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凝聚铁凝六年心血的长篇小说《笨花》一出，给许多人带来惊叹。文学界的不少人发出了同一个疑问：这是那个从《玫瑰门》、《无雨之城》、《永远有多远》、《大浴女》走过来的铁凝吗？那种敏感、微妙、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心理描写让位了，一种厚重朴实的气息扑面而来。近日，记者对话铁凝，恰好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诗人陈超和省作协创作室作家、小说家何玉茹也在场，他们也表达了《笨花》带给自己的感受。 

记者：我看完这本书时，从直观上想到《清明上河图》。《笨花》的历史跨度从民国到抗战结束，但是用很平实的基调去写，就像那幅画一样，但其中每个人都充满了强烈的生活气息，可组在一起就是一个历史的断面，很厚重。 

“笨花”这两个字你在北京的发布会上也做过解释，我觉得特别好听。作为村庄的名字，这里面是不是有你的故乡情结？ 

铁凝：三四十岁以上有农村经验的河北人对“笨花”应该是很熟悉的。这两个字是最普通的两个字，我觉得它很奇妙是因为它太凡俗了，我的原籍还有我插队的地方都属于河北中部平原，都是产棉区。这段历史描绘的这些人就是种棉花的，生活的背景是一段我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所幸能够打通的就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高中毕业生去插队，那个地方就种棉花，就是“笨花”、“洋花”这么叫的。“笨花”让我觉得奇妙，是两三年前的特别触动。一些年轻记者好奇什么是“笨花”，以为是我的组合，其实这是最土的两个字。一说“花”，把“棉”字去了，本身有一种飞扬的轻盈的想像力在里面，还有无限的可能性，然后又有“笨”字把它给稳住了。“笨”确实有沉重的劳动基础和一种本分，我觉得这两个字的组合就不一样了，人生就是一轻一重，不可或缺。我认为这两个字非常能融入我写的这些人、这些事和小说的整体气象中。比如若叫“飞扬的花朵”、“摘棉花的时节”，那就不可想象了。 

其实在“笨”字上，涉及到现在面临的文学。这本书的准备有三年多，动笔有两年，写作当中遇到障碍停下来。去年年初初稿写出来后修改了10个多月，去年11月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他们40天就把书出版了，在这当中我特别体会到了“笨”字给我的感受，把它从棉花里抽出来，放到文学中，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写作之初觉得写作是充满灵性的事情，需要想像力，需要才华、才情，需要飞扬，需要不停地变化，而且在实践了一些年后，觉得相对比较顺利，那时候发表作品也没有怎么接到退稿，但是越写越觉得很难。特别在写作《笨花》的时候，我能体会到每条路都是远的，每条路都是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清明上河图》，张择端要有多大的耐心和气力去画好每一个人，每一个动态、纠葛和情节。我认为这指的并不是你看到了这里面的90多个人物，而是你看到了一个作家怎么写的这些人物这些事。因为这里面的农事、劳作、医药等等，粗算下来有300多种，不能讨巧，讨巧在这部小说里是没有出路的。 

风云历史事件在书中有正面描写，但是它怎么回到村子里立刻衔接上，我觉得作家要有这种耐力。写完后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这些描写不是泛泛的罗列，这对小说的容量、成色、品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我限定了自己八个字“结实”、“简朴”、“准确”、“温润”，游离了这些东西，我想我在修改的时候就要做很多调整，通过这样的写作，我还体会到，其实飞扬的想像力恰恰是从“笨”里升华出来的，“笨”不是呆滞的蒙昧，这个字里蕴涵着很大的智慧，很多东西是从这个字里生发出来的。这两个字我都非常喜欢。 

记者：刚开始拿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我没有能很快介入，读完之后我能感到这是一部不随波逐流的书，挑战着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铁凝：前不久我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篇散文叫《车流滚滚》。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这个时代是一个好时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我就谈到了快和慢的问题。有人说你的这部小说怎么现在才拿出来，人家都那么快，你却这么写，写怎么喝粥，怎么喂牲口。我们确实应该有目测前方的雄心，因为都已经车流滚滚了嘛。车对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插队时还赶过驴车，那时候觉得很奢侈，体会到的是驾驭的快乐。当今时代人们都在谈车，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时尚，可我们有时候为了快，快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全都忘了，我们要飞快地赶往一个目的地，人类为什么要节约出更多的时间来，要缩短去往目的地的时间，然后你空出来的时间你做什么呢？我们有时候都已经忘了，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人的心灵当中最本真的财富，应该是越积累越丰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灵魂，或者说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行头的现代化。 

记者：我读完之后明白了你为什么把西贝一家放开头了。他们一家更加平民化，更能代表那些广大的人民。 

铁凝：你说的非常对，他们代表了这样一个村庄的生存态势。我们读一些大家的作品，鲁迅、老舍的我都非常喜欢，鲁迅的小说里有什么大事啊，但没有妨碍他那么深刻、探讨国民性。所以我觉得作家必须这样写，你不能嫌麻烦，不能讨巧。像有些闲笔，比如向文成包药，可以写成向文成给张三包了一包药，你带回去吃吧，不，他包了一个五个角的药包，中药包药是四个角，他学西医是五个角，小说写到这，我做了很多权衡。像刺绣一样，一针都不能少。 

记者：还是回到笨花村，向喜在做到中将的时候，经过一番取舍回到笨花，他的乡土情结很好理解，可是取灯，这个受着西式教育，在保定市长大的姑娘，她也很快融入到笨花中，这样写是不是想说明人有着天然的乡土情结？ 

铁凝：她不是必须的，她的归来不是有意为之，如果没有战争，学校不乱，这个人肯定是要读医科，另外顺容对她也挺好，衣食无忧。因为战争她被困在村子里了，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向文成这个视力很低的大哥的魅力，给取灯有非常重要影响，他其貌不扬，但是会吸引不同文化层面的人，他的妹妹取灯，虽然是个保定的女中学生，支持她对这个家族最有兴趣的、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下子就能沟通的就是文成，其次是她的娘，同艾。两下相比，她保定的那个妈，顺容就太乏味了，不能满足她对所有新奇事物的需要。后来的进步、革命、抗日，是理所当然的吸引，是义无反顾的。一个人的怀念乡土不能是泛泛而谈，她一下子落脚到这个家庭，就觉得太有滋味了，非常受吸引。这么一个小村庄里由于有了向喜的存在，就和外界有了勾连，你就可以打出去又拉回来。 

