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天水案的一点新情况 王金波 |
|
【2006年1月14日狱委讯】今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江苏泗阳杨天水四姐杨桂香家，了解到一点新的情况。 据天水的姐夫说，他从天水的房东（天水被抓时住在南京市江宁新区 天水的姐夫说，迄今为止他们家没有接到有关天水案子的任何法律文 天水的姐夫还说，他们家早就给山东李建强（刘路）律师寄过委托 上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天水的姐夫就说，太不象话了，什么法律手 （2006-01-12山东莒南） （来源：民主论坛） |
新闻控制与新闻冲击
|
|
|
【2006年1月13日狱委讯】2005年12月底从北京传出消息，《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这消息顿时成为国际媒体和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政府如此压制打击新闻工作人员，国际媒体和国内舆论纷纷谴责。据国际媒体报道，《新京报》的2000多名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因为抗议无端撤免该报正副总编辑，举行了罢工或消极怠工。罢工之后又有消息传出，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可以保留职位，总编辑杨斌则不可留任。 《新京报》的正副总编辑同时免职，是因为《新京报》敢于直言和深受民众欢迎。如河北定州官方组织、雇佣黑社会分子，袭击保卫家园的农民而造成6死数10人重伤的血案，中国国内就是《新京报》率先披露，并跟踪深入持续报道的。由于《新京报》敢于直言和关心弱势民众，虽然《新京报》仅仅创办2年，但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报刊业已经站稳脚跟，有了数十万份的销量，可见深受民众欢迎的程度。 不过《新京报》的直言和受欢迎，正是中国官方不满意和颇有顾忌的所在。据说有中央高层直接点名《新京报》，中共中宣部也一再向其管辖的光明日报强硬表态。光明日报顶不住这些来自高层的压力，便对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占有优势股份的《新京报》施行大手术，一举撤免三名正副主编。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占有《新京报》的弱势股份，对这一撤免即使不同意可能也无可奈何。但是《新京报》的员工对如此粗暴的新闻压制强烈不满，许多人接受采访甚至上网呼吁民众关注支持，进而采取罢工和消极怠工表达立场。 《新京报》的遭遇，《新京报》员工的抗争，典型地反映了目前中国媒体的状况：即来自政权的新闻控制，与新闻工作人员对控制的冲击，并且这种冲击日趋强硬。新闻控制对中共政权而言，是绝对不可放松的生命线，中共毫不讳言要牢牢掌握笔杆子和枪杆子。他们过去抢夺政权靠的就是这二杆子，他们同样明白要永远控制政权，依然必须依靠这二杆子。而且在没有战争的年代，可能需要更多依靠笔杆子。所以一旦发现笔杆子用起来不顺手，他们就开始从结构上修理笔杆子。这样的案例为国际社会所了解的不胜枚举，近年单单是引起国际国内轰动的，除了这次《新京报》的撤免事件，还有臭名昭著的将《南方都市报》多位负责人逮捕甚至判刑事件。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中共严密掌控新闻媒体的强蛮意识，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并注定趋向减弱直至消亡。诸多别的国际国内因素都不说，单是中国媒体冲击新闻控制的内在动力，中共当局恐怕就难过这一关。 首先是新闻工作人员的职业尊严和职业道德，即使在中共的严密掌控下也时有闪现，例如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不少媒体的工作人员不仅加入游行行列，并且打出了“我们不再说谎”的横幅。《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清洗镇压，是近些年国家控制与媒体冲击控制的典型事例，个人的或整个媒体的类似情况多有发生不胜枚举。可以预见，即使中共当局加强新闻控制和镇压，这样的冲击事件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新闻职业的尊严和职业道德，一旦觉醒只会增强不会受压就减弱。 其次社会上决不缺乏直言敢言人士，在中国目前贪赃枉法泛滥、社会不公充斥一切层面，直言敢言人士必然要借助媒体，千方百计将心中的块垒一吐为快。而且对于这些社会现象，也必定存在强烈的社会舆论。这是新闻工作人员必须面对的巨大压力，会促使新闻媒体稍有可能便要力争有所作为。 最后却是最主要的媒体内在动力，是中国的媒体已经形成了已经一定的竞争关系，不同于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党的喉舌，而且随着媒体经营收入的上升和财政拨款的下降，竞争必然日趋激烈甚至成为生死之争。有竞争必然优胜劣汰，符合社会需要的实话有见地之话兴兴向荣，党的喉舌那类假大空言辞没落衰亡。所以中国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冲击新闻控制的力度也会越来越大。 当然，媒体即使有这些内在动力，中国的新闻控制也难以短期根本改观，而会较长时期处于胶着状态。新闻控制和新闻冲击会形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中共当局就是千方百计按压，但总会按下这头浮起那头，并最终有一天会按压不住，而中国的新闻自由也就在控制与冲击的较量中逐渐成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一月八号二零零六年 |
