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在整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遗传学。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拉开了遗传学出场的大幕。尽管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经过了30多年才为世人所认可，但孟德尔对于遗传学的开山之功已被公认。随后，经过摩尔根的研究，遗传学定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却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全盘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纵观斯大林的历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贯以哲学简单地取代自然科学。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最终确立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红色教父地位，苏联的遗传学遭到全面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历史上俄国在遗传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李森科事件之后，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回顾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经历，就会发现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学就日益沦为“基本国策”的辩护工具，一切不同观点都受到压制，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中出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的人口学与李森科的遗传学如出一辙。比如，对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国外的科学研究结果林林总总，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由不同的、有巨大差异的计算方法所支持的，他们得出的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然而，中国人口学家的结论却是清一色的“中国只能养活16亿人口”，几乎没有一个人口学家敢质疑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16亿人口极限”是“一胎化”政策的理论依据。为什么要推行“一胎化”这种极端的人口政策呢？因为要使中国人口峰值不突破这个所谓的“人口上限”。如果有哪一位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能养活20亿或30亿人口”，这不是和“一胎化”政策唱反调吗？

从下面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学的堕落：其一，在198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家对于推行“一胎化”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这两大负面效应都没有作出正确预测，并且为“一胎化”辩护；其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之后，中国人口学家又争辩说：“印度和韩国这些没有实行过中国式计划生育的国家也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现象，所以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无关！”这种逻辑就好比：有一位医生对一位肺癌患者说：“你患肺癌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太多。”这位患者争辩说：“张三没有吸烟也患上肺癌了，所以吸烟与患肺癌无关！”我们知道，患肺癌有很多种原因，不吸烟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癌，但吸烟无疑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同样道理，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很多，有少数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出现性别比失衡，但实行计划生育无疑是诱发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尽管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所以并不一定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汉族地区，当理想的生育孩子数量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孩子性别的偏好就受到严重挤压，其结果，“数量偏好”被“性别偏好”所代替，这就导致了性别比失衡。

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人口学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没有真实数据的“空中楼阁”之上的。只要政治权力仍笼罩着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口学将永远是“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数据都没能够搞清”。

　从“文抄公”一词可以看出，文人抄袭现象古已有之。但“文贼四起”之风，好像是近年来才愈演愈烈的。老也抄、少也抄；官也抄、民也抄；师也抄、生也抄，甚至师生合伙抄。而且，抄袭者不断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手段之恶劣，气焰之嚣张，实乃前所未有。

　　凭我对当下中国的作家、学者们的了解和对文化腐败现状的估量，我丝毫奢望这些作家和学者们能够成为公众的道德楷模，甚至不奢望他们能够洁身自好，我只希望媒体能够更及时和更充分地关注和披露种种抄袭、剽窃的现象，希望相关的法律更完善，并能更有效地介入这一类事件。看来，要遏制文化腐败的“病毒”的肆意蔓延，通过道德规训的途径已经难以奏效，只能依靠腐败惩治制度的建设来实现了。

　　在已故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７７岁诞辰到来之际，美国历史学家泰勒·布兰奇推出关于金的一本新传记，披露了金生前的一段婚外情，同时也表现了被罩上种种光环的金更为人性化的一面。

　　据美联社１５日报道，布兰奇上周推出的金的最新传记名叫《在迦南边缘》

（ＡｔＣａｎａａｎ’ｓ　Ｅｄｇｅ）。这也是布兰奇所著有关金和黑人民权运动系列书籍的第三本。书中说，金在１９６８年，即他遇刺那一年，曾向妻子科雷塔披露过他这段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婚外情。

　　这本传记还叙述了金与他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亲密战友之间的激烈争吵，包括金与著名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之间的冲突。金生前曾指责杰克逊试图利用黑人民权运动争名夺利。

　　有关金的感情生活及他与杰克逊不和的传闻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媒体和作家关注的话题。几十年前，金的前助手、作家拉尔夫·戴维·阿伯内西也曾在他为金撰写的传记《墙在倒》一书中披露过这些事情。

　　尽管对金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支持金的人士仍然认为金的英名坚如磐石，不可动摇。针对布兰奇的新书，黑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美国众议员约翰·莱维斯说：“我们有时总是习惯于诋毁伟大人物。我认为这是人性。他（金）不是神，他就是一个人。”

　　金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生前是一名黑人牧师，积极参加并领导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曾３度被捕、３次遇刺。他于１９６４年获诺贝尔和平奖，１９６８年４月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遇刺身亡。从１９８６年起，美国政府把每年１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作为全国纪念日。

　　金去世后，他的遗孀科雷塔在亚特兰大设立了“金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目前，金与科雷塔的４个孩子在是否应将出售该中心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金的子女还认为金的作品及演讲等属于知识产权范畴，他们应从中获得补偿；但有关人士则表示金的生活、精神和理念属于人民和时代，而不是个人和家庭。