记者：你上个月在北京接受采访时提到了道德秩序，我想到了向喜，他是一个出身农民，忠厚、善良、聪明、重情义，伟大而又卑微的人，你是不是要在他身上集中体现这种道德秩序？ 

铁凝：他是有代表性的，但是整个的道德秩序还不是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书中还有我非常钟情的另外一个人，他的长子向文成，一个有见识的乡村医生、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还有同艾，包括很小的小人物，像瞎话，还有可能有点问题的走动儿。当然向喜是第一主人公，在他身上突出一些，他面临的选择比他的家人他的乡亲更多。他是在乱世的最前沿，是被直接卷入风云里的。在那段特别的历史中，政权快速更迭，要一个文化水平并不高，也没有高远的政治主张的农民出身的军人，在关键时刻去做判断和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欣赏的不是他伟大的一面，作为一个作者，我不觉得向喜是伟大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质朴非常善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在乱世中做到一定阶层，如果稍不道德，他顺势而上非常容易，所谓乱世出枭雄嘛，但他最终不是豪杰也不是枭雄，我欣赏的反而是他的种种被动，和被动里的坚守。他的坚守靠什么呢？最基础的一点，就是保留在心中抹不掉的道德秩序，对人生和一个民族的生存，我觉得这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是这群人里的代表，我坚持认为他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豪杰，可能就是尘土吧，他的宝贵不可或缺，你就可以想到我们民族那种赖以存活下去的动力，他是突出的，但不是惟一的。 

记者：顺容很泼辣、跋扈，但对取灯的养育又体现着她的善良；小袄子风流成性，虽然她出卖了取灯，但她也本能地拯救过村民；喜欢看女人的西贝二片，在救姐姐的时候很英勇；乡民们在梅阁受洗前的胡乱猜想等等，书中的人物每一个都很突出，作为文学人物来说他们是丰满的。你让他们体现着道德秩序的哪种？ 

铁凝：他们更多的是朴素的，自发的，作家人为的强加给他们的痕迹我是尽量避免的，那个人就应该寻着他做的去做，去生活，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先把小袄子抛开，她比较复杂一些。你说的这些人在各自不同的境遇、命运、选择和生活中，在关键时刻，他们是那么的不同，但是你看到了他们隐隐约约迸发出来的道德秩序，虽然是自发的，但也弥足珍贵，你会想到幸亏人类还有这些，幸亏这个民族的人们在选择的时候还能坚守住这些，尽管他们自己是不自觉的，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存在。我觉得也是非常宝贵的。 

小袄子的形象，我是喜欢作为文学人物的这个女性，我对她落笔不少。她有一个最大的出卖，就是对取灯的出卖，这是非常恐怖的，也是读者非常不能接受的。你会想到这个女孩子本真的一面，她是一个非常伶俐的乡下女孩，如果没有战争她就会顺利出嫁，过她的日子去了。你通过她的摇摆不定，就会觉出战争的残酷，她为了活命，不知道要怎么选择，可这些本来不应该由一个年轻少女来承担的选择全堆到她身上了，这点本身是不人道的，是惨烈的。我们可以先把她的出卖放到一边，把她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战争确实残害了很多人，包括这样的可能是轻浮的，充其量也就是有点放荡的无知女性。 

记者：你以前的小说中很少让主人公去亲历死亡，但《笨花》中，向喜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自杀然后倒在粪池里，取灯的死异常惨烈。你在描述死亡时用笔不是很多，但已经沉痛无比。 

铁凝：我还是遵循前面说的那八个字。面对着我的这群人，我怎样表现他们，该写够的一个字不能少，不该多给的一定不能多给，尤其是在写一些惨烈的东西时，要节制。向喜这类人的死并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打动你的？不是他在死之前忽然想到他的三房夫人，他并不是要预谋跟日本人来一场血战，这个小说不是写惨案的，他就是两个事，一可能是日本人骂了他一句“八格牙路”，一个就是他受不得日本人铲了他一小片灯笼红萝卜，他瞬间可能想到的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就导致和日本人的恶战，打死他们他自己也死了。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在他去拿枪的时候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这个时候别的都是空白。打死人在战争年代很常见，我在这方面费了一些心思，用什么样的描写才配得上这些人的存在，稍不留神就不对了。 

记者：这本书里并没有太多笔墨描述情感，但是在描写父子情感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彼此间有隔阂，向喜和文成，文成和有备，还有向喜和文麒文麟，相处都不是很融洽，你为什么要这样描述父子关系？ 

铁凝：父亲和儿子小的时候都有距离，跟父女、母子不一样，但是儿子再做了父亲以后，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儿子成人后对父亲都有变化的。这个表现体现在有备身上，他从来不叫爹，他老觉得谁愿意成天和自己爹在一起呆着啊。具体到向文成和有备的关系，向文成的眼睛不好，他一辈子有种让儿子成材的很急迫的心情，有备就活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向喜和文成之间，向喜看向文成的时候，会有内疚，这个孩子是很聪慧的，如果他眼睛好，再强壮些，或许就带他到军中了。向文成内心有达观的欢乐，也有隐隐的自卑，他觉得他不适合出去，他没法跟他父亲相处，跟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比，也总觉得不及他们排场。文成和有备在最后让我也感动，有备成长了，一个人的成长可能就在一秒钟内，他忽然理解了父亲的所有苦心。向喜和那两个儿子之间的隔阂，政治因素太多了。向喜这个人好像总是不可堂皇的，不像我们的抗日大英雄，他是一个挑豆腐脑出身的农民，被动地卷入风云，很直觉地做过选择，每次选择都是有尊严的，保留了气节。 

专家观点 

陈超：《笨花》是历史强行闯入了小说，日常生活被历史打乱了，而不是去寻求书写历史。它从19世纪末写到抗战胜利，写的是历史褶皱里的东西，那种文学性更能打动我。比如一开头，吃晚饭，院子的形状，驴打滚，笨花的黄昏，非常能打动我，描绘历史的细腻文笔都出来了。我觉得它可以算是家族小说，中国的家族小说有这么几种模式，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模式，家族衰败模式。铁凝的小说给了一种新的模式。标题叫《笨花》，更改了五四以来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过去的形象要不就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奴隶，要不就是民俗意义上的制造奇观的动物，铁凝是写了一群人。 

