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畅销书作家谭恩美，将出任改版后的《洛杉矶时报杂志》文学主编。
新杂志将更名为《西部》（West），自2006年2月5日开始出刊。“西部”的刊名，是该杂志196
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早期的老名字。谭恩美的工作，主要是为该杂志以“加州故事”为主题的小说栏目“金州”（Golden State）约稿。
徐坤：用话剧逼问婚姻
寂静。惟有男主角的独白穿透这剧场的黑暗，他向自己发问，同时，似乎也在逼问每一个在婚姻爱情生活中沉浮的心灵：“接受，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人都不坏
，可都存在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痛。有时，人就像一个坏了的时钟，越走越错……”
瞬间灯光亮起，全场掌声欢动。观众把掌声送给北京人艺年初的重头戏《性情男女》，却很难想像，这么一出成熟的话剧竟出自一位首次操持话剧创作的“门外汉”——作家徐坤。
导演任鸣这么评价和他首次合作的女作家：“尖锐。”徐坤说：“戳穿一切温和表象下的矛盾，并以巨大的形而上的穿透力向生活发出拷问，这就是我的戏剧的惟一目的。”
一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人士的男士，他的带着16岁女儿的前妻，和现任娇妻，三个人纠结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性情男女》试图向他们内心的情感、肉身的欲望、灵魂的皈依发问。按照徐坤的说法，她并没有刻意地追求婚姻爱情题材，但是，“手指敲到那了，它就自动出来了”，创作者总是本能地听从内心声音的召唤。有过婚姻之痛的徐坤还是希望将这部首次尝试创作的戏剧写得尖锐一些，因为在生活表层之下，人性的本质内部，是不是还存在着太多尚待揭发的东西，可能人自己也并不知晓。“这是一个在不断的言语的交锋中，每一个人进一步认清自己的过程”。在徐坤看来，对家庭的矛盾，每个人都在进行着自我的拷问，但关键并不在于给出答案，事实上也没有答案，“吵嚷过后，喧闹过后，生活依然继续，这似乎是生活本身深刻的悲哀”。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情感变得特别脆弱，一撒手，就没了。”徐坤淡然说。
虽然是首次操持话剧写作，但徐坤感觉写起来还是比较顺利，一切顺理成章。“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体裁和文体的界限不是问题，考验的还是个人的功底”。徐坤感觉，如果说戏剧和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句子如何变得更加精练，和小说随心所欲的描写不一样。“它把所有的心理描写和过程全删掉了，完全就是对话，特别要功夫”。
徐坤喜欢话剧，还是人艺的“发烧友”，人艺所有的大戏、经典戏全都看过。“当钟声敲响，大幕拉开，真有物我两忘的感觉”。所以，她觉得，话剧这种体裁和电影、电视剧是不一样的，真人演出对演员功底的考验，对剧本的考验，都是实打实的。“尤其是，结果当时就能显现出来”。
回忆起演员们第一次联排时的感觉，徐坤用了“新奇”来形容。“像我们在写作时，你是有一种声音在记录的，那种抑扬顿挫，在脑子里会知道，让自己来念是怎样的。”但她突然发现，这些句子从别人嘴里出来时是完全不一样，“那种句读，平仄，重音的部位，跟原来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徐坤“发现的惊喜”是颇有感染力的，听说后来名编剧邹静之和她打趣：“是不是很过瘾啊？”
而徐坤“客串”话剧编辑的经历也颇富偶然性。人艺的导演任鸣和徐坤同是青联委员，还同在文化组，见一次面就说一次，“徐坤给我们写个本子吧”，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性情男女》，和不久将要演出的，改编自王蒙作品的《青狐》。
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徐坤总是将它们看作一个特别神圣的东西。也许，对文学的神圣的崇拜感，对职业的神圣感，对于徐坤这样一些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来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所以，她总是试图对人的存在，对人的生活发问，这也让她首次创作的剧本和许多轻飘飘的剧本相比，多了些沉重的质地。
但是，除了质疑之外，徐坤强调的还是“相信”，比如爱情。对于她来说，爱情更类似于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对它的信念她一直没有变。“人与人之间肯定需要存在一种真正的爱情”。不久前上映的影片《神话》主题曲中，有一句话曾深深地打动了徐坤，那句话是：“万古沧桑，只有爱情是不变的神话”。也许，“神话”的涵义是，不可及，但必须要长存心中的。
但无论如何，徐坤说，“信它”。
中国当代小说重新关注现实
據上海《文匯報》報道，文藝評論家王曉明在最新一期《上海文學》上撰文指出，最近有不少中國作家「對現實伸出了尖銳的筆」，「在最近一年半的文學雜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說，都是將『弱勢群體』的艱難生活作為基本素材。」
據認為，許多中國作家的筆觸及當代的社會矛盾和不幸。韓少功的近作《報告政府》、荊歌的《謀殺》、麥家的《一生世》以及2005年《十月》（1~4期中短篇卷）所刊登的30余篇中篇小說，都將目光投向現實。日前，這一文學現象已經引起了批評界的注意，《上海文學》專門辟出相當版面，以「當小說重新關注現實」為題刊發筆談，參與筆談者有王曉明、徐志偉、張碩果、張屏瑾、湯惟傑等。其中《報告政府》的作者韓少功更坦言：「我們的寫作要盡量打破模式化都市生活的圍城，把盲區中隱藏著的東西解放出來，看一看那裡的生活狀態和生命存在。」
近日有消息稱，賈平凹的《秦腔》和楊志軍的《藏獒》，剛剛獲得《當代》長篇小說年度專家最佳小說獎和讀者最佳小說獎。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在頒獎時說：「在經過現代主義小說的探索之後，許多作家開始發現現實生活、中國式敘事所蘊藏的魅力，逐步向現實精神回歸。」畢飛宇的新作《平原》以質樸的敘事話語，精妙地敘寫了鄉村青年的沖動、焦灼和迷惘，凸現了個人理想與現實之間無法協調的尷尬。
對作家們近來紛紛關注現實這一現象，陳建功說，中國作家的目光已從海外反觀國內，對借鑒國外的東西變得更加理性，不再一味簡單地模仿和生吞活剝。經過反思和超越，他們逐漸認同現實資源、生活資源和民間資源的可貴。
據悉，除《上海文學》外，《小說選刊》雜志社也於日前在京宣布，該雜志將於明年1月全面改版。據稱，新改版的《小說選刊》編輯理念定為「貼著地面行走，與時下生活同步」，因此那些關注現實、具備人文情懷的小說作品將成為雜志的新寵。
