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四川草堂读书会
“国际人权日”演讲会的书面发言

〔吴琴南老师代为宣读。〕
57年的今天，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并
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并将今后每年的这一
天确定为国际人权日。它向全世界宣布：“对于人人固有的尊严及其
平等不移权利的承认，确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人
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
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生安
全。”
更早在216年前的巴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所发表的《人权宣言》明
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
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蔑视人权，是
人民不幸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
今天，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人权的不懈努力下，终使国际社会普遍关
注人权、尊重人权，并使“享有人权、保障人权”成为任何极权统治
集团都不得不承认的普世价值。中共当局的进步更是快得惊人──两
年前才终于宣布“人权入宪”，今年11月17日唐家璇国务委员就庄严
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权最好”了。当然，家璇话音未定，人权
ＮＧＯ的赵昕当日就头破血流、骨折腿断，实在是“灰色幽默”了一
回。菁英荟萃的四川草堂读书会能够举办这个“国际人权日”演讲暨
诗歌朗颂会，也实在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一件盛事！
在座的朋友多是饱读诗书的独立思想者，都清楚知道我们所追求的现
代宪政民主制度，其根本的基础磐石就在于“天赋人权”──换成法
律文字来表述，即“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生命、个人尊严神圣
不受侵犯，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在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上，为了确
保某个或某些人“充分享有人权”而又不得侵犯任何其他个人的“天
赋人权”，现代宪政民主主义者都认同了“法治下的自由”的观念，
或曰“宪法下的消极自由”。今天我所希望和诸君分享的，正是“人
权”观念的来源，及其与神权、主权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虽然在不同民族各个宗教各种文化里都能够找到一些“人
权”观念的因子，但是诚实地说，我们不能不同意马克思．韦伯等人
的观点：自由民主政体首先在西方的确立，“天赋人权”观念发轫于
基督教文明圈，都是和“新教伦理”大有关系的。而所谓“新教”，
其实就是马丁．路德起首的宗教改革运动后，重新得到恢复和确立的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切回到圣经基本教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都是上帝的子民，都可以直接和神交通。从《圣经》中，我们从头至
尾都可以查考到如下理念：
１、神权是至高无上、自在永在的，上帝有创造、喂养、保守、带
　　领、鞭挞、惩罚、救赎、医治、慈爱、宽恕的权利，一切权柄出
　　自独一真神；
２、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创造并喜悦的，《创世
　　记》二章七节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
　　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看着一切所
　　造的都甚好，神就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
　　理这地”；
３、“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
　　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
　　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记》九章六节）确
　　立了生命的神圣性，即便是亚当的长子该隐因为嫉妒杀了他兄弟
　　亚伯，神虽然惩罚了他，却依然保全了他的生命；
４、亚当、夏娃因为受了撒旦的诱惑，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善恶树上的
　　果子，悖逆了创造之神犯下了原罪，同时也把善与恶的因子种在
　　了人的心板上，代代传承下来。因此，人生而兼具神性、人性与
　　兽性、罪性，人必须通过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救赎与
　　医治；
５、凡世人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目前都是弟兄姊妹，都是生而自由平
　　等、赋有人格尊严的，任何人也无权藐夺他人的生命、自由、人
　　格尊严并追求真理、自由、权利的平等地位！“凡自高的，必降
　　为卑”。
由此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只有那独一无二的真神，那自在永在、无所
不在的创造之神，才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之神！凡世人都是他的儿女子
民，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都是既蒙神所祝福、又充满了人的罪性与
局限性的受造者。凡人及人所造出的一切“神佛鬼”、“救世主”、
“大救星”、“红太阳”，最终都必然败坏──正象我们看到共产主
义的四个所谓“大救星红太阳”：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卡斯特
罗，败坏得如此之快一样。越是疯狂，越是“人定胜天”，越是“毁
天灭地”，越是败坏得快！君不见尼采狂嚣“上帝死了”，上帝生死
谁也不敢妄言，但是尼采这疯子确实最后真的疯癫而死，倒是我们众
所周知的！更加奇怪的是，就这么一个疯子的臆想妄言，在中国大陆
还一版再版，热销得很，甚至时髦到“未读尼采不敢称知识分子”的
地步。我们中国人对于“疯汉子疯婆子”的无限热爱，还真是中国特
色的一大国粹呢！
正是确立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为神照着自己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的
“人权”的“天赋性”、“神圣不可侵犯性”，才得以能够建立起
来！我们不再是一些没有来由的“猴崽子猿宝宝”，更不是一些只讲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凶猛动物”！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
们，又把生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
的生命本生就具有了神性，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权，即“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个人生命、个人尊严神圣不受侵犯，人人生而平等”，
“对于人人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的承认”，确是成了“世界
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所以，正因为“神权至高无上”，为神
所喜爱和赐福的“人权”才具备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性”，并
成为了发轫于基督教文明圈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立石之基本──
“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生命、个人尊严神圣不受侵犯！”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由、财
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蔑视人权，是人民不幸
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
由于人类的生养衍传和遍布全地，在漫长孤独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在
时空隔离的繁衍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聚居部落，
逐渐形成了一些丰富多样的部落特性，并随着人类技术的不断发展而
碰撞、交融、衍生、流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理区域，又
形成了许多我们人为地称之为"民族"的社会共同体，而这些“民族”
社会共同体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生生灭灭”，不断地碰撞、不断地
交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融和的。学习过人类学、民族学的朋友们
都知道，“民族”这东西，其实就是人类自己为了种种政治、宗教、
利益、意识形态的需要，不断编造、命名出来的。远的不说，君不见
中国的“回族”，就是因为各个不同“民族”的个体，因为信仰了伊
斯兰教而逐渐聚集聚居，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同
样，所谓“美利坚民族”、所谓“中华民族”，如此等等，莫不如是
形成的。
正是在这样的“民族”社会共同体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民族
国家”，读过《国家的起源》的朋友都应该了解。本来“民族”也
好，“民族国家”也好，自然非自然的形成、发展和演化，也有它的
合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
情都是一样，物极必反，物反常必为妖。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强化，人
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所谓“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被人类
出于种种动机和目的，有意无意地推上了极端，变成了“民族利益至
上”、“国家利益至上”，超越了真正“至上”和必须“至上”的神
权和人权，成为了种种所谓“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
义”、“血统主义”、“人种主义”、“专制主义”信奉者的灵丹妙
药，成为了古今中外独夫民贼的保命金丹和避难会所，甚至也成为了
被迫害、被凌辱、被剥夺“天赋人权”的劳苦大众理所当然、不假思
索信奉的“绝对真理”了！大家想想看，今日世界，谁敢对所谓的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提出半个不字？！红色愤青、白色愤青
们天天狂喊呐叫的，不就是所谓的“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
上”吗？！结果呢，所谓"主权"超越了“神权”和“人权”，所谓
“主权至上”超越了“神权至上”和“天赋人权”，不仅仅“多少罪
恶假汝而行”，甚至也成为了绝大多数深受其害的公民个体所深信不
疑的“绝对真理”！君不见党中央国务院天天在敦敦教导我们──中
华民族文化特殊，中国国情特殊，自由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稳
定压倒一切，生存权大于人权，国家利益至上，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包括在座的一些民间菁英，不也是半信半疑，甚至信以为真了
吗？！
公民们，菁英们，美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曾经极为深刻地指
出：“统治这个世界的，只不过是极为可怜的一小点智慧！”
自工业革命以来300年，人类社会呈现出超常规、加速度发展的大趋
势，科学技术的大飞跃和知识信息的大爆炸，已经把偌大的世界变成
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信息瞬息即至，空间轻快跨越，全世界都呈现
出一种极为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大趋势！中国
人只讲“经济全球化”，其实，全球化的，岂止是经济而已？！人类
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思想、
科学技术，无一不在全球化的大潮席卷之下！这倒正应了中国文化中
“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天下观”，和“人类和平，世界大
同”的“大同观”。其实，不论是从宗教的“创世说”还是从人类
学、基因学的人类起源说开讲，人类都是共有同一个祖先，或叫“亚
当”或叫“非洲南猿”！而地球村上不管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
“黑眼睛”、“蓝眼睛”、“红眼睛”，都有弟兄姊妹情，都是天下
一家亲！
最最重要的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是──人类已经前所未有地、
第一次掌握了足以毁灭地球村生物圈成万上亿次的恐怖武器和物质力
量！用一个四川歇后语来形容，那就是：“三岁大的孩子耍七斤半的
烟杆──找死！”如果我们每个人还是不能够意识到这一前所未有的
残酷现实，如果我们每个人还是不能够重新理顺神权、人权与主权之
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每个人还是抱持着什么“国家利益至上”、“丛
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所谓“绝对真理”不放，那么，为了所谓的
“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国攻国，民攻民”
真是不可避免，狂悖蒙昧、生命有限、智性有限的人类，最终面对的
必然是：“恐龙灭绝恐龙，人类毁灭人类”的复活节岛般的怪诞命
运！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始终有一个痴心不改的自由大同梦想：“人类
永久和平，地球自由大同！”让我们重新理清创造之神与神的儿女的
关系，重新理顺神权、人权与主权的秩序，重新认识自己的罪性和有
限性，重新悔改回归神真理的道，重返神和美慈爱的伊甸园吧，阿
门！
（于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据说王达三也是一位当代大儒。友人知我心醉传统道宗孔孟，便传来此君的《我为何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一文，说大有参考价值。枭眼才看罢“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十大意见和措施”的第一要点，便没有兴趣第二第三看下去了。其《共识第一》曰：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如下两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首先，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当务之急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畸形文化心理，非是如此则全盘西化乃至是“美国化”则必不可免…。

