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多么地喜爱“呼唤眼泪”、“呼唤温情”。艺术人生坚持着苦情路线，打着“把明星还原为普通人，提炼出明星经历和情感中那些与普通人有共鸣的部分”的口号，收获嘉宾眼泪的同时呼唤观众的温情，顺便赚取高额广告费用。铁的事实（收视率）证明，煽情这一招对中国的观众格外管用。于是乎，趁热打铁，央视推出了文字版的《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
《艺术人生》中最为深谙煽情之道的当然是此书的封面人物、著名主持人朱军。作为节目的头脸，朱军同志最善于苦口婆心地循循善诱：“哎呀，你小时候很惨吧？生活很艰辛吧？”无奈也有不买账的，譬如王家卫就对他挤眉弄眼的暗示无动于衷。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主持人只好英勇“献身”，拿自己当砖头希望引君入瓮大曝苦情史：“我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这样赤裸裸地“套词”恐怕有负于这本书前面提到的“保持诚意”、“绝不谄媚大众”吧。
我妈一边泪眼婆娑一边批评我，你这个小女生怎么心肠硬得跟冷馒头似的，她意味深长地叹小孩子哪知道人生的苦。我知道人生苦长，但不太喜爱《艺术人生》里边不断的故伎重演，真情会因为刻意变成虚情假意，那便过犹不及。
不过也许我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从这本书的解读篇中，我看到艺术人生节目组的策划人员是感情丰富的人，可爱的嘉宾和主持人，他们轻易就“泪盈于眶”了。并且在解读里，我发现了一批“精通文史哲”自认为“大隐隐于市”的编导们，显然他们认为民众是苦情的，于是出于对“寻常百姓的悲悯之心”，他们坚持要把《艺术人生》打造成一个充满知性美的文化奶妈，要传播“智慧的思想”、“普及文化教育”。他们认为《艺术人生》的艺术使命是“完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职责”，即帮助重建“政治形态和中国文化的断层”下中国人的“情感纽带”。而“《艺术人生》完成历史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很好地释放自己的情感和重建信仰的一天”。看来，编导们俨然把文化部的责任兜揽在自个儿肩上，把自个儿当作中国人民征询生命问题的教堂，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是相当值得一读的，尤其是前面的解读部分，观众实在应当了解一下自己在这些高高在上的“大悲悯”的编导们心目中的地位。
“三城记”小说系列新推第三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包括陈思和主编的《上海卷·发廊情话》、许子东主编的《香港卷·无爱纪》和黄锦树主编的《台北卷·打个比方》。该套书以小说的形式展示着城市的文化精神和底蕴。
《香港卷·无爱纪》收录香港2000——2001年度25篇优秀小说，主编侧重选取在形式技巧上有创新的香港短篇小说。其中，黄碧云的《无爱纪》以“写生命的畸恋遗恨、阴鸷犀利”而成为本书中最有分量的作品。王良和的《鱼咒》、昆南的《天堂舞哉足下》和西西的《解体》等从多侧面反映了香港这个“迷人的异化都市”。
《台北卷·打个比方》从台湾2000——2001年的小说创作中精选了13个中短篇。既有台湾文坛实力派作家朱天文、骆以军的新作，又有台湾文坛新人——伊格言、蔡逸军、陈思宏、何宜玲的代表作品和获奖作品；此书以陈映真的中篇《忠孝公园》压卷，这篇小说以台籍日本老兵寻求政治赔偿为情节线索，沉重地展开了关于罪与罚、救赎与死亡问题的探讨。
《上海卷·发廊情话》由五个中篇小说组成，李肇正的《城市生活》以极富上海特色的笔调，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失衡进行思考。薛舒的《记忆刘湾》如一幅气韵生动的古镇旧照片，以散淡精致的笔墨写出了一个生命力充沛、生活有情趣的民间社会。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和彭小莲的《回家路上》，则以窥斑见豹式的笔法，展现了城市生活多姿多彩的形态。
俄国评《20世纪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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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百年的俄罗斯文学，国内已陆续有几部相关图书问世，现在又看到《20世纪俄国斯文学》这部俄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学史。这本书史料详实而持论公允，同时因为它所展现的俄罗斯文学，同我们心目里原有图景大异其趣，所以读起来始则惊愕，继则欣喜，再下来便随着一个个既成定见显得可疑而动摇，脑子里于是冒出许多问题。
比方说，20世纪俄罗斯文学既然是由主流、域外、地下三分天下，是否还谈得上民族文学的统一世界呢？俄国文学用什么支撑着自己的整体性？它在思想内涵、创作方法、艺术探索上是否有着一致的或相通的规律性呢？诸如此类的疑团，只能待学术界的钻研来解开，到那时我们或许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宏观把握，修正今天的浅陋和片面。
