本月13日起，警察已经在刘晓波家、祖桦家的门口上岗。 刘晓波认为，赵达功大概不会是被深圳公安带走，可能是到北京后被找谈话。如果马文都接不到达功，肯定会通知其他朋友。大概是两人一起被约谈，因为马文都最近也被监控。 另外深圳公安部门从昨天下午开始分别找敏感人物谈话，对此请大家关注。

（消息来源：博讯）

 

北京大学的巩献田先生近年来有两大壮举：2004年10月15日，以他为首、185名北京学人联名向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发出了一封《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学人呼吁书》，其中力陈中国的国企改革是如何违背宪法精神与人民利益，如何走入一个黑白不分而险情重重的法律盲区。据说，这次上书呼吁意义非凡，是继“郎顾论战”之后，国内学者首次从法律的视角分析国企改革的利弊。而就在前段时间，又传出一则与巩献田相关的热门新闻，他写于2005年8月12日的“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让从1998年开始起草，已经通过五次审读，本应在今年审议表决的《物权法》草案暂时搁置。巩献田开出了极为冠冕堂皇的理由：《物权法》草案违宪，是在鼓吹私有化。尽管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在无理指责，但《物权法》的命运已然乏力回天，以至有人感慨：“物权法让此人给搅黄了。”
　　这么重大的罪过，全部推到巩献田一人的头上是否合适？一封充斥着文革话语的公开信就具有摧枯拉朽的杀伤力，就能延迟一部法案的诞生？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真相，很可能会陷入“豺狼当道，焉打狐狸”的迷误——当然，助纣为虐的狐狸亦不该饶过，所以在下文我将对巩献田展开学理上的批驳。而我更想强调的，也是把巩献田的两大壮举拉到一起谈论的意图，即《物权法》的制定、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立法与违宪，以及宪法解释等之间的关系。这几大社会现象，到底是怎样的环环相扣？《物权法》真的违宪吗？会使灰色的权贵资本合法化吗？会加速国企改革走向腐败的深渊吗？或者，它们并不构成传说中的因果关系？
　　先来看巩献田的公开信。对耗费了中国民法学家巨大心血的《物权法》草案，他倒没敢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其中98%的条款都是好的、科学的，“但是，如果有2％的条款是错误的，那么就可以决定整部法律性质的错误。这就要看所有条款是按照什么精神和原则去整合，要看这2％的条款在整部法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那么，他所指的“问题条款”是哪些呢？看他列举的草案第7条、25条、55条、56条、58条、72条，以及他的反对意见，可见他的敌人相当明确——就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这是继续私有化的号角！以后什么都可以成为私人的了！因为，只是依照法律规定为国家的，根据逻辑上的排除法，法律可以规定任何物权客体都不是国家的！”（对草案第55条的批判）“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自己的决策导致的亏损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本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就没有什么‘破产’之说！如今的国资委负责人的‘出卖国有财产’的行径是否应该受到严厉惩处！”（对草案第72条的批判）……
　　在巩献田看来，鼓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为私有财产立法，自然违反了《宪法》第12条规定的“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违宪的法律，要它何用？尽管巩献田赞成《物权法》草案98%的条款，但我总觉得，依照他的思维逻辑，即对私有化的浩大仇恨，这部法律还是不立为好：试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制定一部关乎私有财产的法案，难道不是给了某些不良之徒暗渡陈仓的契机？——但巩献田仅仅认定其违宪，尚有修改的余地；而不是直接宣判死刑，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以至怀疑该先生对宪法精神的拥立还不够表里如一。莫非他还贪恋名下的宝马香车的私有权？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更为激烈：在国企改革步入困境，国有资产不慎流失为私人资本的今天，制定这样一部捍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法》，是否会鼓舞某些不法分子愈加疯狂地对公共利益巧取豪夺？是否会造成一种“漂白”效用，将原本不合法的收入转化为合法所得？我们不能全然否认这种情形的出现，但同时需要指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国企改革的决策和操作不力所导致，而非《物权法》立法的结果。巩献田的做法，是将本该打向张飞的板子打到岳飞的屁股上。不过他因此而提议“赶快制定已经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多年，而迟迟不出台的《国有资产法》，制定《干部财产申报法》。而应该首先研究制定《国有财产流失追究特别法》……”我则是十分赞成。《物权法》与《国有资产法》的制定不应当相悖行驶，而需要齐头并进。
　　还有一个问题。有学者就《物权法》的出台棋差一步发表高论，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情。“不管宪法如何，在宪法未做修改的时候，不能违背宪法和宪法精神。要通过《物权法》，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修改宪法，而不是规避宪法。”这涉及到宪法诠释的路径与策略。按照这种论断，如果宪法的相关条文一日不修改，《物权法》就一日不得订立？他怎么不去想，《物权法》的推行，会反向促进宪法的完善？而在事实上，《物权法》与宪法的精义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即便说《物权法》违宪，那也是良性的，是“局部的躲闪”。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宪法一直处于被悬置的情境，它既没有能力进入日常的司法审判，亦疏离于柴米油盐的宪政生活，更别提真正意义的“违宪审查”——在这种前提之下，可以断言，几乎所有的违宪之争，虽然应该生长于法律的自留地，最终却都不幸流入了政治的试验田。

