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将军绝不是匪谍！”
——八七高龄孔令晟将军访问记
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 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被国安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９月底逮捕，消息近日才传出。另外，同样因言获罪的《福州日报》记者李长青星期二被判入狱3年。 据海外大纪元网站引消息人士称李元龙2005年9月29号在报社上班时，被贵州省国安厅工作人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随后家被查抄。 本台星期三致电《毕节日报》，一位编辑说：“据说是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抓了几个月了。（在办公室抓的么？）嗯。（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么？）具体不知道，因为是保密的。（他在报社有犯法行为么？）主要是在网上。（以什么罪名指控他的呢？）危害国家安全吧，好像是这样的。（他做过些什么么？）搞不清楚呀！ (你们有什么看法么？)我们哪有什么看法啊，看上面有什么看法吧。” 大纪元报道介绍李元龙45岁。他做过很多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的报导，在社会引起反响，很多孩子因此得到捐助复学。但当地政府禁止他做这样的报导和采访，认为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与当前社会的主旋律唱反调。 多数评论认为他被捕主因是近年来用笔名“夜狼”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一些文章抨击社会丑恶现象、表达自由意志与民主思想，而他被认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最严重”的文章之一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其中写到： 四九年以来，在中共法西斯惨绝人寰的统治之下，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8000万之多。六四天安门广场，中共更是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爱国学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愤青们在对外国人的屠杀行径口诛笔伐的同时，对中共过去和现在仍在进行的屠杀行径却背过脸去。外国人杀中国人肯定罪在不赦，但中共杀戮中国人，怎么就“情有可原”了呢？ 李元龙现被拘留在毕节第一看守所，记者致电了解情况：“（李元龙他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挺好的。 （他家属能看他么？）不能，都不能。（为什么？）呃。。是个程序问题，还没到程序。（他现在有律师么？）还没有。（说他什么罪呢？）不太清楚。” 贵州民运及人权人士在星期二的新春茶会上特别讨论了李元龙被捕事件，民运人士李任科表示网上异见作者往往孤军作战，一旦出事外界无法作出及时声援：“如果实现他和我们这些公开了身份的人有一丝半点联系的话，这事情我们早就关注了。他们在有些考虑上可能有些欠缺。” 大纪元报道指10月22号李元龙案件转到毕节地区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而经该检察院一个多月的审查，因证据不足，又被退回省检察院审查起诉。 无独有偶，福州日报记者李长青因网上撰文支持防弹衣书记黄金高，而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也曾因证据不足而转给当地另一检察院起诉并冠以另一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矛头转指他海外博讯网上登出的一篇名关于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的文章。 星期二福州鼓楼区法院宣判该罪名成立， 李长青被判入狱三年。 他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它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法律以外的因素来判的。正常来讲，他是因为那个罪被抓了，如果那个罪成立不了你就应该放人嘛！忽然间找另外一个罪，本身意图很清楚。以我们提供的证据材料确实是不构成犯罪的。” 李长青家属现已提出上诉。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 1，郭飞雄：紧急举报对我的行刑逼供（05年10月26日晨) 2，一份申请 1，郭飞雄：紧急举报对我的行刑逼供（05年10月26日晨） 这些人声称要对我进行连续数十小时的车轮战审讯。我由于长期绝食身体虚弱，实在坐不住独方凳，身体一开始便摇晃不止。约两小时后被迫躺在地上喘气，一审讯人员把室内空调开至最冷，我在极冷极寒的室内不断地走动、躺下喘气、再走动，冻得不断发抖，抽鼻子。在寒冷中，他们不断鼓励、耸恿我逃出门外，说会在后面开枪立即打死我！时间持续了将近4小时，我对外大喊：有人行刑逼供了！他们笑着说：这间房完全是隔音的，喊了没用。我向他们所有人都提出空调开得太冷，他们都回答，既然我们受得了，你也受得了，谁让你绝食的？！ 