不过这部新编的俄罗斯文学史给我的的感受，有一点非但与过去的了解不相抵触，倒是充实和深入了许多。这就是俄国文学的深刻，不屑于淡和浅。俄罗斯文学是看重思想的文学，所以它的意蕴丰富而玄远。这里所谓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作家对作品中艺术现实（主要是人物形象）的立场和态度。对一切艺术尤其是文学来说，这一态度立场是绝对不可阙如的，因为它是作品的灵魂，也是作家灵魂的窗口。托尔斯泰说得好，“文学作品中读者最值得珍贵的，就是作者对生活所取的态度”。作品平奇深浅的关键，就在于浸透其中的生活感悟和心灵解析，是否具有新颖独到的创意，是否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作家与作品，此书不啻是最理想的材料。因为编者力求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从艺术形象的生活逻辑中引导出作者的立意和作品的底蕴。这样把一章章的作家专论读下来，眼前如掠过多姿多彩、奇诡万态的艺术画廊，引发的遐思绵绵不已。
诚然，步入如此意境而跻身文学颠峰的，只是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巨子。在俄罗斯，专家们对20世纪文学的实绩都估计不低。虽说没再出现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但能与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契柯夫比肩者，数量当不在19世纪之下。换句话说，有大成就的经典作家群，并不比前个百年逊色。而所谓有大成就，自应包括有大感悟，大思想，能开风气之先。我们最熟悉的，要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诗文，充满对海燕精神的礼赞，但同时又继承着人道主义传统和嫉恶如仇的批判主义锋芒。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农村文学眷恋乡土，呼唤民间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寻根情结（拉斯普金、阿斯塔菲耶夫）。我们不久前逐渐结识的，有白银世纪多颗璀璨的诗星（别雷、阿赫玛托娃、布洛克、叶塞宁等）。他们融入现代主义思潮，以异军突起之势，开创了新诗风。在小说方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今天的眼光看可称是维护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双峰并峙。至于普拉托诺夫和布尔加科夫以神秘、荒诞、怪异出之的讽刺和暴露，更是寓意深刻的独出心裁。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也是标新立异，疏离社会而以咀嚼个人生命为能事，同样为后来者树了一面旗帜。
索尔仁尼琴的博大和复杂，早已有目共睹，简直是当下俄国文化的象征，自然归在经典之列。这样粗略一摆，彪炳文坛的世纪名作便显露出与时代与社会的血肉联系。举凡大感悟大思想，灵感无不激发于社会的向往和时代的追求。这也就是俄国文学，严肃的有思想的文学，至今不失其本色的原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文学一直是俄国文化的中心。一般认为19世纪俄国的哲学，不是指承袭欧洲古典的经院哲学，而是指源自生活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它们正是栖身于经典文学之中。20世纪初，俄罗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但民族自生的哲学终因罢黜百家而没得到独立的发展，对历史、社会、人生的哲理感悟又只能体现在审美的艺术世界里。这倒使俄罗斯文学保持并发扬了19世纪的传统，文学依然是大于文学的文学。
甘肃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获"冰心散文奖"
甘肃裕固族女作家阿拉旦·淖尔的散文《萨日朗》最近获得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
阿拉旦·淖尔是近年来我省涌现出来的散文作家，她用自己结实的语言和饱满的感受描述着祁连山脉中的一个草原，清澈的激情与洁净的文字建构出一个个草原叙事。她先后在《散文》《美文》《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萨日朗》《青草地》《母性的草原》《红塌洼》等一系列草原散文，受到文坛的关注，其中有些被《中华文摘》和年度散文选本等选载。去年她还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和《作品》杂志举办的“全国青年女作家散文大赛”一等奖，她的散文集也已正式出版。
沉沦的圣殿
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一种可能，让文学的界定成为拯救现实于危命的良方，但我们总是饮憾而归。