　　不才求学于八十年代初期，于中期曾疯狂抵制日\货——其实作为学生又哪里买得起日\货，只不过表达一点愤怒而已——后读书稍多，始知自己行为的蠢笨。我深知，对日本的态度，于稍有思考的中国人来说，是道世界难题。就是在今天，对时常关注日本的我来说，也很难说清对他的看法，爱恨交集到使你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消费者固有权利选择自己喜爱的产品，不因爱国与否，而遭打压，因为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哪里没有真正的自由，哪里就没有真正的祖国。
　　消费的自由是一种不可剥夺的选择自由，任何经由强制来决定你消费与否——如把用日\货者视为汉奸者，必欲除之而后快——都应视为自由的敌人，不管他来自何方。即便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我们也只能劝导别人不买日\货，但绝无强制别人个体选择的权利。没有个人的自由，国家那样的空壳——国家即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自由的个人，这个国家拿来当鸟用——只会徒增对你的高压，使我作为人丧失基本的尊严。现在雅虎香港公司来到我们面前，公然违背世界公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向拥用巨大施暴能力的极权者提供记者师\涛的通信信息，使敢于披露真相的师\涛遭受十年的牢狱之灾，令我十分愤慨。任何对个人自由的伤害，都是不可容忍的，何况还是极权者的政治迫害。
　　有鉴于雅虎与极权者的合谋，开创了打压个人自由空间的恶劣先例，因此我个人承诺，此后不再使用雅虎邮箱，除非有足够理由证明他们已经改正。我出于个人认识，也向朋友们提议，哪怕为了个人的自由与安全，也不再使用雅虎邮箱。否则哪一天你一条不经意的消息，也会使视任何自由声音和公布真相为洪水猛兽的极权政府，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因此而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请朋友们互相转告，不要再发往我的雅虎邮箱，否则不便联络。此前我在雅虎邮箱里的个人信息，以及朋友们的邮件地址及作品，会在近期整理后全部删除。对于由此给朋友们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我的工作邮箱已更换，详见我的博客或文集页眉。
　　今日起，我的雅虎邮箱停止使用。为了争取我该获得的自由，向不义雅虎告别。