高智晟律师突被带走后维权运动早期的营救模式
|
|
|
【2006年1月13日狱委讯】今日中午12点40左右，我正在湖北十堰一家饭店吃饭，突然接到大纪元一记者的电话，称高智晟律师的夫人告知她，高律师在12时20分被北京警方带走。我立即表示：“拘捕高律师是完全违法的，我们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放人，否则他们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记者要我估计高律师为何被抓，我估计是因为我俩建议成立汕尾事件民间调查委员会的缘故。我说，他们可能会将高律师传讯24小时，也可能会将他刑事拘留。如果是刑事拘留，那么今天下午或明天，我也会被抓走。我请记者帮助呼吁海内和海外各界人士都站出来说话，并呼吁世界各国的媒体、人民和政府出面营救高律师。 随后，我立即将高律师被抓的消息告知了维权律师范亚峰博士。不久，另一位维权律师藤彪博士来电，提醒我也要注意安全。我请他帮助立即起草一份维权律师的集体声明，紧急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抓的高律师。 数分钟后，著名维权活动家赵昕来电询问，我告知了情况，并请他和朋友们在确认高律师被刑事拘留后，帮助呼吁并请欧洲的朋友们帮忙展开为高律师申请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我非常讨厌“未来总统”一类话语，认为这是帮倒忙的、不严肃的游戏，但我认为对于诺贝尔和平奖，高律师当之无愧。） 我继续吃饭，未去将消息发在网上。但事后我在一家网络论坛上看到著名学者、维权活动家许志永博士于13:33:51发出的紧急声明《强烈关注高智晟律师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内称：“刚刚得到消息，高智晟律师被警方带走，对于高智晟律师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我和滕彪、李和平律师等表示强烈关注。我和滕彪已经接受委托，随时准备为高智晟律师辩护。毫无疑问，高智晟律师的人身安危是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捍卫中国的民主和法治，捍卫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从一个一个个案开始，从高智晟律师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开始，作为中国的法律人，我们责无旁贷。” 在我看来，许志永博士的话十分精到，堪称一份维权运动的集体宣言。 约在13点50左右，范亚峰博士来电，称高律师已被放回。不久我联系上高律师，高律师轻描淡写地说，此事是一起偶然事件。因为便衣总是对他贴身跟踪并进行录像，他十分生气，反过来对贴身跟踪的便衣录像。对方贼喊作贼，称要捍卫公民肖像权，于是挑起了与高律师的冲突，引发了群众围观，对方报警，警察来了，将高律师带走。我在电话中对便衣的违法行为表示了严厉谴责，但也劝高律师大人大量，不要再与这帮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小孩计较。 事情至此结束。但我和许多朋友都认为：此事不象是“偶然事件”，更象是一种刻意的试探或警告。我在前几日对于有关方面近期设陷阱拉人、以制造冤狱或吓阻我们的预感看来是较为准确的。 因此之故，我特将今日我和几位朋友的即时反应粗略记录下来，向世人“透明”我们维权运动的早期营救模式。如果将来任何时间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或几位失去了自由，希望朋友参考上述线路作出立体反应。 此一突发事件，虽然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怒，但不会改变我们维权运动适度后撤、给政府以一段缓冲的初衷。
（写于1月13日15点40分） |
美国之音对刘青退休的报道
|
|
|
【2006年1月13日狱委讯】（VOA记者：东方）中国老资格的民运领袖和人权活动家刘青表示，他已从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主席的职务上退休。长期以来，中国人权组织在抨击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人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最近“中国人权”有部份理事会成员对这个组织的内部运作以及经济帐目等问题提出争议。 “中国人权”有国际影响力 “中国人权”成立于1989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政府1989年武力镇压了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中国人权”向中国国内六四遇难者的家属提供救济款，每年参加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人权大会，揭露和抨击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权”组织一直保持跟媒体、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合作。 美国《追求自由》杂志刊登了“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奈尔的一段话，他形容中国人权为 “一个最用心思考如何发挥影响力的组织”， 他同时表示中国人权 “在人权事务的处理上已日渐成熟”。《太平洋周报》最近刊登巴黎国际研究中心著名汉学家白夏的文章，将“中国人权”逐日增强的影响力归功于过去十年“中国人权”高质量的信息提供、严谨的研究、高效率的工作、以及和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接触。 