我敢断定，这样的“基本共识”只能纸上谈兵根本没有任何达成的可能，以这样的“基本共识”来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来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体现儒家情怀儒学理念，振兴和发展儒教事业，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在中国特殊语境中“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之类话语都是似是而非的。更基本更应该坚定地维护的价值应该是：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英-史蒂文-卢克斯的《个人主义》一书（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中引用康德的话曰：“理性的存在叫做人，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他们就是目的本身——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从而限制了对他们的一切专横待遇（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主观目的，不仅仅是作为对我们有价值的行为的结果而存在：他们是客观目的，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是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替代的目的，一切其他的目的只能作为手段为他服务；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

在西方，产生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早已确立了人的价值，让人成了世界的中心和天地间最高贵的存在，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道德、社会生活无不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其实，人本（就人与物、人与天、人与神的关系而言）和民本（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思想在中国更为源远流长。原儒也是将“人”放在“国家民族”之前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而不是“仁者爱国”“仁者爱君”， 所以他肯定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都体现了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重视，他进一步强调，对不施仁政的暴君是可以不服从、否定乃至‘“篡权”、“颠覆”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中所说：“中华民族之灵魂乃首先握住‘生命’者。因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如何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讲说道理，其基本义皆在‘内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则皆在修德安民。”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仁政”、“民本”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只能成为专制帝王及御用文人们的口头禅。