最近漫游书店，于最醒目处见余秋雨先生之新作《借我一生》，随手翻阅，首印居然高达40万册。噫，当今之世，还有谁的散文能卖上如此印数？此为余秋雨先生之独享也。据说《借我一生》一书是余秋雨先生最后一次的封笔之作，我辈幸矣，能在有生之年目睹其封笔大作。又据说此书被余秋雨先生命名为“记忆文学“，据说其内容“全部可信“。然“全部可信“本身就不可信，历史本身已经无法完整重现，记忆更是个人的情绪发作。遥想当年余秋雨先生以《文化苦旅》而暴得大名，从此一纸风行海内外，创下“文化大散文“之美名，声势至今不衰。而且带动了坊间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之创作热潮，此又是余秋雨先生之功也。
　　　　
　　然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余秋雨先生成为“文化明星“以后，非议蜂起。先是寻章摘句者指责《文化苦旅》有诸多硬伤，后有少壮派的新锐学者余杰痛骂余秋雨为“文革余孽“，“忏悔“一说成为知识分子的争论焦点。纵然如此，余秋雨先生并不畏惧，而是沉着应战，先是说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是站在盗版集团一边，给批评他的“一小撮人“以致命一击。然后与余杰握手对话，澄清自己在“文革“中的笔墨生涯，此招化敌为友，有四两拨千斤之妙。接下来几次宣称“封笔“，化被动为主动，一举扭转了极其不利的局面，可谓是“任凭它枪林弹雨，我自屹然不动“。谁说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炒作，余秋雨先生可谓深谙此道也。
　　　　
　　许多论者对余秋雨先生的“不忏悔“非常愤怒，但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来的精神历程，“不忏悔“事实上是一种常态的反应。读读现在的小说，看看现在的影视，关于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题材作品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渲染“青春无悔“，化苦难为轻松一笑，化悲剧为言情说爱，化历史为传奇搞笑，这是一种怎样的遗忘呵。曾经在文革中打过人、吃过人的人，高喊着“忘掉过去，面向未来“而神态自若。于是巴金老人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却迟迟没有下文，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不忏悔“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态反应，我们就不能单单指责余秋雨先生个人“不忏悔“的姿态。整体人格的缺陷与专制下的恐惧，我们自身也不能避免。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戏剧方面的专著只是小圈子里的影响）。余秋雨非常聪明，在一个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以《文化苦旅》的写作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按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话就是：“《文化苦旅》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然而仅仅着眼于文化（历史）的散文写作，在余秋雨之前早有人练习过，但他们却远远没有余秋雨那种极端的走红。余秋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善于“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与“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以及“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的包装，正是这几种创作手法的互融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大散文“成功出土的标志，突破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的副刊风格。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余秋雨一方面成就了散文，一方面也降低了散文的可能性与先锋性。
　　　　
　　当代汉语的写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散文的辉煌有赖于写作者自身人格、人性、艺术的全面提升。散文是最开放的写作文体，它的容纳量非常之大，一切打破常规的写作都可以在散文的大旗下生存。在节奏迅速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容不迫的慢思，在慢思中达到散文的大美。当小说家将散文写成休闲小品、谈文论艺时，如投枪如匕首般的锋芒渐渐隐去，可能投枪、匕首般的锋芒不合时宜，但真正的写作便是不合时宜的写作，散文应体现出人性的亮度与人心的光泽。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一文里对散文有这样的定义：“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确实如此，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所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从当代散文的整体发展及其走向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并未提供太多的贡献，尽管他比当下任何一位散文作家都要走红。细观余秋雨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

中国有个特点，当主要领导人“重视”某项工作，或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地位走高时，承担这项工作的各级机构及其领导的级别也会“水涨船高”。可能正是上述缘故，从去年开始，公安局长进常委成为一项“工作”，这一做法，看似加强了公安工作，但“事实”又一次“走向了人们良好愿望的反面”。

 

本来，公安、检察、法院这所谓的“政法三家”，历来有政法委协调。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历来就是常委。当公安局长也成为常委后，“两常委”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

 

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同为常委，本为是管理和监督公安部门的政法委，其职能必然被弱化。在中国，官大一级才能“压死人”， 彼此“一般大”后，对政法委书记而言，对公安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然成为理性的选择。去年，我县公安局长进常委后，在年底“群众评部门”中，公安局位列全县各单位倒数第一，想必不会是“个案”。

 

在中国，常委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管人”，通俗一点就是“管干部”。公安局长进常委后，一方面，对公安系统内的人事权有了更大的“法力”，对公安部门而言，当然是大好，不是小好。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常委，公安局长对检察院、法院的“人事调整”也有了非常重要一票“发言权”。这种状况，必然“压迫”检察院、法院在与公安工作出现矛盾时，采取“妥协”，甚至“投其所好”，从而让本来就不平衡的三者之间关系出现新的“裂缝”。

 

在当前司法不能“独立”的中国特色国情下，保持公安、检察、法院三者之间权力的制衡，某种程度上，也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当三者之中有一个部门“独大”时，一旦民众遭遇这个部门的不合理侵权，失去制度保护的民众，将只能在漫漫的“上访”途中，去找寻他们的先民千百年来同样找寻的“青天”。

   黑夜给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川歌:中南海的大门真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吗 ?