何玉茹：我觉得最难做的就是取舍，分寸感，什么时候该止住了，非常利索、干脆地就不提了。尤其是抗日战争怎么写，抗战的作品太多了，分寸不好把握。书最成功的是这群人，这么多人很鲜明。 

1月初的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一本书，是一本散文集。这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敲锣打鼓推荐这本书的人是陈丹青，书的作者则是他的老师木心。前者声名响亮，而木心的名字却极为陌生，他是谁？

陈丹青对他言必称“师尊”，阿城称之“先生”，陈村阅其文“如遭雷击”，何立伟感慨于邂逅汉语的一个“标高”……木心终究来了。这位“文学鲁滨逊”79岁了，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名曰：《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本散文集一经问世，就理所当然成为2006年最令人关注的出版大事。

木心是谁？

“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惟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陈丹青认为。木心，原名孙牧心，1927年2月14日生于浙江乌镇，是当地一个富商家庭的独生子。木心从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十几岁的时候，又在离家不远的“茅盾书屋”，接触到大量西方经典著作。1946年，他离开家乡，进入了由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没过多久，又转到了与他的理念更为接近的林风眠门下，入“杭州国立艺专”，继续研习中西绘画。解放后，木心长期默默无闻地在上海一家工艺品店工作，并坚持着自己的艺术创作。文革时他被囚禁一年半，作品皆被烧毁。平反后，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木心形容中年“正是开怀畅饮的嘉年华”，而在人生的列车到达“开怀畅饮站”时，下来买酒，一回头，车开走了……1982年他移居纽约，那年，他已55岁。到国外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自1984年至2000年，出版了12本小说、散文和诗集，据说他曾用文言文将一本充满人间情愫的《诗经》译得至纯如水。木心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在，木心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一批人会定期到他的居所听他授课。一批当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深受其艺术影响。

木心的出现是极富戏剧性的，人们最先阅读到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许多优秀的作家、文化圈里的高人在谈到他时景仰如滔滔江水般的文字，如同武侠小说里强中自有强中手，他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木心，仿佛任何高昂的文字都不嫌夸大，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观，而这些读来让人瞠目结舌的文字也理所当然成为木心作品最好的广告。

作家何立伟在与另一位作家的通信中，谈到读木心文章的感受时说：木心“文字极精到，极讲究，亦极典雅，是汉语言文字的水准的一个标高”；文中“见地非同一般，有居高声自远的境界。随便道来，掷地有声。他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人，且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但“大陆文人，晓得木心的没有几个人”。

陈村在《关于木心》中说，“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至于业余爱好写作的文友更知道得无边无际。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真正热爱中文的朋友，读读木心吧。”

陈丹青在文章中说，“我的所见所知是：小说、诗、戏剧，达到伟大的境界，屡见不鲜；散文达到伟大的境界，还未见过。而木心的散文，例如《哥伦比亚的倒影》等篇，无疑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陈丹青是木心的学生，1982年，他与木心在纽约结识，24年来，他目睹木心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其他朋友听取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陈丹青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看陈丹青随后关于木心的演讲，会觉得他尚未尽兴。他也表示时候尚早，自己先侧出身子，让大家看书。

更有趣的是，陈丹青引用一位记者的话，“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一只小赤佬！”陈丹青把小赤佬“译”成小瘪三，高兴地讲给来自四方的记者、读者听。他说，“我写书，出书，就是妄图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陈丹青几时曾如此这般？看来，他为师尊真的不惜一切了。木心的文字当真如此炫目，高妙到“惊为天人”的地步？这当然要读了他的书后才能得知。不过相对于一众人的高调热捧，也已经有冷静者觉得“不要神化抬高，不要结论在先，不要以这一个压倒每一个，不要好像又是什么革命性颠覆性的时刻到来了，总之不要太高调”。的确，时间才是真正的评论家。

“文学鲁滨逊”

木心散文，作为惟一的中国人作品，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一起编在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文读物中。但是这位作家的名字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而言，却非常陌生。据悉，木心的写作生涯超过六十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上世纪80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其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文学界人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滨逊”。陈丹青表示，就他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最早在内地“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个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在文章中宣告“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小子于心不安。”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据说，木心的名字初次出现大约在2001年，陈子善在《上海文学》杂志主持一个栏目，发了木心《上海赋》等文字，很多人便是在此间惊讶地“发现”了他。

阅读木心

陈丹青说，很多人初次读到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他认为，木心有“惟一性”。他说，70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他被内地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陈丹青认为，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以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新派”而“现代”，至于《上海赋》，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读者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

陈丹青说，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极少的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40年代作者群中，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他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陈丹青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

木心说，他像对待书一样对待人，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书。他的写作秘诀则是——读者观念。他说，“它比我高明十倍，我抱着敬畏之心来写给它看，惟恐失言失态失礼，它则百般挑剔，从来不满意，与它朝夕相处四十年，习惯了。”

      昨天，对于中国诗歌界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中国诗歌界近百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研究者齐聚北大，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人也热爱诗歌创作的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郑重宣布，中坤集团向诗歌界捐赠人民币3000万元，用以促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说过，在当今这个务实年代，民众的精神困境是令人忧虑的，诗歌被遗忘绝不是社会的福音。幸好，像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同时也是诗人骆英这样的人始终没有忘记诗歌，3000万元的捐助，应该说给予了中国诗歌界很多的可能和希望。正如帕米尔文学工作室唐晓渡所说：“捐赠3000万元设立诗歌发展基金，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大手笔；但惊世骇俗肯定只是其意义的一小部分，并且是最表浅的部分。正如一首大诗，也许多年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并正确评估中坤此举所具有的巨大建设性，而现在就可以确认的是：它必定远远超出报恩或反哺诗歌的原初动机，超出集团的自我形象设计、企业文化特色、综合发展战略等利害关系，超出董事长黄怒波，即诗人骆英先生的雄伟胆魄，甚至超出这一切的总和。对此我们除了赞赏，就是感佩。”

　　2005年的文化现象在年终时受到各式各样的总结、点评，这不是因为这一年文化方面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是因为只有几只猴子在如来佛的手心翻筋斗，容易吸引和集中人们的目光。尽管2005年的文化现象多半是乏善可陈，但有关的评论更是乏善可陈，所以值得重新议一议。