可悲的是，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精神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中国，人依然是一种手段。为了国家、民族、党、社会及虚拟化的人民，乃至为了稳定、为了大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城市形象，国民个人不断被要求作出各种各样的奉献和牺牲，包括生命在内。

所以知识分子当务之急不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文化心理。相反，最应该破除的是“妖魔化民主”的文化偏见，并在这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人的权利，即言论、信仰、不受政治迫害、免受匮乏等“四大自由”和受教育权、选举权等最基本人权。

《论语》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有人说“不”当读为“否”，认为圣人不仅仁于人，也仁于马，贵人所以先问，贱畜所以后问，先人后马，秩序井然，重人轻马，合情合理。不论怎么标点和释意，这个典故都充分体现了原儒的人道主义和人本精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应该先问人再问别的，在谈到国家民族之类宏大话语时，应该问一下“国家民族”伤害到人没有。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早已证明，只要民主制度，才是自由、平等、人权最好最有效的保障，才能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到实处。民主是一种不“伤人”的制度底线，有了这条底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才有根，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复兴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等伟大事业才不会沦为“徒然无用的口号”！在这条底线之上，各种文化各种宗教都可以各显神通，王达三君的儒家情怀儒学理念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儒教事业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制度为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作出基本保障之前，强调国家民族之类宏大叙事，无异于儒学的自我丑化和客观上的为虎作伥，而关于读经、民俗、孔诞、祭祀、讲学、庙产、官员、儒教、儒化等一系列建议和措施，纵然得以局部实施，必如民国军阀尊孔读经活动一样，不过笑柄和闹剧而已。

——１２月１８日在少数人俱乐部的演讲

　很荣幸占用诸位的时间，跟诸位交流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应主办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讲知识分子状况的时候，研究生会的同学就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现状，那次没有讲，这一次你们说想听一听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实说，我很愿意讲讲我个人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对中国转型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们介绍我的时候忘了介绍我是一个写诗的，我其实对两个人以上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愿意过一种个人沉思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为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性、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２０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为什么还是需要说，因为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为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为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么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为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么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为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为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产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为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８９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８９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

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７０年代出生的人８０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８９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１６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们之所以要用后极权、次法西斯来称呼我们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变动，在转型，我们需要认知新的动向，我们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时代的精神出路。它是变得更积极了，还是更颓废了；是变得更原子个人了，还是变得更集体依附了。权力运行是变得更温情了，还是更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隐晦了，还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会，也是想了解这个社会要“坎陷”到什么地步，要了解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构成及保证形式。

那么这个次法西斯社会有多长时间？从８９年算起，它有１６年了，它还有多少年寿命？它的终结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动乱、社会阶层分裂，是清算、审判还是赦免实行精英式民主？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得不多，因为这是大家的事，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次法西斯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在监狱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王朝瓶颈一说，他认为一个王朝过了二代三代，就度过了危机期，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在想柏杨这一假说时，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心智，他们要么在进化的阶梯上停滞，因为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们看不到别的路，要么一根筋地维护孔孟之道，即做了专制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愿帮专制的话，如果我们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么我们就得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寻找现实中的出路。

说实话，今天中国的问题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由于士大夫或说知识精英的帮忙，中国特色的专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会继续维持下去。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中南海，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叹的是，我们中间号称最敏锐的人，总把中南海当作念兹在兹的对象；就像王朝时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没见面的皇帝当梦中情人一样。假如胡锦涛先生听劝，我们劝他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也是不可能了。蒋经国先生意志顽强地说过，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但胡当政三年，大陆官民冲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况胡即使有心他也无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锦涛，以为他处境艰难，形格势禁，很多事由不得他。这也不对。我一再批评唐德刚黄仁宇的历史观是一种决定论式历史观，我们当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撞大运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

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转型社会的问题，那么个人在其中生活有什么意义？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概念：个人伦理。个人伦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自处、慎独并与外界相处。个人伦理涉及很多问题，你自己向内反省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么样的机会。有的人会说我要内圣外王，有的人内心充满仇恨外在表现就可能是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有的人内心迷茫外在表现可能就是破坏性的。

但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伦理最终要跟时代社会的发展保持某种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应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坏的，而是一种和谐，是恩格斯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可是光说这一梦想光说你要和谐是没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谐社会没错，但没有用处，因为它没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

要实现人的理想，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必须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在试错中走向健全的社会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想获得成人的主体资格，他说我宁愿依附别人、依附体制，一辈子做乖孩子，一辈子装孙子；有的人有了主体意识，却又总处于利害的算计之中，这种个人伦理就是无意义的、犬儒的。

确立健全的个人伦理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主体，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原子个人式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社会。当然，个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关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确切地讲，对一个民族社会的个体而言，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乐观过头了。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曾经说过，８０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９０年代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我预言新的千年世纪，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是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伦理。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我们社会里没有个性运动，没有出现巨大的精神个体，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机会和场合承认我的预言的失败，并检讨其原因。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８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以及９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说，８０年代的启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潮，９０年代的自由主义努力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导致中国人至今没有出现个性解放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思想过于匮乏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对知识精英抱希望了，他们的意志在后极权社会表现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会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说他们全面帮凶帮忙地专制，是有点刻毒；为顾面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诸行动，你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希望后极权社会能转型到民主社会里，但它偏偏不满足你的希望，它转型到次法西斯社会里了；你希望胡温新政，但胡温治理的社会较之从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个性解放、个人伦理消解集体主义，但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要挤进体制，要依附某个单位；你希望中国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市民有个觉醒，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市民运动，但社会没向这方面转型，而是越来越冷漠，走向原子个人主义。