波托马克河的华盛顿DC段大约是西北─东南流向的，东北岸铺向远方的是华盛顿市区，西南岸展向天际的是连绵起伏的一面大坡。这面坡与丛林茂密的周边大为不同，覆盖它的不是树林被子（植被），而是碑林被子。石碑一般不高，半米左右吧，纵横成行，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这便是华盛顿地区著名景点之一，美国国家公墓。

中国没有国家公墓

任何公墓都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公”，公墓不像乱葬岗谁想埋谁埋。那么这片公墓埋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殉国的军人，普通士兵是一块同型号的石碑，将军的墓碑则款式各异，且有些雕饰。据我的一知半解，那里仅有一个例外，就是甘乃迪总统。甘氏墓最与众不同的，是那里有一株不怕风不怕雨、长燃不熄的天然气火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据说是李敖的文章，题曰“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副题为“李敖写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开头写道：“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我不敢肯定这是李的文字，其所发的牢骚我也不尽苟同，但它揭示了一个真确的事实，即中国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国家公墓。八宝山不是。八宝山不屑于国家公墓的身份，长期以来它的大号是“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省去烈士二字，径称革命公墓。革命高于国家，就等于党高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公墓名不副实

早前出地铁八宝山站，发现八宝山又改名了，不叫革命公墓，改称人民公墓了。这是一个准入门槛司局级以上中共干部的葬所，叫人民公墓不是一种辱没，便是在开玩笑，就像《人民日报》的名与实一直在开玩笑一样。无论八宝山的“性别”怎样变，公也好，母也好，烈士也好，革命也好，人民也好，总之都不是国家，总之中国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墓。

有人可能说：“天安门广场不就是国家公墓吗？那里有毛主席纪念堂，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俨然一个国家公墓嘛。”毛主席纪念堂只不过是一座追随当年苏联时尚的皇帝陵，而纪念碑与墓碑的差别可能跟蜡人与死人的差别一样远。旧时代皇帝们知道自己生前遭人恨，死后索性把自己埋得远远的，省得后人看着心烦。毛的继任者们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毛千秋万代都招人待见，所以哪儿碍眼，哪儿堵心，就放哪儿。

纪念碑糊弄人和鬼

有人会说：“中国军人死得太多，根本不可能个个有下落，并弄来埋掉、立碑。”是的，哀荣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有成本的，谁顾得那么多。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石碑上，仅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吁“遇难者三十万”这几个字，而日本冲绳大战遗址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笔一划吁二十二万战死者的名字，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北韩人、台湾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什么大屠杀纪念碑，简直是糊弄人和鬼。

其实在中共意识形态逻辑里，国家公墓不仅是一个困难的操作，更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公墓？进入国家公墓的资格怎样确定？谁能进谁不能进？这些问题在中共意识形态逻辑里都很难解决。每年十．一都有不少官方媒体称之为“祖国的生日”，包括中央电视台，意味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根本还没有出生！如此荒谬绝伦的概念，中宣部从未指出过其不适当。这是一个割断历史、只有它最好、一切都是从它开始、共产党是盘古、毛泽东是亚当、贪天之功、恬不知耻、吹牛撒谎、嘴尖皮厚的意识形态。

温铁军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去年他在福建宁德有一次讲话，讲稿发在互联网上，引起不少争论。

我必须说，温铁军这篇讲话很精彩，好就好在坦率。毕竟，温铁军是学者，学者就要讲道理，以理服人。哪怕他是在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他也必须讲出为什么要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的一番道理。换言之，他必须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

众所周知，中共一直拒绝自由化，拒绝民主改革。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拒绝自由化拒绝民主呢？对此，官方有它的一套说词。只是这套说词纯粹是八股调，空洞无物，别说说服不了民众，就连中共官员自己也说服不了。这就需要像温铁军这样的学者出来讲话了。我并不是说温铁军的这次讲话是当局安排指派的。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我甚至怀疑温铁军的讲话是否能得到当局的欢迎，说不定还引起当局的某种不满或不安。因为你要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亮出底牌，你就是讲出了当局的难言之隐，你就使当局陷入某种尴尬难堪的境地。只不过事到如今，当局也深知，有些话不讲清楚也不行；自己不好讲，让别人讲出来也行。