这种拯救的艰难与延搁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经过几次冲锋和迂回却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提高文化品位，一方面又不能丧失生活实感；一方面要扩大作品的内向性，一方面又要保持故事的可读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叙事文学，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更使它蕴涵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成份，小说开始打破了英雄神话的幻觉，从而向平民化、个性化、平实化、私人化靠拢，于是任何固定的、传统的观念和价值都变得可疑起来，小说家们从而着手创造与以前时代迥异的言说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进入九十年代，这种风气更是一路飙升。于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年代俨然诞生，质疑公理、揪斗权威、封杀道义、叫擂耆宿、斩断传统，甚至摒弃廉耻，一时间蔚然成风，文坛更是异常喧嚣和浮躁，大大小小的“写家”们仿佛一夜之间洞悉了嘲讽和聊以解嘲的“文学法门”，充满了轻狂的迈往之气和野逸之态，随之而来的，在某些“作品”中，主题被悬搁起来，历史被风干了，现实变得苍白无力，理性开始了大规模的撤退，甚至连铺陈的叙事情节也不见了——那么，还有什么用来维系叙述？一些所谓的“隐私文学”和“自传半自传”体身心体验小说粉墨登场——当叙述者再也无法知道为了增加刺激或为了“生存”下去而应该做什么时，他们或她们就将自己淫卖，露出羞处，把它暴露在大众面前，用以作为支持其文本框架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一大批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的诞生，一些“新新人类”女作家们抗着“性本论”的大纛，赤膊上阵，从文学边缘渐渐踅向中心地带。为了让文坛的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她们不再满足于瓦解传统叙事方式、颠覆旧有的价值观念等粗浅的手法，而是效仿某些港台影星“取道”三级片平步影坛青云的捷径，从兜售隐私和细描情爱开始，以不怕读者“扔臭鸡蛋”的无耻精神和展览肉欲的“先锋意识”，钻入浮躁一时的文坛。
这些作品大都语言苍白，叙事单调，情节重叠，结构单薄，以放纵生命本能为炫耀，以哗众取宠的性事叙述为线索，以所谓的另类情爱的女性体验为标榜，将一种沉糜堕落、颓废荒淫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引入极端。
然而，何以这样一种刻意描写人类兽性本能的作品如此受人青睐？拥有如此广阔的受众？某些读者的恶俗需求、文论家的推波助澜、出版商的唯利是图……共同完成了“几粒米煮一锅粥”的“市场操作”。
人们常说，文学是净土，是神圣的殿堂。守护这座殿堂，无疑是一件清苦而寂寞的工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以笔墨为生是世界上最苦的事。”尽管有人不无辛酸的喟然长叹：“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还是有许多有志之士甘守清寂，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至死不悔。每时每刻，他们孜孜矻矻，不断叩问，文学是什么？文学究竟要表达些什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那里造就和毁灭着文学？这坚执而焦躁的追问，也许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人心不死，文学不亡。而那些脱离了汉语创作坚实的大地，脱离了文学发展丰盈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拾得马格丽特·杜拉斯、亨利·米勒的皮毛，便敢于上来大跳脱衣舞的漂亮的女作家们，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圣殿是不容玷污的，不论是怀着深深的善意还是淡淡的嘲讽，不论是哗众取宠的颠覆还是暴露隐私的淫卖，不论是苦心孤诣的心灵放逐还是剑拔弩张的词语解构。批判的锋芒、反讽的情绪、超然的心境、不屈的态度固然可以使人痛快一阵子，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还远不足以胜任。对于粉饰的太平，充满刺激的堕落，用香水和肉欲雕琢的文字，口诛笔伐未必明智，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样也对付不了眼前的亵渎和背叛，无论人类的本性怎样异化，文学的进步最终依赖的唯有自身的警醒和自觉。
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杀人狂魔不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尽管英雄不论出身，可是历史终究不能抹杀。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都何其迅捷短暂，两千年转已身成忆，未来的岁月也终将褪为沉暮的过去。当有一天，我们今天筚路褴缕的历程被压缩为文学教科书中薄薄的一章以至短短的一页时，希望我们的子孙们不要将它界定为“由文坛娼妓炮制出来的娼妓文学”。
昝爱宗:声援余杰：迫害公义的人你们为自己酿造苦酒
1月16日，赵紫阳去世一周年前夕，余杰、高智晟、李柏光、焦国标、王光泽、北村等
朋友所在的家庭教会，遭受来自官方当局的警察和便衣们的又一次冲击。
上个礼拜天，1月8日，余杰等朋友对突如其来的第一次冲击保持善意的容忍，余杰还用
耶稣所教导的话说，别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要给他打。可见余杰他们并不想让这
样的丑陋行径曝光于世界媒体面前，而是以和谐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避免再犯。
但事实上，余杰等人的包容和善意并没有起到丝毫效果，当局委派的这些所谓“特殊材