以上情况在取出当日审讯实况录像后可得到证实。 请驻所检察官先生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迅速扣住相关证据，将本人的举报立即转交上级有关部门，对上述行刑逼供人士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留此存照。不胜感谢！ （2）当时这些审讯人员对我声称，准备对我进行一周到两周的连续审讯。但事实上，第二天审讯时他们便结束了对我的行刑逼供的做法。我判断：是这个举报奏效了。检察官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检察院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做法。我在里面和他们打过多次交道，其中多数感觉愉快。他们是比较愿意依照法律行事的。广东省检方在此次事件上的表现证明了著名学者范亚峰先生关于“政法系”的提法是十分精当的。 我刚入所的第二天，即对检察官提出要求在整个番禺看守所停止奴隶劳动，大约第三天或第四天，我所在的658仓的奴隶劳动停止了。这说明了检察官多少做了些工作，但没有能如我所要求的将全所奴隶劳动全部停止，我以为不是检察官的错。 这次行刑逼供的中止，可以判断为检察官根据我的举报信与审讯者交涉的结果。同样，在这个体制下，他们还做不到对违法者进行追究。 大约是在11月底，被关押在羁押医院的我要求归还我放在658仓的日记。他们告诉我日记已被看守所帮忙保管了起来。我反复要，他们就是不给。我当然明白，日记被办案单位拿走并扣押起来了。而且我也明白，12月27日可能会放我了（当然还有其它更重要的证据）。我写信告诉看守所所长说，拿走我的日记不归还是十分严重的行为，而且唯一责任人是看守所，对此我是不会放过的。12月7日我又填单申请约见检察官，请他们帮助讨会被非法扣留的私人日记。12月13日，我的日记被归还了。12月16日中午，检察官来了，当面检查证实我的日记已被归还。这一次，检方不见得起到了主要作用，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太石冤狱中，检察院10月2日接手，但约在10月中旬就表露出不愿在毫无物证的情势下办理冤案。故10月14日，原被办案单位当作物证拿走的我的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被退回看守所。此时我已明白，司法一关已过，剩下的就要看北京中央对我的政治解决了。而10月28日检方作出的退查两个月决定，则是检察院方面在对办案单位妥协后所明确设置的法律期限。此后就主要和直接地由北京高层决策决定我和村民们的命运了。 在此，我要向尊重和向往法治的广东省检查院系统、以及其他体制内开明人士（有些我已知，有些我还不知）表示感谢。 （3）9月25日对我行刑逼供的审讯人员，乃广东省公安厅某处人士为主（非“一处”，一处的朋友总是躲藏在录像镜头背后操纵着），他们自己向我声称系广东省公安厅，且直接暗示他们是某处的。由于他们未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且在第二天受到提醒后立即转变了，送我回来时还偷偷强调乃“公事公办”，对我个人并无恶意；一位对我伤害最厉害的审讯者还一再夸我“一表人才”（哈哈！）。鉴于他们已知悔改，所以我就没有在被拘押期间去起诉他们，出来后也不想起诉他们。我只希望在将来再次入狱时不再碰到这类行刑逼供了，再来第二次我就绝不接受了。 现在我只起诉了给我恶意剃光头的警察，原因是那次受伤害最深，对心灵的伤害比挨打都狠。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只为普遍权利而大动。对虐待我的警察的起诉具有可操作性，因而也有助于实质性地而非象征性地增强在押人员的人权。 请所领导对王某某病情、对658仓被关押人员的健康高度重视，对王某某的皮肤病进行验血检查，确认其病情，给予有效治疗。这样也是对其他人的有效保护。 卫生所的医生是讲人道、负责任的，但人员编制太少，忙不过来。所领导也很有法律水平，暴露的是体制问题。我要求与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面谈，这也是我对你们的信任。 敬请回复，十分感谢！ 658仓 杨茂东 10月29日 我在658仓呆了58天，与仓内在押人员结下了友谊。我给他们做了不少事，曾多次从卫生所拿药给他们治病，这当然要感谢卫生所医护人员的信任和帮助。我在场时，是不准他们互相争吵、辱骂和打架的。而当夏秋之交、凉风吹来时，看守所内各仓的在押人员经常性地打得血糊淋拉。当然，658仓本来便是一个文明仓，办案单位是不会挑选一个过于恶劣的仓让我住的，否则一些黑暗的东西被我看在眼里，将来给捅出去，番禺方面是不大好受的。 不仅和在押人员关系不错；我和看守所警察，和医护人员，和几位所长，和看守我的那些武警战士，都关系很好（其中一位和艾滋病携带者促膝谈心的黄所长真令我尊敬，他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一位高尚的人）。从各方面收集到的信息证明，自孙志刚案后，广东省有关部门对看守所和监狱进行了一些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警察公开打人的事看不到了，公开骂人也很少，这说明了广东方面还是可以改革的，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这种渐进的、点滴的改革效果不错，也容易巩固。 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我是站在警察一边的，我的主要朋友是医生和警察。但从人的角度，我经常为在押人员争取权利，我也认其中几位愿意悔改的涉嫌贪污受贿的和开车撞了人的做朋友。夹在这两者中间，我有时感到很矛盾。 