刘青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退休后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坐下来写一本书，用两年时间记录1976年以来他投身中国民主进程的经历。 刘青1月8日正式宣布退休。刘青退休后，将不再设立“中国人权”主席这一职位。不过，退休后的刘青仍然担任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刘青在1978至1979年参加了著名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并且帮助出版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证词，为此被当局判了三年有期徒刑，随后他因为试图将长达196页的叙述魏京生监狱生活的文章偷运至海外出版而使他的刑期被延长至10年。 1992年7月，刘青获准离开中国，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三个月后他在中国人权开始担任领导职位。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人权”从开始只关注政治异议分子转向保护人权，这归功于刘青的人际网络。“中国人权”经常是第一个向媒体公开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案件的组织。 但是，刘青在中国人权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2004年，他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2005年，“中国人权”几位有影响力的理事要求刘青辞职。方励之和郭罗基等中国人权理事在一封公开信中指控“13年未经选举的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再一次不经选举继续连任”。另外，他们还指责“中国人权”的开支缺乏透明，“每年开支近300多万美元，只有10万元左右用于人道援助，60%以上用于薪水和办公费，其余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领导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分配。” 刘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这些指控都是不实的，甚至都是编造的。关于这些东西，我会陆续写一些，不过，我不会写那些大字报之类的东西，我只是把事实讲出来。” 很多观察家对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表示关注。南华早报援引中国问题专家门罗的话说，在海外，运作民运组织并不容易，因为流亡政治的弊端和背后插刀的现象充斥其中，“几乎所有的民运组织都分崩离析了，不是因为自我毁灭就是内讧，而‘中国人权’能够存在了13年本身就说明了问题”。门罗将“中国人权”的成功归功于刘青的领导。 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任不寐在听到刘青退休的消息后表示，刘青先生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一直应该得到、也将会得到理性和客观的评价。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刘青退休后，“中国人权”将继续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奋斗，工作将不会削弱。她说：“明天会更美好。” |
拉什迪又一次“入围不获奖”
1月3日晚，英国著名的惠布瑞特文学奖（WhitbreadBookAwards）评审委员会公布了2005年度获奖名单。在最受人瞩目的小说单元，苏格兰女作家阿里·史密斯（AliSmith）不负众望，凭借其本人第一部长篇小说《意外》（TheAccidental）最终夺魁。值得注意的是，与阿里·史密斯同为“布克奖”失意者的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则继续延续着逢奖“必入围但不获奖”的怪圈，2005年不属于倒霉的拉什迪。
《意外》讲述了一位名为安珀的妇女在诺福克郡的奇异经历。评委们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带来欢笑和悲伤”。在得知获奖消息时，现年43岁的阿里·史密斯简直不能“相信”《意外》最终会获奖。
阿里·史密斯原先是位大学讲师，后由于严重的慢性病长期在家休养，在此期间她开始踏上文学之路，并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2001年的短篇小说集《世界旅店》（HotelWorld）曾分别入围“橙子文学奖”和“布克奖”最终入围名单。《意外》作为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2005年度“布克奖”的最后角逐中败给了班维尔的《大海》。
包括小说单元在内，惠布瑞特文学奖共设立五个单项奖。希拉里·斯珀林（HilarySpurling）的关于法国绘画大师马蒂斯的传记《绘画大师马蒂斯》（MatissetheMas－ter）获得最佳传记奖，该作品历时15年才最终完成。33岁的旅英马来西亚籍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Aw）以首部英文小说《哈玛尼的丝绸工场》（TheHarmonySilkFac－tory）获得最佳新人奖，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位记者二战期间在马来西亚丛林的冒险经历。在诗歌单元，获奖作品是一首名为《意外访问》（ColdCalls）的现代版“伊利亚特”，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劳格（ChristopherLogue），他的前一部色情小说曾在英伦三岛引起轰动。凯特·汤普森（KateThompson）的《警察新手》（TheNewPoliceman）无可争议地获得儿童文学奖，小说叙述了一位男孩与母亲之间的感人故事，作者用真情感染了读者也打动了评委。