　　国学热。2004年的“少儿读经”、“文化保守主义年”之说已经使国学成为热门话题，2005年国学派趁热打铁，急剧加温。这样的加热升温，2006年怎么办？我的良好祝愿是不要打摆子，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进两步就要退三步。人们记忆犹新，10年前的那一次国学热，来势也是迅猛异常，但不到两年就急速降温、无疾而终。文化建设是一个稳步积累的过程，不能像我们熟悉的口号那样：“XXXX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

　　不打摆子的前提是不要生虚火，比如，读经是可以的，办国学院也不错，但千万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在那里幻想要立国教，甚至幻想王朝政治复辟，自己弄个国师当当。至于那种学费几万元，门票上千块，听课坐飞机的“老板班”、“大款班”，还是早早结束为好，因为国学毕竟不是钻石戒指，用来供富人炫耀。

　　超级女声。对超级女声的赞誉和贬斥，对它的过度解释，差一点形成超级男声。这一点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人人都想参与，参与的热情与激情，是人性的最大秘密，是市场永不枯竭的动力。唱得成就唱，唱不成就追和捧，不好意思去追和捧，就在一边发表评论。

　　操办超女的人有一颗超级经济头脑，他们只需有一个简单的设计，让女孩子怀着“赌赢了是运气，赌输了也不亏”的心理去报名，以后的事就不用多操心，人们的表现欲望，争强好胜心理，竞争意识，纵横捭阖，会自动使事情滚雪球般地扩大发展。他们赚足了钱，还意外地赚得深谋远虑的名声。

　　照道理，在2006年，超级女声应该是最大的看点和卖点，但我断言，不会有超级女声了。我给得红眼病的人找一个最好的借口：超女是2005年最大的群体性事件！

　　巴金逝世。虽有“字字千金”一说，但一般认为那是文人的夸张，不过有几个字真的贵似千金，能使等身的著作黯然失色，能使半生的盲从、懦弱和迷失得到宽恕，这就是巴金的“讲真话”三个字。为什么这句话引来亿万人的景仰，使得巴金名垂千古？其实这三个字是再普通不过，但有时居然是极其稀缺的资源。就像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岩石，但世上能有多少人上去？难道不是有许多勇敢无畏者为了达到这个高度而遍身伤痕，还有人为此粉身碎骨？

　　有人说巴金是中国的良心，这不知是过于抬高巴金，还是贬低中国人？不过至少可以说，巴金是向善之人。对巴金的问题是：“他到底说了什么真话？”对我们的问题是：“不说假话能不能活下去？”

　　韩剧。我没有被韩剧吸引和感动，倒是被眼红和攻击韩剧的电视片制作人震惊，他们把要韩剧还是要他们的产品提高到爱国和民族大义的高度，倒使人不禁想开导他们一下。

　　《大长今》等广受欢迎，使人感到韩国的编导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生活的立场编排故事，虽然只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但人们毕竟有亲切感，而我们的东西缺的是人情，而一旦想表现人情，也往往不是使人起鸡皮疙瘩，就是把人吓跑。中国的编导似乎乐于站在统治者，尤其是帝王的立场上编排故事，为他们争夺天下的残忍，宫廷政变的阴谋，或者为后宫妃子们的争宠掬同情之泪。

　　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走在中国的前头，他们的大众文化生产也走在前头，有些产品高出我们一头也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不过我们的电视剧也有一个优势，像卧龙保护区里的熊猫，虽然繁殖力不强，但日子过得挺舒畅。

　　陈丹青、贺卫方的请辞声明。一位清华大学的艺术教授，一位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对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培养机制的质疑决非偶然，他们的行动有点像唐•吉柯德，但他们面对的可决不是风车。有人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在体制内谋求建设性的解决，我想原因并非是他们不想为，而是事实上不可能。他们的请辞声明毋宁是一种绝望的呼喊，意在引起同道和公众的注意，正如贺卫方所说，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回避。

　　其实，我在各种饭局上和私下谈话中，知道大学教师们、系主任们、院长们和陈、贺两位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是同样地激烈、同样地一针见血，差别在于他们在会议上、报告中说的是另外一番话。

　　刘心武和红学家之争。如果这是关于《红楼梦》理解和解释的学术观点之争，那么刘心武多半要败下阵来，但事情变成了刘心武有没有发言权，该怎样发言的争论，他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不知道是红学家们的糊涂颟顸，还是刘心武话语策略的高明。一个名气那么大的作家在一场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争论中成了自身言论自由的维权者，焉有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道理？

　　也许红学家们是容不下谬种流传，有些气急败坏而乱了章法。看来中国的文化人还不习惯于参与公共事务，其实他们本不该抱怨中央台邀请刘心武去讲自己的观点，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央台作为社会言论的公器，有义务在学术文化争论中保持中立性和维持言论机会的平衡。