我这样强调看守所有所改革，千万不要给读者造成误会，比如以为看守所已很讲人权了，再比如坐牢的感觉不错。看守所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象少数警察总是习惯于使用口头禅侮辱在押人员以增强其威势，象由于经费不足（这在富裕的番禺，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在押人员的伙食很差，有些病卫生所的医生即使想治，却拿不出药来，只好使用万能的白色颗粒给病人服用，其效果自然不佳。仓内人也太多，一个按规定只能关押15人的仓，总是关押着27至28人，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 坐牢就是坐牢，坐牢不仅要遭遇到象9月25日那样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刑逼供，而且更要遭遇到象11月14日那样出于个别警察内心的阴暗和龌龊而突然施加的侮辱。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长期和几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一起治疗，距离不到一米。得知真情后我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之所以如此，责任还是在于番禺区政府的官僚们，按一些警察的说法，政府盖的房子太少了，腾不出来房间专门用来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隔离治疗。而经费跑到哪儿去了呢？警察朋友告诉我，有一部分在天上，化为四架直升机飞着（广东省的罪犯还没现代化到需要这么多直升机来对付的程度），其它的，就不大好说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不会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产生任何歧视之念的，但我依然认为，他们需要隔离治疗。与在押人员一道治疗，对我，对一般医护人员，尤其是对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般警察，是很不公正的。 我想，即使是那些视坐牢为光荣的民主斗士，在得知可能会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一道长期相处后，也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蒙受冤狱之苦当然并不止于此，容我以后在日记摘抄中再作一些简介。 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刘晓波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李大同《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岁末年初，一面是中共当局公布的不断刷新GDP高增长数据，令世界屡屡发出惊叹；一面是中共当局对开明报刊的持续整肃，让国际舆论多次发出谴责之声。继2005年岁末《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之后，2006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再遭狠手，1月25日，著名《冰点》周刊被迫停刊。 为此，《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先生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披露了被停刊的内幕，并向封杀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 《中国青年报》是海内外知名的开明报纸，已经创刊11年《冰点》周刊又是该报最知名的品牌栏目，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良好的声望，即便近两年屡遭打压和刁难，该周刊也不辱新闻使命，连续发表章诒和、龙应台和袁伟时等自由主义知识人的重量级文章，并被中国知名网站提名为2005年年度传媒。 尽管媒体严寒不断降温，但中青报的优秀新闻人仍然坚守新闻自由的新年，无论是卢跃刚直接挑战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还是李大同、贺延光等人直接挑战新任总编辑李而亮，每当《冰点》遭难，都会得到了国内外的声援，无异于抵御严寒的温暖炉火。而制造政治严寒的中共官权及其恶吏们，最怕的就是这温暖的炉火，在几番较量都无法令中青报同仁屈从之后，终于拿出野蛮的封杀手段。 关于被迫停刊的原因，外界认为是由于《冰点》的大胆敢言，持续关注底层民间和抨击制度腐败，发表了一系列敏感文章，最近的一篇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也就等于说，中共教育是“狼”，向孩子们强制灌输的是“狼奶”。而且，在经历过一系列惨烈的阶级灭绝运动之后的今天，中共教育体制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在让孩子们“吃狼奶！” 我以为，如果《冰点》停刊的直接导火线是袁伟时教授的文章，那也只是官权长期预谋的藉口，更深层的原因起码有以下两点： 首先，自2004年以来的政治严冬，非但没有任何转暖的预兆，反而表现出持续降温的冰封期，凡是在民间和海外的评价中比较开明的报刊，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等，也都遭到要么改刊、要么停刊、要么管理层换血的整肃。 