料制造的先进人士”，一个比一个嚣张，一个比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更不知道共产党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这样胡作非为，简直是让全世界的有公义的中国人都跟着丢脸：
中国不是有和谐社会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不和谐，是谁在制造那么多的与公义背离
的不和谐？
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不是所谓的“聚众扰民”，就是所谓的“查处非法活动”，所谓以
保护民众的名义，其实到底是行什么勾当，明白人是不需要多说的，这就是当局自己在
为自己酿造苦酒，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羞耻的正是这些人，破坏和谐社会的也正是这
些人。
当局的本质和伎俩，也不过如此，年年翻新花样，却万变难改其破坏和谐社会的本质。
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权力者自己认为的和谐社会，而是国家、政府、全民共同的和谐社
会，共同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
强盗眼里行不出真正的和谐，小偷嘴巴里讲不出和谐的道理，和谐社会就是有光的社会
，就是驱逐黑暗的社会，就是人人心中有上帝、有公义、得幸福的社会。
记得去年新年来临前夕，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当局采取非常霸道的措施，把余杰、张祖桦
和刘晓波从家中带走，进行所谓的调查，还把余杰电脑里的文章作为“证据”一一复
制。而如今，则是故伎重演，老一套，根本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妄图将属于上帝的、
属于公义的也把持权力者手中。事实上，这些是做不到的，正如光普照大地，光沐浴心
灵，妄图阻挡光的人其实在挡住自己的前路，用黑暗遮住自己的良心和面孔，不知不觉
地走向自己的穷途末路。
圣经里有一段话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
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
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罗马书12，17-21）
家庭教会，是地上教会，不是所谓的“地下教会”，行的是光的神圣的事业，不受魔鬼
的胁迫和压制。对于那些行不义者的骚扰和冲击，余杰却这样说，“我们深深地怜悯他
们”，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幕后操作者，其实都是一些被罪所捆绑的可怜人”，他们不
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但他们总要明白，行不义的最后将得到不义的回报，爱人者势必
得到爱的回报。谁也阻挡不了每个人内心对公义和真理的渴求，谁也无法干涉光的普照
和对心灵的沐浴，人与神之间的交通一直畅通，大爱与公义终能战胜邪恶和黑暗，魔鬼
终将退却，信仰必得永远的自由。 这个世界，若没有人人信仰自由的和谐，谈所谓的
和谐社会，不但是空谈，而且还是“把炭火堆在他自己的头上”，害人害己，全盘皆输。
行不义的人啊，你们到了该明白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了，重新认识你们自己吧，建
设和谐社会因为人人信仰自由而真实，否则就会因为迫害公义而落空。
2006年1月16日
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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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扬因拒删改其网上发布文章而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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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6日狱委讯】著名青年诗人，自由思想学者鲁扬，近日在网上连载刚完成的个人教育专著《鲁扬心灵教学》，因其序《心灵教育是人类最终的教育》中对现代教育发表个人观点，被所在校方认为属反动言论，对学校不利，让其删改，并收回学校办公电脑。为此对该序鲁扬稍作删改，后校方仍不满意，又通知鲁扬，必须让全部删除，并不得在网上继续发布此作。鲁扬拒绝这种干涉个人言论自由，著作自由的行为，气愤之下，义然辞职。学校立通知鲁扬迅速办理离校手续，办离校手续期间不得再进入学校电子阅览室上网。 (鲁扬简介，网名“鲁西狂徒”，1971年生于山东聊城。 中国智性诗写作发起人，中国当代诗歌论坛总版主，并主持“中国文化自由论坛”“中国心灵教育学论坛”。为民刊《中国当代诗歌》主编。2003年被评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青年诗评家”其诗学理论《鲁扬智性诗学》被当代诗学研究者认为对我国当代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五大诗歌思想之一。《万松浦诗旅——2005年中国当代诗歌展》组委成员。 主要作品有《鲁扬智性诗》、《鲁扬智性诗语》、《鲁扬智性诗学》、《鲁扬心灵教育学》与文化批评文章若干。 