【2006年1月23日狱委讯】2005年12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异议人士许万平先生作出了审理判决。  该判决书里，对中国民主党及其海外工作人员徐文立、黄华及顾问王希哲三人有多方的涉及。并把许万平先生与三人的交往，作为判决许先生有罪的重要证据。我们为此十分的愤慨与不解。为表达我们的意见与抗议，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万平先生的审理，多方涉及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却片面地使用并不可靠的电子邮件信息作为证据，从未传招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到庭应讯，提供直接的证词和说明，这对许万平先生是不公平的。这必将发生证据认定上的错误。  例如，王希哲从未向许万平先生提供5000元人民币买电脑的资助。判决书说：“2003年7月，王（希哲）委托广东人李少彬向许万平之妻陈贤英的账号汇去人民币5000元，并为此向李付了手续费……李少彬不知道收款人与汇款人的关系，也不认识双方。”既然如此，没有王希哲的直接证词，法庭依据什么认定委托李少彬汇款给许先生的正是王希哲？仅依据所谓“重庆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安总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是必定片面的，是出于先验猜测的有罪推定的。  又例如，对黄华的汇款，只要稍微分辨就可以发现法庭使用了错误的材料进行了错误的认定。  涉及徐文立的部分，也有类似造就冤案的情形。因此，我们要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进入二审时，传招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到庭应讯，对一切有关证物作出直接的说明。  （二）最关键的是，许万平先生案的审理定案，以及近十年来，中国法院对中国民主党活动家近百人次的审理定案，都是建立在认定中国民主党是一个意图颠覆现存中国国家政权的“敌对组织”的基础上的。这个定案的基础，就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主张以“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党。她的基本纲领要求“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包括先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志士仁人们，共同主张的建国理想。中国民主党的基本主张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主张。执政了的中国共产党没能实现这个理想，是他们的历史失误。中国民主党的纲领，仅仅要求纠正共产党的这个失误，有什么理由能够把她视为意图颠覆现存国家政权的“敌对组织”？  我们注意到，这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万平的审理，第一次明确引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并把它列为认定许万平有罪的第一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确认‘中国民主党’ 为敌对组织的说明证实：‘ 中国民主党’于1998年6月成立，在国内外设有分支机构，该组织敌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组织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公安部认定‘中国民主党’为敌对组织。”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法院提供的上述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是错误的。  （三）我们知道，1998年6月以后，依据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民主党于各省先期发起成立的筹委组织，都在各所在地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了注册申请，以后部分地区筹委才改建为党部。若经审查，公安部认定中国民主党为“敌对组织”，它就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会同民政部对“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正式宣布“予以取缔”。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公民权利最受践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谢富治领导的公安部在取缔所谓“反动组织”时，都是公开这样作出宣布的，使被取缔组织成员知所遵守和申诉。但1998年6月以后的中国公安部从未对中国民主党说明理由作出正式的宣布取缔，却把它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秘密提供给各级法院，作为对中国民主党审理定罪的内部掌握的官方基础证词。这是完全不合法的，是不符合建立一个公正的公开的法治国家的精神的，因为它事实秘密剥夺了中国民主党被中国公安部认定性质后，申请组织它的公民们的申诉权利。从这点看，难道今天的中国公安部在对法律程序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上比文革时期的谢富治公安部更加退步？  （四）我们强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正式公布它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的认定，并说明理由。对公安部提出的认定理由，中国民主党成员愿意依法向北京市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待人民法院依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认定本身，作出公正公开的裁决。中国民主党将服从这个裁决。如果可能，王希哲、徐文立、黄华愿意回到中国参与这一诉讼，并承担自己应予承担的一切责任。  我们深知，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往往偏于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而不是保障，因此，未必有利于公民对自己权利保障的诉讼，但即便这样，走出上述一步，起码在程序的公正上，也将标志了中国向真正文明的法治国家，跨进了一步。  特此郑重声明，亟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研议采纳。  徐文立（签字）黄华（签字）王希哲（签字）  2006年元月22日  附注:  徐文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集人。现居美国罗德岛州。 Email:[email protected] 黄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副秘书长。现居英国伦敦。 Email：[email protected] 王希哲，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顾问。现居美国加州奥克兰。 Email: [email protected]

 

　　罗伯特·格雷(1945—  )是当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曾获得过许多大奖,享受英国、德国、日本及美国授予的研究津贴和基金。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现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在澳大利亚,他的诗是许多中学生的必读材料。格雷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溪水日志》(Greekwater Journal),接着又连续出版了七本诗册,《余像》(Afterimages,2002)是其最新佳作。他的最好作品的选集《1963—1983诗选》(Selected Poems 1963—1983)于1985年出版,随后在1998年又出版了《新诗选》(New and Selected Poems)。本中文译本选自1998年版《新诗选》,另外还包括了《余像》中的最后十首诗。

　　格雷的诗脍炙人口,令人难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他的诗风以清新、明晰见长。虽然诗中充满了意象和隐喻,但并不晦涩难懂。格雷的文风,正如他在许多诗中表达的那样,力求清晰,尽可能地将他看到的和理解的精确地表达出来。他经常向我们提及著名的画家及他们的名画,似乎暗示他的诗与强调视觉艺术的画家显出的形象的敏锐与洞察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88年版的《钢琴》(Piano)中有一首名为《在夏日的绿阴下》(Under the Summer Leaves)的长诗,在这首诗中,格雷利用我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知识来解释他在创造意象时使用的方法:“名画大师那儿学到的详尽描述”,他讲述了他描述澳大利亚复杂的自然风景的努力。稍后,在同一首诗中,描写澳大利亚蓝天上云浪翻滚的轻柔时,他自认受到了提埃坡罗的影响。他对澳大利亚两个最著名画家的风景画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   

　　在汤姆·罗伯茨的小树苗

　　和诺兰的树皮中有一种节奏。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格雷用一系列绘画的手法,如风景和具像画来阐述他最新的作品《余像》。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是由视觉经验转化成的语言”。

　　格雷诗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擅长描写已知的世界和自己对此的反映。他不是一个超自然或纯理论诗人,作品以对自然和纷繁复杂世界的敏锐感觉为基础。他认为明晰的写作风格最能表达他直接看到的事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我来说意象似乎是表达物质观时最合适的方法。”在本书一首名曰《在一个小港湾》(At the Inlet)的诗中,他写道:生命的圆满在于对事物的沉思。1993年版的《某些事物》(Certain Things)中有一首名为《幻想》(Illusions)的诗,其中他又写道: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而在本书的另一首诗《证言》(Testimany)中,他强调不要相信那些以任何方式许诺有什么可以比地球更美之徒;相反地“我们惟一的天堂是平常的一切:我们为此处的实际存在所滋养。”

　　第三,格雷的写作技巧和多样化诗风令人瞩目。他能娴熟地驾驭自由体诗和传统的韵律诗。其诗的体裁包括短篇、长篇、散文体和叙事体。他的散文体诗(如本书中的《一首关于大自然的诗》)和他最好的抒情短诗一样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意象性。

　　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格雷对佛教中的禅宗和运用东方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反对西方的“元叙事”概念,这些概念用神学和绝对的方法来解释人类。他特别强调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直接的东西。格雷不认为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能控制和影响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相反地,他的诗暗示我们,我们正是通过格雷所见所感来理解这个世界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的许多佳作中,他总是在描写观察客观事物所带来的激情和愉悦之间体现一种精细的平衡,同时努力探索这些事物的意义及于我们生活的重大关系。格雷的作品告诉我们,诗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敏锐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世界包含了什么。

　　作为诗人,格雷对我们首要的影响是他呈现了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生机勃勃的风景,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在《旅行:北海岸》(Journey:the North Coast)这首诗中,他描写到他在“装修好的房子过了十二个月”后,乘火车回到他早年生活的地方。以下是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情景:   