香港财经小说作家梁凤仪摇身成为亿万富豪
据报道，由著名财经小说家梁凤仪创立并执掌的香港上市公司勤＋缘17日宣布，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梁凤仪与公司主席兼非执行董事黄宜弘以每股1.85港元的价格，共出售1175万股予以独立第三者。借此，梁凤仪及黄宜弘夫妇将套现2173.75万港元。
梁凤仪是近年来深受国内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以豪门望族为故事场景，而在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中，不时穿插着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和刀光剑影，并将财经和经营管理知识融于其中。到1998年，她已出版了100部文学作品，多部作品陆续被改编成电视剧。
1995年，梁凤仪与黄宜宏结婚，并共同创立勤＋缘媒体服务公司，进行电视制作、公关、广告三线发展。而如今，这位靠财经小说成名的大作家转身成为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亿万富婆。
另悉，梁凤仪计划在今年斥资1亿元拍摄超过160集电视剧集，并准备在内地申办中外广告合营企业，从事贴片广告以外的广告业务。预计该公司有望于今年3月正式成立。
昝爱宗:生命有涯，自由无价：赵紫阳忌日为逝者和生者祝福
1月17日，是赵紫阳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人没有说话，但并不是说他们无
话可讲。2005年11月，尘封了十六年之久的胡耀邦迎来了90周年诞辰，他们不是说话了
吗，不过是晚说了十六年而已。现在，赵紫阳忌日，他们不说话，或许是等到十六年以
后再说。但问题是，十六年后，他们还是国家领导人吗？还有机会轮到他们讲话吗？
2005年的1月17日，我是在成都双流机场返京前通过手机短信得到紫阳老人病逝的消息
的，经多个电话证实，当时的新浪和搜狐网都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新华社的即时消息。回
京后，手机里陆续传来的都是纪念紫阳的消息，有“紫阳今晨京城抱憾而去”，有“赵
家已经开放，请前往悼念”，有“送紫阳，您终于自由了！八九一代敬挽”，有“送紫
阳：大义凛然，沧桑不渝！八九一代敬挽”，有“请各位明早（1月29日）八点半于八
宝山地铁集中，共同致送”……
紫阳去世后，本以为当年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去送行，可29日我在现场却没有发现有在职
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都是退休的离职的前领导人，最高职务也不过是委员长。当
然，我还没有发现有当年的中央委员、总理秘书鲍彤先生送的花圈。送花圈确实是一道
难题，一方面个人送花圈“禁入”，另一方面有条件送花圈的却没去送。鲍彤先生不但
有强烈的向紫阳先生最后三鞠躬的要求，还有送花圈的要求，可是遗憾的是他和我们普
通人一样，这些良好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或许，那些下“禁令”的人们，自己内心也想
送但不敢。
前不久，曾经担任过上海市长的汪道涵病逝，新闻媒体高调报道，中央电视台也在新闻
联播里播出遗体告别仪式。我觉得这个仪式消息上新闻联播不在于汪道涵这个人有多重
要，而是到底有哪些领导人出席仪式，比如江泽民、曾庆红出席仪式，一个是仅此于胡
总书记的前中共总书记，是个大人物，另一个是现任政治局常委。而汪道涵本人，党内
地位并不高，从来没有当过上海的一把手，而且依据目前中共最大的一条衡量高官的标
准，汪道涵从没进入过中央委员会，就不符合这一标准。一个省部级高官，必须是中央
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省部级高官中，其党政一把手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汪道涵出任上海市长时前有胡立教和陈国栋，他才是第三号人物，不是中央委员也很
正常。
赵紫阳不一样，早在1973年中共十大时就是中央委员，鲍彤先生也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
时就是中央委员，而汪道涵被挡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则说明他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的政
治核心区，还谈什么他的历史贡献呢？所以，新闻媒体总是以为热炒所谓的“名人效应
”，而真正的名人莫过于去世一周年的赵紫阳和健在的老人鲍彤，无耻而没有主见的媒
体却敬而远之了。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当年汪道涵能够突破“禁区”到台湾进行“统
战”，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联合为“一个中国”的共识——台湾的辜老先生
不是主动来大陆接受“统战”了吗，则说明汪老先生有远见有能力，可惜辜能来大陆，
汪不能赴台湾，可见两人的政治地位不一样啊，汪老的遗憾肯定比辜老的遗憾更多，更
难言啊。
现在，不谈赵紫阳，也不谈汪道涵了，只谈仍在北京被软禁的鲍彤先生。鲍彤先生曾任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2005年1月29日，赵紫阳遗
体火化前，鲍彤先生被匆匆安排在凌晨赶到北京医院向紫阳老人三鞠躬，甚至连拍照都
横加阻挡，十六年只见一面，就那么不容易啊。
鲍彤先生，浙江海宁人，生于1932年，按中国人的惯例算法今年有75岁了。可这位老人
如今却无法得到充分的自由，“电话也不通”，但由于互联网络的出现，并不影响他在
赵紫阳逝世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文章“我有話説”：
“不是赵紫阳要求别人纪念他，也不仅仅是六四的受难者要求纪念赵紫阳。是渴望走上
民主和法制轨道的中国人民要求纪念赵紫阳。 “推动中国转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和
纪念赵紫阳，其实是一回事。这是赵紫阳最后的主张，也是他留给他的同胞和他的国家
的遗嘱。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困处在一种综合并发症之中。无论当年的全面专政还是
今天的全面腐败，症状虽有演变，病根始终是一个，都是一党专制的恶性症候。不建立民