据悉，每位单元奖获得者都将得到8700美元奖金，颁奖仪式将于1月24日举行。另外，颁奖当日还将颁出惠布瑞特年度最佳作品奖，奖金近43000美元，大奖将从已宣布的五个单元奖中评出。
美国畅销书作家真面目被揭
公开亮相的“勒罗伊”
谁也没有想到，在美国畅销书作家勒罗伊的背后竟然藏着惊天秘密。据《纽约时报》9日披露，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勒罗伊先生，公开亮相的勒罗伊居然是由一名女性扮演的。这不能不叫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
美国畅销书作家勒罗伊先生的身世十分悲惨，却又是激励人心的。他幼年逃离了西维吉尼亚乡下的家，一度因无家可归而沉溺于毒品，生存的压力还迫使他只能靠路边卖淫维生。最后，一对好心的夫妇救了他，请心理医生为他治疗，使他终于告别了布满阴霾的青少年生活，并开始了写作生涯。
目前，勒罗伊已经出版了3部小说，虽然小说因为详尽描写了儿童卖淫及吸食毒品而备受争议，但没有阻挡住勒罗伊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成功之路。
原是女模特假扮
自今年25岁的勒罗伊发表小说后，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世深表同情，也为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自他公开宣布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他都得到了各界名流和著名作家的帮助，这些人都是目前炙手可热的人物。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勒罗伊也尽量保持低调，通常都戴着假发和太阳镜。但谁曾想到，众多的读者和社会名流，就连曾经采访过勒罗伊的记者都受了骗。原来，这位作家并不是“他”，而是“她”，公众眼里的勒罗伊是由20多岁的女模特努普假扮的。
这个惊人的秘密被揭穿缘于一张照片。不久前，努普小姐于2003年参加圣弗朗西斯科一家服装店开业时的照片被曝光，并在网上广为流传。而与作家勒罗伊比较亲近的5个人都证实，照片上的努普小姐正是他们所认识的勒罗伊。这些人包括勒罗伊的经纪人、公司经理、准备将他的一部书改编为电影的制片人等。勒罗伊的经纪人看了照片后说：“就是勒罗伊，我们面对面见过无数次了，怎么会弄错。”电影制片人同样肯定地说：“就是他，我们在拍摄电影时常常在一起工作。”
同时在那张照片上出现的还有一名时装设计师。他很确定地说：“当然是努普，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还在网络上的另一张照片上指认出了努普小姐。那家服装店的老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努普是他邀请的一个朋友，并且是他的公司网页上的服装模特。
美国记者曾经一度联络不到努普小姐。在终于接通电话后，努普小姐只是说：“我目前的生活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对进一步的询问，她一概避而不答。
到底是谁在写书
那么，到底是谁用勒罗伊的名字写了那些畅销书？
《纽约时报杂志》曾发表署名碧奇的一篇文章，称40岁的阿尔伯特女士和39岁的努普先生是这场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文章说，努普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摇滚歌手，他和阿尔伯特凭空捏造了一个名为勒罗伊的人物，想以他的名字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名声后，再把影响扩大。于是，阿尔伯特女士开始假扮勒罗伊进行创作，并以勒罗伊的身份写邮件、发传真，甚至模仿西弗吉尼亚口音来接电话。一名与阿尔伯特女士熟识的男子作证说，他曾奉阿尔伯特之命输入并且传真了部分手稿，而这些东西和后来出版的勒罗伊的小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勒罗伊成名之后，就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假扮这个人物，努普小姐正是努普先生的妹妹。
《纽约时报》发现，该报去年9月以勒罗伊为名发表的游记描述了作者游览巴黎迪斯尼乐园的事情，文中提到同行的有4个人，但是找到的旅游单据中只有3个人的费用：阿尔伯特女士、努普先生和一个男孩。巴黎迪斯尼乐园宾馆的员工证实，阿尔伯特女士曾自称勒罗伊，说她3年前做了变性手术，和她一起旅行的是她的丈夫和儿子。
目前，阿尔伯特女士拒绝回答来自媒体的众多质疑。
利用同情心成名
这一事件在出版界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勒罗伊的经纪人坚称，勒罗伊的书在20多个国家畅销，出版将不会受到影响。但出版商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将站在读者的角度上重新考虑与勒罗伊的合同。勒罗伊的假面具被撕下后将对读者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对虚假作者的作品是否还会感兴趣？
