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妇女社会地位，国际上有常用的七项指标，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以此七项指标判断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地位排132位。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从婚姻中寻找出路。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
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象，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各种传媒连篇累牍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用各种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道、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干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并且是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既是中国男性主宰社会的话语扩张（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居然还有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原因首先在于，在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的时候，女性并未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便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种种伤害女性的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
失业率高、就业难
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４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也少于男性。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就业歧视女性同样严重，不仅女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企业变相拒招女职工；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
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毫不掩饰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单位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她的调查报告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唐灿的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象”，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
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与内地不同的是，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比较收敛，因为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商业界则通行露骨的性骚扰，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久处在这种环境中，部分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
婚姻家庭的脆化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中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因为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到九十年代，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
广东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在新时代的变种，也反映中国男性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的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极度金钱化，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的男性，成为趋之若骛的对象。例如，1999年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成为传媒的聚焦点，那1500余名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有几位年青女子用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论择偶原则，十分具有代表性。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不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女大学生的“贤妻良母”观
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却是贤妻良母。
闵冬潮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做过调查，然后写了“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一文，谈到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现在更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她们认为，以往宣传妇女解放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对女性设有保护与照顾机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这种妇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女大学生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一般来说，这种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质比女生强，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环境，给女生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女生还没加入竞争就在心理上败下阵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历史系88级的一些女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自己培养成家庭主妇，她们以日本妇女为楷模，学习化妆、裁剪、烹调等，而对专业课程并不感兴趣。北大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北大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校外潜在的社会压力的结果，也与校内同学之间的社会压力有直接关系。例如，北京大学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们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们并驾齐驱。为了得到一个具体的男人的承认，女生们开始自我塑型。
如果说在婚姻市场上性魅力的竞争还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间接表现，那么当今在中国繁荣不衰的娼妓业，则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现。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无法展开，只指出一点，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笔者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她在工厂里的机会多。学历在这一行业中体现“价值”，应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导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的打击相当严重，近年来该市法院受理了近两万件离婚案，近七成被判决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妇女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另一些妇女则陷入婚姻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自暴自弃，被人唆使、摆布，跟随不法分子犯罪。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盗窃案最多，毒品案件则大有赶超势头，女性参与诈骗、营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出售运输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之便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据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调查，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占39％，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其他类似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第三，妇女问题不但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近半数的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关系到将来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人力资本理论已证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据研究，劳动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意味着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资男性，所以增加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据一项在危地马拉的调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用于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消费（抽烟、喝酒、嫖娼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内孩子的营养，其开支往往主要来自母亲收入的增加。从女性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都大。13个非洲国家在1975年至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
一句西谚云：“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如果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剥夺她们的人格尊严，将来受惩罚是整个民族。
看过法哲阿弘（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痛责冷战时代美苏两国知识分子“陷溺在一种跟国家合一的制度里”、所谓“拟似的同一性”；再看萨依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揭橥“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并要求知识分子具备“双重视角”；又看傅柯强调知识分子必须站在主体位置独立思考之后；再读这本《所谓的知识分子》，会不由得有如五雷轰顶。原来，正是这些大知识分子们根据他们自以为是的独立思考的结论，给周围甚至世界不少人们造成苦难。更糟的是，原来这么多顶着历史光环的圣贤智者，人格竟是如此卑劣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