下附该序： 鲁扬：心灵教育是人类最终的教育 ——《鲁扬心灵教育学·序》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没人怀疑，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要强大，一个民族要进步，乃至一个人的进步和提高，那都是离不开教育的。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人来说，这是已是一种常识。同样，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方向错了，那必将误国害民。对此我们国家是付出过惨重的代价的，我们的人民也有过巨大伤痛记忆。 应该说二十来的中国全面改革，国家教育的意识有了很大变化。象“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文教兴国”“尊师重教”等口号的提出，让我们感到国家对教育重视。社会对学历文凭的看重，让国民意识到学习知识的必要性。考不上大学，拿不到文凭，在社会上想成事，找工作混饭吃是寸步难行的。尤其教育产业化，让中国大部分家庭倾其所囊——再苦也不能苦孩，再难也让把学让上下，让我们看到国民决心与亿万中国人苦心。可人们，你们知道我们教育现在已出问题了吗？你的心血和付出一切都付之东流——而且血本无收！ 我知道，肯定大多数不关心中国教育，只知挣钱给孩子上学家长朋友会认为我在胡说。只是我这里必须提醒提醒各位，那句话并不是我个人说的，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总设师，被人称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伟人”——邓小平说的！原话：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我们很难判断使邓小平发出“教育失误是改革开放最大失误”之语的是从那个方面。想必做为政治家，他考虑是从国家的全局出发的。不管怎样，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目前中国教育确实是让孩子成“驴“而不成人的教育！象我在一文讲道：当前中国教育的失败，有目共睹。它是让人成“驴”——而不是让人成为人的教育！其误人误国教育之恶果，将会在二十年后在中国各行各业体现出来，而有可能会影响后世中国百年之久或更远。它使中国无人——而只会干活拉车混饭吃的“驴”却遍地皆是。 上句是在谈日本文化教育时，面对日本几十年的时间里，从科学到文学等各方面竟产生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偌大的中国竟无一人的话题下所发的牢骚——虽是过火气话，但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看见的事实！就在中国当前文化艺术而言，只有浅薄的戏子和小丑！科学造假，学术腐败——让我们看不到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看不到一位真正的思想大师。刚上天“神五”和“神六”应很伟大事情，让国人脸上有光的事——可本年度诺贝尔科学奖不会奖给他们当中任何一位。这群人只不过把几十年前西方人早验算完老题重验算一遍——而不是什么新发明和创造。这种永远跟外人屁股后耗国家数百亿之财的“科学”和高深“学问”——骗骗国人可以，在真正科学与学问那里是行不通的。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十三亿之众竟无一人冲到世界科学和世界先进文化前列呢？是我们教育——是我们文化思想教育出错啦！ 为此国家在十年前倒出提出“素质教育”，这可谓一次教育革命和教育界一次觉醒。但十年过来了，“素质教育”一词，作为口号，只存官方文件，学校每年年总结上和三流教育论文写手们的混名混利的文稿中，只今没真正地走半步。而“驴式教育”，所谓的“应试教育”正变本加利地继续着——残害我们的孩子，摧残我们孩子的心灵。 我们知道教育的目是教人成人，成为一个在这个人类社会中适合存在的一种人——一种健全的人。而人的心灵健康与健全与否，那决定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健康健全的人。也就是说，让人成人的教育，也就是对人的心灵的教育。 一个心灵的健康者，才能拥有正常思维的大脑。一个身心健康者，才有信心，有能力去创造。一个心灵残缺人，心理病态人，一颗饱受摧残和打击而发生异变的心灵，它不仅学不到真正的知识——更不可能去创造和发明什么。心不正，人何能正？！人不正，国何能兴？！固此，心灵教育是让人成人的教育——是救人救国——对中国乃至天下所有父母对自己孩子负养的教育，是让我们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真正的强大的教育——是人类最终的教育！ 2006-1-13 23:48 |
韩寒郭敬明被批写“撒娇文字”
“现在中国的文坛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所谓80后的一些年轻写手的文字占领了市场空间，而一些成熟作家的厚重作品却不被市场看好，韩寒、郭敬明小说出版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连莫言、余华等也望尘莫及。”昨天，在鲁迅文学院召开的研讨会上，文坛流行的低龄化写作引发了与会者的担忧，不少专家和自由作家、撰稿人认为，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撒娇文字”缺乏文化根基，对中国文学的推动力不大。