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从表象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极为脆弱。十万人的骚乱就可以让一个县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个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让一个繁华的小镇萧条至极，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案。费孝通生前曾说，中国最近２０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他说与西方比，我们缺“文艺复兴”一段。费先生说的其实也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性。在中国生活，你想求得什么样的机遇，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处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没有共同的人性，对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对方眼里的地狱。

在西方现代转型数百年期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伦理的完善，个人必须在生存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起某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们那种空前的人类自信、乐观精神，克尔凯廓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种空前的人类迷茫、悲观、深思精神。这些人文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公共知识产品，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中，上至执政党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识产品却迟迟产生不出来。我们既不能实证某种空前的人性或中国人的自信、理想、乐观，又不能彻底地悲观、失望，我们因此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制度、公共空间的拓展建设。

比如现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场热销的个人励志一类的图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公共知识产品。人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这很好，这是意识到个人的有限性，但一个社会要表达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识的开智启蒙。比如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他有一个“狼奶说”，说是６０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有毒，现在应该把狼奶吐出来。这个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公共品。朱先生本来应该由此进一步往深里思考，从而能对社会各阶层演绎他的“有限说”，但他只是对圈内人说话了。这就不够，这一事实也证明我刚才讲到的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思想界的不彻底性。这种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对有些想内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人来，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产品不够。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的个体陷入分立对立的状态，而难以和谐共处。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则绝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个人伦理含有三个层次：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对应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气魄或信仰，对应的生存状态是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缺乏我们说的人文主义运动，缺乏个人伦理的呼应、声援，我们当代中国的个人生存质量在文明眼里是较为低下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滩就觉得我们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觉得我们站在文明的前沿了。这不对。你想像一下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国家，他们那里的城市建设也美仑美奂，但你认为他们跟文明站在一起吗？无论我们怎么做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伦理不能完善，我们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用说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养中国人，中国人反过来作践了大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我们的社会，世态环境，可以说是世态炎凉，丛林法则使得有人认为，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善的延续形式。至于心态环境更不容乐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打发光阴，中关村的企业家说羡慕比尔-盖茨，深圳的大款无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当作人生挑战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态在精神气魄方面严重萎缩，反而以为自己在寻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师，这些行为并无太大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来，同样应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效。

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说了这么多，不是要你们对中国转型悲观失望，我们描述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不应停留在跟它同样的高度，何况解释中国转型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轻松的、喜剧的形式，我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个人伦理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极大，只要你的精神气魄还在，你的理想志向没有动摇，只要少数人仍在努力，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们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像姚立法、郭飞熊、高智晟这样一流的民间政治家，我们的转型可能比历史学家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自胡温上台以来，在国内是政治上的急遽左转，在国际上对日本强硬而对北韩等流氓国家亲近，以至于导致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

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内外政策似乎并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共太知道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对美国一直比较克制。这种克制表现在台海问题上，主要由两方面的妥协构成。

首先，胡温政权对台政策，表现出先硬后柔的两面手法，或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之所以如此，美国无疑是最大制约力量。“反分裂法”的出台，引起国际舆论的大哗，更招致国际主流国家的强烈不安，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亲自来中国，表达美国对“反分裂法”负面效应的严重关切。于是，几乎是赖斯前脚走，胡温政权后脚就宣布正式邀请国民党主席连站来北京。这显然是对“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的外交补救。国亲两党党魁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握手，多少缓解了由“反分裂法”带来的台海紧张。

其次是胡锦涛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了非正式的简短会晤，胡锦涛主动邀请美国介入台海问题，成为这次会晤的重点。去年11月份，布什总统对北京进行工作访问，在胡布会谈期间和会谈后两人出席的记者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希望中美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在江泽民时代，无论在外界看来江核心骨子里多么“媚美”，但在台湾问题上，江泽民在口头上还是不断地重谈老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然而，中、台、美三角关系的现状，是中美之间五十多年博弈的历史所形成，绝非空洞的口号所能改变。以现在中国的软硬实力而言，不准干涉内政的口号喊得再响，也丝毫改变不了台海现状，还不如面对现实，采取更为实用的应对策略。

而胡锦涛上台以来，美国的台海角色表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既然无法改变历史形成的台海现实，那就索性放弃空洞的外交说辞，转而承认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重要角色，通过邀请美国来共同面对台海问题，以美国对台湾的巨大影响力来遏制台独势力，显然比不断重复“中国内政不得外国干涉”更为有效。

胡锦涛邀请美国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的言论一出，顿时引来爱国愤青在网上的炮轰，正面高呼捍卫主权尊严者有之，反面斥责胡锦涛此论是“卖国论”者也不乏其人。然而，对于一个独裁党来说，无论谁执掌中共政权的最高权力，都不会太在乎的民心之向背，胡温政权当然也不例外。愤青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并不能阻止现政权的我行我素，不仅中共政治局大佬们要与党魁保持一致，而且中共军方也要服从中央军委主席的统一口径。