主制度，中国现在面临的一切重大而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农村到城市，统统不可能解决，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想长治久安是办不到的。 “中国当局应该总结自己
极其丰富的统治经验。真想淡化民众对赵的思念，真正有效的办法是保障民权。我想当前
至少应该做三件事：保证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兑现港人治港的支票。
否则的话，民主和法制的诉求大概是不会消失的，同样，对赵紫阳的纪念，大概也是压不住的。 ”
鲍彤先生的话很实在，也很有力量，虽然他不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全面走上民主和法治轨
道这一天，但他肯定坚信自己的这个信念，中国若没有民主政体，不建立民主制度，中
国想长治久安是办不到的。这不是美好愿望，而是历史发展规律，时代大潮，谁也不能
阻挡的。
在中国，像鲍彤这样坚守如此信念的人为数不少，谁也不要以为别人都蒙在鼓里，只有
掌权者才最聪明最明白。“皇帝的新装”无论发生了多少次，最后总有说真话的人出
现。据我所了解，鲍彤先生早年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共执政时的1949年加入中共的老
党员（按照党的规定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的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医疗费全额报销
，不知如今鲍彤先生是否被剥夺了这一基本待遇），1949年以后任上海南洋中学党支部
委员、学生会主席，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干部处干事，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二
处干事，研究室研究员、副组长、副主任。1966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任江苏省
南京市栖霞山化肥厂建设指挥部外事组负责人。1977年任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办公室简报
组副组长。1978年任国家科委办公室负责人、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后（
中国政治形势最好的时代）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1987年至1989年兼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在中共第十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9年被指“春夏之交参与在北京发生的政治动
乱”，被解除一切职务（见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
1921-1987）》）。
鲍彤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做了很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不是
既往，而是现在，他坚守民主自由的理念，他对真理的探求，他的勇气……现在可以说
，1989年以后鲍彤被关进监牢，莫不是那些恨赵紫阳恨得要死的人落井下石的结果。鲍
彤先生是无辜的，却在出了监狱也得不到充分的自由，电话时常被掐断，不能出现在赵
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等等，用中共的逻辑说，鲍彤不过是“跟错了人”，“站错了
队伍”，但他毕竟是中共自己的同志，难道赵紫阳犯了错误，鲍彤也跟着犯错误？难道
中共从来都不犯错误，从来都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
看了如上鲍彤的简历，我还联想到当年有一些身居要职或说话一言九鼎的老头子对鲍彤
的仇恨，其中鲍彤先生当年出入中南海穿着牛仔裤“赶时髦”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理由，
说什么“穿牛仔裤，成何体统”，说这话的老人真是可怜啊，鲍彤先生穿什么衣服，你
们在赵紫阳先生当总书记的时候怎么不说啊，当时你们怎么就没胆量了呢，就宽容了他
的多元化了呢？后来赵紫阳下台了，你们幸灾乐祸，不但不放过赵紫阳，就连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秘书也不放过，这不是落井下石又是什么呢？都说中国人伟大，可看这些中
国人哪有伟大的胸襟和伟大的常识啊，鲍彤先生何罪之有？
我们常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半句“自由无价”。生命诚可
贵，自由价更高。眼下，我们只能无奈地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真正的风流人物
不是毛泽东，而是赵紫阳。紫阳先生是1989年被软禁的级别最高的重要人物，而鲍彤也
是被关押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中央委员）。现在，赵紫阳“终于自由了”（其女儿语
），而75岁的老人鲍彤，以及在那个时代蒙受冤屈的知名和不知名的更多人，还不能享
有充分的自由，还不能享有公民的正当权利，这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哀吗？今天，也就是
赵紫阳忌日之际，但愿更多的人关注那段历史，更关注眼前活着的人们，默默为那些逝
去的和活着的人祝福……
陈奎德: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强烈抗议中共非法审判王炳章三周年 liutai 【2006年1月19日狱委讯】 1月20日的三年前（2003年）王炳章博士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非法审讯，判处无期徒刑。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博士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我们于2006年1月20日星期五上午11时在香港西区警署门口集合，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事处(中联办)正门递交抗议信，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在此呼吁各地关心王炳章的朋友们于当日去中共驻外国机构递交抗议信，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 谨上 2006t118? 曹长青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一位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知名的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去年十月在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 发表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 ），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 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力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么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睛，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给了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骂。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么别人没有像我那么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着，连盖都不碰，没被脏着，熏着，噁心着，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么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着迄今还在牺牲着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后，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以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极左，跳到主动的极右，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着新时代的潮流，代表着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着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着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后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文以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文以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后，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于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于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于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于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后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后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么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于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后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么面对这些困境怎么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于出人头地，面临这么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于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于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道：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功。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都非常钦佩：”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么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完全是由于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功”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余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功”，然后把这种成功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后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后，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后，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于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因为不屈服于奴役，所以他们选择了流浪”，是犹太民族
强烈抗议中共非法审判王炳章三周年
别做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
别做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
Wednesday, January 18, 2006 西奈山“立宪”传奇
刘晓波: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