鲁迅文学院普及部编辑李迎兵认为，这样的作品虽然畅销，但就像蒙在中国文学上的一张华丽的皮，也许几年或几十年后，这张皮剥落，对文学本身没有起到太多的推动作用。
网络掀起文学的“大跃进”
网络写作降低了文学的品质？
萧映（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导师）：“网络的复制性”和“文学的不可重复性”是相对的矛盾，网络写作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要保持对文学的独立思考和表达。
张德明（湛江师范学院教师）：网络写作有三大弊病：一、自由的误解和滥用。很多人对网络很乐观。目前的网络写作多的是一种狂欢写作。网络的无限自由，将会带来伤害。二、语言的狂欢和污染。网络上没有约束、没有束缚，网络随意而无序。大多数上网者太过随意，口语满天飞，色语遍地走，充满了调侃。三、伦理的越界和败落。人们通过文学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网上伦理的底线在下调，思想受嘲弄，正义受调戏，伟大被调侃。
船海（《南方工报》编辑）：说网络写作降低了文学的品质，这是一种偏见。小草能降低大树的品质吗？如果说有降低的作用，那是小草对于大地资源的争取，是松动大树垄断大地资源的格局。而这是小草的权利觉醒。那种质疑网络文学价值的声音，实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自觉不自觉地包含着把表达的权利向着一小部分精英“回归”的企图。而这正是长期令我们不爽的一种现实。
网络上的人身攻击
王万然（汕尾日报总编辑）：网络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作者读者可以很快交流。我认为对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人身攻击。网络提供的是平等的平台，水平高低可以并存。网络对于个人写作的作用就是把写的半成品、草稿发上网，听听意见，作出修改，然后再投稿。听到批评可以提高水平。
吾同树（诗人）：相互在网上争辩交流，很有意义。人身攻击，有何不好？只要攻击得合理，就有益，有何不可？当然攻击者先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种攻击不会遭到鄙视。我本来胆小，不太敢在公众场合发言。网络令我敢发言了，网友的指正令我进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通过网络出现在公众视野，网上可以发一些通常不能发的东西。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祖国,我只想做个摆地摊的》，令我非常感动，我不认识作者，如果不是通过网络，是看不到的。
网络诗人应该一直在线写作
黄金明（诗人）：我一向对网络文学有特殊的看法，多持否定态度，因此上网不多。我想的是，我们有网络诗人，那是不是就有“钢笔诗人”、“圆珠笔诗人”以至“甲骨文诗人”？网络只是个载体而已。
老刀（诗人）：网上有人来了，有人走了，总有尴尬、有期望。网络诗人，就如“打工诗人”，这样一叫，身份真实性很有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吴作歆（教师）：用电脑或在纸上写完了才贴上去的不能算网络诗人。网络诗人应该是一直在线写作。
网络无门槛，写作有门槛
典裘沽酒（网络诗人）:网络这个诗歌平台，相对于公开发表的纸刊是自由多了，虽然免不了泥沙俱下（但还是可以淘到金子的），这也是许多人所批评的，但那些公开的有编辑把关的刊物不一样有很多平庸之作吗？而一些新的探索和有冲击力作品就很难出现在读者的眼球前。网络诗歌平台，是一间没有围墙的大学，这里有许多不拿工资的教授和老师，使得诗歌爱好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走过启蒙期和模仿期。有了网络，中国诗歌当然是更加鲜活了，更有希望了。
蓝调悠客（网络诗人）：网络文学给这个不太自由的时代带来了相对的自由空间，网络没有门槛，但我对自己的写作设定有门槛，不因此而降低自己的追求，要自觉追求写作的难度。
吾同树：“难度”是从时间上衡量吗？要以思考时间的长短来定难度吗？像我写了一首诗，只用了七八秒的时间，题目叫《某诗人》：“体制说他太多而上帝说他太少。”这七八秒写出来的难道不是诗？我是可以接受的。
熊育群（《羊城晚报》花地编辑部副主任）：在网上，作者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而我们的报纸版面读者是隐蔽的，作品发出去不知道怎样。平面媒体无法即时交流。而网络的即时性不可能不影响写作，它不是面对模糊不定的外界，而是与你相识的人。所以读者明确与否，写作起来就不一样。
是一个气场，也是一个幻觉场
谢有顺（评论家）：一个人如果写了很久都没被承认过，被关注过，这对他的写作自信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打击，但网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网络就像一个“气场”，一个能滋养人的“气场”。需要我们个人警惕的是，网络的兴盛，有可能助长和滋生很多人的文学幻觉。作品贴出去后，有一大片的赞叹声，都说好，有人便会以为自己的作品真是很好了，以致失去警惕，这其实是一种幻觉，很可能破坏一个写作者对自己写作做正确、清醒的判断。另外，网络的发达，也有可能会导致文学上的“大跃进”，“每日一诗”或“每日十诗”的现象很多，写作太随便，写作失去了难度，对自己的要求降低，写得太多，就难免显得泛滥，质量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