2006年1月11日，中共军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报道了国防部长曹刚川会见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代表团的新闻。曹刚川表示：去年频繁的“胡布会”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成功访华，说明“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两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沟通。”谈到台湾问题，这位军头说：“我们赞赏美国政府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希望美方切实履行承诺，不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与中方一道反对和遏制‘台独’，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在我对时政新闻的有限了解中，在台海问题上，中共党魁与中共军方一直表演着黑白脸的双簧，党魁相对温和，军方相对强硬。安抚出自政务官员之口，狠话出自军队将领之口。外国媒体也经常夸大党魁与军方的分歧。而这次国防部长曹刚川的表态，还是中共军方第一次明确表示拥护胡锦涛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台三方关系，说明了胡锦涛对军方掌控力的加强。

然而，被大国崛起的幻觉引上激进民族主义之路的愤青们，却齐声反对胡锦涛的务实态度，很有点“头可断，血可流，主权尊严不可辱”的劲头。

我浏览了对此条新闻在新浪网上的反应，虽然跟贴不多，但是只有一条跟贴是赞成胡锦涛的务实策略：“和美国共同维护台湾地区稳定，是一种策略需要的考虑，这种策略是陈阿扁和日本人所不愿看到的，我看这还算一着好棋。”而绝大多数跟贴都是主权尊严第一的论调，现摘录若干跟贴如下：

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事情,不应由任何国家和地区来维护和干涉。

为什么要共同维护台海和平？？？？？？？？

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吗？？？？？？？？

中国人解决自己的事,岂能让他人插手!!!

应是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事情,不应由任何国家和地区来维护和干涉。

这样就把台海稳定国际化啦！

应该这么说:台湾是中国人的事,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

中国内政,怎么要美国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呢?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应是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甚至有愤青放出类似朱成虎的狠话说：“外国如果不想让地球毁灭的话,就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事!”

由此可见，激进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对中国的前途是单刃毒剑，对中共现政权的机会主义外交，也至多是双刃剑，既可以用于弥补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会给现政权的权威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2006年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一八六三年八月，赫尔岑经过阿尔卑斯山赶往意大利，这已是他第三次行经此地。第一次，一八四七年，他还年轻，三十五岁年纪，无忧无虑，生命丰盈，他满怀憧憬寻求丰富的生命源泉；第二次，一八五一年，母亲与爱子遭遇海难，他疼痛满怀，神情恍惚，到叶耳找寻遇难者的遗体；第三次，在这一天，他带着孩子到她——爱妻娜达丽——的墓地。一点点的休息，一点点的安静，便可安抚他躁动的心。
　　想起曾经喜欢读姜夔的《鹧鸪天》。那些元月写下的词篇满纸尽是苍凉意。他说，“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他说，“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花好月圆，恰是贫士自嘲好时节，无车迎送，鬓角苍苍相伴处，只有那肩头坐着的小儿女。反而那句“人间别久不成悲”似要叫人觉得轻松。仿佛词人真豁达了，洞明了，盘绕心中的情结都打开了，散作前尘旧梦，杳无踪影。赫尔岑写他去爱妻墓上，不也有这样意思的话——“我的愿望不大；让我的脑子得到一点休息，希望我四周有一点和谐，我寻求和谐，我寻求和平、疲劳与衰老中的这种安静。”
　　但，念头一闪，突然觉得这样想很天真。过往的爱与悲岂是那么容易散去，又岂是那么容易就困住一个人。姜夔笔下的“白头居士”纵然有叹不尽的凄凉身世，但有宝贝的“乘肩小女”不已是最大的安慰。“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膝下娇儿，真是天外小灵童，作得字来张牙舞爪，天真可爱，词人有多少惆怅都要冲淡了！家庭，这才是最不可付出的代价。如此再看回来，“只有乘肩小女随”，是自嘲，竟也似炫耀呢。而赫尔岑的“愿望不大”，我们自然可想到，失去家庭，对命运他已付出太多，能期待回报什么，有什么能抵上失去母亲、子女、爱妻的疼痛。“人间别久不成悲”——又怎么会！世事变迁，悲痛依旧。也许黄昏的余晖恰好照到那里，你会看到，赫尔岑的爱与悲又被映亮了。于是，当他独自伫立旧日窗前，想到娜达丽受过的苦难，竟情不自禁感叹：“我虽然无限地爱她，可是我自己也参加了杀死她的罪行！”
　　读《家庭的戏剧》，细想下，作者的许多情感我体会不来。读书，文字间的气氛会在心中弥散，征服我，但又有许多悲喜情节，我被其感动了，却又有一丝相“隔”之感，我会疑惑赫尔岑或他妻子娜达丽怎么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震动，我不明白有时赫尔岑为何突然会很痛苦很愤怒，不明白有些情况下他竟忍下心去宽恕……也许这正与自身历程缺少那样的情感体认有关；也许，像赫尔岑那般具有伟大心灵者，其胸襟、激情、对生命的坦诚态度，恰是我辈所缺乏的。第一章里，赫尔岑写到1848年法国大革命失败对他精神世界造成的巨大创伤，苦杯满斟，信念支离破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我们所为之作过牺牲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已经被生活出卖了，被历史出卖了，为着它的利益出卖了……”西方腐败的文明成为他的矛头所向。同时，他也批判起那一部分“欧洲人”——那些将“神圣”轻易说出口的人——“我们忘记了多少败德的激情（古代的虚假的激情）已经混杂在一个属于这种衰老文明的现代人的心灵中了。”他失望的发现，许多使他心悸的言论，在眼下的文明中不过已变成寻常道理和口头禅，不仅失去了它的力量，而且掩盖真相，带来灾难。而我想，当今时代，也许仍不缺乏赫尔岑指出的那般“虚假激情”的言论与行动（例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号召我们所要克服的那种面对疾病的态度）。对于美、崇高、荣誉……许许多多的词汇，我们失去了应有的敬意与真诚——对它们，“人间别久不成悲”，才成为一种真正的可悲。
　　“家庭的戏剧”，戏剧，正有跌宕起伏之意。全书作为《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时代灾难写起，转入叙述赫尔岑的家庭灾难。即从娜达丽在与德国诗人黑尔威格的感情纠葛中所受伤害，到母亲爱子遭遇海难，再到娜达丽不堪承受噩耗，于悲伤中身体垮掉，生命流逝，不久，辞世；最后面是赫尔岑对身边朋友、对不名誉的黑尔威格的一些态度。在这条较为沉痛的线索之外，是一八五一年夏天，赫尔岑与娜达丽终于互相体谅彼此相信，那短暂的美好时光。这或许也是全书笔调最优美的地方。
　　赫尔岑回到娜达丽身边。那天晚餐，她身穿白色细纱短衫，脸上留下痛苦焦虑过的深痕，这一切都让彼此想起从前赫尔岑从流放地归来迎娶娜达丽时的情景，无限美好。他们似久经人生战斗的老兵，“我们不但是出了我们的力量，也试出了我们的弱点……”；但战场又是新的，“我们重新在人生路上出发，并不计较从前的事情，两个人共同挑着过去的痛苦的担子。”
　　试过痛苦的深浅，得来的和谐愈叫人珍惜，可是，若预知不久后的死别，那时的他们又会怎么想，会不会不甘心。作者的笔触缓慢，悠长，现实中的美好时光已去得那么快，文字中为何不能让它走的慢些，再慢些……赫尔岑说，“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和以后的四个月的光阴：用它们给我的私生活作一个光荣的收场。”真是酸酸的，如同人说舍得，舍得，却是如何都舍不得！
　　歌德的小诗《流浪者之夜歌》里写道，“一切的峰顶/沉静，/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们在树间无声。/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流浪者的脚步声响彻夜空，不会打搅别人，只惊扰自己的梦。他终究会安静。他的安静，或是宿命般的沉寂，或是与无声的林间殿宇的一场相遇，潜伏又超越。或许那些明媚的爱，断肠的痛，也不过是与命运的一场相遇，带来永难摆脱的悲剧性——洒了自己的血，留下自己给撕掉的肉——人，要怎样的坚强才能从中超脱，并像赫尔岑那样不无委屈的诉说，“为什么没有人猜到我心上还剩得有多少爱，在我身上耗费了多少，多少爱？……”但，又那么倔强地说着，“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却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是的，他是坚强的人，他在苦难面前大笑，而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被全世界传为神话的英国特工007（詹姆斯·邦德），日前再度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一本关于邦德的前传的书去年在英国本土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销量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哈利·波特》，并马上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引进，成为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成长小说典范。