在温铁军这篇讲话里，有一段讲得最坦率。他说：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温铁军明白地告诉大家，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进民主化改革，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推行民主改革，等于是要把他们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

温铁军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告诉大家，所谓加强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腐败，维护腐败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

注意，当温铁军说中国缺乏健康力量，无法搞出良性政治，这实际上已经承认腐败的精英集团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温铁军如此坦率，这无疑是值得称许的。

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腐败的精英集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吗？不是，都不是。他们恰恰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改革的产物。在改革之初是没有如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的（这里主要是指经济腐败）。这就是说，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进民主化改革，由于那时还没有强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国会比较容易地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自由民主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实行自由民主，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当然就更困难得多了。温铁军不是所谓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但是他对当今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我们却相当一致。这真叫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温铁军和我们的一致也仅此而已。他的结论和我们正好相反。温铁军最后的结论是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先前共产党就是因为拒绝自由民主，坚持在所谓一元化领导即一党专政之下进行经济改革，这才导致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产生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面积深度腐败的精英集团，使得今日中国缺乏健康力量而很难走上良性政治，那么，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岂不是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一错到底，一条道走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我很难相信温铁军会愿意维护这样一种政权；但是从他这篇讲话里，我实在又引不出另外的结论。

   从20岁时发表第一篇以“反专制”为主题的小说开始到40岁的20年间，我一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启蒙主义者,包括对波澜壮阔的1989年全国民主运动的评价，不管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我始终认为这次运动的第一要义就是广泛、公开、彻底的全民启蒙，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结局的民主运动，与其说是民主运动的结束还不如说是民主运动的开始。但40岁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仅仅启蒙是不够的。简单说，启蒙就是要唤醒人的意识，对人的权利开始自觉，认识到专制的丑恶与不公。包含在这种“启蒙论”中的一个想当然的命题就是：人一旦从臣民觉悟为公民，就一定会以人的姿态反抗强加于自身的专制。自1989以来17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想当然的命题是大有问题的，人的权利意识可以觉醒，但觉醒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对专制的自动反抗。人还可以继续选择对专制臣服，继续选择对专制顺从，可以继续忍耐专制强加的羞辱和人格摧残。区别在于启蒙之前认为专制的存在是当然的，是必须接受的，因为国家是皇帝的，自己作为臣民，也是皇帝的子民，因而不会觉得被专制是一种羞耻；启蒙之后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被专制，也知道被专制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但因为内心的恐惧和怯懦，不敢以身反抗，争取自己做人的天赋权利，于是把万般羞耻埋藏心底，选择了和启蒙以前同样的生活方式，顶多暗地里大骂几声专制，发泄一下内心的痛苦，平时装出一副并未发蒙的样子。人性是有缺陷的，怯弱就是缺点之一。