　　列车的影子,就像鸟影,

　　疾驰在银灰色的田野上,

　　越过那些看似从石头上劈开的篱笆

　　和一丛丛羊齿植物,

    　一个尽是草根的红泥土堆,

　　越过那漂满原木、树叶

　　和腐朽发黑的树干的小溪   

　　这些意象非常清晰引人,格雷用直白精确的语言来表达其视觉感受,确立了他早期的声誉。他被称为“澳大利亚诗坛上最具慧眼的诗人”。毫不奇怪,这种将视觉感受具象化和语言化的能力使格雷对用意象手法写诗越来越感兴趣,如他用日本俳句的传统手法创作的诗。在《溪水日志》中有几首诗就是这样的,而后来的每一卷诗中则更多:   

　　闷热的夜晚。

　　月亮又微小且模糊,

　　就像一杯水中的一粒阿司匹林。

　　……

　　烟囱,夜晚的天空;

　　这缕轻烟,踌躇水下的一位女子的长发。

　　(摘自《溪水日志》中的《组诗十三首》)   

　　这些诗作的魅力在于所用的隐喻是那么确切和大胆。显然格雷的兴趣和能力已远远超过对自然景色的简单描述。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攫取外部自然世界中贴近得令人惊异的形象,使我们对所看到的周围的事物更加敏锐。

　　格雷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佛教感兴趣。在澳大利亚诗坛上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先入之见。在他的第二本书《草书》(Grass Script,1978)中,他将佛教中的发现直接体现在对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风景的持续关注上:   

　　我在树下整天地研读,

    　对中国古人

　　着了迷,

　　他们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

　　发现人必须顺应自然,

　　顺应

　　我们自我以外的东西;

　　他们热爱这个世界。

　　(摘自《达摩载体》)   

　　在同一首诗中格雷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自此它也一直成为他作品的中心。没有不变之物,他写道,没有什么可称永恒,只有变化。   

　　事物的本质

　　只不过是一空无

　　存在于乌有之乡。

　　这是它自有的本性。

　　它的根本特性就是“空无”。   

　　在格雷最新的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他说,“谁可能逃脱?”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法则和形式。   

　　世上的万物都在流动,这意味着

　　没有什么实体,在现实的

　　某个层面上,一切都在变。

　　 (摘自《事物的漂流》)   

　　在澳大利亚,罗伯特·格雷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论的诗人。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一直信奉意象主义,这限制了他,使他不能超越眼前和表面的东西而看得更远。另一些人则认为他那种禅宗的超脱表明他与他人的普通生活是疏离的。另一方面,格雷因其写作的激情、意象的力量与纯粹,以及广泛的兴趣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受到大家的尊敬。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具有亲和力,作品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是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此次将他的佳作译成中文,将有助于巩固他的国际声誉。
   　　　　　　　　　

　2006年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年纪念，贯穿全年重新为作家“立碑作传”的活动，1月中旬在作家辞世的奥斯陆率先展开。
　　挪威中国艺术家共推新版《玩偶之家》
　　1月14日，“全球纪念易卜生系列活动”开幕晚会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挪威国王和王后出席了有中国杭州越剧团参演的两小时盛会。世界各国10位杰出演员被授予“易卜生100年”特别奖。1月15日，以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主题的雕塑展在挪威国家图书馆开幕，主要展出挪威女雕塑家妮娜·孙德拜（NinaSundbye）的作品，挪威财政部长与丽芙·乌曼等10位刚获“易卜生奖”的演员列席。在易卜生的出生地希恩（Skien），易卜生博物馆将于5月23日重新开放。易卜生剧院总监英格尔·布尔逊（IngerBuresund）介绍，曾在2004年来京演出《培尔·金特》的易卜生剧院将制作一台新版本的《玩偶之家》，由中国国家剧院和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出演，易卜生剧院邀请一位挪威“新一代”导演与林兆华合作执导，音乐委约郭文景创作，最特别的是会请来中国的剪纸艺人担任“舞美总监”———给舞台剪出红纸的“玩偶之家”屋子。该版“娜拉”计划于今年9月25日在北京首演，2007年初到挪威上演。英格尔提到，易卜生剧院擅长做户外即兴表演，变换演出地点的时候，用车将演员连观众一起运到新地点继续演。2004年在北京的演出原本已经计划好在东便门一带做户外即兴演出，但前年年初的“密云事故”导致计划临时搁浅，然而在天桥剧院演出得到的反馈“还是很不错”，之后还邀请了中国国家剧院八位演员到挪威继续演《培尔·金特》，并引发了剧院再访北京的打算。
　　挪威掀起易卜生热潮
　　在奥斯陆城内，可以随处看到易卜生“复活”的迹象：他逝世前最后17年每天中午准时12点前往喝咖啡的“大饭店”，成为挪威导游介绍给旅客的必游之地。从“大饭店”步行可到的易卜生故居正在全面修葺中，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快就能亲临1906年易卜生谢绝一切访客的书房。奥斯陆市中心的墙上、咖啡馆和酒吧的窗上，随处可见易卜生的肖像，剧场海报上可见“好莱坞易卜生”等等。在易卜生出生地希恩的易卜生剧院，今年夏天将排演一部综合性的易卜生作品“串烧”，英格尔说主要与自然景色结合，形式包括音乐、舞蹈和戏剧。而每年3月20日易卜生诞辰那天，挪威政府设立的“易卜生戏剧奖”都在希恩颁发。
　　易卜生剧院的执行总监格蕾·韦（GryWie）告诉记者，易卜生剧院一向极少演易卜生的剧作，今年是例外。希恩的居民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喜欢看易卜生的戏剧，因此剧院主要针对外地观众，在选择剧目上以新创作为主，即使是易卜生的作品，也偏重创新的演绎方式，主要就是演《培尔·金特》———“金特在45年内足迹遍及欧洲，我们特意把易卜生和金特两个角色分离开，让观众随着金特周游历国”。说到《培尔·金特》，英格尔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培尔·金特》组曲的作者格里格有信件显示，当年易卜生向格里格委约作曲时，格里格原本“非常厌恶该剧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答应易卜生后打算以同样富含“民族主义”的音乐讽刺该作品，不料反响奇好，而且没有人读出当中的反讽意味。英格尔说，在挪威大家对这一段掌故都三缄其口，不愿意破坏《培尔·金特》在戏剧和音乐上的双重“国宝”形象。
　　在挪威期间，记者分别对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Knut Brynhildsvoll）和挪威电影及戏剧界“国宝”丽芙·乌曼（Liv Ullmann）做了采访，他们谈了自己对易卜生的感受，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到今天易卜生在挪威人心目中的地位。