　　近日，记者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获悉，这套系列畅销书的第一部《银鳍》中文版已经面世。

　　据悉，这套《007前传》共计5本，计划每年推出一种。已经面世的第一部《银鳍》，以少年邦德在全世界最著名的贵族中学里充满竞争、和磨难的历程为主要情节。

　　英国媒体近日报道，J.K.罗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母亲的去世对《哈利·波特》系列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0年，罗琳的生母安妮因病去世，时年只有45岁。罗琳当时25岁，“当时我已经开始了《哈利·波特》的构思，但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关于哈利·波特的故事。”母亲的早逝对罗琳打击甚大，“没有一天我不想她，我有许多话想对她说，但已经不可能了。”罗琳承认，《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死亡阴暗的基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母亲的去世，哈利·波特孤儿身份则是罗琳当时无依无靠的悲痛心情写照，“我的书中涉及了大量的死亡因素，小说就是以哈利·波特父母的死亡开场的。”

　　不久之前，罗琳小姐通过其官方网站向全世界公布了《哈利·波特》终结篇的写作计划，称将在年内完成这部被数十亿读者广泛关注的魔幻小说。但罗琳小姐这次又透露，《哈利·波特》终结篇的结尾其实早已完成，目前紧锁在自己的保险箱中。但当记者再次问及哈利的最终命运时，罗琳小姐透露道，世界上知道故事结局的人除了其本人外，只有她的丈夫。