中共现政权加大整肃媒体的力度，是为了阻止中国媒体逐渐走向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进程，以保证所有媒体的“喉舌化”。在此意义上，这是胡温现政权发动的新一轮“喉舌化”运动。只不过，基于道义上的虚弱和慑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这种“喉舌化”不敢采取公开运动的方式，而只能采取“秘密警察”的内部整肃方式。此次封杀《冰点》同样采取秘密方式，据李大同的公开信介绍，在他本人还未得知停刊消息时，“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 其次，《冰点》被封主要是主管中青报的团中央官员干的脏活。早在2004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对中青报人发表如何做好“喉舌”的训诫，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冰点》周刊。所以，2004年6月14日，中青报资深记者和冰点周刊编辑卢跃刚发表公开信怒斥赵勇的小官僚嘴脸，引起海内外的声援浪潮。 虽然，慑于舆论的压力和中青报同仁的团结，赵勇想报复卢跃刚和砍掉“冰点周刊”的的企图，也在该周刊主任李大同等人的抵制下严重受挫。但他决不会就此罢休，反而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来达到逐步操控中青报的目的。他动用人事权力调来唯上是从的李而亮出任总编；李而亮上台不到一年，就推出一个“官本位”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再次因李大同、贺延光、李方和卢跃刚等同仁的合力抵制而流产。 再后来，《冰点》周刊的发稿屡遭刁难，比如：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的2005年6月1日，《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被中宣部指控为“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台湾国亲两党党魁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冰点》发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又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再次打电话向报社问罪，指控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原定2005年12月28日刊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迫撤稿，此文揭露了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涛合着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大量抄袭剽窃的学术丑闻。撤稿的原因很简单：周叶中受到高层赏识的御用法学家。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特别是他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授过宪法，是“进过中南海的法学家”。 贺卫方稿子被撤后，资深记者贺延光马上将内幕披露于网上，他说：“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人的耻辱”。 所以，《冰点》被迫停刊，乃大严寒和小恶吏合力作恶的结果。如果说，媒体严冬为小恶吏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的话，那么，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及其走狗李而亮就是《冰点》的直接杀手！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到了。本来，辛苦了一年的冰点同仁们也该利用长假，享受阖家团聚的温暖。然而，他们养育了11年的新闻宠儿却被政治严寒冻僵。我想，他们的心情也会坠入“冰点”。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博客上留言，尽管平静，但我还是能体验到其中的悲愤和无奈：“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 我理解李大同先生的心境，但我想对你说：“被中共官权封杀的《冰点》，将长久地留在民间的心中；中青报同仁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屡屡挑战官权的顽强抗争，也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闪亮的篇章！” 作为在不准自由的制度下争取新闻自由的勇士，我会记住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李方等中青报同仁的名字；并用这篇短文再次向你们表达敬意！ 