　　丽芙·乌曼：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
　　新京报：你在挪威被公认为演易卜生最有名的演员，你演了易卜生的许多角色，有何体会？
　　丽芙·乌曼：很难说我如何理解易卜生，因为女性是个体的人，在易卜生不同的戏剧里有不同的形象。但他剧中的女性大多象征是在往“真知”的路上，途中总遇到因为成长背景或社会现状带来的阻力，她们中间因而产生了分化：一部分选择回头，一部分选择继续向前。因此我理解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新京报：你会把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跟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到一起吗？它们有怎样的联系？
　　丽芙·乌曼：我从易卜生的戏剧中领悟到许多智慧，不少角色我演了不止一次，每次演，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我都有新的发现。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我没有最偏爱的角色，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我演得最多的，对我来说也最具有启发：我们女性，其实一直都像娜拉那样不断起舞，但并不是绝望的舞蹈。我们在以各自的方式起舞，在大多数依然以男权为上的社会中，在追寻真知的路上。
　　新京报：比方说，第一次演《娜拉》和现在看剧本，感觉具体有什么不同？
　　丽芙·乌曼：我第一次演娜拉是25岁的时候在电台，第二次是30岁在剧院演，然后32岁的时候做巡演，40岁的时候去百老汇演。现在我重看剧本，感觉完全不同：最强烈的感觉是娜拉要展示的是许多不同的大写的“人”，而不仅是一个个体。
　　丽芙·乌曼，挪威最有国际影响的电影、戏剧演员兼导演 

　　布伦希尔斯沃勒：易卜生不局限于时代
　　新京报：请介绍一下易卜生研究中心的情况，挪威本地的学生多吗？
　　克努：易卜生研究中心是挪威惟一研究易卜生的学院，我们每门课程有10到15人，不想再增加人数，因为教授只有两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挪威人，因为研究中心是用英语教学的。目前有两个中国人在易卜生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我们跟中国的清华大学等都有合作，去年我们在中国有过易卜生研讨会，今年8月我们会在南京举办研讨会。
　　新京报：易卜生今天在挪威受欢迎程度如何？
　　克努：这一代我不确定。我们那一代读书的时候，课本里都有易卜生的作品，是必修的，但今天不是每个学校都这样了，今天的教学只是鼓励学生结合挪威、瑞典和丹麦的文学传统去自己写作。但我认为人们还是需要阅读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的，强制阅读在某种阶段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易卜生擅于刻画19世纪的社会现象，你认为易卜生的作品是不是有时代局限性？2006年挪威要发起全球纪念易卜生的系列活动，你认为会不会勉强？
　　克努：易卜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代，他的作品也不限于关注社会问题。只有阅读过易卜生，才会了解他的东西多么有意思。他的作品蕴藏着不同层次的含义，可以代表不同的象征意味，任何一个时代读他都会有新的视角、新的领悟；易卜生的作品也会令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也许这是易卜生的戏剧登台之多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原因。
　　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

　　张广天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名为《人类的当务之急》。“这个题目是我的发行商给我起的‘命题作文’，而其实我是朝着干掉这个题目去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很有挑战。谁会适合回答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可信的地方在哪儿？最后，人家信了又怎么办？我的意图，不是让人信我，而是怀疑我。”张广天这样解释自己出书的动机。他说《人类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质疑理想，“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理想，或者也可以说什么是理想。但别人的理想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理想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看了，有意思就行，不是为了让你信我，而是为了让你有趣。”
　　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好像戏的四幕：第一部分写作者的朋友一个叫京不特的人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独白，第三部分跳到一则神话故事，最后一部分是作者的排练经历。张广天称，这样安排，是努力先让读者相信这个叫京不特朋友的离奇故事，和一个怪导演的怪想法；但在后面，又走进神话去闹事了，这就看起来离谱了，也就是说，刚建立起来的可信被消解了。
　　在戏剧创作方面，张广天表示今年打算跟奥地利合作弄五六个戏，自己做一个，还有的请别人做。“我准备排《英雄广场》，伯恩哈德的剧作。他反法西斯，但不是骂德国，而是说奥地利人自己。他的作品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中国也特别重要。我们这几年来，民族主义也很喧嚣，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啊。”

     在我的友情链接里，“安替博客”和“blog中文翻译”在2005年里曾先后被屏蔽，我也为我的这两个链接做过“黑色XML标志”[见左图]，算是祭奠。今天去看“blog中文翻译”是已恢复。安替则不同，在第一次被屏蔽后，曾另择它处而居，又活泛一时，最终再殁！
     我之所以祭奠一些博客——现在想祭奠已多的忙不过来——是为了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的说话的权利而非其观点或者说部分观点，恰事实是我不喜欢第一次被屏蔽后择居复出的安替，因为以前的文字更具思辩。现在的安替是又一次被屏蔽了，其内幕不详，我也向来不愿追问其背后的为甚？因为那太累太烦，亦往往于事无补。我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话，像人一样。另外说话是否也要分出个三五九等呢？
     因为不喜欢你的说话就贴胶布于你之嘴，是我们的施政技巧之一。这在17年间（1949-1966）有过；在十年间（1966-1976）也有过；直到现在（1976-）依然有着。这就无不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幼稚得试图抵御现代文明的进程，阻止现代科技的发达，甚至是要阻止人体的天然机能，生物性的嘴唇开阖。这就尤其像是“欲盖弥彰”或者说是“掩耳盗铃”了。我为我活了半个世纪没有遭遇战争而庆幸，我亦为我活了半个世纪说话须得掂量而行而悲哀。
     湘籍作家何立伟最近著作《大号叫人民》此名委实是好，启示匪浅！假如人民代表有一天也只懂“一手举馒头，一手举拳头”时，那么人民代表就只可在民间存在，因为大号叫人民的人民尚有最终的发言处。博客就是了！因此“博客”亦可算作人民代表提案处呢。你还关闭这个“处”吗？当然，由你。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我们就看看历史上我们的《中国话语屏蔽史》[我的，想成书但尚未成书]。
     1989年之前，我们还有公然巡游于街头的无线电监控车，由此至前，到1949年算起，早期的监控说是为了防止美蒋特务与国内地下反动组织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的颠覆目的，这个尚可接受，稍后的和平时期则全然转换功能为监控人民的话语了……那样的历史到得文革十年，已经恣肆至极点。“下乡知识青年之歌”就曾是典型一例。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里，曾经于地下流行过大量反映知青情绪的歌曲，如：《西昌知青之歌》《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南京》、《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沈阳啊,沈阳》、《蓉城知青之歌》……
     手头收藏的有以下三首的歌词——