不过，出版商还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些同情、帮助、支持过勒罗伊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人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勒罗伊把自己乔装成一个受艾滋病煎熬、与死亡抗争的勇士，从而博得人们的同情，利用人们的善良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多么令人痛心。
兰登加印500万册《达·芬奇密码》
电影《达·芬奇密码》在不久之前正式关机，预计将于5月19日全球公映。这一利好消息再次刺激了小说《达·芬奇密码》的畅销，为应对电影上映可能带来的阅读狂潮，兰登书屋日前宣布，出版社将赶在电影公映之前向图书市场集中投放500万册平装版《达·芬奇密码》。虽然小说出版至今已近三年，但兰登书屋对《达·芬奇密码》的持久畅销充满信心。
据透露，此次加印的平装版共分三个版本，其中包括普通平装版、口袋版和大开本平装版，售价在7.99美元到14.95美元之间不等。平装版的大规模上市对美国读者是一个好消息，北美市场精装版的强劲销售势头平装版至今未在北美销售，因此这也是兰登书屋首次在北美发行廉价的平装版《达·芬奇密码》。除此之外，作为电影衍生品，兰登书屋还将出版20万册电影插图版的《达·芬奇密码》，售价高达22.95美元，内容包括全部的电影台词和部分影片照片等。
据悉，500万册平装版《达·芬奇密码》暂定于3月28日全球统一出售。
一部小说引来诽谤罪
 |
６３岁本该安享晚年，可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涂怀章却被法院以“诽谤罪”判了６个月的拘役。给涂怀章招来这大麻烦的，竟是他临退休前创作的一本小说。
小说惹来大官司
２００３年８月，涂怀章发表了长达３９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殃》。故事发生地在“大扬江、小含江交汇的两江三镇”，小说中的大学则“北临大扬江，南靠杉湖”，地处“宝树湾”，名为“两江师范学院”。小说梗概是，报社记者喻维尘仰慕大学教师喻维山之名，在“文革”期间以两人联合署名方式给江青写信。“四人帮”被粉碎后，这封信被转到喻维山所在的大学调查，大学党委书记曾文纠集蒲若腾等人，借机猛整宿敌喻维山，上演了一出极左闹剧。
《人殃》面世后，许多著名学者、评论家纷纷撰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涂怀章也将书赠送给湖北大学的同事和领导。然而就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曾在湖北大学?穴原武汉师范学院?雪工作的１３名老教授、老干部以涂怀章犯侮辱、诽谤罪并造成精神损害为由，向武昌区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１２月，因证据不足被驳回。１３名原告提出上诉，武汉市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
２００５年８月，武昌区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审被认定诽谤罪
涂怀章系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在湖北大学工作近４０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被湖北省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津贴。而将涂怀章告上法庭的１３名原告都是他原来在湖北大学的同事或领导。
一审法院认为，书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地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此外，武昌区法院经审理查明，“１９７６年涂怀章与自诉人涂怀呈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因当时文章未及时发表，涂怀章与涂怀呈给江青写控告信。１９８２年中央清理‘三种人’时，湖北大学对涂怀章给江青写信的事进行审查，１３名自诉人中大部分都是当时审查组成员。”
涂怀章对此提出质疑：“应该查档案证明，原始信件上是谁的签名，信到底是谁写的？”
武昌区法院则认定，小说虽未写明真实姓名，但是以特定的人为描写的，先锁定人物对象，再捏造事实，人们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此手法足以损害人格和名誉；而涂怀章赠书表明存在捏造和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
因此，法院最终判定涂怀章犯诽谤罪，判处拘役六个月。
涂怀章已向武汉市中院提起上诉。
小说致罪引发争议
作为小说的文学作品《人殃》遭起诉而获罪，这在湖北省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湖北省作协主席王先霈在主席团例会上发表了看法：“湖北省作协强烈希望司法机关能注意到这是一部小说，是文学作品，所以由作品内容本身产生的纠纷主要应该按照文学的规律，用文学评论的方式来解决。”
武汉市作协１２月２２日也发表公开信声援涂怀章：“《人殃》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允许艺术虚构的，而且小说也可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任何‘对号入座’都是幼稚无知和荒唐可笑的。”