我抗议中共现政权对《冰点》的扼杀，并告诫敌视新闻自由的官权及官僚们，民间舆论对中青报同仁的支持就是对你们的道义宣判，你们的恶行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我还要告诉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和现任中青报总编李而亮，作为助纣为虐的恶吏及媒体杀手，你们的名字也将被记载中国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2006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李大同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 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中青报冰点专版被勒令停刊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柯华报道：北京中国青年报的采编人员与共青团高层的矛盾由来已久，星期二，该报冰点专版更被勒令停刊。评论认为，胡温主导下的现行体制要对媒体进行新一轮的喉舌化。 深受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专题特写版星期二被中共当局勒令停刊。 当晚，本台记者向该专版主编李大同核实： “我不能再说别的了，我只能给你确认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冰点了，他是瞒不住的。”不过，李大同说不方便告知被停刊的原因。 05年8月，李大同曾发表万言书，公开批评该报社出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指责该条例“以少数领导官员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剥夺了记者对官场腐败现象的监督权力，是要将记者和编辑“奴性化、通俗化”。 ０４年5月，主管该报的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在该报中层干部会上强调：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言论一出，引起众多记者编辑的愤怒。该报的７０多位编辑记者联名写了一封给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的抗议信，引起海内外关注。香港明报表示，这是《中青报》里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公开地表示他们和共青团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决裂，这是前所未有的。冰点记者卢跃刚就此事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细节。其中所阐述的观点，几乎就是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 而《中青报》中主攻时政的《冰点》专版，旨在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抨击假丑恶，自94年创办以来，深受读者欢迎。其报道被各地报刊大量转载，其中多篇被拍成电视专题片，被三家出版社精选出书，也被多所大学的新闻系列为必读参考书。 星期二《冰点》被勒令停刊时，卢跃刚正在外地出差，他对本台记者说：“有这个传说，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消息说停刊整顿，但具体细节不知道。听说有阅评，中宣部阅评，我也没看见。如果是正式的通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确切的原因，我们也会做出我们的反应。别人我不知道，我会有反应。［记］：什么样的反应呢？ ［卢］：我不好说，我要看事态发展。” 中国独立意见人士刘晓波告诉记者：“从公开信开始，他就一直想整《冰点》栏目。冰点内的这些优秀的新闻人，跟编辑李而亮已经有好几个来回了。就是说，想发表的东西到最后时刻被总编枪毙，被迫撤稿。中青报那个贺延光，他发了个帖子，说冰点准备发的关于武汉大学教授的剽窃丑闻的调查报告，这个当时就被枪毙了，那一次冰点就没有出来，可能这个是最直接引发冰点被停刊整顿的因素”。刘晓波还提到最近包括撤换《新京报》高层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媒体的事件，他说：胡温主导下的现行体制及其政策，要的就是媒体的新一轮“喉舌化”，甚至不惜放弃刚刚出现的竞争局面和媒体的自负盈亏，重新用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来保证媒体的喉舌化，正如现今，政府不惜投入巨额银两，来大搞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工程一样。 胡平分析高智晟遭暗杀 致信胡温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王珍采访报导）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1月17日在北京险遭当局制造车祸暗杀，震惊海内外。 中共高层无法推脱责任 谢有顺在《当代作家评论》撰文认为，所谓先锋，其实就是精神的自由舒展，它是没有边界的——任何的边界一旦形成，先锋就必须从中突围，以寻找新的生长和创造的空间；所谓先锋，就是一次一次地从主流价值里出走——只有确保自己在主流价值里的不成功，他才能一直处于发现和创造之中。针对先锋小说的昙花一现，谢有顺认为，先锋小说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并非是昙花一现。