　　科雷塔２００５年８月因中风导致身体右侧瘫痪，并影响到说话能力，目前仍在恢复中。她于本月１４日乘坐轮椅在纪念金的活动中露面，这是她自去年金的纪念日活动后首次公开露面。

　    遭到国际史学界唾弃的英国畅销二战史作家大卫·欧文，因为公开否认大屠杀，于2004年11月11日在奥地利被该国警方逮捕收监，

并将于今年2月20日出庭受审。日前，欧文接受了被捕以来的首次采访——德国作家和学者马尔特·赫维希（Malte Herwig）到维也纳的一所监狱，探访了在此受押候审的欧文。英国《观察家报》1月22日刊出了这篇访问记。

　　“当黑暗降临到维也纳古老的约瑟施塔特法院大墙，相邻的监狱区便苏醒过来了。得了多语症的同监者互相叫骂，呼号声直穿内院。C区这位上了年纪的英国人，略微抬了抬头，他的面前有一张小木头桌子，上面是一大堆纸，他听了一下，便又俯身写作。”

　　这就是67岁、头发花白的大卫·欧文，此情此景，何其悲凉。

　　“我在写回忆录——每天大概20页，”第二天早晨，穿着非常体面，同狱友大为不同的他，来到狱中肮脏的候见室，对来访的赫维希说。他讲一口漂亮的、口音全无的德语。“因为某人的观点，而把他关进监狱，岂有此理。”

　　把他送入监狱的是奥地利1945年的宪法——Verbotsgesetz，它不仅禁止纳粹和新纳粹组织的存在、煽动性的新纳粹活动，也将歌颂纳粹思想，公开否认、弱化、赞扬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纳粹罪行，或为其辩护的行为视为犯罪。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波兰，也有反纳粹的法律，但奥地利更为严厉，不仅最高刑期可达20年，司法部门也大力执行，平均每年定罪25例。

　　在访谈过程中，欧文大谈自己如何富有，仿佛拿下眼前这场官司，完全不在话下。一个月后，他要穿着自己价值2700英镑（约合人民币三万八千五百元）的蓝色细条纹西装出庭。六年前，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在伦敦和美国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最后一次当庭相见，那场官司，他输的一败涂地，专业名誉亦全然被毁。法官也罕见地公开申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

　　那么现在，他对希特勒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呢？恐怕没有，因为他仍然说：希特勒“也有好的一面”。

　　审判呢？“如果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站在我这一边，那么对审判结果，我就不抱什么希望。”欧文对赫维希说。

        土耳其政府1月22日撤回了对该国最著名小说家奥尔罕·帕穆克“侮辱国格”的控罪，从而避免了国际社会对该国限制和报复

文化界人士意见表达的进一步谴责。

　　53岁的帕穆克上月已被送上伊斯坦布尔的法庭，但法官很快宣布休庭，将案件交由土耳其司法部酌处。

　　如果他的罪名成立，按照该国法律，将被处以三年徒刑。

　　元旦过后，我才在收到的去年12月19日这一期的《纽约客》杂志上，读到帕穆克一封题为“受审”（On Trial）的长信。他在其中写道：“在伊斯坦布尔，这个礼拜五——在我住了一辈子的西斯利区，法院正对着的三层楼房里，我的祖母已独居其中四十年——我将站在法官面前。”

　　在土耳其，他并不是第一个，也许也不是最后一个因类似罪名被控罪的作家。他在信中提到一位以相同罪名被起诉，并被定罪的土耳其亚美尼亚裔记者，也提到规定了这一罪名的“301条款”（Article 　301）。

　　“看到对我的审判被过分放大，多少有些令人困窘。”帕穆克写道，“我也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去年2月，帕穆克在接受瑞士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

　　这些言论，触犯了土耳其多年来的一大“禁忌”，如帕穆克所说，即使他所讲的都是国际公认的史实。他为此遭到民族主义分子的抗议。“大量报纸发起针对我的仇恨运动，某些右翼专栏作家走得更远，他们说，我最好‘闭上嘴’。”

　　12月16日，帕穆克出庭受审时，大群极端分子拥塞在法庭外，呼号不止，诅咒他，辱骂他，称他为“卖国贼”。

　　在为《纽约客》所写的文章中，帕穆克说，2004年5月，“在韩国，我遇到了著名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我听说，他也遭到了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攻击，因为他曾经声称，在东京，应该公开讨论本国军队在入侵朝鲜和中国期间所犯下的丑恶罪行”。

　　总有些作家，不会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如果我是土耳其人，该怎样面对帕穆克这样的人呢？

　　话说，华夏大地初始混沌，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至炎黄轩辕，分九州而治，文明之火，光耀华夏。至周天子，大行礼义。帝甚悦，遣子牙下界封神，福佑中华，凡数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