湖北省作协一位副主席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这种诉讼还陷入一种两难的悖论：如果你说《人殃》“歪曲历史、捏造事实”了，这种攻击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它是小说，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去虚构、创作，去“歪曲、捏造”，你干吗还自寻烦恼去“对号入座”呢；如果你说《人殃》写得太真实了，触及到了你历史上的污点，或与你不光彩的过去巧合了，这证明小说并非“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更谈不上“诽谤”。
因著作《张居正》而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湖北作家熊召政认为：“小说中没有一个姓名、地点是真的，却因为有人对号入座而使作者被判刑，这不能不说是无视文学创作的规律。”
当地一些作家和评论家认为，法院的判决犹如“索隐”推断，将想象虚构的小说情节作为判案证据，有违法理。此方法如果用在大多数文学名著上，几乎每个被贬损的对号入座的对象都会有理由起诉作者。
小说如何构成诽谤
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小说的创作如果以影射历史事件为目的，而让当事人及熟悉者可以对号入座，则无疑可能构成名誉侵权，当事人可提起民事诉讼。
但如要上升到刑事诉讼，则“小说是否能够构成诽谤罪，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萧瀚认为，“第一，本案自诉人何以认定小说中人物是自己？第二，法院采信何种证据可认定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这是本案的关键。”
锁定一个人使他在权利意义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一般有两种方式。一、公开说出其姓名和一定时期的身份(同名同身份者除外，需要再加其他条件才能特定化)；二、方式不公布这人的姓名和身份，但详细描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包括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其他人物、真实的时代背景。
小说事件所发生的背景，在自诉人眼里正是上述第二种方式的变种，即作者既没公开自诉人姓名，也没真实的地点、事件和其他人物。
“从司法技术的角度看，武昌法院要认定涂怀章构成诽谤罪是极端困难的，可以说几乎不可能。”萧瀚教授认为，法庭至少要论证“即使小说人物不符合上述两条特定化形式，但确实足以使认识自诉人的人们看完小说后，自然会将他们视为自诉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新在《论小说侵害名誉权责任》中对如何判定小说侵害名誉权提出了重要的参考标准，这一标准如今也被大部分法院所沿用。
杨立新教授指出，不用真实姓名，地点也是虚构的小说，确定小说中的人物确指原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基本特征必须相同。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将一人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如职业、经历、外貌等特征。
二是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必须相同，即生活、工作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应相当一致。
三是熟悉现实人物的人读后公认小说人物是指现实人物。
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就可以确认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排他性，确系描写现实人物。
“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中，确定这类小说中人物排他性，采取‘纵横比较法’，值得借鉴。”杨立新介绍说。
纵向比较，即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纵向经历划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一个典型的事件作为标志，分析对照；横向比较，则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在横的方面划分出几个部分，如婚恋、婚变史、特殊的历史事件、外形特征、人际关系、生活环境等几个部分，分析对照。
杨立新教授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撰写、发表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写的人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的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萧瀚教授认为，《人殃》是非常典型的小说，人物、地点、事件都是虚构的，其艺术真实是一种逻辑和情感的真实，不是能够进行现实对应的具体人、事的真实。因此，读者本身就不应该随意想象小说人物就是现实人物。
“一切现实主义的作品在生活中必然有原型，不可能完全凭空虚构。如果将《人殃》简单地进行这种虚实对应，会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就是一切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可能都会构成诽谤罪。”萧瀚说，这种司法的泛滥将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终结。