　　“鲁迅的精神传人”会通中、印、西三大文明

　　鲁迅曾赞弟子徐梵澄旧学甚博，天赋甚高。16卷《徐梵澄文集》近日由上海三联书店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月下旬上市。该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孙波主持，历时4年编修，是国内首次相对完整地出版徐梵澄译著。
　　追随鲁迅“立人”的精神哲学
　　徐梵澄早年追随鲁迅，是鲁迅最宠爱的弟子，徐梵澄不仅通晓国学，并精通梵、拉丁、古希腊等9种语言，在中西哲学、宗教、文艺、诗歌每一领域都做过深入研究，是位集中、印、西学于一身的哲人、学术大师、翻译家。留德期间，受鲁迅的嘱托翻译尼采的著作，被称作国内翻译尼采贡献最突出的翻译家，更是国内翻译印度古典、经典的集大成者。
　　据编者孙波介绍，徐梵澄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徐梵澄至少有五大学术贡献：以精神哲学的思路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思想，如《老子臆解》被很多知识分子称道，用英文著述并翻译中国古代学术菁华，是中国第一位重点翻译尼采的翻译家；他系统地翻译印度古代经典并全面地介绍了印度现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
　　徐梵澄曾说，“锲而不舍，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孙波表示，徐梵澄由翻译尼采到介绍室利阿罗频多，又从研究翻译印度古代文明的宝典回归于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的精神轨迹延续了鲁迅的“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理想。
　　首录五部英文著作及一本古体诗集
　　据记者了解，《徐梵澄文集》收录了徐梵澄早年翻译的尼采作品《苏鲁支语录》、《尼采自传》等，他翻译并重新修订过的《薄伽梵歌》、《五十奥义书》等关于古印度文明的经典，以及他写的阐发中国哲学的《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著述。文集还首次出版了他的五部英文著作，《小学菁华》、《孔学古微》、《易大传———新儒家入门》等，当年他翻译的初衷是向西方介绍“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学”。
　　文集中还收录了徐梵澄翻译的大量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创办人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著作，其中《神圣人生论》被印度视作现代惟一经典，还包括《瑜伽论》等4部。另外还有《母亲的话》共四辑，包括当时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担任院长、被徐梵澄称为“神圣母亲”的密那的言论，甘地曾经赞曰：“此滴滴甘露也！”
　　此外，文集中还包括了徐梵澄首次面世的自订古体诗集《蓬屋诗存》，系统收集了大量集中反映他思想精神的片段，以及关于佛、老、庄的文章，如《蓬屋说诗》、《希腊古典重温》等。

　　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受困于道德禁忌
 
　　近读胡兰成的《文学的使命》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是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得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于……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胡兰成这人我不喜欢，但他这话我却颇为认同——它看似平常，其实说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很少有人能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学。确实，对于“恶人恶事”作家若能“不失好玩之心”，无论写什么事情都能把它推向“无差别的绝对之境”，文学或许就能从一种道德的困境、经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新的境界”，走向仁慈和宽广。

　　对于习惯了以俗常的道德标准来理解人世、关怀此在的中国作家来说，在如何对待“恶人恶事”这点上，似乎从未有过争议和不同意见。总有人告诫写作者，小说的道德应和人间的道德取得一致，于是，惩恶扬善式的写作精神不仅遍存于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之中，即便在现代作家身上，它也依然像一个幽灵似的活跃着，以致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最大的矛盾纠结都在如何对待文明和道德的遗产这个问题上——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诗歌界的“下半身”运动所要反抗的依然是文学的道德禁忌，所以，他们对性和欲望可能达到的革命意义抱以很高的期待。现在看来，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胡兰成所说的“好玩之心”，大概就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才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昆德拉将“发现”(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当作小说的道德，这意味着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

　　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像。文学是要回答现实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安慰世俗价值所安慰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感叹，“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很显然，这里的“终不忘”，并非忘不了世界的繁华；这里的难平之“意”，也不是说欲望得不到满足。曹雪芹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使文学超越了这些世俗图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任何现实和苦难都无法磨灭、无法改写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是非、善恶的争辩，没有真假、因果的纠结，它所书写的是人情的优美，并在这种人情之美中发出广阔、浩大的感叹。

　　当代文学的致命局限

　　曹雪芹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为小说开创了全新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诚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红楼梦》的悲剧，并非由几个“蛇蝎之人”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等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就使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从而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一种没有具体的人需要承担罪责、其实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担罪责的“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能这样处理悲剧，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迹。

　　然而，当代中国的写作，似乎总难超脱善恶、是非，总忘不了张扬什么，或者反叛什么，在艺术上未免失之小气。以前，是政治道德在教育作家该如何写作，等到政治道德的绳索略松之后，作家们又人为设置了新的善恶、是非，供自己抗争或投靠——“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论辩，“公共经验”和“个人写作”的冲突，“中国生活”该如何面对“西方经验”，“下半身”反抗“上半身”，等等，主题虽然一直在更换，但试图澄明一种善恶、是非的冲动却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文学的根本指向，总脱不了革命和反抗，总难以进入那种超越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自由境界——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最为致命的局限。

   客旅纽约，适逢“北京人艺”来美国演出《茶馆》。得友人安排，有幸在11月27日
观看了《茶馆》在纽约的首场演出。11月28日晚，在华人电视节目中又看到了对《茶馆
》演出“好极了”的采访报道，不禁感慨系之。

   凡传世剧目，都是对不朽人性的深刻演绎阐扬.如《哈姆雷特》、《奥赛罗》、《
牡丹亭》、《西厢记》、《窦娥冤》。所谓戏剧无国界，也就是人性无国界吧。《茶馆
》对王掌柜这个小人物的演绎也是很深刻很成功的。梁冠华饰演的王利发最后拿起腰带
走向灰暗后台自杀时，剧情发展到高峰，那种无奈的悲凉惨重感弥漫於舞台，传递给了
观众.这是濮存昕饰演常四爷那句震撼性的台词“我爱这个国，可谁爱我呢？”乃至全
剧所有情节台词铺垫的结果。濮存昕念完这句台词，全场静了总有一分钟；梁冠华踽踽
沉沉而行时把观众的心揪紧了。这是梁、濮个人造诣对观众的征服，是全剧的成功，也
是剧中人王利发的不朽。以我这个外行来看，恐怕这就是艺术的美了，是艺术上的成功
了。可惜的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紧要的时刻，在全剧、全体演员、编剧、导演全力
以赴好不容易营造演绎成功几臻完美的时刻，轰然而起的背景音乐竟是进行曲式的乐章
和威武雄壮的歌声“团结就是力量”。天哪！我一下子如堕水窖，浑身冰凉。这是哪儿
跟哪儿啊？典型的与世无争的小人物，几类乎闰土的王利发在万般无奈走向人生末路之
际，伴送他上奈何桥的的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名曲！这还是艺术么？这还有艺术么？