尽管一些先锋作家的确减产或专行了，但这只是写作节奏的调整、写作风格的变化，实属正常。作为一个群体的先锋小说也许已经解散，但它的艺术遗产却进入了当代小说写作的每个环节——你只有留意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写作，就会发现，先锋小说家所创造的话语方式、叙事模式、意义空间，以及他们对世界图景的描述和想象，都一直深深影响着新的写作者。余华从来是年轻小说家最敬佩的作家之一，格非的语言造诣和叙事才华至今无人可比，即便是叶兆言，他的那份勤奋和功力，也非一般作家可以望其项背。至于有些先锋作家写不出更有创造性的新作，那只能归结于他个人才能的局限，而和一个写作流派的兴衰关系不大。先锋就是自由，如果这样理解先锋的精神实质，就会在当下文学界发现许多正在生长，从未枯竭的先锋因素，它已经内在到了许多写作（官场、反腐、小资、残酷青春），其实背叛的恰恰是先锋那种反叛和自由的特征，因此，在今天重新强调一种先锋写作的意义，对当代文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先锋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抱负”，因为它总是渴望在现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寻找到新的创造精神和写作激情。就此而言，在任何时代，先锋文学都不会终结，除非一切的“文学抱负”均已死亡。先锋是反抗和怀疑的化身，是创造精神和文学抱负的美妙结合，离开了这个起点，别说先锋文学，就连文学本身都将不复存在——由此可以说，先锋性是文学创造中永恒而根本的命运，它看起来是孤立，但又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
乔依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首次出版。第一版厚740页，只印了1000册，其中有编码的100册有乔依斯的签名，每本价值10万英镑。 据英国媒体报道，《书刊收藏者》（BookandMagazineCol鄄lector）杂志日前公布了 一个价值最高图书版本排行榜，第一版的《尤利西斯》以10万英镑夺魁，第一版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排名28.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依斯从1914年开始撰写《尤利西斯》，完成于1921年，1922年首次出版。第一版厚740页，只印了1000册，其中有编码的100册是用荷兰出产的手工纸印刷的，并且有乔依斯本人的签名，这100册书现在每本价值10万英镑。 《书刊收藏者》杂志的编辑乔纳森·斯科特称：“（第一版的）《尤利西斯》夺魁是因为稀少，而且它的装订非常容易损坏，很难保存。当然，这个价钱和这部小说本身的文学地位也有关系。”排名第二的是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Houndofthe Baskervilles），这个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首次出版于1902年，现在价值8万英镑。排名第三的是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主角原型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智慧的七柱戏》（SevenPillars ofWisdom），1922年的第一版价值6万英镑。美国小说排名最高的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Scott Fitzgerald），1925年的第一版价值5万英镑。 100本上榜书基本都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以前，只有两本上世纪90年代的书跻身其中，而且两本都是童话书。菲利普·普尔曼出版于1995年的《北极光》（NorthernLights）第一版精装本以4000英镑排名最末，J·K·罗琳1997年第一版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Potterandthe Philosopher””sStone）精装本以1.5万英镑排名28.不过，乔纳森·斯科特强调，真实价格还要根据书的品相决定，只有保存非常完好的书才值榜单上标明的价。（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 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
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续）
番禺看守所驻所检察官先生：
昨日（9月25日）下午5：30至晚上11：30，我被5名不愿出示证件和透露身份的人士提到201审讯室提审。这些人一上来就对我大量使用人身攻击，辱骂我为“猪”、“狗”、“人渣”、“披着羊皮的狼”……声称要把我放到有十几名死囚的仓里折磨，再继续绝食就从身体上面和下面同时给我插管（其他更肮脏的生理污蔑这里就不照录了）。
658仓 杨茂东
2005年10月26日早上
郭飞雄注：
（1）行刑逼供结束后，我被带回看守所，在大门口，我便对在场的几位警察和辅警大声说道：这几位审讯人员刚刚对我进行了行刑逼供，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弄得送我过来的审讯人员非常尴尬。次日我再次被他们提审时，我又一次当众大声揭露他们的龊龊，他们明显表现出恐慌。
2，一份申请
申 请