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律既要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利，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应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中国诗歌中心落成 诗歌大道耸立25尊诗人像
1月28日，将是中国诗歌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中国诗歌中心将在成都落成。中国诗人有家了！
诗圣杜甫是诗歌中心的“起笔”，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诗圣文化园和唐风街构成了中国诗歌文化中心的4大版块，“诗歌大道”、“新诗小径”、“诗歌广场”、“游客诗墙”、“诗歌典故”、“诗歌意境”等犹如一张张秀丽的风景明信片，如诗如画地“定格”在人们心中。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杜甫是中国历史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诗人，他广泛师法前代及同时期诗人，可谓“集大成”。而唐以后的历代诗人，无不深受杜甫影响。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逐渐颓败，但后代不断有诗人来此探寻杜甫遗迹，自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砥柱犹存的草堂旧址，恢复重建草堂茅屋，以后历代有人培修、扩建草堂。前来瞻拜诗圣的文人骚客，可谓络绎不绝。从苏轼、黄庭坚、陆游到何绍基、顾复初，一时风流人物都曾在此留下优美诗篇。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说，成都本身有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从古代到现代，历代都有很重要的诗人，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诗人生活在成都。他们在成都文化的浸润下，写出了不少很好的诗篇。历史证明，成都有良好的诗歌氛围，是诗歌的土壤。
在草堂建诗歌中心，是成都文化界的一大创举，具有非常的意义。2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化的发展。近几年，成都文化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诗歌在城市文化中的建设作用非常明显。“中国诗歌中心能在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地方挂牌，对全国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这座开放型的诗歌中心，将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
诗歌中心落成后，全国的诗人们在西南大地拥有了一个家。现代诗人们将谱写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诗歌新篇章。
按规划，诗歌中心应该有个“激活”的功能，拉动中国诗歌的发展。诗歌大道按时间顺序列出中国自《诗经》、《楚辞》开始至今历代杰出诗人，整条大道由诗人诗句贯穿始终。在从杜甫草堂南大门到浣花溪公园廊桥388米的诗歌大道上，由雕塑家叶毓山“操刀”的25位历代著名诗人雕塑栩栩如生，“三苏”、“三曹”、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韩愈等，诗人们或悠然、或悲怆、或温婉、或激昂，或坐、或站，“述说”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诗歌文化，“牵引”人们的眼睛。
从目前诗歌中心的陈设来看，古代作品居多，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已经经过岁月的检验。但现当代诗歌会陆续补充上去，诗歌中心既不薄今又不厚古。
诗歌中心的作用是充分发掘、利用诗圣杜甫与诗歌圣地杜甫草堂的独特地位、知名度与感召力，将草堂文化内涵发散开来，以现有浣花溪公园为载体，注入中国诗歌文化的大主题，构建起一个开放、互动的格局，最终成为一个散发着诗歌文化魅力、具有浓厚人情味和诗意氛围的文化场所。
作家骆文荣获波兰文化贡献奖
近日，波兰大使馆向中国著名作家骆文转呈由波兰政府授予他的“波兰文化贡献奖”奖章，骆文的夫人王淑耘代其领取了奖章。
2003年逝世的中国著名老作家骆文，历任延安鲁艺助教、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他一生勤奋，在歌词、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小说等诸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1年，在他86岁高龄时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骆文先生从1964年第一次出访波兰起，就对波兰的历史及其在建立现代波兰社会的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了解了波兰失去独立的历史基础上写下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书中描述了18世纪末波兰人民由于国家领土多次被瓜分而遭遇的悲惨命运，生动再现了波兰人民英勇抗击外来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苦难历程。