   即或退一万步说，大陆凡文学作品不能不贴上政治标签，也不能如此不顾三七二十
一啊！何况时代毕竟变化了，就不能因势利导，因时因地制宜，稍作变通？“团结就是
力量”确是一首好歌曲，但放在这儿，却连狗尾续貂也不够资格，祇能是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白米饭的老鼠屎！我曾听北京友人说，林兆华导演曾打破焦菊隐的手法新导《
茶馆》。无论成功与否，这种对艺术不断追求的尝试是令人激赏和尊敬的。林先生，何
不将这番勇气也给一点背景音乐呢？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开演前与华盛顿一位友人的通话。友人如是议论《茶馆》：《
茶馆》从清末演到上世纪的四十年代。那个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上思想异常活
跃、言论异常自由的时代，东西方的各种思想、主义都可以登上中国舞台通行无阻，达
尔文、赫胥黎、伏尔泰、卢梭、马克思、圣西门、傅立叶、克鲁泡特金、杜威、牛顿、
米朗开基罗、莎士比亚、易蔔生、普希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塞万提斯……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统统是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个时代的媒体报纸出版物，
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开放，言论最为大胆自由的媒体.大陆至今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
义 ，就是那个时代介绍过来的，其主要着作就是那个时代公开出版的。从大历史的背
景来看，完全可以这样说：那是个地平线露出了曦光，充满了希望憧憬的时代。《茶馆
》却把这样一个时代描写、演绎成了一个绝望的时代。老舍先生自有其不凡之处，《茶
馆》自有其绝响之处，但这一点，不能不说是编剧老舍先生的局限和遗憾。这番话，对
我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兹写出给《茶馆》的演员、导演林兆华、梁冠华、濮存
昕…诸位或能推陈出新，重新演绎《茶馆》时的参考。为了对自己的话负责，我愿意多
罗列二三历史事实，以为见证.《苏报》。1896年在上海创办.戊戌政变后，《苏报》仍
然力倡变法，安然无事。1903年，《苏报》介绍推荐邹容的《革命军》。《革命军》与
陈天华的《警世锺》齐名，对反清革命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苏报》同时发表章太炎
鼓吹革命排满的文章。清廷抓了章太炎、邹容。在租界审判章、邹，观者填巷。章太炎
赋诗曰：“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章太炎被判入狱三年、邹容二年。

   《申报》创立於1872年，是中国第一张报纸。1898年，《申报》刊登八国联军侵略
中国的消息。《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取自《申报》的报道。袁世凯想收买《申报
》，被老闆史量才拒绝.蒋介石杀害邓演达，宋庆龄撰文谴责，杨杏佛四处奔走，就是
没有报社敢发，祇有《申报》史量才，当场拍板第二天见报。蒋介石威胁史量才“我有
百万雄兵”，史量才傲然答曰“我有百万读者”。1949年5月27日，《申报》最后一期
，刊登了进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宁可淋雨、不愿意到居民家中休息的报道。

   《新华日报》。这是中共在陪都重庆办的报。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允许它的存在，
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最大的刁难是对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报道给删了，因为政府对此
的观点与《新华日报》恰好相反对立。被开的“天窗”周恩来手书“千古奇冤，江南一
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仍然印了上去。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新华日报》在
南京依然出版。

   《新青年》、《共产党宣言》都是在《茶馆》第二幕的时代行世的。相比五十余年
来，大陆的钳制扼杀言论自由，新闻检查新闻封锁，《茶馆》的时代确实是一个令人看
到微曦，带来希望的时代。

   再来说几句题外话。《茶馆》三幕间穿插的数来宝顺口骂“美国兵”的台词，引发
了全场的哄堂大笑。无独有偶，今年2月27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庆贺刘宾雁先生文学创作
活动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的聚会上，也有人用数来宝演唱“奇袭白虎团”。同样地在山
姆大叔的土地上大骂美帝国主义，同样地获得了满堂笑声外加热烈的掌声。唯一不同的
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着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主动邀请用数来宝骂美国人的先
生上普林斯顿大学讲坛，讲一堂中国民间演唱艺术的课.多元文化的美国人对挨骂泰然
自若、对各种文化兼容幷蓄善於学习引为己用的器度与精神，是中国大陆一元文化所无
法想像无可望其项背的。

   由此，我想到，《茶馆》如果能去掉政治标签，去掉明显蛇足的第三幕中宣传西山
八路军抗日的情节，而能纯从挖掘人性、彰显人性、演绎人性的角度导、演，那么，《
茶馆》成为历史性的传世剧目、跻身世界话剧舞台的殿堂，是可以预见的。

   谨以此“外行观《茶馆》”记，以为奉献给“北京人艺”的一瓣心香，以表年青时
代对焦菊隐、於是之、英若诚、蓝天野、郑榕、童超……那一代艺术家的敬意，同时，
也对青出於蓝将胜於蓝的新一代演员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诸位新秀十分精彩十
分敬业的演出表示感谢和企盼。恕我不再重複许多人许多文章说了无数遍的我也完全赞
同的那些对《茶馆》的赞美之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