我的邻床王某某（以下生病内容隐去）……，已吃药多日，仍在加剧。凭经验，集体宿舍内皮肤病最易感染。
郭飞雄注：
郭飞雄联系电话:
广州:13424142485(我现在在广州)
北京:13552499429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中青报冰点专版被勒令停刊
胡平分析高智晟遭暗杀 致信胡温
高智晟一直为中国弱势群体、受迫害团体伸张公理正义 ，多次参加陕北油田、广东太石村等敏感的维权案件。特别是2005年10月和12月，他两次发表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向外界披露了他所调查的法轮功信仰者遭受的残酷迫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撼。之后，高智晟公开宣布“退出这个无仁、无义、无人性的邪党。”
高智晟律师的道德勇气得到海内外各界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真正的英雄”。与此同时，他也被中共政权视为眼中钉。去年11月初，当局宣布停止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营业一年，并派便衣公安每天24小时进行监视跟踪，最近发展到采用黑帮手法伤害高律师的生命。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1月19日就此事件，发表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呼吁胡温保障高智晟以及相关人士的安全，依法惩办幕后操控者。本报近日就暗杀事件和公开信采访了胡平先生。以下是他谈访的主要内容。
胡平说，如果广东太石村、汕尾事件，中央还可以找藉口推脱责任，说是地方势力干的；那么现在高律师的事情就发生在北京，所以中央是无法推脱责任的。
到目前为止，暗杀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是谁，我们还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低层官员。当然也可能是上层的人给出某种暗示，下面的人揣摩到了上级的意图干的。不管哪种情况，上层都要负责任。
中共政权黑社会化的表现
胡平指出，高律师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个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力。但中共对高律师恨之入骨，又找不到任何藉口去惩罚他，就采取制造车祸暗杀这样卑鄙下流的手段，去伤害高律师的生命。这与太石村维权运动中艾晓明教授、郭燕等律师被袭，以及后来北京维权人士赵昕挨打都是同一类性质，是中共政权黑社会化的表现。
胡平说，在高律师的文章中也写到，中共调查他的过去、过去的过去，也就是说，非常想找个其他理由陷害他。这种情况在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身上也经常发生。中共一方面用嫖娼、赌博或性的问题等来抹黑你，另一方面找个藉口惩罚你。这些手段在高律师身上都无效，也说明高律师为人正大光明。
两个多月以来，高律师虽然没有被监禁，但是他的自由已经受到很大限制。当局对他进行24小时严密监视，这样反过来也使当局找不到罪名来栽赃他。因为每天都有众多便衣跟踪，他们不能说高律师去嫖娼了，或者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扼杀民间维权的所有空间
胡平进一步表示，共产党做事本来就是无法无天，胡来一气。但有些坏事，作为一个政府去干，还是很困难、师出无名，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在反对共产党暴政的抗争中，已学会了一套策略，知道怎么样与当局斗智，怎么样挑战专制，又使当局无法通过国家机器对他们下手。
所以近几年，当局就越来越频繁地使用黑社会手段来对付民间维权人士。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黑社会，就是官府自己。在制造车祸暗杀高律师这件事情上，很明显就是政府的车，就是政府在做这种事情。
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如果允许这种政府黑社会的行为，就意味着中国民间维权的所有空间都被扼杀了，这是绝对不能许可的。这也说明中共政权堕落到什么程度，它是多么顽固地拒绝政治的开放，否定法治和人权，和它公开标榜的谎言形成鲜明对照。
关心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胡平最后表示，给胡温写这封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事情挑明，高律师的两封信是写给胡温的，因此在高律师个人的遭遇上，胡温是要负责任的。如果将来高律师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善，或者更加恶化，那么世人一定会把责任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同时胡平希望更加人来关心，不仅仅是高律师一个人，而是关心所有维权人士，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先锋文学并未终结
杨炼访谈：一座向下修建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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