其一：《蓉城知青之歌》[根据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改编/原唱  龚秋霞 /彭丽媛唱“秋水伊人” ]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呦/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其二：《山城知青之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伴着知青去远方/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秦岭大巴山一山高一山/你让我们天各一方/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数不尽的苦和泪/压不弯的腰和腿/跟着太阳出踏着月光归/泪水湿透破衣裳/啊/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

其三：《南京知青之歌》[ 去听：1  2  3 ]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宵/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我的肩上/
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亲爱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小伙子把你爱上/高山啊你弯下腰/急流啊你闪开道/让我飞到她身边/细细看上她两眼/

     明眼人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我所找到的三首歌曲里多只是些小资调的离情之作罢了，于国于政并无大碍。其中或是多愁善感之作如“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或是恋乡思旧如“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也有在那时令人难以想象可以存在的对于恋人恋情的公然表露如“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值得我们认真的是，其中亦不乏含有那时期烙印的反映革命的万丈豪情之词之句如“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就要认识一下知青之歌的许多根本的不同来。恰恰长时期来，人们网开一面，对于那时期的遭遇者持同情态度而兼收并畜这些思想之作。因此广为翻唱，直到近年。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音乐、文学爱好者于困苦时分的自然情感抒发而已，谈不上认识的深刻。有的甚至是极左思想产物与颓废思想的杂揉，如“沉重地修理地球……”与“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的前后矛盾。
     一时期，大陆视台湾对大陆广播为瓦解目的的“敌台”，亦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华华语广播为“敌台”，更视“美国之音”为头号敌台。而以上所有知青之歌又都是敌台们用以反间的最佳工具。
     1970年，我在大巴山深山与世隔绝的三年里，正是用一架八只晶体管5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夜夜从中国干扰台的杂波缝隙里搜寻着千山万水间隔之外的那“敌台”。知青之歌便是在那时与我相识。坦率说这些歌曲简单到只有哀怨，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被阻止，思想被禁锢，知识青年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在中国历史上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悲剧角色。原谅他们也只有缩回到自己的思想后院，做着一些对花落泪的小勾当。而襄渝铁路线上涌动着的数十万学生劳工却一律是童工年龄的16至17岁年纪，这个在政府是否该作以解释呢？尽管那已历史。
     因为童工，思想并不成熟，知青之歌的软弱和消极，以及他们思想的贫乏和欠缺深度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情绪也被当时政府视作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扼杀而屏蔽。也就是因为我有全连唯一的一台“可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我在“路线斗争教育”运动中被“专政”，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贵族小集团”而遭到批判。那年我17岁。
     事情发展到极端，众所周知，知青之歌的部分作者后来遭遇了被捕、专政、流放，以至终其政治生命于一生的对待。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这‘史无前列’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然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乐句或动机，甚至一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真的忘了？那是3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知青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序曲 岁月如歌》[孙伟语]

     中国的话语屏蔽史是悠久的，其现实中的表现总是变换着或慈善或公允或“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要”的说词和面目。这个让我时不时想到着王克平[星星美展主要成员]的名言“那是要争取来的，而非恩赐可得……”[大意]。

　　回望2005年的图书，除文学类图书，一批非虚构类图书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出现，让2005年的阅读异彩纷呈。

　　畅销不衰的史书

　　史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常胜将军，2005年也不例外，先是海外学者唱主角，接着国内学者也不甘示弱，史书可以说从年头“红”到年尾。
2005年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刮起的“大历史”之风还未过去，同样来自美国的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6本又掀起海外史书高潮，作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史景迁最擅长的写作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作品中既有《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倾力宏大主题的名篇，也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关注大时代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佳作，不仅赢得了学术圈内人士的首肯，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业绩。此外，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海外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

　　严肃的史学著作如何在保证学术品质的同时尽量“好看”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无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等人的《万历五十年》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明显有着《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它们的畅销证明“大历史”仍有其市场号召力。

　　去年，值得注意的畅销史书还有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可惜，这股从电视荧屏刮来的“正说”之风，很快被淹没在拙劣的跟风之作中。

　　热闹非凡的红楼书

　　2004年销量超过10万册的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似乎启发了出版界，令2005年几乎成了“红楼年”，一下子出了几十种“红楼书”，仅周汝昌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红楼真梦》、《定是红楼梦里人》、《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等好几种，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王蒙活说红楼》、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闫红的《误读红楼》以及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书，几乎“染红”书店。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更是将这股红楼热推向高潮，并引起红学界的大争论。虽然有学者指出，这是一股红学虚热，要小心红学泡沫泛起，但似乎并不能阻挡这股热潮的继续。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有《刘心武“红学”之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红楼书现身。

　　耐人寻味的私人叙事

　　几本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让2005年的阅读，有些忧伤，有些淡定，感喟不已。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柳亚子、胡风、胡适等14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日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对了解这一群体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近距离的观察角度；老鬼的《母亲杨沫》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对史料引用严谨，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此外，《我们的钱瑗》、《逝去的大学》、《我的父亲沙飞》、《我与胡适先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书，以“小我”回望逝去的历史，追忆生活的碎片，更让人寻味。

　　妙趣横生的学者随笔

　　与稍显沉重的私人叙事相比，2005年出现的一些学者闲文趣文，便显得轻松，学者们“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使得这些“小文章”无论说史还是评论，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于活色生香之间、历史缝隙之处，让人眼前一亮。余世存不添油不加醋，老老实实讲述的《非常道》，以《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序和跋的细节史；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可以说是大历史的“八卦”读物，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立体生动起来。

　　李零的《花间一壶酒》，孟晖的《潘金莲的发型》，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周泽雄、周实、张远山三人化名庄周合著的《齐人物论》等，轻松之处均透着深刻思考。

　　此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的博客书、形成各类品牌的学术书、打造新科普概念的科学书等，都在2005年留下脉脉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