    为了说明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十分恶俗的例子，又因为实在太恶俗，发表前我予以删除。现在我又想到这个例子：一个贪婪美色的大骗子对美女说：和我上床吧，我将会给你别墅和汽车。因为骗子总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所以美女就信以为真欣然和他上床，日复一日心甘情愿的接受骗子的百般玩弄，美女每每受不了糟蹋，甚至发现骗子只沉迷美色不谈别墅汽车时，也时有怀疑，但骗子就一会儿整风一会儿反腐一会儿搞先进性教育一会儿换穿一身新衣服，并发誓赌咒说反正他一定会给她别墅和汽车，并说和她上床就是实现别墅汽车的初级阶段，为了别墅汽车这个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理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骗子与美女的游戏，其结果是骗子在未来永远不可能兑现别墅和汽车的伟大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每时每刻实现了对美女肉体的全面占有。皇帝的专制很简单，不用编排一套美丽谎言，直接派太监把美女扛进皇宫就行了，因为天下美女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对皇帝臣民的启蒙，是要告诉她你是独立的个人，与皇帝地位平等，不是他可以随时占有的私产；针对乌托邦专制的的启蒙，无非告诉她：那个家伙是江洋巨骗，他撒下弥天大谎，根本没有能力为你购买汽车别墅，甚至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别墅汽车那种玩意儿。
    现在接着这个故事往下说。假设我们给这个上当受害的美女启蒙，可能会出现这么几种结果：一是美女觉悟，痛斥骗子嘴脸，奋起反抗，离弃了他，从此不受他的侮辱；二是美女觉悟了，但慑于骗子的淫威不敢反抗，或者害怕失去骗子已经给她的一点现实利益，不想反抗，甘心继续接受骗子的侮辱；三是美女振振有词，认为你别有用心，成心搅和，或者认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误以为人家是骗子，其实人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别墅汽车，因为人家每次说买别墅汽车时，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只是暂时遇到经济困难无法立即兑现而已……
    第一种情形就不用说了，第三种情形其实没什么话可说了，我有话想说的，应该是第二种。对于第二种情形，重要的已经不是启蒙了。我相信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再需要启蒙。因为认识到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同样丑恶、凶残、罪恶的本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20多年之前，我以弱冠之年就能够透过专制机器动用一切手段——从歪曲历史教科书到动用所有媒体为自己化装美容，从体制安排上的滴水不漏到利益安排上的分层诱惑、从不遗余力的谎言欺骗到野蛮无耻的暴力恐吓——所编织的面纱和铁幕，清晰认识到乌托邦专制的本质。时移事易，20多年过去，期间又经历1989全民运动的广泛启蒙，我不再相信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还需要启蒙，我甚至不再相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民众也需要启蒙。
    我想质问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整体上犬儒化，或堕落为乌托邦专制的合作者，或被利益收买成为乌托邦专制的顺从者，或者被乌托邦专制的高压恐惧所震慑而装聋作哑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在这种情况下启蒙的作用、目的和意义何在？已经觉悟的知识群体可以犬儒化，难道经过启蒙的民众就不能步其后尘也犬儒化？知识阶层在专制面前可以丧失反抗的勇气，难道觉悟的民众就一定会勇敢面对？知识阶层可以日复一日忍耐专制强加的种种屈辱，甘愿道德沦丧，难道在觉悟后的民众身上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道德的贫困？监狱的高墙、电网、黑暗囚室、十八般戒具让知识分子两股战战恐惧莫名，难道觉悟后的民众就不会感到同样的恐惧？或者，我想发出更加极端甚至恶意的质问：难道启蒙民众的目的就在于让民众代替知识分子走在反抗专制的前线，为知识分子抵挡子弹？代替知识分子在菜市口慷慨赴死引刀成快？如果这确实是启蒙的目的，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卑鄙的启蒙？我们为什么在接受了专制强加的羞辱之后还要再接受自身卑鄙所带来的再次羞辱？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勇气，不是从知识上获得觉悟而是从道德上得到救赎，如果需要启蒙，那也应该是道德启蒙而不是知识启蒙，是对自身启蒙而不是去启蒙民众。其实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道德担当和反抗勇气，才是对民众最好、也最有效的的启蒙方式。
    例如专制机器把持所有媒体、钳制言论自由不是从《冰点周刊》勒令停刊开始，也不是从整肃《公益时报》开始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强力压制、扼杀、摧残着一切有言论自由倾向的媒体和行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冰点周刊》事件、《公益时报》事件在不停的、连续的上演着。但这一次，《冰点周刊》的主编李大同和《公益时报》的主编陈杰人在挨打之后叫疼，公开对打人者表示不满，以哭闹的方式进行适度反抗，才将事情闹大，摊到了桌面上，最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引起强烈、持续的抗议声浪。李大同和陈杰人两位先生是勇敢的，至少他们在1990年代以来，首开了媒体人公开反抗的先例，捍卫了媒体人的尊严，他们不肯沉默，以挨打喊疼的特殊方式表示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朋友任不寐有言：“专制是对一个内心怯弱的民族的惩罚”。一个不敢公开反抗专制的民族，只得接受被专制的命运。但愿李大同和陈杰人身上的反抗精神能够给人们这样的启示：知识分子对专制的忍耐如果不比专制更可耻，至少是与专制同样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